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严蕊公案
次年洪迈因年纪老迈请辞未准，遂解印归故里，不再担任实际职务，而全力以赴编写《夷坚志》。宋廷念起老臣，仍给俸禄优容之。在《夷坚志》的编写过程中，由于过于贪多求快，内容和质量都难以保证。对此时人多有批评。《夷坚志》的一些内容甚至在后来都引起了轩然大波。最著名的就莫过于朱熹与严蕊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闹得沸沸扬扬。最早在洪迈的《夷坚志庚》中有一段记载：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对于这个故事，后人争论纷纭。有人认为属实，并进一步推演出朱熹是意在借助严蕊来整治唐仲友（唐有正）。唐有正反对理学，还点名抨击过朱熹的学说。就因为这学术上的分歧，朱熹一直怀恨在心。正好那时朱熹担任了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唐仲友天台知州就在他的辖区。于是他就想借经济审计的机会，给唐仲友安条罪状。可惜查来查去，偏没查出什么问题来，只好借别的办法让唐仲友身败名裂。严蕊是南宋孝宗时天台州的一名营妓，据说善歌舞、书画、诗词，号称一代名妓，唐仲友经常在邀请宾客时让她作陪。于是，朱熹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按照当时法律，官员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为了达到扳倒唐仲友的目的，朱熹把严蕊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可是严蕊竟然极有气节，有狱卒劝她认罪算了，严蕊坚定地说：“我本来就是卑贱的妓女，即使承认与知州有肉体关系，想来也不是死罪。但是非真伪，怎么可以胡说八道来诬陷一位士大夫？我就是死，也决不诬陷别人！”这件事上报之后惊动了朝廷，孝宗亲自过问，派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岳霖处理，岳霖敬佩严蕊的气节，也怜悯她伤病交加，在提审时，让她作词自陈志向，严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也就是洪迈《夷坚志》记录的那一首，岳霖当即判严蕊从良，无罪释放。尔后严蕊死里逃生，唐仲友也躲过了一场风波，兴风作浪的朱熹，易地为官，又满口仁义道德去了，后来还被捧作一代圣贤、道德典范。持此论者绘声绘色地描画了一出生动的活剧，并从而鄙薄朱熹为人之委琐，还不如一个营妓。以他的说法，似乎洪迈与朱熹势同水火。
但今人另有考证。朱熹是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的，严蕊那时被唐仲友送到老家黄岩，八月上旬才由黄岩缉拿归案，八月十日唐的亲家、宰相王淮即将朱熹停职。当时的记录都表明严蕊一直系狱在本州，由通判赵某问案，所谓“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完全是扯淡。此外，后来的词家已经考证得很明白，这首卜算子是高宣教所作，高是唐仲友的表弟，是一位喜爱风花雪月经常出入勾栏瓦肆的青年文人。文中，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从未做过浙东提刑。事实上岳霖和朱熹的私交非常好。朱熹的父亲因反对和议，遭秦桧贬斥而死，和岳霖可谓同仇敌忾。岳霖也信奉理学，他俩的政治理念和哲学信仰都接近。岳霖之女嫁陈俊卿之孙陈址，而陈址拜朱熹为师，在古代，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怎么可能与朱熹作对呢？事实是，那一年浙东大灾。因为此前朱熹在崇安县处理饥荒极有办法，并创立了社仓，在南康军任上也政绩斐然，宰相王淮虽然厌恶理学，仍觉得朱熹是处理大灾的理想人选，派他去赈灾。七月二十三日，朱熹巡行到台州，发现了宰相王淮庇护下的知州唐仲友的贪污王国。唐贪污的主要方法有两条，一是让官府各部门多收钱收大钱，台州两年内有二千多民户破产，死于狱中百余人；二是公款充私，大量侵吞和挪用公款。而当时台州名妓严蕊、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均被唐私下蓄养，而这些名妓又为虎作伥，恃宠残害小民。名妓严蕊的主要行迹，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在名作《朱子大传》中考证得极详细。
