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在前的《三国志》没有为祢衡做传。一百六十年后,南朝范晔写的,记述三国前朝(东汉王朝)历史的《后汉书》,反而为祢衡立传,不知道陈寿是什么意思,范晔又是什么意思。可能他们为的仅仅是表现各自内心深处的一点什么意思,别人谁也说不清楚。
祢衡,字正平,平原国般县(今山东省乐陵市西南)人。刘备青年时参加镇压黄巾起义,立了些军功,升为平原相。这样说来,刘备还做过祢衡家乡的最高行政首脑,曾是祢衡的父母官。
范晔为祢衡做传的时候,倒是没有落入“张三,字老四……王老五之后”之类的俗套,说明祢衡不是什么名人之后,也没有四世三公的家世背景。至于祖先三代是不是贫雇农,范晔也没有交代。
祢衡是如何的一个人物?《后汉书》说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意思是说,祢衡这个人,年少时即才华横溢,文才口才俱佳。但为人任性使气,桀骜不驯;待人接物,逆潮流而动,目中无人。
《后汉书》的记载,拿今天的话来说,祢衡是个特立独行的愤青,是个反潮流的斗士。
载之于史的、祢衡演的几出戏,说明祢衡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愤青和斗士。
兴平年间,也就是公元194、公元195年左右,关东联军解体之后,袁氏兄弟、曹操、吕布、刘虞、公孙瓒、陶谦等,在青、幽、冀、豫、徐几个州打得天昏地暗,李傕、郭汜在长安杀得血流成河。祢衡与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来到刘表统治下的、相对和平安静的荆州避难。
公元196年,曹操奉迎天子到许县,许县成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向来,皇帝的身边有最多的就业岗位、发财机会和升官机会,各色人等也就趋之若鹜。献帝在曹大司空的护佑下,在许都安定下来,不少知识分子就像今天的农民工进城一样,开始向中央政府所在地集中,希望挖掘到自己在官场上的第一或第N桶金。
据《后汉书·祢衡传》记载,刚开始的时候,祢衡抵达颍川一带(许下,即许都以南地区),怀里悄悄地揣了一块名刺,准备递给看中自己的老板。但没人要,以至于名刺上所刻的字的涂漆也弄得模模糊糊。
言下之意,祢衡也是急于要做官的,估计是光跑官,不买官,因为兜里没钱,或者有钱不舍得送,或者有钱不屑于送。所以,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也没有谋到一官半职。
现实让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祢衡很是失望。在小小的颍川郡无人问津,那就干脆向临时首都进发。既然小集市的零售生意不好做,那就干脆到大都会去搞批发,说不定瞎猫还真的碰上了死老鼠。
那时候,年轻人步入官场,不管你是世族还是寒族,都是要由地方政府举为孝廉,再通过有地位、有名望、有资格的人推荐任某某职务,这就是察举制。比如曹操,尽管是高干子弟,少有才名,又受到桥玄等朝中元老的高度赞许,还是要先举孝廉,后由司马懿的父亲司马防举荐曹操任顿丘令。
所谓征辟制,是中央政府或开府大臣根据用人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地通过考试或考察的形式招聘人才,这是当时录取公务员的补充形式。
首先,祢衡没有被地方政府举为孝廉。估计建安初年(公元196年后的数年),军阀们忙于抢地盘,中央政府被李傕、郭汜搅得一团糟,各项工作没有走上正轨,地方政府举孝廉和中央政府征辟人才的工作都陷于停顿。步入官场的正规途径被堵死。既然正规途径被堵死,要进入政府机构或强人手下做官,那就必须通过自荐或推荐。
在许下的时候,祢衡“阴怀一刺”,揣着名片上门自我推销,没有找销售代理,事实证明效果不好。那就得结交名人。
其次,也没有哪个高官征辟祢衡入幕。那些坐而论道的名人或高高在上的大官,不是说见就见、要结交就结交的。要结交名人,又得通过已入围的师长、同乡、同学的介绍。这期间,肯定要搞一些营销工作,免不了要花些宝贵时间和散碎银子。遇到比较傲气的名人,弄不好要当一段时间的跟班、亲随,干些倒茶送水,做饭、提鞋、倒夜壶的杂事。
