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卷）

蒋经国上海“打虎”以失败告终

　　◎刘 统

　　一九四八年是中国历史上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产党开始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胜利的曙光已经映现。

　　为什么国民党会一败涂地？腐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的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刘统著)详尽分析介绍了这一年中国经历的风风雨雨。以下是书中部分内容的摘录——

　　一九四八年六月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危机重重，两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形势出现了全面崩溃的前兆。

　　随着战争的延伸和规模的扩大，国民党的军费犹如无底的黑洞，吞噬着金钱和物资。入不敷出，物价飞涨，全靠发行新钞票支撑。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前，已发行法币六百六十亿元，相当于抗战前夕发行额的四十七万倍。而国统区的物价如同脱缰的野马，一路狂涨。恶性的通货膨胀引起连锁反应。

　　经济破败到如此程度，而前方打仗和困守孤城的五百四十万国民党军天天要钱要饭要子弹。从东北、华北和中原逃亡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的原国民党政府人员、地主家属以及形形色色的“难民”多达百万。他们天天向国民党政府要救济，成了另一个沉重的负担。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手里没钱，急得到几十家富豪门上乞讨，要他们捐钱。然而响应者寥寥，气得吴国桢威胁要把他们的劣迹公开登报。

　　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窘迫到如此捉襟见肘，另一方面文武官员和豪门大亨却狼狈为奸，利用种种特权囤积货物，大搞金融投机，牟取暴利。当时官员的贪污腐化，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法币既已走到了绝路的尽头，各种投机活动又把经济秩序搞得如此混乱，看来不想办法改革币制、整顿经济秩序是不行了。蒋介石指示翁文灏内阁开会研究，想出办法来。财政部长王云五提议以中央银行所存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实施的办法是以各地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百姓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实行管制经济。在几个重要城市设置管制区，派经济督导员负责执行。这个方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以俞鸿钧担任上海的督导员，特派他的长子蒋经国协助督导，实际上大权是掌握在蒋经国手里。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全国各大报都刊登了蒋介石币制改革的命令。这次改革是蒋介石孤注一掷的决策。搞得不好，就是全盘崩溃，再无挽救的余地。

　　然而，币制改革令尚未发布，就有抢先作案的。上海《大公报》记者季崇威从内部渠道获悉，就在国民党政府公布金圆券法令的前一天，某要员乘夜车来上海，在证券交易所抛售巨额股票牟取暴利。出于义愤，季崇威写了一条新闻《豪门巨富纷纷搜购金公债，隐名之人曾大批抛售股票》，登在八月二十一日的《大公报》上：“十九日上午，有某匿名之人从南京乘夜车抵沪，下车后不洗面不吃东西，匆匆赶到某熟悉证券号，一个上午向市场抛售三千万股永纱，照昨天股票惨跌的行市计算，此人大约可获利四五千亿元。”

　　蒋介石获悉后，大为震怒。币制改革属于核心机密，竟然有人敢抢先一步发横财，说明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他派了两名监察委员专程到上海彻查此事，从交易所账目上查到那天两个抛售股票的大户，一个是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一个叫李国兰，是南京财政部秘书陶启明的老婆。杜、李、陶三人一同被捕后，陶启明招供是从财政主任秘书徐百齐处获悉机密消息，便赶到上海用老婆名义抛售股票的。结果陶被处决，徐百齐撤职查办。杜维屏和李国兰则转交特刑庭，以金融投机罪公开审理。

　　蒋经国到上海，踌躇满志地要干一番大事业。他带着赣南时期培养的一批亲信，调来了以青年为主的“戡乱建国大队”，共三千余人。在上海中央银行设立办公室，雷厉风行地干起来。第一项措施就是限制物价。按照政府公布的物价管制办法，所有的商品都必须停留在八月十九日的市价上，称为“八一九防线”。目的就是要打击投机和囤积行为，“革上海人的命”。在他的统一指挥下，从八月二十二日起，全市警方和检查机构四出检查市场、仓库、水陆码头，凡是违背法令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逮捕法办，货物全部没收。

　　为了表示他的决心，蒋经国于八月二十七日首次发表谈话。他说：“关于检查工作，此次对任何方面绝不留情，但绝对不扰百姓。执行经济政策的原则是‘一路哭不如一家哭’，凡人民能负责准确的指出奸商贪官污吏，一定能够惩办。”他指出：“今后风浪或风波在所不免，但只要冷静坚决，相信没有什么困难。天下没有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没有说话比人民说话更准确。”他指示“戡建大队”设立人民信箱，接受群众举报，并表示要亲自接见群众，听取群众的呼声。

　　蒋经国说到做到，他微服私访小菜场，了解限价后的食品供应情况。自从以金圆券规定蔬菜鱼肉价格后，上海的物价真是便宜了许多。但是《大公报》记者去暗访时，小贩们却叫苦不迭。

