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一卷）

第19章 宋庆龄的晚年

　　李湄

　　《梦醒——回忆我的母亲廖梦醒》（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是廖梦醒的女儿李湄写的一本关于廖氏家族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廖仲恺、何香凝、廖梦醒、李少石、廖承志等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孙中山、宋庆龄、周恩来等人的交往。以下是从该书中摘录的有关宋庆龄晚年的几个片断——

　　红卫兵砸宋家坟墓

　　一九六六年那场浩劫突如其来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有思想准备。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牛鬼蛇神”，遭受抄家、鞭打、批斗、人身污辱。这种“红色恐怖”，后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即便不是“牛鬼蛇神”也没有人身保障，会遭到任何一个戴红袖章的人侵犯。他可以拿着剪刀，看见你头发长，就肆无忌惮地把它剪掉，并不需要征求你的同意。想不到住在共和国副主席官邸里的宋庆龄，也为她那把长头发提心吊胆。“破四旧”的时候，一天，宋庆龄请妈妈和我去吃午饭，在座的还有妈妈在中国福利基金会时的同事、奥地利人魏璐诗。宋庆龄和我谈起红卫兵“破四旧”的事，问我外面是不是要求所有女同志一律剪短发。她说：“我不要剪短发。”我安慰她：“只要你不愿意，没有人会强迫你的。”中国有句古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宋氏三姐妹的母亲临终时，要求三个女儿永远受护她们的头发。因此宋氏三姐妹都不剪头发，梳着同样的发髻，永不改变发型。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开出一份包括宋庆龄在内的应保护的人员名单，得到毛泽东批准，宋庆龄才安下心来。

　　宋庆龄是个孝顺的女儿。当她知道自己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坟被红卫兵砸得稀烂的时候，其难过可想而知。她立即派人叫我妈妈去，给妈妈看墓地被砸毁的照片，请妈妈把照片送交周恩来。妈妈很快把照片转了去。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妈妈收到邓颖超的复信：

　　“据了解，在一月中旬到二月上旬期间，上海六十二个公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烈士墓园也波及，在被劝阻后才未扩大……上海方面已将宋副主席父母坟墓现场所拍的照片送来，现送上请转宋副主席。除已将她前次的酌情处理意见告知上海方面，在她看了现场照片后，是否可提出处理的意见，望告。我和恩来同志看了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因为遗体和遗骨已经又埋入墓穴了，是否就在墓穴上面加工覆盖好。墓碑并没破坏，仍照旧保留，只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改刻宋副主席一人的名字。如果把遗体和遗骨挖出来火化，恐难挖全。究竟如何，请宋副主席考虑。”

　　邓颖照的信和墓地的照片妈妈交给了宋庆龄，她对于周恩来在这困难时刻为她做的事十分感激。

　　何香凝逝世打破了宋庆龄的平静

　　一九七二年九月一日，外婆何香凝终于以九十三岁高龄寿终正寝。她是在凌晨二时去世的。天刚亮，宋庆龄就到北京医院来了，她是向外婆遗体告别的第一个人。她和外婆是半个世纪的朋友。孙中山去世后，两人继承他的遗志最坚决，几十年来从不动摇，以致周恩来曾感叹：“国民党还有什么人？只剩下两个女人！”宋庆龄和外婆的友谊，是与孙中山、廖仲恺连在一起的。

　　外婆过世那段日子里，宋庆龄写给我母亲的更多了，整个九月份几乎隔天一封。外婆的去世打破了宋庆龄的平静。她在信中写道：

　　“虽然你亲爱的母亲已经活过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但她的去世仍使我们深深地哀痛。不过她不会再有痛楚，也不会再失望了，因此你也不要太伤心以致影响自己的健康。”

　　“一紧张我又发痒了，一点儿声音都会让我心烦意乱。昨晚我刚上床，接到国务院秘书室的电话留言，说朱德同志将主持九月五日下午四点开的追掉会，总理要我致悼词。我猜想，悼词是他们写，而不是我写，因为他们没有提及此事。”（九月三日）

　　“我很抱歉不能陪你去南京，因为膝关节炎无法爬上小茅山，连站着超过十分钟都很困难，不过为了读你母亲的悼词，我会尽最大努力站着的。”（九月五日）

　　“我在追悼会上读悼词的时候，身上痒得要命，以致声音都变了。悼词是国务院准备的，因此我不能称你母亲为同志，其实她根本就是同志，但他们交到我手上，我只能照念。”（九月八日）

