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三卷）

喜闻新人向孔子“宣誓”

　　——谈孔子“出妻”及其他

　　◎伊 人

　　一

　　曾有朋友告诉我，某地搞了个特别活动，让新婚男女向孔子宣誓“永不离婚”。当时我的反应是：又是八卦新闻吧。因此也没怎么在意。可过了不久，读到学者资中筠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到：“更有甚者：北京启动‘孔子文化月’，一百八十对夫妻举行婚礼，集体面对孔子画像宣誓永不离婚（！）。”看来千真万确，实有其事，不是媒体记者“八卦”出来的。

　　资中筠先生说“更有甚者”，显然她认为此事过分，是不以为然的。其实，这宗“宣誓”仪式不仅仅是过分，而且非常荒诞滑稽——一百八十对新人向孔子宣誓“永不离婚”，可孔夫子他老人家恰恰是离过婚的！

　　试想，孔夫子若泉下有知，将会如何地难堪：甚矣！尔等欲哂予为乐乎？（过分啦！你们要拿嘲笑、奚落老夫当乐子吗？）“宣誓”仪式的策划者或许会一脸无辜：我们实在是把孔夫子老人家奉为“永不离婚”的千古楷模的呀！姑且相信他们确是出于纯正、严肃的动机，可实际的后果却成了“搞怪”——正儿八经的庄重“搞怪”，搞到了孔夫子的头上！

　　所以，本文题目的“喜闻”，这个“喜”就不是“欣喜”、“值得高兴”，而是有“好笑”、“可乐”的意味。如此而已。

　　二

　　准确地说，孔子是“出妻”，就是把妻子“休出”，这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男女双方的平等离婚。孔子“出妻”，在儒家经典《礼记》里有明确的记载：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伋则安能？为伋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这段记述中的“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孔伋，而敬称的“先君子”，则是子思的父亲孔鲤。子思的学生问：“从前您的父亲为被休出的母亲穿孝服守丧礼吗？”子思回答是的。学生又问：“您不让子孔白（字子上）为母亲穿孝行丧，为什么呢？”子思先以所谓“道隆”、“道污”为依据，接着断然言之：“作为我的妻子的，是孔白的母亲；被休出而不再是我的妻子的，便不再是孔白的母亲了。”照此逻辑，孔白当然就无须为“不为白也母”的亡母穿孝守丧礼了。《礼记》在此指明：“孔氏之不丧出母”，是从子思开始的。

　　同在《礼记》中，还有一段记载：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伯鱼”就是孔子的儿子孔鲤，他在母亲逝世一周年的时候，穿着孝服哀哀哭泣。孔夫子听到后，问：“谁在哭呀？”学生告诉他是孔鲤。孔夫子说：“哼！太过分了。”孔鲤听说之后，便脱去丧服不再哭泣。

　　南宋大儒朱熹对上述记述注解说：“伯鱼之母出而死，父在为母期而有禫，出母则无禫；伯鱼乃夫子为后之子，则于礼无服，期而无哭矣。”所谓“禫”，就是除丧服的祭礼。孔鲤的母亲既然是被“出”的，按儒家礼仪规定，就不能有“禫”；因此，孔鲤“期而犹哭”，孔夫子便不以为然地认为他太过分了。《礼记》有语：“礼不逾节”——“礼”是不能超过限度而不加节制的，超过就不合于“礼”了。孔子说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似还可以加一条：非礼勿哭。

　　不过，孔夫子毕竟还让孔鲤曾为其亡故的“出母”服过丧，不像他的孙子子思那么绝情：把孔白与其“出母”的血缘之亲也一刀截断了。

　　三

　　关于孔夫子所“出”之妻，即孔鲤的“出母”，我们所知甚少。

　　一部《论语》，有数次述及孔鲤；一次提到孔子的女儿：“以其子妻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学生公冶长；有两次提到孔子的哥哥和侄女：“以其兄之子妻之”——把哥哥的女儿许配给学生南宫适当妻子。然而，对孔子的妻子，全书却不著一字。

　　被指为“伪书”的《孔子家语》中有一句提及：（孔子）“至十九而娶于宋之上官氏，生伯鱼”。据此可知孔鲤的母亲是宋国人，姓“上官”，——另有证说是“■（ｑｉɑｎ）官”。除此之外就不甚了了了。

　　孔鲤的母亲为什么被“出”？也不见确切的记载。

　　“出妻”在中国古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大戴礼记》中早就明列出了“出妻”的律条和理由：

　　妇人七出：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笔者试以这“七出”之则，揣想孔鲤之母的被“出”——

　　先用排除法：第一条“不顺父母”，似不大可能，孔子的父亲早亡，■官氏嫁给孔子后，理当受其丈夫的影响，对婆婆也很恭顺。第二条“无子”，不必说了，她为夫子生了孔鲤。第三条“淫”，第四条“妒”，第七条“窃盗”，似也可排除，因为从孔鲤对亡母的感情（“期而犹哭”）来看，他的母亲当不会是那种失德的坏女人。第五条“有恶疾”，笔者愿意相信以孔子的仁爱之心，想必不会因妻子患“恶疾”（比如肺痨、黄疸病之类），便忍心把她逐出家门。

　　那么，这“七出”之中，有可能的就是“口多言”这条了。笔者反复细读《论语》，似乎辨到了一点消息：“食不语，寝不言”，这既是孔子饮食起居的一种习惯，恐怕也是有点针对性的——吃饭或睡觉时，■官氏难免要跟丈夫说说话，而说的很可能都是些家长里短的“妇人之见”；说得多了，夫子自然不胜其烦，便干脆定下一条规矩：“食不语，寝不言”。再假如（仅仅是假如），“子见南子”的传言传到■官氏的耳朵里，她若是忍不住向夫子唠叨几句，夫子不愠怒且正言斥之才怪哩。

