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卷）

谈谈《鲁迅全集》第六卷

　　◎朱 正

　　几十年来，《鲁迅全集》经过多次修订，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认为，朱正先生是《鲁迅全集》编辑史上的三个重要人物之一（其余两位为林辰、孙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新一版《鲁迅全集》（二〇〇五年版）已与读者见面。新版《鲁迅全集》昂贵的定价和编辑上的一些纰漏，遭到了不少专家和读者的批评。

　　本书即约请朱正先生写来此文，谈谈他在《鲁迅全集》校注中所做工作。由此一斑，也可窥见这次《鲁迅全集》修订工作的全貌。朱正先生本篇仅限于谈他本人校注《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情况。据我们所知，他对其他各卷的修订工作也提过一些意见。这些在他新著《鲁迅身后事》一书中也有一点反映。 ——编 者

　　二〇〇五年版《鲁迅全集》的修订整理工作，分给我做的是第六卷，因为一九八一年版我担任的是第六卷的责任编辑，比分给我另外一卷要省力一些吧。这是真的。一九八一年版出版之后，我在平日的阅读中，遇到有关校、注方面的材料，就随手写在书上。这一回领到任务以后，就从那书上把这些添注的材料抄下来，所以比较快就弄完了。听编辑室的同仁说，我是第一个交稿的。

　　让我做第六卷，又是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得以改正一九八一年工作中的错处。今天来说新版比旧版的进步之处，也就是说我自己上一回的工作没有做好。如果那时我做得更细致一些，其中许多问题当时就解决了，不会留待二十多年之后再解决。

　　现在就来说一说二〇〇五年版解决了哪些问题吧。

　　先说校勘方面。比起一、二、三、四、五卷来，第六卷有一个特殊情况，所收三个集子中，《且介亭杂文》和《且介亭杂文二集》，都是鲁迅亲手编定，分别写了序言和附记或后记，还没有来得及付印他就去世了。《且介亭杂文末编》是他死后许文广平编定的。这三个集子是许广平经手，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以上海三闲书屋名义同时出版的，都是未经作者看过校样的，其中错字也就比较多些。这些错字以前各版《全集》都沿袭下来了。本版根据鲁迅誊抄的手稿（影印件）和最初发表的报刊校改的，例如：

　　《且介亭杂文》中那篇《论“旧形的采用”》中，有一句以前各版都是这样：

　　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

　　本版据原发表的报纸《中华日报》补上了一个“必”字：

　　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必有生产者的艺术。

　　同书中的《门外文谈》里，有一句以前各版都是这样：

　　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

　　本版据作者誊抄的手稿（影印本）将“那就”改为“那是”：

　　至于符的驱邪治病，那是靠了它的神秘性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那篇《弄堂生意古今谈》，其中写的小贩的叫卖声，以前各版都是这样的：

　　而且那些口号也真漂亮，不知道他是从“晚明文选”或“晚明小品”里我过词汇的呢，不是怎么的……

　　本版根椐作者眷抄手稿以及最初发表的报刊，将所说的这两部书名改正为《昭明文选》和《晚明小品》，并且加注，指出《晚明小品》“隐指施蛰存编的《晚明二十家小品》，1935年上海光明书店出版。”

　　同书《“题未定”草（六）》中有一段引张岱《景清刺》的引文，是描写景清刺杀燕王即明成祖未遂的场景的，其中有两句话，在一九三八年版和一九五八年版《全集》中都是无法看懂的，那就是“跃而询”，“王且询”。在那惊险万状擒拿刺客的现场，跳跃起来询问什么呢？一九八一版我发稿的时候，细看作者誊抄手稿影印件，才发现亮里不是“询”字而是“訽”字，是“诟”的异体字，骂的意思。跳起来，骂，这就同当时现场的气氛相符了。在一九八一年版上我就改正了这个字，不过，还有“王且訽”这问题没解决。在张岱的这篇里，“王”当然是指燕王朱棣。燕王紧刺脱险，当然会怒骂刺客，但是这里没有提到另外的动作，就不能用“且”字连接。这一回，我细看了一种较清楚的影印件，才发觉被误为“王”字的上面有一点，原来是个“立”字。“立且询”，站起来，骂，这也就是景清就死之前的气概。

　　这样的改动或据手稿，或据原刊，都是有文本根据的。但是我必须说明，我也作了一处没有文本根据的“迳改”。《论“旧形式的采用”》中间有一句：“在图画上，则题材多是士大夫的部事”，以前各版都是这样印的。在汉语中，“部事”不是一个词，从文意看，并且从上一段中有“大抵以故事为题材”一句来看，这里只能够是“故事”之误，可惜这篇的原稿没有保存下来，作者编集的时候又多有另行誉抄，而是将《中华日报》的剪报编入书稿之中，就让报纸上的这个错字保留了许多年。本版即据文意将“部事”改正为“故事”。我以为这样做是可以的。鲁迅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说到当时有书商擅自编印他的选本以牟利这事，他说：“我对于这等选本，私心却也有‘窃以为不然’的几点，一是原本上的错字，虽然一见就明知道是错的，他也照样错下去。”可见如果印他的书，却对于明知道的错字也不给改正，他就会要“窃以为不然”了。我以为类似这样可以“迳改”的，还不止这一处。就说同在这一篇里的吧，像这一句：“可取佛画的灿烂，线画的穿实和明快”，我就想过：“空”和“实”是反义字，在汉语中“空实”也不是一个词。“空实”这两个字摆在这里，同“明快”一语并列，我也不知道该取“空”义还是取“实”义。我想这里恐怕是“空灵”之误。我敢于将“部事”改为“故事”，是因为上文有一句“……大抵以故事为题材”，可以作为间接的依据；如果迳改“空灵”，却连这样间接的依据也没有，就没有改动了。让我来编鲁迅的书，只能取慎重的态度。

