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CT

第5节 后院放火

　　一般认为，孙权的毁国之路，始于两件事：压抑张昭，逼死陆逊。这两件事，受到国际国内、古人今人的诟病。

　　张昭是孙策旧臣，又是托孤大臣。想当年，孙策死后，江东尚未稳定，多股反对势力蠢蠢欲动，甚至连孙权的堂兄庐陵太守孙辅也要投降曹操。孙氏集团危如累卵，朝不保夕。如果不是张昭和周瑜挺身而出，救孙氏于危难之中，孙氏一党可能作鸟兽散。

　　孙权称帝后，朝野上下莫不以为，丞相一职，非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张昭莫属。

　　出人意料的是，孙邵却坐了丞相的宝座。刚读《三国志》时，我也莫名其妙，这个孙邵，不知是哪路神仙，也不知是何等货色，在《三国志》里，连传记都没有。生在三国时代，在《三国志》里没立传的人，肯定跟我差不离，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庸人一个。

　　孙权怎么会把当朝首辅的宝座给他坐呢？反过来说，怎么不让众望所归的张昭当丞相呢？

　　孙权的解释是，现在是多事之秋，让张昭担当重任，可不是优待老同志啊。

　　孙权的解释当然很有“说服力”。张昭比曹操出生还早一年，孙权称帝时，张昭已76岁高龄。不管张昭的身体再好，76岁当什么丞相，体力上恐怕的确有些力不从心。

　　孙邵去世后，朝野上下又举荐张昭，孙权被逼大臣们逼得很恼火，气鼓鼓地对大家说，难道我就不爱张公吗？但此公性情刚烈，只要他所说的话一句不从，就会牢骚满腹，恐怕君臣之间就会冲突起来。让他当丞相，对他恐怕是有害无益。

　　孙权的这次解释，更进一步，更具体一些，涉及张昭的性格。陈寿在《三国志·张昭传》的评注里认为，张昭之所以做不了宰相，又不登师保（太师、太保）之位，跟他威严过甚、曲高和寡有关；同时说明，孙权的确不如孙策。

　　后世学者，对孙权的压抑张昭也有众多分析观点。比如说，孙权忘恩负义；比如说，孙权要的丞相是高级花瓶，而张昭的资历、威望、性格又决定了张昭不可能是花瓶，等等。

　　孙权的薄情寡义，似乎是有的。比如，有学者指出，周瑜、鲁肃、吕蒙的后代中，就没有一个出将入相的。以此证明孙权的薄情寡义。问题是，他们的子孙中，有出将入相的材料吗？查遍《三国志》，好像没有。

　　周瑜生有二子一女。女儿嫁给太子孙登。长子周循，官拜骑都尉，早卒。次子周殷，“初拜兴业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黄龙元年，封都乡侯，后以罪徙庐陵郡。”

　　鲁肃身后，只有一个遗腹子，成年后为昭武将军，武昌侯。吕蒙的儿子倒是没什么高官厚禄，但获赐大量的部曲、田产，生活很是滋润。

　　看来，周瑜、鲁肃、吕蒙的子孙中，没有做高官，却享厚禄。不能做高官不能怪孙权，享厚禄说明孙权有情有义。

　　再者，孙权对孙策的追封，并不是“情义”、“恩义”这几个字这么简单。中国古代，关于王位（或帝位）更迭、权力交替，是有继承法的，只不过没有张订成册，颁行天下而已。其中自有一套规则或潜规则。

　　如果孙权追尊孙策为帝，那么，在法理上，孙策的后代，就有称帝的资格和依据。孙氏帝国，从成立之时起，就有两套法理继承系统。做任何事情，正确的做法，是依照情、理、法的规则去做。孙权在这件事情上，不能动情，不能讲理，只能依法。

　　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记载，孙策的孙子孙奉，在暴君孙晧为帝时，谣传代晧当立，被诛杀。如果孙权追封孙策为帝，可能早就会“讹言”遍地了，孙策会断子绝孙得更早。

