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23章 处处有“阿菊”

　　◎胡 平

　　倘若说，宛如一张被硬扎扎的猪鬃给撑破了的旧沙发，每一个毛孔里都塞满了索取欲的日本近代史，就是一部小国侵略、挑战甚至打败大国的历史；那么，恰似打落进煤灰堆里也精光逼人的猫眼石，每一双眼睛里都闪动着求知欲的日本人，组成了世界上可谓独一无二的情报国家。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朝野齐心投入的情报系统；也没有一个民族像大和民族这样，情报观念几乎根深蒂固于全体成员的血脉。正是因为情报战的出色运用，近代以来的日本人，给世界留下的背影是——

　　这是一种总能在出人意料的时间或地点，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让世界大为震惊的人；

　　这是一种对其丝毫大意不得、丝毫自傲不得，就是夜里睡觉也须睁开一只眼睛盯着的人。

　　学者、作家胡平先生惨淡经营多年、即将杀青的《情报日本》一书，深入剖析了日本文化中一直被国人所忽略的一个强烈特征：以情报立命，视情报为岛国生存、拓展的第一要义；系统翔实地阐述了明治维新至今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重大情报活动，及其正史野史里所涉及人物的再解读。由此，读者将会喟叹：无论一百多年前，还是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对于西部大陆的认识，远远甚于我们对这个蕞尔岛国的了解……

　　本刊先行发表该书第三章“赶到阿穆尔河的那一边”中的一节，以让读者先睹为快。

　　——编 者

　　一

　　据帮助日本建立情报机构的德国警察总监舒迪维尔日后透露，在日俄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日本约使用了四万名间谍，在俄国远东地区、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建立了庞大的情报网。此外，在这场对俄国的情报战中，日本女性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在中国的一些资料里，称日本的女性情报人员，有许多出自于札幌的“妓女间谍学校”。

　　一八九六年，玄洋社在北海道的札幌开办了一所语言学校，名为“俄语学会”。该校主要讲授俄语和俄国的风俗人情，并进行各种搜集情报技能的培训，学员毕业前还得潜入西伯利亚实习。此后，该校又增设汉语课程，校名也改为“俄华语学校”，重点培训女间谍，训练她们运用美色猎取情报的本领。由于这些女间谍日后很多都以妓女身份作为掩护，人们便把她们统称为“阿菊”，这所学校也因此有了“妓女间谍学校”的绰号。

　　在国内的资料里，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是“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和“大陆阿菊”。

　　“西伯利亚阿菊”，原名山本菊子，一八八六年出生在九州，七岁时，因家贫被卖入妓院。一次偶然的机会，山本菊子遇到了黑龙会的始作俑者内田良平，后者很看重菊子身上的间谍潜质，将她送入“俄华语学校”精心培养。日俄战争爆发后，十八岁的菊子潜入西伯利亚充当妓女，获取了大量俄军重要情报，在日本情报界初露锋芒。

　　一九一八年，日本伙同一些西方列强出兵西伯利亚，占领了俄远东地区的一些城市，对现已被俄罗斯史学界称为“十月政变”的“十月革命”实施武装干涉。精通汉语、俄语和朝鲜语三门语言的山本菊子，被派往三国边境一带活动。她与俄白军和中国东北的马贼相互勾结，搜集到俄红军的许多重要情报，“西伯利亚阿菊”的大名逐渐响亮起来。

　　后来，俄白军被红军击败，二十五万残部退入中国东北地区。他们是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军队残余，季捷里赫斯将军、卡佩尔将军以及哥萨克首领谢苗诺夫的军队残余。日本企图将后者的几万残部拉到哈尔滨、大连一带，为日本侵华战略服务。然而，谢苗诺夫对此建议不感兴趣，他麾下有不少人是俄中边境地区的地主和农民，他们只希望在家乡附近活动。山本菊子奉命再度出山，先是使出“美人计”，将谢苗诺夫迷得晕头转向，接着又向其提供“绝密情报”，称苏俄特工人员已潜入满洲，伺机暗杀他，只有投靠日本人才有出路。在山本菊子的软硬兼施下，谢苗诺夫最终带着队伍归顺日本。