那么，为什么朱熹会要审查唐仲友呢？原来《宋史·朱熹本传》载：“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唐仲友和王淮是亲家。因此王淮就暗令御史陈贾等出头攻击朱熹。关于朱熹六次上文弹劾唐仲友，束景南教授在《朱子大传》中也以确凿的史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证出世传的《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坚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张岱年在《朱子大传》书序中评语说“关于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近人抱着‘反理学’的偏袒态度多同情唐氏，《朱子大传》以确凿的材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出世传《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坚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也是令人信服的。”
朱氏冤情得雪，但洪迈仿佛就成了陷害忠良，附会小人的奸佞之臣。人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政治上学术上朱熹均是洪迈的大仇人，而唐仲友是洪迈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洪迈写《夷坚志庚》虚构朱熹和严蕊的事，在庆元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这一时间很值得关注，因为这一年朱熹被政府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在家中接受一轮接一轮的政治迫害。此前洪迈主修国史时肆意篡改历史，被朱熹多次批驳，洪迈就在朱熹不能发声时来诬陷了。洪迈中伤朱熹，是必然的事，两人结仇很久。不仅是学术上有分歧，政治上也对立。洪迈的父亲洪皓使金，宁死不屈，在金国度过了十五年流放生涯。但虎父犬子，洪迈后来也使金，竟至于下跪乞怜求生，天下传为笑谈。他早年依附汤思退（秦桧的亲信，秦死后掌权，其作为延续秦的那一套，后是王淮的得力党羽），为清议所鄙视。朱熹作为和秦桧类似，也特别痛恨洪迈，在陈俊卿的墓志铭中直斥洪为奸佞小人，这样的墓志铭古今罕见。
此言并不公允。回过头来，细读作为事件起因的洪迈《夷坚志》所记严蕊故事可以发现，洪迈其实并没有具体言明朱熹是在借严蕊整治唐仲友。这篇故事的核心，在于表现严蕊这首优美的小词。当然，最后证明此词并非严蕊所作，这也只是考证不严。洪迈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有记载前人逸事，《夷坚志》中更是常见。由于无法一一实证，所以洪氏每每言明系耳闻直录。赵与时《宾退录》卷第八中载洪迈在《夷坚志》丙志序中有云：
始萃此书，颛以鸩异崇怪，本无意于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然得于容易，或急于满卷帙，故颇违初心，其究乃至于诬善。盖以告者过，或听焉不审。既删削是正，而可为第三书者，又已襞积。惩前过，止不欲为，然习气所溺，欲罢不能。而好事君子，复纵臾之，辄私自恕曰：“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
洪迈与朱熹关系不佳，主要是出于学术尤其是治史观点的分歧。如朱熹就曾批评过洪迈治史时选择材料不当，误取奸臣记录。朱洪二人易学方面也曾进行过一些交流。洪迈编修国史时因为对易学的表述不同和朱熹产生分歧。洪迈也不同意朱熹的易图，并因而改进自制易图。这并非抄袭，朱熹后来还从洪迈处借来此图分析品评。同时，两人在其他学术问题上还有过交流，也有一致之处。朱熹的《晦庵集·记濂溪传》有云：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庐内翰，借得所修国史中有濂溪程张等传，尽载太极图说。盖濂溪于是始得有立传，作史者有于此为有功矣！
