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七卷）

为宋庆龄辟谣

　　何大章

　　编辑同志：

　　读了《悦读》第二十六卷《宋庆龄和她的养女》一文，很为感动，对宋庆龄这位我所崇敬的革命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多年来，社会上一直流传着有关她的一些谣言，说什么“她与她的秘书结婚了，是经过周恩来特别批准的”等等，这无疑是在向她身上泼污水。读了这篇文章，谣言不攻自破。从年龄上看，这个谣言本来就是不可能存在的。可有关方面为什么不早些把真相告诉人们呢？希望你们能再刊登些有关的文章。

　　广东 柯志伟

　　志伟先生：

　　是的，宋庆龄和她收养的两个养女，这本来是一件很感人的事，从中也可见宋庆龄富有人情的一个侧面。可惜，长期来，媒体和出版物将之视为“禁区”，不敢涉及，以至为谣言提供了传播的空间。很凑巧，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何大章撰写的《宋庆龄往事》，作者曾任宋庆龄故居主任，长期从事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研究工作，掌握大量有关史料。他在撰写此书时，觉得有必要把真相公之于众，专门写了“宋庆龄和她收养的两个女孩子”一章，现摘录如下。

　　编者

　　宋庆龄一生中的一大憾事是没有生养自己的孩子。在与孙中山结婚后，她曾经孕育过一个新的生命。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宋庆龄在孙中山安全突围后，率领卫兵坚守了六个小时。由于弹药不济，她在卫队长和副官的保护下强行突围，导致流产。这对她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此后仅仅两年多，孙中山就匆匆告别了人世。

　　宋庆龄十分喜欢孩子。她喜欢姐姐和弟弟们的孩子，喜欢表兄弟的孩子，喜欢同事、朋友的孩子，喜欢身边工作人员的孩子。她常常要求她的客人们：“下次一定要带孩子来，我喜欢孩子。”

　　在宋庆龄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她有一个习惯，那就是谁家生了孩子都要抱给她看。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她的警卫秘书隋学芳添了一个女儿。隋学芳是东北人，一九五○年由部队安排到宋庆龄身边做警卫工作。隋学芳结婚后，为了工作方便，他的家就安在宋庆龄上海住宅的配楼上。按照惯例，隋学芳的小女儿被郑重其事地抱到宋庆龄面前。见到这个眉清目秀的小女孩，宋庆龄很喜欢。她伸手把孩子抱到怀里。小女孩一点儿也不紧张，对着她笑。正在高兴之际，宋庆龄突然觉得一阵温热，原来是孩子撒尿了。周围的人大吃一惊。大家都知道，宋庆龄是极讲卫生的人。尿在她身上那还了得？于是，几双手同时伸过来，要从宋庆龄的怀里把孩子抱走。没想到宋庆龄坚决不让别人插手，连身说：“别动！让她尿完，不然会坐下病的。”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无法无天的小家伙，把一辈子讲究干净的宋庆龄尿得痛快淋漓。

　　谁都没料到，这一尿却激起了宋庆龄的怜爱之心。她提出希望收养这个女孩。隋学芳深知她的寂寞，于是就答应了宋庆龄的这个要求。

　　宋庆龄经常会让隋学芳把女儿带来，她亲自带着孩子玩耍。一九五九年，隋学芳夫妇又生了一个女儿。一家人忙着照顾新生儿，永清就被宋庆龄接到身边。

　　这个只有两岁多的小女孩从此走入了宋庆龄的生活。她应当怎样称呼宋庆龄呢？这是个难题。秘书等工作人员称呼宋庆龄“首长”，照顾生活起居的阿姨称呼她“太太”。哪个称呼都不适合隋永清的身份。当时咿呀学语的隋永清有时也鹦鹉学舌地叫宋庆龄“太太”，宋庆龄总是摇摇头，觉得欠妥。上海寓所餐厅的东墙上挂着宋庆龄母亲倪太夫人的油画像。宋庆龄经常指着画像告诉隋永清：“这是我的妈妈。”有一天准备吃饭时，阿姨李燕娥逗永清玩儿，问她墙上的画像是谁。永清原本想回答：“太太的妈妈。”结果情急之下出现口误，说成了：“妈妈太太！”大家都被她逗笑了。笑过以后，宋庆龄觉得这个叫法很有意思，就说：“以后就叫我妈妈太太吧！”从此，不仅永清在将近二十年中一直这样称呼她，同属一个辈份的孩子们，也学着这样称呼宋庆龄。

