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从“脚跟思考”到“用头立地”

　　——普拉东诺夫的一生

　　◎徐 振 亚

　　宇宙中有一颗小行星是以俄罗斯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名字命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称他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可惜我们中国读者对他还十分陌生……

　　著名诗人勃罗茨基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典礼上致答词时说，安德烈·普拉东诺夫是与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齐名的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作家。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俄国作家索尔任尼琴宣称，如果外出旅行随身只能带一本书，那就是普拉东诺夫的中篇小说《基坑》。

　　其实，早在一九三七年，普拉东诺夫的短篇小说《第三个儿子》就已经入选美国年度最佳小说集，海明威读后表示要向普拉东诺夫学习。

　　而浩瀚的宇宙中那颗以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命名的小行星则日日夜夜在见证并向人们提示这位作家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安德烈·普拉东诺夫这个响亮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这不难理解，因为除了几家外国文学杂志刊登过他的少量小说外，我国还没有系统翻译出版过他的作品，广大读者也就无从了解这位苏联作家。其实，即使在他的祖国俄罗斯（苏联），普拉东诺夫也一直被视作“异类”，长期遭到无端的批判和残酷的迫害。他的主要作品生前被禁止出版，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的作品才开始陆续与读者见面。而真正的“开禁”和“回归”，使广大读者有机会全面认识这位伟大的作家，则已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了。

　　说来惭愧，我作为苏联文学教师，对这位早在二十年代就登上苏联文坛并且颇负盛名的作家同样一无所知。一九八七年，我在《新世界》杂志上读到了他的中篇小说《基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当时的心灵所受到的强烈冲击和巨大震撼，是任何一部近年来我所阅读过的苏联作品都无法比拟的。我被普拉东诺夫深邃的思想、独树一帜的高超艺术和敢于说真话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折服了，我简直难以抑止心头的激动和狂喜：“苏联居然还有这样精彩的作品！这样了不起的作家！”后来，我又读到了他的中篇小说《初生海》、长篇小说《切文古尔》和其他一些作品，进一步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和崇敬。一九九七年，我在俄罗斯访学期间出席了俄罗斯科学院举办的普拉东诺夫国际研讨会并作了大会发言，与俄罗斯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进行了交流。据介绍，这样性质的国际研讨会从一九九○年起每年举行一次，每次都吸引了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参加。目前，以娜塔丽亚·科尔尼延科通信院士和娜塔丽亚·格罗兹诺娃教授为首的一个专门委员会正在整理普拉东诺夫丰富的文学遗产，计划出版权威的作家全集。普拉东诺夫如今不仅是俄罗斯文学的骄傲，而且成了俄罗斯人民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的艺术成就也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承认。无论哪一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不管编者的立场如何，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列出专章介绍这位伟大的作家。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经典地位已经无可动摇。

　　安德烈·普拉东诺维奇·普拉东诺夫（1899－1951）原姓克里缅托夫，生于沃罗涅什市郊区坑洼镇一个工人家庭，父亲是铁路上的钳工，母亲是钟表匠的女儿。这个家庭共有十一个孩子，安德烈是长子。他父亲是个自学成才的发明家，在当地很有名气，沃罗涅什的报纸多次报道过他的事迹。普拉东诺夫热衷于发明创造，喜欢动手干体力活，显然是继承了父亲的性格。他非常爱母亲，从小对母亲的命运十分同情。他七岁进乡村教会小学读书，十五岁中学没有毕业就开始工作，当过火车司机的助手、铸铁工、机车修理工，以自己稚嫩的肩膀协助父母挑起了这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重担。普拉东诺夫后来回忆说：“我的日子过得非常艰难，生活一下子把我从孩子变成了成年人，使我失去了青年时代。”一九一八年初，他进铁路中等技术学校电工专业学习，同时开始积极投入沃罗涅什的文学生活，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小说和政论文章。一九一九年夏天，担任沃罗涅什地区国防委员会《消息报》战地记者，同年应征加入红军，先当军用列车的副司机，尔后主动请求转到特种兵铁道部队，在沃罗涅什郊区与白军作战。复员后继续学业，同时从事文学创作。一九二○年代表沃罗涅什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赴莫斯科出席全俄无产阶级作家代表大会，在回答大会调查与会者属于哪种流派时写道：“不属于任何流派。我有自己的流派。”一九二一年出版小册子《电气化》和诗集《蔚蓝色的深处》。普拉东诺夫早期的文章和诗歌充斥了改天换地、征服宇宙、消灭个性、否定传统、割断历史的革命豪情和浪漫理想，其狂热和虚妄与当时流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作品如出一辙：

