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六卷）

第6章 话剧《李白》琐记

　　◎郭启宏

　　一

　　李白能不能当官？问题提得傻。当今有流行语，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过，这是省略了主语的说法；如果主语换作李白，由本人自己说，结果要微妙得多。

　　我曾经向学界的朋友们请教，得到的共识是李白当不了官。这见解其实不新鲜，一千二百多年前，李白在世时，唐玄宗已经说过，李白“非廊庙之器”，在翰林院“见习”期间未见佳绩，“赐金放还”便是御制“鉴定”。

　　是李白放荡不羁吗？同等人物王羲之，袒腹东床，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李白饱学迂阔吗？书生拜大将的例子史不绝书，前有东吴陆逊，后有南宋虞允文。李白不能当官，他心中自是不服，看他自比诸葛孔明、谢东山，都是匡时济世人物。我们无妨翻一翻“李白家世考”、“李白交游考”之类，李白的从弟便做了南平太守，即如魏郎中、宋中丞、辛判官、裴长史、崔侍御、孟少府、元参军、韩荆州之属，有从科举路上滚爬过来，也有从其他途径攀升上去。盛唐风气开放，遴选人才不拘一格，“老友”高达夫兄更是当上了讨伐李璘的最高统帅！何以见得李白就当不了官？

　　李白当然可以当官！他大概会亲近草民，同情弱势群体；大概会嫉恶如仇，令豪绅不敢横行；大概会抗令不遵，甩掉乌纱帽，惜护腰间那块傲骨；他也大概会率性而为，留下许多“不检点”的记录，让“巧伪人”抓住把柄……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李白至少比贪官污吏清廉！可是，李白还是错了。

　　呜呼！李白终其一生无法摆脱一个文化人的情结。李白几乎是中国文化史上唯一可以融入大自然的诗人，他应该与清风明月同在，而他却背负着自己也未必明白的历史使命感！

　　李白，应该从官场上自我放逐！

　　二

　　莎士比亚台词的魅力，往往在于哲理的思考。时不时扑入眼帘的佳句、丽句、奇句、警句，不仅娱目怡情，而且开阔境界。恍如人行山阴道上，一路美景让你目不暇给，不由得自家“定格”，悠悠然领略个中滋味。

　　又有一种台词，与莎剧不相干。那种台词故作惊人语，或专为迎合观众当下情绪，不考虑人物性格、不顾及情节发展，或许也能煽情，却怎么看都是外加的、硬贴的，过不了多久，怎么贴上，就怎么卸下，贴上时金碧辉煌，卸下后不成片段。莎剧的佳句、丽句、奇句、警句可都是自然天成，是瓜熟蒂落，是水到渠成，是胸脯长出三角肌，是胳膊长出腱子肉。

　　话剧《李白》重排时候，演员们很认真，反复推敲剧本台词。饰演宋康祥的李士龙君对我说：“宋康祥改‘随行’为‘胁行’，调侃李白，‘先生不是太白，是太迂，太迂阔了！’意思已经够了，后面那句‘毕竟不是官场中人啊’，略感重复，似无必要。”我沉吟片刻，对士龙说：“看来似乎可删，只是少点韵味。如果上升到官场运作的‘游戏规则’，想一想马基雅维里对于权力的论述，那句台词就不能删了。”士龙缓缓地点点头。他是个有悟性的聪明人，在尔后演出中，他果然演得十分的出彩！他不再对李白说那句台词了，他嫌表演上的“重复”，他换了舞台调度，转过身去，笑着对宗氏夫人说了那句台词，当然所指仍是李白——“毕竟不是官场中人啊”。

　　演员与编剧之间的心领神会，使台词焕发出哲理的光芒。

　　剧中，惠仲明提笔篡改李白的檄文后，忽然自嘲，“古往今来有多少真真假假的文字，谁也闹不清了！”看似闲笔，其实意在言外，惠仲明也并不是一黑到底的人物。

　　剧中，李白在回答栾泰规劝他得机便“露布天下”时候也说，“古往今来有多少事情闹不清楚！”也看似闲笔，却把前面惠仲明台词的内蕴更加拓展，从文字直推向世间万物。

　　我追慕莎剧台词哲理的思考。

　　三

　　创作与评论之间的互动需要妥协。

　　剧中有一个细节：宋康祥指着惠仲明的背影对李白说：“他居然打听到你的自荐表上‘随行’改成‘胁行’，还跑到我门上来求官，意在要挟！”李白一听忿忿然：“混账东西！在官场里混的人，狗改不了吃屎！”每演至此处，剧场便有强烈的反响，兼有共鸣的掌声。上世纪九十年代，此剧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情况一样热烈，与首都剧场无异。