　　那时，宋庆龄每年都要在上海和北京之间来来去去。由于不放心，她也常把永清带在身边。一年夏天，她们住在北京前海西沿的住宅里。夜里下大雨，雷声大得吓人。永清被雷声震醒了，从床上爬起来就冲进了宋庆龄的房间，并直接钻到她的被窝儿里。宋庆龄问：“怎么回事？”永清说：“我怕打雷……”“打雷有什么可怕！走！我告诉你打雷是怎么回事。”永清不敢去。宋庆龄给了她一个可以抱着的玩具说：“你要害怕就拍拍它。”就这样，宋庆龄哄着孩子走出了房门。站在玻璃暖廊里，宋庆龄指着大雨、闪电和雷声告诉永清：这是一种自然的天气现象。然后耐心地讲解了大雨、闪电和雷的成因。她指着闪电说：“光走的速度比声音快。你看！有了闪电以后，很快就会有雷声。”从此，永清就再也不怕闪电和打雷了。

　　宋庆龄很关心永清的营养，可是永清不爱吃苹果。宋庆龄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北京前海的院子里养着一只羊。宋庆龄把削下的苹果皮喂给羊吃，然后问永清：“羊可爱不可爱？”见永清很喜欢羊，她就说：“你要不把苹果的肉吃了，小羊就没有饭吃了……”永清只好吃苹果。吃完后，她又让永清去给小羊喂苹果皮。永清不敢，宋庆龄就亲自给她示范。说：“不要怕，羊是不咬人的。”永清试着去喂，果然小羊很温顺地把苹果皮吃了。打那以后，永清开始吃苹果，而且不再害怕羊了。宋庆龄又举一反三，让永清懂得接近小动物，爱护小动物。但时隔不久，全国的经济困难愈演愈烈。看到身边的工作人员因缺乏食物个个面黄肌瘦，宋庆龄忍痛下令杀了这只羊，用羊肉来改善工作人员的伙食。永清为此大哭了一场，并在以后的许多年里都不吃羊肉。

　　一九六一年八月，在致德国友人王安娜的信中，宋庆龄第一次提到这个被她收养的孩子：“隋同志现在已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在这里，非常可爱，天生是个舞蹈家。只有三岁半就能自己跳舞，还挺有魅力。我们都被她迷住了。”

　　一次，宋庆龄找出金日成首相赠送的一件朝鲜儿童的彩裙，隋永清穿在身上竟像是量身定做。她穿着这条彩裙，给访问宋庆龄的客人表演了朝鲜舞，赢得了满堂喝彩。宋庆龄越看越觉得永清可爱，便自己出钱，将永清身着朝鲜民族服装的照片印制成贺年片，签名送给朋友们。这样的做法，在当时那个时代真是独一无二。

　　一九六二年二月，在给王安娜的信中，宋庆龄表达了自己对永清的抑制不住的着迷：“去年冬天她和我住在一起，叫我‘妈妈太太’。她的音乐天赋很高，酷爱民间舞蹈，富于创新，能走出自己的舞步来；她翩翩起舞时，宛若天仙，还很像我。你收到我寄给你的圣诞卡没有？里面附有一张穿朝鲜服的小女孩的照片吗？这就是那个女孩，名叫‘永清’。她六月一日在北京参加了儿童节庆祝会，穿了朝鲜服表演，出足了风头，凡随身有照相机的人，都竞相对着她咔嚓咔嚓不停地拍照。我没有去，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这位可爱的小明星的。”