　　我们要熄灭疲惫的太阳，

　　在宇宙中燃起别的光芒；

　　我们要给人们换上钢铁心脏，

　　要把行星从轨道上彻底扫光。

　　他号召人们充当革命的螺丝钉：“标准化的螺丝钉是社会主义的最好零件”，“标准化的工人是最优秀的共产党人”。

　　他崇拜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贬低甚至否定一切感情和思想文化价值：“社会的物质生产组织化越完善，哲学、宗教和艺术越有害……如今，基督、雪莱、拜伦、托尔斯泰难道比电气化更有意义吗？”

　　但是，普拉东诺夫毕竟是从事实际工作的技术人员，也是善于思考、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的政治虚火不会持续太久，也很难绝对相信飞驰向前的“革命火车头”会立即把人们带入美妙的共产主义。他从虚幻的云端渐渐降到了真实的人间。在鼓吹仇恨、造反、暴力、破坏的社会革命和重新安排山河、彻底改造宇宙的技术革命的豪言壮语后面，怀疑的情绪渐渐产生了：在鲜血上面建立“难以置信的世界”合理吗？这样的世界为谁而建？将来谁居住？

　　诗集《蔚蓝色的深处》受到象征主义大师勃留索夫的注意和肯定，勃留索夫希望这位无产阶级文学新秀今后在文学道路上大显身手。出人意料的是，普拉东诺夫却主动远离了热闹的文坛。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严酷的现实，那就是一九二一年大干旱造成的大饥荒：“一九二一年的干旱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作为一名技术人员，我再也无法袖手旁观——从事文学了。”

　　一九二○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底清党活动结束后，他却“由于年少气盛和不可原谅的原因”而自动离党。关于他自动离党的原因，有几种说法：一，上级号召大家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为各家各户打扫院子，普拉东诺夫不同意 ：“居民们乱倒垃圾，让我们去替他们打扫，我不干。”二，他母亲信教，当儿子的没有按党的要求做好无神论宣传；三，反对新经济政策，认为这是对革命的背叛；四，与一九二一年夏天普拉东诺夫经历的一场深刻的思想危机有关。这一年，由于严重干旱而引起大饥荒，饿死的人不计其数，然而许多党的干部却认为“共产党人属于未来”，因而千方百计为自己营造“舒适的生存环境”。普拉东诺夫目睹哀鸿遍野的惨象和这些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不由得怒火中烧，撰文说这些“官方革命家”的灵魂是“不成体统的畜生”，并且呼吁大家“在苦难中应该平等”，因而与当地领导发生了尖锐冲突。这四个说法看来都有道理，但最后的那个理由也许是最根本的，党委会的记录为我们提供了印证：“普拉东诺夫拒绝参加党的会议”，“不履行党员的职责”，“目无组织纪律”，“是个不坚定的动摇分子”。一九二四年春天 ，他在省土地管理局工作的时候又重新提出入党申请，基层支部也通过了，但是区党委先拖延了一段时间，后来决定不予批准。可见，普拉东诺夫独立的思想和个性，才导致了与基层组织发生分歧。

　　一九二一年普拉东诺夫被选为沃罗涅什省抗旱救灾特别委员会主席，一九二三年出任省农业局土壤改良师，主管农业电气化工作。普拉东诺夫奔走于穷乡僻壤，修堤坝，挖水井，建水库，造电站，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生活呕心沥血。

