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狼
崛起
《后汉书·公孙瓒列传》记载:“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枝人也(今辽宁省义县人),家世二千石。”
看来,公孙瓒也是高干子弟。从公孙瓒字“伯珪”的“伯”字来看,公孙瓒在兄弟中是老大。《后汉书》又说“公孙)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说明公孙瓒属于庶出,没有继承老爹的政治地位,只好到本郡政府去做个小公务员。
世间的确有那么一类人,命不好,但运气出奇的好,所谓的先天不足后天补。公孙瓒即是如此。
公孙瓒一表人才,声音洪亮,能言善辩,“侯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因为他漂亮而有才华,天上就掉下个林妹妹来,还带着大把存折,拿着金珠宝贝。一不小心,成了太守的乘龙快婿,财色双收。好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没办法的事。
估计是解决了生计问题,婚后的公孙瓒便打起行囊,辞别娇妻,跟大学者卢植读书去了。后来,一不小心还成了刘备的师兄。学成之后,回到郡政府当上了郡里的上计吏(国税局长)一类的文官。
这个时候,公孙瓒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
据《后汉书》的说法,本郡郡太守刘某(公孙瓒的老丈人此时已不是辽西郡太守,是退休、升官、坐牢,还是杀头或自然死亡,我也不知道。)犯事,逮捕到京(洛阳)。
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长官被捕,递解途中下属不准随行。公孙瓒便诈称狱卒,穿上狱卒衣衫,亲自为刘太守推车,照顾饮食起居,一直到洛阳(这笔盘缠不少,说明公孙瓒当了国税局长后,迅速致富,要么是老婆的陪嫁尚未用完)。
判决下来,刘太守流放日南郡(今海南岛)。公孙瓒决定陪刘太守到日南服刑。
临行前,公孙瓒备好酒肉,在邙山(在首都洛阳北面,北临黄河,是当时著名的风景区和交通要道)北麓遥祭远在辽西的先人,说道,列祖列宗啊,过去我是你们的子孙,现在是长官的下属。我的长官判刑流放,我不能给你们尽孝,我得陪长官服刑去了。日南那个鬼地方,乌烟瘴气,疾病流行,我十有八九是有去无回,恕子孙不孝,永别了!“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观者莫不叹息。”
我们要注意《后汉书》中“观者莫不叹息”这句话。这里的“观者”就是围观者。说明公孙瓒不是悄悄地祭奠先人,而是大张旗鼓地进行。这些围观者十有八九是公孙瓒事先放风引来的,或他的朋友召集来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做一件两件“至忠至孝”的大事,是难以扬名立万的,也算是当时大家认可的“成名之作”,正如现在的政绩工程。
多年的国税局长无人问,一祭成名天下知。
公孙瓒的“义举”肯定部分或全部是作秀,部分或全部为了出名,为了以后博个锦绣前程,所谓富贵险中求。
公孙瓒运气实在是好。他陪着现役刑徒、前太守刘君走到半道,来了个大赦令,喜洋洋打道回府。
果不其然,公孙瓒回到辽西郡以后,很快“举孝廉,除辽东属国(在今辽宁省辽阳地区,属国是安置外国移民的郡一级行政组织)长史(秘书长)”。
一个读书人,一旦“举孝廉”,就获得了做官的资格。举孝廉之前,公孙瓒只能做吏(比如他担任的上计吏),不能做官,更不可能到中央政府去做官。
这下好了,一场陪刑(不是陪读那么轻松)秀下来,一场赌博结束,不仅获得了做官的资格,还弄了个“省政府秘书长”干干。