　　主观上，孙权不追封孙策为帝，是有苦衷的，是为了维护皇位的继承法统。客观上，是更好地保护孙策的后代。即使这样，孙策的后代，仍然不想吃羊肉，也惹一身骚。

　　我们考察历史，不能动不动就来“情义”两字。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很多事情的由来症结，并不是“情义”两个字那么简单。很多写历史的人，动辄情义、道义，其实也就是为了说明他们自己多么有情义，多么懂道义。

　　可以说，孙权对自己的恩人，应该还是不错的。

　　至于说，张昭性格刚烈，不愿充当高级花瓶，而孙权需要的正是高级花瓶，所以不用张昭，是有一定道理的。只不过，这只是浅层次的，而非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张昭一个耄耋老者，垂垂老矣，为什么，满朝上下，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要他当丞相？唯一的解释，就是张昭的身后，有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在推动着，而张昭正是这支力量的总代表。这股力量就是已经逐渐失势的淮泗将领以及将要失势的流亡北士这两个派系。孙权不是要将政权江东化么？怎么能让强势的流亡北士张昭做丞相呢？

　　当然，样子还是要做的，既然三军统帅已是江东士族的陆逊，丞相还是流亡北士来当，谁？温和委婉、阿弥陀佛的孙邵。孙邵过渡之后，仍然不是张昭，而是与陆逊同为江东士族的顾雍。

　　我不知道，陈寿在《三国志·吴主传》里所说的“权不及策”，是何所指。是指孙权在驾驭群臣的技巧上不如孙策，还是指孙权对功勋元老的胸怀、信义不如孙策？十有八九陈寿指的是后者。

　　看来，即使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动辄信义、情义云云。那些英雄们、奸雄们、枭雄们，必要的时候，当然是讲信义，讲情义的。如果他们随时随地，对何人何事，都一味地讲什么信义、情义，他们还能成为英雄、奸雄、枭雄么？

　　所以说，孙权的不讲信义，不讲情义，自有他的道理。“没有道理”的是，用不了多少年，他又反过来迫害江东士族的总代表陆逊。

　　在东吴群臣中，一等一的人才，数不胜数，比蜀汉的人才凋零，强过百倍。张昭、鲁肃属于政治型人才。最杰出的军事家，则非周瑜、陆逊莫属。

　　陆逊出生于公元183年（比孙权小一岁，比诸葛亮小两岁），吴郡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世为江东大族。陆逊少孤，袁术据扬州时，陆逊随伯祖父、庐江郡太守陆康在任上。袁术向陆康借粮，陆康认为袁术是叛逆，不从。袁术便派孙策攻打陆康，城破后，陆康病死，陆氏宗族死者大半。与袁术开战前，陆康把儿子陆绩和堂孙陆逊送回吴郡避难，陆逊得免一死。

　　这样说来，陆逊与孙权是有国恨家仇的。孙权为了自己的政权江东化，在吕蒙死后，毅然启用才华横溢的陆逊为最高统帅，说明孙权心胸的宽广，也说明当时形势的无奈。

　　三国历史上，荆州发生过三次决定历史进程的战役：赤壁之战、襄樊之战和夷陵之战。襄樊之战，陆逊是主将之一；夷陵之战，是陆逊的杰作。对于孙氏政权的巩固、领土的扩张，陆逊的功劳，首屈一指。

　　吕蒙死（公元219年，襄樊之战后）后，孙权和陆逊有过一次谈话，大致是说，周瑜雄才大略，开疆拓土，看来后人是难以企及的。相继继任的鲁肃、吕蒙，虽也做出过重大贡献，但总有不足之处，令人遗憾。想不到你陆逊竟然不亚于周瑜。

　　历代学者都将孙权的这番话作为孙权善于识人、用人的依据。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孙权对陆逊的高度赞赏，把他视作周瑜第二。这些看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

　　在我看来，问题并没那么简单。

　　孙权对陆逊说这番话，应该不是在私下，而是在公开场合。孙权这番话看似在评论人物，实则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最可能，孙权的言下之意是：老陆啊，满朝文武，只有你可与周瑜相媲美。周瑜为我孙家打天下，可他们那一代已经过去了。我也不能靠北方来的那些文士们，现在我必须靠你和你们江东大族给我打天下，帮我坐天下了。

