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17章 楼适夷在“反胡风运动”中

　　◎吴永平

　　笔者在《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尾声”中曾述及当年文艺界人士在“反胡风运动”中的各种表现，写道：“在批判胡风的运动中，许多知名的文艺界人士都曾被动或主动地‘表态’或‘深入揭露’。他们大都与胡风有过交往，而当他们的参与超出了‘表态’而到达‘揭露’的层次时，由于没有了人事方面的顾忌，有时也吐露出一些在正常的环境下所不能明白道出的‘心声’。”接着，笔者详述了姚雪垠当年如何“兴高采烈”地撰文参与批判胡风的过程，还顺便提到楼适夷如何在“反胡风运动”中“侥幸逃脱”的小插曲，并引证了他的一段回忆：

　　“运动中）有人找我谈话，1946-1947年在上海《时代日报》工作时，为什么发表了‘胡风分子’那么多文章。果然‘东窗事发’，这一回不是隔岸观火，而是火烧到身上来了。其实那时《时代日报》除了我这个副刊，还有（叶）水夫编的一个《星空》，算起来也发表不少这类稿子。《时代日报》负责的是姜椿芳，三个人检讨得不坏，《文艺报》发表了，《人民日报》也转载了，而且都得到了稿费，便联合在北京的陈冰夷、林淡秋‘时代’同人五个人到四川饭店大吃了一顿。吃得酒醉饭饱，高兴自己过了‘关’，可没想到胡风怎么在过日子。”

　　楼老把“逃脱”过程写得很简单、很轻松，实际情况却是相当复杂、相当沉重。

　　他是胡风的老朋友，早在一九三二年冬便与胡风相识，比聂绀弩晚一年，与冯雪峰同时。他还是胡风人生经历中几个重要时期的见证人：胡风在日本从事所谓“一些不可告人勾当”的时候（1932年至1933年），楼曾受“上海临时中央”的委派赴日本，通过胡风的关系找到日共中央，商谈“远东泛太平洋反战会议”筹备事宜，并受“文总”的委托调解胡风所在的“新兴文化研究会”与另一留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宗派纠纷；胡风在武汉创办《七月》时期（1938年），楼曾多次参与胡风以“七月社”名义组织的“座谈会”，并与胡风分别担任《新华日报》副刊“团结”和“星期文艺”的主编，关系一度相当密切；胡风对进步文坛进行“整肃”期间（1946年至1948年），楼进行了积极的呼应，在其主编的《时代日报》副刊“文化版”上大量刊发“胡风派”的文章；胡风为第一次文代会茅盾关于“国统区文艺”报告苦恼时（1949年），楼曾当面责备胡风“不该不提意见”，伤心得竟至“伏在桌子上痛哭了起来”……

　　以楼老与胡风如此深厚的关系，他要想在建国初期“胡风派”与“主流派”的历次交锋中“隔岸观火”，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几乎做到了——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中宣部召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周扬主张让几位与胡风有过交往的党内人士（林默涵、冯雪峰、丁玲等）担任主要发言人，周恩来则建议再增加“批评”过胡风的胡绳和何其芳。他们都没提到让楼适夷参加。

　　一九五四年年底，在全国文联、作协主席团召集的“关于《红楼梦》问题及《文艺报》”的第四次会上，“战线南移”，批判的矛头突然转向胡风。黄药眠、康濯、罗荪、袁水拍等在发言中都对胡风进行了指责，聂绀弩也站出来揭发朋友胡风“过去反党，现在反党”，但楼适夷却保持着缄默。

　　一九五五年初邵荃麟为作协党组起草致中宣部和中央的报告，提出一份“为了进行对胡风思想批判”而“都要负责写出文章”的撰稿人名单，其中有胡风的老朋友冯雪峰、聂绀弩，但还是没有楼适夷。

