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33章 陈立夫，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

　　◎林颖曾 口述 李菁 整理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立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二十八岁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以后历任组织部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部长等一系列高职，可谓权倾一时。他与长兄陈果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掌握人事和组织，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对兄弟，素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最近放映的电影《色·戒》，其中易先生的原形丁默邨，就是陈立夫的部下，这更引起对陈立夫这个人物的兴趣。

　　《生活三联周刊》最近刊登了由李菁整理的陈立夫儿媳林颖曾的口述《我的公公——陈立夫》，以第一手的材料对这个人物做了详尽介绍，现摘录如下——

　　在大陆历史教科书中，蒋、宋、孔、陈被定义为“四大家族”。蒋、宋、孔是有姻亲关系的，而陈家能“忝列”其中，我想大概源于陈家与蒋家的关系。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九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陈其美，字英士，早年追随孙中山，正是陈其美介绍蒋介石认识孙中山的。一九一六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注：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按年龄，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叫陈其业，字勤士，是陈其美的大哥。陈家以前经商，在湖州也算是地方士绅。公公早年接受传统中国私塾教育，一九一一年，陈其美任革命军沪军都督，受他邀请，全家都搬到了上海。在这里，公公有机会接触到新式教育。

　　一九一七年，公公在上海以第五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一九二四年，他取得美国匹兹堡大学冶矿硕士，在史克兰敦当了八个月的实习矿工后回国。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讲，原以为帮忙一段时间，马上再回去投身采矿。但蒋先生先是客气地挽留，后来干脆要求他留在身边，公公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

　　公公最初身份是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实际是在蒋介石官邸里，处理他的私人重要机密文件。任命状中，蒋介石用他的号“立夫”为正式称号，此前，公公一直用“陈祖燕”这个名字，从此他便以“陈立夫”行世，正如原名陈祖焘的大哥被称为“陈果夫”一样。公公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也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二十五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很多历史资料在提到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时，将他们称为“CC派”。南京国民政府时候，立法院旁边有一个中央俱乐部叫Central Club，“C。C”本是这个俱乐部的缩写，但碰巧“陈”的英文缩写也是“C”，久而久之，它不知怎么演化成了“二陈”的缩写，给大家印象是有一个CC派，并且势力磅礴，但公公从来没有承认过有这样一个CC派。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陈立夫的确是一对比较特殊的兄弟。陈果夫曾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江苏省省长等职；弟弟陈立夫则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组部部长等职。诚然，他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地位，但兄弟两人在经济上却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样积下万贯家财。公公后来远赴美国，转行靠办养鸡场谋生，晚年回台湾住的房子，是四个子女凑钱为他买的。而终身受肺病困扰的陈果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连医药费都无力支付，还是蒋介石特批了一笔钱办了丧事。

　　最近《色·戒》的热映中，中统那段历史又引起很多人兴趣，这里面也有公公和丁默邨的一段故事。

　　一九二七年，公公奉命成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下面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是徐恩曾，第二组组长是戴笠，第三组组长为丁默邨。后来一组、二组分别发展壮大成中统局和军统局，丁默邨的三组被撤销。丁默邨交游甚广，和周佛海很熟，最终被拉进汪精卫的伪政府，成立七十六号秘密工作室，倒过来对付军统和中统，戴笠的不少人都被他害了，所以军统的人特别恨他。

　　但丁默邨跟了汪精卫数年以后，很快发现汪精卫也坚持不住，他托关系找到我公公。公公说你回来可以，但要将功折罪。他列了三件事——坦白说，都是为了避免新四军地盘扩大——让丁默邨帮助完成。丁默邨当时在汪精卫政府里任“浙江省主席”，能量很大，也完成了任务，其实他也算被我公公“策反”了，公公兑现诺言，答应保他的命。

　　这段时间如果丁沉寂的话，他完全可以保住命。他后来保外就医，但不甘寂寞。有一天游山玩水，被中央社记者认出来了，写了篇文章《丁默邨逍遥玄武湖》，结果被蒋介石看到了，这让他颜面过不去。他很生气地说“丁默邨应该枪毙”。我公公写了封信给丁，大意是这次你触犯得实在太大了，我无法帮到你了，是你自己不好。丁默邨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封信给公公：“我很感激你，我也知道你很帮我的忙，我自己不当心，都怪我自己铸成了大错……”

　　公公在世时，和我们聊天时偶尔会说：“人啊，要守本分。我过去有一个姓丁的手下……”我们那时就当故事听，也不知道这“姓丁的”是谁。最近这部电影出来，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丁默邨。公公的一生经历了无数政治事件，他随口说出一个故事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他晚年写了本《成败之鉴》里，也对很多历史事件有所提及。

