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七卷）

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刘伯承

　　顾保孜

　　一九四九年后，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立下汗马功劳的十大元帅中，第一个遭到错误批判的是谁？人们都会以为是彭德怀，其实，并非是他。而是被看作中国“三个半”战略家之一的刘伯承。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和他的高参们》（顾保孜）一书披露了有关情况。现摘录如下——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是谁？人们肯定会说，是彭德怀！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第一个受批判的元帅是刘伯承。他是在授衔三年之后就被批判的，而彭德怀，则是在授衔四年之后。

　　一九五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头。

　　在全国上下大干快上的日子里，共和国军队的高层正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

　　从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变化，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五个整风学习文件，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东西。

　　从那个时候起，作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就开始检查自己的工作了。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中有没有教条主义的东西呢？实事求是地说，是有一点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军队还没有正规的院校，毛泽东说了，你们请不请苏联顾问？反正我是要请的。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借鉴苏联的一些条令、条例和一些教学方法是必要的，这中间有一点教条的东西也在所难免。

　　一九五七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工作组到了南京的军事学院。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当时他们作出的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有问题的。

　　他们在写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说：“……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与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制订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一九五六年九月全院学习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一九五六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

　　说这话时，他眼含着泪，为他送行的人也热泪盈眶。

　　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洁白的病房里，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在我主持工作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条主义的东西呢？是不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呢？刚刚开始时，严格按照苏联的操典，后来看到有的学员是有些吃不消，对这些东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动，这些就是教条主义吗？如果说在学习苏联的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面有些生搬硬套的问题的话，那也不能冠之为教条主义。虽说有些想不通，但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这些问题。

　　那些日子，刘伯承总是睡不安稳。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给有关的人士写了好几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写信给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副政委，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党委做深入研究，集体讨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经过群众路线，必有成就。”

　　军事学院党委很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虽然他们不同意国防部的报告的主要观点，但还是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学院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作了认真的检查。

　　这时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常务工作的萧克上将对彭德怀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萧克认为，彭总对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估计是过于严重了。他认为只是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不适应。

　　萧克将军上书彭德怀，公开对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特别不能同意彭德怀在一篇将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正规化、现代化”和“现代化、革命化”对立起来，他认定这样提是十分有害的。

　　……

　　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摆到桌面上来，争论个面红耳赤，分出个青红皂白，这在党内是允许的。可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几乎是在刘伯承给军事学院的有关领导写信的同时，北京的军委训练总监部的四级干部会议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论。

　　这里有必要向读者多说两句，训练总监部是建国初期军委所属的一个部。在反教条主义后撤销了。首任的部长是刘伯承，后来是叶剑英元帅代理部长，再后来是萧克将军任部长。

　　因为训练总监部是主管全军的教育和训练的，他们对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也是很敏感的。

　　当时训练总监部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这几年的军事训练和教学的成绩是主要的，教条主义是小的失误；另一种意见却认为教条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严重到了危害革命的地步。

　　对一个问题有尖锐对立的看法也是难免的，但是这种不同意见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可能会出现谁也预想不到的结果。

　　林彪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插手的。

　　前几年一直在称病的他，开完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听有关的人士向他讲了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的一些情况后，他决定要亲自出马了。

　　关于这段历史，林彪自己有个说法，我们可以拿来作很好的佐证。一年后他在批判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xxx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这样一个本来并不是很复杂的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军委扩大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了这次会议的开法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军队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开展“四大”，这在当时的确是件新鲜事。全国的形势日新月异，军队也应该有点新的气象嘛！

　　对这种形势，大多数同志是有抵触情绪的。中将程世才就表示：我可以提供炮弹，但我不当炮手！这种说法自然受到了大会小会的批评。

　　军委扩大会议的前一个阶段，人们还是可以讲话的。不管是认为教条主义有多少，都还可以鸣放。但越开斗争的气氛越来越浓。

　　明眼人越看越清楚，这次斗争的矛头直指两帅——刘伯承和叶剑英。而刘伯承又首当其冲。

　　刘伯承本来是在外地养病，他接到会议的通知以后，不得不赶到北京。

　　离开南京的时候，刘伯承就有了预感。他一夜未眠，本来就不好的眼睛充了血，红得让人感到害怕。

　　在火车上，他又是一夜未眠。下火车时，他的病情进一步加重，眼压达到了七十多。

　　他被安排住进了北京医院，一边治疗，一边准备检讨。他冒着失明的危险，一字一句地写检讨。

　　七月十日，刘伯承来到了怀仁堂，他是在别人的搀扶下走上讲台的。

　　刘帅一生多次上过讲台，无论是讲军事理论，还是讲党的方针政策，他都很是自如，但今天他却要在这里作违心的检讨！

　　他扶了扶眼镜，开始向军队高级干部讲自己在军事学院以来的工作，这里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评。

　　刘伯承作检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保护一批同志，想让这件事情平息下去。但他的想法还是太善良了，军委扩大会议的后期，斗争越来越激烈了。

　　萧克、李达等同志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还是不能过关，非要他们承认是反党才行。说起这些来，萧克将军至晚年还很气愤：“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加入党的，叫我承认反党，我绝对不能接受！”

　　在斗争会上，蔡铁根大校说了几句真话，当场被撕下肩章，推到台下看押起来！

　　此后这些人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后来都受到了组织处理。萧克、李达都被撤了职，降职到地方工作。另外一些同志，有的受到了党纪政纪处分，降职降级。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以后，刘伯承元帅的心情更加不好了。变得更加沉默。有是坐在椅子上，有时站在窗前，好半天不说一句话。

　　此后的日子里，教条主义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年迈多病的老帅心头。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的双眼几近失明，他对那些极左的事情越来越不能理解了，但他还是坚信历史会作出公正评价的。

　　这一天正在慢慢走来。

　　尽管从一九五九年以后就备受磨难，但还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说出了心里话。他让自己的侄子彭继超找到了萧克同志家，对萧克同志说：“一九五八年的事情，让他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真正为这次斗争平反，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政治部又专门发了文件，为这次反教条主义所伤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但是这些话，刘伯承同志都已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