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重审清代西域拓边史

　　◎萧文泉

　　中国经济的腾飞改变了世人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在中国还是一个封闭的国家时，中外交往稀少，无论是中国的学术界还是西方的研究者都倾向于把中国的文化历史看作是个特例，其过程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的历史是王朝循环，周而复始，西方的历史则是不断翻新，直线向前；中国视蛮夷为畏途，从不思拓边殖民；西方人则侵略成性，热衷于攫取海外领土；西方社会的演变遵循的是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的普世规律，中国社会则是建立在另类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上；西方人好斗争胜，征服自然；中国人则服膺天人合一，清静无为。这种对立中西的文化历史观流传已久，在许多论者那里已成为不刊之论。中是中，西是西，只有到了近代，西方的强力打破了中国的封闭边疆，中西的道路才开始交合。所谓中国近代化的“刺激-反应”模式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二十年里中国真正全面地融合到世界大潮里去了，国际事务中越来越经常地看到中国人的面孔听到中国人的主张。新的世界格局导致了新的中国历史观的产生，学者们看着当今中国人在世界舞台上的活跃身影，越来越觉得不能再信奉那种以为中西历史绝不相同的传统观点了，西方史学界和汉学界目前的一股重要思潮就是认为中国从来就是世界体系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成员，中国一直就是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一个中心，而且中西历史文化本来就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前些年我们已经译介了这个思潮的几本代表作，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但是弗兰克那部著作的论证有点粗疏，作者不是个专业的中国经济史家。最近出版的《中国进军西域》则不同，这是一部建立在非常扎实的史料工作上的专业历史著作，作者珀杜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亚洲文明讲座教授，在海外中国史界颇有声望。

　　《中国进军西域》有个副题：“清朝征服中亚”，表明了这部史著的主题是清朝初期用兵西北的那段历史。珀杜教授选择这个题目当然不是偶然的，他在好多年以前就开始在汉、满、藏、俄文旧档里搜寻有关资料了，据他自述是出于对这段冷僻史事的好奇。但是这部著作的出版却正赶上了中国西域成为热门话题的潮头，使作者的历史叙事带上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妄图分裂我国新疆的“东突”被列入国际恐怖组织的名单，使这个地区成了国际政治的一个话题；近年来中国确立了开发大西北的国策，又突现出中国辽阔的西部地区的难以估量的经济潜力，珀杜的意图是想要人们通过他的历史图景来更好地理解现实。

　　在常见的清代史中，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平定西北的故事是作为清朝开国故事中的一个部分而一带而过的。但是实际上这几十年间清军在西北的征伐和经营蕴涵着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大转变，对以后中国的命运具有极大的意义。自秦汉以来，中国的中原王朝从来都没有摆脱过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常常还被南下铁骑所倾覆，但是清朝的西北战略完全改变了这个宿命，康乾以后，中国再也不受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了，绵绵长城也因此失去了军事上的意义，这个大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元朝覆亡以后，蒙古人退出中原，到了清初，塞外的蒙古人分为东西两边，东边称为喀尔喀，是成吉思汗的帝裔，以其所奉大喇嘛的决断，归顺了大清；西边的蒙古人称为卫拉即明人所称瓦喇，卫拉有四部：分别是准噶尔、和硕特）、吐尔扈特、和杜尔伯特。康熙时，卫拉四部中的准噶尔部出了个枭雄，名为噶尔丹。此人本在西藏达赖喇嘛帐前念佛修行，当其兄长准噶儿首领僧格死后他在达赖喇嘛支持下回部落杀了僧格的一个儿子夺了王位，自封为准噶尔汗。噶尔丹随后侵凌卫拉其他三部，夺其众，侵其地，逼得吐尔扈特部远迁伏尔加河草原，伏下了一百多年后震动中外的吐尔扈特部落千里跋涉回归中国的根源。噶尔丹四处寻衅，势力日增，俨然成中亚的一大霸主，开始挑战千里以外的满清天子的权威。噶尔丹两手并用，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他向清庭要求建立朝贡关系，取得了朝廷的同意，这样他就有了与藩属清朝的其他大汗相同的地位。但是他派往京师的贡使人数大大超过规定，竟达数千人之多，且大多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书，这些所谓的贡使沿途胁官扰民，劫掠财富，使得朝廷一再饬令噶尔丹约束他的贡使队伍，但是噶尔丹置若罔闻。不久，噶尔丹自封大汗尊号，然后派人要求清廷的认可。北京的理藩院大为吃惊，因为按例应该先是得到了朝廷的准许，由朝廷授了印玺，然后藩属才可以使用尊号。尽管如此，清廷还是满足了噶尔丹的要求，那时海内尚未靖平，三藩之乱烽火四起，台湾郑氏也还没归顺，康熙一时抽不出手来对付这个桀骜不驯的蒙古王公，所以尽量地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政策。但是康熙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因为内地战事而忽略了西北边事，实际上康熙比他的臣属要更加明了西北局势，所以才能在关键时刻果断行事，最终一举奠定西北大局。

