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与和田教授在京都逛书店

　　◎张建智

　　二○○六年五月，日本正逢上一号台风吹袭之际，我们首到的是大阪市。下机后，在机场大厅等候。说是有一位老教授来接我们，但是从未见过面，连随团的翻译也没见过。这位老教授是翻译的夫人小叶数年前在日本求学时的导师，抵日前已约好在京都车站相认。不一刻，在我们东张西望的视线中，出现了约有六十多岁的一位老人，在向我们走来，只见他手臂上挂有两把木柄伞、戴着一副眼镜。翻译高先生，看到了这相认的标记，急步上去与他对话，随即很兴奋地向我们介绍说：“这就是我爱人在日本的导师，和田克斯教授！”对方随即向我们鞠躬行礼，我们也彬彬以还。大家稍寒暄后，和田教授即带我们到一家小餐馆，在那里我们一边喝饮料吃点心，一边双方作些介绍。日本在饮料中大多要放上点冰块，肚中饥寒的我们，有点不习惯，初次相识的和田教授，在匆匆的小憩中，向我们介绍了他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在日本行程，还很简明地向我们交待了在日期间应注意的事项。比如，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国家，如一旦遇上，应如何不慌不忙地应对，都向我们仔细关照。随后，因下榻地是在京都，他说需要立即带我们乘火车去那里。

　　当我们一行所乘的火车到达京都时，我眺望京都的天空，正是台风带来的一片雨濛濛的情景，我看到外面街道上的行人，都撑着一把把长长的木柄伞。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时间已是午后，台风时节的京都温度，不像是五月的初夏，倒有点儿象春寒料峭的初春时光。和田教授很能体会我们到异国的心情，把我们安排在一个乘地铁与火车都很方便而又安静、名叫“大巴”的宾馆。住下后，他向我们交待了明天在京都一整天的活动，而其中令我高兴也令我最激情难忘的，是他特地为我们安排了在京都逛书店的精彩节目。

　　逛书店、淘书，在短暂而匆忙的访日行程中，也许是多余的，原本已经排得紧紧的时程中，不就浪费了一天？然而，和田教授却不是这样想，许是天下读书人灵犀相通，我以为能在京都，这堪称世界文化都市，能在那里逛书店、淘旧书，岂非机会难得。甚或比去日本有名的金阁寺、京都的嵐山一带观光，更有一番情致与风韵。因为中国传统的“书香”，总离不了书的种子，离不了周围有堆书之气氛、境界，它是读书人心灵的一种情怀，一如菩提树下一柱幽香。“数亩薄田唯种秫，几间破屋只堆书。”是中国耕读生涯的象征。况且，我们此次来日本，是为追踪从晚清皕宋楼至日本静嘉堂百年藏书之谜，为寻数千里中日书香之路而来。所以能在日本京都，这风景秀美之地，尚有一位吉川幸次郎的弟子——那处处充溢着儒雅风度的和田教授，幸有他全程陪同，去逛书店、淘旧书，岂不乐乎？

　　那日，我们去了日本地铁的书店，也去了有十多层高楼的书店，还去了既连地面也可走到地下层的书铺。比如京都的“淳久堂”现代书店，从五楼始，每一层全是书，还专辟了中国汉语书柜。但和田教授说，这次主要带我们去逛京都的一些旧书店。

　　当我们走到京都市政府大厦，抬头一望，给我的印象是，这里的办公房很小、也很冷清，只感到我们乡镇政府的房子也比它要高大雄伟。当我在马路对面的一家叫“菊花”的旧书店观书时，由于掏书累了，就瞧瞧对面京都市政府的大门，只看到市政府门前，可谓门可罗雀，仅有几位小孩在游戏、在拍球。在午后的阳光下，我站在旧书店的门口望了许久，发现京都市政府前，没有警卫站岗，也没有人进出忙乎什么的，可就在我注视着市街走过来熙熙攘攘的行人时，忽从这旧书店里传来一声呼唤，打断了我的观察，原来是我们同行的王院长，他突然淘到了一部久已向往的旧书。

　　“老板，可否替我把此书拿下来一阅！”他一边向里喊话，一边对我们说，“啊，我终于看到这部书了，这书国内还没看到！”当我听到这样可喜的声音，马上进了书店。只看到一位沉静的书店老人，长着黑黝黝的脸蛋、胖乎乎的身躯，正悠然地从一张摊着一堆旧书的写字台边移步过来，日本的旧书店大都面积不大，其实这“菊花”旧书店，也仅有约三十多平方米的空间，上到墙顶下至地面，全放滿了各种旧书。他只能从旁边轻轻地拖了一把木梯子，慢慢爬了上去，从高高的书架上把这部书拿了下来。我们打开看一看，果然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一九二九年版的《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此书为后来一九九二年续出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打下了资料积累的基础。

　　捧着这纸质已经发黄的、大大而厚厚的稀有旧书，我们要旧书店老板开个价，只见他友好地张开笑脸，对我们说：“此书你们国内已无购，是近八十年的初版本，日本也已少见，二万日元，另加税一千，你们买去吧！”王院长二话没说，当即付钱。和田教授马上说，交由他与他赠我们的书一起帮助代运。

　　初获丰收，我与和田教授逛书店、淘旧书的劲头大增。沿这条马路，每隔一段路总有一家旧书店，如“平乐堂”书店、“文荣堂”书店等。这一座座的旧书店，和田教授都带我们进去找我们所需之书。他对我们说，这些以前孰悉的旧书店，他也许久未来了，几年前在京都市政府对面的叫“寺町一条街”上，旧书业非常兴旺，旧书店林立，一派书香风光。那日，他虽背着很沉的挎包，却飞也似地带我们去那一带的旧书店，走家串户地去掏书。