祢衡在颍川郡的不幸遭遇,可能跟他的狂傲、没耐性有关,也可能跟没人引荐有关。可能,祢衡想,京城的官更大,台阶更高,我还得更狂傲一点,这样才是捷径,才能一蹴而就。
到了许都,有人劝他跟陈群、荀彧、司马朗(司马懿的哥哥)等名流交往,以求他们的推荐。祢衡一脸的不屑:什么?叫我去跟这帮屠狗沽酒、司仪吊孝之徒交往,帮帮忙吧。有人问,既然这些人都不在您话下,满朝文武,还有谁能入您的法眼呢?祢衡说,也就是大儿子孔文举(孔融字文举)、小儿子杨德祖(杨修字德祖)还凑合,其他碌碌之辈,不足挂齿。
这个被祢衡称为大儿子的孔融,是孔圣人的后代,比祢衡大了整整二十岁。孔融是当时著名的大作家,省部级干部,舆论界领袖,在曹操面前也是叫得梆梆响的人物。杨修呢,四世三公的身世,高干子弟、著名作家、前程似锦的青年才俊。祢衡感觉一来,把孔融、杨修文坛上一老一少两个重量级人物称为儿子——还是勉强凑合的儿子。
孔融被自己的儿辈晚生称为儿子,还乐滋滋的,并且屁颠屁颠地出来帮忙。他不仅向朝廷上书,推荐大才子祢衡,还在曹操面前把祢衡说得跟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似的。
大家知道,曹操是个唯才是举的好领导,在使用人才方面没有那么多的框框,鸡鸣狗盗之徒也会给你安排个合适的工作。
曹操听了孔融的介绍后,也动了心,很想见见祢衡。而祢衡向来不仅鄙视曹操,还憎恶曹操,自称精神有问题,不肯去,在背后却老说曹操一些不着边际的坏话。
我看,祢衡说他的精神有问题,倒是真的。皇帝你是见不到的,见了也没用。形式上一人之下、实际上万人之上的曹司空准备接见你,你却不买账,不尿他那一壶。不见也罢,还在背后嘀嘀咕咕,大放厥词。
什么叫缘木求鱼,什么叫南辕北辙,青年文学家祢衡的跑官行为,对这两个成语做了最生动形象的注释。
可能是出于好意,对这样的一个狂生,曹操前辈还是想教育教育一番;顺便,也给他一点小小的教训,也算是仕途上一些小小的磨砺吧。
曹操听说祢衡很有艺术细胞,尤其善于击鼓,就任命他为鼓手,并当场试用。司空府奏乐是很正规的,击鼓时要换上演出制服。轮到祢衡时,他老先生身穿日常衣衫,踢踢踏踏地走向鼓台,顺手操起鼓槌,随便来一首《渔阳》曲,表现卓异:“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慷慨。”
的确有水平!演奏毕,祢衡晃晃悠悠地走到曹操面前,一脸的不屑——可能是想调戏调戏曹操。司仪官呵斥道:“鼓吏何不改装,而轻敢进乎?”祢衡说,好吧,那我就乖乖地换上制服吧。然后,当着曹操的面,慢条斯理地脱得精光,慢腾腾地穿上制服,再击鼓三遍,鼓槌一丢,拂袖而去,毫不羞涩。曹操笑了笑,说,本想羞辱羞辱这小子的,反倒被这小子羞辱一番。
这下,孔融下不了台了。人,有时候,是很贱的一种动物,比如孔融。如果他拿出这种诚心的百分之一对待曹操,也不至于弄得家破人亡。孔融可能是爱惜祢衡之才,却爱得有些莫名其妙。祢衡初次忤逆曹操之后,孔融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番,而且一再转达曹操的爱才之意。祢衡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孟浪,答应再去见曹操。
孔融又跑到曹操面前做检讨,说好话,套交情,说是祢衡这小子很后悔,想来向您道歉。曹操很高兴,通知门卫,祢衡一来,即行通报,立马接见。等到天色很晚,祢衡终于来了。
小祢穿得破破烂烂,拿一拐杖,坐在曹操的司空府门前,以杖击地,破口大骂。骂得抑扬顿挫,骂得天昏地暗,骂出了风格,骂出了水平,骂出了特色。侍卫官要拿祢衡治罪,曹操也真正发怒了,对孔融说,我要杀祢衡,易如碾死一只蚂蚁。如此的话,反显得我不能容人,那就干脆把他打发到刘表那里去,算是以观后效吧。还叫尚书令荀彧带领众官员为祢衡饯行。
曹领导发了话,众官员无奈,在郊区为祢衡饯行。据说,荀彧叫大家在祢衡到达时,或坐或卧,不理不睬,回敬一下祢衡。
祢衡慢条斯理地来了,一看这情形,一P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左一把鼻涕,右一把眼泪,如丧考妣一般。众官员奇怪地问,小兄弟,你哭什么哭得如此伤心?祢衡说,你们这些人,坐着的是坟墓,躺着的是尸体,我置身于尸体坟墓之间,能不伤心哭泣吗?