　　《论语》里还有这段记录：“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夫子的这句话，想必不是无的放矢的泛泛之论，很可能是因于与身边女人之感受，从而慨乎言之的。注意这句话里“女子”置于前，显然是侧重的对象，而且把“女子”同夫子向来鄙视、贬斥的“小人”并列起来，这问题看来就相当严重了。

　　笔者还揣测，在日常服侍夫子方面，■官氏或许也有不如夫子心意之处。我们知道，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对美食是非常讲究、挑剔的；据《论语》所记：烹调得不好的，不吃（“失饪，不食”），没有合口的调味酱料，不吃（“不得其酱，不食”），从市集上买来的酒和熟肉，不吃（“沽酒市脯，不食”）……不独如此，还有“礼”的种种琐细要求，比如，肉切割得不合规矩，不吃（“割不正，不食”），坐席摆得不端正，不坐（“席不正，不坐”），如此等等。倘若在烹调及家政方面，不是足够的精通和干练，尤其是在“礼”的细节方面的粗疏失当，想要胜任孔氏夫人之重责，恐怕是难矣哉。

　　当然，以上仅是笔者从经典记述中蹊跷之处，作出一点“可能性”的揣测；也许，孔夫子“出妻”的底里，将是永难索解的谜。

　　四

　　中国有句古语，曰：“糟糠之妻不下堂”。

　　孔子曾经很坦率地承认：“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史记》中说，孔子曾当过仓库保管员，替人管过牧场。事实上孔子干过他所认为的“鄙事”，远不止这些。

　　在孔子十九岁娶■官氏时，他仍然处于贫贱之境中。就在娶妻的那一年，鲁国的贵族季孙氏有一次设宴招待士人，孔子前往参加，结果被季孙氏的家臣拒之门外。按孔子自述的“三十而立”，可以推知，在三十岁立业之前，孔子是没什么地位的。因此可以说，■官氏是孔子的“糟糠之妻”。

　　那么，能否因为■官氏之被“出”，而认定孔子德行有亏呢？笔者觉得不能。这不仅因为在孔子的时代，尚没有“糟糠之妻不下堂”这一说，更因为在整个中国古代，“出妻”是社会生活允许的通则，无违于礼教，甚至可以说是“天经地义”。当然，笔者也不是说，被“出”之妻就都是咎由自取，活该。

　　正因为古时“出妻”与“礼”无违，所以在《礼记》中有多处言及“出妻”的内容。正因此，大儒朱熹在《礼记》的注解中，明言“伯鱼之母出而死”。编撰过《四书集注》的朱熹，对孔子是绝对绝对崇敬的，倘若“出妻”是道德有亏的事，他岂能不“为圣者讳”？

　　稍早于朱熹的宋代理学家程颐，对“出妻”曾如是说：“妻不贤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尝出妻。今世俗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古人不如此。”可谓是旗帜鲜明。但由此也可以窥出，当时世俗中对“出妻”已有所怀疑，不如更古的古代那么理直气壮了。

　　不过，在古代，被“出”之妻，未必都如程颐所说的“不贤”。孔子的学生曾参——他在《论语》里被敬称为“曾子”，——以“藜蒸不熟”的理由“出妻”（藜是一种当菜食用的植物）；有人问，这犯了“七出”之规吗？曾参回答：“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大概觉得这理由有点勉强，又说：“绝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也。蒸不熟而已，何问其故乎？”问理由干吗？想要“出”那就“出”了呗，何况妻被“出”后，她还可以嫁人呢！

　　尽管“出妻”在中国古代，是无可置疑的男人特权，却也不是所有男人都使用了这项特权。笔者相信，古代不“出妻”的男人还是多数，尤其是在底层的平民中。“相濡以沫”、“白头偕老”，是很多贫贱夫妻衷心祈愿并践行到底的。因此，《诗经》中“风”（民歌）的诗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近三千年来便能在无数人的心中咏唱不已。还有这种不“出妻”的情况，就是妻与妾共存，比如有的妻子生不出儿子，听任丈夫纳妾，自己幸免于“出”，得以保留正妻的名分。当然纳妾不只为此，妻妾成群往往又是男人身份的象征。在中国封建礼教社会里，男人拥有妻妾既合法，也无违于道德。

　　今天我们无须拿现代的婚姻观念来苛求于古人，古人有古人的婚姻模式和道德。然而，我们能否认现代婚姻制度中的“离婚自由”，比诸古代的“出妻”以及不“出妻”的养蓄妻妾，乃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显然更合理、更文明、更人性吗？！

　　轻率的、不负责任的离婚，固然不足取，但离婚并非就意味着负面、消极，离婚也未必都关乎道德问题。如果离婚根本要不得，为什么法律要写进“离婚自由”？让一百八十对新人向孔子宣誓“永不离婚”，天晓得能否保证他们都坚守誓言至死不离。这跟组织有些“公仆”向包公宣誓“永不贪污”一样，是靠不住的。

　　说穿了，策划新人向孔子宣誓和“公仆”向包公宣誓，其实都是“作秀”。不过两者也有差异——其一，贪污是绝对的坏事，本该禁绝（但不是靠“宣誓”）；离婚则是当事者双方感情破裂、婚姻失败的一种选择，且是法律允许的自由，又岂能一律“永不”？其二，“公仆”们向一生清廉的包公“宣誓”，好歹还没有弄错楷模；而让新人对曾经“出妻”的孔夫子宣誓“永不离婚”，这实际就是一场恶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