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修辞学价值
洪迈的《容斋随笔》中除了训诂学内容之外，还有诸多关于修辞的论述，非常有特色，散见于诗论、文论、史论、考据等诸多内容之中。
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洪迈从儒家的道统观点出发，继承中国传统的修辞观，重视文章的内容，所谓“质”，也就是文章的传道功能，同时也不轻视“文”，不轻视文采的华美。正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洪迈认为“文章岂小事哉”，文章的功能便是传播圣贤之道，而并非是雕虫小技。在《容斋随笔》卷十六《文章小伎》中洪迈慷慨陈辞，为道而呼喊，批评后世文章“逐其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指出这并非文章本身的过失，而在于作者自己的道统修养不够，轻道溺文的结果。因此，他推崇张文潜的“以理为主”的修辞理论。这实际上反映出洪迈的辞依意设，意为辞先的修辞观。李习之《答朱载言书》中批评 “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或者“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洪迈对这种修辞持赞赏态度，认为李习之的观点“最为明白周尽”，“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迈他质文并重的修辞学思想。
但是受宋代文风的影响，其书中也不乏宋儒的理学气息。特别是书中每论及《论语》、《孟子》或《周易》等经书时，这种借经书以阐发义理的时代通病就显露出来。
他在《忠恕违道》这段文字中讨论“忠恕违道”之义，先罗列众说，又明示己义，认为“道”是说不明的，附在“忠恕”之上，就有了踪迹，这也有违于道。总之，作者赞同的还是苏子由的“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之言。这是将道家最精妙的“道”引入儒学，宣扬“道”无所不在，世间万物皆有道。人们应顺应其性理，维护“道”之秩序。洪迈这种“道”的思想体系其实就是自觉维护现有的伦理道德、封建秩序，最后达到“上善”境界。
对于一些很易理解的事情，洪迈也用一些理学上的观点来解释，穿凿附会。说明理学对他的影响之深。如《禹治水》中说：
《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子梁、雍……
洪迈竟然认为禹治九州的次序是按五行为序，这也是理学的作怪。当时洪水横流，大禹不可能也等不及到要定好五行才开始治水。另外五行之说在禹时尚未产生，以古附今，令人啼笑皆非。这都说明尽管洪迈学识渊博，但不可能独立于那个时代之外，受到当时的理学思潮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二、繁简有当，文贵于达
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一《文繁简有当》中针对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的修辞原则而提出“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所当也”，即文章应该重在文意通达，而繁复与简单各有所长，只要能够准确地表达意思，便是好笔法。欧阳修是对史传碑铭文而言，在此洪迈与他是一致的，提倡简洁，认为“志文不可冗”。
但是洪迈把繁简理论扩展到注书与史书中，认为繁简要视情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注书，洪迈明确提出修辞原则：简单明白。洪迈认为注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解释明白原作旨意，用冗长、繁复的语言来表达反而适得其反。洪迈用正反两方面举例来表达这种修辞思想。
首先，洪迈从正面说明 “解释经旨，贵于简明”的原则。他以孟子释《公刘》诗为例，认为孟子深得注文之要领，简明注释但“四句之义昭然”。
其次，洪迈引用颜师古注《汉书》中的一些不当之处，从反面进一步论述他的上述观点。他认为颜师古所注有一些繁琐之处，对意义浅显的字词反复注释，这应该避免。
对于注书，洪迈以正反例为证，认为应该“简明”。而对于史书，洪迈认为繁复固然有特色，简洁亦值得提倡，关键在于繁简是否能为文章的表达服务，繁简必须与文达相适应。比如《史记》与《前汉书》所载文字相比，《史记》重复用“以千三百户”三次，而《前汉书》比之少了二十三个字，“然不若《史记》为林赡可喜”。这就是提倡在史书中使用繁复的修辞手法，但并不绝对。洪迈就认为《左传》“语简而切”，认为言简意赅，又会在读者面前展现完全不同于繁复的另一种风景。
洪迈从碑铭文、注书、史书三个方面表述了“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所当”的修辞观，反映出他繁简有当的修辞思想并不是僵固的，而是分不同的文体论述不同的修辞观，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明确而进步的修辞观。
三、锤炼字句，陈言务去