　　西北地区风云多变，野心勃勃的噶尔丹不久就得到了大肆扩张势力的机会。东部的喀尔喀左右翼火并，噶尔丹伺机干涉，他的弟弟出使喀尔喀，被左翼的土谢图汗所杀，使他有了发兵报仇的理由。他又声言喀尔喀的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在会见达赖喇嘛的使节时座次失礼，犯下了大不敬罪。以这两件事为借口，噶尔丹举兵东侵，誓要为他的弟弟报仇和为达赖喇嘛雪辱。喀尔喀部落抵挡不住噶尔丹的锋芒，溃退到清境内乞求庇护。康熙下旨让他们议和，责土谢图汗擅杀之罪，以抚慰噶尔丹。但是噶尔丹骄横不听命，率铁骑锐意东犯青海、漠北之地。康熙这时决定亲征，朝廷里的大臣近侍们都劝他不要去，但是康熙全局在胸，这时国内已经完全平定，清朝的国力强盛，正是肃清西北一角的理想时机。

　　康熙亲征噶尔丹，大军分兵三路。首次决战在乌兰布通，噶尔丹在山冈上将万骑骆驼缚足卧地，背负箱垛，蒙以湿毡，号为“驼城”，噶尔丹的士兵们藏身于骆驼阵后射箭发火统。清军面对顽敌大举进攻。据魏源《圣武纪》的描写，“我师……争先陷阵，左翼兵绕山横击，遂破敌阵”，噶尔丹被打败了。但是珀杜根据随康熙远征的耶稣会教士和一位俄罗斯使节的目击证词，认为尽管噶尔丹的损失惨重，双方实际上是打了个平手，经过一天激战，清军也无力再次发动进攻了。不过，清军依托整个辽阔的中土为后援，噶尔丹只有游牧部落的资源，乌兰布通之役没让清军伤元气，噶尔丹则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准噶尔部的毁灭，此为开端。

　　为了剿灭噶尔丹，康熙先后三次亲征（这是正史的记载，珀杜认为实际上有四次亲征）。噶尔丹剽悍倔强宁死不降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后勤的困难，西北地区人烟稀少天寒地冻，千里远征辎重难继，大军无法久留塞外。因为受后勤的限制，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都无法持续三个月以上。在和噶尔丹的决战中，康熙也只好一次一次地回师北京。尽管噶尔丹在康熙大军的追击下众叛亲离远遁荒漠，最后身边只有百十来人了，对清军已不构成任何威胁，康熙不顾大臣们的劝说，还是执意再次亲征，不擒敌酋决不罢休。一六九七年四月四日，穷途末路的噶尔丹在荒山之间突然身亡，前敌大将费扬古奏称，噶尔丹饮药自尽，清朝正史也都这样记载，但是珀杜认为这不合噶尔丹的性格，他的喇嘛教活佛的身份也不容他这么做。他觉得噶尔丹或许是死于暴病，更可能的是给打算投降的部下毒死的，就像康熙一开始猜想的那样。

　　噶尔丹之死并不意味着准噶尔战事的结束，事实上康熙以后的雍、乾两朝还都继续用兵西北，与准噶尔部蒙古骑兵周旋在天山两侧。平定准噶尔是清朝初年的一件大事，当年对内对外的许多决策都是为了这个大业而筹划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以第一次划定了中俄边境而闻名于世，实际上康熙签订这个条约的一个主要用意是切断俄国和噶尔丹的关系。果然，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噶尔丹曾多次请求俄国帮助，俄人碍于条约而拒绝了他。准噶尔一役，康熙始其业，乾隆毕其功，由此而千里中亚成了行省新疆，西北边疆太平无事，匈奴以来两千年的边患俱成往事。到了今天，其意义更加彰现，可以说其重要性绝不在台湾归顺之下。

