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一卷）

第20章 林彪的单相思

　　林 利

　　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的女儿林利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从少年时代起，便与党的高级领导人熟悉并有一定的交往。毛泽东甚至委托她陪伴江青休养和治病。可是，她也难逃“文革”的浩劫，被莫名其妙地关押了七年多。最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她所著的《往事琐记》，书中详细介绍了她的奇特而坎坷的经历。

　　在这本回忆录中，林利写到了她的最好的朋友孙维世。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曾在苏联学习戏剧导演，在这方面颇有才能，而在“文革”中却死于非命。她的死与林彪、江青都有关，追根溯源恐怕就因为当年林彪追求她未成。《往事琐忆》披露了其中的内情，现摘录如下——

　　一九三八年，根据党的安排，我来到了莫斯科，进共产国际党校学习。在党校生活将结束之时，共产国际中国党代表曾暂时由林彪接任。但林身体不好，所以组织上决定他只管大事，不管小事。他就住到共产国际宿舍“留克斯”来。他妻子张梅正在生孩子。林彪经常到我和孙维世住的红色救济会大楼来。我不以为奇，把他当作一位领导同志兼长辈。不料这时他却在追求孙维世。追求维世的还有别人，如刘亚楼同志就是一个，他公开表示追维世。我们只把这事当作笑料。至于林彪追维世，我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做得很隐蔽。他来邀维世出去玩，让我也参加，一起逛马路、公园。我完全想象不到，一个男人在妻子生孩子的时候竟然会去追求别的女孩子。他即将回国的前夕，竟要维世跟他一起走。维世拿我做挡箭牌，说莉莉不走，她也不走。林竟说，那就都走。维世跟我说，李进（即林彪）决定要我们都回去。我很诧异，说组织上原定要我们留在莫斯科学习的，怎么又改变了？林当时是党代表，他的话有权威性。维世说，那你写封信给他，说明情况。其实我们住得很近，我也可直接去问他，但听了维世的话，便写了一封信，由维世转交。于是，我和维世跟林彪回国之事就此作罢。直到一九四三年，林彪辗转托人带了一封信给维世，信中说他不得已听从别人劝告结了婚，但维世留给他的印象甚深。我看了信大奇（维世和我之间无秘密可言，只是有些事我当时不知，事后她才告诉我）。维世才告诉我，林彪一九四一年临行之前，要和她结婚。要她同他一起走。至于原来的妻子，不管维世态度如何，他都决定和她分手。果然他的前妻带着婴儿留在了苏联，战时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对林彪的这封信，我们取笑了一阵，并找出其中文法的误谬。可见，维世对林对她的追求是毫不在乎的。没想到此事后来竟给维世带来了灭顶之灾。

　　关于孙维世，我要说的太多，这里首先澄清一个事实。那个年代，她正值十九、二十岁的花样年华，不仅风华绝代、光彩照人，而且性格开朗，聪颖，活泼，倾慕她的大有人在是很自然的。但她本人并不在意，有时开开玩笑，甚至“恶作剧”一番，当然都是善意的，结果大家一笑置之。从根本上说，她对这些历经考验的红军同志是尊重的，从未和哪一个人有特殊的密切关系。至于林彪，维世开始时不仅把他当作一位红军英雄，而且认为是自己的校长（抗大校长），是很尊敬的。一次，在七部，林彪从食堂端饭回屋子。维世见了，赶忙跑过去，接过饭来，恭恭敬敬替他送进房里。她却完全没想到，这位比她年长十来岁的校长会追求她。孙维世最初大约也未觉察到林彪的意图，后来知道了，她也像对待别的追求者一样，以调皮诙谐的态度应付。林彪要她一同回去，她当然不同意。她热爱自己的戏剧艺术，对个人生活问题毫无考虑。我和她床并床地在一间屋子生活了七年，我深知她的事业心、她对戏剧的执着。

　　林彪带领一批中国同志最后离开莫斯科，中国人中只剩下我和维世两人，住在红色救济会的顶楼宿舍。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投降，滞留在苏联的不少中国同志陆续回国。我本来也想在一九四五年回国，但维世坚决要我等她同行。她因继续在戏剧学院的导演班学习，还须一个多学期才能结来。凭我们二人的患难交情，我不能不等她。况且我如果先走，她又不能挤出时间去挣一份工资，生活会困难的。于是我等了她大半年，于一九四六年我们申请回国。我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了联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批准，决定我们九月回国。十多天后，我们平安到达哈尔滨。这时大约已是九月底十月初了。