秘书长是文官,可公孙瓒这个秘书长,干得跟别人不一样,可谓有声有色,威风八面。
他曾经带领几十个骑兵到边境巡视,遭遇几百名鲜卑骑兵。一比十,看来公孙瓒他们必死无疑。公孙瓒将自己的部属约束至附近高岗的一座空亭内,对部属们说:“今天我们不奋勇冲杀,一个也逃不了。弟兄们,跟我冲啊!”一声呼啸,挥舞着双刃矛,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击杀数十人。鲜卑兵吓破了胆,狼奔豕突而逃。公孙瓒之兵也折损过半,总算捡了一条老命回家。
这个秘书长也讲究做派。公孙瓒自己骑一头高头白马,选了几十个勇士,皆骑清一色的白马,作为随从卫队,称为“白马义从”。公孙瓒声音出奇的洪亮,遇见敌兵则带着几十个卫士呼啸而至,挥刀砍杀,来去如风,以至于鲜卑兵闻“白马长史”的声音而丧胆,再也不敢到长城以南、公孙瓒的地盘上劫掠。公孙瓒因功升为涿县(刘备家乡,今河北省涿州市)县令。
黄巾起义稍后,凉州边章、韩遂作乱,一直难以平息。公元187年,朝廷征幽州乌桓铁骑三千,由公孙瓒统领,准备加入张温对西凉叛军的作战。因朝廷拖欠粮饷,乌桓兵在张举、张纯的诱导下反叛。公孙瓒力战有功,升为骑都尉(军分区司令)。
就在公孙瓒干得顺手、称心的时候,中央政府给他派来一个上级领导——刘虞。
毁灭
刘虞是汉室宗亲,十年前曾做过幽州刺史,深得北方少数民族的民心。刘虞是公元188年灵帝在世时第一批任命的三个州牧之一,由于路途遥远,沿途形势混乱,次年春才到达幽州上任。
董卓控制中央政府(公元189年)后,随即任命刘虞为大司马。公元190年又任命刘虞为太尉。由于道路阻塞,这两个任命都没有送达刘虞,故刘虞一直以幽州牧的身份节制公孙瓒。
对于北方少数民族,刘虞主张安抚,公孙瓒主张镇压,两人政见不合,相互扯皮、牵制、告恶状。公孙瓒的部队毫无军纪,奸淫掳掠,刘虞大为反感又无力制止。
公元191年,献帝西迁后,刘虞的儿子刘和在献帝身边为侍中。刘和受献帝委派,从武关(今陕西省商南县南)经南阳,准备到幽州取兵迎献帝回洛阳,途中被袁术扣押。袁术给刘虞送信,叫刘虞派兵到南阳来,由他统兵西去迎献帝。
公孙瓒已知袁术心怀鬼胎,想骗取刘虞的兵马,反对派兵,可刘虞还是派了三千精骑给袁术(儿子被袁术扣着,有什么办法?)。既然刘虞不听劝,公孙瓒又怕得罪袁术,故悄悄地劝袁术扣住刘和不放,吞并幽州来的部队,并派堂弟公孙越带一千骑兵到袁术跟前效力。
政见不合,加上私人恩怨,使公孙瓒和他的领导成了死对头。
公元191年下半年,公孙瓒击破入侵渤海郡的青州、徐州黄巾军,因功升为奋武将军。接下来的两年,公孙瓒与袁绍在冀州、青州混战,弄得富庶的青州赤地千里,人民死伤殆尽。
公元193年,刘虞终于忍无可忍,下决心收拾公孙瓒。这时,幽州州政府设在蓟县(今北京市),公孙瓒则在蓟县东南设立自己的大本营,拒绝到州政府汇报工作。刘虞认为公孙瓒迟早会叛变,便纠合了十余万人的部队,将公孙瓒包围。事起仓促,公孙瓒的部队又多在外地驻防,公孙瓒惊恐不已,打算凿城墙逃跑。
刘虞的部队是乌合之众,军纪既差,又没有什么战斗力。更要命的是,书呆子刘虞爱民如子,下令只杀公孙瓒,不得伤及其余,士兵们投鼠忌器,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攻势。公孙瓒组织几百人的突击队,因风纵火,刘虞的部队霎时崩溃,被公孙瓒赶到了居庸县(今北京市延庆县),三天后城破,刘虞一家老小被擒,带回蓟县。
正好朝廷(此时的朝廷在李傕、郭汜控制之下)派使者段训传达晋升刘虞、公孙瓒的任命(刘虞为六州州牧,公孙瓒为前将军)。公孙瓒胁迫段训,以刘虞谋反(指公元191年袁绍等试图拥戴刘虞当皇帝之事)为由,杀刘虞全家老少于闹市之中。