　　用行政命令强行限价，能收到一时的效果，但经济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限价能维持多久就很难说了。国民党政府只在几个大城市实行经济管制，而大多数中小城市依旧如常。这就导致了一个人为的差价空间。上海的商人按限价出售商品货物，必赔无疑。于是他们把商品囤积在仓库里，等待观望。还有的暗中抽逃资金，转移到香港。针对这些情况，蒋经国再下狠招。派人清查所有仓库，凡是囤积在三个月以上的货物，全部没收。没收的商品在商场中开设平价柜台出售。谁知事与愿违，商场刚开门，投机的“黄牛”就蜂拥而入，将价格便宜的罐头食品、棉布等抢购一空，还挤坏了商场的玻璃柜台。尽管有许多警察维持秩序，仍然无法应付拥挤的人群。不到半天，商场就被迫关门。

　　限价造成了市场商品的紧缺，另一方面资本家将工业产品偷运出上海，转到外地销售牟利。蒋经国意识到，不打倒这些控制经济命脉的“老虎”，上海的经济秩序就无法建立，控制物价就更谈不上。他法出令行，果真轰轰烈烈地打起“老虎”来。他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刘鸿生、钱新之、周作民、杜月笙等人，软硬兼施。要他们拥护政府措施，交出全部黄金、外汇，否则即勒令停业。他扬言：“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也四处出动，设立岗哨。检查行人；并与警察、警备司令部人员混合编队，组成许多三人或五人小组。检查商店、工厂的仓库，登记囤积物质。对违反规定者，蒋经国采取了严厉的措施。纸商詹沛霖、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六十余人，均因私套外汇，私藏黄金，或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先后被捕入狱。九月二日荣鸿元刚从香港返回上海，即被逮捕。詹沛霖则被查出囤纸三千吨，被送交特种刑事法庭。谁都知道一进特刑庭，是凶多吉少，詹沛霖吓得面如土色，当场大哭起来。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作为证券交易所老板，牵扯到陶启明的永纱股票投机案，被特刑庭审判。社会都关注审判结果，当时他判了八个月的徒刑，在法庭上大呼冤枉。惩治了这一批大老板后，蒋经国还大开杀戒，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贪污勒索罪被枪决。蒋经国宣称：“在上海应当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要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

　　蒋经国的“铁腕”暂时发挥了作用，因此，上海的物价在一个时期内保持了稳定。在当局的威逼和严令之下，兑换金圆券的工作也进展顺利。当时规定一两黄金兑换金圆券二百元，一元美钞兑换金圆券四元，而法币则是三百万才兑换金圆券一元。限期兑换，过期严罚。中央银行门前每天排着长队，市民们将自己手中的黄金、美钞、银元换成金圆券。许多人并不是情愿把黄金美钞捐给国家，而是迫不得已。蒋介石的亲信吴忠信的老婆私下对人说：“蒋经国是我抱大的，现在连我的棺材本都被他抢去了。”

　　民间的黄金和外汇毕竟是有限的，财产的大头掌握在上海几家大的商业银行手里。蒋介石推行币制改革的一大目的，就是要把商业银行的外汇转到中央银行里，由他亲自控制。九月六日他在总理纪念周的讲话中，命令商界、金融界切实遵守经济政策，各商业银行所有外汇，限期存入中央银行。在这样的威慑下，上海各商业银行只好在九月底将各自存留的外汇储备向中央银行申报。但是凡是能开银行的人，都与国民党政府及官僚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钱不是轻易能转过去的。而且虽然申报了，但外汇资产仍在自己的户头上，并没有转账。由于金圆券崩溃得太快，蒋经国还没来得及把这些资产抓到手，自己的使命就结束了。

　　初战的成绩，使蒋经国信心大增。他决心乘胜前进，和上海的财富集团拼个你死我活。蒋经国说：“我们认定这次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革命运动，所以我们自开始以来，即主张发动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这伟大的工作。应该告诉人民，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决。要想将旧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力量和最大的代价是不能成功的。今日已经到了彻底改革的时候了。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一天的。”

　　蒋经国的革命言论，是当年在苏联学来的，难怪手下担心他太激进。他的话确实打动了一大批渴望改革的青年人。为了开展工作的需要，蒋经国决定组建“青年服务总队”。短短时间内，竟有一万二千多人报名参加。可见群众的热情之高。遗憾的是，他们的集训还没结束，蒋经国的使命已经结束了。

　　在国民党币制改革和经济控制的双重压力下，上海工商业主受到沉重打击。但是这些人毕竟闯荡多年，对付政府有多种办法。在限价管制之下，商人采取种种办法逃避检查，转移资金和货物。工厂因为限价，开工不敷成本，也纷纷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经济形势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