　　到哈尔滨车站时，只见李立三一人来接妻子，他把我们二人也一起接到他家。维世和我都奇怪，照理我们回国应由组织上（在东北哈尔滨就应是东北局）接待，怎么不见代表组织的人来，当下只得先住下。李立三对维世说，他完全知道她和林彪之间的事情，在哈尔滨暂住数日，即安排我们去延安。我的目的地本是延安，当然没有异议，但维世不知为何却要立即避走。经过反复诘问，原来情况曲折：在我们回国前，林彪知道维世将要来哈尔滨，情绪异常激动，竟向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倾诉心事。说他原本爱维世，只为先回国，在延安经同志们撺辍，才另娶叶群。现在孙维世回国，他心情难以平静。叶群知道后也到处哭哭啼啼。东北局的领导人大概是为了维护东北主要领导者林彪的安宁，只好把孙维世遣走，这件事就交李立三办。因为李当时兼着三人调处执行部（美国调解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争议的机构，几处地方设有联络点，有美国班机来往）的工作，可以用执行部中共人员名义送我方干部往来于几个解放区。

　　几天后，我们回到了延安。维世回延安向她的“小超妈妈”和“胡子爸爸”（这是维世对她的义父母邓颖超和周恩来的称呼）提出去哈尔滨工作的要求，因为她从事的是话剧艺术，要在大城市里才能施展身手。周恩来、邓颖超同意了。她又要求调我这个患难朋友及她的亲生母亲任锐同志一起走，也得到许可。这样，便开始了我们的时间虽短暂但颇为曲折的旅程，这次中途还要经过北平和长春。

　　约十一月下旬，我们再一次搭乘美军班机到达北平。来到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住地北京饭店，维世母女（孙维世的母亲名任锐，革命老干部，一九四九年病逝于天津）和我住进一间客房。

　　我们很快就见到了中共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同志，他对我们说，不能去哈尔滨，因为东北已来电，嘱咐我们不得去哈尔滨，原因未说明。我们当时有些气愤。叶剑英同志把哈尔滨来电情况报告延安中央。不几天，收到周恩来同志的复函，叶又召我们去，给我们看了这封信。信中语气是明确的，不以哈尔滨来电为然，况且派我们去哈尔滨是中央决定的，为什么可以无故不接纳人。当时叶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去东北吧。我们三人便坐上了飞机，下一站去长春。那里中央代表团的负责人是伍修权同志。他接待我们时也说，接哈尔滨方面的电报，不要我们去哈尔滨。我和维世的母亲任锐同志很气愤，便欲立即返回延安，可是维世却要再问个究竟，要再等等。任妈妈和我便先动身返回北平，在那里等。几天后，维世也回到北平，说哈尔滨方面李立三署名来电说：“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我们早已猜出是林彪作梗，任妈妈不明就里，觉得维世一个普通干部去哈尔滨工作，碍着谁了。无奈之下维世这次只好服从了。她说，既然这是为了党的利益，不说什么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常去看维世，她住在东单三条的青年艺术剧院的宿舍。那时她导演的所有的戏我都看过。节假日我们也常在一起度过。我们一起去过她的义父母（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家和她的姨父（冯友兰）家和我姐姐家，吃饭聊天。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过的不是很久。有一次，我去看她，她告诉我说，她要结婚了。我大吃一惊，问为什么？她说她这样的年龄，该结婚了。结了婚就可安定下来，全心全意地去工作。我又问同谁结婚？她说，是党内的一个老同志，做过许多工作，包括地下工作。她要我猜是谁。我怎么猜得到？最后她告诉我是金山。我当时不知该怎么想。在我眼里，金山年纪相当大，完全是个不起眼的人物。我看过他演的戏《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维世任导演。当时我觉得他论年龄、论气质，都和保尔不相称。但维世这次同我谈她选择对象时，完全不是征求我的意见。我满心不同意，但不知该怎么说。

　　不久后，他们举行了婚礼。我还是照样去看维世，她也照样请我看她导演的戏。但金山经常露出不愉之色，觉得我是多余的。我对他也不假以辞色。慢慢地，我们有些疏远了。

　　他们婚后大约四个月光景，金山就犯错误了，严重违反了外事纪律，也背叛了与维世的夫妻之情。亲友们莫不为维世愤慨。邓颖超要人传话给我，要我写信（当时我在国外）劝维世转到党的立场上来。我的理解就是离婚。但维世对我说，她想给金山改过自新的机会。她以为，金山受到的严惩（开除党籍，下放石景山劳动）应该是触及灵魂的。她不应抛弃他，该拉他一把，可能会改造成好人。为此我们两人吵得很厉害。事后维世对别人说，她理解我，我劝她是为她好。此后长时期中，维世忍辱负重帮助金山。待金山期满回京，她向领导请求准许他重返戏剧界，直至有一天，维世去找文艺界的领导，说金山患有严重心脏病，怕自己死后见不着马克思，请求恢复他的党籍。领导终于准其所请，恢复了金山党籍。维世对他可说是仁至义尽。