　　楼适夷所以能置身事外，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原因之一是他对文艺理论缺乏兴趣，从未参加过“论争”；原因之二是抗战期间他没有去过重庆，没有卷入胡风与中共南方局文委的冲突；原因之三是解放前夕他曾奉中共华南局工委领导的指示“批评和帮助”过胡风，组织上对他的政治态度是信得过的。第三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楼适夷奉命撤往香港后，与邵荃麟、叶以群、聂绀弩分在同一个党小组。经过一段有组织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他们逐渐贴近了“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一九四八年三月冯乃超、邵荃麟主持的《大众文艺丛刊》创刊，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激烈批判，胡风其时尚在上海，便联络一些青年作家进行凌厉的反击，笔仗打得不可开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胡风奉命撤往香港后，中共华南局“文委”委员邵荃麟指派楼适夷出面找胡风谈话，想说服他也转到“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上来。楼适夷在《记胡风》中忆及这次谈话，写道：

　　在香港工委管文艺工作的邵荃麟同志把我叫去，告诉我：“全国快解放了，今后文艺界在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胡风还搞自己一套，跟大家格格不入，这回掀起对他文艺思想论争，目的就是要团结他和我们共同斗争。你同胡风熟悉，你应该同他谈谈！”这是一个重要使命，我当然是坚决执行，保证完成。我特地把胡风请到九龙郊外的我的寓所里，和他谈了整整半夜……这一晚的谈话，大部分是我谈的多，他说得少。我谈得很恳切，很激动，他看着我一股真诚的样子，只是微微地笑，很少答腔。看来我的话其实没有触到点子上，当然说服不了他，使命算是失败了。

　　当年，黄永玉就住在楼适夷的隔壁，曾闻楼、胡的这次恳谈。他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忆及：

　　一天快吃晚饭的时候，胡风先生找适夷先生来了。适夷夫人黄福炜在新四军还在什么解放区当过法官，人很善良精明，可是她不会做菜，还向我爱人“借”了两个菜请这位贵客。胡、楼二位先生就这么一直谈到三更半夜，其中楼先生又敲门来“借”点心。可惜我当时不懂事，听不懂他们谈的什么内容，只觉得胡先生中气十足，情绪激愤。楼先生是个厚道人，不断说些安慰调解的话。

　　楼适夷虽有“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党性，却“谈不出什么道理来”，结果当然是“说服不了”；胡风“情绪激愤”，是诧异于昔日的朋友为何都这么快地翻脸，桂林时期（1942年至1943年）邵荃麟的文艺思想与他很接近，如今却提出要批判“所谓追求主观战斗精神的倾向”；重庆时期（1943年至1944年）乔冠华曾与他一起反对整风中的“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倾向，如今却把他自己首创的“到处都有生活”观点不点名地批判一通；上海时期（1946年至1947年）楼适夷曾公开发表文章，全力支持他们对文坛进行的“整肃”……一到香港来，他们就全变了。楼、胡的这次长谈是中共文艺领导在全国解放前对胡风的最后一次“批评和帮助”，“使命算是失败了”，但楼的“党性”却长留在邵荃麟等文艺领导人心中。顺便说一句，楼的“党性”之强，曾一度达到了令老朋友聂绀弩咂舌的地步。聂在“反胡风运动”中曾被“隔离审查”，事过之后，他与楼有过谈话，“楼适夷问我在反省期间是否相信党，我说，当我承认我是胡风分子，是反革命的时候，就是最不相信党的时候。他说，即使送你去枪毙，你也应该相信党。我说我很惭愧，我就是没有达到这一步。”

　　建国后，上层从未视楼适夷为“胡风派”，也许与认为他的“党性”比较坚定不无关系。

　　因此，“反胡风运动”深入开展后，楼老“隔岸观火”的好日子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即《人民日报》号召“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时期（5月18日起），楼适夷发表了第一篇表态文章《真面目掩盖不住了》，文中除了大量引用该报“第一批材料”中的文字之外，也披露了一点“心声”。他写道：

