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加藤嘉一
正当我们对经济的高速发展充满喜悦和自豪之际,听一听旁观者的议论,是不无裨益的。
加藤嘉一是一位日本青年,《新周刊》杂志称他是:“新锐的国际政治观察家,在民间外交中争到重要话语权。他的独立独行的观察所得,为携手中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角度和有意味的观照”。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他所撰写的《中国的逻辑——一位日本青年所看到的中国》一书,透露了他对中国现状的种种看法。现从该书中摘录一节,以飨读者。
我一直关注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摸索其规律和模式,这样有利于与他们沟通。在我看来中国是文化、习俗、惯例等味道浓厚的社会,它们几乎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身心上。然而有些现象确实不可思议,对此虽然我也尽量想办法加以解释,想借此提出我眼中“中国人的不可思议”。首先声明,这些都是相对的,不是彻底普遍的,更不是永恒意义的。
一、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国家的“消费税”是百分之多少?征税是每个国家的生存之道,消费是每一个国民的生存之道,国家是依靠国民纳入的税金被养活的。在日本,消费税多少是国民最密切关注的大事,如果政府搞不好这一点,一定要下台了,内阁要垮台了。5%和8%是彻底不同的概念,但几乎所有中国人不知道自己购买商品的时候被国家扣了多少。
二、中国人为何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个“血型”?日本人习惯问血型,中国人习惯问星座,这是一种生活上的悠闲,没什么,但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血型,成问题。“血液”对人的生存是决定性的。我小时候遇到过车祸,出了大量的血,迫切需要输入血液,若那时父母不知道我的血型就惨了,我就基本没命了。知道血型,这是常识,不要等待“到时候”在病床上查清。
三、中国为何有那么多“博士官员”?我认识的许多官员都有博士学位,但他们在读期间依然忙着当官,不怎么上课,似乎也不具备写学术论文的素质,他们通过发挥官员本身的优势,以向教育机构提供政治优惠等方式去“换取学位”。中国的博士学位难道那么“便宜”吗?在日本,这种做法绝对行不通,若有如此政治家或官员,就会被媒体曝光并永远失去身份。我认识几个日本博士官员,他们一般都放弃职位或停职,专门付出一段时间和精力去拿学位,而基本没有所谓“在职研究生”。
四、中国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严重缺乏对“性”的认识和把握。上次我跟一个几乎同岁的中国女孩聊天时对方谈到:“性交不是经嘴巴完成的吗?”我一时语塞,怎么有这样的理解?据我观察,许多中国年轻人对性没有正确的理解。这是牵涉到生育的大事,应该重视起来。在日本,从初中开始开设“保健体育课”,男女生一起接受性教育并一起讨论。而许多中国老师把它当作忌讳不深入展开,孩子们则通过所谓“A片”享受性故事,这不能不说是深远的社会问题。
五、中国人为何在开会时不把手机设置成静音,还大胆接电话?不觉得很失礼,没面子吗?这与中国的“面子文化”自相矛盾,不仅影响会议效果和秩序,还阻碍了和谐与发展。说实话,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每次特别想站起来好好教训那些毫无礼貌的所谓专家学者。中国的会议现场往往都是人越来越少,刚开始有很多人,茶歇一次,大家交换名片,将近一半的人达到目的就离开。在华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出席到最后的往往是外国人,中国人除了主办方或与它相关的人之外都基本提前退席,去忙自己的事。在我看来,这种普遍存在的作风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形象。
六、中国人的电动扶梯为何不连接在一起呢?为何上下楼梯需要绕到另外一侧呢?这样很麻烦,要是遇到那些在公共场合上表现很不文明的人阻挡走廊,就要花很长时间,严重浪费时间资本。我知道店方是为了让客人多看看产品,尽量促进消费,但这样造成人的流动陷入严重低效,从社会运转效应看绝对弊大于利。
七、中国人为何不回电子邮件,或回得那么慢呢?我已失去耐心与中国人用电邮沟通了,只好打电话、MSN或直接见面谈。是中国人没有用电子邮件的习惯,还是根本忽视我这个人?这是许多老外之间普遍的“抱怨”。我跟其他日本人或外国人之间几乎是快速、同步来回邮件,这被认为是信任的基础。其实,电邮既能节省见面的成本,与电话相比更能沉淀下来整理思路,反而提高办事的效率和成功率。在我看来,中国人没有明白通过电子邮件沟通的优势何在。
八、中国为何有那么多“闲人”?我知道中国人多,许多人下岗失业。但不说外地,连北京这一世界中心任何时候都能看到闲人,他们天天与邻居聊天、打麻将、下棋。难道他们真的没有可干的事儿吗?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中国至少有三至四亿闲人。我发自内心地想知道,那些闲人是靠什么吃饭的?是国家补贴?亲人给钱?还是赌博呢?
九、中国为何有那么多没有手纸的厕所?五星级酒店基本都有,但许多商场、超市、餐厅、书店、公厕等地方都没有放置手纸,这不仅给使用者带来不便,也造成厕所变得更乱、更脏。从保持卫生、文明、秩序的角度出发,不管是公共还是私营,我觉得,国家还是需要制定有关规定,要求所有公私场所务必准备手纸比较现实。
十、中国的家长为何“干涉”孩子那么多年?许多家长在孩子大学毕业之后还要给予照顾,包括买房买车、就业、搬家等。长此以往,不管这个年轻人多聪明,他都无法靠自己的双腿独立走下去。在日本,孩子基本上高中毕业就半独立,只要大学学费的一半,其他都自己打工。大学毕业就彻底独立。日本孩子是向父母借钱的,我至今还有五万多人民币没还。
梁漱溟未能真正原谅冯友兰
一九二二年,梁漱溟先生轰动学界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版。冯友兰读完梁的这本著作后,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给梁。梁漱溟将此信保存了六十余年。在“批林批孔”运动结束约两年之后,梁漱溟先生翻阅旧札,又检出冯友兰先生这封长信重读了一遍,看后不胜感慨,在信末空白处,写了这样一段话:
此芝生往昔从美国寄我的一信。芝生年岁略少于我,今亦超过八十。一九七三年春(按:系1972年之误),我在他家午饭,谈甚久,临别时他诵《论语》“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句,乃分手。不意秋后(按:梁记忆有误,应为隔年秋后)他竟以批孔鸣于时。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印)
尽管梁漱溟与冯友兰早年有师生之谊,而后七十余年又同为中国当代新儒家之最,私交又相当密切,但梁漱溟却一直未能真正原谅冯友兰在“批林批孔”中的过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