　　宋庆龄丝毫不掩饰她对永清的喜爱。她经常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赞永清的聪明伶俐、活泼乖巧，称赞她出众的模仿才能和毫不怯场的交际本领。在国内外友人来访时，永清也频频出场，向贵宾献花，为大家表演节目、调节气氛，成为宋庆龄的一个小助手。

　　但是永清太小了，有时也会闹出一些笑话。

　　一次，宋庆龄准备会见加纳共和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计划届时由永清去给贵宾献花。知道永清没见过黑人，怕她有失外交礼仪，宋庆龄事先告诉永清：“今天来的客人是个黑人，你不要怕。人有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肤色不同。”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下午，恩克鲁玛总统来到北京前海寓所，周恩来总理也在座。由于有了思想准备，永清的献花中规中矩。但献完花，永清的心里还是感到很奇怪。因为毕竟和中国人差别太大了。于是，她就悄悄地去问父亲隋学芳：“他们的脸色为什么是黑的呢？”隋学芳敷衍她说：“是晒的！”永清不信，说：“你说的不对！他们肯定是染的！”会见结束，需要永清再次“出场”送客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她了。等宋庆龄送走外宾，回到房间才发现，永清已经用鞋油把自己的脸全抹黑了！这个小“黑人”还对隋学芳说：“看到没有？他的脸肯定是染的！……”宋庆龄不禁大笑起来，说：“她模仿能力很强嘛！”

　　为了让永清能真正了解不同人种的肤色问题，宋庆龄特意让坦桑尼亚的朋友阿夏带着孩子到家里做客。这几个黑皮肤的孩子和永清年龄相仿，他们彼此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隋学芳夫妇已经有了三个女儿。一九六三年九月，盼望已久的儿子终于出生了。欣喜若狂的隋学芳匆匆赶回上海。十月五日他为儿子办了满月，准备第二天返京。可就在当天，他突发脑溢血，经抢救脱险后，便偏瘫在床，不能再工作了。考虑到隋学芳工资不高，孩子又多，宋庆龄便主动负担起永清的生活费用。

　　永清渐渐长大，宋庆龄担心她会产生优越感，缺少集体主义思想，便把孩子送到了自己创建和领导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每到周末，宋庆龄就请工作人员直接把永清接到宋宅，与她朝夕相伴。

　　一九六四年四月四日，宋庆龄在致黎照寰的信中写道：“隋同志去年探家时中风，现在处于半瘫状态，住在医院里，这确实令人很伤感。这个消息令我非常不开心，直到现在我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去看望他。我生怕我的情绪可能会影响他，引起他的苦恼，反而对他更加不好。我把他的两个孩子送去了幼儿园，那里对孩子的影响比他里好。这两个孩子非常聪明。我回来的时候，到幼儿园去看过她们，发现她们对日常作息和环境都比较适应。”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为了宋庆龄的安全，中央请宋庆龄不要离开北京。由此，宋庆龄与永清的联系也中断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宋庆龄“文革”后第一次回到上海，便叫人将永清接到淮海路住宅。几年没见面的永清身高已超过一米六，这使宋庆龄大吃一惊。由于生活并不宽裕，永清的衣服不合身。她勉强地穿着她母亲的鞋子，裤腿也显得很短。一九七○年一月，宋庆龄写信给廖梦醒：“我从没有见到过隋学芳，虽然他来过几次，因为我不能忍受目睹一个年轻人成了离不开双拐的残疾者。但我见到了他的孩子们，她们长得好快。永清已经比我高了，穿着男人尺码的鞋子。她的脚真见长，吓了我一跳！她说，她穿的是她母亲的鞋，但她母亲的裤子她不能穿了，太短，要不她也会穿上的！”宋庆龄心中不忍，便把熟悉的老裁缝请到家里来，为永清量体裁衣。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宋庆龄的请求下，永清由总政文工团招收为文艺兵，十四日，乘车来京。

　　一九七三年，宋庆龄又收养了隋学芳的二女儿隋永洁。宋庆龄把这两个女孩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关心和爱护。她分别给她们起了英文名字“约兰达”和“詹尼特”。当向别人介绍时，她明确地将其称之为“我的那两个被监护人”。