　　此后，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见面的机会就很少了。我听说维世去大庆蹲点，在那里和职工打成一片，把文艺工作搞得得很有成绩。我为她高兴。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就被批斗、蹲牛棚，直至被捕。完全不知道维世的消息。因此，当听到她和我是同一天同一时辰被捕，并于当年就被虐杀时，我大惊，同时感到莫名的悲愤。“文革”中，被陷害、被杀戮的无辜者许多，但是，像对维世这样被肆无忌惮地、惨绝人寰地虐杀，却是罕见。我知道谁是凶手。我永远诅咒她们，永远诅咒叶群、江青这类鼠辈。她们即使遗臭万年，也难消我心头之恨。

　　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追寻

　　人类既有隐瞒真相的本能，又有追寻真相的能力。

　　人类只有直面历史和真相，才能够吸取教训，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

　　唐山大地震给太多的唐山人留下了创痛，大地震之前真的毫无任何预警吗？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不少幸存者的心头。一位名叫张庆洲的唐山籍报告文学作家通过几十年的追寻和采访，突破重重关隘，终于写成了一本《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报告文学》杂志曾以“增刊”的形式将其发表出来，后来此文又以《唐山警世录》为名正式出版。

　　张庆洲依然记得，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那个傍晚，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唐山去参加一个会议，他的大姐送他。

　　可是几个小时后，大姐被坍塌的预制板压住了一条腿，她央求她的丈夫用锯锯掉她的腿，血流了一地，最后她死在废墟里。

　　遭遇重创的唐山人开始迁怒地震局的人没有给他们任何预测信息。地震后，一个叫刘占武的地震队员重伤后被抬送到飞机场，准备转移到外地救治，在他说出自己的身份后，差点被愤怒的人群围殴。中国地震局一专家在唐山主持会议，不得不躲到桌子下面逃避殴打。

　　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人敢在唐山说自己是地震局的人。

　　令唐山人困惑的是，此前不久，地震专家成功预报辽宁海城大地震，一百多万海城人由此逃过大劫。为什么唐山不可以？

　　带着同样困惑的张庆洲后来成了一位报告文学作家。他有一个理想，就是探寻和还原当年那场地震灾难。他曾得到了一个匿名的“深喉”的帮助，被告知唐山地震预报网络在震前获得大量异常信息，并多次预警，但没有被认可。

　　张庆洲首先找到一个叫杨友宸的老人，杨时任唐山地震办公室主任，是当年地震界颇有名气的“唐山杨”，负责构建当年唐山地区庞大地震监测网络。

　　一九七六年初，杨做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五十公里在本年度七八月份将有五至七级强地震。五月，杨在中国地震局华北水化学地震会商会议依据数据图表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的地震。

　　杨后来找到市委书记许家信，许指示一个副市长立即召开地震工作紧急会议，最后该副市长拍板说，紧急动员群众采取防震措施为时尚早，继续观察。

　　这次“不准记录不准传达”的会议结束后，杨突然被组织上安排去了一O四干校“改造世界观”，不准请假不准出门，取而代之的是两个业务新手。

　　临走前，杨偷偷告诉家人一些应对地震的知识，他的妻儿后来被压在砖石堆里，牢记他的叮嘱保留了体力，被成功刨出。

　　杨后来回忆说，他不能告诉其他人，否则他将成为散布谣言破坏生产，而被镇压的坏分子。

　　预测大地震来临的不仅仅是杨一人。七月十四日，中国地震局在唐山二中召开京津唐张渤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该校地震科研组一个叫田金武的教师当着近百名中国地震界官员、专家的面郑重警告：七月底八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七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八级。

　　知情者回忆说，该交流会的中心议题是“批邓反右”，而田是被反复批斗的一杆“黑旗”，一名普通教员，“没有多少人认真听田的发言”。而多年后，田得到了重新评价。地震界称他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成功地预报出唐山大地震，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准确的短临预报。