朱熹在这里称赞了洪迈修国史为程张立传的行为，认为他“于此有功”。这就可见两人的纷争多限于学术领域，所谓道德对立之说子虚乌有。因此，洪迈把关不严，误信耳闻的情况是真，甚至闻之而幸灾乐祸的情况亦或有之，但说他曲笔构陷，故意为之，似乎缺乏有力证据。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对于这个故事，后人争论纷纭。有人认为属实，并进一步推演出朱熹是意在借助严蕊来整治唐仲友（唐有正）。唐有正反对理学，还点名抨击过朱熹的学说。就因为这学术上的分歧，朱熹一直怀恨在心。正好那时朱熹担任了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唐仲友天台知州就在他的辖区。于是他就想借经济审计的机会，给唐仲友安条罪状。可惜查来查去，偏没查出什么问题来，只好借别的办法让唐仲友身败名裂。严蕊是南宋孝宗时天台州的一名营妓，据说善歌舞、书画、诗词，号称一代名妓，唐仲友经常在邀请宾客时让她作陪。于是，朱熹就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按照当时法律，官员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为了达到扳倒唐仲友的目的，朱熹把严蕊抓进大牢，严刑拷打，“两月之间，一再杖，几死。”可是严蕊竟然极有气节，有狱卒劝她认罪算了，严蕊坚定地说：“我本来就是卑贱的妓女，即使承认与知州有肉体关系，想来也不是死罪。但是非真伪，怎么可以胡说八道来诬陷一位士大夫？我就是死，也决不诬陷别人！”这件事上报之后惊动了朝廷，孝宗亲自过问，派浙东提点刑狱公事岳霖处理，岳霖敬佩严蕊的气节，也怜悯她伤病交加，在提审时，让她作词自陈志向，严蕊“略不构思，即口占《卜算子》”，也就是洪迈《夷坚志》记录的那一首，岳霖当即判严蕊从良，无罪释放。尔后严蕊死里逃生，唐仲友也躲过了一场风波，兴风作浪的朱熹，易地为官，又满口仁义道德去了，后来还被捧作一代圣贤、道德典范。持此论者绘声绘色地描画了一出生动的活剧，并从而鄙薄朱熹为人之委琐，还不如一个营妓。以他的说法，似乎洪迈与朱熹势同水火。
但今人另有考证。朱熹是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的，严蕊那时被唐仲友送到老家黄岩，八月上旬才由黄岩缉拿归案，八月十日唐的亲家、宰相王淮即将朱熹停职。当时的记录都表明严蕊一直系狱在本州，由通判赵某问案，所谓“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完全是扯淡。此外，后来的词家已经考证得很明白，这首卜算子是高宣教所作，高是唐仲友的表弟，是一位喜爱风花雪月经常出入勾栏瓦肆的青年文人。文中，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从未做过浙东提刑。事实上岳霖和朱熹的私交非常好。朱熹的父亲因反对和议，遭秦桧贬斥而死，和岳霖可谓同仇敌忾。岳霖也信奉理学，他俩的政治理念和哲学信仰都接近。岳霖之女嫁陈俊卿之孙陈址，而陈址拜朱熹为师，在古代，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他怎么可能与朱熹作对呢？事实是，那一年浙东大灾。因为此前朱熹在崇安县处理饥荒极有办法，并创立了社仓，在南康军任上也政绩斐然，宰相王淮虽然厌恶理学，仍觉得朱熹是处理大灾的理想人选，派他去赈灾。七月二十三日，朱熹巡行到台州，发现了宰相王淮庇护下的知州唐仲友的贪污王国。唐贪污的主要方法有两条，一是让官府各部门多收钱收大钱，台州两年内有二千多民户破产，死于狱中百余人；二是公款充私，大量侵吞和挪用公款。而当时台州名妓严蕊、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均被唐私下蓄养，而这些名妓又为虎作伥，恃宠残害小民。名妓严蕊的主要行迹，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在名作《朱子大传》中考证得极详细。