　　这两个女孩，特别是隋永清，陪伴宋庆龄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隋氏姐妹给宋庆龄带来的乐趣是不言而喻的。对这一点，与宋庆龄结识多年的朋友们都十分理解。

　　然而，带大一个孩子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看到“妈妈太太”受到众人如此崇高的尊重，隋氏姐妹渐渐地也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她们开始要求丝袜、卷发器、手表、修指甲工具等物件。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简直算不上是一回事。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却只能在专供外宾的友谊商店或到国外才能买到。宋庆龄很少为自己的事求人。可是，她绝对看不得孩子失望的表情。她请朋友帮忙，一一满足了这些要求。按照她一贯的性格，宋庆龄坚持自己付款，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同时，她也违背自己一贯的原则，很不情愿地满足了孩子们请她托人办事的一些要求。

　　宋庆龄一直关注少年儿童的教育。几十年来，她提出了很多很有指导意义的、极为正确的教育思想。但是，和许多从事教育研究或教育工作的人一样，在教育自己孩子的实践上，她是不成功的。宋庆龄多年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曾写道：“像一个宠爱孙辈的老祖母一样，她过分溺爱这两个孩子，对她们几乎没有任何要求。”

　　当对隋氏姐妹的批评出现时，宋庆龄并不相信。她认为这只是嫉妒。一九七五年，她写信给廖梦醒。她说：“我最近为永清的敌人疯狂地攻击她的恶毒的流言而感到非常气愤。我现在寄希望于真相和尊重事实的人。在我们见面之前，不要谈论这件事，因为心怀恶意和妒忌的人会向所有人歪曲我所知道的事实。我爱永清，我知道她是清白无辜的，虽然她有缺点。”

　　半年以后，她的态度有了缓和，但仍把原因归为外部的影响。她说：“人们只是别有用心地去扭曲她们姐妹俩的性格。可悲的是她们被周围的坏分子带坏了。请不要相信那些居心叵测的敌人所散布的流言蜚语。我爱她们，我准备设法不让那些妒忌的因素毁了她们的前途。我希望她们成为这个社会可以信赖的人，为我们可爱的祖国而勤奋工作。当然，她们也有她们的缺点，我有责任尽量帮助她们改正过来。下次你来看我时，如果能与她们谈话，那就太好了。”

　　宋庆龄自己也曾说过，这两个女孩子既给她乐趣，也使她烦恼。随着隋家姐妹一天天长大，她们和周围一些人的矛盾也渐渐加剧。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不断传出“宋庆龄和她的秘书结婚了”、“隋家姐妹是宋庆龄的孩子”等等谣言，企图借此败坏宋庆龄的声誉。朋友们看着着急，但也毫无办法。

　　一次，一些老朋友到宋庆龄家聚会。趁着宋庆龄还没有下楼，便向宋庆龄信任的廖承志进言。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廖公，您是不是劝劝夫人别再管那两个孩子了。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引出了多大的麻烦。何苦呢？”听到这话，一向乐天的廖承志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缓缓地说：“你们也要替夫人想想。在上海她还有两只猫。在这里她身边连猫都没有……”于是，大家不再做声，而人人心中都浮起一丝凄凉。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宋庆龄的心情放松了。年纪越来越大的她，对永清、永洁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在她和友人的书信中，关于这两个女孩的文字经常出现。一九七七年七月，她写道：“永洁现在在外国语学院念英语，已三个月了。……她是一个很懂事、很用功的女孩子。永清仍在学舞蹈。她不幸摔了两次，双膝受到重伤，须动手术。但她不认输，仍然坚持把舞蹈作为她的终身职业。不过她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了，她的双腿遭了那么大的罪！我很为她难过，希望她改学别的专业。”“收到你的来信时，永清和永洁正在我房里，她们很兴奋，就像是收到了你给她们的信似的。她们问到，你为什么不回来度假，同她们一起在我们住宅前的大湖里游泳。我们园子里的小溪中有很多鱼，所以厨师喜欢坐在溪边用西瓜皮捉鱼。”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两个女孩子带给宋庆龄的家庭式的欢乐。