　　商人在逃避，工厂在停工。“大老虎”们也开始反击了。当年蒋介石起家，依靠的是上海工商业巨头的支持。现在蒋经国要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真是不知好歹！如果把这些人得罪了，国民党还能维持下去吗？九月底，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许多工商巨头开会。会议开始，蒋经国照例客气地表示感谢诸位对币制改革的支持，接着话锋一转，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物资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他的话音刚落，老奸巨滑的杜月笙却不紧不慢地说道：“犬子维屏违法乱纪，是我管教不严，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是他咎由自取。不过，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此时满座的目光都对着蒋经国，看他如何反应。杜的这番话反守为攻，指名道姓，完全出乎蒋经国的预料。他不由得一愣，但随即表示：“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话虽然这么说，事情却是棘手万分。因为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孔令侃，他是大财阀孔祥熙之子。其姨母则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宋美龄没有生儿育女，对孔令侃视如己出，倍加宠爱，孔、宋两家早已联为一体，密不可分，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势。而且扬子公司还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机构都有密切关系。因此，孔令侃自认为靠山硬，谁也奈何他不得。蒋经国固然来头大，但又能把他怎么样？所以他没有把“太子”放在眼里。明明有令规定：下午十二时以后实行宵禁，不准行入通行。孔令侃偏偏在这时开车闯关，扬长而去。明明规定禁止囤积居奇，扬子公司偏偏乘机大搞囤积物资。手下人为此向蒋告状，蒋经国勃然大怒，但也不敢轻易在“太岁”头上动土。如今杜月笙在会上这么一逼，他无法回避，不得不予表态。扬子公司违法乱纪的事实路人皆知，整个上海都在拭目以待，看他如何动作。事情到这一地步，蒋经国只好横下一条心，向孔令侃开刀，于是命令经济警察大队长程义宽搜查并查封了扬子公司，但迟迟不对孔令侃本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表明他手下留情，仍留有余地和后路。

　　查封扬子公司成为一时的重大新闻，引起舆论的普遍关注。十月八日，上海、南京、北平等地各家报刊争相报道“扬子公司囤积案”消息，有的表示欢欣鼓舞，呼吁“清算豪门”；有的则因处理此案拖泥带水，缺乏前一阶段的雷厉风行作风，表示不满，指责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打虎打到自己人头上，蒋介石和宋美龄终于坐不住了。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便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到沪，把蒋经国、孔令侃约到永嘉路孔宅面谈，企图缓和两人的关系。宋美龄劝说道：“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对孔令侃说：“希望你顾全大局！”孔大吼一声说：“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最后两人大吵起来，蒋临走时说：“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令侃回答说：“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宋美龄只好发急电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问题，要他火速乘飞机南下。当时，蒋介石正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和亲自督战，闻讯后要傅作文代为主持，自己即乘飞机赴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飞机场，宋美龄就带着孔令侃抢先告了蒋经国的状。然后由警备司令宣铁吾、市长吴国桢及蒋经国等陪同蒋氏夫妇到达天平路蒋宅，大家正准确坐下向蒋汇报情况，宋美龄却宣布：“总统长途南下，很疲乏了，一切事情明天再说。”蒋经国及文武官员只得告退。宋美龄向蒋介石多方说明原委，谓两家属于姻亲，有共同利害，家丑不可外扬等，得到蒋的首肯。第二天蒋介石召见蒋经国，痛骂一顿，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要他立刻打消查抄扬子公司一事。父子交谈不到半小时，蒋经国出来时一副垂头丧气之色。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上海文武官员，亲自为扬子案开脱。大家一听此言，只得唯唯喏喏而退。在这之后，上海警察局发言人也出面为孔令侃开脱，对外宣布：“扬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使其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曾经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却很快被勒令停刊了。扬子公司案风波就此平息。

　　扬子公司案不了了之，蒋经国的部下都愤愤不平。贾亦斌回忆：“我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蒋经国是一个有抱负有能力的领导人。无论以公以私，作为部下和朋友，在此关键时刻，我都有责任有义务向他进言，提醒、劝告他：坚持原则，不要犹豫不决，消极退缩。为此，我主动到逸村二号去见他，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他本来情绪就不好，顿时发火了，以训斥的语气嚷道：‘孔令侃又没有犯法，你叫我怎么办？’我见他不仅不承认自己软弱、不敢碰孔令侃的事实，反而以孔令侃无罪的口实为孔洗刷，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驱使我拍案而起，一掌击在桌上，大声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尔后，他终于平静下来，叹了一口气，又无奈何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啊！’”