　　一九二六年二月，全俄土壤改良师代表大会上普拉东诺夫当选为农林协会中央委员，同年六月他告别故乡，举家迁往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莫斯科。普拉东诺夫的生活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可是不到一个月，他这位土地规划局副书记就被撤职了。他后来回忆说：“我留在了陌生的莫斯科……带着妻子孩子，没有工资。在一次小范围的部门会议上选了另外一个人接替我的位置。所有土壤改良师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只有我一个人参加！为了不让我饿死，农业人民委员会指派我担任水利工程师。与此同时，协会中央的那些代理人开始对我和我的家人进行造谣中伤（我还住在专家楼里），说我是小偷、乞丐、穷光蛋（他们知道我在变卖东西）……我的孩子病了……我每天到中国墙去变卖那些极其珍贵的专业书籍，那些书是我好不容易搞到的，没有这些书我就无法工作……我一筹莫展。没有人同情我，只有农业人民委员会的工程师们同情并支持我，当我饿得快不行的时候，他们借钱给我，甚至不要我归还，但他们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当时的艰难处境，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二六年秋，农业人民委员会任命普拉东诺夫为坦波夫省土壤改良处处长 ，于是他走马上任，只身前往坦波夫。怀着爱国爱民的满腔热情和科技工作者的严谨精神，普拉东诺夫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偏远省份的现实状况既使他大开眼界，加深了对现实的理解。他从坦波夫写信给妻子：“辗转于那些穷乡僻壤的时候，我目睹了种种令人伤心的事情，简直无法相信在某处还有个繁华的莫斯科，还存在着艺术、小说。不过我觉得，真正的艺术，真正的思想只能在这样的穷乡僻壤产生”。他似乎还很有信心：“我的心脏、头脑和创作意志暂时还不会背弃我”，同时也流露出一丝忧虑：“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社会前途，只有一种对我个人才显得珍贵的前途”。

　　对于俄罗斯文学来说，一九二七年是永远值得记取的一年。这一年，普拉东诺夫的创作热情和艺术才华犹如井喷般爆发出来。《通天之道》、《叶比凡水闸》、《格拉多夫城》、《性格内向的人》、《坑洼镇》、《建设国家的人们》等六部中篇小说相继完成，其数量之多、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恐怕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属罕见。这些优秀作品能及时与读者见面，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社长李特温－莫洛托夫起了决定作用，他是普拉东诺夫所有这些中篇小说的编辑。其实，早在沃罗涅什时期，老共产党人李特温·莫洛托夫就是普拉东诺夫政治和文学上的引路人，可惜这位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在一九四五年惨遭镇压。

　　一九二九年苏联历史上称为“伟大转折的一年”，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如火如荼地展开，对普拉东诺夫来说，也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他完成了长篇小说《切文古尔》。这部作品描写一些革命者试图在一个偏僻的切文古尔镇上创建“共产主义”，他们杀死资产阶级，毁灭森林，拆除旧房，停止一切生产活动（因为劳动产生财富，财富导致剥削），露宿原野，以草充饥，过着“心灵共产主义的生活”，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切文古尔》否定了那种虚幻的理想和荒唐的行为，凝聚了作者自己对早年思想的痛苦反思和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忧虑。《切文古尔》经过李特温·莫洛托夫的努力排出了清样，但最终还是未能问世，而短篇小说《疑虑重重的马卡尔》却遭到了严厉批判。马卡尔是个普通农民，他不明白为什么苏维埃国家制订了种种宏伟的美妙计划，结果却搞得一团糟，于是到首都寻找答案。他发现莫斯科也有两种人，一种人脑袋空空只会干活，另一种人不会干活只会出主意。他梦见有一个“科学人”站在高山之巅，山脚下的马卡尔仰望着“科学人”，盼着他给予指点迷津，可是这位科学人阴森恐怖的目光望着遥远的地方，思考的是“全局规模”，根本不顾老百姓的实际和愿望。斯大林看到小说后大为光火，认为作者在影射“各族人民的领袖和父亲”，于是以文学总管自居的“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闻风而动，赶紧操起批判的大棒，指责作品“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有害倾向，骂作者是“不亚于明目张胆喊着法西斯口号的反革命”。于是，苦难接二连三地降临到这位根红苗正、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的无产阶级作家身上。