　　其实，这是一次权力重心转移的政治吹风会。

　　既然孙权要让自己的政权江东化，为什么又容不下陆逊呢？

　　多数学者认为，陆逊挨整，因为他卷入了所谓的“南鲁党争”。

　　孙权共有七个儿子。长子孙登死于公元241年（33岁），次子孙虑死于孙登之前。公元242年，立19岁的三子孙和为太子，四子孙霸为鲁王。太子和鲁王一奶同胞，都是孙权的宠姬王夫人所生。

　　孙权对鲁王极为宠爱，给予的政治待遇与太子一般，甚至让他们一同住在南宫（太子宫，所以，后世学者把太子党叫南党，鲁王党叫鲁党，他们之间的派系之争叫南鲁党争）。鲁王遂起不臣之心，太子惶恐不安。两人各有各的党羽，弄得“举国中分”，大有国将不国之势。

　　于是，很多大臣出面劝阻孙权，建议孙权按组织原则和“继承法”办事。陆逊是太子党的头面人物，且于公元244年接替了已死的顾雍的丞相职位。陆逊多次上书孙权，甚至要求回京（陆逊当时还驻扎在荆州）与孙权当面辩论，孙权不许，还将亲附太子的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姚信流放。孙权不停地派使者质问、责问陆逊，把陆逊活活气死。

　　如果说，陆逊是因为卷入“南鲁党争”，因为保护太子被孙权气死，下面的两个问题，就很难理解。

　　第一，公元250年，也就是陆逊死后长达五年，孙权才废太子孙和，赐死鲁王孙霸。可见，陆逊死前，所谓的“南鲁党争”并不是那么严重、激烈，南、鲁两党可能还在舆论准备和组织创建阶段。陆逊保护太子，是有法理依据的，而且光明正大。虽然孙权不停地责备陆逊，陆逊被“活活气死”，在医学上也是不太讲得通的。

　　第二，太子党的二号人物诸葛恪同样参与党争，同样保护太子，不仅没有被整，反而升官，日后还成了孙权的托孤重臣。可见，孙权要谁上天堂，要谁下地狱，并不是以保护太子或者拥护鲁王为界线的。

　　说陆逊之死是南鲁党争的牺牲品，总是有些勉强。

　　那么，孙权到底为什么要整陆逊呢？

　　进一步分析下去，多数学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陆逊是江东士族，而且是江东士族中势力最大的大族。二、陆逊是孙策的女婿，孙权不想让孙策后代得势。三、陆逊镇守武昌，威望太高，孙权怕自己死后，接班人制约不了陆逊。

　　当然，这些都是能成为原因的原因，只不过是表面上的或者浅层次的原因。

　　在我看来，陆逊挨整，还是要回到孙氏政权江东化这个问题上来找原因。

　　孙权称帝后，抑制树大根深的流亡北士张昭，启用过渡性人物孙邵；孙邵死后，还是不用张昭，而用江东士族中的顾雍，是为了让自己的政权继续完成江东化。

　　孙权当初起用江东士族，是势在必行的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政治和经济利益又体现在权力结构这个体系之中。

　　陆逊是在公元219年当上最高统帅的，至接任丞相的公元244年，已经25年。25年的时间，形成了一个新的、权重太大的利益集团——孙氏政权中的江东士族。这个利益集团，已经有可能、有力量消化另两个利益集团——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

　　本书前面的内容说过，刘备的蜀汉帝国有三大股东，刘备占一股，关羽、张飞一股，诸葛亮一股。同理，孙权的东吴帝国也有三大股东，孙权占一股，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一股，江东士族一股。

　　本书前面的内容说过，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三角关系最稳定。这个规律也适合组织架构，即三大股东掌控的公司最长久，三大派系组成的集团最牢固。因为，两大股东或派系容易火并，使公司、集团归于消亡。

　　拿孙权晚年所面临的情势来说，一旦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这两个派系冰消瓦解，帝国权力重心急剧向江东士族倾斜，一头独大，孙氏政权就岌岌可危了。孙权临死托孤于诸葛恪这个流亡北士的后代，再一次证明，孙权对江东士族的强大，到了不放心甚至恐惧的程度。