　　到了寺町那条街，那里的书铺确是一排排毗邻相接，但很可惜，这里的旧书业已很冷清而不景气了，大都因维持不下去而关门大吉，真可谓今非昔比、风光不再。我遥望着这条据和田教授说原是很热闹的书街而出神，站在长长的街中心，瞧着那些已经歇业但店招依在的书铺，这里虽已没有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但在一个个充滿书香味的招牌下，可以想象出当年进进出出、人头攒动的掏书人，当他们掏到好书时的乐趣，如今虽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尽管有一种空悠悠的感觉，但其书香尤在。此情此景，我联想到国内一些旧书业，也同样遇到不景气状况，那一刻心中不禁升起缕缕怅愁之感。我想，当和田教授看到日本的旧书业不景气状况，作为一位日本爱书者，不知他心中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作为第一次到京都淘书的我，“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那两句诗的意象，在我心中回荡不已。

　　日本之旧书业虽如此之状，然而那日我们还是有幸地找到了一家叫“竹苞楼”的旧书店，这个书店从店面到匾额，从装横到放旧书的样式，倒挺有中国明清时期的那种古色古香的气派。我在京都终于在这样的旧书店里，很高兴拍摄到一些照片。这书店在一长排的门前，堆滿了各式旧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还有许多旧连环画。我们进店看到店主纹丝不动地端坐在一个小书桌后，他的左右均堆滿了高高的旧书，这家书店也没有书架，旧书就层层垒起，我翻到一本吴昌硕的印谱集，一问书价并不菲。我一边在淘书，心中也想，为什么店主起了个“竹苞楼”的店名呢？后来在我们返回住处的车上，听和田教授说，那是出自日本诗人松尾巴蕉的俳句。讲到日本的俳句诗，使我想起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读高等医科学校时寄居的地方，如今已有鲁迅的纪念碑，那里有一山叫双观山，可直下一望松岛，此地惟以多松树而得名，听说松尾芭蕉这位诗人为此写了很多的诗。

　　那日在京都淘书很累，很晚才归。我记得那天是五月十四日，因为，当我们一起在京都逛完书店之后，和田先生特别好客，那晚，他又特地选择了一家“顽固酒店”宴请我们，这酒店的名字就很奇，可生意特别好，许多欧美去日本的旅游者都在那里用餐。日本人开的饭店，桌椅都很简朴，但服务很好。也许是淘书累了，那晚我们喝了很多日本清酒，我也特地为和田先生泡上一杯我带至日本的“白茶”，他细细品味，说这白茶味道纯正好极了，而我对他说，日本的清酒也太棒了。在饭桌上，看着这一衣带水的两国茶酒，真由心底滋生出一种同宗之感。难道不是吗？比如，我们看一本日文书，如你仔细详读它，也许能大致了解一半的意思。而且，今日在日本的各大书店里，我们随处可见日文翻译的《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和《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或者《四书》、《五经》等中国儒家经典。

　　晚夜已深深，当我写完此文时，一读今日的报纸，今年正好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纪念，翻读鲁迅的文章，也恰是一百年前的五月，鲁迅那时已从仙台到东京。先生在日本求读时，当年他所留下的足迹，不也正好是一百年后我们所走过的足迹吗？不知怎的，此时我突发奇想，一百年前的五月，鲁迅先生，他是否也会在樱花盛开之时到京都，也同样会去逛了那里的旧书店？我想，一百年前京都的旧书业，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这有趣的问题，我想还是留待日本学者——我们的书友和田教授，作一番“鲁迅先生在日考”吧。■

　　中国政府行政成本浪费惊人

　　中国政府运行成本高企，公务消费、形象工程等对财政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被媒体冠以“中国式奢侈”，在海内外广为传播。据报道：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从一九七八年至二○○三年的二十五年间，财政收入从一千一百三十二亿元增长到三万亿元，约二十八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从不到五十亿元升至七千亿元，增长八十七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二○○三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2.38%）、韩国（5.06%）、美国（9.9%）等国。二十八年间，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一百四十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一九七八年的4%上升到二○○五年的24%；而在国外，这一比例一般是3～6%。

　　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上述数据仍然被低估。据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披露，二○○四年公款吃喝二千多亿元，公费出国、旅游二千多亿元，公车消费三千多亿元，三项合计为七千多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二万六千三百九十六亿元）的30%；而此后两年，行政管理费用仍以每年23%的速度在增长。此外，由企业、商家摊销的“行政成本”也不容忽视。从对政府官员及其亲属的一般性宴请、娱乐、到安排旅游、出国，提供包括名车、豪宅之类的商品，种种具有商业贿赂性质的利益输送，都构成社会“行政成本”的一部分，毒化了社会风气，扭曲了党群关系，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以来，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开始为三十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将迎来公正评价之时，苏联解体了。因此，苏联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结论”，可谓是不了了之。

　　而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史、共运史研究的深入，几十年来有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针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是这样写的：“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从这条注释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引用了斯大林报告中的原话，对托洛茨基极尽丑化诋毁。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也逐步地发生了微妙的较客观的转变。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文中，关于托洛茨基的注释修改为如下内容：“托洛茨基（1879—1940），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从注释内容的整体来看，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依然是负面的。但是，这里有两个改变：一、注释中加入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中共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领域的工作。二、删去了原注释中大量丑化和诬蔑性词汇。

　　更大的改变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文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又有所不同：“托洛茨基（1879—1940），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注释中又有了三个可喜的变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领导工作；二、颇带蔑视色彩的“清除”出党，改为了较中性的“开除”出党，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态度的温和倾向；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仅就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而言，中共党史出版社二○○二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就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对其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托洛茨基（1879—1940），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首先，也是最最重要的，这里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这等于说“反对列宁”是非真，所以应删去。其次，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顾全党的团结的大局，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功绩。第三，新注释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逐一点出了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