至公元195年,公孙瓒控制了幽州全境,声势大振,野心膨胀起来,遂在易县(今河北省雄县西北)的易水之北筑易京(“京”是指堆土成丘,丘上筑高楼,即防御用的碉楼群)。
刘虞素有恩德于旧部和北方胡人,阎柔、鲜于辅等迎接刘和(从袁术处逃脱,又被袁绍扣留,最终从袁绍处逃脱)为刘虞报仇,联合乌桓、鲜卑少数民族在燕北(今河北省东北部)与公孙瓒的部队激战,公孙瓒被打得焦头烂额,退守易京。
南边,袁绍死缠烂打;北边,刘虞旧部以死相搏。单单一个袁绍,或者单单北边的汉胡联合部队,都是很难打过公孙瓒的。如今当他同时面对这两股强大的力量时,公孙瓒就死定了。
退守易京后,公孙瓒害怕身边有人谋刺他,便居于易京中央的高楼上,整天跟一群小老婆厮混,左拥右抱,花天酒地。下属送阅的公文用篮子吊上来,要传达命令则叫妇女列队(反正他的老婆多,闲着也是闲着)大声叫唤,一站一站地传递出去。派对天天都有,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完全靠吼。在这种状况下,谋臣疏远,猛将星散,稀有军事行动,所占的地盘越来越小。
公元198年,袁绍不停地攻击易京,公孙瓒派出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农民军求救。公孙瓒的阵地不断地缩小,最后构筑三重防卫工事以保卫自己的中心高楼。
公元199年四月,张燕和公孙续率十万大军分三道来救。公孙瓒写了一封密信给儿子,叫公孙续到达后,在城北的山林中埋伏五千铁骑,届时举火为号,父子两个夹击袁绍。公孙瓒的信被袁绍的侦察兵获得,公孙续还未到达,城外山林中却燃起了篝火,公孙瓒冲出易京,被袁绍的伏兵打得大败,只好退回高楼。袁绍围攻越急,挖地道直达楼下。
公孙瓒这时终于知道,这座高楼保全不了自己,遂将老婆们、孩子们、姐妹们统统杀死,然后举火自焚。
纵横幽州十余年的一代枭雄,终于黯然收场。
瞎搞
说公孙瓒,说起来,还真是让人不好说些什么。
公孙瓒自幼聪慧,后来又读了书,老师还是大学者,应该是明白事理的。可纵观他的一生,他的所作所为,只能用两个词来概括——糊涂、瞎搞。
当然,作为秘书长出身的军人,公孙瓒还算是能打仗的,他的军队也有一定的战斗力,否则,他不可能纵横燕山南北十余年,北拒强胡,南抗袁绍。
说公孙瓒糊涂,是指他的政治觉悟。
自从中央派刘虞任幽州牧以后,明令公孙瓒受刘虞节制。公孙瓒与刘虞政见不同,对北方少数民族主张武力镇压,反对刘虞的怀柔政策。仅仅在政见上有分歧是可以的,问题是公孙瓒视刘虞如无物,在实际行动上对抗刘虞。
反对刘虞就是对抗中央,这就把自己的领导转化为敌人,最后的结局,两人之间只能存活一个。要么,公孙瓒置刘虞于死地,让他回不了中央政府;要么,刘虞回朝后奏明公孙瓒谋反,解除公孙瓒的兵权,甚至咔嚓了他。
在身边树立敌人之后,公孙瓒又与南边的袁绍开战,这样,公孙瓒就主动地、理直气壮地置自己于两个敌人的夹缝之中。一个人主动地使自己树立两个敌人,使自己背腹受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死得有道理。
公孙瓒杀死刘虞之前,朝廷已任命他为前将军。公元195年,袁绍被任命为后将军。袁绍、公孙瓒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方面军司令,在政治地位上,公孙瓒不买袁绍的账,是可以理解的;在理论上,两个人谁都有资格占领冀州和幽州,两人相互攻战,也说不清谁对谁错,或者说两个人都对,两个人都错。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次年,即公元197年,袁绍是曹操主持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大将军、兼督冀、青、幽、并四州,假节。曹操对公孙瓒却没有任何任命,此前李傕、郭汜操控的中央政府任命的前将军事实上已经作废。