　　孙权在一千八百年前的实践，早就证明，改革需要不断地进行。因为，每一次改革，都会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集团。一方面，这个新的利益集团是新体制倡导者、建立者，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经过一定的时期，改革者自然会极力反对进一步的革新，社会矛盾再一次地恶化，原先的改革者势必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对象。

　　当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那就再一次来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问题实在没法解决的话，那就只好来一次自下而上的革命。

　　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波浪式的发展，螺旋式的上升的过程。

　　陆逊长时间掌权以后，江东士族强大到威胁皇族的程度（尽管陆逊本人忠贞不贰）。但是，孙氏政权骨子里是属于淮泗将领集团的，说到底是孙家的。原来，迫于生存的无奈、发展的需要，孙权是要将自己的政权江东化的。现在，孙权惊奇地发现，自己政权是过度的江东化了，有被包饺子的危险。

　　孙权抑制甚至迫害陆逊，就是为了抑制、扭转孙氏政权的过度江东化。对孙权这样的枭雄来说，矫枉何惧过正。死几个人，哪怕死几个功勋元老，算什么？小事一桩。

　　打个比方来说，孙氏政权是一把盐，必须洒进江东士族这堆雪里，才能融为一体。可是，盐融进雪里，融化的雪水又会把盐冲走。那就加筑一道坝，把雪水拦住。这是入侵者建立的政权的两难，也是此类政权解不开的死结。

　　江东化也好，反江东化也好，都是形势所迫，都是孙家政权的需要。理解了这一点，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我怀疑，陆逊是自杀身亡的。孙权一次次派使者责备陆逊，早已暗示甚至明示，你老陆还是自行了断吧。

　　我甚至怀疑，所谓的南鲁党争，是孙权演的一出戏，故意让鲁王孙霸想入非非，故意让朝中大臣分成两派，故意让各派各系跳出来表演表演，然后，选准目标，拔出利剑，打开牢房，该杀的杀，该贬的贬。失去平衡的权力天平，又重新趋于平衡。

　　这就叫引蛇出洞。

　　古今中外，所谓的政治家们，这出把戏玩得还少么？不幸的是，玩火者自焚。孙权没有想到，他导演的这出戏，以太子被废、鲁王赐死、大批生命消亡收场。再高明的导演所编排的戏目，有时也是以悲剧收场的。

　　之后的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有道理的。公元251年，即孙权处理南鲁党争的次年，也就是陆逊死后六年、孙权死前一年，孙权对陆逊的儿子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闻，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孙权的话说明孙权对陆逊的死，一直怀着深深的歉意。这分明是向陆逊的儿子道歉，也是为陆逊平反。

　　陆抗的官位最后做到大司马（国家最高统帅）、荆州牧，子孙也一路高官厚禄。如此看来，陆逊对孙策有家仇，无国恨；但孙权对陆逊，有的只是国恨，却并没有家仇。

　　如果陆逊真是被气死的，对孙权来说，情有可原。孙权可以说，谁叫你陆丞相身体这么差，或者意志如此不坚定，被我几顿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就吓死了呢？

　　但其他人的死，比如太子太傅吾灿、骠骑将军朱据（孙权女婿）、太子属将陈正、陈象（此二人被族诛）等，则纯粹是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当然，相对于政治、权力、集团利益的需要，个体的生命是轻如草芥的。

　　在孙权看来，逼死陆逊，是砍去了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的主根。接下来，杀吴灿、杀朱据，族诛二陈，就像修理这棵大树的几支枝丫，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了。

　　孙权废太子、杀鲁王的公元250年，时年69岁。孙权称帝（48岁）之前，接过兄长占有的一块荒地，辛辛苦苦地建立孙家庄园。48岁到54岁（此年逼死陆逊）的6年间，可以说是为孙家庄园建篱笆，挖濠渠，灭虫除草（尽管有些措施不得当）。54岁到去世的7年间，就在搞破坏了。公元250年的废太子、杀鲁王，无疑是在自家庄园的后院放了一把火。