　　长期以来，党的文艺工作者和党外的进步作家们，不断地对胡风做了许多批评和帮助，耐心地等待他的自觉。而胡风不但完全拒绝批评，拒绝检讨，而且加紧了他进攻的部署，一直发展到向党中央提出他的所谓意见书，并认为《红楼梦》问题的讨论和对《文艺报》的批评，是他公开向党进攻的最好的时机，而终于彻底地暴露了他的反党的狞恶的面目。

　　文中说“党的文艺工作者”曾对胡风进行过“批评和帮助”，当然包括一九四九年初他在香港与胡风的那次“失败”的谈话。不过，以楼老对胡风的了解，他本不该轻信报纸上的所谓“材料”，而应有自己的判断。为何人云亦云？楼老晚年曾对此有过自省，他在《记胡风》中写道：

　　（胡风派）从文学流派的所谓“小宗派”，一下子突然变成“明火执杖的反革命集团”，这还得了！当然得积极响应。《列子》中有一条寓言，某翁丢失了一把斧子，怀疑是邻人某某所偷，暗中窥查，越看越觉得这某某很像是偷斧子的人。不管什么老朋友，大义灭亲，我就是这样，以为胡风真是偷了斧子了。

　　这是时代的局限性！那时人造的阶级斗争急风暴雨仍在神州大地上肆虐，集体无意识的领袖崇拜已外烁为时代精神，刚经历过“镇反”、“三反”、“五反”的善良的人们绝不敢对党抱有任何怀疑，他们宁可怀疑自己的眼睛和头脑，牺牲自己的亲人和朋友。“疑人偷斧”，这是何等可悲的历史宿命！

　　在运动的第二阶段，即《人民日报》号召“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期（5月31日起），楼适夷又发表了第二篇表态文章《刻骨铭心的教训》，文中除了沿袭报纸上的一些套话外，也披露了一点“心声”。他写道：

　　从这个胜利中，我们所得到的教训，也是深刻的。这是一个用怎样的代价所换来的胜利？不是一个短的时期，而是二十多年，这个革命的叛徒，美蒋匪帮的最忠实的狗，死硬的阶级敌人，潜藏在我们的队伍里，日日夜夜地进行其从内部来破坏革命的阴谋。他们把中美合作所训练出来的特务送到我们党里来了，我们接受了；他们把蒋介石的信徒，胡宗南的走狗送到我们文化工作的岗位上来了，我们接受了；他们把恶霸地主、还乡团员、对人民有血债的分子送进我们国家的文化机关里来了，我们也接受了；他们拉走了我们队伍中一些蜕化变节的分子，让他们在我们的组织内替他们当坐探，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到处散布对党对人民的疯狂的仇恨，我们不知道。我们把最可怕的阶级敌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和他握手，对他微笑，团结他，争取他，认为他们只是思想上有问题，善意地帮助他们，耐心地等待他们，以为最后他们一定会被党和人民的力量改进，这是怎样的一种“天真”和麻痹。

　　三个“我们接受了”，两个“我们不知道”，一个结论“这是怎样的一种‘天真’和麻痹”，前两点是沿袭报纸上的说法，后一点是具有个性的表述。“我们”与“他们”之间“二十多年”来的界限划得非常清楚，实际上却是貌似清醒实则糊涂的认识。顺便说一句，时人常以“天真”或“老天真”来喻楼适夷，这是对他在某些历史阶段中政治上的轻信与盲从的恰当概括。晚年楼老在致友人信中曾自省道：“我这人说好听点叫‘天真’……”他也许已经深刻地反思到了这一点。

　　在运动的第三阶段，即《人民日报》号召“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6月13日）时期，楼适夷又写了他的第三篇表态文章《不要忘记》，竟是一首诗。全录如下：

