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军事
军事上洪迈基本是个门外汉，但他对于军事并不缺乏论述。这是两宋知识分子的特点，是优势也是劣势。政治责任心强，以家国天下为己任，议论皇皇共保国家，这是优势；但是书生意气，胆壮的轻战，胆小的怕战，基本无人真正懂战，大言塞责实无定策，这是劣势。两宋书生掌兵权而能立下不朽战功的，仅北宋范仲淹，南宋虞允文两人而已。洪迈也是两人之外的一个。他对军事的讨论有个特点，那就是习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在某种意义上正符合军事是政治延伸的观点，故此把他的军事观点也并入政治思想中：
秦以关中之地，日夜东猎六国，百有余年，悉禽灭之。虽云得地利，善为兵，故百战百胜，以予考之，实六国自有以致之也。韩、燕弱小，置不足论。彼四国者，魏以惠王而衰，齐以闵王而衰，楚以怀王而衰，赵以孝成王而衰，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所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闵王承威、宣之后，山东之建国莫强焉。而狃于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遂为燕所屠。虽赖田单之力，得复亡城，子孙沮气，孑孑自保，终堕秦计，束手为虏。怀王贪商于六百里，受诈张仪，失其名都，丧其甲士，不能取偿，身遭囚辱以死。赵以上党之地，代韩受兵，利令智昏，轻用民死，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几于社稷为墟，幸不即亡，终以不免。此四国之君，苟为保境睦邻，畏天自守，秦虽强大，岂能加我哉！
这段文字很能说明洪迈对于军事问题的看法。他的军事战略就是一个“防”字。他认为一旦用兵，国家必然为之疲敝，很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而损伤元气。与其穷兵黩武，不如保境安民以待天时。这种观点是当时南宋与外敌国力军力现实对比的产物。客观地说，洪迈有道理，当时的南宋对内部人民的盘剥、供养的军队数量、寄生的官僚数量都已到极限。以这样的国力，抗衡金国的入侵尚有余力，但要收复中原明显不足。但是，洪迈的确缺乏远大的志向，中原不可不复，民气不可不鼓，金人不可不防，国力不够就发展国力，实力不足就增长实力，一切都要有个中长期的目标。这个宏愿怎么是保境睦邻，畏天自守所能包容的呢？洪迈不管这些，只要是不打仗的皇帝，他都很赞赏：
史记律书云：“高祖厌苦军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拥兵阻厄，选蠕观望。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盛，粟至十余钱。”予谓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洪迈忘了，汉文帝不肯出击匈奴，不是为了睦邻友好，而是隐忍以待，是为了积聚实力，让他的孙子放手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观南宋帝王，没有一个肯做文景帝的。高宗碌碌不足论，孝宗虽有壮志雄心，却缺乏韧性，符离一战挫败就此心灰意懒，最终没能完成光复中原的事业。孝宗以下当政者每况愈下直至灭亡。南宋君臣这种忽而急功近利，忽而消极颓唐的风气跟他们对历史，对现实，对军事的错误认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其中，像洪迈这样有文无志的文人责任恐怕不小。
再如：
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患。因读五代旧史云：“唐明宗问枢密使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纔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蓄只如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为骑士无所施。然则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
洪迈他可以从政治、经济、谋略、文学甚至哲学的角度去考察军事问题，就是从来不从军事角度考虑。北方游牧民族最大的军事优势就是强大而快速的骑兵。当年汉武帝出击匈奴，就是以骑兵作为主力，后来汉军能战胜匈奴，就是因为汉军骑兵已经超越了匈奴骑兵，而最终汉军未能彻底消灭匈奴，也是因为马匹损失殆尽，骑兵力量不足。在当时而言，骑兵是战场上最为强有力的兵种。洪迈从战略防御的角度出发，从国家经济的角度出发，谈论取消骑兵，除了再次显示出他所谓防守战略实际就是一个退缩战略一个妥协战略外，还充分暴露出他对军事问题的无知。洪迈从来没有把军事实力作为南宋立国的主要支撑点：
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他归结东晋不亡的原因仍然在政治体制上。不可否认，洪迈的观点有他的睿智之处。他敏锐地察觉到南宋在任用官员特别是武将时多方掣肘的弊端，因此提出师法东晋，“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毫无疑问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他忘了，东晋的生存是因为北方的混乱，更是因为淝水之战击败了强大的前秦；而且，由于东晋君臣耽于清谈，荒于治军，所以始终不能收复中原，最终被手下大将篡夺江山。对于军事而言，政治固然重要，但战争自有战争的规律，不是简单类比就可以得出结论的。这点洪迈不懂。
