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
两个月前,去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巴金作品朗诵音乐会上遇到老友屠岸兄,他赠我新近翻译出版的童话诗《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英汉对照本,就像以前他编译出版的《一个孩子的诗园》和《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一样,他为孩子们又献出一簇绚丽的鲜花,一颗慈祥的爱心。此书装帧精美,喜爱诗歌的少年读者定会爱不释手。那天我带了一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亲戚Amy同去,屠岸兄也赠她一本。我向Amy介绍;这是一位老诗人,老翻译家,译过惠特曼、莎士比亚和济慈的诗。那天人很多,活动安排紧凑,Amy来不及施展她当过几年记者的才能,就匆匆道谢告别。归途中。Amy打开那本译诗,念了几行,虽然对简化字不甚熟悉,但是流露出兴趣和喜悦。她抬起头问我:屠先生同你很熟吗?我答:五十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很佩服他的人品和学养。又补充了一句:他翻译出版惠特曼时,年纪同你现在差不多,很可能还小一些。她睁大眼睛问:“真的?”我肯定地点点头。她连呼“Wonderful”,满脸惊讶之色。
在Amy有点吃力地念译成中文的诗句时,我的思绪却如疾驶的车轮飞回五十多年前的上海。那时都还青春年少,都曾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活动,彼此却并不熟识。他在交通大学学铁道管理,课余写诗,译诗,我们这些爱动笔杆的人当年大多年轻气盛,根本不知道诗的天空有多广阔。诗的海洋有多深邃,就常常自命为诗人。屠岸却从不张狂,在学校里同朋友合办油印的小诗刊《星火》,自己在写诗的同时,又勇敢地尝试翻译惠特曼的《鼓声》,而且出版了。接着又翻译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九五○年出版,以后多次印行)。这方面,他有特殊的优越条件。他非常幸运地有一位熟谙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慈母,在爱子幼年时代就将他引入迷人的绚丽殿堂,教他读《古文观止》,教他吟诵唐诗宋词。在他开始写旧体诗的时候,更热情地给予鼓励支持,细心地一一指出在构思、立意、炼字、炼句、平仄,韵脚、对仗等方面的缺点和错误。(见屠岸著《萱荫阁诗抄》附录)。得到如此温馨的滋养和如此良好的熏陶,一颗诗的种籽自然就幸福地发芽成长。建国以后,如果不是由于工作需要被先后分配到戏剧部门去从事戏曲改革、编戏曲刊物以及后来到出版社工作,几十年来,他的诗歌方面的成就(无论创作、研究和翻译),肯定会更大更多。且不去多说他的诗集和散文集,只要看他翻译的《济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翻译奖的榜首,就能领略到他对文坛的贡献。《济慈诗选》的出版,距离他最早翻译惠特曼《鼓声》的出版已经相隔近半个世纪。
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时。鲁迅文学奖在鲁迅故乡绍兴颁奖,屠岸却未能参加领奖,他去英国访问了。后来才知道,正是《济慈诗选》获奖的同一个金秋,译者却在拜谒济慈在家乡的故居和在意大利的墓地。这是很有趣味也很有诗意的巧合,也可以说是对屠岸一生译诗的报偿。后来才知道,他去英伦三岛和西欧,不全是旅游和探望爱女,更由于接受英国诺丁汉大学文化研究与批评理论研究生院长麦戈克教授的邀请,进行讲学活动,在那里作了题为《诗歌与诗歌翻译》的学术报告,是研究生院年度系列学术报告会之一。我估计这类专业性很强、又由中国诗人和翻译家来做的学术报告,那个研究生院过去不会太多,反应强烈可以想见。不仅是研究生,被邀请来许多专家学者,都为之心折。举个小例子:有一位女翻译家说:“我同意你讲话中提到的诗歌翻译中对风格美的表现。同时我要说,你的讲话本身就是一种美的表现。你的翻译注重对诗音韵的表达,而你的讲话本身就表现了很鲜明的音韵美。你的朗读对英语的声音、音乐性、韵律等等掌握得如此娴熟,令我吃惊。”那位女博士,肯定不会知道讲台上这位来自遥远中国的白头诗人,六十多年前的初中时代就在上海的牛津英语夜校跟从一位英国老太太补习英语,大学时代又在课余研习英语语音,看英美原版影片,在发音和诵读上着实下了些功夫,更不会明白诗人有家学渊源和对中国古典诗词精深的造诣。
如同不少“票友”后来成了京剧表演大师一样,这位学铁道管理的交大毕业生终于成了杰出的诗人和翻译家。如果说前半生多数尚属业余性质,即使是翻译南斯拉夫剧作家努西奇名剧《大臣夫人》(1958年)和英、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印度作家的诗集和剧本,可能仍然同戏剧和出版部门的工作岗位有关,那么,到近一些年,他就能够更加潇洒从容地进入“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五十年风雨相依的老伴章妙英夫人远行以后。他在哀恸之余,几乎将真情和时间都付与译诗和写诗,而且享有选择翻译对象的自由。英国杰出的六大浪漫主义诗人中,他对济慈情有独钟,为那位在英国诗歌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却在二十五岁的青春年华就不幸病逝的诗人倾注了难以计算的精力,也进一步实践了多年来对翻译诗歌的主张和原则:在信、达、雅的前提下,既要保持原诗的风格美、意境美,又要尽量体现原诗的形式美、音韵美。(见《济慈诗选》前言)。请读者允许我引用一位专家的几句话:“翻译是遗憾的艺术,诗歌翻译是残酷的艺术……要把一首诗对母语读者唤起的整体感觉用源于另一种文化的语言重新呈现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诗歌的翻译者必须在这种不可能中寻找可能。一首好的译诗付出的艰辛不亚于原作者,甚至远远超过原作者。”
他认为《济慈诗选》成功地把济慈原诗的美引进了汉语。这与译者“兼具匠人的严谨和诗人的悟性、坚持‘洋化’和‘归化’的平衡分不开。这部译作可以说是屠岸先生和济慈跨越时间的一次对话。(灵石:《诗人·匠人·洋化·归化——评屠岸先生译著(济慈诗选)》)我对译诗一窍不通,但很相信这位专家准确而深刻的评价。《济慈诗选》也许是屠岸迄今为止译诗事业的一座高山峰。
经历五十年风霜雨雪,屠岸兄在满头飞白的年纪,迎来繁花满枝,硕果累累,作为老朋友,我衷心感到喜悦和欣慰。他一生淡泊名利,朴实无华,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旧屋,谈不上什么时尚的豪华装修。他这避尘嚣,默默耕耘,即使偶尔出现在文艺界集会上,也是静静地坐在一边,同熟朋友低声倾谈,轻轻微笑,总是保持江南文士儒雅温文的风貌。他前几年写过一首题为《深秋有如初春》的诗,有句云:“曾经存在过瞬间的搏动——波纹在心碑上刻入永恒。”似乎可以看作他老来心境的形象独白。我以为对他来说,不妨改为“深秋远胜初春”。绿叶青芽自然为人间带来了鲜活、清新和希望,我却更倾心于红树黄花浸透了的丰盈、成熟和深沉。愿以此谨赠给进入八十高龄的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