　　二〇〇四年，此剧重演，中央一位首长在北京市几位首长的陪同下来到人艺的首都剧场。戏演到此处，观众反应如常，欢声夹着掌声，唯独六七排中间“首长席”的位子纹丝不动，有如庄严的孤岛。散场后，剧院接待方欢送了首长，首长上车前低声对管宣传的市领导说：“那句话一定要改。”看着轿车出了院子，市领导转过身来，问道：“郭启宏来了没有？”我应声而出。市领导说了：“那句话有片面性。”大家都知道那句话指的是哪句话。“噢，官场也有好人嘛，看问题要辩证！”（大意如此）除了我这个编剧，还有好几位剧院的人，谁也没有开口。市领导口气似乎见缓：“你看好改不好改？”我在这秒把钟里，脑子转了三百六十圈，我当然不同意那“文学的”也是“哲学的”批评，但我担心这出戏要“折（读shé阳平）”，不须上面下令，剧院内自会有人提出取消演出，此剧十年“停演”的教训叫人心酸。我点点头，语气坚定：“好改。”

　　这是妥协。我和苏民导演商量，加上三个字：“像这样……”第二天，李白的饰演者濮存昕改了台词：“像这样在官场里混的人，狗改不了吃屎……”效果仍然有，只是程度差了许多，我心里郁闷。

　　我向来认为，人到剧场，便是观众。作为戏剧美的接受者，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草民还是首长，有同等权利发表意见，亦即评论；果若评论，便有对有不对，可听可不听，而不是指令；倘成指令，艺术家有权要求下达红头文件，以为法律依据。北宋时候，因为一首《鹤冲天》，仁宗皇帝给柳永批了四个字——“且填词去”，柳永于是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也算是一段佳话吧？

　　今年《李白》重排，我终于在剧组把心里话说了。我说，那句台词没有错！第一，没有否定官场，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官场一直存在。本剧江边一场就曾借纪许氏之口说出，“读书人想为百姓做点事，不当官有啥法子？”第二，只要官场存在，就会有混与不混两种官员；第三，语境里分明实指惠仲明，李白骂“混账东西”，自然是惠仲明了，谈不上“辩证”与否；第四，即使话语存在片面性，那也是李白的台词，不能等同于作家的思想。我又说，《李白》一剧已收入我自家的文集，文集里我保留着原台词；这次重排，我希望把那句改了的台词在舞台上恢复过来，文责自负，我愿承担由兹引起的一切后果。导演和主演欣然同意。

　　舞台上，戏演到此处，赫然出彩。观众会心又公道，反响热烈而平和，是另一种形态的“诗教”，所谓“温柔敦厚”是也！

　　创作与评论之间的互动不需要妥协。

　　四

　　编剧有“特权”。

　　具体地说，历史剧的编剧可以有效地攫取历史学家的科研成果。倘若换成诗僧皎然《诗式》中的说法，也可以叫“偷”。只要高手“才巧意精”，偷得奇绝，那么史家，还有史学界，都会笑着“从其漏网”。

　　我在剧本构思的过程中，大量吸纳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研究成果。这部诞生于“文革”年代的历史著作在学界多少受些非议。在下不敢人云亦云，便认真研读了该书。我惊异地发现，尽管有不敢苟同之处，但那毕竟是大家之作！该书立论大胆有创见，求证小心有底气，兼有翔实的史料，游乎其间的是一种学界罕见的创新精神和“藩篱尽毁”的霸气。

　　比如，《永王东巡歌》现存十一首，该书认为应该只有十首，现存十一首中的第九首是伪作，因为它“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的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同时推论“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该书还提出另一个参照系，即李白“其后不久作的《上皇西巡南京歌》也只有十首，显然是仿效大小雅以十首为一‘什’的办法……”崇论闳议，朗朗然。

　　我很赞赏该书的论述。我把《永王东巡歌》第九首作为李白从璘谋逆案的重要“证据”来处理，由此锻造出一条戏剧链。我感谢我的本家前辈郭沫若先生！（郭老与我家乡饶平郭氏同出福建，饶平郭氏系明季入粤，郭老族人系清初入川，有郭老散文《芭蕉花》可为证）是郭老的科学考证启发了我的戏剧思维，我把郭老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艺术创新，或曰：“偷”。

　　于是乎有一个文化现象引人遐思。史学家在论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不敢妄作论断，他必须小心翼翼等待着新论据浮出水面；文学家则不然，史料或记载中闪烁、暧昧乃至语焉不详的去处，恰恰是想象力得以驰骋的广阔天宇。《李白》的许多情节缘此而来。

　　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付诸想象，催生形象，是史剧家的“特权”。遗憾的是，“特权”在前，人偏不用（或者说，没本事用），却昏昏然陶醉于低品位的“戏说”，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