洪迈的外交观点一向是“礼际虚名不足惜，土地实利不可弃”。但这只是对金国而言。南宋周边除了金国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国内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聚落。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洪迈显得底气十足：
曹操以裴潜为代郡太守，服乌丸三单于之乱。后召潜还，美其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单于反问果至。元魏以陆俟为怀荒镇将，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复请前镇将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过期年，郎孤必败，高车必叛。”世祖切责之。明年，诸莫弗果杀孤而叛。帝召俟问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车不知上下之礼，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诸莫弗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悦其称誉，专用宽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骄慢，孤必将复以法裁之，众心怨怼，必生祸乱矣！”帝然之。裴潜、陆俟，可谓知为治之道矣。郑子产诫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宽，是以致萑苻之盗，故孔子有宽猛相济之说。乌丸、高车，不知礼法，裴、陆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渐施之以宽政矣。
这一处可能是洪迈唯一提出治尚刚猛的所在。为什么呢？洪迈认为少数民族不知礼法，所以要“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渐施之以宽政”。这种策略本身没错，可是难以索解的是：对雄踞北方的最大少数民族金，洪迈从来不敢说先之以威，而是提倡事之以不足惜的礼。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只证明一条，洪迈害怕金国。书生意气，纸上谈兵可以无所不至，真到实际生活中来却闲居人后不敢造次。
秦以关中之地，日夜东猎六国，百有余年，悉禽灭之。虽云得地利，善为兵，故百战百胜，以予考之，实六国自有以致之也。韩、燕弱小，置不足论。彼四国者，魏以惠王而衰，齐以闵王而衰，楚以怀王而衰，赵以孝成王而衰，皆本于好兵贪地之故。魏承文侯、武侯之后，表里山河，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而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覆子死，卒之为秦所困，国日以蹙，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讫于殄国。闵王承威、宣之后，山东之建国莫强焉。而狃于伐宋之利，南侵楚，西侵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遂为燕所屠。虽赖田单之力，得复亡城，子孙沮气，孑孑自保，终堕秦计，束手为虏。怀王贪商于六百里，受诈张仪，失其名都，丧其甲士，不能取偿，身遭囚辱以死。赵以上党之地，代韩受兵，利令智昏，轻用民死，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几于社稷为墟，幸不即亡，终以不免。此四国之君，苟为保境睦邻，畏天自守，秦虽强大，岂能加我哉！
这段文字很能说明洪迈对于军事问题的看法。他的军事战略就是一个“防”字。他认为一旦用兵，国家必然为之疲敝，很容易遭到敌人的攻击而损伤元气。与其穷兵黩武，不如保境安民以待天时。这种观点是当时南宋与外敌国力军力现实对比的产物。客观地说，洪迈有道理，当时的南宋对内部人民的盘剥、供养的军队数量、寄生的官僚数量都已到极限。以这样的国力，抗衡金国的入侵尚有余力，但要收复中原明显不足。但是，洪迈的确缺乏远大的志向，中原不可不复，民气不可不鼓，金人不可不防，国力不够就发展国力，实力不足就增长实力，一切都要有个中长期的目标。这个宏愿怎么是保境睦邻，畏天自守所能包容的呢？洪迈不管这些，只要是不打仗的皇帝，他都很赞赏：