　　很多正史或野史，往往花大量笔墨记述陈立夫与“中统”的故事，但他在抗战期间做过七年教育部部长的经历似乎并不像那段历史，被外界所熟知。

　　抗战爆发不久，公公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算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任部长后的首要工作，便是主持了大学内迁，迁得最远的便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初迁长沙市，后设长沙临时大学，再迁蒙自和昆明，改称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后来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此外，大学全国统一招生制度、全国各级教育师范教育培训制度等，也都是他在任教育部部长时创立的。

　　公公晚年在《成败之鉴》里，花了大量篇幅回忆他出任教育部长时所做的工作，很显然他非常看重自己这段经历。其中他认为也是最值得一提的，是战时为贫困学生创设的“贷金制度”。因为考虑后方的年轻人，都是国家的未来栋梁，兵荒马乱年代，很多学生无力继续学业，像杨振宁、李政道都靠“贷金”完成了学业。他后来到美国开会遇到一位大陆学者，对方还充满感激地告诉公公，他当年就是拿着这笔贷金完成了学业。

　　那时任财政部长的不是孔祥熙就是宋子文，他跟这两人要钱，他们战争时期需要钱的地方多着呢，哪里还有钱给学生？公公说，那我以自己的私人名义借钱，成立了“贷金”，就是现在的助学贷款。当然贷给这些学生的钱至今没有还过一分，但是债务人是陈立夫——所以如果今天要查账，陈立夫还因为这些学生的“贷金借款”而欠国家许多钱呢！我想他能借到钱，也说明他清廉、有信用，不会贪污。

　　从踏入政坛第一天起，公公的仕途便一帆风顺。他二十九岁任国民党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三十一岁任国民党中组部部长，三十八岁任教育部部长。一九四七年，他还成了美国《时代》周刊某一期的封面人物。

　　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在国民党改造会议的前一天，公公被要求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台湾。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现在很多文章在提到这一段时，往往形容是蒋介石将陈立夫“赶走了”。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公公与陈诚的矛盾，而“二十四小时离开台湾”这道命令就是陈诚通过蒋介石下的。当然，为了让大家互相有个面子，还要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蒋介石跟张道藩（他跟公公也比较熟）商量，这时刚好在美国有一个“道德重整大会”，于是顺水推舟地以这个名义让他去参加，“顺便”长住。

　　公公那时人气比较旺，如果他硬着不走的话，很可能会翻盘，但他最终采取了回避矛盾的方式。我想蒋介石心底是清楚这个状况的。一九五一年，陈果夫在台湾去世。当时蒋先生给公公来了封信，告之已处理陈果夫的丧事，暗示他不要回台湾。一九六一年，公公第一次获准回来探望他病重的父亲，他回台湾的时候来机场接他的人爆满。为了避免猜忌，公公并未久留就回了美国。

　　在他身边的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公公说过一个“怨”字。我记得有一个美国记者后来到台湾采访他时问：“你有没有过怨言？”他回答说：“有‘或’没有‘是时间过程里的想法，人总是有不开心的时候，但归结到结论里，是’没有，我可以说无怨无恨。我尽自己的本能去帮助他，他接受与否是他的事情。你不能觉得他没有做到你希望他做的事情而有怨言，因为你只是替他做事的。”

　　一九五〇年，公公婆婆带着女儿和只有八岁的小儿子到了美国，经朋友介绍，在新泽西州开起了养鸡场。我们后来也问过他：“你为什么要养鸡？这又不是你的专业。”他幽默地说：“鸡不会像人那么复杂，鸡比人听话，鸡比人好管。”

　　他们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规律，天亮即起，晚上很早就休息。工作都有一定流程，除了喂饲料、孵鸡、捡蛋、大小分类、洗蛋、称蛋、包装和运送外，还得请专家打针。鸡场很大，养了五千只鸡，生活清苦，一家人却也其乐融融。公公出力最多，一百磅的饲料，他一弯腰就扛起来，每天重复很多次这样的动作，久而久之，反而把腰痛的毛病治好了。有时他会邀请客人到鸡场里参观或跟他一起去捡鸡蛋，但那些客人一到鸡房里就被满地的鸡屎熏得受不了。那时的生活，跟他们在南京时期的生活，简直有天壤之别。但公公也能坦然放弃官宦身份，过这种俭朴的生活。那时候很多人去看公公，包括宋子文等，有人看到公公打着领带在鸡场工作的照片，怀疑他养鸡只是“作秀”。李敖后来有一次跟我先生一起吃饭，他说：陈先生我冒昧问一句，你父亲打领带养鸡是不是在作秀？我先生说：你太不了解我父亲了，他非常尊重中国传统礼仪。他觉得见客人不穿正装很不礼貌，所以平时他就打个领带，再戴上围兜，如果有客人来，他赶紧摘掉围兜，不然还要进去换衣服。在他的想法里，衣服不见得要华丽，但一定要整洁。

