悦读MOOK（第四卷）

说真话难

　　◎ 陆谷孙

　　巴金老人提倡说真话。他老人家逝世后，众口哓哓一阵之后舆论界似复归沉寂。我却在这时读到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小文《写真话的五种困难》，想放一通马后炮。

　　布氏陈述的第一难是勇气。等而下之分别是：识别真伪的能力、以真话用作武器的艺术（即我们所说的“春秋笔法”？）、发挥真话效应的胆识、在公众中散布真话的手段（亦即“话语权”吧？）。

　　毫无疑问，说真话需要勇气，极大的道德勇气。巴老曾自我批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己懦弱、胆怯。大人物尚且如此，遑论我们这些小八拉子了。我曾参与过举拳成林，狂呼打倒；也曾不得不助纣为虐，落井下石，最后落到唾面自干的下贱境地而终不敢咕哝一句真话。有人说这是外部环境逼迫所致，有人说是当事人本身缺钙。两说都有道理，但似乎又都不能完全解释勇气的缺失。真正要探索话语勇气，我看脱不了哲学思考的勇气：人的原初、存在/存在性、历史性、焦虑、关注、担当，当然最后还有湮没和死亡。一九六八年苦夏某个黄昏，我曾作为亲属去上海南市区某民办小学认尸并见证姑母自杀现场。那是一个空间逼仄、光线晦冥的小学生厕所，裸樑低矮，姑母即投环于此。要在这么一丁点儿的空间完成自杀动作，非有铁定的死亡决心和勇气乃至技巧不可。我的另一位亲属割断动脉，鲜血喷溅，染红隔离室墙头而死，也够惊心动魄。一位大学老师和师母因不堪剃“阴阳头”的凌辱，穿戴齐整，面对面相距咫尺悬梁自尽，屋里孤灯如豆，桌上翻开着一本《圣经》……死的勇气远远超过了说出真话（纵然缇骑们不予采信，甚至因此会来割了你的喉管）的勇气，这是当年大部分毅然以死抗争者们的共性。由此看来，真正的勇气来自对于如柏拉图在《智者篇》（Sophist） 中所提隽永问题“存在或虚空？”的大彻大悟。在完全看透虚伪话语专政的实质之后，深谙“不要和愚盲的人空作争论”（普希金语）之理，这些人如柏拉图所说，从原初的偶然性存在，飞跃而抵达绝对的虚空彼岸，无视救赎，不论来世，我视此为真正的大勇 —— 尽管从古到今也有渺小无谓的自杀，尽管就在上述那个年代也有即便自杀后还留下遗书山呼“万岁”的。

　　说真话的勇气有时会伪装得很巧妙，貌似激昂，实为虚勇，在拥有话语霸权者那儿更是如此。记得有位大人物曾号召广开言路，提倡“五不怕”，我们当时听了觉得说话人确乎把话说到了极致，言辞逼真，勇气超群，由不得你不信。就连寻常头脑清醒的某位沪上翻译大家也为这言辞的真诚和勇气所倾倒，致信海外爱子时不忘赞颂。我敢说，说话的那一刻，说话者本人也已被自己的气魄所魅惑，口无遮拦地刹不住车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来的事实证明，那种话语勇气只是阵发性虚勇袭来时的信口开河，更何况“五不怕”并不适用于说话人本身，尽管高谈阔论无妨。虽则如此，恐怕说话人心灵深处也不无惧怕：怕别人觊觎，怕“众庶”聒噪，怕死后鞭尸……至于究竟怕什么，只有说话人自己知道了。

　　布莱希特提到识别真伪的能力，其重要性有时可能并不亚于勇气。想当年中国的红卫兵满口豪言壮语，你说他意识到自己就是在说假话？未必。至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了蛊惑，真伪不辨；直到把他们利用够了，一脚踢到穷乡僻壤去接受“再教育”，“修理地球”，顺便解决棘手的就业问题，这时大概才悟出当年“真话”之伪。但要他们说真话忏悔，对多数人而言，难莫大焉。当年参与打死过中学校长的什么“要武”小姐，今天稳做美国富婆，问她当年作为，不就讳莫如深了？

　　关于“春秋笔法”和话语权两端， 其实是有关联的。近读某公回忆录对此尤有体会。因为拥有话语权，回忆录里那种说别人“放肆”、“轻佻”、“下贱”的谩骂，那种睨视一切的张狂，使人相信即使是过气人物，只要拥有话语权，何必用上“春秋笔法”？倒是在提到当年曾经以审查人身份如何霸占被审查对象老婆的本人“放肆”、“轻佻”又“下贱”的劣迹时，不敢说真话了，有点被迫“春秋”了，还拉虎皮作大旗，最好把别人的嘴也统统封住。有趣的是，把某公作品付诸枣梨的据说已被捉将官里去，写书的作者本人倒安然无恙，尽管继续骂娘连带着说假话无妨！

　　有识者称，即便是世所公认的大家，如写《忏悔录》的卢梭，读上去坦诚，实则含有不少虚假成分；欧内斯特·海明威自称钓到大鱼，却有人看到作家其实是潜入鱼肆买来的。由此是否更能证明说真话之难？

　　也许，人之初，性本“伪”吧？■

　　胡适谈毛泽东

　　1959年12月26日

　　中午，留胡颂平吃午饭。先生谈起《碑传集补》里收的“吕佩芬家传”说：“这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选自《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 编著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