　　此后，山本菊子又乔扮中国人，收买了二十多股马贼，有了做山大王的意思。不但在东北地区到处搜集情报，而且四处袭击反日武装。

　　一九二三年，三十七岁的山本菊子，因病死在哈尔滨，“结束了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

　　在国内的资料里，对“满洲阿菊”的描述是——

　　“满洲阿菊”，原名河村菊子，父母双亡的她，自幼就被送进“妓女间谍学校”培养。十五岁时，河村菊子已出落成非常漂亮的姑娘，玄洋社派其潜入中国活动，在此过程中，她与一名日本间谍“勾搭成奸”，不久，其情人被沙俄军队处死，从此，她与俄国人结下了深仇大恨。

　　日俄战争爆发后，河村菊子奉命来到东北，化名“小金凤”，嫁给了马贼杨大新。在她的枕头风下，杨大新屡屡攻击俄军补给线，并为日本人提供了大量情报。杨大新战死后，河村菊子掌握了这股土匪武装，好像又成了寨主，带领这股马贼在中俄边境地区流窜多年，刺探苏联红军和抗日游击队的情报。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火车站炸死了奉系首领张作霖。其子张学良在东北地区严查此案，发誓要抓到杀害父亲的仇人。日本人担心参与此事的汉奸刘载明泄密，决定将其弄到大连后灭口。为了防止刘载明在路上被东北军查获，河村菊子衔命出马，她与刘载明扮成一对中国富商夫妇，成功地混过了东北军的检查，乘火车顺利到了大连。火车刚一到站，河村菊子就将“丈夫”交给了日本宪兵，河村菊子因此立了大功，并有了“满洲阿菊”的绰号。

　　国内还有文章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河村菊子又跨越中国，由白雪皑皑的东北，来到凤凰树一片苍青的广西。此行的目的，是为着离间两广军政大佬余汉谋和中央蒋介石的关系，结局却是广西成了她的不归之地……

　　所谓“大陆阿菊”，则是一个统称。

　　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日本情报机构不但在关外，还在关内的天津、上海、北京和汉口等地，开办了大量高级妓院，其中有不少是女间谍充当妓女，她们被统称为“大陆阿菊”。这些“大陆阿菊”年轻貌美，床上床下，无不深通关节，曲尽其妙，引来许多中国的达官贵人、纨绔子弟、高级军官和秘密社团头目到妓院寻欢作乐，前赴后继地沦为日本情报机构的“猎物”……（以上可见《日本黑社会办妓女间谍学校祸害中国50年》2006年3月16日《环球时报》等）

　　在检点国内书上、网上有关“阿菊”们的资料时，我总有些看“演义”的感觉，比如“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她们总有某些经历让我想起《水浒传》里负天罡地煞之数的扈三娘、孙二娘，还有《林海雪原》中的蝴蝶迷。当然，因为“苦大仇深”，也因为众多国人笔下使惯了的批判性语言，诸如“勾搭成奸”、“结束了她短暂而罪恶的一生”等，也让我觉得这恐怕不会是原汁原味的历史。

　　我请日籍华裔作家林小玎女士在日本专门查找，看看是否有她们生平的准确资料。结果，她给查到的，并由日文翻译成中文的是——

　　西伯利亚阿菊：被誉为“稻佐（地名）女王”、“俄罗斯海军之母”，其原名叫道永荣。长崎市的纪念碑以“长崎三大女杰”之一对其有所记录。作家马稻子的著作和舞台剧《鹤港——长崎异人馆》，描述的就是她的故事。一八六〇年，她出生在九州一个叫天草的地方，十二岁走出家乡，由此，从上海到西伯利亚的贝尔加湖，都留下了她广泛的足迹……

　　她与俄罗斯的关系很深，关于她和沙皇尼古拉二世、日俄战争时期的俄军总司令官古罗巴托金，以及与乃木大将对阵的斯特瑟鲁等人的交往，在民间有着许多传闻……

　　满洲阿菊：尽管有不少杂志和新闻的触及，但包围在这个人物身上的谜团不可谓不少。明治十一年，即一八七八年，她出生在山口县现在的熊毛郡，十七岁远渡朝鲜，后辗转在满洲和西伯利亚等地。她为协助日方军队立下了各种功劳，接受过日军首长和赏勋局总裁赠与的奖金。死后安葬在哈尔滨日本人墓地。