　　至此，中共终于对托洛茨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摘自《炎黄春秋》)

　　五千万人掌握十万亿元资本

　　中国新社会阶层正在不断扩大

　　据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分析说，我国目前新社会阶层大约有五千万人，加上相关从业人员，总人数约一点五亿人。他们掌握或管理着十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他们涉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他们不但与国内各阶层、各方面有密切接触，而且与国外组织和个人有广泛联系。

　　新社会阶层有如下八大特征：

　　1. 许多人是从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的。

　　2. 他们中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

　　3. 他们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

　　4. 该阶层聚集了中国大部分高收入者。

　　5. 职业和身份具有较大不稳定性。

　　6. 他们的政治诉求逐步增强。

　　7. 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中共人士。

　　8. 新社会阶层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美国兰德公司：中国会非常穷

　　美国《时代》周刊最近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开端》为封面故事，指出二十一世纪即将成为“中国世纪”。与此同时，网上也流传着一篇标题刺眼的文章：美国兰德公司的报告——《2020年，中国会非常穷》。

　　有趣的是，无论是对中国看涨还是看跌，人口问题都是核心中的核心。

　　中国资源不足，又无技术，更不能去殖民，为什么经济能起飞？——利用劳动力优势进行原始积累，从“人口年轻化”中获得大量的“人口红利”是个重要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解释说，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前十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与日本及“四小龙”的“东亚奇迹”非常相似。

　　“人口红利”，即抚养人口比例不断减低，给经济带来促进作用。一九八二至二○○○年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20.1%，带来经济增长提高2.3%，蔡昉认为，这意味着，人均GDP每增长四元就有一元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

　　接踵而来的变化将是，让我们骄傲的“世界上四分之一劳动人口在中国”，将演变为“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老人在中国”。大约到二○一三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将耗尽，劳动力供给优势将不复存在，二○二五年劳动力将以每年九百万至一千万的速度往下降，老龄化社会迅疾而来。

　　兰德公司的报告点出中国将非常穷的原因：“到二○二○年，中国人口老龄化会使工作人口与不工作人口的比率成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日本更甚。如果没有特效的新政策，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期就会狠狠地撞墙。”

　　虽然也有专家乐观地认为老龄化社会未必是坏事，但有人却警告：“人口态势是客观结果，对这个结果我们要有敬畏之心。”他们认为，“‘人口高增长’这个在近几百年来主导着中国人口态势的现象将历史性地成为过去，我们已从近年来关于小学不断萎缩，小学生不断减少的报告中看出端倪。”

　　二○○○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图还是“金字塔”型，即老年人最少，在塔尖；中青年与少年人构成巨大的基座。而执行计划生育比较严格的江苏、北京、上海已经成了“枣核”型，中年人成为最多数的人群；如果按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204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图可能变成柱状，北京上海的人口结构图会变成“蘑菇云”。■

　　中苏关系破裂的真相

　　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苏关系史纲》一书，对中苏关系复杂曲折历史的全过程作了解析。书中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见解。

　　作者认为，中苏之间的原则性分岐并非产生于苏共二十大或一九五六年。书中指出，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中苏关系恰恰处于上升时期。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的莫斯科会议是中苏同盟显示其力量和影响的最高峰，毛泽东在会议期间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但也就在这时，双方的分岐开始露出苗头。

　　一九五八年夏天，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和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中苏关系史纲》一书并不赞成这种既定说法。该书认为，真正反映出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上出现重大分歧并引起尖锐对立的，和后来发生的中共炮击金门事件关系重大。

　　中国突然采取的炮击金门的军事行动之所以触怒了莫斯科，并使赫鲁晓夫感到愤怒不已，其原因在于：第一，事前中国丝毫没有向苏联透露早已谋划的这次行动。赫鲁晓夫认为中国的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不啻为对盟国的蔑视和侮辱。第二，毛泽东有意向苏联显示中国可以独立行事的地位和能力；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无须向别人请示或与别人协商。第三，炮击行动本身充分表明中国不赞成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也可以搞“战争边缘政策”，因为“国际紧张”实际上对美国不利。第四，中国拖延向苏联提供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的一枚美国“响尾蛇”导弹，这使赫鲁晓夫愤怒不已。总之，在赫鲁晓夫看来，毛泽东根本无视同盟的存在。

　　台海危机反映出中苏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分歧，赫鲁晓夫对此不能容忍，苏联决定给中共一些颜色看。此外，公社问题反映出中共在对内政策上的严重分岐，毛泽东对此不服，中共决定公开批评莫斯科。于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两国领导人发生激烈争吵后，中苏分别确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相同方针：继续维护中苏之间的同盟，但对方必须承认错误。一九六○年伊始，双方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各自的观点和主张，意在规劝和说服对方。后来又在世界工联会议和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互相攻击，双方没有一个愿意让步。于是，赫鲁晓夫终于决定撕破脸皮，宣布限期撤退全部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从而使中苏分歧公开化。

　　尽管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中苏都有意缓和矛盾，修复关系，但是所坚持的原则仍然是要对方承认错误。而一九六三年七月两党会议的结果再一次表明，中苏之间已经没有妥协余地，中苏同盟的破裂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

　　二十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天朝遥远》（周宁春著）一书，介绍了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现将书中有关西方人是如何看待二十世纪的中国的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二十世纪西方文化中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交替出现，一个乐园般光明，一个地狱般黑暗。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象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