　　珀杜教授在今天中国经济腾飞开发西部的背景下重温这段历史，自然会读出许多新的意味来。传统的观点把中国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遭受的苦难看成是脱离世界大潮的满清闭塞统治的后果，珀杜认为那完全是错的。满清的中国早就是世界舞台上的积极一员，其行为与历史的进程合步合拍。他在这部《中国进军西域》里提出的一个史学新见解就是把康熙乾隆征服准噶尔说成是一个世界性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在十七世纪征服了准噶尔，俄国差不多在同时征服了西伯利亚，而美国在这以后征服了西部。在珀杜看来，这三个历史事件都属于近代以来定居的农业文化对游牧的草原文化的同一个征服进程，而征服者又都是二十、二十一世纪的三个世界大国。把康熙和乾隆平定准噶尔放到这样一个整体图景中，似乎使这个清朝开国武功带上了世界史规律的意义。可是，大而统之的整体性叙事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具体的细节，而有的细节则是不容忽视的。康熙乾隆平定准噶尔的动机与俄罗斯向西伯利亚扩展和美国开发西部的动机完全不同。驱使俄罗斯人东进侵占西伯利亚的是对毛皮特别是貂皮的无底贪心；欧洲移民在美国大举西进则是为了攫取土地；而清朝皇帝们对西北连年用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得边境的安宁，这是珀杜自己也明白指出的。荒凉的塞外既没有什么富源也不是个安置多余人口的去处；边境既定，清廷也就慢慢地对那片土地失去了兴趣。孟森在讲述这段历史时曾感叹地说：“道光后，无故各割地数千里，惰气所乘，视疆宇无足爱惜。乾隆以前，日有进取，乾隆以后，日有放弃。殆所谓不进则退耶。”清代进军准噶尔与美国人西进淘金的动机和结果完全不同，把它们相提并论难免牵强之讥。珀杜自己在叙事时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他在总论部分把清朝征服准噶尔看成是世界史大进程的一部分，但是在具体描写康熙与噶尔丹的对阵时又说，准噶尔与清廷的开战完全是由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触发的。换句话说，人事略有变化，清代西北边境史很可能就会是另一副情景。

　　大概是为了叙事的生动，也可能是出于对弱者的同情，珀杜不是从我们习见的朝廷平叛的角度来写准噶尔之役的。他把清军和准噶尔骑兵在阿尔泰山和青海间的千里逐鹿写成是清、俄、准噶尔三家争雄的三国演义，说这三家都是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扩展领土。实际上准噶尔的地位和势力是无法和大清及俄罗斯并列的，最多我们能说噶尔丹统领下的准噶尔有点像努尔哈赤或基辅罗斯初起王业时的光景。但是在俄罗斯和大清已建成辽阔帝国的时候，噶尔丹以及继承他的雄心的别的准噶尔首领早已没有了勃然兴起与清、俄分庭抗礼的空间了。

　　事关边境的史著总是比较引人注目，中亚的领土划分也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但是更加值得留意的是作者在这部著作里表达的新的中国史观，正像作者在结尾时说的，中国现在在经济上日益兴旺并重回到了世界强国之列，这促使人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国家和社会，看到西方列强赖以崛起的那些东西中国实际上早就都有了。中国的现代史学家总是把中国传统社会和国家描写成是一个迥异于西方的他者，并且还是个常受别人欺凌的弱者，现在西方学者要完全推翻这个历史形象，珀杜的著作传递的就是这个信息。

　　然而，在珀杜的历史分析中还是有个盲点，在他的论述和分析中，经济力量的消长和军事强权的起落占了主要的地位。对经济和军事对抗的分析容易量化而且也显得更加科学，但是，这样的研究取向容易忽视文化的因素，而事实上文化的因素在中国西域那些年的风云变化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喀尔喀蒙古部在遭受噶尔丹进逼时无所立身，众人颇有意北去投靠俄罗斯，请之于大喇嘛哲布尊丹呼图克图，大喇嘛言，“俄不奉佛，俗尚、言语、服色皆相距远，莫若全部内徙，可邀万年之福。”于是喀尔喀南投中国，此举扭转了外蒙古的局势，是决定中国北部疆域的关键一步，这一步的变化，文化因素至关重要。再者，一七七一年，久居伏尔加流域的十五到十七万吐尔扈特蒙古人决定拔帐东向，开始了回归准噶尔家乡的艰难长征，这被英国作家德·昆西称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惊人的事件。珀杜难以解释这个显然很不理性的回归历程，认为这只是个偶然事件，甚至猜测土尔扈特首领原来是打算到新疆那里用武力征服土地的。实际上文化上的亲近感是土尔扈特人东归中国的一个重要推动力。由此可见，要理解中国在近代以前的历史轨迹，切实地比较中西的历史变迁，不考虑文化因素总是不妥的。■

　　（《中国进军西域——清朝征服中亚》，彼得·珀杜著，哈佛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