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晚清，西方文化汹涌而来

　　◎[美]阿瑟·贾德森·布朗

　　美国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阿瑟·贾德森·布朗博士在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来到中国进行社会调查，一九○九年又来了一次，写下了十七本调查日记。一九一二年，他完成了The Chinese Revolution I一书（现译为《辛亥革命》）。此书成稿的时间离武昌起义仅一百六十二天，离清帝逊位仅三十七天，当有些人还不敢断言满清帝国真正死亡时，布朗博士已在书中写道：“一个新的中国诞生了！不管她的未来走向如何，不管她从专制走向共和的过渡期有多长，我们都不能忽视一个共和制的中国已经诞生……”

　　《辛亥革命》一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翻译出版。由于作者大量引用了自己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自己想象的晚清。现将书中介绍的当年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的部分材料摘录如下——

　　西方思想的涌入给中国带来积极的影响。各国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建立教堂和学校。如今，西方教会在中国建立了二千零二十九所私立小学，一千一百十六所私立中学、大学，以及师范、医学、技术和工业等专科学校。教会在中国兴办教育的这股热潮中，美国基督教会一马当先——中国当时只有十六所大学，美国建立了其中的十三所。

　　亚瑟·H·史密斯先生提供了另外一个数据，中华教育会（一八七七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成立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会员都是美国人，这个基督教的教育机构每三年召集一次教师大会，讨论中国的教育问题，提请中国的各种教育机构采取统一行动。此外，中国全部的女子学校都是美国开办的，目前美国在华设立的小学、中学、大学、专科学校等各种教育机构的总数已经超过一千家。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也在中国设立了很多教育机构，他们正计划在中国开办更多的教育机构，其中包括英国设在汉口的牛津——剑桥大学。

　　长期以来，教会学校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国的年轻人过去一直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天朝上邦，周围的邻国只不过是一些半开化的野蛮国家。教会学校告诉他们：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强大的国家，它们的教育和文化的先进程度远远超过中国。这个过去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民族现在已经见识到其他国家历史、文学、艺术、科学和哲学的魅力。在中国人惊讶的眼神中，异域思想和实践王国的大门对他们敞开了。

　　天生勤勉的中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些新知识的意义。西学的风潮迅速席卷中国大江南北，中国的读书人如饥似渴地阅读欧洲和美国的书籍。中国几十个城市的出版机构迅速崛起，出版社的印刷厂不得不加班加点，以满足中国人的求知欲望。西方教会的印刷机构成倍扩大，他们把先进的金属版印刷技术带入中国，如今中国传统的木版印刷已被其取代。教会的出版、印刷机构，已经有一些具备了很大的规模，它们在向中国推介西方文化上举足轻重，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就是由中国基督徒兴办的出版公司，它已经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巨头。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使用告示和揭贴来传递信息，但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前，中国基本上还没有本土的报业，只有北京和一两个沿海城市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小规模报社。如今，中国已拥有二百余份报纸，中国的报纸发行事业正在大规模地迅速扩张。中国的官员阶层原本极少关注新闻，现在则成为了报纸最重要的读者群。到了一九○九年，中国的绅士们——那些与中国地方政权密切关联的、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士们也开始购买或征订某些影响力颇高的报纸。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于知识的渴求难以抑制，他们对于改革的要求也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

　　在很长的时间内，只有教会学校能向中国学生提供完整的现代教育课程，中国传统的教育机构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过最近几年，中国人已经意识到，是时候彻底抛弃背诵孔孟经典、学习八股文章的老式学府了。过去，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题目都是关于上古的问题，无法选择经世致用的实用性人才，一九○一年和一九○五年的圣旨废除了科举这项老旧的传统，改试策论，让报名参加考试的人员，写作关于西方科学、政府、法律和种族问题的短文。这样一来，学生们立即如潮水般涌入教会学校，报名者实在太多，令招生人员和教师们应接不暇。中国人从未如此热衷于购买国外的书籍，因为没有它们就无法通过考试。李提摩太曾列举过一些数据，一九○二年一年上海全市购买的教科书总价值为二十五万美元；西方书籍在中国从未如此火热过。

　　清末一些官员对于现代教育制度的推崇和改革建议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一九○五年，清政府设立学部。一九○八年，清朝皇帝颁布的一道有关教育的上谕中说：凡男童年逾八岁者应入学，违者责其父母亲属。无父母亲属者，由本地官员负责其教育。各省总督应敦促属下兴建学校。以此圣谕广布天下。

　　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提倡，新式学堂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结出果实。举个例子，仅仅是教授工程学课程的较为有名的学府就有：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今上海交通大学），太原府的山西大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和天津的北洋大学堂。学生数目也是爆炸式的膨胀，仅仅在奉天就有五十所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总数大约有七千五百名。

　　清末，清朝政府学部管理的学堂有四万二千家，在这些学堂中，有六万四千名监督以及八十七万五千名学生。清政府的目标是在未来五年内，让每四百户家庭拥有一所小学，在未来十年内建立可供四千五百万学生使用的学校设施。现在，旧的科举号舍已经杂草丛生，新式学堂体系完备且设备先进。广东省原来的科举考棚规模宏大，有一万一千余间号舍，现在它的原址之上矗立着广东省新建的公办学堂。

　　现代教育也已经深入到满清贵族子弟之中。我曾造访过北京的八旗子弟中学，感到非常震憾，因为我看到满清贵胄子弟手中拿的竟是美国的教科书。我还参观过几所公办学堂，虽然他们的教学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教学设备相当精良。他们的教学质量止步不前，主要是因为没有称职的老师和教材。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东方国家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这一点在中国人身上尤其突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做官。这一宗旨在中国的学堂教育中仍未改变，学堂设立的目标，还是更倾向于培养优秀的官员。这对于一个急需现代科学启蒙的国家来说，是一个误区。我认为，处于现代教育事业发展初期的中国，应该培养更多的教师，而不是官员。不过，虽然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步伐已经稳步迈出。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正在学习英语。许多高等学府，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和广东的基督教大学的管理者都认为，既然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如此高涨，完全可以用英语做课堂作业。赫伯特·斯宾塞、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许多西方的哲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文学家现在在中国都有了自己的忠实读者。英文也渗入到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清政府在一九一○年下发敕令，允许在科技说明中使用英文，现在中国的火车票和列车时刻表通常用中英双语印刷。

　　中国有一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或是曾在教会学校中接受早期教育，或是受到传教士掀起的知识热潮的影响，他们远赴欧洲或美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完成学业。

　　受这批留学风潮的影响，许多地方督抚，甚至清朝中央政府也开始遴选优秀的年轻人出国留学。这些留学生最初学成回国时面对的是怀疑与厌恶，有些人甚至被扣上对朝廷不忠的帽子饱受牢狱之灾。不过，他们很快凭借过人的才华崭露头角，并逐渐受到重用。

　　美国政府将超出自己在义和团运动中实际遭受损失的大部分庚子赔款归还中国后，清政府与美国国务院达成了用退还的庚款培养中国留学生的协议：前四年每年送一百名学生，后二十九年每年送五十名学生赴美留学，每名学生须修习七年美国的课程。为了保证这些中国留学生是百里挑一的，并接受过必要的预科培训，北京成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负责从各省遴选优秀学生。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华共有三百五十名学生，各系都有经验丰富的外籍教师任教。现在，总共有约七百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留学。越来越多的从美国高校毕业的学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军人物。

　　学习了现代知识的中国学生多数拥护革命。据统计，百分之九十五的曾在国外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后来成为了革命思想的拥护者、传播者，甚至领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