　　又有一说是，在满洲某个重大事件中，张作霖的一个把兄弟被处以死刑前千钧一发的时刻，她及时相救，也使她从此投入了土匪队伍，以女匪首的名声威震一方。当时，她发行的通行证，在当地民众中使用率最高。传说她后来因病不起，在大正十二年（1923年）结束了她三十九岁的短暂生涯。尽管《人名辞典》记载她的本名叫“山本菊子”，但这未必准确。

　　在日本，还有《土匪与女将军》等书，均是以曾落草于土匪的中岛成子的传奇经历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作者们认为，中岛成子就是“满洲阿菊”。在国内出版的《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记实》（逄复主编 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里，也肯定中岛成子是隶属于陆军参谋本部二部的女间谍。

　　中岛成子应确有其人，最有力的证据，是她儿子中丸熏为否定社会上关于他有日本皇族血统的谬传而发布的公开声明。大意如下：

　　母亲中岛成子，出生于枥木县小山市一个大地主家，在七名子女中排行第三。年轻时作为日本红十字会派出的护士到了满洲，经奉军顾问盯野武马介绍，在张学良府邸做了家庭教师。不久，与奉天铁路局参议韩景堂恋爱结婚，生下姐姐、我与弟弟三人。当时中国的风俗难以理解，韩景堂娶了若干房太太，而且，所有人都是明媒正娶。因此，我们也算是韩正式的子女……

　　一九四九年，韩景堂去了台湾。母亲却因“间谍”罪名在中国大陆被捕。我出生后被过继给中岛成子的弟弟夫妇，与生母情缘一向稀薄。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母亲被中共监狱无罪释放，返回日本。此时，我正在美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二年级学生……

　　大户人家的出身，本人当过护士小姐，且又为中国的绅士所爱，嫁去了大户人家，还生下一个日后留学美国的高素质儿子，怎么看，中岛成子也不像是个土匪队伍里挥鞭走马的女将军。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也是女性。

　　林小玎告诉我，在长达二百余万字的原版日文《陆军中野学校——谍报战史》一书里，提到此人是“世界最高水平之女间谍”。她有着在中国女人中一个很常见的名字——李秀兰，满族人，长相漂亮，会说俄语。一九三二年，任“满洲国”中央军政部警务司司长的日本人甘粕正彦，奉命到上海设立“村井机关”，任务是获取流亡在沪上的“朝鲜独立团”企图暗杀日本要员的计划。在该机关中，时年二十五岁的李秀兰与日籍特务崛城伪装成夫妇，在法租界活动。

　　以后，两人又在东北再度合作。“满洲国”军队驻黑河旅团司令部里有一个姓邓的少校参谋，安顿在哈尔滨的家里有两房太太，大太太中规中矩，反遭冷落，二太太挥霍无度，偏受宠爱。李秀兰以钱开道，与二太太很快打得火热。一日，骗其出门，崛城即用早准备好的一副雪橇，将其绑架去了俄国境内，再发快函给邓某，勒索他必须盗来“满洲国”军队密码，否则一定撕票。邓某无奈，那时没有复印机，只好将整本密码盗出。东窗事发后，邓某被送上军事法庭。此案被称之为“甲编暗号事件”，在东北曾轰动一时。

　　除这段可以去旧史上查到的“事迹”，传说中，李秀兰还与林海雪原里的“座山雕”们多有接触。并领着一帮面目不清的汉子冲击一回法场，抢出来的是一土匪头目，该土匪队伍此后为李秀兰指挥。在《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记实》一书里，将她记为“抗日义勇军”女队长（第217页），其后在中岛成子的策反下，成为日本特工。传说里，李秀兰一直只身孤影，夜半惊寒。直到“二战”日本战败，她才金蝉脱壳，嫁给了中国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她如何得以隐身逃匿，还有这位“夫人”的名字，至今还是一个谜团……

　　倘若你去过日本，你会了解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八日的两次原子弹爆炸，在广岛和长崎共造成了二十四万多平民百姓的死亡，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它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有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了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令人无法怀疑。又在“二战”末期冲绳大战的遗址，你会看到，日本人、韩国人、美国和英国人，共二十二万战殁者的名字，一笔一画地刻在纵横成阵的黑色大理石碑上——一种典型的日本行事风格。