看看,什么德性,什么德行。
一圈走下来,从荆州出发,经颍川,抵许都,乘兴而去,败兴而回,相当于如今的农民工到北京上访,被遣送回籍,什么也没有捞到,祢衡肯定心理不爽。
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啊。
祢衡毕竟是个高智商的人,吃了两堑,长了半智。回到荆州之后,为人处世和工作作风大为改观。对刘表礼敬有加,歌功颂德。刘表也心里高兴,经常叫他做些文案工作,让祢衡露几手,爽一把。
问题是,祢衡的耐性实在不可恭维,《后汉书》说,在刘表处工作不久之后,祢衡故态复萌,刘表实在受不了这把窝囊气,便把他打发到大老粗、江夏郡太守黄祖那里去。黄祖可是个性情急躁、不能容人的赳赳武夫。刘表让祢衡这个莽秀才去会会黄祖这个大兵。
起初,黄祖是很善待祢衡的,祢衡的文秘工作也做得很出色。黄祖对祢衡很是满意,喜爱嘉奖之意溢于言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祢衡跟黄祖的长子黄射相处得很好,成了莫逆之交。
有一次,黄祖在猛冲舰上举行宴会,可能是马尿灌多了,祢衡对黄祖出言不逊,黄祖恼羞成怒,呵斥祢衡。祢衡眼睛死死地(真正的“死死地”!)盯住黄祖,骂道:“死鬼,你说什么?!”黄祖令人把祢衡拖出去打P股,以示惩戒。
祢衡更是口喷大粪,黄祖忍无可忍,下令杀头。正好,黄祖的主簿(办公厅主任)对祢衡厌恶至极,黄祖一挥手,主簿得令,立即把祢衡咔嚓。
黄射听说老爹要杀祢衡,鞋也来不及穿上,光着双脚,跑来相救。赶到时,祢衡已成刀下之鬼。祢衡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祢衡得到大老粗黄祖的赏识,又结交了黄祖的儿子黄射,本来是“乘风破浪会有时”了,却没能“直挂云帆济沧海”,反而“鲜血直下三千尺,一颗脑袋落九天”。
可惜。
骨气害死人
对于祢衡的死,向来有几个说法。一是说祢衡有骨气,鄙视、咒骂汉贼曹操。二是说曹操居心险恶,借刀杀人。三是说祢衡死得冤,比后来的窦娥还要冤。
我们来看看,这几个说法是否有道理。
祢衡有骨气吗?那得首先要弄清楚什么叫骨气。《辞海》对骨气的解释是:骨气原意是指书法的骨架意蕴,现在多指刚强不屈的气质。所谓刚强不屈,是指物体刚性很好,受到压力不变形;或人意志坚强,受到打压不屈服。
请问,祢衡在曹操主持的中央政府、在刘表主持的地方政府或在黄祖治下的军队里,受到什么打压吗?显然没有。无论是曹司空、刘州牧,还是黄将军,都是高看他一眼,都想抬爱他,提携他。既然没有受到打压,那么,祢衡的刚强不屈或者所谓的骨气又所由何来,从何谈起?