　　“追悼会上我分不清你们家族的人。我的眼睛充满泪水，尽管你亲爱的母亲活得很长寿，但看见她离开我们，对我来说仍然是很大的痛苦。如果我的关节允许的话，我定会送她一程。气候已凉爽宜人，但我又开始发痒了。四位医生来看我的皮肤病。从九月一日起，我的血压也上升了。”（九月十一日）

　　宋庆龄骂“四人帮”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宋庆龄的思想也不断发生变化。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一日她给妈妈的信，在情绪上已迥然不同。她写道：

　　“虽然春节给许多人带来欢悦，可是，唉，爆竹并没有使我快乐，坏消息让我做噩梦……这些日子对我来说只有坏消息。我在这边的亲戚都解放了，因为经过彻底调查，没有发现他们做过什么坏事，只不幸他们是‘四大家族’的亲戚，而这并不是他们本人的过错。他们现在还挤在亭子间里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我自然要帮助他们。但这不过是沧海一粟，因为我现在也只靠工资生活。我只希望我的表亲们不再有人像我的表妹那样自寻短见。她的死我是要负部分责任的。她曾告诉我，她被那些无法无天的暴徒殴打到吐血，还不如死了好。当时我不够警惕，我本应打电报让她住到我（上海的）家，或者把她接到这里来的，可是我听信了那些冷酷无情的人，他们说，她不过在骗我。可怜的杰西卡，我亲爱的表妹就这样去了……

　　“很快人大就要开会了。我衷心希望当局不要再委派我什么职务，因为现在我已无法担任了。我连站起来都困难，后背和膝关节疼得要命……”

　　妈妈把这封信译成中文，反映给周恩来。但宋庆龄的职务仍然没变。周恩来逝世后，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她来信说：“写这封信是秘密告诉你，也许我将能够回家，做出一个改变了。那巨大的震惊以及我的皮炎、关节炎恶化，使什么安眠药都没有用。双眼似乎总是睁着的。”“巨大的震惊”自然是指周恩来逝世。宋庆龄在“秘密”字下画了横杠，则使得她所说的“改变”含有特殊的意义，不知道她是不是又重新提出辞职。她喜欢住在上海，而当国家领导人需要大部分时间在北京。

　　“四人帮”倒台之后，宋庆龄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中有骂“四人帮”的话。实际上，“四人帮”还在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时候，她已经在骂他们了。周恩来的死使她愤怒，谁都明白周恩来的癌症是怎么得的。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宋庆龄写道：“邓大姐看来比以前精神了，好看了。也许她现在已意识到，人总不免一死，她的损失所有人都在替她分担，除了那‘可怕的四人帮’之外，他们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的。”她在另一封信里写：“邓大姐很勇敢！她挺住了。孙博士去世后几天我是那么孤立无援，我把自己关在一间黑屋子里，拒绝见任何人……”

　　半年之后，一九七六年七月，宋庆龄所钦佩的朱德也去世了。她写信对妈妈说：“参加完我们所爱的同志和领导的沉痛的葬礼后，我又回来了（指回上海）。他是我知道的最不出风头的人。他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事，却如此地低调。朱德同志得到所有人的爱戴。在我们最敬重的总理同志刚刚离开人世不久，现在我们又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真是令人难以承受。”当她知道我妈妈也参加了朱德的遗体告别式后，说：“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像失去了一个自己所爱的亲人！他从来没有丧失过对生活和对政治的把握，在政治‘浪潮’面前永远保持镇静。”

　　“四人帮”倒台，宋庆龄和全国人民一样高兴。一九七七年新年期间她从上海给妈妈写信：“如果你在这里，你一定会和我一起过新年的，因为我只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天南地北聊天……待我们见面时，我们会有很多事要互相倾诉！‘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真高兴。将来有一天该拍一部关于他们的电影。”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美国人维特克写江青的《红都女皇》，把书借给妈妈看，说：“那本关于可怕的毒蛇江青的大厚书已经到了。她真是个妄想自大狂！你会像我一样感到吃惊，一个她那种环境里的女人竟能变得如此卑劣阴险。”