　　宋庆龄写信给在法国的画家高醇芳：“约兰达二十岁，正在这里上芭蕾舞学校。詹尼特十八岁，进了外国语学院学英语。她们的父母都在上海。父亲已瘫痪十年了，所以我在照顾她们。你会发现她们很有趣。也许有一天你会回来，教她们绘画。她们会喜欢你的！”

　　一九七八年二月，宋庆龄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副委员长。毕竟是上了年纪，那些长时间的会议，使她感到精疲力竭。她说：“所幸的是我有詹尼特用她那强壮的胳膊搀扶我走过那些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去参加连日连夜的大会和小组会。”“年长的代表们都坐轮椅。但我坚决不坐，让一个年轻姑娘詹尼特（我的“被监护人”）用她有力的手臂搀着我。她很机灵，只要一见有摄影记者在给我们拍照，她马上很快地抽回她的手臂，这样看起来我好像是自己在走，没有人搀扶！”宋庆龄对永洁的精心照顾十分满意，甚至是有些得意了。

　　然而，周围朋友和工作人员对隋氏姐妹的不满情绪却在不断增长。年轻人朋友多、电话多，违反常规的举动也屡屡出现。这些反映使一向注重自身形象的宋庆龄无法忍受。她气恼地说：“我现在要像一只老母鸡看小鸡似的成天看着她。我真希望有个合适的人来解除我这个包袱！成天的电话，不是打进来就是打出去，大家都头疼极了。也许我老发荨麻疹就是被她气出来的！”“在北京饭店的美发厅里闲聊时，一个朋友责怪我没有把约兰达教育好。……确实，我管不了她的行动和她那种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样子。”

　　宋庆龄的老朋友戴爱莲回忆：有一次，宋庆龄寻她说：“约兰达要买鞋，我给了她钱。可她没有买鞋，却买回了一个很大的洋娃娃。还有的时候，我教她做人、做事的道理，她却装做没听见！她还经常给我的司机点‘小恩小惠’，目的是为了能搭他的车出门！”

　　一九七九年一月，在写给秘书杜述周的信中，宋庆龄说：“关于永清的情况，我听到了很高兴，因为我日夜在担心她，怕她又去做违反纪律的事！希望她继续下去好好工作！”言语中颇有一些给人添了麻烦、心怀歉意的味道。

　　虽然有很多烦恼，但对这对姐妹，宋庆龄到底是充满温情的。正像戴爱莲形容的那样：“她将她们从小带大，情同骨肉。”一九七九年三月的一天，宋庆龄不得不匆匆结束给德国友人王安娜的信。这位整整八十六周岁的老人给出的理由居然是：“得照料我的两个女孩子永清和永洁了。”她得意地说：“你到我家来一定要见见她们俩。她们长得很高，很可爱。”

　　在“文革”以后的“出国热”中，已经转行到电影制片厂的永清受到一个日本电影公司的邀请。她很高兴，马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听完就怔住了，停了一会儿才说：“好！为了你的前途，应该去……”她点着一支烟，吸了起来，眼里也没有了光彩。此后的几天，她显得有些六神无主，经常拿错东西、叫错人……看到这种情况，永清决定不去日本了。宋庆龄却又说：“你要想好啊！这可是大事情。机会丢掉了，想找就找不回来了！……”但显然松了一口气。

　　在宋庆龄朋友的帮助下，一九七九年五月永洁争取到了赴美留学的机会。宋庆龄很兴奋：“永清的妹妹永洁将于十五日去美国。她是个好学生，而且对我全心全意。我真不愿意她离开我，但这是一个学习英语将来成为一个好翻译的难得机会。”“她是个有责任感的女孩。我想她回来后，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翻译，一个能令我自豪的人。”她留心永洁在美国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她曾详细地叙述永洁到达旧金山的经历：“前些日子我工作非常忙，还要为永洁去纽约做准备。她将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预科。她很幸运得到了奖学金。她想打电话让一个朋友到旧金山去接她，但是在东京机场找不到能打长途的电话。因此她在旧金山下飞机时，没有我的任何一个朋友去接她。很走运，她在机场意外地遇见一位美国朋友，好心地把她送到我一个朋友的家里。她被带去观光、吃饭，过得很好。现在她终于抵达纽约，和一个她在这里的同学一起上课。”