　　而在这里，“西伯利亚阿菊”，给人“间谍”的印象并不深，似乎只是一个敢于闯荡天下，又在俄国的朝廷里如鱼得水的一个交际花。

　　说法不少的“巾帼英雄”——“满洲阿菊”，更像一张没有对准焦距的照片，给人以模糊，乃至重叠之感。如果说，她本名真是日本《人名辞典》中的“山本菊子”，可到了中国，怎么又变成了“河村菊子”？倘若说山本菊子和中岛成子其实就是一个人，那怎么会一个出生于本州中部的枥木县，一个又出生在本州岛南端的山口县？还有李秀兰的那份劫法场、当土匪头目的经历，怎么又有些山本菊子的影子？如果以为这后两个人可能就是一个人，可看其年龄，在日俄战争时，李秀兰还未及呱呱坠地……

　　模糊，重叠，矛盾，漏洞。真实性几许？有多少以讹传讹？而这些，说明什么呢？

　　林小玎女士认为，在日本现今查询到的相关资料里，作为有编制的女性情报人员，其实并不存在。无论是“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以及“大陆阿菊”，还是后面要提到的河原操子，乃至在中国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她们并不具有国家间谍的性质，即与日本官方、军方并无正式的组织关系。或者说，都听说前苏联“克格勃”擅长放飞“燕子”，但在国家派遣的正式情报人员里，日本只有“乌鸦”，没有“燕子”。

　　二

　　日本在海外的情报战中不乏女性的身影，却又不是空穴来风。

　　在列岛，淫业被称为“风俗业”，一直是个长盛不衰的产业。《江户参府纪行》里有叙述说，早在十九世纪初叶，到日本的欧洲老外在路经江户（今之东京）近郊的风化区时，对大白天男人进出娼家，就如同出入咖啡店一样毫无愧色而惊愕不已。

　　明治时代，一方面，社会的剧烈转型，国家实力的日益增强，尤其是日中、日俄两次战争的胜利，都大大刺激了国民的性欲。有资料记载，仅前次战争爆发的一八九四年，在当时人口只有十万人的出兵港口广岛，就生下了二千多个私生子。明治后期，淫业主要以公娼经营为主，到了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艺伎馆和私娼馆迅猛出现，数量超过公娼的两倍有余。进入昭和时代，由于列岛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卖女为娼的情形在农村极为普遍，“慰安妇”制度也正式出台，更使淫业获得了空前的繁荣。

　　另一方面，明治政府推出“殖产兴业”政策，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生活陷入困顿。同时，高速扩张的工业又急需大量资金，而在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正是资金最缺乏的时候。为此，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日本政府积极鼓励国民向海外移民。对于不懂所在国语言，又没有受过任何职业训练的女人来说，抵达移民国后最容易从事的行业，便是一个最古老、最简单的行业——淫业。在一种素来对性持无忌和坦白态度的文化氛围里，倘若说，为了生活和家庭卖身并不觉得耻辱，那么，在“富国强兵”的目标下充做“肉弹”，更能得到社会舆论的宽容和亲人们的默许。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自由党魁板垣退助往欧美旅行途中经过香港，记述他此行日程的《板垣君欧美漫游录》一书提及：此时居住香港的日本人，仅男子十余人，女子二十余人。大部分妇女均以卖淫为生。一八八七年，在中国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大约有七百人左右，他们所从事的行业，除油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几家料理店、杂货铺外，有一半以上开的都是妓院。

　　一八九五年，移居泰国曼谷的日本人为七十八名，其中“娘子军”二十四人。其时，新加坡已成为日本妓女进出南洋地区的中心地，根据山崎朋子小说《山打根8号娼馆》改编的日本电影《望乡》，其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一九〇三年，即日俄战争爆发之前，俄国在中国关东地区的租借地旅顺做了一项调查，当时这个地区的日本妓女有二百零一人。到了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一千四百零三人，占到当地日本移民总数的一半还多。日本移民一般从西伯利亚东段的海参崴登陆，继而从西伯利亚中部向满洲地区散布开来。估计当时在满洲各地的五千余名日本人里，女性人数达到了男性的两倍以上，相对于满洲地区其他国籍的移民，如此高的女性人口很是反常。

