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慷慨立议
绍兴二十八年二月，三十六岁的洪迈被宋高宗召见，被任命为起居舍人，三月加封秘书省校书郎，主要职责是负责记录整理皇帝的日常言行，为编修正史准备材料，校对整理皇家秘藏典籍。四月份，洪迈兼任国史编修官，八月被授予吏部员外郎。国史编修官是当时宋廷褒奖学士清流的清显要职，时称入馆。有资格进入的人选均是一时文坛巨擘。而吏部员外郎品级虽低，却具有轮对奏事的职权，实际上是能够影响朝廷核心权力运作的关键职位之一。
目前有据可考的第一份洪迈奏疏是一份建议优奖平稳致仕之人的奏折：
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部郎，因轮对，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当得致仕恩泽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后夷考其平生，非有赃私过恶于式有累者，辄官其后人。若真能陈义引年，或辞荣知止者，乞厚其节礼，以厉风俗，贤于率天下为伪也。”太上览奏欣纳曰：“朕记得此事之废，方四十年，当如卿语。”既下三省，诸公多以为是，而首相汤岐公独难之，其议遂寝，今不复可正云。
洪迈选择这样一个看似冷僻的议题并非突发奇想。这与他一些政治观点紧密关联。他认为国家机构要保持平稳运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按资排辈，把苦劳定成功劳。
他又深受儒家重视移风易俗的治政理论的熏陶，认为只要国家能够优奖那些为官一生能奉公守法，全节而终的退休官员，就能对现任官员和普通民众起到良好的教化作用，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的形成。应该说，洪迈的立意可谓高远，对儒学的理解也可以说很准确，但是提出的措施过于迂阔了。当时南宋朝廷正处在外有强敌，内无军力的非常时刻，迫切需要的是能够济世安民的人才和御敌治军的谋划。而洪迈提出的策略，与当前急迫困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并没有直接关系，其效果要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推行才能有所显现，只能适用于太平盛世的文治。因此，很快这个建议被反对并被搁置起来。
这个时期的洪迈英姿勃发，时时以复兴中原为己任，当朝立议每每以此为准。他的奏议涉及方面繁多，主要在礼制、时政、经济、人事、军事、外交六个方面。
在礼制方面，他主张沿用旧制，重立威仪，改变南宋朝廷诸事草创，一切从简的现状，严格等级区分，从制度上树立起朝廷的威信。如“上居显仁皇后丧，当孟乡，礼官未知所从，迈请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枢密检详文字”。又如：“洪迈言：天子之出，清道警跸，旄头前驱，豹尾后殿，其往来驰道与阑出入者皆有厉禁。自六飞时循务为简便，四孟朝献前，为驾头，后止曲盖爪牙拱扈之士步趋。离立无复行列，观者接袂不闻谁何。愿诏有司，凡车驾行幸从驾禁旅以若干人为一列，相去各若干步，其乘马前导者豫上其数，有司绘为图，先一日以闻。有不如令及不在图而冒至者纠之，令御史觉察”。
在时政方面他主张一切都要服从于复兴中原的需要，一切措施都要着眼于激励民心士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绍兴三十一年，宋钦宗死于五国城的消息传来，南宋朝廷发动群臣讨论他的谥号。在此过程中，洪迈上书指出：“渊圣北狩不返，臣民悲痛，当如楚人立怀王之义，号怀宗，以系复仇之意。”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国家的耻辱铭刻在每个南宋军民的心头，使南宋军民不分上下，人人以兴复雪耻为己任。可惜南宋最高统治者并无此等气魄和决心，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在经济方面洪迈主张发展农本，同时减轻人民负担。由于南宋内忧外患，军费开支庞大，为了在保证朝廷需要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人民负担。洪迈提出了入粟赎罪的建议：