也就是说,献帝东归、曹操控制中央政府以后,黄河以北地区统统归袁绍管辖,公孙瓒独立的军事存在是非法的。他与袁绍作对,至少在名义上、法理上就是对抗中央,袁绍有三百个理由消灭他。
以公元198年曹操剿灭吕布为标志,政治形势已经明朗,最后决战的是袁绍与曹操,而且他们的决战很快就要来临。
这个时候的公孙瓒有四条路可走——自立为帝、投靠袁绍、吞并袁绍后与曹操决战、归附中央政府(即归顺曹操)。
自立为帝,公孙瓒似乎从来没动过这个心思,也没这个能耐。投降袁绍,公孙瓒是不甘心的。吞并袁绍后再与曹操决战,这个心思是有的,可惜公孙瓒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和实力。
这样看来,公孙瓒唯一的出路,是与曹操联合,南北夹击袁绍,这最对曹操的心思。可从来没有看到公孙瓒与曹操有什么联络、表示。
如果公孙瓒归附曹操,夹击袁绍,等不到官渡之战,袁绍就会死翘翘。这样一来,公孙瓒在曹操主持的中央政府里,即使不能高官厚禄,混碗饭吃是没问题的,再不济也不至于家破人亡。
可惜的是,公孙瓒不是像老古我如此这般地思维。公孙瓒想,天下汹汹,自己又无能为力,并且已经厌倦了你砍我杀,不如做几座高楼,备好粮草,躲在高楼里安享太平,以待天下太平。我惹不起,还躲不起么?兵法上说过,百楼不攻,我做个千楼,总是可以的吧。
看来,公孙瓒的书还是没读好。兵法上是有“百楼不攻”一说,但那是指战斗、战役而言。意思是说,在战役、战斗中,坚固的工事不宜强攻,而应采取其他方法达到目标。
对战争而言,在世纪大混战中,还有什么“百楼不攻”?几座高楼可以巍然屹立于遍地烽火之中么?
这时的公孙瓒已经不是单独的一个个体,或一个家庭的家长,而是一个集团的首领。在乱世的军阀混战中,一个集团及其首领要么取得最后胜利,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吞并,不存在几座高楼、几个碉堡可以让一个集团在坚固的工事里长期独立存在的事情。
当军阀与当医生不同。军阀的最终结局,要么是一(成为一或归为一),要么是零。而医生的生存法则正好相反,绝大多数医生都介于零和一之间。
比如古大夫我,在中国,很多医生的地位、名望比我高,但我有我自己的病人群体,我有我的活法,也没有那个医院或医生跟我玩命,非要将古大夫消灭掉。所以,古大夫在同行之间可以不争不斗,悠然自得地行医,宠辱不惊地生活。别人过他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光道,不当院长、会长,也能混个小康的日子。
如果当军阀像古大夫这样不思进取,悠然自得,宠辱不惊,结果必然是,扫地出门,要活不能,也辱也惊。
说到底,公孙将军书还是没有读好,不懂我讲的道理。
打个比方来说,公孙瓒就像一条小鱼,在滔滔洪水中沉浮不定,力不从心,累了,烦了,厌倦了,他就钻进一个躺在河床上的中空的螺蛳壳里,结果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他坚信河床上的螺蛳壳可以让自己躲避洪水的冲击,跟袁术坚信沙滩上能建起高楼的思维,如出一辙。
公孙瓒没读好书,以至于政治觉悟如此低下,只好用“糊涂”一词,重重举起,轻轻落下,无关痛痒地批评一下。而他的所作所为,则不能不让人斥之为瞎搞。
幽州这个地方,不像今天有发达的现代农业,能自给自足,甚至有农产品输出。那个时代的幽州,是个鸡不拉屎、鸟不生蛋的贫寒之地,每年都要中央财政的大量补贴。
刘虞到任后,行政宽松,劝民农桑,开展边境贸易,使幽州迅速富庶、安定,青州、徐州的灾民来到这个世外桃源的有百余万口。这也是刘虞深得幽州民心的原因。