　　日本人前往发展的地方，最先行的拓荒者就是勇敢的大和抚子——日本的娘子军。随后，男的就必然在附近开店，巧妙地保持联络，一举两得。这种不光彩的巧妙战术，至今在各地依然可见。（[日]石川达三《最近南美事情》中公文库1981年。转引自陈湛颐编译《日本人访港见闻录1898—1941》香港三联书店2005年7月版）

　　据一九一一年一项统计显示，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两万人。“北至寒风刺骨的西伯利亚、满洲的旷野，南到闪闪发光的南十字星似的南洋群岛”，甚至在印度、非洲，都能看到她们娇小玲珑的身影。她们中以来自九州熊本县天草、岛原半岛的为最多。在西伯利亚的日本移民，向国内汇款约数百万元，其中至少有六十三万元来自女性。《福冈日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透露，“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四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老汇款达一万二千元。全岛原的三十个村子，合计突破三十万元。”（见李涛著《大和魂——日本的根性窥探》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4月版）

　　一八九六年一月十八日，福泽谕吉在其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有关人民移居和娼妓外出赚钱》一文。主要观点是：一，随着日本国的向海外移居移民事业的发展，为了给那些“单身赴任”的男子提供“快乐”，娼妓是必要的；二，为了提升驻屯军的士气，娼妓也是必要的；三，对于娼妓个人来说，到海外赚钱寄给家乡父老盖房也是很光彩的。（见[日]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6月版）

　　作为明治年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有明治维新“教父”之称的福泽谕吉尚且如此，近代日本血泪斑斑的女性史便可想而知了。在日本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和初期的对外拓展中，充满了妓女们的奉献和牺牲。对于这些背井离乡、艰难创业的女人，后来的日本人常常称她们为“大和抚子”。“抚子”在日语中，是秋天开在田野里的一种小花，有粉、白、蓝等诸色，朴素而又清芬。

　　于是，在各种资料和人们的传说里，有如此多的日本妓女“间谍”，如深秋菊花般的缤纷，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给妓女“间谍”们安个“阿菊”的统称，大概是约定俗成——天皇的标志是菊花，靖国神社的大门上雕着的是菊花，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干脆将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简化为“菊花与刀”。而且，菊花愈是在霜天浓重中愈见其坚韧、清冽……

　　女人们之所以投入到本是由男人们承担的惊心动魄的情报活动中来，大抵出于三种情况：一是“交流者”，对许多日本女性而言，她们忠于天皇，视国家的需要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在本土，有许多事例可以证明，就是一向不问人间烟火的艺伎们，也将国家的战争当做作自己的战争——她们光洁如玉的纤手里，曾经握有的最重物件是一把茶壶，现在她们握起了枪投入军训。在昭和时期，这些女性被称作“昭和烈女”；

　　二是“合作者”，这主要是对异国女性而言，即借日本人的势力，企图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实为中国人的川岛芳子，就是这类人的典型。

　　三是“雇佣者”，那就是受到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的驱动了。前两种动机当然都是自发性的，后一种有一单做一单，与日本情报机构更是处于松散状态。

　　《日谍秘史》（[英]理查德·迪肯著 姜文灏、赵之援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里提到，主管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情报战的福岛安正，曾经写过一首《从凋落的花瓣到初升的明星》的诗。十有八九，此诗就与“阿菊”们有关，倘若“阿菊”们都在他的麾下担负本该从事的职责，他大概不会去写这首诗。只有主动奉献之躯，在异国的土地上迎着风雨，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时候凋落，都是自己的选择，才会让他有咏叹的冲动，并慨然提笔……

　　三

　　国内资料上，另有两个日本女人，一个叫安藤芳，“事迹”颇为确切，其作用则肯定被夸大了——

　　一九〇三年，她来到哈尔滨，专门勾引俄国军官，不久被一名俄国将军接纳为妾。很快，安藤芳偷出一份军用地图，连夜逃往北京送给日本公使馆。这是一张俄军在东北地区的兵力分布详图，记载着俄军在东北地区的驻军地点、防御工事、物资储备等重要情报。由于掌握了俄军的大量情报，日俄战争一开始，俄军就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倘若真是她一人独步虎穴，青木机关及其他的日本情报组织，以及被他们雇佣的大量密探、交通员们，肯定得在九泉之下永远睁着一双双“牛眼”了！