建议令民入粟赎罪，以纾国用。
乍然一看，洪迈提出了一个糊涂的建议，但是结合历史背景可以发现其有着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进步意义。此法古已有之，汉武帝时为了募集资金出击匈奴就已经采用了这个方法。从历史上看，贪赃枉法行为每个朝代都有，禁之不绝。而国家公开卖法，一般是在支出浩大，普通人民负担已近极限时出现。卖法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掌握有经济实力而缺乏政治权力的阶层，如豪客富商等。实行这项政策的有利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想把私底下的贪赃枉法行为公开化透明化，由国家操作，迅速地从富裕阶层手中取得经济资源，转而支付国家支出，缓解财政危机。但这项政策又有着天生的弊端。卖法一方面能在短期内在不加重一般劳动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增加国家收入；另一方面又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统治秩序，削弱了统治权威。同时，卖法加剧了官僚阶层的腐化堕落，从长期影响来看反而加重了普通人民的经济负担。就当时而言，南宋朝廷的财政支付能力几近枯竭：因此，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应该看到实行这项政策的迫切性和一定的必要性。洪迈提出这项政策，作为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可以理解的。
在人事方面，洪迈自始至终坚决地支持和履行着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宋朝立国国策。宋朝的统治者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非常强调中央集权并极力削弱武将兵权。这一点在宋朝的统治阶层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贤士大夫如欧阳修也曾为解除良将狄青兵权一事专门向皇帝写过奏章。这些都清楚表明了北宋统治阶层对武将统兵的看法。但由于南宋一立国就处于强敌威胁之下，亡国危险无处不在。所以在南宋初期，强干弱枝的政策实际被搁置一边，授予了如岳飞、韩世忠等一些武将建节领军的权力，也出现了像吴瞞兄弟这样坐镇一方的方面将领。但统治阶级仍然时刻没有忘记国策的执行。洪迈也一向推许这一国策。本着这一观念，他在人事任用等问题上就非常注意防范武将专权，竭力维护中央集权。绍兴年间，战功卓著的将领吴瞞病逝于蜀中。吴氏兄弟在蜀地享有崇高的威望，这种威望是在长期的抗金斗争中形成的。他的部下将领向中央呈报，想推举吴珙代替他的职务。在这个问题上，洪迈认为不可，“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观感，毋使尾大不掉”。他主张防微杜渐，不要致使地方势力发展到威胁中央集权的地步。
洪迈除了考虑这些比较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外，对一些急迫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军事问题也有所体察。如绍兴二十八年四月，国子司业黄中出使金国，贺金主生辰。回来时发现金人正在修补汴梁城，征发的民工数以万计。黄中认为这是金主准备将统治重心南迁，进一步进取南方的信号，因此回国之后就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朝廷。洪迈听到这一情况后，立刻上奏朝廷，敦请当政宰相沈该等人立刻在边境秘密备战，以防金兵的突然袭击。没想到，一心求和的沈该等人以为和议既成，金人必不至于轻毁，对洪迈和黄中等人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了后来金军再次南侵前宋军轻敌无备的情况发生。