公孙瓒的部队,毫无军纪,到处烧杀掳掠。青州已被他的部将田楷洗劫一空,赤地千里。幽州原先在刘虞的治理下,已呈一片繁华景象。公孙瓒手上握有军队之后,不仅穷兵黩武,破坏边境安宁,还把老百姓像仇人一样地屠杀、掳掠,加上旱灾、蝗灾,弄得幽州饿殍遍地,民人相食。
古往今来,几乎任何一个军阀都抢劫或者变相抢劫(比如提前抽税、拿财物打白条——“借”)。如果某个军阀路过某地,把这个地方洗劫一空,还比较好理解——雁过拔毛,不拿白不拿;把城池洗劫一空,还可以避免资敌。
而幽州,则是公孙瓒的基地、老巢,他并不是路过这里,而是想以幽州为根据地和出发点,去占领更大的地盘。把自己的地盘弄得鸡犬不宁、寸草不生,自己的军队如何生存?一个稍微懂得一点生存之道的集团首领,都会懂得,民之于军,犹如皮之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公孙瓒的用人,更是让人啼笑皆非。《后汉书·公孙瓒列传》记载:“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份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
这段话的意思是,公孙瓒控制幽州以后,谁稍微的得罪了他,就要遭到报复。州里的士大夫名望比他高的,公孙瓒一定罗网罪名加以迫害。公孙瓒常常说,那些衣冠世族,自以为天然应该得到荣华富贵,给他高官厚禄,也不会感恩戴德。
公孙瓒亲信、重用的人,尽是些贩夫走卒、市井小人。公孙瓒的手下,没有一个名垂青史的名臣,没有一个彪炳千古的勇将。一个勉强算得上英雄的赵云,早早地弃他而去,投奔了刘备。
据《英雄记》记载,摆摊算卦的刘纬台、贩卖绸缎的李移子、个体商店老板何乐当(看看这些名字就知道是些什么角色)都是公孙瓒的结拜兄弟,骄横贪婪,奢侈淫逸,不可一世,弄得市井中鬼哭狼嚎,州政府中万马齐喑,整个幽州天怒人怨。
政治上糊里糊涂,对自己治下的百姓掳掠残杀,对统治精英赶尽杀绝,这样的军阀不失败、不灭亡,也就没有天理了。
南方的猪
现在来看看刘表。
其实,刘表不是典型的军阀。根据我的理解,军阀不仅要依靠军队自成派系,割据一方,而且要不停地征伐。
刘表是汉室宗亲,“身长八尺余,姿貌温伟”。灵帝时遭“党锢”之祸,逃亡得免。黄巾军起,“党锢”解除,成为大将军何进的幕僚,迁为北军(京城卫戍部队中的野战军)中侯(估计是管情报的高级军官)。
公元190年关东联军讨董卓时,长沙太守孙坚北上参战之前,杀荆州刺史王睿,朝廷派刘表接替王睿的位置。那时候荆州一片混乱,袁术驻兵南阳,阻挡刘表上任之途。刘表单枪匹马,进入宜城(今湖北省宜城市),在荆州豪族蒯越、蔡瑁的协助下,很快控制了荆州,驻兵襄阳,以襄阳为荆州刺史治所。
关东联军转为军阀混战后(公元191年),刘表站在袁绍一边,袁术则派孙坚攻击襄阳,刘表部将、江夏太守黄祖驰援襄阳,杀孙坚(公元192年)。
王允、吕布杀董卓,几个月后王允被董卓余孽李傕、郭汜干掉,吕布败走南阳(公元192年)。李傕、郭汜控制中央政府,刘表派出使节到长安中央政府朝贡。李傕任命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县侯)、假节。
公元196年春,献帝在东归途中,太仆赵岐说服刘表派工兵到洛阳修复宫室,并供应粮草物资。
同年,董卓余孽张济从关中败走南阳,攻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中流箭而死。刘表收留张济的侄子张绣,并把南阳郡交给张绣驻守,帮他看守荆州的北大门。
公元197年,“奉天子以令诸侯”一年后的曹操南征张绣。张绣因婶母受辱,降而复反,曹操大败而回。
公元198年,曹操再征张绣,刘表派兵助战,从此与曹操结下梁子,标志刘表正式对抗中央政府。
公元199年,曹操三征张绣。张绣在聪明绝顶的贾诩的劝诫下,不顾刘表的收留、助战之恩,投降曹操。
