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立昌
虽然人们对梁漱溟的传奇人生并不陌生,但当我读完《梁漱溟自述》后,他那“坚持说真话”的硬骨头精神更令我敬爱。
一九三七年末,梁漱溟初访延安,与毛泽东先后长谈六次,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各述己见,更有激烈争论,且多“以各自依旧坚持自己的见解而结束”。但他还是觉得心情舒畅,因为他是毛泽东邀请的客人,对话是平等的。八年后再访延安,梁向中共领导表述对时局的看法后,尽管“毛公无表示”,但对客人仍是平等的。一九五〇年代初在北京与毛的四次谈话,第一次,梁初始印象:“主席和霭可亲,如对待老朋友一般视我”;但二人沟通时有不顺畅处,所以临别时梁发觉毛“词色间似不愉快”,回想起初访延安时两次通宵辩论,“我临别,出门犹觉舒服通畅之情怀,何以此次竟不可得?”此后再见面,梁便惴惴然关注着对方词色,此时二人毕竟身份迥异地位悬殊矣。然而,梁漱溟的可贵就在,“对于什么问题自有见解主张,而我的行事又必本于自己之所知所信,不苟同于人,积几十年如此”。因而稍后才能出现因公然要求伟大领袖有“雅量”而被轰下台那一幕,也才能出现“批林批孔”年代要他表态时那句掷地有声的回答:“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设若当年梁漱溟不是以客人身份,而是像一般青年或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那样,成了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军队之一员,就凭他那“坚持说真话”的不服输个性,结果怎样,是不难想象的。由此我联想到最近读到的一篇记八十八高龄的著名记者李普的文章,作者说: “我多次听李普说过这样的意思,他之所以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因为他没有去过延安,他是重庆的干部。只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挽救运动的‘磨炼’,才会‘夹着尾巴做人’。”
一九四八年末,中共挽留胡适未成。一九五六年又不止一次通过胡适老友辗转劝他回国,有封信提及两年前大陆“胡适批判”时说:“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的个人。”胡适在这句话的下面划了条线并注云:“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此言极是。对于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就是他们的命根子。五四时代高歌“我是我自己的”的老一辈,进入一九五〇年代近三十年间,就渐渐失去了“自己”,最后完全没有“自己”;我们这一辈,自懂事起,似乎从来也未有过“自己”。仅从失去“自己”或没有“自己”还要奉命作文,或虽未奉命但作文仍不敢越雷池一步这一点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够可怜够可悲的了。“忆苦思甜”,如今年轻一辈撰文自然有了许多“自己”,但面对主观的修炼和客观的制约,在寻求或坚持“自己”的道路上究竟走了多远?
“匹夫不可夺志”的梁漱溟同样值得年轻一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