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者的眼里,礼制就代表封建的尊卑等级制度,代表封建的剥削统治秩序,是统治者应该加以维护的首要统治任务。礼制是至高无上的君权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对于封建专制国家来说,礼制就是命脉。南宋承北宋败亡之后,庶事草创,因此礼仪制度起初并不完善。洪迈认为这会危及国家的根本利益,因此多次上书论及礼仪问题。在他的作品中,洪迈对礼制的研究是分散性的,他主要是对当时一些典章、制度甚至服饰等等进行稽古考据,希望借助恢复先代比较完备的礼制,来进一步强化等级区分,从而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如:
自元丰官制行,九寺、五监各置主簿,专以掌钩考簿书为职,它不得预。绍圣初,韩粹彦为光禄主簿,自言今辄预寺事,非先帝意也,请如元丰诏书。从之。如玉牒修书,主簿不预,见于王定国旧录,予犹及见。绍兴中,太府寺公状文移,惟卿丞系衔,后来掌故之吏,昧于典章,遂一切与丞等。今百官庶府,背戾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在这一例中,洪迈借助渊博的历史知识,考订寺监主簿一职自北宋以来的职能变化,阐述南渡以来百官失其常例惑其职守的情况,并对此表示深刻的忧虑。又如:
唐宪宗时,因数赦,官多泛阶;又帝亲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计考;使府军吏以军功借赐朱紫,率十八;近臣谢、郎官出使,多所赐与。每朝会,朱紫满庭,而少衣绿者,品服太滥,人不以为贵,帝亦恶之,诏太子少师郑余庆条奏惩革。淳熙十六年,绍熙五年,连有覃霈,转官赐服者众。绍熙元年,予自当涂徙会稽,过阙,遇起居舍人莫仲谦于漏舍,仲谦云:“比赴景灵行香,见朝士百数,无一绿袍者。”又朝议、中奉皆直转行,故五品官不胜计,颇类元和也。
这篇议论记录了自唐代以来官服品色的逐渐泛滥。洪迈对这种泛滥深恶痛绝,因为这会导致人们对国家官禄的轻视,减少帝王治国的手段,削弱国家政令的威信。再如:
汉书百官表云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将军、列侯、卿、大夫、将、都尉。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其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吏得举法,散骑并乘舆车。并,步浪反。案汉世除授此等称谓,殆若今之兼职者,不甚为显秩,然魏相以御史大夫兼给事中。它如刘向以宗正,散骑、给事中;苏武以右曹,典属国;扬雄为诸吏,光禄大夫是也。至于金日皔以降虏为侍中,其子赏、建,诸孙常、敞、岑、明、涉、汤、融、钦,皆以左曹、诸吏、侍中,故班史赞之云:“七世内侍,何其盛也!”盖如今时阁门宣赞、祗候之类。但汉家多用士人,武帝所任庄助、朱买臣、吾丘寿王、东方朔诸人,皆天下选,此其所以为人贵重。东汉大略亦然。晋、宋以来,又有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皆为兼官,但视本秩之高下。已而复以将军为宠,齐高帝以太子詹事何戢领选,以戢资重,欲加常侍,褚渊曰:“臣与王俭既已左珥,若复加戢,则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骁、游,亦为不少。”乃以为吏部尚书,加骁骑将军。唐有检校官、文武散阶、宪衔,乃此制也。国朝自真宗始创学士、直学士、待制、直阁职名,尤为仕宦所慕。今自观文殿大学士至直秘阁,几四十种,不刊之典,明白易晓,非若前代之冗泛云。
这篇议论钩沉了自汉以来虚衔官名的沿革情况,从中总结出历代加官的特点如对象、官名、品秩等等,与本朝官制进行一定范围的对比并论以优劣。诸如此类充分发挥了洪迈博学多才的优势,同时为当时统治者重新建立和巩固各项礼仪制度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