那么，为什么朱熹会要审查唐仲友呢？原来《宋史·朱熹本传》载：“知台州唐仲友与王淮同里为姻家，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交荐之，迁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讼仲友者纷然，按得其实，章三上，淮匿不以闻。熹论愈力，仲友亦自辩，淮乃以熹章进呈，上令宰属看详，都司陈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强官究实，仍令熹速往旱伤州郡相视。熹时留台未行，既奉诏，益上章论，前后六上，淮不得已，夺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辞不拜，遂归，且乞奉祠。”唐仲友和王淮是亲家。因此王淮就暗令御史陈贾等出头攻击朱熹。关于朱熹六次上文弹劾唐仲友，束景南教授在《朱子大传》中也以确凿的史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证出世传的《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坚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张岱年在《朱子大传》书序中评语说“关于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近人抱着‘反理学’的偏袒态度多同情唐氏，《朱子大传》以确凿的材料揭露了唐仲友的贪污罪行，同时考出世传《卜算子》词非严蕊所作，洪迈《夷坚志》所记严蕊作词诉冤全属虚构。对于这一考证也是令人信服的。”
朱氏冤情得雪，但洪迈仿佛就成了陷害忠良，附会小人的奸佞之臣。人们会顺理成章地认为：政治上学术上朱熹均是洪迈的大仇人，而唐仲友是洪迈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洪迈写《夷坚志庚》虚构朱熹和严蕊的事，在庆元二年十一月到十二月间，这一时间很值得关注，因为这一年朱熹被政府剥夺一切政治权利，在家中接受一轮接一轮的政治迫害。此前洪迈主修国史时肆意篡改历史，被朱熹多次批驳，洪迈就在朱熹不能发声时来诬陷了。洪迈中伤朱熹，是必然的事，两人结仇很久。不仅是学术上有分歧，政治上也对立。洪迈的父亲洪皓使金，宁死不屈，在金国度过了十五年流放生涯。但虎父犬子，洪迈后来也使金，竟至于下跪乞怜求生，天下传为笑谈。他早年依附汤思退（秦桧的亲信，秦死后掌权，其作为延续秦的那一套，后是王淮的得力党羽），为清议所鄙视。朱熹作为和秦桧类似，也特别痛恨洪迈，在陈俊卿的墓志铭中直斥洪为奸佞小人，这样的墓志铭古今罕见。
此言并不公允。回过头来，细读作为事件起因的洪迈《夷坚志》所记严蕊故事可以发现，洪迈其实并没有具体言明朱熹是在借严蕊整治唐仲友。这篇故事的核心，在于表现严蕊这首优美的小词。当然，最后证明此词并非严蕊所作，这也只是考证不严。洪迈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有记载前人逸事，《夷坚志》中更是常见。由于无法一一实证，所以洪氏每每言明系耳闻直录。赵与时《宾退录》卷第八中载洪迈在《夷坚志》丙志序中有云：
始萃此书，颛以鸩异崇怪，本无意于述人事及称人之恶。然得于容易，或急于满卷帙，故颇违初心，其究乃至于诬善。盖以告者过，或听焉不审。既删削是正，而可为第三书者，又已襞积。惩前过，止不欲为，然习气所溺，欲罢不能。而好事君子，复纵臾之，辄私自恕曰：“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他。”
洪迈与朱熹关系不佳，主要是出于学术尤其是治史观点的分歧。如朱熹就曾批评过洪迈治史时选择材料不当，误取奸臣记录。朱洪二人易学方面也曾进行过一些交流。洪迈编修国史时因为对易学的表述不同和朱熹产生分歧。洪迈也不同意朱熹的易图，并因而改进自制易图。这并非抄袭，朱熹后来还从洪迈处借来此图分析品评。同时，两人在其他学术问题上还有过交流，也有一致之处。朱熹的《晦庵集·记濂溪传》有云：
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庐内翰，借得所修国史中有濂溪程张等传，尽载太极图说。盖濂溪于是始得有立传，作史者有于此为有功矣！
朱熹在这里称赞了洪迈修国史为程张立传的行为，认为他“于此有功”。这就可见两人的纷争多限于学术领域，所谓道德对立之说子虚乌有。因此，洪迈把关不严，误信耳闻的情况是真，甚至闻之而幸灾乐祸的情况亦或有之，但说他曲笔构陷，故意为之，似乎缺乏有力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