除了参与国家重大政事的决策讨论之外，作为天下知名的文学博雅之士，洪迈更以文辞表章为当朝所重。绍兴三十年，南宋朝廷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十一月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三十一年更拔擢为枢密院检详宰相，传旨令全面负责起草书诏榜檄。一时朝廷表章，几乎尽出洪迈之手。洪迈已经隐然具备当时文坛宗主气象。《容斋五笔》卷八《礼部韵略非理》载：
礼部韵略所分字，有绝不近人情者，如东之与冬，清之与青，至于隔韵不通用。而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然终为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韵中，仍义训不一。顷绍兴三十年，省闱举子兼经出易简天下之理得赋。予为参详官，有点检试卷官蜀士杜莘云：“简字韵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尔，如‘杂物撰德’，‘体天地之撰’，‘异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屦’之类，皆不可用。”予以白知举，请揭榜示众。何通远谏议，初亦难之，予曰：“倘举场皆落韵，如何出手？”乃自书一榜。榜纔出，八厢逻卒，以为逐举未尝有此例，即录以报主者。士人满帘前上请，予为逐一剖析，然后退。
由此可以看出洪迈在当时的学界享有很高威望，能够对参加中央科举考试的举子进行指导。因此，洪迈在朝廷中也担任了一些重要文告表章的写作。如绍兴二十九年，洪迈与沈该等人奉旨分写四十二章经，并刻石于六合塔。三十年七月八日奉命撰写郎官提名记。九月二十日奉命撰写礼部尚书题名记。而最重要的文书，莫过于南宋反击金主完颜亮的入侵前发布的《金虏叛盟亲征诏》了。当时，金军入侵的迹象已十分明显，各方面情报纷至沓来。绍兴三十年八月使臣贺允中自金还，他报告朝廷说从金国种种迹象上看，金人必然会背叛盟约，宋军应该早做准备。八月下旬淮东总管许世安传来前线最新情报，金主完颜亮从汴梁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南下，已在宿州集结完毕，随时准备进攻淮河一线。综合这种种情况，南宋朝廷已经判断出金军不日将南下侵宋。这种情况下宋高宗对外宣布将亲自巡行边防，同时发表《金虏叛盟亲征诏》，一则加强边境防御振奋全国军民士气，二则虚声恫吓表示宋军已然有备，希望金军知难而止。在这种情况下，这篇檄文无疑成为高宗皇帝反侵略全盘谋划中的重头戏。据《朱子语录》载，南宋朝廷对于这篇檄文是极为重视的，同时让洪迈和另一位文学家刘共甫各自起草然后综合成文：
儒用问：“庚辰亲征诏旧闻出于洪景庐之手，近施庆之云：刘共甫实为之，乃翁尝从共甫见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时陈鲁公当国，命二公人为一诏。后遂合二公之文而一之，前段用景庐者，后段用共甫者。
由于文字优美，气势雄壮，此文不胫而走。周必大《亲征录》云：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朔，手诏金虏叛盟将亲征，其文洪景庐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诵之。全文用四六体骈文写成，文字典雅优美，用典精切，气势雄放。其中名句有：“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岁星归于吴分，定成肥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时岁星在楚，主出兵不利，当年前秦与东晋淝水之战前也出现了同样的天象。洪迈利用这个天象，借助淝水之战的典故宣称天道助我，暗示历史将要重演，金军必败而宋军必胜。这样的檄文在迷信天象的古代，无疑是最有效的心理战术，使敌三军为之夺气。