　　其间，唐山不少地震监测站、台、点也发现各种异常。唐山地震专家们向张庆洲提供当年的书面文件，证明他们曾发出了大量“大震就要来临”的高危预报。

　　七月七日、七月二十二日，山海关一中先后两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提出书面预报意见：七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陆地将有六级左右地震。

　　七月十六日，乐亭县红卫中学向唐山地区地震办公室发出书面临震预报意见书，明确指出“七月二十三日前后，我区附近西南方向将有大于五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

　　“我们本来抓住了唐山大地震的，二十四万人都是被冤死的。”杨友宸面对张庆洲的采访时，他痛哭失声。

　　张庆洲的采访从唐山延伸到了北京，北京最高地震部门的内部博弈逐渐呈现出来。

　　当年的中国地震局京津震情分析组长汪成民告诉张庆洲，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在唐山召开的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上，他要求作一次大会震情发言，试图通过一种越轨的方式告诉尽量多的人大震即将来临，但被拒绝。他仅仅被获许以私人名义开座谈会，“想来听的就来，不想来听的就不来”。

　　青龙县科委一个叫王春青的青年干部听到汪的发言后，大吃一惊，紧急向县委书记汇报。

　　七月二十五日，县委书记冉广岐在未请示上级的情况下做了一个大胆决定，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发出震情预报。次日早上八点全县四十三个公社开始一场规模巨大的临震总动员，民众得到较好的疏散安置。如期而至的大震损坏该县房屋十八万间，其中倒塌七千三百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的只有一人。

　　七月二十二日，汪成民回到北京后，就请求地震局的领导们听取一次汇报，“但领导们这个推那个推，不是开会就是生病”。汪无奈，在地震局局长刘英勇的家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上写河北队、海洋局情报所等专业地震机构所报上来的地震短临预报信息。

　　七月二十六日，汪等人应北京队强烈要求去听取震情预测汇报，时任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副主任的梅世蓉交给他带到会场的意见是“四川因为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再乱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说话要慎重”。

　　当晚，汪综合北京地震队的信息形成一份汇报材料。次日，汪在刘的办公室堵住领导，要求听取汇报。汪成民力陈“异常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是严重的，要求紧急动员起来”，一名副局长拍板说，“目前事情很忙，下星期开会再研究一下”。

　　此时距离唐山大地震十五小时。

　　耿庆国说，唐山、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地震机构各种信息源源不断，但始终无法越过中国地震局的分析预报室，上传中央政府。

　　“大震迫在眉睫，但我们过不了那道关啊，当时我们没有渠道捅给最高层，叫天天不应啊！”耿回忆说，他当时暴怒得像只狮子，最后筋疲力尽。

　　一些地震专家回忆说，当年一场“东西之争”埋下了唐山大地震漏报的种子。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国地震局在全国地震趋势会商会上，中国地震专家们对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地震形势分析上严重分歧。

　　以梅世蓉为代表的一些地震专家认为，中国东中自一九六九年渤海地震后，地震活动已趋减弱。今后一两年主要地震危险在中国西部，战略上要转向川滇一带抓八级大地震。而一些青年地震专家则认为，对东部地震形势的估计过低。

　　一九七六年五月底，云南龙陵发生大震，正好对应了梅的观点，中国地震局主要力量转移川滇，华北震情监测力量薄弱。

　　汪成民介绍说，一九七六年六至七月正处于中国科学院“批邓反右”新高潮，对涉及到有关京津唐地区的震情，很多人视为一个危险的政治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

　　唐山市政协一名老干部说，唐山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城市之一，如果发出了错误的地震预报，工人不肯下井，陷入瘫痪的煤矿和钢铁企业势必损失惨重，责任人将可能会被打成破坏生产的“阶级敌人”或者“反革命分子”，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乃至被处以死刑。

　　汪成民则称：“唐山地震前，持无震观点的人掌握了中国地震局关键岗位的决策权，他们把无大震的学术思想变成了行动指南，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支持、不理睬，甚至采取了专横压制的做法，逐渐形成了一种成见，以致成为了唐山地震预报的一种阻力。”

　　唐山大地震发生后震惊中南海。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华国锋、江青、纪登奎和吴德紧急召见相关人员询问。

　　国家地震局原地震大队队员黄相宁回忆说，大约晚间二十三时许，他被人带入人民大会堂台湾厅。他看见刘英勇局长、梅世蓉正向华国锋汇报。梅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外，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

