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果戈理的伟大

　　◎蓝英年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刚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就读到丁玲写的《苏联人》。这位大作家把苏联人写得完美无缺，好极了。我本来就对苏联一往情深，读了她的文章更加向往了。对“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坚信不移。现在的年轻人未必理解我们当年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向往。几十年后，我到俄罗斯去的次数多了，接触的俄国人自然也多了。俄国人并不像丁玲写的那样完美，倒像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一九八九年我应邀到位于海参崴市的苏联远东大学执教，那时是中俄边贸的蜜月时期，做生意的人很多。我是中苏关系正常化以来，苏联官方邀请到海参崴来的第一个中国人，接受过电视台的采访。在海参崴做生意的中国人眼里我是“有影响的人”，经常有中国人找我，诉说同俄国人做生意的困难，请我出主意。我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当然出不了主意，但有机会看到俄国人是怎样“办事的”。中国七台河市某贸易公司同俄国一家公司做生意。代表七台河公司洽谈的是位张先生，是做边贸的行家里手，起码是科级干部。他带着翻译来看望我，告诉我他们以七台河出产的苹果换俄国的鱼。那时中俄边贸都是以货易货。他看望我的目的是希望他的年轻翻译遇到语言困难的时候我助他们一臂之力。我对找我求助的中国商人一律慨然允诺。偏巧同张先生公司做生意的俄国公司的经理和两位副经理我都认识。他们三人都是海军退役的军官，我钓鱼的朋友。我们多次驾着小艇，开到辽阔的海面上。小艇上没有女士，大家赤膊钓鱼，肆无忌惮，讲笑话，荤的素的一齐来。我觉得他们都很可爱。张先生很快就告诉我洽谈的对手厉害，一件小事要争一上午。俄方洽谈的代表是副经理伊万，同我非常熟。一天上午我去旁听他们洽谈。伊万问张先生，苹果树是哪年栽的，哪年长果，果林在七台河还是在辽东半岛，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栽的，看管果园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怎么运输，走公路还是铁路，能不能走海路。接着伊万问张先生，知道不知道俄国人喜欢苹果花，苏联有首歌曲，第一句就是：“没有比苹果开花的季节更美丽了。”我觉得伊万在我面前炫耀自己，他提的问题与洽谈毫无关系。要洽谈的是俄方要什么品种的苹果，中方要哪种鱼，苹果和鱼如何折算，哪方先交货，交货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如果争论，应当在这些问题上争论。扯苏联歌曲干什么。我很想打住伊万，但我是局外人，不好干预。我出来对张先生说，不跟他们闲扯，就谈主要问题。我对伊万说：“你的知识可真丰富！”他知道我在挖苦他，笑了笑。他们洽谈了两个多星期，终于达成协议。中方先向俄方提供苹果，并确定具体的交货时间和地点。俄方收到苹果后，立即向中方提供鱼。但没有签订交货日期和鱼的品种的合同。我觉得有问题，但张先生信任苏联老大哥，认为没问题，边贸都不签订合同。初冬，伊万给我送来一箱苹果，我知道中国苹果到了。我想看看到了多少箱苹果，他们如何保存，便同他一起到公司去。几十箱苹果就放在已送暖气的办公室里。另一位副经理正拿着一箱苹果往外走。从排列在前排的苹果箱看，已经拿走了十几箱。我问他们如何批发给商店，他们似乎还没找到批发商。批发的渠道尚未打通，自己先吃起来，这哪像做生意？我替张先生担心。不久我便回国了。一年后我再度应邀到海参崴远东大学执教。没想到张先生也在海参崴，他是来催鱼的。原来俄国公司收到苹果后，一直没向中国提供鱼。张先生愁眉苦脸对我说，俄国人怎么这么不讲信用。我很气愤，去找俄方经理。伊万见到我极为热情，热烈拥抱我。他说公司没有弄到卖鱼的许可证，所以没法交鱼。但买苹果的钱一定付清。他有一个新的想法，向中国贩卖狗，中国兴起养狗风，市场很大，俄国有很多名犬，运到中国一定发财。那时就有钱还苹果债了。说着给我一盘录像带，是介绍俄国各种名犬的，叫我回国后给爱狗的人放，促成这项生意，我也能得好处。我听了哭笑不得。最后的结果是俄国没付钱，张先生被迫提前退休。我的俄国朋友像果戈里作品中的乞乞科夫还是玛尼洛夫？

　　我每天到图书馆看报，与女图书馆员拉里莎熟了。她待人极为真诚、热情。通过她认识了她的丈夫马尔科夫。马尔科夫在大学读过两门专业：俄国历史和艺术史。但一直在家赋闲，靠妻子拉里莎的工资过活。我问他为什么不到远东大学任教，他挥了一下手，说那里教师学生水平太低，他才不去呢。其实他很想去，并且还曾在远东大学教过几天书，但在课堂上胡说八道，比如说薄一波是中国的伟大作家，被系主任辞退。现在哪一个系也不邀请他。他送给我一本他编写的《海参崴旅游指南》，对我说，“别看是本旅游指南，远东历史都包括在内。”并说如果我译成中文，在中国一定轰动。他还说《指南》出版的时候，他在中心广场上签名售书，购书的人挤满广场。

