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15章 邵洵美即兴写就《游击歌》

　　◎绡 红

　　我曾在《我的爸爸邵洵美》里提到英国著名诗人奥登（W。H。Auden）和伊修武德（Christopher Ishwood）合作出版的《战地行》一书（Journey to a War，纽约兰登书屋1939年出版），书中引用了一首《游击歌》，说“这是我们从上海听来的，系邵洵美先生所译”。事实上那是邵洵美自己创作的。

　　事隔多年，我找到了一九三八年上海《中美日报》刊载的邵洵美所写“访华外国作家系列”十篇，其中一篇说的就是这段故事的具体情节：

　　一九三八年六月，斯诺夫人想与几位留在上海的中国作家会会面，她和邵洵美定了一个日子，由邵洵美去请大家吃夜饭。就在聚会的前一天晚上，斯诺忽然给邵洵美打来电话说，有两位刚从汉口来的英国作家也希望加入他们的饭局，邵洵美当然欢迎。谁知这两位竟然是邵洵美一向佩服的奥登和伊修武德。奥登是现代英国青年诗人的领袖。他才发表了十几首诗，便确立了在诗坛的地位；他的第一部诗集出版的时候，便已开启了一个诗歌流派了。伊修武德年纪更轻，还不过二十五岁，以与奥登合作的一出诗剧而得名；但是他更擅长写小说，此前不久，他有一个集子在英美两国同时出版。

　　那晚伊修武德因病没来。奥登说，他们来中国，为的是采集战争材料，但是和邵洵美的谈话，始终没有脱离过诗的范围。他要知道中国近代诗的情形，外国近代诗在中国的境遇；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战争开始以后的新诗与民歌。他说在汉口时，曾得到过几首译诗，但语辞老套、意象平凡，使他非常失望。

　　那天奥登所有的提问几乎都让斯诺夫人抢着回答了。邵洵美虽然大半不能同意，但他并不觉得有争辩的必要。

　　隔了三天，奥登来约邵洵美去华懋饭店晚餐，伊修武德也在座。饭桌上他又重提新诗和民歌的话题。因为奥登的要求太热切了，邵洵美便造了个谎，说他新近读到一首民歌，或者更适宜呼作军歌，极有文学意味。奥登要邵洵美译几句给他听。邵洵美便临时造了四句外国新诗式的东西。奥登听了顿时兴奋起来，要求邵洵美把全诗译给他。他因隔天就要动身，竟然当晚要跟邵洵美回家去拿。邵洵美一方面得意，一方面慌张。吃好了饭，便与他一同回家。绞尽了心血，邵洵美总算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写出了那首杜造的《游击歌》。

　　奥登他们真的相信那首诗歌是邵洵美“译”的。邵洵美临时即兴创作，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中国。他后来一直暗喜着这个小小的“外交胜利”。这一文坛佳话直到现在还鲜为人知。

　　三个月后，邵洵美办了一份抗日宣传杂志《自由谭》，在其第一期有一首“逸名”作的诗歌《游击歌》。那就是邵洵美为奥登所“译”的英文诗歌的中文翻版。他在用中文重新写的时候，增加了四句，表现出游击队员必胜的信心。

　　香港《大公报》评论《自由谭》说：“最满意的是《游击歌》。这是一首出色的‘民歌’，也是新诗，可是这种运用民歌的手法的娴熟，不是许多学文学大众化的人们所能及的。我们希望有人把它谱出来，结果一定不会坏。”

　　邵洵美是个写新诗的诗人。他崇拜英国大作家乔治·摩尔（George Moore），以其“诗的取材需要是永久的”为至理名言。一九二八年，在《狮吼》复活号刊出的《永久的建筑》一文中，他认为诗是一座永久的建筑，自然界的一切乃是作诗最好的材料。诗便是天造地设又加以人工制造的情。吟花咏月的诗人是不可以污蔑的。那时他才二十二岁，已写了许多新诗，歌颂美，歌颂爱。两年里出版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两本诗集，人们称他为“唯美派诗人”。

　　然而“一·二八”的炮声冲击了他一心为纯艺术、为推动文化进步而写作出版的理想。他以作家的敏感嗅出战火在步步逼近，逐渐从唯美转向了现实。在写文艺作品的同时，他发表了许许多多的时事评论。“八·一三”日军侵犯上海，他在战争打响的前一刻方才携家眷和工友逃离杨树浦，家和印刷厂都留在了敌占区。一夕之间，他几乎沦为无产者。眼看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军占领，加上切身的遭遇，他义愤填膺，自发地组织和他一样被迫滞留在上海的文朋画友，以笔作刀枪宣传抗日。

　　他在一篇《编辑谈话》里说，“我们看见新近发表的抗战诗歌，几乎每一首都多多少少要提些‘风花雪月’，好像没有这一类字眼，便不成为诗的样子……”可以看出，这时的邵洵美已经没有了“吟花咏月”的心情。在《中美日报》他的《金曜诗话》专栏里有一篇《抗战中的诗与诗人》，他写道，“所以，抗战中，谈起诗来，我们可以说：‘发生宣传效用的诗，便是好诗。’在抗战时间的诗已不能与太平时间的诗相提并论了，况且也不必相提并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