　　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已经开始出现转机。六十年代开始，西方的中国形象重新表现出一种美化、乌托邦化倾向。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西方那些来红色中国“朝圣”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宣告，在中国，人类看到未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在世界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他们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美好的红色中国形象出现破裂。西方人发现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看到的“美好新世界”，完全是一个“骗局”。真相是“中国那些漂亮的开放性城市和富裕的专供人参观的公社制造了一个安逸平静的假相，在这个假相后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混乱不堪的国家”。

　　西方清算美好的中国形象，从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开始。经济领域的核心事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政治领域的核心事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西方视野对“文革”灾难的关注，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形象最突出的一部分。在西方人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它对文化、社会、人的破坏与迫害，似乎只有法西斯时代可以与之相比。近十亿人在疯狂的个人崇拜鼓动下爆发了一阵持久的歇斯底里式的破坏症，千年文明遗产毁于一炬，千百万人的生命被碾作泥泞，革命过后，偌大的国家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荒芜一片。

　　中国的改革开放消息，复活了西方古老的市场神话与基督教民主神话。首先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复活了古老的“中国市场”神话——十亿中国人都喝可口可乐，抽万宝路，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奇迹！其次是中国的改革复活了普世民主政治与普世基督教的神话。传统的基督教与现代的民主政治的“传教士”又借着教英语、传播科技、慈善事业这类四个世纪以前耶稣会传教士已经使用过的方法，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西方人欣喜但也不无怀疑与忧虑地期望中国变成一个民主与基督教国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确出现了一次“小阳春”，但这只是乍暖还寒时节，而且，不论从二十世纪还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七个世纪历史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都不能算是光明的。“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与改革开放的迟疑，都使八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九十年代继续的邪恶化趋势的总过程中的一次小间歇或小调整，中国形象的否定性的下落趋势并没有改变。

　　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新保守主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视野中结束。改革开放以来十年积累起来的可能好转的中国形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未荡然无存。九十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东方专制社会，那里践踏人权、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它的经济的确在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助长邪恶的力量”。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中国威胁论”的新“黄祸”背景下结束。

　　回顾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演变历程，有两种明显的“差距”令人惊奇。第一，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变化的“差距”如此之大，天上地下，天堂地狱，时常让你很难相信他们谈论的是同一个国家。十八世纪从孔教乌托邦演变成东方专制帝国，转变的幅度就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二十世纪这种变化就更激烈更极端化，而且变化的时间也更短更急剧，从一个世纪到一代人。第二，西方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的现实“差距”如此之大，使你时常难以相信他们谈论的就是那个现实的国家。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有时中国的现实越糟，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反而越美好。■

　　周作人如何为自己开脱

　　穆 欣

　　周作人在文坛上颇有建树，可是他晚节不终，降敌附逆。到了晚年，他一再为自己辩解、开脱。曾在《光明日报》担任领导工作的穆欣，撰写了《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一书，其中记述了当年周作人撰写文章，欲为自己罪行辩解的经过，现摘刊如下——

　　当年《光明日报》的《东风》副刊除了文章体裁和内容的综合性，在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文字风格上也是兼容并包的。当时被文艺界冷落已久的、因受批判而沉默多时的以及被人称作“鸳鸯蝴蝶派”的一些老作家，都在这里发表过文章。后来还曾发表过周作人的文章。

　　不过，《东风》向周作人约稿的事，却颇费了一些周折。众所周知，周作人是个晚节不终，降敌附逆的作家。因此，一九四六年他被国民党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囚于南京老虎桥监狱。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军进逼南京，周作人经反动政府同意交保释放，同年八月辗转回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以生计无着，先后曾给周恩来、毛泽东以及周扬写信求助。其时他的刑期还没有满（他作为“专政对象”的身份从未改变），他又不肯彻底认罪，公开在报纸上悔过，因此他的情况并未得到什么改变。初时，周作人曾在上海、香港等地报刊上发表文章，出版过译作，领取稿费为生。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从一九五五年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给他一定数额的“预支稿费”，他的译著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陆续出版了关于鲁迅的著作《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均署名周遐寿）等和翻译的书如《希腊的神话与英雄》、《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选》（均署名周启明）等书。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周作人正在写回忆录《药堂谈住》（以后定名《知堂回想录》）。有一天，阿英（钱杏邨）向我报记者黎丁谈了有关周作人的情况，又向我报建议，可以让周作人写点启蒙时期的情况。“五四”以前这方面的材料非常缺乏，写出来还是有用的。一九六一年五月十日，黎丁去看周作人时，知道《药堂谈往》已经写了一百六十五篇，稿子都已寄给香港的曹聚仁。黎丁带回一份目录，单看目录很难看出哪几篇适用，因需去向曹聚仁索回，也不宜过多，决定选用《北大感旧录》各篇。周作人同意我们挑选的几篇，答应马上写信去香港。此后黎丁几度往返，所选文篇总无音信。七月八日，周作人寄来一篇随笔译稿，附信说，此文是日本小说《真空地带》的作者野间宏写的：“后来听说他因文学上的意见不同，被日共的文学会开除了，现在不写他的名字，含混的算作我的文章，不知可以否？”我们作了研究，认为牵涉到日本作家，如此处理欠妥，即由黎丁将稿退回，并婉言道谢。

　　八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又寄来两篇稿子，一篇题为《元旦的刺客》，记他在敌伪时期被刺的事，说是新写的回忆录中的一章，不知道适不适用？说如不用，“不必客气为要”。另一篇，说是刚从香港寄回来的：“本来令寄北大感旧录（有十章），乃误寄此篇。”故一并寄来或可当补白云云。