洪迈的讨金檄文，少有迂阔腐儒之论，同时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变，善于剖析利害、瓦解顽敌、鼓舞斗志、振奋民心，在发挥檄文的战斗性方面有独得之秘。如他与《亲征诏》同时撰写的另一篇战斗檄文《告契丹诸国及中原檄》中有句曰：“惟天无亲，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义者众必归。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随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侯王宁有种乎？人皆可致；富贵是所欲也，时不再来！”在宣布了己方战争的正义性质后，洪迈并没有拘泥于大道理，而是立刻笔锋一转，讲明厉害，并且引用《汉书·高后纪》典故。吕后扶植诸吕，封王封侯，权倾朝野，但是，一旦周勃持节入北军，高呼：“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全军就一致伸出左臂，从而吕氏灭，刘氏起。洪迈由此指出王师到处必将闻风而从，来归者必能获王侯之赏。先以理胜、继以情动、续以势压、终于利诱，环环相扣直指人心，金人为之耸动。
洪迈的慷慨议论和宏文巨笔，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时人以仁宗朝时的韩琦相比，希望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在文学上，也在政治上辅佐明君，建立盛世。这正是洪迈所一心追求的。
目前有据可考的第一份洪迈奏疏是一份建议优奖平稳致仕之人的奏折：
绍兴二十九年，予为吏部郎，因轮对，奏言：“乞令吏部立法，自今日以往，当得致仕恩泽之人物故者，即以告所在州，州上省部，然后夷考其平生，非有赃私过恶于式有累者，辄官其后人。若真能陈义引年，或辞荣知止者，乞厚其节礼，以厉风俗，贤于率天下为伪也。”太上览奏欣纳曰：“朕记得此事之废，方四十年，当如卿语。”既下三省，诸公多以为是，而首相汤岐公独难之，其议遂寝，今不复可正云。
洪迈选择这样一个看似冷僻的议题并非突发奇想。这与他一些政治观点紧密关联。他认为国家机构要保持平稳运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实行按资排辈，把苦劳定成功劳。
他又深受儒家重视移风易俗的治政理论的熏陶，认为只要国家能够优奖那些为官一生能奉公守法，全节而终的退休官员，就能对现任官员和普通民众起到良好的教化作用，有助于良好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的形成。应该说，洪迈的立意可谓高远，对儒学的理解也可以说很准确，但是提出的措施过于迂阔了。当时南宋朝廷正处在外有强敌，内无军力的非常时刻，迫切需要的是能够济世安民的人才和御敌治军的谋划。而洪迈提出的策略，与当前急迫困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局势并没有直接关系，其效果要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推行才能有所显现，只能适用于太平盛世的文治。因此，很快这个建议被反对并被搁置起来。
这个时期的洪迈英姿勃发，时时以复兴中原为己任，当朝立议每每以此为准。他的奏议涉及方面繁多，主要在礼制、时政、经济、人事、军事、外交六个方面。
在礼制方面，他主张沿用旧制，重立威仪，改变南宋朝廷诸事草创，一切从简的现状，严格等级区分，从制度上树立起朝廷的威信。如“上居显仁皇后丧，当孟乡，礼官未知所从，迈请遣宰相分祭，奏可。除枢密检详文字”。又如：“洪迈言：天子之出，清道警跸，旄头前驱，豹尾后殿，其往来驰道与阑出入者皆有厉禁。自六飞时循务为简便，四孟朝献前，为驾头，后止曲盖爪牙拱扈之士步趋。离立无复行列，观者接袂不闻谁何。愿诏有司，凡车驾行幸从驾禁旅以若干人为一列，相去各若干步，其乘马前导者豫上其数，有司绘为图，先一日以闻。有不如令及不在图而冒至者纠之，令御史觉察”。
在时政方面他主张一切都要服从于复兴中原的需要，一切措施都要着眼于激励民心士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绍兴三十一年，宋钦宗死于五国城的消息传来，南宋朝廷发动群臣讨论他的谥号。在此过程中，洪迈上书指出：“渊圣北狩不返，臣民悲痛，当如楚人立怀王之义，号怀宗，以系复仇之意。”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国家的耻辱铭刻在每个南宋军民的心头，使南宋军民不分上下，人人以兴复雪耻为己任。可惜南宋最高统治者并无此等气魄和决心，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在经济方面洪迈主张发展农本，同时减轻人民负担。由于南宋内忧外患，军费开支庞大，为了在保证朝廷需要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人民负担。洪迈提出了入粟赎罪的建议：