　　“由我监护的，或者说由我保护的永清和永洁，学习非常好，我很满意。永洁今年十八岁，获得了戏剧演员预备学校的奖学金，正在那里上学。她有几分想家，这并不奇怪。大学都很喜欢她，因为她是个很认真的女孩，知道一定要好好利用这个大好机会。永清学习电影，已演过几个角色，颇有艺术气质，也许有一天会出国演戏的。我抚养的这一对姊妹现在长大成人了，但愿她们天天向上，不断进步，让我引以为傲。”

　　为了永洁赴美，经济上并不宽裕，而且始终精打细算过日子的宋庆龄发生了“经济危机”。她不得不请沈粹缜，托人从上海带五千元来京。她解释说：“今年我的生活费大大增加了，又要还债。永洁拿到了奖学金，已于五月初去纽约读书了。我为她花了不少钱，用来做衣衫等等。”

　　但是，不谙世事的永洁，暴露了她与宋庆龄的关系，被记者盯上。此事多亏宋庆龄的好友罗森夫妇及时发现。宋庆龄致信感谢：“我深为感谢你们的来信，其中提到《纽约时报》记者同那两个女孩的一段插曲报道。幸运的是，你及时地采取了行动，否则不希望看到的公开宣传就会随之而来，然后还有台湾特务和其他的政治流氓正在寻找这类目标！我希望两个女孩能从中吸取教训，以后要离生人远些，像你明智地警告她们的那样。……感谢你对两个女孩的一切友好照顾！”

　　这以后的短短几个月里，宋庆龄的书信中不断提到永洁，特别是为她吃不惯西餐着急。

　　“我那个小的被监护人永洁获得奖学金去纽约了。她吃不惯，也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很想家。”

　　“你和你亲爱的母亲来看我时，我的两个小家伙（一对姐妹）正好不在家。她们在我这里已经十四年了，约兰达现在二十二岁了，在一家电影厂工作。她的妹妹詹尼特十九岁，刚得到一份助学金，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预备学校学习。她在那边很想家，这小姑娘觉得很难适应那里的风俗习惯和环境，加上她又不爱吃西方食品！”

　　“我抚养的永洁在纽约好想家，她在那里吃不惯！”

　　“可怜的詹尼特很想家，我在这个冬天里也很想念她。”

　　“约兰达说，她很快会给你去信。她忙于电影制片工作，很快将去天津、广州、鼓浪屿和海南岛。她很瘦，同詹尼特一样，有胃病。我希望詹尼特夏天能回来，做一次体检——在美国做体检太费钱。”

　　“永洁来信告诉我说，她乘一次公共汽车得花五十美分，而这里只需五分或一毛。她只申请到一笔小小的奖学金，包括食宿，没有钱买衣服和旅行。我听说她每月都有几次胃痛，她的身体不是太好。因此我建议她今年夏天回来一趟，带一个旅游团来，她可以做他们的导游和翻译。不过我不知道这样做可能不可能。我们不会接受别人的赞助，她必须工作挣钱。这件事我只告诉你。我不知道我的计划是否可行。”

　　一九八○年，隋永清准备结婚。宋庆龄为她想得十分仔细。宋庆龄以自己的名义向一些亲近的朋友发出参加隋永清婚礼的邀请。亲自为隋永清操办了婚事。婚礼开始前，在即将举行婚宴的大餐厅的备餐间里，宋庆龄抱着永清大哭了一场。