　　这篇《元旦的剌客》约近三千字，他写了被刺的经过。说是一九三九年元旦“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所以便叫请进来。只见一个人进来，没有看清他的面貌，只说一声，‘你是周先生么？’便是一手枪。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却并不跌倒。那时客人站了起来，说道‘我是客’。这人却不理他，对他也是一枪，客人应声仆地。那人从容出门，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已经起立，也跟了进来。这时候，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如放鞭炮相似，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懂得一点方法，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时跟在后面，一把将他拦腰抱住，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门房里的人很多，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不料刺客有一个助手，看他好久不出来，知道事情不妙，便进来协助，开枪数响，那人遂得脱逃；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

　　文章接着以冗长的篇幅，叙述他“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黑色，只是皮面擦破”，到“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医治的经过之后，就编造起刺客的来历：

　　“这件事的经过已经约略叙说过了，现在便是想问询这位暴客的来访的意义与其来源了。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几方面的证据。第一，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从头就取一种很有恶意的态度。一日下午我刚从医院里回家，就有两个宪兵来传我到宪兵队问话，这就是设在汉花园的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当时在地下室的一间屋里，仔细盘问了两个钟头，以为可能国民党认为党员动摇，因而下手亦未可知。以后一个月里总要来访问一两次，说是联络，后来有一次大言治安良好，种种暗杀案件悉已破获，我便笑问，那么我的这一件呢？他急应道，也快了。但自此以后，便不再来访问了。

　　“第二，刺客有两个，坐汽车来到后面的胡同，显然大规模的。但奇怪的是，到家里来找我，却不在我到海甸去的路上，那是有一定的日子和时刻的，在那路上等我可以万无一失，也不必用两个人，一个就尽够用了。民国十五年燕大初搬到海甸的时候，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过上学校去的行程道：

　　假定上午八时出门，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桥，五分慈献寺，十分白祥阉南村，十分叶赫那拉氏坟，五分黄庄，十五分海甸篓斗桥。现在却是大举的找上门来，不用简单直接的办法，岂不是为避免目标。免得人联想到燕大去的事情么？这安排得很巧，但也因此显露出拙来了。我到燕大去当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这件事情第一触怒了谁。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事情。

　　我们研究了这篇《元旦的刺客》，认为不能刊用。一九三九年的刺杀事件，原是抗日青年的锄奸行动。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居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烈士”的形象。他把这天发生的事情胡说是日本军警所为，还胡诌了“好几方面的证据”，毫无道理。

　　周作人所举出的“证据”，先是说“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从头就取一种很有恶意的态度”，事实据说就是“两个宪兵来传我到宪兵队问话”，“仔细盘问了两个钟头，以为可能国民党认为党员动摇，因而下手也未可知”。又说“刺客有两个，坐汽车来到后面的胡同，显然大规模的”。还说当时他在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任教：“我到燕大当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这件事情第一触怒了谁，这是十分显然而易见的事情。”

　　周作人在此文中所用来说明刺杀是日本军警所为的“证据”，实难令人信服。而此文在为自己汉奸行径狡辩的意图，倒真“是十分显然而易见的事情”。如将这种颠倒黑白的文章发表，还会使后来的研究者陷入谬误。

　　此文不能用，另一文也一般。因此决定退稿。八月三十一日，黎丁到八道湾周作人处，婉退稿件，周甚为不快。周作人所以特别恼火，这是因为，如何为他当汉奸的行径辩解，乃是周作人最大的心病。早在十五年以前，一九四六年七月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审周作人时，他就诡称这次刺杀是日人所为，迫他不得不充当汉奸以保性命。所以在这整本回忆录中，《元旦的刺客》在周作人心目中是最关紧要的一章。因此，我们和他约定索要的十几篇，他都推托不给，独将上文送来试探。

　　以后看到海内外出版的《周作人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全书，证明我们对此文的分析和处理都是对的。周作人到底是作贼心虚，在《元旦的刺客》里虚构了刺客是日本军警的故事后，心里并不踏实。为防被人识破，紧接着就又写了《从不说话到说话》一章，对此事层层设防，百般遮掩。先把自己说得可怜巴巴的样子：“华北沦陷于日寇，在那地方的人民处于俘虏的地位，既然非在北京苦住不可，只好隐忍地勉强过活。”而在“廿八年元旦来了刺客”之后，“连出门的自由也剥夺了”。于是，他开始接受日伪要他做的一个比一个大的官职，直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记述中间他却突然卖关子说：“不过这些在敌伪时期所做的事，我不想这里来写，因为这些事本是人所共知，若是由我来记述，难免有近似辩解的文句，但是我是主张不辩解主义的，所以觉得不很合理。”周作人这时笔锋一转，忽又写道：“古来许多名人都曾写过那些名称忏悔录，自叙传或是回忆的文章，里边多是虚实淆混，例如卢梭、托尔斯泰、折里尼、歌德都是如此。”同时立即声明：“我写这回忆录，也同从前写《鲁迅的故家》一个样子。只就事实来作报告，没有加入丝毫的虚构；除了因年代久远而生的有些遗忘和脱漏，那是不能免的，若是添加润色则是绝对没有的事。”

　　周作人所以一口咬定“元旦的刺客”是日本军警，无非是想把他之所以当了汉奸，归结为这场刺杀的逼迫，以此谎言曲为己辩，妄图减轻罪责。他的谎言还是蒙骗了某些研究者。某些周作人传记作者轻信了他的捏造，在书中复述了周作人关于“谁是刺客”的种种“假设”，就深信他是迫于日寇的威逼，贪生怕死而屈膝附敌的。