建议令民入粟赎罪，以纾国用。
乍然一看，洪迈提出了一个糊涂的建议，但是结合历史背景可以发现其有着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进步意义。此法古已有之，汉武帝时为了募集资金出击匈奴就已经采用了这个方法。从历史上看，贪赃枉法行为每个朝代都有，禁之不绝。而国家公开卖法，一般是在支出浩大，普通人民负担已近极限时出现。卖法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掌握有经济实力而缺乏政治权力的阶层，如豪客富商等。实行这项政策的有利之处在于它实际上是想把私底下的贪赃枉法行为公开化透明化，由国家操作，迅速地从富裕阶层手中取得经济资源，转而支付国家支出，缓解财政危机。但这项政策又有着天生的弊端。卖法一方面能在短期内在不加重一般劳动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增加国家收入；另一方面又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统治秩序，削弱了统治权威。同时，卖法加剧了官僚阶层的腐化堕落，从长期影响来看反而加重了普通人民的经济负担。就当时而言，南宋朝廷的财政支付能力几近枯竭：因此，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应该看到实行这项政策的迫切性和一定的必要性。洪迈提出这项政策，作为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是可以理解的。
在人事方面，洪迈自始至终坚决地支持和履行着重文轻武强干弱枝的宋朝立国国策。宋朝的统治者鉴于唐朝藩镇割据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非常强调中央集权并极力削弱武将兵权。这一点在宋朝的统治阶层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贤士大夫如欧阳修也曾为解除良将狄青兵权一事专门向皇帝写过奏章。这些都清楚表明了北宋统治阶层对武将统兵的看法。但由于南宋一立国就处于强敌威胁之下，亡国危险无处不在。所以在南宋初期，强干弱枝的政策实际被搁置一边，授予了如岳飞、韩世忠等一些武将建节领军的权力，也出现了像吴瞞兄弟这样坐镇一方的方面将领。但统治阶级仍然时刻没有忘记国策的执行。洪迈也一向推许这一国策。本着这一观念，他在人事任用等问题上就非常注意防范武将专权，竭力维护中央集权。绍兴年间，战功卓著的将领吴瞞病逝于蜀中。吴氏兄弟在蜀地享有崇高的威望，这种威望是在长期的抗金斗争中形成的。他的部下将领向中央呈报，想推举吴珙代替他的职务。在这个问题上，洪迈认为不可，“吴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观感，毋使尾大不掉”。他主张防微杜渐，不要致使地方势力发展到威胁中央集权的地步。
洪迈除了考虑这些比较长远的国家发展战略外，对一些急迫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军事问题也有所体察。如绍兴二十八年四月，国子司业黄中出使金国，贺金主生辰。回来时发现金人正在修补汴梁城，征发的民工数以万计。黄中认为这是金主准备将统治重心南迁，进一步进取南方的信号，因此回国之后就立即将这一重要情况上报朝廷。洪迈听到这一情况后，立刻上奏朝廷，敦请当政宰相沈该等人立刻在边境秘密备战，以防金兵的突然袭击。没想到，一心求和的沈该等人以为和议既成，金人必不至于轻毁，对洪迈和黄中等人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这种情况也直接导致了后来金军再次南侵前宋军轻敌无备的情况发生。
除了参与国家重大政事的决策讨论之外，作为天下知名的文学博雅之士，洪迈更以文辞表章为当朝所重。绍兴三十年，南宋朝廷任命他为礼部员外郎，十一月兼枢密院检详文字，三十一年更拔擢为枢密院检详宰相，传旨令全面负责起草书诏榜檄。一时朝廷表章，几乎尽出洪迈之手。洪迈已经隐然具备当时文坛宗主气象。《容斋五笔》卷八《礼部韵略非理》载：
