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谁把吴祖光打成“右派”

　　◎张　颖

　　吴祖光（1917－2003），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老人之一，他是位著名戏剧家，主要代表作有话剧《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并导演了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程砚秋的舞台艺术》。然而，在一九五七年却被打成“右派分子”。究竟是谁把吴祖光打成“右派”的呢？有的说是周扬……三联书店出版的《文坛风云亲历记》一书中介绍有关情况，现摘录如下——

　　一九五七年三月间，毛泽东主席作报告发动党内整风，特别希望群众和党外人士对党的领导提出意见。那时我是《戏剧报》常务编委，主持日常工作，田汉是主编。当时中国剧协即成立了整风领导小组，田汉是组长，我也是成员，具体操作是孙福田、伊兵两人。他们都是刚调来剧协不久，其中孙是从河北省调来，伊兵则来自上海。两人的共同特点是要到剧协掌实权，他们的职务都是副秘书长，而剧协的主要业务工作则是在《戏剧报》和《剧本》月刊。他们在戏剧界资历浅亦无作品，一般情况下，不可能掌握主要业务领导，所以只好另找他途。数十年的经验证明，在党内斗争不正常的情况下，肯定有人利用时机搞不正当活动以达到个人私欲。伊兵就是利用“反右派”时兴风作浪。在党中央号召开门整风，推向社会时，伊兵等就要搞大鸣大放。《戏剧报》是全国戏剧界的主要舆论阵地，要首先带头鸣放。其实在北京的戏剧界知名人士，对党领导也没有特别意见，就是有意见也都在单位内说了。为了造声势，领导小组决定，《戏剧报》应该首先鸣放起来。于是我在《戏剧报》编辑部内传达指示，并派出了《戏剧报》内几乎所有记者以及编辑，约有十数人在北京各戏剧院团，其后到上海、武汉、四川等地去采访，动员大家提意见，要大家鸣放。最初几天，没有人积极响应，于是我亲自给吴祖光等人打电话，告诉他要派记者采访他，希望他不要有顾虑，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其实他最初是碍于情面才接受采访的。记者回到编辑部写了一篇采访吴祖光的报道，文章中主要谈到文艺工作的领导许多都不是内行，所以常常会因不了解情况而瞎指挥，使文艺创作不能很好发展，解放前许多有名作家也写不出好作品。这样的意见其实相当普遍，而在各个专业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戏剧报》发表北京及各地戏剧界人士的鸣放报道约有三期（当时为半月刊）。到6月初，风向突然转变。《人民日报》刊登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击右派猖狂进攻，很快全国各地掀起“反右派”的大浪。中国剧协内首当其冲的是《戏剧报》。《戏剧报》按党的指示发动大家提意见，立即变为煽风点火向党进攻的罪证。田汉在《戏剧报》发表了几篇文章，如《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被视为向党进攻的“右派”言论。于是孙、伊两人立刻夺了“反右派”的领导权，在剧协内发出了抓“右派”分子的号令，《戏剧报》编辑部就成了剧协“右派”分子的大本营，全编辑部记者和编辑约百分之七十都成为“右派”分子。我一时被打糊涂了，在党的领导小组内我反对这种做法，记者编辑是按党的指示去发动群众提意见的，怎么就变成煽风点火向党进攻呢？当时是我布置记者们去活动，责任不在他们。伊兵当时指着我说：“你就是《戏剧报》右派的头目。”过了几天，“反右”斗争更扩大了，要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他们说没有知名人物当“右派”分子怎么行，于是在《戏剧报》上找到了采访吴祖光的报道，是对领导提意见的，“外行领导内行”是当时的尖锐问题。领导小组上报材料中就提出了吴祖光。我听了后十分震惊，于是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吴祖光的意见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且是我们特意采访他才说的善意批评，怎么能看成反党言论而定“右派”呢？伊兵说这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这是阳谋。我们争吵起来，反正我不同意，共产党历来都是光明磊落的，决不能做这种不讲道理的事。那时田汉的两篇文章已经在党内受到批判了，他心情显得十分沉重，一言未发。伊、孙两人就把剧协定“右派”名单上报文联党组了。而我在两天之后，即被撤销党的职务，不几天伊兵就来接管《戏剧报》，成了《戏剧报》主编，声称我思想极右，撤职检查。