所以,祢衡的胡闹,与骨气两字,没有关联,就连傲气也算不上。傲气最多让人堵心,让人反感,不至于让人起恶念,动杀机。祢衡所作所为所体现出来的,只能是一种戾气。所谓戾气,就是暴戾之气,一种丧心病狂的表象,精神分裂的气象。戾气跟死气只差一个字,距离只差一步,哪天不小心,一足踏空,就会坠入万丈深渊,摔得粉身碎骨。
再者,曹操是汉贼吗?是祢衡该骂的人吗?祢衡骂曹操的时候,曹操刚刚把落难皇帝刘协迎到许县。即使以后的曹操成了汉贼,但此时的曹司空不仅不是汉贼,反而是汉室的大英雄,皇帝的救世主。难道祢衡高瞻远瞩,预见到曹操将会成为汉贼,提前开骂?似乎没有道理。
说曹操居心险恶,借刀杀人,这是加给曹操的莫须有的罪名。真正借刀杀人的是刘表。对祢衡而言,曹操是用心良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如何处置祢衡这件事情上,曹操胸襟开阔,大人大量,令人敬佩。在东汉末年的地方军阀中,刘表最重视教育,最尊重知识分子,为人也最谦和。
曹操不仅不杀祢衡,还把祢衡送给当时最仁慈的这位军阀,希望祢衡在刘表那里混碗饭吃,奔个前程。而且,当时的刘表没有公开对抗中央政府,如果祢衡能理解曹前辈的良苦用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将来应该能博一个好前程,磨砺一番之后甚至调到中央政府来工作。
祢衡死得冤不冤?冤,也不冤。说祢衡死得冤,是祢衡根本无罪,即使冒犯上司,也罪不至死,何况还是个著名的青年作家,可怜,可惜。
说祢衡死得不冤,是因为祢衡自己找死。祢衡是读了很多书的,读书就应该明理。可祢大才子三番五次地、毅然决然地把头伸到别人的鬼头刀下,尤其是在别人喝高了的时候,除了找死,实在不好做别的什么解释。
祢衡的死,让人难以接受,但并非叫人难以理解。
真正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才华横溢的祢衡为什么捞不到一官半职。通常的说法是,因为祢衡狂悖无理,桀骜不驯。
我们仔细读读《后汉书·祢衡传》就知道,祢衡很早就想、从来就想做官。他也希望融进这个社会,爬到这个社会的顶层去,混它个高官厚禄,赚它个盆满钵满;搞它个三公九卿,弄他个三妻四妾。
不幸的是,祢衡从荆州出发,绕了一圈,被曹操强行送回荆州,什么官职也没捞到。在黄祖那里,只不过是个抄抄写写的文秘干事。如果说,这种局面,是由祢衡的坏脾气造成的,不能说明全部问题。至少,祢衡刚回到刘表的州政府以及刚到黄祖军营的时候,还是乖巧懂事、踏实勤奋的,也是深得老板赏识的。只是后来……
后来呢,由于四处碰壁,脾气就更坏了,以至于,坏脾气与四处碰壁之间,恶性循环。
我认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解释。
当时的官场准入,不是比文凭,拼成绩,也不用参加公务员资格考试,而是地方政府推荐(察举),或中央政府招聘(征辟)。祢衡跑官的年代,由于天下大乱,正常的察举和征辟也不能正常进行,只能靠自荐或推荐。祢衡想当官,但不屑于现行的准入方式。
按祢衡的理解,像我小祢这样的人才,无论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军阀幕府,是不需要什么程序,不用什么规矩的,高官任我做,骏马任我骑。非要玩什么花样,走什么程序,只能是当局无理,官场黑暗,要么,是领导瞎了眼。
这才是祢衡骂人的根本原因,也是祢衡四处碰壁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祢衡很想参加游戏,但他不愿遵守既定的准入制度和游戏规则,所以,他被拒诸门外。再所以,他就大骂这场游戏以及这场游戏的导演和所有演员。
任何一个人,包括祢衡,想参加游戏,都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当你没有资格、没有权力、没有能力制定准入制度和游戏规则的时候,你想加入的话,就要遵守既定的准入制度和游戏规则。除非有一天,你有资格、有权力、有能力制定新的制度和规则,别人也只好按你得游戏规则玩。
比如曹操,刚把献帝迎到许都的时候(公元196年),袁绍的势力比他大,地位比他高,资格比他老。献帝是想让曹操做大将军的,袁绍老大的不高兴,曹操只好客客气气地把大将军的位置让给远在冀州的袁绍。
当曹操统一北方、睨视群雄的时候(公元208年),干脆把汉朝的三公官位废掉,不客气地自任丞相,谁也甭想做什么大将军。这就是一个从遵守游戏规则到改变游戏规则的过程,曹操玩得得心应手、水到渠成。
祢衡的玩法跟曹操截然相反。曹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祢衡只能取得最大的失败——误了卿卿性命。
诸葛亮就比祢衡高明得多。知道自己在曹操和孙权那里,坐不了什么好位置,捞不到什么大油水,就干脆投奔一无所有的刘备。一入局,就在几个人的小圈子里弄个主要领导干干,在公司里拥有技术股。
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有一个高贵而高尚的毛病,喜欢来什么“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忸怩媚俗之态,进退失据之状,跃然纸上。
据老古我看来,居庙堂之高,就应该好好做官,替君王好好办事。帮君王把事办好了,也就替老百姓分忧了,还整天在嘴巴上忧什么百姓?估计,所谓的“则忧其民”,是酒醉饭足、骄奢淫逸之余的感慨和内疚,说成“则愧其民”可能准确些。