　　陈家的这段经历，被很多人评价为“陈立夫在美国很潦倒”。但这只是外人的看法，他们自己过得坦坦荡荡。我的感觉是，公公在那里的几十年虽然辛苦，但过得踏实。

　　其实私下里，蒋介石还是很关心陈家的生活的。在鸡场起火或鸡瘟时候，他暗地里通过俞国华——相当于他官邸里一个很重要的管账先生，寄钱过来，帮助陈家渡过难关。所以那段时间，蒋介石与陈立夫的关系维系得很好，并不像外界传说的不合。

　　一九六五年，陈诚得癌症去世。不久，蒋介石立即发电报到美国，让公公回台湾。当时蒋介石许了他很多职位：全世界巡回“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等，但都被公公拒绝，他唯一愿意接受的是“文化复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因为他做过教育部部长。公公是被请回来的，如果真如许多人而言，是被蒋介石赶出去的，那他怎么会被请回来而且又做“资政”呢？

　　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公公在第一时间前往吊唁，蒋经国见到他，跪下来哭着说：“立夫哥，父亲去世了，你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蒋经国当政后，很多事情他还是请教公公。

　　公公与蒋经国的交情由来已久。他在上海念书时，生活费都是从陈果夫那里取的。也正是由于公公背着蒋介石“偷偷”运作，蒋经国才得以顺利由苏联回中国。

　　蒋经国当年在苏联时，曾写过一封公开信，表示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公公写了封信给蒋经国，告诉他：你不能长期在那边，你该回国了。蒋经国说，我把父亲骂成这样子，他怎么可能还会让我回来呢？公公告诉他：“你把信写好，我来处理。”我们后来问公公：“那你是怎么就让蒋经国回来的呢？”公公说，他事先估计，如果蒋介石看了信，把信撕掉，大骂几声，再气得把椅子拿起来砸掉的话，这件事就彻底没指望了。但是那天，他把蒋经国的悔过信放在蒋介石桌子上后，蒋介石看了一眼，把信扔在桌子上说：“他还知道认错吗？”然后哼了一声，骂了句“这个孽子”之类的，公公就知道还有机会，他赶紧通知蒋经国说：赶快回来吧！

　　公公对于蒋夫人宋美龄一直很尊重。外界都传宋美龄好权，跟蒋经国争权夺利。但公公说：“如果蒋夫人真的是那种好权好利的女人，那么历史也许还会改写了。”他说，当年在南京开国民大会时，李宗仁穿一身军服出席，蒋介石则穿长袍马褂。大家都觉得很尴尬，因为觉得李宗仁像蒋先生的侍卫官一样。宋美龄因为长年习惯了给蒋介石做翻译，什么场合她都会出现。蒋先生问她：“你去干什么？”她说：“我们不是要去开国民大会吗？”蒋先生说：“你又不是代表，你为什么要去？”她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不是啊。”公公说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宋美龄，她跟宋庆龄不一样，宋庆龄因为长期跟随孙中山，处理了很多政务，而宋美龄更像是一个公关加“超级巨星”的角色。

　　回到台湾的公公，开始专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他觉得政治是短暂的，但文化是永久的一个根，所以他对中国文化的推广一直不遗余力。晚年他写了不少研究孔孟的书，还主持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之科技与文明》。他也喝过洋墨水，他也可以很洋派，但他反而更提倡中国的文化。

　　公公对中医也很重视，他说中国的医学是生活医学——生活里就含有医学的教育，比如如何滋补、养生、保健等，现代医学成了一门独立的行业，反倒和生活关系剥离开了。汪精卫当年要废除中医，就是公公等人在呼吁，把中医保留下来。他在台湾也说，中医西医不要打架，一个是体，一个是用。他说中西医应该像男女一样，要让他们“谈情又说爱”，最终受益的是病人。重返台湾后，他着手改制台湾第一所中医学校，同时他还带头编纂了历史上第一本中西医定名对照辞典。台湾的中国医药大学是他三十年来募资及写墨宝捐款重新建造起来的，另外他又成立了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国传统医药和文化。

　　到了晚年，当年政治的恩恩怨怨已经慢慢淡化，他真心期待看到两岸和谐。一九七五年，公公以“总统咨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曾向中共方面发出邀请，欢迎毛泽东访问台湾。遗憾的是，大陆正进行“文化大革命”，他的举动，并没有得到北京的回应。