洪迈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的分析，归纳了词语运用方面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首先，重视炼字。改诗的经典是韩愈改贾岛诗。贾诗原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因觉“推”字不切而拟用“敲”，一时不定手作“推敲”状而偶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沉吟良久终觉“敲”字为佳。这一改竟改出比“修改”、“琢磨”等用词更为妥贴一个词汇“推敲”，千古传为美谈。洪迈《容斋随笔》中也记载了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故事。
其次，洪迈指出虚词的作用。《容斋随笔》卷六《东坡诗用老字》中指出“东坡赋诗，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是皆以为助语，非真谓其老也，大抵七言则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则于第三字用之。”指明了语助“老”的作用是凑足音节。
《容斋随笔》卷九《毛诗语助》中指出了《毛诗》中两类不同作用的语助，一类作用是“以为句绝者”即断句。如“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而另一类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虽然这一类没有具体指明其作用，但显然认识到了其作用与前一类肯定不同。
《容斋随笔》卷七《孟子书百里奚》中指出虚字的作用是：“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由此可见，洪迈认为语助不但有语法上的作用——凑足音节和断句，还可以造成文章气势的跌宕起伏，即使文章“开阖变化”。
虚词可以扩大文章的功能，洪迈也是以具体例子来说明的：“予观《史》《汉》所记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
第三，陈言务去。自韩愈提出陈言务去的方针后，很多文学家都提倡用语应当通俗易懂，慎用古语。但他们主要针对诗文而言。洪迈认为不仅诗文应该如此，日常往来书简也应该戒“厌烂陈言”，多使用生活中平实的语言。他批评当时有些文人，“如小简问委，自言所在，必求新异之名。……殊为可笑”。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为文，仍有指导意义。
四、采用多种修辞手法
大致归纳有：炼字、讳饰、双关、复迭、省略、对偶、比喻等等。对于比喻辞格的认识，例如《容斋随笔》卷一《稗沙门》中有着这样的说法：
《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曰“譬如麦田，中生稗麦，其形似麦，不可分别，尔时田夫，作如是念，谓此稗麦，尽是好麦，后见穗生，尔乃知非。如是沙门，在于众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而彼痴人，实非沙门，是名稗沙门。”比喻甚佳，而文士鲜曾引用，聊志于此。
用稗草来比喻无行僧人，洪迈已明确认识到了比喻这种辞格。还有炼字、讳饰等，前已有论述，不复赘言。
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洪迈从儒家的道统观点出发，继承中国传统的修辞观，重视文章的内容，所谓“质”，也就是文章的传道功能，同时也不轻视“文”，不轻视文采的华美。正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洪迈认为“文章岂小事哉”，文章的功能便是传播圣贤之道，而并非是雕虫小技。在《容斋随笔》卷十六《文章小伎》中洪迈慷慨陈辞，为道而呼喊，批评后世文章“逐其末而忘其本，玩其华而落其实”，指出这并非文章本身的过失，而在于作者自己的道统修养不够，轻道溺文的结果。因此，他推崇张文潜的“以理为主”的修辞理论。这实际上反映出洪迈的辞依意设，意为辞先的修辞观。李习之《答朱载言书》中批评 “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或者“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洪迈对这种修辞持赞赏态度，认为李习之的观点“最为明白周尽”，“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迈他质文并重的修辞学思想。
但是受宋代文风的影响，其书中也不乏宋儒的理学气息。特别是书中每论及《论语》、《孟子》或《周易》等经书时，这种借经书以阐发义理的时代通病就显露出来。
他在《忠恕违道》这段文字中讨论“忠恕违道”之义，先罗列众说，又明示己义，认为“道”是说不明的，附在“忠恕”之上，就有了踪迹，这也有违于道。总之，作者赞同的还是苏子由的“道无所不在，无所不利”之言。这是将道家最精妙的“道”引入儒学，宣扬“道”无所不在，世间万物皆有道。人们应顺应其性理，维护“道”之秩序。洪迈这种“道”的思想体系其实就是自觉维护现有的伦理道德、封建秩序，最后达到“上善”境界。
对于一些很易理解的事情，洪迈也用一些理学上的观点来解释，穿凿附会。说明理学对他的影响之深。如《禹治水》中说：
《禹贡》叙治水，以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为次。考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与兖、徐接境，何为自徐之扬，顾以豫为后乎？盖禹顺五行而治之耳。冀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实于五行为水，水生木，木东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扬、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终子梁、雍……