处江湖之远,就应该种好地,养好猪,教好书,养家糊口,照章纳税,何劳你替君王分忧?君王整天在深宫里左拥右抱,酒池肉林,自有美眉、杜康解忧,你臭老九何必自作多情?所谓的“则忧其君”,可能是担忧君王的美酒、美女过剩,可惜可恨,心里酸溜溜的缘故。
当时的祢衡,是否也有这种两头牵挂、进退两难的高尚情怀,不得而知。据我看,多半是没有的。但凡脾气坏、喜欢骂人的人,都是急性子、直肠子的人,忧死了,累死了,憋死了,屈死了,也唱不出“进也忧,退也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自欺欺人、哗众取宠、此地无银的高调来。
照理来说,祢衡可以参加三国的大游戏,也可以参加荆州的小游戏;可以入局豪赌,也可以置身度外;可能“居庙堂之高”,也可以“处江湖之远”。这是他的自由,他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问题是,你祢衡若要参加游戏,就要遵守规则。你祢衡也可以不动心,靠边站,但不能没完没了地败人家的兴,揭人家的短,坏人家的事。否则,只能是两个字:找死。
找死,是通俗的、口头的说法,正规的、书面的说法是:自杀。
自杀,《辞海》的解释是:故意用某种手段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我看来,这个概念的外延有些模糊不清。《辞海》的自杀定义,有一个隐义,意思是自杀都是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对自杀下的定义是:自杀是生命个体主动结束自己生命的死亡方式。根据我的观察,并非所有自杀都是自杀者亲手结束自己的生命。有些人的自杀,不是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而是采用其他的方式。不管以那种方式自杀,都有一个本质特征:主动地。
在我看来,一个人只要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自杀,至于采用什么方式,是否自己动手,在所不问。
本书第四集《诸葛亮的悲与苦——以理想的名义自杀》中说过,从精神的层面看,诸葛亮死于自杀,并把这种自杀视作自杀的第三种方式——以理想的名义进行自虐,通过这种自虐来耗竭自己的生命。
把头伸向屠刀
既然有第三,就肯定有第二。如果诸葛亮的死,是自杀的第三种方式,那么,祢衡的死,则是自杀的第二种方式——假借他人之手自杀。
祢衡这个人,智商是很高的。他应该知道,以自己的做人处事风格,我行我素,长此以往,不是“国将不国”的问题,而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一不小心,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那么,祢衡为什么还要像飞蛾扑火一样,在骂人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一往无前?我看,只能做如下解释。
祢衡不仅很想做官,还想一步登天,但不按常理出牌,不愿遵照既有的程序和规矩入仕,立马就要弄个三公九卿的位置坐坐,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
祢衡想,祢大爷骂你又怎么样!谁敢杀我?曹司空不敢,刘州长不敢,你黄祖敢?何况,我怀才不遇,四处碰壁,正活得不耐烦呢,即使你黄祖真的杀我,那就来吧。谁杀了我这个大才子,谁就遗臭万年,我祢才子则名垂千古。
这样一来,祢衡真的是“名垂千古”了。曹操和刘表不算太笨,是不想遗臭万年的。可怜黄祖这个大老粗,根本就没有想到遗臭万年还是名垂千古这样的问题,喝高了,一生气,一发怒,咔嚓,真的遂了祢衡的夙愿,真的遗臭万年了。
毫无疑问,黄祖的滥杀无辜,刘表的借刀杀人,都是不地道的,不正义的,应该谴责的。但问题的另一方面,祢衡自己,不停地把头伸到人家的屠刀下,尤其是黄祖喝高了、醉眼蒙胧的时候,那就不能单单怪黄祖这个大老粗了。
你祢大才子不是要主动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么?只不过借用了别人手中的刀而已。
《后汉书》的作者,将祢衡传记放在文苑列传一类,说明范晔将祢衡当作文人、文学家之类的人物。我仔细研究过中国文人(当然不包括每一个中国文人,请各位不要对号入座)一些基本特征。
中国文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因为他们会写文章、诗歌,不仅信心满怀,激情满腔,还以为自己什么都会干,什么都干得好。比如东方朔、蔺相如、李白、纪晓岚,他们都在皇帝身边工作过。
其实,皇帝把他们安排在身边,只不过当花瓶,以示皇帝老爷多么重视文化或文学事业;或者把这些文人墨客当甜点,在酒足饭饱和思淫欲之间玩一点搞笑,来一段插曲;甚至把他们当夜壶,下头需要宣泄的时候,拿来爽一把,爽完后踢到墙角去。
可那些个文人们不这样认为,以为皇帝请他们来,是为了向他们学习文化知识,或探讨政治问题,或商讨军国大计的。于是,酒足饭饱之余,不去写文章,不去思淫欲;而是在皇帝面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果皇帝老爷对他们表扬一下,赞扬几句,全身的每一个细胞便膨胀起来,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