　　我回宿舍打开一看，除一篇逻辑混乱的序外，其余部分不过是对旅游景点和参观路线的介绍。序虽然逻辑混乱，但在歪曲远东历史方面却毫不含糊。从沙皇到苏联，官方都咬定海参崴是俄国固有的领土。我看了很反感，想找机会挖苦他。一天我去他家，他一见到我就说：“教授，您有卢布吗？”我说有，不知道他问我有没有卢布什么意思。他一听我有卢布，高兴极了，马上说：“给我，给我，我去买啤酒。”他拿了钱就往外跑，一会儿就拎回十几瓶啤酒。我们一起喝啤酒。几瓶酒下肚，他开始吹嘘起来，从中国的仰韶文化谈到古罗马的暴君尼禄，越吹越神，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看我对他是不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已很反感，但不做声。他见我不说话，便问我佩服不佩服他，他什么都知道。我忍无可忍，便嘲笑他说：“你简直是经典作家了。”在苏联，只有马恩列斯和普希金、莎士比亚这样伟大的作家才称为经典作家呢。我说他是经典作家完全是嘲讽他，可这个傻家伙把嘲讽当成称赞了，一下子跳起来，高声喊他的妻子：“拉里莎，拉里莎，教授说我是经典作家。”女图书馆管理员拉里莎走过来，脸色变了，没有说丈夫，反而责备我：“教授，您何必嘲笑一个醉汉呢。”马尔科夫像不像果戈里笔下的赫列斯塔科夫？

　　汉学系汉语教研室主任老包（我按照中国习惯这样称呼她，后来汉学系俄国部分教师和学生也这样称呼她），是位俄国中年妇女。一般中国人认为，俄国少女身材优美，一到中年就发胖了。那是老黄历了。现在俄国女人很重视体型，到老体型都保持得很好。可老包则是中国人眼里的中年俄国妇女，很像《死魂灵》中的女地主科罗博科娃（字根来自俄语的‘匣子’）。她体型肥硕，要命的是还不断扩张。我最后一次去海参崴，俄国同事告诉我她已经不出门了，因为汽车装不下她。她到处都能攫取好处。她在北京进修汉语的时候，买了一辆自行车，两年后回国的时候按原价卖给我。我第二次去海参崴，她找我换人民币，当时一元人民币换二十五个旧卢布。她对我说：“十个卢布换一元，你知道吧。”老包对同事傲慢，对校长则阿谀奉承。黑龙江大学校长来访，远东大学校长设午宴招待中国校长，午宴是由汉学系安排的。不知为什么没请老包，却请了我。午宴后我刚回宿舍，老包就来了，详细询问这顿午宴远东大学校长满意不满意，什么地方满意什么地方不满意，特别喜欢哪几样菜，却不问中国校长满意不满意。我敷衍她说，你们校长非常满意你安排的午宴，她高高兴兴地走了。

　　老包太贪，只要能捞到好处，什么事都敢干。她打着提高汉学系学生口语能力的幌子，把两个班的女生带到牡丹江市一家餐厅“实习”，即当服务员。老包同餐厅经理怎么商议的不大清楚，但要的钱肯定不少，因为餐厅经理招聘俄国女服务员另有打算，况且到这种地方来的顾客并不都是规矩的人。同学们在这里干了一个多月，除学校发的助学金外，分文未领。有位学生向学校反应他们的“实习”情况，整天端盘子洗盘子，没有机会同中国人交谈，不能算实习。有不规矩的人还占他们便宜。校长知道后立即叫老包带所有学生返回学校，并派人到餐厅了解情况。餐厅经理说老包同他们订了两个月合同，他付给每个学生的报酬很高，他用这种方法招揽顾客，与其他餐厅竞争。这些钱老包都独吞了。到底多少钱没人说得准确，都说很多。老包把汉学系的女学生当成“活魂灵”（活农奴）了。校长没放过老包，把她撵走了。同我谈这件事的俄国同事都用“撵走”这个词，不用开除、解聘、辞退这样的词。这是个新出现的词，十分生动。老包算不算果戈里笔下的乞乞科娃？

　　果戈理已经去世一个多世纪了，但他塑造的人物仍顽强地活着，就像阿Q活在中国一样。人物不朽，说明作家伟大。但果戈理笔下的人物并非个个可爱，可这些人物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活得悠然自得，是否是民族的悲哀？我有意介绍几个酷似果戈理作品中的人物的人，并非俄国人都像他们，但在很多俄国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影子。凡是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俄国人尚空谈、言而无信、好夸耀，却不办实事。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与俄国人接触多的人都有这种感觉。我的感觉当然同大作家丁玲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