　　另一个叫河原操子。

　　明治八年，即一八七五年生于信州松本市，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今茶四水女子大学）毕业，一九〇二年来中国，任上海私立务本女学堂教师。

　　同年，内蒙喀喇沁（今凌源市和喀喇沁旗一带）王爷贡桑诺尔布，未经清政府许可，私搭日轮东渡日本，参观大阪万国博览会，又与日本朝野名流接触，访问东京实践女学。王爷时年三十一岁，自四年前承袭王位起，便有革故鼎新之意。他革除其父时的一些弊政旧制：将旗民的差徭制改为定额负担制，打破旗民过去的贵贱等级，下级官员参见王爷也不准自称“包勒”（奴才之意），改跪拜礼为鞠躬礼等；他还解散了王府的京戏班，取消王府差役不准吃饱的限制。

　　福岛安正有意地与其接近，二人遂成好友。贡桑诺尔布表示要在喀喇沁创办男中、女中和军官学校，福岛安正答应可由日本派一名女教师和两名军官去帮助建校并教课，还答应将来可以接受优秀学生来日本留学。

　　由于福岛安正是河原操子之父河原忠的同乡好友，对其女儿的才干比较了解，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河原操子被派到内蒙喀喇沁王府，随她一起来的，还有实为陆军上尉的男教师伊藤柳太郎和吉原四郎。他们很快创办了崇正学校（男中）、毓正学校（女中），正武学堂（军校）。

　　这些学校为日本培养了很多蒙奸走狗，他们后来大多成为伪蒙政权中或伪蒙军队中的首脑人物，其中有一九〇四年送往日本留学的李友同、包海明、喇嘛松哈达、于兰斋、王荫侯、吴广义、李树槐，还有一九〇五年河原操子回国时带走的金永昌、伊德钦、于恒山、吴恩和、王睿昌等。

　　河原操子还利用女教师身份与蒙古王公贵族家庭广泛交往，进行宣传拉拢培养亲日感情、培植亲日人士等谋略活动。从中，还发展了某蒙古王公的日籍妻子渡边美代给她当助手……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她利用喀喇沁王府这个间谍据点，掩护和协助青木机关派往俄军侧背的‘特别任务班’的骚扰、破坏等活动……”（《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记实》）

　　一九〇六年底，河原操子奉调回国，不久与横滨正金银行经理成婚。此后，国内的有关资料中，再也不见她的踪影，估计已退隐江湖，相夫教子。但在日本，她写过《我与蒙古王妃》等书，曾拥有很多女性读者，书署名日下操子，这意味着她的丈夫姓日下。

　　在陆军大将本庄繁（1930年任关东军司令官，次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指挥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四省。日本战败后被定为甲级战犯，在狱中畏罪自杀）的日文传记中，提到：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二月，与日俄开战同时，特别任务班的成员横川省三、冲祯介等人，化装成蒙古人，曾去过喀喇沁的河原操子那里，后者“作为特别任务班的中继站进行了非同一般的活动。”

　　以上说法，中外互见，在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谍报战里，河原操子肯定是一个不可抹去的人物。但对她本人而言，在异乡那寂寞而又清苦的教师劳作中，还惊弓之鸟般兼着一份情报活儿，心头一定满溢着开启山林、又为国效命的坚韧劲儿。对于这么一个人物，以及贡桑诺尔布在喀喇沁首办新式学堂，其作用，是否就该一概抹之以“墨黑”呢？

　　某日在网上浏览，看到了一篇出自于内蒙古一位作者的文章，不妨摘录如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喀喇沁右旗第十二代王贡桑诺尔布“开朔漠风气之先”，创办了蒙古民族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堂——崇正学堂，第二年又相继创办了内蒙古地区第一座女学堂——毓正女学堂。从此，在广袤的漠南大地上，书声琅琅，教泽绵绵，蒙民子弟接受教育只能入私塾或进寺庙当喇嘛成为历史。两所学堂的创立，开辟了蒙古民族近代教育先河。

　　……经过一年的艰辛努力和筹备，一九〇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崇正学堂正式开学。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贡桑诺尔布非常高兴，他在祝辞中说：我身为王爵，位极人臣，养尊处优，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了我的旗民子弟入了新学堂，受到教育，将来每个人都会担当起恢复成吉思汗大业的责任。