　　宋庆龄和我妈妈，谁弄到什么有意思的读物，都会互相交换看。“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单位弄到什么手抄材料，也借给她看。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日她来信说：“还给你所有借给我的材料。我日夜赶着看完了，以便囡囡可以及时归还别人。”还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候，她写信给妈妈说：“如果你有一本叫《飘》的书，请借给我。虽然我在香港看过这部电影，但当时没有看得很明白——现在作者已经死了。查理·卓别林也死了。”

　　一件和服

　　一九六八年底，日本一个什么团体要修建头山满纪念馆，发信给宋庆龄，请她支持。这封日文的信，像过去一样，送到妈妈这里来翻译。头山满早年帮助过孙中山，宋庆龄是个很念旧的人，她准备回信。但是妈妈发觉，纪念馆还将陈列一些在侵华战争中死去者的物品，而且，以头山满为首的黑龙会，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起过很不好的作用，因此妈妈极力反对宋庆龄给他们回信。开始宋庆龄不爱听，叫妈妈别管她的事，但妈妈坚持自己的看法，最后宋庆龄还是决定不回信。

　　妈妈要访日了，宋庆龄为她高兴。宋庆龄在那个时期给朋友的信里都提到妈妈将访日的事。但是在做出国准备的时候，妈妈发觉自己的手提包在“破四旧”的时候都“破”掉了，现在出国，什么“行头”都没有，便向宋庆龄借。宋庆龄回信：

　　“很高兴你就要去日本与老朋友重逢。我的膝关节炎使我不能外出旅行，否则我也想去访问日本和美国，那里的人对我很好。

　　“我很抱歉，我已经没有手提包、鞋子和衣料留下了，‘文化大革命’迫使我们毁掉一切的时候，它们都被送进了锅炉房！

　　“送上一百五十元给你自己买些东西和给我买一件黑绉纱的kimono。现在有人上楼来看我，我只能穿着睡衣。希望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我能穿上一件深紫色或黑色的绉纱kimono。衬里可以是红色或其他颜色，但外面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的……要有一条腰带。它们是分开卖的。以前孙博士的kimono就有一条腰带用来绑他黑灰色的kimono，可是它和所有我珍藏的东西一样都失去了……

　　“别忘了，我那件kimono一定要黑色或深紫色（我不喜欢别的颜色）！它一定要长及足踝，太长的话可以改短，但是不要那种短的。”

　　宋庆龄在“绉纱kimono”、“深紫色”、“黑色”、“长”、“不要短的”等字下面画了横杠，表示强调。kimono就是日本人的和服，在日本买这类东西是比较贵的，她知道妈妈没有外汇，因此，当天下午，她又来了一信补充：

　　“请要求妇联让你把那一百五十元换成外币为我买kimono，我以前从来没有要求过外汇。你无需害怕提出要求，因为这是为我，而不是为别人做的。”她又在“为我”二字底下面了横杠表示强调，她觉得，以她的名义去要求，应该是没问题的。

　　可是，一九八○年春天，国家刚刚实行开放政策，很多规定都死板得很，妈妈向妇联提出要求，她们请示上级后告诉妈妈，不同意出这笔外汇。我不甘心，去作最后努力，找邓颖超寻求支持，也没有成功。那时国内很少人有外币，我们也没有。发给我们的出国零用钱，每人只有四千日元，而这么一件衣服，听说要六万日元，两人的零用钱加起来也不够。当时舅舅正在美国做心脏搭桥手术，无法向他反映。于是，这件事便被判死刑。

　　回国后，妈妈把日本朋友送的一件和服给宋庆龄送去，她退了回来。这件和服不是她要的那种，太短，本来她就一再强调不要短的。宋庆龄很失望。过去她对妈妈有求必应，现在这么小的要求，妈妈都办不到。妈妈有口难言，只能告诉她，日本物价太贵。这时正好李妈病危，宋庆龄情绪不好，她说：“当然，我对kimono的事很失望，不过我明白那种情况。日本人也有通货膨胀。而我不拥有买kimono的外汇。”这件事对宋庆龄和妈妈两人都是一种伤害。

