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贺子珍是如何被关进疯人院

　　◎陈冠任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一怒之下，离开了毛泽东，离开了延安。在组织的安排下，她来到了苏联。身在异国，她的生活并不安宁，后来竟被送至“疯人院”。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贺子珍》一书，披露了具体经过。现摘登如下——

　　一九三七年底，贺子珍离开了延安，离开了毛泽东。

　　在组织的安排下，一九三八年一月，贺子珍到达了苏联莫斯科。一九三八年六月，贺子珍生下一个男婴。孩子所在的托儿所，医疗的水平差得很，对传染性疾病的控制能力很低。随着寒潮，伤寒流感袭来，托儿所几十个孩子全部交叉感染，贺子珍的孩子也传上了，不幸的是不久即转为肺炎。出生才几个月的孩子终于敌不过疾病，不久就死了。

　　对于孩子的离去，当母亲的哪能不悲痛？贺子珍悲痛的程度却要比别人更强烈。几天里，贺子珍变了，她的乐观积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愁眉不展，时常泪痕斑斑的苍白的脸。

　　当时，到苏联去学习的中国同志一般都不学习俄语，学校为了让大家了解时事新闻，每周几次由翻译读报，把重要的新闻念给大家听。一天，贺子珍听读报员读报，突然一条消息把贺子珍和所有学员都震呆了：

　　塔斯社的记者在延安采访毛泽东，双方在窑洞里谈了很久。记者告别时已经是晚上了，毛泽东与他的妻子江青，踏着月色在窑洞外送行。

　　这条消息不仅把贺子珍震惊了，其他知道毛泽东与贺子珍关系的学员都大吃一惊！大家一听到此，都忍不住转头去看贺子珍。随即，贺子珍离开了读报室。其实此刻，她的心里早已是翻江倒海卷巨澜。

　　啊，毛泽东已经结婚了，润之，你真的结婚了吗？贺子珍呆呆地坐在寝室里，怔怔地抱着死去的儿子的衣服，不想说话。这打击的沉重与她失去小儿子的沉重交织着，她的精神变得恍恍惚惚，迷糊时脑袋一片晦暗。贺子珍本来就有失眠的毛病，现在更是几乎彻夜不眠。

　　一九三九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到苏联治病，毛泽东托他们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毛泽东的信很简短，一开头称她贺子珍同志，而不是过去惯用的称呼：子珍。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我一切都好，勿念。希望你好好学习，政治上进步。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这封信实质上是毛泽东向贺子珍宣告：他们的夫妻关系从此结束了。

　　贺子珍收到这封信后，她最后的一丝幻想和希望完全破灭了，她流泪了。她的第一根精神支柱是小儿子，已经倒塌了；现在，丈夫这一根精神支柱也完全倒塌了，生活对她来说，太残酷了！儿子失去了，丈夫失去了，她刹那之间感到前途一片渺茫。此时，贺子珍才三十岁，遗憾的是，她走不出这个情感的围墙，也走不出一个潇洒的自我！

　　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传到了延安，作为相处了十年的毛泽东自然了解贺子珍，于是决定让他与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前去苏联。四岁的娇娇一路颠簸来到了母亲身边。

　　由于天气太寒冷，娇娇在儿童院里得了肺炎，贺子珍再三要求探亲，都被拒绝，待到儿童院通知她来见娇娇 时，娇娇已躺在太平间。贺子珍不顾儿童院领导的阻拦，把娇娇抱回了家。她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女儿，娇娇终于醒了，终于渐渐康复了。

　　一天，国际儿童院的院长来了，找贺子珍谈话：“娇娇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回到集体中生活了。”贺子珍一听急了，连忙解释说：“不，娇娇的病还没有完全好，现在还不能回到儿童院去。”院长听了贺子珍的话后，轻蔑地说：“你不劳动，不干活，难道让我们来养活你们这些懒家伙吗？”贺子珍一听，立即反驳说：“我从来不偷懒，没少干事情。我的口粮都是自己用劳动挣来的，没有吃白饭。”“你是想待在家里带孩子，不干活！你这个懒虫……当心我把你送到疯人院……”院长气势汹汹地威胁。

　　在这位院长看来，贺子珍再也不是苏共兄弟党的领袖的夫人，而是一个被遗弃的女人！贺子珍的反抗更让他怒不可遏，歇斯底里了。他是国际儿童院绝对的权威，从来没有受到过别人，尤其是中国人的批评！他马上用俄语叽哩咕噜说了一大堆的话，越说火气越大。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贺子珍没有完全听懂，但最后两句话听懂了：“你是不是发疯了，当心我把你送进疯人院。”