　　……崇正学堂初办之时，招生特别困难，只招集到官员们的子弟四十人，编为初高级两个班。一九〇三年，贡桑诺尔布下令招收学龄儿童，但是，旗民认识不清，谣言四起，“学堂和天主教堂没什么区别”、“我们的子弟一入学堂，不仅会变成异教徒，还要送到外国去，后果怎样，那是很难说的”。因此，旗民一见地方官员和教师前来招生，有的把孩子藏在地窖里，有的逃奔他旗亲属。更有甚者，为免除孩子入学，还有给官员行贿送礼的、临时把孩子送到庙上当喇嘛的、送给官府干杂役的，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情况，贡桑诺尔布痛心疾首，深深体会到，启迪民智的紧迫性。贡桑诺尔布亲下训令：今后对于送来学生的人户，免去户口税，并且给他们的门首悬挂解除赋役的特许木牌，以资奖励。

　　对招收进来的学员，还采取优待措施：入学学生食宿由公费解决，学习用品由学堂免费发给；离校十里以内的女学生，早晚上学回家都用花篷轿车接送，午间在学堂吃饭；住宿生每人每日半斤肉，并吃一顿面饭。毕业生作公费保送升学或留学，不愿升学者，留旗内重用等等。

　　贡桑诺尔布亲任校长，前后聘请江南名士陆韬、钱桐和日本鸟居龙藏等人任教。

　　崇正学堂开设的课程，除蒙汉文《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外，还开设了日语、俄语、算术、地理、历史、书法、绘画、音乐、体育等课程……在学堂附近设立了报馆，隔日出版一张《婴报》，刊登国内外重要新闻外，还有科技小常识、盟旗动态及时局的短评等。报刊出版后，由专门送报人向集中的村落散发，不收报费。《婴报》是内蒙古地区的最早一张报纸。

　　学校的经费来源：一是把大西沟、汤土沟的三千亩荒山出租作为学堂的永久学田；二是把王府中多年积存古董及王府剧团燕贻堂的戏装全部当出，充作教育基金。贡桑诺尔布花费自己私存购置了图书资料，其中《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亿六千万字，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还多三四倍。

　　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贡桑诺尔布又创办了一座女学堂——毓正学堂，这所学堂是内蒙古第一座女学堂。贡桑诺尔布的福晋（王妃）任校长，贡桑诺尔布从日本请来河原操子女士任教。一开始招生也是困难重重，有谣言说“王爷要招集一百名小姑娘，送往日本，取出骨头做肥皂，挖出眼睛用来做照相机的眼睛”。贡桑诺尔布以示垂范，就令自己的妹妹兰珍一起就读学堂。学堂开设的课程主要有读书、日语、算术、地理、历史、习字、画图、编织、唱歌、体操等。为增加学生的乐趣和开阔知识面，在河原操子的帮助下，还组建了同窗会、游园会。

　　贡桑诺尔布在创办的学堂中，还选出优秀的学生派往日本留学，女学生中比较有名的有金淑贞、何慧珍、于保贞等人。留学归来的特睦格图，发明了蒙文活字印刷，被誉为“蒙古族毕升”。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为表彰贡王办学功绩，特赏匾额“牖迪蒙疆”、“壸教畅明”。

　　——（内蒙古新闻网2005年12年12日《牖迪蒙疆 壸教畅明》作者：喀喇沁旗党委宣传部 赵忠义）

　　还有资料说，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一二年是贡王办学的全盛时期，三个学校在校学生达四百名，班级十余个，先后毕业学生六百余名。贡桑诺尔布所办的崇正学堂，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共毕业学生三千余名，送到国内外学习者一二百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新中国蒙古族里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的杰出人才。

　　单维度，多维度。

　　短眼光，长眼光。

　　类型化，非类型化……

　　我想，正是它们之间的矛盾与推演，才使得众多的历史现象与历史人物，其实并没有真正地盖棺论定。

　　历史，不应该是扑满意识形态的灰尘，或是压在哪个磐石般的年代下干瘪了的一门学科。相反，在不断地开拓出其复杂、丰富的同时，它必定会显示出自己春枝千条般翩翩的活性，并因可能值得后人不断去梳理与反省，而具备着显著的当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