　　一九三○年初，普拉东诺夫根据在俄罗斯中部农村考察结果，仅用十几天时间写出了中篇小说《立此存照——贫农纪事》。小说的主人公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看到农业集体化造成严重恶果的原因恰恰在于上级的种种文件和指令，绝非下级干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而揭示了这场灾难的根源以及领袖文过饰非的伪善面目。一九三一年小说在《红色处女地》刚发表，立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斯大林大骂作者是“混蛋、畜生”，并在篇名上划去“贫农”这两个字，改成了“富农纪事”，还声色俱厉地责令刊登小说的《红色处女地》主编法捷耶夫在中央报纸发表文章批判普拉东诺夫。于是以法捷耶夫的文章《一篇富农的纪事》打头阵，真理报、消息报、文学报等中央和地方报刊对普拉东诺夫展开了一场大规模围剿。“诽谤农业集体化”，“诬蔑社会主义改造”，“攻击党的总路线”，“富农代理人”，怀着“野兽般仇恨的反革命”……一顶顶吓人的政治大帽子铺天盖地地飞向普拉东诺夫。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普拉东诺夫不得不写了检讨，承认自己虽然没有反对党的路线的主观意图，但客观上犯了错误。仔细分析，这与其说是检讨信，不如说是一份辩解书。他甚至说过这样的话：“这个作品是写给一个人看的，此人看过了，目的也就达到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哪家刊物敢于发表普拉东诺夫的作品，作家似乎从文坛上消失了。尽管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生活陷于困顿，但是这位沉默寡言、外柔内刚的作家并没有屈服，他顶住种种压力，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走自己既定的人生路线。他离开农业人民委员会深入到伏尔加河和北高加索地区的农村，进一步观察并思考现实。他不止一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要当一名纯粹的作家是不可能的”，“如果作家只凭专业的感觉去体验社会主义，不深入生产第一线，就是常言所说的不用双手去感触，只当一名作家，那是一种很大的矛盾，甚至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一九三二年二月，普拉东诺夫在作家大会上发言总结自己的“思想改造”，他的发言，清楚地表明自己已经无法改弦易辙了。

　　《立此存照》遭批判后的孤立岁月成了作家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从反映集体化导致大饥荒的悲剧《十四间小木屋》（1932）到最有思想哲理深度、最富艺术创新、里程碑式的中篇小说《基坑》（1929－1930），从“技术小说”《初生海》（1934）到最后一部长篇《幸福的莫斯科》，这些作家生前无法发表的重要作品都完成于这一段时期。《基坑》无疑是普拉东诺股夫的代表作。小说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工人们为建造一座供全体无产阶级居住的大厦挖掘基坑，象征实现人间天堂的美好理想，第二部分写农业集体化，即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联结全书的则是一位寻找真理的主人公沃谢夫，他因为在上班时思考“共同的生活计划”而被工厂解雇，于是来到基坑工地，看到挖土工人们白天拼命干活，晚上睡在简陋的工棚中。工人们已经筋疲力尽，瘦得皮包骨头，可是上级决定建造更大的无产阶级高塔，他们还要挖更大的基坑。在全盘集体化的高潮中，沃谢夫随一部分工人作为工作队被派到附近的总路线农庄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去开展铲除农村资本主义根子的阶级斗争”。所到之处，他看到的是一片凄惨的景象：农民们感到生活无望，男女老少早就准备好了棺材，等待着死亡；组织大院里集中了留恋私有财产、在振奋时期哭过鼻子、脸上有过“异己表情”的农民，正在接受积极分子的社会主义教育；一头熊带领人们到村里凭着自己的嗅觉确定谁是富农，然后将这些富农押上木筏流放到汪洋大海；领导集体化的积极分子一夜之间掉进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左倾”泥坑，成了“无产阶级客观上的敌人”而死于乱拳之下；遇难的工作队员和凶手并排躺在村苏维埃的会议桌上……作家把这场政治运动的残酷、荒唐和危害表现得淋漓尽致。普拉东诺夫在小说中并没有刻画人物的性格，主要表现人物所代表的理念以及这些理念之间的冲突，造成多声部的理念对话：“社会主义没有你们照样成功，可你们离了社会主义就白活一辈子，就会死的”；“阶级斗争这把火是必不可少的，不然积极分子的热情从哪里来？”；“要把坏人统统杀掉，要不好人太少了”；“你们把整个共和国变成了集体农庄，整个共和国不是也成了个体经济”；“你们等着瞧吧，今天把我消灭了，明天也会把你们消灭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只有你们的头儿一个人进入社会主义”；“我自己不想生下来，我怕母亲是资产阶级”，“现在有了斯大林，也就有了我”，“我知道斯大林最大，布琼尼第二”；“我们的孩子不记得自己的母亲，可是已经跟斯大林同志心连心了”；积极分子“包揽了全世界的真理和生活的全部意义”，“喝干了整个阶级的血”，让“群众浑浑噩噩，什么也不知道”……这些理念背后的实质就是理想和现实、目的和手段、生与死、物质和精神、个人和集体等等形而上的哲理问题。无产阶级大厦的基坑最后成了埋葬小女孩的坟墓，这不仅是小说的结局，也是理想和未来的毁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普拉东诺夫的艺术创新，他突破了现实主义的成规，以自己独特的语言将现实的景象加以变形、夸张和扭曲，转化成充满无穷魅力、他人难以模仿的时空，从而构建了别具一格的普拉东诺夫艺术世界。这样奇特的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不可能被人认识和接受，当然更不会出版了。