礼部韵略所分字，有绝不近人情者，如东之与冬，清之与青，至于隔韵不通用。而为四声切韵之学者，必强立说，然终为非是。如撰字至列于上去三韵中，仍义训不一。顷绍兴三十年，省闱举子兼经出易简天下之理得赋。予为参详官，有点检试卷官蜀士杜莘云：“简字韵甚窄，若撰字必在所用，然唯撰述之撰乃可尔，如‘杂物撰德’，‘体天地之撰’，‘异夫三子者之撰’，‘欠伸，撰杖屦’之类，皆不可用。”予以白知举，请揭榜示众。何通远谏议，初亦难之，予曰：“倘举场皆落韵，如何出手？”乃自书一榜。榜纔出，八厢逻卒，以为逐举未尝有此例，即录以报主者。士人满帘前上请，予为逐一剖析，然后退。
由此可以看出洪迈在当时的学界享有很高威望，能够对参加中央科举考试的举子进行指导。因此，洪迈在朝廷中也担任了一些重要文告表章的写作。如绍兴二十九年，洪迈与沈该等人奉旨分写四十二章经，并刻石于六合塔。三十年七月八日奉命撰写郎官提名记。九月二十日奉命撰写礼部尚书题名记。而最重要的文书，莫过于南宋反击金主完颜亮的入侵前发布的《金虏叛盟亲征诏》了。当时，金军入侵的迹象已十分明显，各方面情报纷至沓来。绍兴三十年八月使臣贺允中自金还，他报告朝廷说从金国种种迹象上看，金人必然会背叛盟约，宋军应该早做准备。八月下旬淮东总管许世安传来前线最新情报，金主完颜亮从汴梁调动了五十万大军南下，已在宿州集结完毕，随时准备进攻淮河一线。综合这种种情况，南宋朝廷已经判断出金军不日将南下侵宋。这种情况下宋高宗对外宣布将亲自巡行边防，同时发表《金虏叛盟亲征诏》，一则加强边境防御振奋全国军民士气，二则虚声恫吓表示宋军已然有备，希望金军知难而止。在这种情况下，这篇檄文无疑成为高宗皇帝反侵略全盘谋划中的重头戏。据《朱子语录》载，南宋朝廷对于这篇檄文是极为重视的，同时让洪迈和另一位文学家刘共甫各自起草然后综合成文：
儒用问：“庚辰亲征诏旧闻出于洪景庐之手，近施庆之云：刘共甫实为之，乃翁尝从共甫见其草本。未知孰是？”曰：是时陈鲁公当国，命二公人为一诏。后遂合二公之文而一之，前段用景庐者，后段用共甫者。
由于文字优美，气势雄壮，此文不胫而走。周必大《亲征录》云：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朔，手诏金虏叛盟将亲征，其文洪景庐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诵之。全文用四六体骈文写成，文字典雅优美，用典精切，气势雄放。其中名句有：“惟天惟祖宗，方共扶于基绪；有民有社稷，敢自佚于宴安。”又曰：“岁星归于吴分，定成肥水之勋；斗士倍于晋师，可决韩原之胜”。时岁星在楚，主出兵不利，当年前秦与东晋淝水之战前也出现了同样的天象。洪迈利用这个天象，借助淝水之战的典故宣称天道助我，暗示历史将要重演，金军必败而宋军必胜。这样的檄文在迷信天象的古代，无疑是最有效的心理战术，使敌三军为之夺气。
洪迈的讨金檄文，少有迂阔腐儒之论，同时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变，善于剖析利害、瓦解顽敌、鼓舞斗志、振奋民心，在发挥檄文的战斗性方面有独得之秘。如他与《亲征诏》同时撰写的另一篇战斗檄文《告契丹诸国及中原檄》中有句曰：“惟天无亲，作不善者神弗赦；得道多助，仗大义者众必归。为刘氏左袒，饱闻思汉之忠；随汤后东征，必慰戴商之望。侯王宁有种乎？人皆可致；富贵是所欲也，时不再来！”在宣布了己方战争的正义性质后，洪迈并没有拘泥于大道理，而是立刻笔锋一转，讲明厉害，并且引用《汉书·高后纪》典故。吕后扶植诸吕，封王封侯，权倾朝野，但是，一旦周勃持节入北军，高呼：“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全军就一致伸出左臂，从而吕氏灭，刘氏起。洪迈由此指出王师到处必将闻风而从，来归者必能获王侯之赏。先以理胜、继以情动、续以势压、终于利诱，环环相扣直指人心，金人为之耸动。
洪迈的慷慨议论和宏文巨笔，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时人以仁宗朝时的韩琦相比，希望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在文学上，也在政治上辅佐明君，建立盛世。这正是洪迈所一心追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