　　然而，了解真相的人总会说出历史的真实。后来发表的，当年爱国青年刺杀周作人的真实记述，证明周作人的这篇东西完全是意在为自己辩护的凭空臆造。

　　但是，面对无法抵赖的罪行，周作人始终躲躲闪闪，总要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周作人曾写信给周扬。随信附去致毛主席信的抄件。信中说：“现在关于半公半私的事，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已经直接送去，抄了一份信稿，附上请你一看。不但因为你是文化部门的主持者，实在还是因为我相信你是肯看而且理解这信的人……我的意思是不愿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说是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人。以前在国民党时代，是非颠倒全是一塌糊涂，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现在相信政府最讲情理，自己的事可被了解，有如溺水的人望见了救生船，不免又有了希望，这是人间的弱点，尚乞鉴原是幸。”企图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妄想借人民政府的手，为他抹掉“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罪名。■

　　东 北 大 鼠 疫

　　欧阳海燕

　　千百年来，世界上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大灾患——

　　十四世纪发生在欧洲和西亚的“黑死病”，毁掉了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

　　一七九九年结核病把英国人口死亡率推向顶峰；

　　一八四○至一八六六年霍乱席卷全球；

　　一八四四至一八六六年大规模炭疽发生在沙俄西伯利亚地区；

　　……

　　一九一○年十月至一九一一年四月，发生在中国东北的流行性鼠疫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卷走了六万余人的性命。辽宁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焦润明教授对这场灾难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撰写了《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一文。《新世纪周刊》最近刊登了根据此文撰写的《1910-1911东北大鼠疫再考》，现摘刊如下——

　　一九一○年（宣统二年），在吉林省榆树县大岭区大岭村前红石砬屯发生了一连串离奇惨剧。

　　村民郭老十腊月末回家过年，一天突感额头发烫，周身不适，躺了两天，病情未见好转，反倒咳嗽不止，继而吐血，除夕病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当时东北地区的汉族有停尸祭祀的葬俗，郭老十的家人遂将其尸体在家中停留五天，亲属邻里纷纷前去吊唁。意外发生，数日内，郭老十一家五十三口人，有三十二人得了与郭老十一样的怪病，咯血而死。随后，全屯死了近百人。到了正月二十，这场怪病终于停止，但屯子里的幸存者已寥寥无几。

　　生前的郭老十曾在大岭街开了一家名为“魁升元”的旅店，就在他赶着回家过年之前，接待了两位从哈尔滨过来的客商，蹊跷的是，两个人没住两日便死在店中，随后，郭老十的一个店员也死了。

　　就在郭老十病死的前三个月，中俄边境有官方报告称：“有华人在俄界大乌拉站务工，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九月初工棚内有七人暴毙。其中有二人于九月十七日（阳历10月19日）由乌拉站来满州里寓居，九月二十三日（阳历10月25日）相继死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身亡。”

　　接下来，怪病有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一九一○年十一月八日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之后又蔓延到长春、吉林，再波及河北、山东等地。“从北部中国各地疫情流行的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向南的传播态势。流行方向和路线大多是沿着铁路交通线呈爆发状流行。”焦润明说。

　　哈尔滨，死亡人数五千六百九十三人！

　　长春市，死亡人数五千八百二十七人！

　　奉天（今沈阳），死亡人数二千五百七十九人！

　　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之下，在人们心头，重重地压着两个恐怖的大字：鼠疫！

　　疫情肆虐之处，百业俱废，民生凋敝，社会经济生活出现全面恐慌。通过史料记载，焦润明记述如下：政府强令关闭了疫区所有戏院、妓馆等娱乐场所，导致优伶“沿街求乞”，妓女“困坐日久，毫无生路”。在奉天，因鼠疫引发了人们的挤兑风潮。在吉林，因交通断绝，致使市面乏货，百姓苦不堪言。在哈尔滨，鼠疫亦影响到大豆等粮食作物的出口。学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课，工矿停工停产也极为普遍。

　　鼠疫是一种比人类更古老的疾病。据专家考证，世界公认纪元后全球性鼠疫大流行就有三次，每次都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导致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直接原因在俄罗斯境内。早在一九一○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境西伯利亚的斯列坚克斯已经发生鼠疫，接着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发生了鼠疫。但因俄属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使疫情未得肆虐。不过，当时的俄方出于自身防疫要求，将有染疫嫌疑的中国人驱逐出境，从而直接导致了东北鼠疫的发生。”焦润明分析说。

　　传统医学理论普遍认为鼠疫由老鼠传播，所以在当时的几乎所有防疫规章中，都有除灭老鼠这一项。但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郎博士称自己在奉天解剖老鼠三万只，无一例含有百斯笃（鼠疫）病菌。既然在这次鼠疫大流行中，老鼠及其他动物、牲畜等都没有成为病源物，那么真正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

　　直到一九一一年四月，肆虐已近半年之久的东北大鼠疫疫情将息，专家们才基本确认旱獭是这次鼠疫的传染源，鼠类身上的跳蚤是传播鼠疫的媒介，满洲里一带有蒙古旱獭疫源地。

　　属啮齿类小动物的旱獭行动敏捷、奔跑迅速，然而一旦染病，它就会瞎眼、失声、行动迟缓，并且每每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染病旱獭无异于一颗注满鼠疫病菌的生化炸弹，有经验的猎人惟恐避之不及，即便射杀，也决不裹挟而去。

　　二十世纪初旱獭皮毛在世界皮革市场上销售火热，价格猛涨。于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不幸的是，这些私自招募上来的华工大都毫无狩猎经验，即使是染疫的旱獭，他们也不放过，有时还将这种旱獭剥皮煮肉充饥。这样就为鼠疫向人类传播提供了机会。