　　疾病的折磨

　　的确，宋庆龄是美丽的。不过再美丽的女人也会老。也许，越美丽的女人越拒绝老。一九八○年五月，妈妈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的同事从美国来到北京，宋庆龄设茶点招待她。妈妈、舅舅、舅妈作陪，我是陪妈妈去的。席上除了舅舅之外全是女性，谈话自然离不开女人的永恒话题。当谈到谁多大年纪时，宋庆龄立即制止，她用英语说：“不要谈年龄，女人不喜欢。”这时宋庆龄确实已经老了。记得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时宋庆龄才四十岁出头，我还是一个三岁小孩。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妈妈说：“叫婆婆。”宋庆龄和我外婆同一辈分，我自然应该称她“婆婆”。但是她反应强烈，不让我叫她“婆婆”，说：“叫Aunty吧。”尽管有点乱套，没办法，我只好和妈妈一样称她为“Aunty”。后来我的女儿晓燕也应她的要求称她“Aunty”。

　　谈到宋庆龄的称呼，人们有点搞不清，因为有时称她“叔婆”，有时她又自称“林泰”。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林泰是宋庆龄的昵称，只有几位很亲近的人才能如此称呼她。”其实，“林泰”是解放后她与人通信时用做落款的假名字，就是“龄太太”的意思。她给妈妈的信中，“林泰”只出现在信封上，从来没有人当面这样称呼过她。即便较亲近的熟人，如罗叔章、沈粹缜，当面也是称她“夫人”，谁也不会那么没礼貌，称她“林泰”。至于“叔婆”，是解放前妈妈、舅舅、外婆之间写信或谈话中提到宋庆龄时用的代号，后来周恩来、邓颖超等人谈到宋庆龄时也用这代号，实际上谁也没有当面这样叫过她。你想，三岁小孩叫她“婆婆”她都强烈反对，成年人叫她“叔婆”她会有什么反应？

　　人所共知，宋庆龄从来不出席每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和三月十二日孙中山逝世的纪念活动。这曾引起一些谣言，有人劝她还是出席一下纪念活动为好。对此宋庆龄很恼火。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六日她给妈妈的信里说，有人“想叫我出席。虽然我本来是应该出席孙博士的纪念活动，但我从来没有出席过，这么多年都如此。有些人是那么卑鄙可恶，用他们邪恶的眼光看我，我就算身体好，也不想让他们高兴。现在我的膝盖和脚都很软，不能站久。”

　　宋庆龄对孙中山的感情是永恒的。因此，她对于自己抚养前警卫秘书两个孩子所引起的流言蜚语，便特别愤怒。她虽然养尊处优，但生活寂寞，两个自襁褓时起看着长大的孩子与她做伴，给她的生活增添了不少内容（虽然后来也给她带来一些烦恼）。她所处的地位，使她不能和老百姓一样，随心所欲地过日子。她所处的年代，又是一个封建意识远没有消除的年代。

　　越到晚年，宋庆龄越受疾病的折磨，生老病死，被誉为完美的宋庆龄也无法避免。她晚年给妈妈的信，几乎每封都是谈她的病。最折磨她的，是有着家族史的神经性皮炎，这病使她白天心烦，晚上不能入睡，服安眠药也没用，更糟的是，由于身上出红疹，眼皮发肿，不能见人，可以说，这病使她痛不欲生。这不是夸张。一九七二年她给妈妈的信上说：“我准备服任何药，只要能治好我的神经性皮炎。一个病人，或者说，受害者，如果不够坚强，甚至会自杀呢。当我拉下袜子给我的朋友看那些‘成串的红樱桃’时，她们都惊叫起来。”一九八一年二月她给妈妈的最后一封信更写道：“……什么都制止不了我身上极度的刺痒。这么痛苦，活着有什么用……我感到很不开心，我们两人现在都如此无助！”

　　痛可忍而痒不可忍。如果是痛，医生有各种各样的止痛药。但是对于痒，医生似乎束手无策。政府请各路名医给她治疗，甚至从加拿大请来专家会诊，都消灭不了这顽固的神经性疾病。一九七二年秋，我从山西“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宋庆龄让我给她挖几棵活的大黄带回来。不知谁告诉她，大黄能治疗过敏症。她让花匠把大黄种在后海北沿她家的院子里。开始服用还挺见效，她多次来信谢谢我，说：“百万次感谢那大黄！”但是北京天气干燥，大黄很难成活，后来只好移植到她上海住宅的花园里。

　　除了神经性皮炎，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与妈妈一样，动不动就骨折。这是因为常年待在家里，缺少阳光和运动，造成骨质疏松的缘故。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三年内两个老太太各跌伤四次，以致宋庆龄叹息道：“我真对命运愤愤不平，你和我总是一次又一次受罪，特别是给我们带来那么多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