　　梅汇报完以后，华国锋要黄相宁继续汇报。

　　黄向华国锋汇报了地震之前做出的一份地震预测报告。他和同事通过地应力变化预报唐山地区将发生五级左右地震。该报告一份上报中国地震局长，一份上报中国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但均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华国锋说：“这次唐山地震，中国人民遭到了巨大的损害。震后我们立即派出了解放军、医疗队奔赴唐山抗震救灾。”他最后定论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地震战线的同志们要放下包袱，团结一致对付地下之敌，要决心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汪成民回忆说，地震发生后他得到了地震局同仁的赞赏。然而不久，中国地震局上上下下就统一了口径，说唐山地震前没什么情况，地震预报是科学上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八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十五天，中国地震局刊发的第十七期《地震工作简报》中说，“由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及中国科学院的柳忠阳插手中国地震局，严重干扰和破坏唐山大地震的预测预报工作，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

　　一九七七年一月，中国地震局在一次全国地震全议上进一步分析了漏报唐山地震的原因。在一份只供少数领导干部掌握的简报里，中国地震局承认了三个错误——一、对异常和地震的关系认识不清楚，对震情判断有错；二、对临震异常的标志认识不清；三、对京津唐渤张地区发震地质构造标志认识不清。

　　另一位军旅作家钱钢先生二OO三年在一次演讲中分析说，当年中国处于“政治地震期”，对靠近北京的唐山地区做出地震预报意味着毛主席都要搬家，万一错报就承担巨大的政治后果，政治压力让科学预报心惊肉跳，中国地震局的决策者们选择了继续观察，力求一个更加稳健确实的预报。

　　钱愿意相信，没有一个人愿意漏报或瞒报大震震情预报，一些震情错判者后来也被自责和歉疚饱受折磨。他在《唐山大地震》一书里说，晚年的刘英勇局长一个晚上需要服用三片安眠药才能入睡。

　　张庆洲找到当年的一些地震专家时，他惊讶于他们对唐山大地震难以解开的心结。

　　唐山地震台工作人员刘占武生活在歉疚中，“我有负罪感，挥之不去”。而杨友宸总是说他对不起死去的二十四万唐山人，一头白发郁郁寡欢，二OO二年去世。

　　张庆洲为他的《唐山警世录》书稿卷首特意加写了一段文字，试图为这一群人洗清屈辱。他说，“我谨代表唐山在地震中超过二十四万的死者，对昔年的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说，你们曾经预测出唐山大地震，你们告急了，也尽力了，你们是家乡父老乡亲的骄傲。”

　　张庆洲耗费两年时间，完成对唐山大地震震前预报诸多知情者的采访。他认为他在做一件风险莫测的事情，他想了很多办法来保护自己，诸如对采访对象全部录音，并复印能够得到的所有书面资料。

　　“我可以随时提交给法庭，如果有人告我写作不实。”张庆洲指着书房里书柜上一包东西说，为了防止意外，他还复制了另外一套证据材料存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二OO二年，等待出版社回复的张庆洲被叫去唐山市委宣传部，他看见了中国地震局的一份文件。文件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唐山业余作家张庆洲所写的纪实性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漏报真相》一书书稿交我局审阅。我局阅后认为，该书存在以下严重问题：

　　一、该书作者将采访的部分当事人某些不符合事实的一面之词，不经核实地登录，严重地歪曲了唐山大地震前后的一些事实。

　　二、该书中所给予肯定的某些做法，与我国防震减灾方面的法律法规明显相悖，如予宣传，将严重误导公众，造成不良后果。

　　三、该书不仅涉及到唐山地震，还涉及到对现今的地震预报及某些地震预报手段的评价、对国外地震的预报以及“文革”中的一些人物的评价等敏感问题，其很多内容都与事实不符。

　　“对唐山大地震震情预报的真相追寻，不应是翻历史旧账，不是去追究何人和部门的责任，而应是告诉更多的人，如何吸取教训，以求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人们可以避免重蹈覆辙。”张庆洲说。

　　张庆洲说，他曾经一度对该书问世感到绝望，但朋友鼓励他尝试给中国地震局局长宋端祥寄送书稿，以求最后一搏。张最后惊喜地迎来了峰回路转。二OO四年八月九日，宋写信给张，并为其书稿写序，称“本书以唐山地震为例，提出了在有中长期及临震背景条件下，如何尽最大可能地防震减灾，以及社会公众如何逃生等重大问题。本书提出的命题‘开放型防灾备灾ABC’，‘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等观念，我认为这是对社会有益的。”

　　汪成民和一些地震专家对此表示欣慰，“二十九年过去了，唐山大地震终于在公众面前呈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全貌”。（摘自《凤凰周刊》）

　　邓小平的讣告是如何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