　　在南鲁党争中，孙权逼死陆逊以及此后的大屠杀，自有他的道理（正确与否，正义与否，是另外一个话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既然利用南鲁党争解决了过度江东化的问题，为什么不在逼死陆逊之后，立即解决南鲁党争这个问题本身。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问题是要动摇国本的。孙权为什么要等到真正动摇国本，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解决问题，为什么要采取如此极端的方式：废黜太子，同时赐死鲁王？

　　处死孙霸，很好理解，因为他要篡权，而且铁证如山，至少要杀一儆百。但为什么要废黜太子？孙和立为太子时，年19岁，被废时27岁，已经成年，是最适合做接班人的年龄。何况，太子是孙权钦定的法定继承人，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和位子，即使做了一些违反组织原则的事，也是情有可原的。

　　幼子孙亮立为太子时，只有7岁。此时孙权已69岁，应该隐隐听到了自己生命的丧钟，怎么会放心让一个孩童接班？赐死鲁王孙霸，让太子顺利接班，或者选择更年长的孙奋、孙休，应该是较好的、也是让人较好理解的选择。

　　从政治的高度，从人事的角度，像我这样的庸才，怎么也不理解，孙权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从心理的层面，才可以理解孙权的所作所为。

　　那就是，晚年的孙权已是偏执狂。

　　一般人到了晚年，会比较固执。固执的原因，一方面基于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是因为老年人的大脑皮层已经退化，认知、思维、判断的能力下降，既往存留在脑子里的一些概念、经验、结论，就会顽固地表现出来。

　　长期酗酒，会加速、加重大脑皮层的退化。孙权是个酗酒者，这在历史资料中屡有记载。我怀疑，孙权晚年，患有慢性酒精中毒，大脑皮层的功能出现障碍，使一般老年人的固执，转化为偏执。

　　所谓偏执，就是固执己见，还死不认错。到了南鲁党争的后期，太子、鲁王两党弄得“举国中分”的时候，孙权肯定知道自己错了，但他就是死不认错。英明盖世，一贯正确的吴大帝，怎么会错呢？他只希望太子和鲁王改正错误。既然这两个小子不仅不虚心认错，还坚决不改，那就一起完蛋。放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证明俺老孙是错误的。

　　如果太子、鲁王的下场，是孙权的死不认错的结果的话，那么，孙权最后立最小的儿子孙亮为储，则可能与孙权的情感错位有关。

　　根据我的观察，老男人与年轻女人生的儿子，大多数是聪明漂亮的（孙权生孙亮时年62岁。据说孔子出生时，他老爹已经72岁，难怪孔子能成为大学问家），聪明漂亮的孩子当然是可爱的。

　　可能，那些已成年的儿子们的争权夺利实在使老男人孙权闹心、堵心、恶心，孙权便寄情于，寄希望于孙亮这个如朝阳般灿烂、如水晶般纯洁的小学一年级儿童。把政治问题与情感问题混淆、错位，是老年人掌权的常态，比如孙权的前辈汉武帝刘彻，也是杀死年长的太子而立未成年的幼子。

　　看来对于一个帝国来说，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当皇帝，可能比一个顽童当皇帝更危险。毕竟，孩子会长大，孩子长大了，总有希望。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黄土已埋到脖子根上，喘不过气来，时时被死亡的恐惧包围，这样的老者能给帝国带来激情、活力、希望、梦想，是不太现实、也是不太好理解的。一个被死亡恐惧夹裹的老者掌握最高权力，带给帝国的往往是毁灭性的灾难。

　　据史料记载，孙权死于中风，不管是缺血性中风（脑梗塞），还是出血性中风（脑溢血），都说明晚年孙权的脑血管有明显的硬化、阻塞，大脑皮层缺血、萎缩。孙权的死不认错和情感错位，存在现代医学言之成理的病理学基础。死不认错和情感错位，也是偏执狂主要的两个临床表现。

　　南鲁党争结束两年后，即公元252年，孙权就翘辫子拜拜（孙权比司马懿晚一年死）。小学三年级学生孙亮同学继位，诸葛恪（诸葛瑾之子、诸葛亮之侄）和孙峻（孙坚弟弟孙静的曾孙，孙权的族孙）辅政。此后的十八年，吴帝国的朝廷就成了血淋淋的屠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