　　华工的居住环境又是极其恶劣的。他们大多寄宿在一些低矮的草屋里，一间屋子里有两面大炕，一面大炕上至少可以排列睡下数十人。而肺鼠疫主要是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的。于是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环境中，一个人染疫，立即会传染全屋的人。

　　焦润明介绍说：“据当时的报道，起初是一个姓王的山东农民，打死了一只病旱獭，剥皮而食，回到客栈不久便咯血而死，紧接着又死了数人。惊恐的劳工知道这是一种要命的瘟疫开始传播了，互相奔走相告，四下逃散。于是，火车上、客栈里、闹市的商店、妓院，都成了肺鼠疫的传播地。”

　　而此时的俄罗斯在发现疫情后，并没有立即通知清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人道主义的救援措施，而是将约三千劳工关进旧列车的铁皮车厢，很多人活生生地被冻死在里面。劳工的住房用具也被俄国人全部焚毁。尔后，俄国人又先后将一万多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又遭到了日本占领者的阻挠，日本人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难民下车。因此，很多人其实没有死于鼠疫，而是死于寒冷和饥饿。

　　事后发布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确认了这次东北大鼠疫的源头：“满洲鼠疫确源于捕旱獭者……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间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

　　在近代中国备受屈辱的外交史中，清政府这一次难得地表现出了一点大国气概，不仅主要凭借中国人的力量在较短时间内成功地抑制了鼠疫的蔓延，而且成功地举办了中国第一次国际防疫大会——万国鼠疫研究会。

　　清政府对这次鼠疫大流行的防疫行动，实际上是在鼠疫流行了两个月之后才开始的。当时清政府接到哈尔滨陆军卫戍病院发来的急电，称“黑死病”已在满洲流行，建议速设法防止。而此时的东北，正值日本、沙俄两大列强南北分踞。鼠疫发生后，日俄企图借此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地盘，因而准备随时对清政府的防疫工作进行干涉。

　　在这种形势下，经外交大臣施肇基推荐，清廷于一九一○年十二月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了较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而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条件是极其简陋的。为了发现东北大鼠疫的流行根源，一九一一年一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通过对医学界已有成果的研究和深入疫区分析病例，伍连德确定了一九一○年东北大鼠疫鼠疫菌的贮存宿主是旱獭，并弄清了鼠疫杆菌的传播路径。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对疫情采取了科学而有效的防疫措施，比如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以及采取了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疫措施。“总的来看，晚清各级政府组建起比较完善的防疫体系来应对这场灾难，为防治疫病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这与以往完全不同。”焦润明说。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清政府还积极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这也是以往防疫工作所没有的。”焦润明说。在伍连德组建的防疫队伍中，就有一些自愿参与和清政府聘请的外国医生。在防疫工作中殉职的外国医生也不乏其人，比如法国医生曼斯莱博士、英国医生嘉森、日本医生守川歆显等。

　　发生在二十世纪初的这场大瘟疫也让当时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新审视政府的公共卫生防疫制度和表达对危机事件的观念。

　　“虽然清政府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瘟疫，但因缺乏应急措施、个别官员渎职、医护人员防疫素养参差不齐等因素，防疫成绩在某种程度上被抵消。所以当时有报纸刊载评论文章批评清政府在这次防疫事件中举措不利。另外也有人呼吁，每个中国人都要把东北人民所受的灾难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所受的灾难，号召捐款捐物，并认为这是一个提升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的绝好机会。”焦润明说，“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舆论已经能够表达政府以外的独立见解，同时报纸发表的观念已经具有近代国民观念和国家民族意识了。这是很可喜的。”■

　　当前的中国算得上盛世吗？

　　《真理越辩越晕》（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凤凰卫视的“凤凰怪谭——时事辩论会”专栏节目的实录。这个节目采取辩论会的形式，畅所欲言，颇受观众的欢迎。再将其中一则摘录如下——

　　主持：刘庆东

　　正方：

　　谢百三（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反方：

　　俞伟峰（香港理工大学金融系教授）

　　黄煜（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教授）

　　复旦大学谢百三教授不久前赴新加坡，在“华资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盛世中的牛市》演讲，指出：中国处于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几天前，凤凰卫视《时事辩论会》曾就这个题目辩过一场。不过，制造这个话题的人物——谢百三教授收看了以后说，赞同他的李炜先生还没有把他的观点讲透；而反对他的俞伟峰和黄煜两位香港教授，低估了中国的实力，夸大了中国的问题。为此，他自费来到香港，要跟两位对手当面论战。

　　谢百三：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盛世，第一个是“文景之治”，从汉文帝到汉武帝极盛时期一共是九十三年。第二个是“贞观之治”，从李世民“玄武之变”，经过武则天到李隆基，一直到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是一百二十九年。第三个是明朝的“永宣之治”（永乐朱棣和宣德），一共是三十二年。第四个是康、雍、乾盛世，一共是一百三十三年，因为康熙皇帝抓鳌拜、打吴三桂、平三藩、平定噶尔丹、收复台湾、反击沙俄。所以中国古代上有四个盛世，其中最短的有三十二年，最长的有一百三十年。

　　历史学家对于盛世特征的定义是：国家统一，政治较清明，经济初步繁荣，民族融合，文化昌盛。中国现在这个时期比较符合盛世的特征；一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一九七七年是三千多亿人民币的GDP，那么现在是十八万三千亿，翻了五十多倍，每年以百分之九点五的速度增长，这是全世界所没有的。二是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百分之十五点四五，仅次于美国。处于全世界第二位。那么这种增长速度也是全世界很罕见的。

　　二○○四年的九月二十七日《华尔街日报》提问十二个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获得者：从现在起到七十五年以后，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是美国还是欧洲？还是中国？有七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是中国。