史记律书云：“高祖厌苦军事，偃武休息。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拥兵阻厄，选蠕观望。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边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盛，粟至十余钱。”予谓孝文之仁德如此，与武帝黩武穷兵，为霄壤不侔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资治通鉴亦不编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洪迈忘了，汉文帝不肯出击匈奴，不是为了睦邻友好，而是隐忍以待，是为了积聚实力，让他的孙子放手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观南宋帝王，没有一个肯做文景帝的。高宗碌碌不足论，孝宗虽有壮志雄心，却缺乏韧性，符离一战挫败就此心灰意懒，最终没能完成光复中原的事业。孝宗以下当政者每况愈下直至灭亡。南宋君臣这种忽而急功近利，忽而消极颓唐的风气跟他们对历史，对现实，对军事的错误认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其中，像洪迈这样有文无志的文人责任恐怕不小。
再如：
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患。因读五代旧史云：“唐明宗问枢密使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纔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蓄只如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为骑士无所施。然则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
洪迈他可以从政治、经济、谋略、文学甚至哲学的角度去考察军事问题，就是从来不从军事角度考虑。北方游牧民族最大的军事优势就是强大而快速的骑兵。当年汉武帝出击匈奴，就是以骑兵作为主力，后来汉军能战胜匈奴，就是因为汉军骑兵已经超越了匈奴骑兵，而最终汉军未能彻底消灭匈奴，也是因为马匹损失殆尽，骑兵力量不足。在当时而言，骑兵是战场上最为强有力的兵种。洪迈从战略防御的角度出发，从国家经济的角度出发，谈论取消骑兵，除了再次显示出他所谓防守战略实际就是一个退缩战略一个妥协战略外，还充分暴露出他对军事问题的无知。洪迈从来没有把军事实力作为南宋立国的主要支撑点：
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他归结东晋不亡的原因仍然在政治体制上。不可否认，洪迈的观点有他的睿智之处。他敏锐地察觉到南宋在任用官员特别是武将时多方掣肘的弊端，因此提出师法东晋，“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毫无疑问这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他忘了，东晋的生存是因为北方的混乱，更是因为淝水之战击败了强大的前秦；而且，由于东晋君臣耽于清谈，荒于治军，所以始终不能收复中原，最终被手下大将篡夺江山。对于军事而言，政治固然重要，但战争自有战争的规律，不是简单类比就可以得出结论的。这点洪迈不懂。
洪迈的外交观点一向是“礼际虚名不足惜，土地实利不可弃”。但这只是对金国而言。南宋周边除了金国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国内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聚落。在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洪迈显得底气十足：
曹操以裴潜为代郡太守，服乌丸三单于之乱。后召潜还，美其治代之功，潜曰：“潜于百姓虽宽，于诸胡为峻。今继者必以潜为治过严，而事加宽惠；彼素骄恣，过宽必弛，既弛又将摄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势料之，代必复叛。”于是操深悔还潜之速。后数十日，单于反问果至。元魏以陆俟为怀荒镇将，高车诸莫弗讼俟严急无恩，复请前镇将郎孤。魏使孤代俟，俟既至，言曰：“不过期年，郎孤必败，高车必叛。”世祖切责之。明年，诸莫弗果杀孤而叛。帝召俟问曰：“何以知其然？”俟曰：“高车不知上下之礼，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诸莫弗讼臣无恩，称孤之美。孤获还镇，悦其称誉，专用宽恕待之，无礼之人，易生骄慢，孤必将复以法裁之，众心怨怼，必生祸乱矣！”帝然之。裴潜、陆俟，可谓知为治之道矣。郑子产诫子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宽服人，其次莫如猛。”大叔不忍猛而宽，是以致萑苻之盗，故孔子有宽猛相济之说。乌丸、高车，不知礼法，裴、陆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渐施之以宽政矣。
这一处可能是洪迈唯一提出治尚刚猛的所在。为什么呢？洪迈认为少数民族不知礼法，所以要“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渐施之以宽政”。这种策略本身没错，可是难以索解的是：对雄踞北方的最大少数民族金，洪迈从来不敢说先之以威，而是提倡事之以不足惜的礼。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只证明一条，洪迈害怕金国。书生意气，纸上谈兵可以无所不至，真到实际生活中来却闲居人后不敢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