　　据我所知，当时吴祖光的材料上报后，文联领导认为还不够，于是特别又召集一个座谈会，让一些有所谓“右派”言论的著名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包括吴祖光等人继续鸣放，并就此组织成一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报道。参加这次座谈会发言的人，几乎都被定为“右派”分子。而吴祖光的发言，其实没有更多的内容，只是见报时被加了一个吓人的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当时这就是典型的“右派”言论了。我记得这篇文章伊兵拿到编辑部来已经是打印好的通稿，准备在《文艺报》、《戏剧报》上同时刊登。而这样的标题显然不是田汉所写。文联“反右派”领导小组拟定各协会“右派”名单时，田汉仍是剧协党组书记参加讨论。伊、孙两人是领导中的积极分子，也参加了。

　　四十多年过去了，吴祖光被打成“右派”分子，不仅他一人受害，而且全家遭殃。虽然时光逝去，但总抹不掉心中创伤，一触到这件事，他还愤愤难平。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作为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始终感到内疚，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宽大释怀，但很难做到。董健写了一本《田汉传》，一九九六年在北京出版。在这本书中有一段关于吴祖光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叙述。我不知道董健是从哪里得到当时那些似是而非的情况，写得如此详细具体，摘录如下：

　　一九五七年这一“关”，田汉总算过了。他只是因为那篇“请命”的文章受到了批判，并没有被划为“右派”……身为剧协主席，他必须亲自主持剧协“反右派”斗争批判大会……一次次批判“右派”吴祖光的大会都是他主持的，有时还要发言。

　　人到无可奈何之时，往往会欺骗自己，以臆造的“逻辑”安慰自己失衡的心。田汉强迫自己相信，吴祖光既然被定为“右派”，那他就一定是反党的；尽管我田汉说过的话和他吴祖光说过的话表面相同，实质上是不同的……但将这篇发言发表时，田汉却大笔一挥，将标题定为《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一改动，性质大变，这样做，可害苦了吴祖光！

　　我认为，这番叙述是猜测和心理分析，而不是历史真实，作者对当年复杂的矛盾斗争情况，是不了解的，因而又引来新的麻烦。

　　当吴祖光知道了有这一段描述后，立时就信以为真，于是又勾起了他内心的愤怒，认定当年是田汉为了保全自己而陷害了他。一九九八年吴祖光带着他的爱妻新凤霞回常州老家探亲，新凤霞不幸突发脑栓塞，不治身亡。祖光悲痛欲绝，撰写纪念文章，感到新凤霞的病是他被划“右派”所累，又联想起了董健书中所述田汉害他之事，难免文中痛责田汉，文章刊登于香港《明报》，很快被台湾一些报刊转载，吴祖光受了冤屈，使他大半生都过得不舒畅，田汉在“文革”中惨死狱中，这都是使我辈人很感悲伤的事。而今几十年过去之后，田汉又背上这个黑锅，更使人难受。

　　就在二○○○年，陈明远先生想要化解这两个前辈朋友之间的误会，应该说是出于好意，他于是作了些调查也核实一些情况，说明当年把吴祖光划为“右派”并不是田汉主持的。他给我打电话，我记得这次电话中谈的内容主要是两点：一点是“反右派”当时我主持《戏剧报》工作的真实情况，另一点是他说在调查中看到一些资料，可以说明吴祖光被划成“右派”，并不是田汉所为，董健书中的叙述，没有事实依据。在陈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我根本没有和他见面，也没有先看过他的文章。而当他的文章发表后我阅读时万分吃惊。文中居然写道，曾经采访过张颖，她是当时的知情人，张颖说，错划吴祖光为“右派”分子的是周扬。我读着这篇文章真是哭笑不得。我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周扬的名字。怎能如此无中生有呢？这真是把一潭水搅得更浑了。

　　那么，究竟是谁划定吴祖光为“右派”分子的呢？肯定不是田汉。因为那时候他已经没有了权力。周扬也不是，周扬虽有这权力，但具体到某个人，他也不能专断定名。据我记忆当时的情况，中国文联“反右派”领导小组（这名字可能不准确）对整个文艺界是最有决定权的。而这个小组又由各协会的领导组成，名单由各协会提出。在文联领导小组中讨论以后，还要上报更高一层领导才能决定。

　　时光过去快半个世纪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留下的印记，留给历史学家们去研究评论吧。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来的人，如我者，受到过伤害，也可能伤害过别人，经验就留下给自己吧。

　　《新闻联播》使用最多的十个成语

　　据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二○一一年媒体关注度十大榜单”披露，二○一一年《新闻联播》节目使用频率最高的十个成语是：

　　坚定不移；一如既往；长治久安；丰富多彩；与时俱进；

　　艰苦奋斗；前所未有；实事求是；来之不易；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