　　一九三七年，即《立此存照》风波过去六年之后，普拉东诺夫才有机会出版了小说集《波图丹河》。在当时大清洗的具体语境中，即使这部探索爱情、生死之类永恒主题的作品还是难逃遭受责难的厄运。同年二月，普拉东诺夫乘马车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准备仿效拉季谢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写一部《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长篇小说，计划于第二年七月交稿。

　　谁知道厄运再一次降临到他头上。一九三八年五月，他钟爱的独生儿子、十五岁的中学生因“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捕。在审讯中他拒绝认罪，因而惨遭毒打，审讯人员威胁说再不承认就要逮捕他的父母。他被迫承认后判处八年徒刑，在监狱和集中营里受尽折磨，染上了肺结核，虽经肖洛霍夫向斯大林说情后于一九四三年释放，但出狱不久就死了。儿子的被捕和夭折对普拉东诺夫是巨大的打击和终身难以抚平的精神创伤。他心里明白，儿子是代父受过。最近披露的档案材料证明，普拉东诺夫早就上了安全部门的黑名单，他的一举一动尽在情报部门掌握之中。他虽然没有像古米廖夫、比里尼亚克、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等人遭到监禁、流放、枪毙的命运，但中年丧子的痛苦，对于爱亲人胜过爱自己的普拉东诺夫来说，也许更加深重、更加长久、更加难以承受。当局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迫害普拉东诺夫，还有个原因是害怕他影响别的作家，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臭名昭著的叶尔米洛夫就曾向日丹诺夫和法捷耶夫写过告密信：“且不说雷卡乔夫、乌西耶维奇、列文，就是卡塔耶夫、彼得罗夫（著名作家——本文作者注）也崇拜普拉东诺夫”，“他几乎成了预言家”。

　　从一九三八年起，普拉东诺夫只能为儿童文学出版社写些作品，但是即使在这个领域，作家也显示了出众的才华。故事集《七月的雷雨》（1939）成了儿童文学的精品。他为中央儿童剧院写的剧本《外婆的小屋》、《善良的季特》和《继女》 在他生前均未能上演。

　　卫国战争爆发后，普拉东诺夫一家撤离到乌法。作家要求上前线抗击法西斯，经批准，他于一九四二年初以《红星报》记者身份奔赴战场，写了大量的揭露和鞭挞法西斯以及歌颂红军官兵英雄事迹的通讯报道和故事，陆续出版了《斗志昂扬的人们》、《祖国的故事》、《铜墙铁壁》和《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四本书。他用自己勇敢的行动和手中的笔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再次证明了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心。

　　一九四六年，普拉东诺夫发表的小说《伊凡诺夫的家庭》（后来改名为《归来》）首先触及了战争给苏联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比苏联战争文学的标志性作品、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早了整整十年，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样一部优秀作品居然被叶尔米洛夫说成是“厚颜无耻的人”用来“诬蔑”苏联人民和苏联家庭的大毒草。尽管数十年来一直挥舞批判大棒敲打普拉东诺夫的叶尔米洛夫十八年后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未能进入安德烈·普拉东诺夫的艺术世界，我用了一把远离生活复杂性和艺术复杂性的抽象尺子去衡量这部小说”，但是文霸迟到的忏悔无法改变普拉东诺夫最后几年生活的困境，更不能抹去他精神上受到的伤害。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普拉东诺夫这位天才作家、俄罗斯人民忠诚的儿子，在贫病交加中，凄凉地走完了自己艰难崎岖却又光辉灿烂的人生道路。

　　综观普拉东诺夫的一生，他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不随波逐流，凭着艺术家的良知和敏锐的目光，以大无畏的精神和罕见的勇气，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记录了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揭示了造成这些灾难的那个体制的反人民性质，探讨了民族和人类的前途和未来，用他那朴素而奇崛的语言创造了一个完全独特的、难以模仿也难以企及的普拉东诺夫艺术世界，不仅为俄罗斯文学增添了奇异光彩，也为人类留下一笔丰富的思想遗产。“普拉东诺夫之谜”，或者说“普拉东诺夫奇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