公元200年,袁绍与曹操的决战终于来临。此时,北边的公孙瓒已亡;东边的吕布、袁术、刘备,已死的死,灭的灭、逃的逃;西边(关中)的各路军阀犹如墙头草,风吹两边倒。袁绍、曹操之间的胜败,刘表四两可拨千斤。
袁绍派人联络刘表,请求支援,刘表答应,但并不派一兵一卒,也不帮助曹操。蒯越、蔡瑁、韩嵩、刘先等一致劝刘表归降曹操,而刘表却抱定一个宗旨,坐拥荆州观成败。
官渡之战之前,曹操却未曾派人去联络、求助刘表,只是派出名将曹仁镇守许都。这个时候,如果袁绍、刘表南北夹击曹操,那是要曹操老命的。袁绍拉拢刘表,曹操却对刘表不理不睬,这一点,很是让人疑惑。
官渡之战后,刘备依附刘表,替刘表守荆州的北大门——新野,直至公元208年。
这八年之中,曹操忙于统一河北,无暇南顾;孙权虽然逆江而上来纠缠了几次,杀了江夏郡太守黄祖,但动摇不了荆州的根本。刘表在自己的辖地里劝农桑,办教育,与民生息,日子过得倒是滋润。
只是家务事有些烦恼——不知立长子刘琦为继承人为好,还是立幼子刘琮为继承人为好。
公元208年七月,统一北方、就任丞相后的曹操率军南下,终于要来收拾刘表了。八月,刘表病死。九月,继承人刘琮投降。曹操任命刘琮为青州(今山东省北部)刺史。据《三国演义》说,刘琮走马上任刚出发即被曹操派人杀掉。而正史并没有交代刘琮的下落。刘琦则随了刘备,病死于公元209年。
公元213年春,刘表尸骨已寒。曹操南征孙权,进攻濡须坞,攻破江西营垒,看到东吴军阵整肃,孙权亲自上阵,英姿勃发,豪气冲天,不禁大发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仲谋),刘景升(刘表字景升)儿子若豚犬耳!”然后打道回府。
上文说过,官渡之战前,袁术派人去与刘表结盟,希望出兵夹击曹操,却没看到曹操派人去笼络、争取刘表。战役即将开打之际,曹操面对、迎战强大的袁绍军团,受到极大的压力,但曹操还是抽空来个闪电战,消灭东面徐州的刘备,而对P股后面的刘表却不闻不问,视若无物,的确有些令人奇怪。
俗话说,打狗看主人,骂崽骂老爹。听了曹操“刘景升儿子若豚犬”的一句骂,我终于明白,早先在官渡之战时(公元200年年),曹操为什么放心地、毫无顾忌地与北面的袁绍放手一搏,而对南面的刘表充耳不闻,闭目不视。
首先,曹操早已看透刘表座谈客一个,爱民养士,从容观变,在军事上不敢有任何行动。曹操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刘荆州。曹操骂刘琮猪狗不如,其实就是骂刘表这条老狗。
曹操这人,是很有个性的。碰到有种的对手、仇人,比如陈宫,自己被出卖、被打得头破血流,可以不杀这个人。见了那些一枪不放举手投降的窝囊废,反而很可能咔嚓了他。罗贯中在《三国演义》说刘琮踏上上任的路途,就被曹操谋害,想必是有依据的。否则,五年后曹操不会用对刘琮如此恶毒的咒骂,来反衬对孙权的喜爱。
其次,蒯越、蔡瑁、韩嵩、刘先这些谋臣武将,十有八九早已暗地里集体向曹操投降,保证荆州集团不会对曹操有所动作。此时的刘表早已被这些人控制,不能表现个人意志,这些人的意志就是刘表的意思。
不错,韩嵩、刘先他们早就劝过刘表,现在两雄相争,主公您举足轻重。如果您有雄心壮志,就乘机大干一把。如果您不想自立,就应该在曹、袁之间作出选择。您现在是雄踞一方,坐拥十万之众,袁绍求援您不答应,曹操贤能您不归附,最后是两边不讨好,两边得罪。
刘表还是狐疑不决,便派韩嵩到曹操那边去探个究竟。因刘表没有下定降曹的决心,韩嵩不肯去,最后还是被刘表强逼到了中央政府。韩嵩到许都后,曹操拜他为侍中、零陵太守。刘表反倒说韩嵩卖主求荣,韩嵩回来后被打得半死,关进了监狱。
刘表既不听劝,韩嵩的此次中央之行很可能出卖了刘表,而代表蒯越、蔡瑁、傅巽等人与曹操做了一笔交易,集体向曹操输诚。只不过韩嵩回荆州后嘴巴紧,打死不说(说了反会被打死)。这就为什么曹操放心地与袁绍拼命,而不顾南边的刘表;也就为什么曹操占领荆州后,这帮人封侯拜将、高官厚禄的原因。