　　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破获，

　　擦亮了群众的眼睛，

　　一个个暗藏的家伙，

　　都现出了他们的原形。

　　有的狂妄自大，

　　好像只是思想有些毛病；

　　有的满脸阴沉，

　　谁也莫测他的高深；

　　有的笑口常开，

　　见了面总是恭维人；

　　有的假装正经，

　　看起来好像又干练又忠诚；

　　伪装得倒是形形色色，

　　原来他们却是一家人。

　　就在我们的身边，

　　就在我们的跟前，

　　这批反革命分子，

　　曾跟我们“握手言欢”，

　　称过“同志”，

　　当过“朋友”，

　　还曾一起喝过酒，

　　却没有把他们看清，

　　等到一揭发出来，

　　才不觉大吃一惊。

　　但是不要忘记，

　　你身边还有坏蛋呢。

　　揭穿了这一套伪装，

　　还有另一种化身，

　　这一批是肃清了，

　　也还会暗藏着另一种。

　　我们要时刻警惕，

　　守卫党和人民的利益，

　　像守卫自己的眼睛，

　　连一粒砂子，

　　也不要让它吹进。

　　如果一次又一次地，

　　老是“大吃一惊”，

　　那么你，

　　也会变成革命的罪人。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

　　楼早年也写诗，并不以诗名世；中年多搞翻译，少有诗作。他的这首诗，所表述的内容大致与上一篇批判文章相同，只是在第三节中加入了“斗争未有穷期”的誓言，所传递的正是上层绷紧阶级斗争弦时发出的嘎嘎声。“反胡风运动”进展到这一阶段时，所有与胡风有过友谊的人士都有履冰临渊的危机感，而楼适夷却突然来了诗兴，似乎仍在“隔岸观火”的处境及心境中。这当然是错觉！未久，他便感受到“东窗事发”的切肤之痛了。

　　在运动的第四阶段，即《人民日报》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时期（8月4日起），“反胡风运动”转入了“肃反运动”。就在此时，楼适夷遇到了麻烦，更准确地说，是发现了潜伏已久的危机。他在《忆胡风》中写道：“一天）我无意中发现藏在办公室抽斗里一本发信的复写留底本，不知何时到一位主持运动者的桌上去了……信稿上查不出什么‘现行’，于是算旧账，查历史，有人召我谈话……”他在《我谈我自己》中更明确地谈到：“当时社的另一领导叫秘书偷我的信稿，想把我打成‘胡风分子’，没有打成！”

　　“算旧账，查历史”，很容易就会翻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间楼适夷主编《时代日报》“文化版”时的“旧账”。抗战胜利后胡风和他的青年朋友们“整肃”文坛，把郭沫若、茅盾、沙汀、严文井、姚雪垠、碧野、马凡陀、田汉、刘盛亚、陈白尘等一大批进步作家绑上祭坛，弄得天怨人怒，已没有什么刊物“再敢发表这一派作者的文字”。楼创办“文化版”后耽心稿件不足，胡风便把积存的稿件源源不断地送去。楼在《我谈我自己》中自述云：“他把阿垅的文章、路翎的文章送来，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我都给他登了，如批评马凡陀、臧克家、姚雪垠、田汉的我都登了。”楼主编的副刊从此不缺稿件，胡风的“整肃”于是得以延续，一拍两好。由于《时代日报》是“苏商”办的，副刊的主编又是知名的进步人士，“胡风派”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于是更被放大了。直言之，“胡风派”在抗战后推行“整肃”运动，伤害了许多进步作家，造成了自我孤立的严重后果。解放初“胡风派”动辄得咎及在运动中少有人同情，大抵也与此“旧怨”有关。《人民日报》前后刊载的三批关于“胡风集团”的“材料”中，第一批“材料”中的第二类是“一贯反对和抵制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第三批“材料”中的第五类是“用种种恶毒的和下流的词句咒骂革命文艺界的党的领导，咒骂革命文艺工作者和他们的作品，咒骂党和革命文艺界对于他们的批评”。这些，都是很能激起“民愤”的东西。从某种角度上看，郭沫若、茅盾、臧克家等在运动中所表现出的积极性，沙汀、姚雪垠等在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兴高采烈”，都可以得到解释。

