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江青与辩护律师

　　◎王　凡

　　在审判“四人帮”时，被指定为“两案”辩护组组长的张思之先生，原被安排担任江青的辩护律师，后因江青拒绝而未当成。当初，张思之与江青接触时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聆听历史细节》一书中，透露了部分细节。现摘录如下——

　　一九八○年，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成立后，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受命负责法庭管理工作。这包括法庭的布置，法庭的保卫，提供执法器具，组织律师辩护，联络证人出庭，等等。辩护组成员的名单很快拟就，以北京、上海的专职律师和法学家为主。陈卓亲自出马，不料一开始就吃了一瘪。原定辩护组组长、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陈守一，不仅对组长一职坚辞不就，而且在推荐由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甘雨霈替代自己后，反复声明对辩护组的工作一概不闻不问。结果时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张思之不得不勉为其难，担任辩护组组长。

　　十七名组员悄悄地住进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他们被告知要严守秘密，甚至不能与家人联系。但是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一位准备做王洪文指定辩护律师的名字出现在外电报道中。不少外籍记者四处打探这位辩护组组员，甚至把电话打到二招。走漏风声者随即被取消了辩护人资格，整个辩护组又转移到了国务院一招。

　　翻阅案卷、介入审判的准备是仓促而紧张的，公诉方面的工作至此已经进行了不止一年；而从辩护组集合到开庭的时间，则仅在一月之间。

　　一九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京郊秦城监狱传出消息，江青向监所方面提出要求：“想请律师替我说话。”

　　当辩护组的组员们在疑虑不安中等待之际，江青也在为律师之事转动脑筋。十一月十日，她接到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特别法庭通知她，可以委托律师辩护，也可以请求法庭为她指定律师辩护。

　　江青对前来的审判员说出自己的想法：“我考虑了三个人，一是史良，因为她是有名的律师，又是女的，我认识她；再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我过去陪主席接见时认识的。”审判员告诉江青：史良年龄大了，走路要人搀扶。刘大杰年龄也很大了。他们都无法出庭辩护。其实，刘大杰当时已经去世。

　　“哦，这么说，我考虑的第三个人年龄也大了。”江青若有所思，“能不能让亲属辩护呢？”她自言自语地数叨起来：“主席的二儿子神经不好，我生的一个被林彪逼疯了，贺子珍的一个口才不好……”“法庭可以给你指派两名律师。如果你认可，就介绍给你。”江青最后同意见见法庭指派的律师。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一个无可更改的决定落到张思之头上：明天上午，与朱荣华一道去见江青，弄清楚她想见律师的真实意图。如果她愿意请律师出庭辩护，就全权承担下来。

　　“你与朱荣华的身份和专长，已经通知监所转告江青了。抽时间看看预审时的录像，增加点对她的感性认识。”决定的基本内容就如此简短。张思之随即找到朱荣华，“得细心地估量一下这次会见的进程，设计出几个相应的方案。”他俩交谈着，讨论着，草拟着……直至深夜仍无睡意。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张思之等七八个人来到秦城监狱。根据安排，律师们由监狱负责人贾政委陪同，观看人犯的生活环境。穿过数道警戒，战士们无一例外地查验罢贾政委出示的证明函件，方才放行。

　　进入牢门，他们从观察孔望去，江青的牢舍内放有一床、一桌、一椅。几本书摊于桌上，一只小箱横陈在侧，杂物不多，倒也干净。江青斜坐床沿，正用手平整着一件黑色棉背心，整平叠好，审视了一番，才放在床头。她或许感到了室外的动静，站了起来，走到房中央，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回到床边，歪倚在被子上……她在想什么呢？

　　来到距牢房不远的会见室，朱荣华示意看守传唤江青。江青进来时，穿着刚才平整过的棉背心。她看了看在座的人，似乎想给人谦和的印象，没等律师说话，她先微微欠了欠上身，像是鞠躬示礼，又带着常人不具的矜持。张思之请她坐下后，她并不抢先发话，而是在等待。

　　“我们是律师，特别法庭向我们介绍，你要求请律师辩护。有什么要求或问题，凡是与你的案子有关系的，可以同我们说。”“噢，你们是律师。我向特别法庭提过，要委托史良做我的律师，法庭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特别法庭的意见，我们没听说，但作为律师，我们可以告诉你，这个要求很不恰当。史良现在不是律师，年事已高，不可能出庭为你辩护。”“请你把声音提高点。声音太低，我听不清楚。我耳朵有毛病，当年用镭治病给搞坏的。”江青抱怨道。

　　朱荣华想反唇相讥，张思之示意不必，和缓地说：“可以，请继续讲。”“我请史良，是因为她敢替我辩护。至于你们……”她吞而不吐的，显然是“大概没那个肚量”的挑战性语言。张思之不想就此引起争辩，沉默不语。江青似乎感到没趣，转而说：“检察员不止一次对我说，‘谁敢替你辩护呢？’”顿了顿，她又说：“替我这个案子辩不容易噢！得学好多东西！得学‘九大’报告，‘五一六通知’‘十六条’，不学习那些党的文件，不可能替我辩！”