刘琮接班以后,本来是不打算投降的,傅巽、蒯越他们威胁利诱,刘琮只好就范。再一次证明,蒯越、蔡瑁、韩嵩、傅巽他们的降曹,早已安排就绪。
如果真被韩嵩他们出卖,刘表就亏大了,冤死了。
纵观刘表的一生,他本质上是个文人、文官。只是混乱的形势,使他成为坐拥一方的割据军阀,而且是个温和的军阀。刘表从不主动出击,争抢地盘;保境安民,爱民养士而已。刘表应该是个好州牧。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在那个时代难得的好长官,竟然落了个凄凄惨惨的下场,是不应该的。不仅令人有些费解,也令人相当惋惜。
注定刘表家族不幸结局的转折点,应该在公元198年。此年,曹操第二次南征张绣,刘表派兵助战。在刘表看来,荆州是他的荆州,你曹操来打张绣,张绣是帮俺老刘守北大门的,派兵助战,叫做守土有责。
刘表没有弄清楚的是,这个时候的曹操,已不是公元196年以前的曹操,他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军阀,他打谁都是“正义”的——因为他“代表”皇帝,代表中央。刘表为张绣助战,不是跟曹操个人结梁子的问题。不管你高兴不高兴,也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曹操代表的是中央政府。跟曹操过不去,就是对抗中央,这就是“政治”。
让人不解的是,董卓死后,董卓的余孽、凶狠残暴比董卓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李傕、郭汜挟持献帝,控制中央政府(公元192年),刘表诚惶诚恐地上表贡奉,还接受李傕、郭汜给予的任命、封号,对一帮恶棍控制的中央政府表示服从、忠顺。
如今(公元198年),皇帝还是那个皇帝,政府还是那个政府,而且皇帝和政府离自己还近一些,只是中央政府的掌控者换成了曹操。这个时候反而要跟中央政府作对,难道曹操不如李傕、郭汜么?再者,曹操与刘表之间,个人素无恩怨,也谈不上什么国恨家仇。所以,刘表的对抗中央,跟政治无关,也不是出于个人的爱恨情仇。
到了公元200年,曹操袁绍两大集团的对抗、决战已不可避免。形势要求刘表进行最后的抉择,刘表拒绝。
这个“拒绝”,是刘表自认为的。曹操不这样认为,既然你答应了支持袁绍,即使你不派兵相助,背叛朝廷、对抗中央的罪名已经成立。
刘表认为,在曹、袁两人的世纪大赌博中,自己没有押宝,可曹操已经认定,你老刘不仅押了宝,还押错了宝。
公孙瓒认为,几座高楼可保全自己。刘表认为,方圆千里的荆州更能保全自己。两个人思维是一样的,只是一百步跟五十步的差别。
按理来说,坐拥一州土地,带甲十万,是应该能保全自己的。问题是,那得看什么时候,看什么形势。袁绍与公孙瓒在界桥大战的时候,曹操与吕布在徐州攻防的时候,刘表可稳坐荆州。当两支决定性的力量对决的时候,第三支力量就不能坐观成败了。因为,两支力量对决后形成的新生力量,只会更强大,第三支力量更无法对抗,妥协、投降为时已晚。
在专制社会里,根本就不允许第三种力量的存在,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条路线。如果允许第二种、第三种力量或者第二条、第三条路线的存在,那就不叫专制。
官渡之战,是袁绍、曹操之间的战略决战,刘表拒绝站队。在太平盛世,不站队,随处可以站队;在混沌乱世,不站队,最后就没地方站队。
芸芸众生,乱世枭雄,有多少人看得清这个道理?
说来说去,问题所在,还是刘表不懂政治,可惜、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