　　“算旧账，查历史”，也很可能会翻出建国后楼适夷同情、关怀、帮助胡风的若干“旧账”。上面已述及，第一次文代会中，他曾真诚地劝告胡风不要沉默，胡风于是在第二天的小组会上作了发言，并写出书面意见送交大会主席团；一九四九年梅志的《小红帽脱险记》发表后，各地转载困难，他曾主动要求由国家出版局来出版单行本，送交编审局被驳回后，他仍据理力争，闹到了文化部；一九五四年初胡风的处境维艰，他曾与冯雪峰不避嫌疑地去看望胡风，并带去一份日本作家作品目录，希望胡风选几种译出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梅志曾感念地谈到：“这是他们的好意，不愿他的作品遭到和路翎、阿垅一样的命运，更不愿他再写文章惹祸！”

　　“想把我打成胡风分子，没有打成”，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楼适夷在《我谈我自己》一文中曾略述过“逃脱”的过程，他写道：

　　后来反胡风时我们就大检讨一番，我和姜椿芳、叶水夫联合写了检讨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上，又在《人民日报》照样转载，过了一关。

　　他们写的这份“大检讨”题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怎样进攻“时代日报”的》，署名为“前《时代日报》编辑部同人”。顺便提一句，执笔的这三位“同人”解放初都有相当高的地位，楼适夷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姜椿芳时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叶水夫正在牵头筹办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由于该文发表时间甚晚，未被收入当年各种批判“胡风派”的专辑之中；又由于是集体署名，迄今尚未见有论者将此文与他们挂起钩来。

　　笔者在拙著《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中曾谈到楼适夷侥幸“逃脱”的原因之一，写道：

　　顺便提一句，楼适夷等侥幸过“关”的缘因，是因为另有一人顶了罪，那人便是当年《时代日报》派往胡风处拿稿件的小编辑顾征南。他根本就不是“胡风派”，却被冤枉地牵扯进了胡风事件，无辜地当了25年的“反革命”。

　　“顶罪”说并不是毫无根据。楼、姜、叶三人的那份“大检讨”近三千言，涉及到两个时段中的若干人：其一（1945年9月至11月），揭露“面目比较隐蔽的胡风分子王元化和满涛”主持《时代日报》副刊“热风”时期的活动；其二（1946年底至1948年初），揭露胡风派来的“坐探”顾征南在该报担任“外勤”期间的活动。在此，只引证与顾征南有关的部分，其文称：

　　到了一九四六年底，他们便派了一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党羽顾征南，打进到《时代日报》来。当时上海及全国的人民斗争的情势日益紧张，社会各阶层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与压迫民主运动愈来愈感到不满，经常发生罢工和骚动；顾征南利用《时代日报》外勤力量的不足，以不要名义、不计报酬、代跑新闻的办法混进报社里来，表面上装得非常进步积极，等到骗取了编辑部的信任，就立刻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施展里应外合的手法，执行其当坐探的任务。那时《时代日报》开辟了几个带文艺性的副刊，需要大量组织外稿。胡风反革命集团找到了这个空子，便通过顾征南不断地送来许多胡风分子的稿子。当时《时代日报》为了满足读者的需要，并更好地为和平民主的文化服务，吸收来稿一般地比较广泛，同时认为胡风虽然自有一个“小宗派”，毕竟还是进步阵营内的“朋友”，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八年初一年多的时间内，就在大量涌到的胡风分子的来稿中，采用了其中的一部分，虽然在审查中我们退还了他们来稿的三分之二，但留用的三分之一，仍旧是一个相当的数量。现在检查起来，几乎胡风反革命集团大部分主要分子，如阿垅、舒芜、方然、路翎、扬力（贾植芳）连同胡风本人，都或多或少地在《时代日报》几种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由于我们政治上的麻痹，使这个报纸部分地被反革命分子利用而进行了反动的宣传，这实在是一件十分痛心的事情。