　　注释方面，我查阅了一些新出的重要工具书，例如《不列颠百科全书》，利用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对旧注作了一些修订。例如：

　　《且介亭杂文》中《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里注“牛兰”，二〇〇五年版注改写成这样：

　　牛兰（Noulens，1894-1963）本名雅拉夫·马特维耶维奇·卢尼克（ЯkoB MaTBeeич ЛyHNk），牛兰是他在中国所用的化名之一。出生于乌克兰，苏联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工作人员。1927年11月受共产国际派遗来中国从事秘密活动，负责中国联络站工作，公开身份之一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因受到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的牵连，1931年6月15日，牛兰和妻子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拘捕，8月10日由中国方面引渡，14日押解南京，以“危害民国”罪受审。他们夫妇在狱中多次进行绝食斗争，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曾赴监狱探视并组织营救。1937年8月日军炮轰南京时逃出监狱，1939年回国。

　　同一篇文章里说道：“去年也有了提倡是每年放犯人回家一趟，给以解决性欲的机会的，……有一位批评家，还以为这么一来，大家便要不怕牢监，高高兴兴的进去了，很为世道人心愤慨了一下。”这个意见的出处，一九八一年版注明是“《十日谈》第二期载有郭明的《自由监狱》一文，其中说……”，出处没有说错，可是有所不足，本版就改为：“邵询美在他编的《十月谈》第二期发表《自由监狱》（署名郭明）一文。其中说：……”。这就同正文中说的“一位批评家”相衔接了。

　　同书《病后杂谈》一文中注秋瑾，其生年旧版注的是“一八七九？”，我看到某期《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一篇考证文章，考定她的生年是一八七七年，我认为这考证结果是可信的，就采用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中，注裴多菲，一九八一年版是这样注的：

　　彼兑菲（1823-1849）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著有《民族之歌》、《勇敢的约翰》等。

　　《不列颠百科全书》裴多菲这一条，是根据新解密的俄罗档案修改了他的卒年，我即采用了这一最新的成果，另写了一条注释：

　　彼兑菲（1823-1856）通译裴多菲，匈牙利诗人。参加了1848年的革命，1849年7月，在同帮助奥地利的俄国军队作战中被俘，押赴西伯利亚，几年之后死于肺结核。著有《民族之歌》、《勇敢的约翰》等。

　　二〇〇五年版出版之后，我看这条注，生卒年还是保留了旧注的“1823-1849”，注文中说他在1849年“作战中牺牲”，只是添了一句“一说他在瑟什堡战役中与一批匈牙利士兵被俘，押至西伯利亚，约于1856年病卒。”我想，出版社这样处理的理由，大约是尽量不动一九八一年版的成果吧。

　　《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立此存照”（三）》一篇提到冯史丹堡，旧版是这样的：

　　冯史丹堡 美国电影导演。他生于维也纳，七岁时随父母定居美国。

　　我即据《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材料改注为：

　　冯史丹堡（1894-1969）通译斯登堡，美国电影响力导演。生于维也纳。七岁时随父母移居美国。执导的影片有《求救的人们》、《下层社会》等。

　　我当然完全明白图书出版的程序，印出来的成品总不会跟所发的稿子完全相同。但是在看不出改动的理由时候，总不免觉得有点遗憾。举两个小例吧。

　　《且介亭杂文》中《连环图画琐谈》一文里引用了艾思奇的意见。旧版注艾思奇，在注了生卒年、籍贯、哲学家之后，即注明鲁迅引文的出处。所有这些都是对的。我只在旧注的基础上，添了两处，一是“原名李生萱”，二是“著有《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论”。出书之后，我发现“原名李生萱”这五个字删掉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中关于艾思奇的介绍，中间就写了“原名李生萱”（第69页）。我真不懂出版社为什么要删掉这五个字。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注裴文中，旧版称他为考古学家，我在发稿的时候，在考古学家之后，还加上了古人类学家。结果这古人类学家五字被删去了。如果一定要删去一项，我宁可删去考古学家，而保留古人类学家。

　　我更感到遗憾的，是我自己的工作还有没有做到位的地方。《且介亭杂文》中《病后杂谈》一文谈清朝的文字狱，其中说到这样一件事：

　　还有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此“斩立决”，还累及门生的，但我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

　　作者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杨霁云的信中也说到这事：

　　乾雍禁书，现在每部数十元，但偶然入手，看起来，却并没有什么，可笑甚矣。现正在看《闲渔闲闲录》，是作者因此杀头的，内容却恭顺者居多，大约那时的事情，也如现在一样，因于私仇为多也。

　　在《且介亭杂文》里，蔡显和《闲渔闲闲录》都作了注释，二〇〇五年版的注文大体上沿用了一九八一年版的，内容基本上无改动。这条注文是据《清代文字狱档》的材料写的，对蔡显其人以及《闲闲录》其书算是注出来了。可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遗漏，就是没有注出为什么鲁迅“细看了一遍，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注释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应该注明；鲁迅看的《闲渔闲闲录》，并不是蔡显因而获罪的原本，而是吴兴刘氏嘉业堂的新刻本。蔡显被杀后，其弟子为纪念他，将他的遗著编为《笠夫杂录》一书，获罪诸篇当然都不收入了。嘉业堂翻刻的其实是《笠夫杂录》。我没有在注释中写明这点，是一大缺陷。

　　这书的校对工作，总的说是好的，但也略存小失。例如《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注来信者陈××即陈其昌，注释说他“抗日战争期间在上海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军捕杀”，“期间”错成“其间”了。

　　其他各卷，我还没有细看，在印象中有待改善之处似乎还不少。但愿能抓紧改一改，改好之后再印第二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