　　所以我一直持这样观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大国，这并不是为了迎合什么人。我认为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最大盛世的初级阶段。

　　刘庆东：现在给你的时间已经是相当多了，你先停一下，让黄教授和俞教授谈谈。

　　俞伟峰：你讲的东西都是未来的前景，是，我们不否认，未来有可能。

　　谢百三：不是前景，是已经发生了。

　　俞伟峰：现在经济发展确实很快，但代价非常大。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一点你当教授的很明白。

　　谢百三：NO，是可持续的，这是我跟你最大的差别。

　　俞伟峰：你竟然要说历史上中国怎么怎么样的，那么我告诉你，世界上一个很伟大的经济学家麦德森描述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GDP占世界GDP的比例：唐朝时期的GDP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三，晚清的时候是占百分之三十三。

　　谢百三：这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要去横向比呢？要自己跟自己比。盛世不是有标准了吗？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经济初步繁荣，没有说占世界GDP比例要特别大。

　　黄煜：国家还没有统一、政治的清明还谈不上，长治久安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问题很多。如果再仔细回顾一下历史的话，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你知道我们GDP每年增长多少吗？跟现在一样，还略高一点。你能说GDP就代表一个国家进入了盛世？

　　刘庆东：网友今天的回复是非常非常地多，但是支持谢教授的观点的不太多。网上的投票比例非常不利于谢教授，认为现在是最大盛世的占了百分之七，认为不是最大盛世的占了百分之九十三。

　　冷眼说：中国离所谓盛世太远了，偏远地区还在靠希望工程才能读得上书。务实点吧，老美现在才是盛世的程度。

　　大摇大摆说：一点也没有盛世的感觉，但不能说是乱世。

　　鲜花盔甲说：欣欣向荣的气象很像盛唐开局，但晚唐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已经很普遍了。我党是勇于纠错的党，寄希望于胡总的大力整顿，相信能做好。

　　Rationalist说：他说现在是凤凰涅槃之前的阵痛期，有痛苦有期待。

　　SL1129说：盛世本身就是模糊概念，如果按照各位网友的严苛标准，那么中国历史上应该是没有所谓盛世的，因为在哪些盛世里面都有不平等，都有内忧外患，而且是深刻的体制性忧患。

　　俞伟峰：对，我们讲现在简单的事情，食品卫生和安全，医疗的不健全，养老制度的不存在，失业的高峰期等等这些事情，是每个中国人都有体会的东西，所以我们也不想多说了，就看谢教授还有什么新的说法。

　　谢百三：贪污腐败哪个朝代都有。和珅在清朝乾隆年间就是个最大的贪污者，你不能说乾隆不是一个盛世吧。贫富分化在唐朝也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前写的。

　　俞伟峰：还有成本的问题，全世界二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我们伟大的祖国占了十三个。

　　谢百三：美国是一七七六年建国的，福利制度是一九三五年建立的，它也有个很漫长的过程。我们的市场经济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才十五年。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年年增长，从原来的一千多亿增长到一万四千亿美元；贫困人口，从一九七五年二点五亿降到了二千万。当然，二千多万也是个很大的数字，但毕竟在下降。上海在四年当中，盖了四千栋高楼大厦，一两个月不去，这条路你就不认识了。苏州、无锡、杭州我都去过，还有比较差的商丘我也去过，都发展很快。

　　俞伟峰：你讲的东西是大家能感觉到的东西，问题是你认为是盛世，我们认为不是。为什么呢？明摆着的，吃东西不敢吃，看病看不起，房子买不起，这不是盛世应该有的现象。

　　黄煜：你刚才说的外贸，其实是附加值很低的产品大量堆积，然后把污染带进来。比方说耐克鞋，我们都知道耐克鞋在美国买一百多美元，中国才赚几个钱？在全球的市场经济里面，中国承受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大的代价，换来一些增长的比数，这样一种状况是一个盛世所应该相称的吗？

　　谢百三：汉朝、唐朝、明朝和清朝是没有办法跟现在相比的。

　　俞伟峰：这个话上回我们说过了，五千年前的印度与现在比也没法儿比。

　　谢百三：你们讲的都不是主流，关键是要讲主流和主要矛盾。整个中国的主流是在蓬勃向前发展，像一列很快很快的火车，只是有人在扔废纸，有人在吐痰。但是你不能否认这列火车开得很快，老百姓也是得到实惠的，尽管有很多问题。

　　俞伟峰：你搞经济的我问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四小龙现在跑哪儿去了？我问你，跑哪儿去了？原来四小龙是不是如日中天？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日本怎么样的，我问你？

　　谢百三：我为什么认为是可持续发展，因为劳动力特别便宜。而且每天生四万四千个小孩。一年生八百多万个小孩，这是第一。第二，人才多，一年有四千九百五十万大学生毕业。

　　黄煜：你这话让人家笑死，一百五十万人找不到工作，才会特别便宜。印度的劳动力比中国还便宜。这恰恰不是盛世的体现，你是自己揭自己伤疤嘛。你这个盛世观，我觉得是耸人听闻的一个伪命题。

　　谢百三：中国地位现在在世界上是什么场面？四十八个非洲国家到中国来，这个在过去做得到吗？中国的政治地位、话语权绝对地受到尊重。

　　俞伟峰：唐朝的时候不光是非洲人来，欧洲人都来。

　　谢百三：黄教授，上次你说我们的数据不确实，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数据不但确实，而且是偏低的。为什么？人民币要升值，现在我们的股票在国外上市，上一个涨一个，除了中国联通，十个里九个涨，为什么？大家都看好人民币。

　　黄煜：美国纽约一九二九年大崩溃以前的利率屡创新高。

　　谢百三：你老是用一些非主流的个案来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