　　一九八八年，公公联合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提出“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人民日报》还发表评论，称赞它是“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公公曾提出用外汇储备一百亿美元的利息用做两岸交流，可惜没通过，否则今天的两岸情形肯定有所不同。一九九四年，公公赠送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一幅字，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再次表达了求祖国统一的急切心情。

　　对于大陆把陈立夫、陈果夫列为“四大家族”的一员，公公当然知道。我先生还曾半开玩笑说：“我们是‘四大寇’里最穷的一‘寇’，但社会的估价好像很高！”公公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很正常。他常讲，中国敌对的时候常常有，但打归打，毕竟还是一家人嘛。

　　其实他跟毛泽东、周恩来早年就认识。“五四”运动发生时，公公还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便知南开有个很活跃的学生叫周恩来。当年国共谈判时，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打交道甚多。毛、周跟蒋介石谈判时，指名要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备书，他们说只有两兄弟备书的话，才算话，不然食言怎么办？家里至今还保存着周恩来在国内谈判时写给公公的一封信，上面说：你们两兄弟对蒋先生最有影响力，也是我们觉得最可以沟通的。

　　大陆第一个记者团一九九二年赴台湾采访时，就采访过公公。双方对彼此可能都很好奇，公公觉得以前对他有不少负面报道，他也希望让外界来看看。他很风趣地说：“你看我可以活那么久，就是等你们来看我。”他更想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在大陆的领土上，但我们都是中国人。那次采访后他很愉快，他觉得大家对他的疑惑他可以当面解释，大陆记者对他也很好奇，他们对陈立夫养鸡、陈立夫辣椒酱、陈立夫湖州粽子更感兴趣。

　　我近期整理很多公公的资料，发现了一九九二年的一份文件，上面有公公的批示，他写道：最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的是李“总统”。经国先生对我公公很尊敬，凡事都找他商量，而唯一一件他自己决定后再通知公公的事情就是挑选了李登辉。他说：“立夫哥，我已经挑好了副总统。”公公也无话可讲。一九九二年，还没有几个人能看清李登辉的真实意图，他已经有先见了，那时宋楚瑜、连战还都帮着李登辉呢！

　　公公晚年生活简单而有规律：早晨五点起床，然后写毛笔字、看书。他很注意养生保健，每天坚持按摩、坚持三餐后散步按摩四十五分钟，这或许是他长寿的原因。其实他早年身体并不好，中年时又患上糖尿病，能活到百岁全靠后来的锻炼和修养。我很少见他发脾气，他自己也说，每次遇到困难，他只怪自己，而不责怪别人，所以也不会发脾气。

　　公公、婆婆并未留下多少财产。公公总是教导子女们要自食其力，陈家的生活方式跟台湾的普通民众并无两样。公公在台湾天母有座房子，买地和造房子的钱均由四个子女通过每月分期付款支付，婆婆过世后，公公将房子卖掉，并把卖房的钱归还给孩子们。

　　婆婆是九十岁那年去世的，她的去世对公公影响很大，作为晚辈，我们对公公的照料自然更加细心。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要出远门，我头一天替他收拾好所有行李。晚上我偶然发现，他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拿了出来，自己重新收拾。我很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他温和地笑笑说：我自己能做的，我还是想自己做。原来他担心直接拒绝我的帮助，会让我不高兴，于是只好自己“偷偷”收拾。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老年人，并不要以为替他处理一切事情，便是为他好。

　　公公重返台湾后，一住就是三十年。台湾的政治环境让他一天天无奈，那些旧相识也一个个地离去。公公组织了一个“老人会”，原本八十岁的老人才能入会，后来老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公公就将入会标准降低到六十岁。只要有走的老人，公公都亲自到殡仪馆去送行。

　　一九九七年三月是蒋夫人宋美龄的百岁大寿，因为很多人都想到美国去看她，蒋夫人希望由公公出面组个“祝寿团”去美国参加她的百岁寿宴，但公公决定自己单独去探望她，不去抢那个风头。他说：“我这一生看得太多了，还是让喜欢做这事的人去做吧！我去看望朋友，我亲自去就代表我的诚意了。”那一年是我陪公公去美国，在蒋夫人纽约长岛的房子里，坐下后，大家忽然发现公公左边耳朵重听，蒋夫人正好右边耳朵重听，于是赶紧给两位老人调换了个座位。看着两位世纪老人用上海话亲热地交谈，我感慨万千。两个人共同的朋友、有着共同回忆的人基本上都去世了。

　　二〇〇一年二月八日，公公在台中去世。他的一生，为后人留下了不尽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