　　一九八○年九月，宋庆龄就永清的婚事写信给廖梦醒：“我亲爱的永清于八月一日下午四点钟在我家快速而简朴地结婚了。我不想打扰朋友们，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你。只是办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她穿了一件白色的中国旗袍，看上去很漂亮。她在不少求婚人中挑选了一个比她年龄大得多的男人。我并没有反对她，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生活。他们住在十八层楼的一套两居室里。电梯晚上九点钟就停运了，所以他们发现有很多困难。每天上晚班到凌晨三点钟，在劳累一天之后，还得爬楼梯到十八层！我希望他们十一月份能搬到离我近一点的地方。她的家具也都是二手货，但是两口子用已经足够了。”“从我家到永清的家坐车要半个小时……她和演员丈夫来来去去离不开自行车。”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她对永清无尽的牵挂。

　　隋永清结婚后，仍然经常来看望宋庆龄，但终究不能朝夕相处。宋庆龄对此很不适应。仅仅两个多月后，她便在给友人的信中哀叹：“孤独是很悲哀的，尤其是我的健康状况不佳。”又过了十二天，她忍不住写信给王安娜，明确地表达了感到孤独的真正原因：“自从约兰达结婚到现在，我一直感到不舒服，不时犯支气管炎什么的，不过内脏没有毛病。我已去医院做过X光透视和检查，也许心理原因要大于身体原因。”

　　正像廖承志所担心的，宋庆龄实在是太寂寞了。这寂寞是她将自己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当收养了隋氏姐妹后，她得到了一些补偿。然而，与这一点点补偿相伴而来的，是像一盆盆脏水一样泼来的恶毒的谣言。她一语不发地忍受了这一切。共同生活了十多年，隋永清已经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成了她的精神依靠。而一场热闹的婚礼后，宋庆龄的身边重又是一片虚空。年轻时她可以咬牙挺住。可是，这时的她已经八十七周岁了！

　　这一年的年底，她致信王安娜，对她深深牵挂的两个女孩作出评价：“永洁在美国读书，打算一年内读完两年的课，很辛苦。她是‘文化革命’的受害者，那时的小学生不许学历史、数学、地理等课程。她经历了一个多么可怕的时代！但她认真勤奋，每天学习十八个小时。她的视力因此受到了损害，现在必须戴上眼镜。两个姑娘都很争气，使我感到莫大欣慰。”

　　一九八一年初，隋永清到福建厦门去拍摄电影《海囚》。这时罹患癌症的老保姆李燕娥正住在北京，病情日益严重。宋庆龄忧心忡忡。二月五日正是农历大年初一，李燕娥病逝。宋庆龄为她处理了后事。这以后，宋庆龄的心境悲凉，身体也出现问题，断断续续地发烧。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隋永清从福建的来信仍带给了她一些安慰。三月八日，她特意把永清的信转寄给沈粹缜，让她也能了解永清的近况。第二天早晨，宋庆龄自己下床拿东西，因虚弱摔倒。虽未骨折，但开始持续体温高，卧床不起。十四日，她被诊断为“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二十七日，工作人员奉命写信给隋永清，让她回北京。然而，这时拍摄十分紧张，永清离开会影响整体进度。四月十五日，隋永清从福建打电话询问，得知宋庆龄病情严重，便即刻赶回北京。永洁准备担任导游和翻译的美国旅游团马上就要启程来中国。但是，宋庆龄病情的迅速恶化，还是迫使她提前回到了北京。

　　五月二十日，宋庆龄的病情有所好转。廖承志去探望时，她很清醒。两个人用英语交谈了二十分钟。其中，宋庆龄特地谈到了隋氏姐妹。她对廖承志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是看着她们长大的。隋学芳也是你的朋友。你要关照这两个孩子。”第二天，廖承志通知隋氏姐妹到他家，向她们转达了宋庆龄的意思。也就是在这一天，并不十分清醒的宋庆龄在午饭时，对保姆顾金凤说：“叫永清吃冰激凌……永洁在哪儿？找她来。”

　　宋庆龄很担心隋永清日后的生活。所以，在生前她曾分几次将一些纯属自己个人的物件赠送给永清。她说：“将来你的日子过得好，这些就是纪念。有困难，可以用来换些钱。”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带着对隋家姐妹的牵挂，宋庆龄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