　　“你扯得太远了，律师办案子，哪些文件应当学，哪些东西不必看，我们自会安排。现在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你必须明确表态，是否要求委托律师辩护。”张思之感到她简直是在胡搅蛮缠。

　　“我讲过多少次了，我身体不好，易忘，易激动，有时感情一激动就说不出话来。因此想请个顾问，在法庭上好替我说话；我有不懂的问题，可以同顾问商量。”

　　“这个要求，没有法律根据。替你说话，不是律师的职责。这种出格要求不可能被接受。但作为辩护律师，对于被告人提出的问题，只要与案子有关，都会作出答复，这也可以说是起到了顾问的作用。”张思之耐心地告知江青。

　　“那好！我请你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公诉？我的案子是谁起诉的？”

　　这个问题本可以不回答，但朱荣华还是宽容地翻开《刑事诉讼法》，依据第一百条简明扼要地做了解释。江青把手放在耳根后，听得很认真。朱刚有停顿，她便高声叫道：“检察员江文为什么欺骗我，他说还没和我谈完，怎么就起诉了？”

　　朱荣华说：“没谈完要看什么问题，起诉方觉得犯罪事实查清了，证据也充分了，就可以起诉。被告人想说的很多，起诉后还可以……”

　　江青没把话听完，又嚷道：“我要控告公安部！他们那不是侦查，是法西斯绑架！绑架之后，把我扔在地板上，六个小时没人理我……”

　　张思之觉得有必要控制住她越扯越远的话头，插言说：“你的所谓控告，在你没有正式表示委托，或正式请求法庭指定我们做你的辩护律师前，我们不能就实质性问题对你作出回答，甚至我们现在的谈话，也难以继续下去。”

　　江青没想到张思之会毫不客气地打断她的话，勃然大怒，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声音更高了：“我最怕别人打断我的话，一打断，我就紧张。我是个病人，原来血压低，现在血压高，耳朵也不好，又神经衰弱。你这态度……”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态，随即转而用和缓的语气说：“可能与你的职业有关吧？”

　　言来语去，张思之已经洞悉江青在试图控制此番交谈，决定不让她牵着走，再次追问她是否打算请律师辩护。江青好像在极力躲闪正面回答，又把话岔开说：“我请你们，是要你们跟他们辩，可不是让你们跟我辩。”她自以为抓住了理，接着说：“他们，就是叶、邓，我的立场与他们不一样；一样，我就不到这里来了。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

　　“你的话离题太远了！”张思之感到不能让她这样东拉西扯，再次制止她。“你说话不要那么大声嘛！我有病，我怕你的声浪的震动。”“你刚才要求我们说话大声点，现在又出尔反尔！”朱荣华也有些气愤。“现在距离近，我已能听清楚了。”“既然听清楚了，就把你的结论告诉我们，请律师，还是不请？”

　　江青的情绪在急剧变化，显出激动的样子，眼圈也红了，低下头轻声细语地说：“我是想请个顾问，可不是以犯人的身份委托。”“你对起诉书的意见，只有与你建立了委托关系之后，我们才能考虑。”朱荣华说。“按宪法、国法、党纪，我都没罪。”她斜过头，对着朱荣华，不理张思之：“你要相信他们那个（指起诉书），怎能替我辩护呢？”“那是第二步的事，首先你要决定是否请律师！”

　　江青依旧回避着，突然用手指着朱荣华放在桌上的袖珍本法律汇编，说：“你那本刑法、刑诉法，是不是可以送我一本？”“这种要求，你应该按规矩向监所提。”“这么大案子，连一本小书都不肯发，这么吝啬！”“如果我们成为你的律师，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代你提。”

　　“你们是那边的人，那就不能做我的律师！”江青终于失去了耐性。“那么，你的意思是不请律师，或者是不请我们做你的律师，对吧？”张思之针锋相对。江青感到不应一下说得过死，马上转圜说：“你们再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可以，但今天一定要告诉我们考虑的结果，我们没时间久等。”的确，此刻距离开庭，只剩下一个星期了。

　　“我理解，很理解。我的问题那么复杂，材料那么多，你们工作量会很大……呵，问题多，都是我们党内的事。哦，现在我不是党员，被开除党籍了。不过，那是他们把我开除的！”她又借机发泄内心的愤懑。

　　又费了一番口舌，江青才答应下午三点前告知考虑结果。该退场了，江青恢复了来时的谦和，点了点头说：“你们不会怪罪我吧？我谢谢你们！”

　　江青同律师见面后，找到监所负责人贾政委，说：“今天来的律师，一看就知道是代表官方的。那姓张的律师，是什么长字号的，本身就是官方成员，看他那么凶，怎么可能为我的案子辩呢？”贾政委问她打算怎样，她说：“我要朱律师，他好；不要张。”贾政委提醒她，朱是张的助手，抛开主办要助手不合适。江青强调她可以选择律师。

　　法庭后来又推荐北京律师协会副秘书长傅志人接替张思之，傅志人和朱荣华又见了江青。江青认为起诉书否定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把她和林彪列在一起不伦不类，要律师按她的基调辩护，被律师告以其责任是依事实及法律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做代言人。江青一气之下，又回绝了他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