　　楼适夷等人的“大检讨”对顾征南或许有一定影响。顾征南于五月十四日被“隔离审查”，其初始罪状是由于对周扬一九五四年底的《我们必须战斗》一文有意见，曾上书毛泽东为胡风鸣不平，于是被抓了“现行”；下狱受审时又增加了历史问题，说他是受胡风派遣打进《时代日报》的“坐探”。平反昭雪之后，顾征南在回忆文章《我所认识的胡风先生》中写道：“我在《时代日报》工作，那是地下党直接领导下的战斗阵地，却要我承认是‘胡风集团’派进去的‘坐探’。其实我进《时代日报》在先，以后才和胡先生来往的。”这里的“坐探”云云，就是“前《时代日报》编辑部同人”在“大检讨”中为免责而强派给他的。

　　楼适夷等人的这篇“大检讨”中还有一段也涉及到顾征南，文中写道：

　　顾征南在一篇《胡风〈七月〉和〈希望〉》中更露骨地颂扬了胡风，恶毒地咒骂批判了胡风的进步文艺界，在文章最后并大声疾呼：是的，以上一切事实，证明在八年抗战中胡风做了些什么？那么，让一群侮蔑胡风，妒忌胡风的文化骗子们反省和谴责吧……

　　顾征南回忆文章的第三节题为“往事追忆——我写《胡风〈七月〉和〈希望〉》”，对当年撰写该文的经过作了认真的澄清。他说这是一篇楼适夷指定的“专访”，“在访问胡风以前，楼老向我作了交代，着重地写胡风为抗战文艺作出的重大贡献”，稿成拟题似为《胡风访问记》，“我将写好的稿子交给适夷同志，他很少改动就发稿了。题目改为《胡风〈七月〉和〈希望〉》”。这节文字当是顾征南对楼适夷等人所作“大检讨”的非常委婉、隐晦的反驳。

　　一九八〇年顾征南曾去探望老领导楼适夷，谈话间对当年事有了进一步了解。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虽然他（指楼适夷）已年过七十，但仍如以前那样坦率。他一见我说，“反胡风运动”时，因胡风与《时代日报》的关系，我们老姜、冰夷、水夫自然要揭发、表态，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你的身上，我们的批判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拿到稿费，几个人去吃了一顿，说完哈哈大笑，我听后真不是滋味。

　　楼老晚年依然直率，有错便认错，即使是对老部下也是如此；顾征南虽然有点郁闷，但他也明白“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道理。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即使没有楼适夷等人的这篇“大检讨”，顾征南也许还是会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就在一个月前，上海《文艺月报》（7月号）已刊载了署名“亦方”的揭露其“现行”的文章《顾征南的罪行》；一个月后（9月），该文又被收进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册，被该书点名的诸人都是已被上层认定的“胡风分子”。

　　楼老晚年对自己在“反胡风运动”中表现有所反思，他在《记胡风》中写道：

　　应该感谢后来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使好多人懂得了一种道理，大轰大嗡，是容易把人的头脑搞昏的，不但怀疑别人，有时甚至自己到底是好人是坏人，也搞不清了。

　　一场悲剧终于落幕了，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历史的悲剧，我们大家的心情都一样，祝愿这样的悲剧，今后永远不再重演！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丧失，是从建国前个性意识消解于政党政治的那一刻开始的。而个性意识的复归，须得从独立思考重新起步。经历了几番时代风雨的洗礼，楼老做到了——

　　楼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之一，曾为冯雪峰、胡风、吴奚如等蒙难者的彻底平反做过不少工作。早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他与刚出狱的胡风取得联系后，便负责地把胡风对文艺事业发展的书面意见转送给时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一九八〇年他对老领导夏衍的《应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持有异议，即撰文逐条驳斥，并克服种种阻力公开发表；一九八一年他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谈到“我相信党中央”时，也强调“我也相信我自己”，提倡“应该说老实话，说心里话”；一九九一年他为牛汉、绿原主编的《胡风诗全编》作序，盛赞胡风“是忠诚的文学战士”，称其“用自己整个的生命，谱写了一篇雄伟庄严的文学史诗”；一九九二年初他在致王元化信中又写道：“我佩服他（胡风）三十年硬不低头，这一点比雪峰出色。”他的反思逐渐深入到了较深的层次，不仅不再有轻信与盲从的阴影，还能对数十年的师友有着独具个性的评价了。

　　2007-12-25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