洪迈竟然认为禹治九州的次序是按五行为序，这也是理学的作怪。当时洪水横流，大禹不可能也等不及到要定好五行才开始治水。另外五行之说在禹时尚未产生，以古附今，令人啼笑皆非。这都说明尽管洪迈学识渊博，但不可能独立于那个时代之外，受到当时的理学思潮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二、繁简有当，文贵于达
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一《文繁简有当》中针对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的修辞原则而提出“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所当也”，即文章应该重在文意通达，而繁复与简单各有所长，只要能够准确地表达意思，便是好笔法。欧阳修是对史传碑铭文而言，在此洪迈与他是一致的，提倡简洁，认为“志文不可冗”。
但是洪迈把繁简理论扩展到注书与史书中，认为繁简要视情境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注书，洪迈明确提出修辞原则：简单明白。洪迈认为注书最主要的目的在于解释明白原作旨意，用冗长、繁复的语言来表达反而适得其反。洪迈用正反两方面举例来表达这种修辞思想。
首先，洪迈从正面说明 “解释经旨，贵于简明”的原则。他以孟子释《公刘》诗为例，认为孟子深得注文之要领，简明注释但“四句之义昭然”。
其次，洪迈引用颜师古注《汉书》中的一些不当之处，从反面进一步论述他的上述观点。他认为颜师古所注有一些繁琐之处，对意义浅显的字词反复注释，这应该避免。
对于注书，洪迈以正反例为证，认为应该“简明”。而对于史书，洪迈认为繁复固然有特色，简洁亦值得提倡，关键在于繁简是否能为文章的表达服务，繁简必须与文达相适应。比如《史记》与《前汉书》所载文字相比，《史记》重复用“以千三百户”三次，而《前汉书》比之少了二十三个字，“然不若《史记》为林赡可喜”。这就是提倡在史书中使用繁复的修辞手法，但并不绝对。洪迈就认为《左传》“语简而切”，认为言简意赅，又会在读者面前展现完全不同于繁复的另一种风景。
洪迈从碑铭文、注书、史书三个方面表述了“文贵于达而已，繁与省各有所当”的修辞观，反映出他繁简有当的修辞思想并不是僵固的，而是分不同的文体论述不同的修辞观，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明确而进步的修辞观。
三、锤炼字句，陈言务去
洪迈通过一系列具体事例的分析，归纳了词语运用方面的看法，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首先，重视炼字。改诗的经典是韩愈改贾岛诗。贾诗原为“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因觉“推”字不切而拟用“敲”，一时不定手作“推敲”状而偶遇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韩愈沉吟良久终觉“敲”字为佳。这一改竟改出比“修改”、“琢磨”等用词更为妥贴一个词汇“推敲”，千古传为美谈。洪迈《容斋随笔》中也记载了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故事。
其次，洪迈指出虚词的作用。《容斋随笔》卷六《东坡诗用老字》中指出“东坡赋诗，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是皆以为助语，非真谓其老也，大抵七言则于第五字用之，五言则于第三字用之。”指明了语助“老”的作用是凑足音节。
《容斋随笔》卷九《毛诗语助》中指出了《毛诗》中两类不同作用的语助，一类作用是“以为句绝者”即断句。如“之、乎、焉、也、者、云、矣、尔、兮、哉”而另一类如“只、且、忌、止、思、而、何、斯、旃、其”，虽然这一类没有具体指明其作用，但显然认识到了其作用与前一类肯定不同。
《容斋随笔》卷七《孟子书百里奚》中指出虚字的作用是：“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由此可见，洪迈认为语助不但有语法上的作用——凑足音节和断句，还可以造成文章气势的跌宕起伏，即使文章“开阖变化”。
虚词可以扩大文章的功能，洪迈也是以具体例子来说明的：“予观《史》《汉》所记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其语舒缓含深意”
第三，陈言务去。自韩愈提出陈言务去的方针后，很多文学家都提倡用语应当通俗易懂，慎用古语。但他们主要针对诗文而言。洪迈认为不仅诗文应该如此，日常往来书简也应该戒“厌烂陈言”，多使用生活中平实的语言。他批评当时有些文人，“如小简问委，自言所在，必求新异之名。……殊为可笑”。这种观点，对于我们今天为文，仍有指导意义。
四、采用多种修辞手法
大致归纳有：炼字、讳饰、双关、复迭、省略、对偶、比喻等等。对于比喻辞格的认识，例如《容斋随笔》卷一《稗沙门》中有着这样的说法：
《宝积经》说僧之无行者曰“譬如麦田，中生稗麦，其形似麦，不可分别，尔时田夫，作如是念，谓此稗麦，尽是好麦，后见穗生，尔乃知非。如是沙门，在于众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见时，谓尽是沙门，而彼痴人，实非沙门，是名稗沙门。”比喻甚佳，而文士鲜曾引用，聊志于此。
用稗草来比喻无行僧人，洪迈已明确认识到了比喻这种辞格。还有炼字、讳饰等，前已有论述，不复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