　　贺子珍万万没有想到，这场争吵竟然导致了最严重的后果！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贺子珍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

　　贺子珍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后，第一天，就被剃光了头发。贺子珍激烈地反抗着，大声地抗议说：“我没有精神病！”

　　但是，这里谁也不与她讲道理，一个个像聋子似的对贺子珍的抗议充耳不闻。最后，贺子珍没有办法，哽咽着说：“我还有一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求求你们，把我放出去吧，我是一个正常的人呀！”

　　“这个精神病人说话还合情合理。”一个年轻的女医生忍不住说道。

　　“什么合理不合理？！不要乱说！”当官的呵斥道。

　　就这样，贺子珍就整天与那些手舞足蹈、胡言乱语的疯子、癫狂者生活在一起了。

　　贺子珍被医生以精神病人对待，但她并不甘休，继续申辩，然而，对于她的申辩，医生们只当作是一个精神病人在说话，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强迫她服用大剂量的镇静剂，强制给她注射针剂。结果，服用了这些药以后，贺子珍这个本来挺正常的人很快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智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即使醒过来，脑子也是一片混沌。渐渐地，贺子珍饭也不想吃，话也不想说，人也不想动，甚至连女儿也懒得去想。

　　从此，贺子珍完全过起了精神病人的生活。每天，像其他病人一样，她被医生们按时喂药、注射，这些药物又让她处在神智不清的昏睡状态中。她就在这样的昏睡、清醒不断的往复中，过着日子，昏迷时，她不知道是何时走进了这个有着铁门、铁窗的牢笼，清醒时，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里呆多久，而且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年月。偶尔想起亲爱的娇娇时，她觉得像梦一样恍惚而遥远。

　　贺子珍毕竟是一个正常人，有着正常的思维和头脑，时间一长，她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医生给她服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时，那些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就强迫她服用大剂量的药，甚至捉住她按在地上进行静脉注射，这样，她昏睡的时间也长；当她静静地不说话时，他们注射和服用的药量就少。由此，贺子珍认识到，保存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

　　为了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贺子珍决心“配合”医生。于是，在医生面前，她再也不提要出院，也不说要回家，而是老老实实地接受医生安排的各种治疗。果然，在以后的日子里，医生对她也改变了态度，他们对她说话和气多了。一天，贺子珍瞅准一个机会，对医生说：“大夫，我天天睡眠很好，也不觉得心烦意乱，是不是光吃药就行了，不要打针了。”

　　贺子珍彬彬有礼，医生们点了点头，上报上去，上面很快同意把她的针药停掉。

　　贺子珍毕竟是正常人，而且还是一位很聪明的女子。她知道吃那镇静药对身体伤害极大，停止针药后，她的第二步就是想办法不吃药。但是，在医院里，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为了躲避吃药，她每次吃药时，一放进口里，就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吐出来的药，她不敢随便扔，而是藏在身上，上厕所时，她悄悄地用水把它冲走。

　　不久，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为此，医生开出处方让她去做物理治疗。贺子珍三天两头要到理疗室去理疗，这样就被允许走出病房，于是，她活动的天地扩大了，她看到的东西也多了。

　　渐渐地，她发现，自己是被关在“文疯子”的病院里，里面住着的人，有的是真有病，有的也是像她那样被诬陷为“疯子”强行关进来的。不远处是“武疯子”院，那里的“武疯子”，就是动手动脚的，他们有的被用绳子捆在床上，有的绑在柱子上，不断嗷嗷地大叫，声音凄厉、刺耳，可怕极了。

　　贺子珍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多么想早一日离开这个如同地狱一般的地方啊！

　　终于，有一天，一个医生来了。他对贺子珍说：“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贺子珍听了医生的话，非常高兴。她可以出院，就有希望回国了。但是，这位医生又说：“不过，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这对于贺子珍来说，又是个新的难题了，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进了疯人院，她就与世隔绝了，没有人来看过她，她也不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他们现在住在哪里。并且，她身无分文，连买一张邮票的钱都没有。

　　但是，这些并没有难倒贺子珍。一天，她瞅准机会，对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说：“护士小姐，我现在想给外面的朋友写一封信，可是，我身上没有钱，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一个信封，等我出院后，一定还你钱。”

　　护士小姐被贺子珍那诚挚的话打动了，她笑着说：“你太客气了，这点小东西，还还什么钱。”

　　贺子珍很快写好了信，她绞尽脑汁，想了几天几夜，还是找不到一个人。信发出后，贺子珍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每天都在盼望中度过精神病院的时光。然而，每天她的希望都落了空，并没有人来接她，也没有人来探望她。