　　“扬子公司案”宣告了蒋经国“打老虎”运动的失败，也使他丧失了刚刚在民众中树立起来的声誉。国民党的战争一天天耗费着大量的金钱，政府不得不以增发金圆券来弥补巨大的亏空。另一方面，限价的经管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运行秩序，引起了人为的恐慌。

　　果然，十月初上海掀起了抢购风潮。二日《申报》的新闻标题是《黄牛党无缝不钻，长蛇阵随处可见。绒线香烟西药等物无一不被抢购，药房门外占地待顶更属闻所未闻》。报道说政府每天向市场投放的二十万磅绒线，开门不到半小时就被抢购一空。时装店也是熙熙攘攘，小姐们在抢购时装和衣料。价格昂贵的裘皮大衣，也销售一空。最后连橱窗里的模特都被“剥光了身子”。每个商场门前都聚集着成百上千的“黄牛党”(从事倒卖的投机分子)，从前一天黄昏就开始排队。一些平时消费不多的药品，如鱼肝油、盘尼西林、维生素都成了抢购对象。而被迫抛售物资的纺织厂、卷烟厂因限价不及成本，难以为继，不得不宣告停产或半停产。生产的萎缩更刺激了抢购，市民人心惶惶，本来不急需的东西也先买回来，免得货币贬值遭受损失。几天后，“黄牛党”的抢购波及到无锡、杭州等城市，吓得商店纷纷关门。

　　限价是造成抢购的一个原因，而另一个原因更重要，就是国民党政府滥发金圆券，引起民众对金圆券信心的崩溃。

　　蒋经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几天的日记，反映出他的痛苦心情：

　　十月十四日，自星期六开始，市场已起波动，抢购之风益盛。一方面因烟酒涨价，同时亦因通货数量之增多，所以造成了今日之现象。目前抢购之对象，为涨布呢绒等物，恐怕将来要以米为对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所以一夜未安睡，且内心非常不安，因责任所在而不敢忘也。

　　十月六日，抢购之风，虽然比较好转，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解除。米的来源空前的来得少，而市民向米店买米量则较往日增加一倍。这是个严重的问题，真是日夜所不有安心者。

　　更奇特的是，“抢购病”又演化为“享乐病”。《申报》十月八日报道，上海近期出现了一窝蜂的“享乐狂”。有钱人家纷纷出游，上海附近各风景区人满为患。饭馆里如果一天不客满，反而成了怪事。舞厅里人头涌动，舞女应接不暇，就是姿色一般，平日没什么主生意的，这几天收入也成倍增加，而且都是现钞交易。这种世界末日的怪现象，被报纸称为“浮动病”。浮动者，人心浮动也。人人到了今日有酒今朝醉的时候，这个社会还有指望吗？

　　十月二十四日，蒋经国发表《向上海市民进一言》的谈话，企图挽回局面，安定人心。他说：

　　有许多人劝我们不要再限价，认为不限价一切都可以买到了。请大家想一想，这种情形，方便的是那些有钱人，高兴的是投机商，而痛苦的却是老百姓。我们现在虽然使人民一时感到不方便，但无论米、菜、肉、油等人民所最需的物品，一般来说，总算是维持了以前的限价。当我们听到一般市民说起买不到这个那个，以及看到许多商店门前排长队时，内心是非常难受。处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简单的推卸责任的办法，或者就是下令取消限价。但在个人的良心和责任心上，实不应亦不能如此做。希望大家明了，这是人民自己的事情，要大家协助我们共同解决如许的困难问题。我相信在下个月，如人民切实与政府合作，实行配给制度，采取采购办法，上海市场，无论如何，是可以安定下来的。

　　形势不依个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当时解放军攻克济南，辽沈战役正在进行，蒋介石应付军事焦头烂额，经济上根本无力支撑限价管制。市场越来越混乱，民心越来越浮动。

　　十一月二日，翁文灏向立法院报告，公开承认经济改革的失败。作为承担责任者，翁文灏和王云五分别辞去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职力。

　　翁文灏内阁倒台，蒋经国的使命也结束了。十一月二日，他在上海向部属作告别讲话，沉痛检讨失败原因。他说：“检讨七十来天工作，深感新的力量尚未成熟长成，而反动势力已结成一条战线，狼狈为奸。我们有高度的情绪，坦白的胸怀，但尚缺乏斗争经验，不足以对付老奸巨滑的经济敌人。”但是他声称“问心无愧”。实际上他的内心非常痛苦。

　　他情绪消沉，一面喝酒，一面烧文件档案，甚至连印好的请柬也烧，他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他黯然离开上海回南京，与他刚来时的轰轰烈烈形成鲜明的对照。

　　经济改革是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崩溃的最后的一搏，终以失败告终。蒋介石既是大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就不可能真正触动特权阶层的利益。当人们希望打击豪门的时候，他们就退缩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