如果皇帝老爷对他们爱理不睬,他们便做起白日梦来,说什么“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说什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说什么“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凉州”。实在无趣,无聊,无奈,便发醋,发狠,发狂,说什么“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结果呢,皇帝老爷烦了,腻了,叫他一边去。到这个时候,文人们还要发牢骚,说什么“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据我所知,中国古代的著名文人,真正懂得自身个体(而非社会)价值的,只有柳永和唐寅(唐伯虎)。他们自己做梦,也用方块字为别人编织美妙的梦境。他们从不乞怜皇帝的恩宠,精神上也不从属于、附属于皇帝,因为他们知道,皇帝根本就不鸟自己。他们只在自己的白日梦里,与青楼的姐妹们快乐地梦生梦死。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个过程,你自己高兴、快乐就行——前提是尽到责任,并且不妨害别人。非要去当别人的附属品,非要去看着别人的眼色快乐,何苦呢?
当然,老古我并不是在否认文学。而且我认为,文学有极大的价值。什么涤荡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情操,寄托人的理想,都是文学应有、该有、肯定有的特定功能。
但文学的价值与文人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人的价值,仅在于,或多在于文学,在于自己能做梦,还能为他人营造美妙的梦境。至于治国安邦、济世安民,是大多数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人不擅长的。
像曹操这样,能文能武,能嫖能赌,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文人是不多的。文人勉强去玩政治,搞行政,不少人弄巧成拙,贻笑大方,伤人害己。三国的文人中,只有曹操例外。而且,曹操之所以遭到后世文人的漫天谩骂,很可能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太过能干,太过全面,太过伤人自尊。
话又说回来,作为文人,像祢衡这些作家们,他们排列、组合文字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或者很强的,至少模仿、抄袭能力是很强的。否则,他们成不了文人。
问题是,摆弄文字的能力,不等于行军布阵或理民治事的能力。根据我的观察,通常的情况是,除极少数人以外,某一方面的能力,比如语言文字能力,相当突出的人,其他能力,如政治、军事、行政能力,往往是低下或欠缺的。
这样说来,祢衡的各任领导倒是对的。祢衡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在政府里只适合干文秘工作。除非他去当自由职业的作家,在家里倒腾一些作品来卖,养家糊口或发家致富。当时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还没有成立作协,写书又不能卖钱,祢衡只能到政府里干文秘工作,才能活命——至少要从文秘干事做起。
祢衡呢?按他的想法,至少一开始就要弄个省部级干干,还算凑合。否则,便骂人,无休无止地骂,漫无边际地骂。结果可想而知。
祢衡的死,让我联想到他唯一的一个生前好友兼前辈孔融。
孔融的死,情形差不多,也有一点自己找死的意味。曹操在下决心干掉孔融之前,诚恳地希望与他和好,希望相互妥协,可孔融不买账,还站在舆论的高度继续反对、戏弄曹操。说孔融“有点自己找死的意味”是指,如果孔融仅仅在立场上、政见上反对曹操,曹操下此毒手,是邪恶的行为,由曹操负全责。
问题是,孔融不仅在立场上、政见上反对曹操,还要在生活上、日常琐事上戏弄曹操,在人身上攻击曹操。所以说,孔融的被杀,与祢衡的被杀,情形差不多,只不过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
但孔融之死与祢衡之死毕竟有些不同。孔融所骂的公元208年的曹操,与祢衡开骂的公元196年前后的曹操不同。公元208年的曹操,已大权独揽,将献帝视同木偶。从维护东汉王朝的正统立场看,曹操的确有可骂之处。
也就是说,孔融的骂人,还有一点政治意义,还有一点正义的味道;何况,孔融骂得比祢衡有水平,有高度,有原则。孔融的死,对汉室、对传统伦理而言,多少还有一些价值。祢衡之死有何意义?有何价值?只不过给后世患自恋症的文人提供了一个意淫的对象。
“亲戚或余悲,他人也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了就死了吧。问题是,还有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才华横溢的人,还是这样前赴后继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