　　转眼之间，岁月流逝到了一九四六年。

　　夏天，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丽来到了莫斯科。王稼祥和贺子珍是亲密的战友，他们曾一起经历过长征，又一起在苏联工作过。于是王稼祥决定寻找她的下落。可是，打听了好久，都不知下落。

　　一次他无意中从留学生的谈话里获悉：久无音讯的贺子珍竟然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院，与世隔绝！他大吃一惊，一方面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毛泽东，一方面立即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

　　几天后，苏联方面回答说：“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住在伊万诺夫城精神病院，她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在她进了精神病院后去了国际儿童院上小学。”

　　“她的病很严重吗？”王稼祥听后，严肃地问道。

　　“是狂躁型的，生活不能自理。”苏联的联络员回答。

　　“请转告上级，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来见一面。”王稼祥说道。

　　联络员听了王稼祥的话答应转达。一周后，他回复说：“贺子珍不便来莫斯科。”

　　“我们一定要见她一面，最好连小孩子一起见，一起送到莫斯科来。我有医生，我们要亲自检查她的病情。”王稼祥严肃地说。

　　联络员走了，十天以后回来，告诉王稼祥夫妇说现在不能见面。王稼祥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见贺子珍一面，并对联络员说：“如病情严重，见过面后仍然送她回疯人病院。如果不严重，我准备请示国内，把她送回国去。现在，我们东北的好几个城市已经解放，有了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可以继续给予治疗。”

　　在王稼祥夫妇的催促下，联络员只得又再次请示了上级，可能是有关方面已意识到了当年关押贺子珍是出于一种报复的迫害，因此仍没有给予答复。

　　王稼祥曾一度担任过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与苏联高层人物熟悉，且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经过他的多方努力，苏联政府才同意让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

　　贺子珍到了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大厦旅馆，两年多没见面的女儿也在这里！顿时，贺子珍因为这突然的惊喜昏过去了。

　　母女俩悲喜交集。当母女两个的情绪平复下来以后，她们被送到王稼祥夫妇的住处。

　　双方坐下后，王稼祥问及她的近况，贺子珍表情淡漠，有些迟钝地回答说：“我睡得好，也吃得好。”“你觉得哪里不舒服吗？”王稼祥见贺子珍口齿木讷，不知道这些年的疯人院生活已经把她折磨得没有了正常人的生活，她现在还没适应过来。

　　“我有些心烦。”贺子珍说。

　　“我现在口齿不顺，好几年没讲中国话了。小孩子同我讲话，一半俄语，一半国语。我只能在生活方面讲几句简单的俄语。”贺子珍的口齿和脑筋慢慢地开始转向灵活，说话也开始多了。王稼祥对贺子珍说：“请你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一有机会，带你回国。”

　　经过几天对贺子珍的观察，苏方同意了这个结论：贺子珍的神智完全正常。就这样，贺子珍不再重回精神病院了。她终于成了一个正常的自由人，得救了。

　　贺子珍重新振作起来了，她变得开朗起来，笑声也多起来了。因为在精神病院时，贺子珍几乎不说话，所以她刚到莫斯科时，说话还有口齿不顺的现象。三四天后，她的语言变得流畅，思维也变得敏捷多了，那呆滞的眼神、迟缓的动作，几乎看不到了。

　　一天，在莫斯科的蔡畅也来看望贺子珍。她们与王稼祥夫妇坐在一起，王稼祥对贺子珍说：“子珍，你已经有了自由，有了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了，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回祖国去！”贺子珍这时没有一点犹豫，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这是她早已深思熟虑的决定！

　　“你的决定很好。”王稼祥听了贺子珍的回答十分满意。他说：“那，我们一切还是经过组织手续来办吧。”

　　作为党的高级领导人，王稼祥考虑问题很全面，他对蔡畅说：“子珍回国是要先向党打声招呼的，因为这事关系到毛泽东的家庭问题，必须请示毛泽东。”

　　于是，他立即起草了一份电文，把贺子珍目前的情况以及她要求回国的意见，详细作了汇报。电报直接打给毛泽东，上面写了“请毛主席批示”的字样。

　　不久，毛泽东的复电来了，只有四个字：“完全同意。”

　　王稼祥收到回电后，立刻通知了贺子珍。贺子珍兴奋极了，她对王稼祥说：“谢谢毛主席给了我回国的机会。”

　　但是，当贺子珍与王稼祥商量回国之事时，她的心里不只是一个娇娇，她说：“要回国就一起回国，最好把岸青也带着走。”这时岸英已经回国了，而岸青耳朵有点背，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将他一个人留在苏联，让她不大放心。王稼祥同意了。

　　贺子珍终于回到了国内。

　　鲁迅的“遗言”

　　鲁迅在病榻上勉力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