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德国是怎样崛起的？

　　◎萧文泉

　　尽管欧洲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一体化建设，却仍然是一个相当不平衡甚至相当分裂的大陆。组成这个大陆的几十个国家中德国越来越显得与众不同，近期爆发的西方经济危机中德国一枝独秀，更是突出了德国的成就和力量。国际上的观察家们赞扬德国政府执行的财政和金融纪律，佩服德国技工的精湛技艺，指出了德国老百姓量入为出的严谨生活传统，但是对深入研究德意志民族的专家们来说，德国这些年出色的经济表现并不只是这样的肤浅解释所能说明的，同样是从战后废墟中崛起的日本现在陷入了看不见尽头的经济困境中，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也屡遭萧条的威胁，为什么唯有德国能够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呢？在英国学者彼得·沃森的新作《德意志天才》中我们能看到一些答案。

　　德国经济的骄人亮色，把一个长期被掩盖和忽视的历史事实凸现到了人们的面前：现代以来真正成功的国家是德国。法国学者雷蒙·阿隆曾说，二十世纪很可能就是德国的世纪。同样的意思美国学者诺曼·坎托也表达过，他说，二十世纪应该是德国的世纪。当然，美国凭着她广阔的幅员在经济体量上是难以被超越的，但是，在其他一切重要方面，是德国的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主导着二十世纪整个世界的发展并成为了其他国家追随的标杆。我们熟悉的法国文化和艺术史家泰纳甚至说，一切今天的重要思想都是产生在一七八○年到一八三○年间的德国。不光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德国人的成就无可比拟，在科技方面他们同样处处占先，我们都知道犹太科学家的非凡能力，绝大多数的犹太科学家都是德国犹太人。到一九三三年为止，德国科学家获得的诺贝尔奖比美国和英国科学家获得的加起来还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丘吉尔首相的军事秘书说，我们盟国赢得了战争是因为我们的德国科学家比纳粹的德国科学家更出色。

　　但是人们现在不说二十世纪是德国世纪，两场大战把德国的巨大成就扭曲了掩盖了，希特勒一九三三年上台并随后发动的那场愚蠢的战争打断了德国的上升趋势，人们因此只看到德国的军事扩张及其失败，反倒不注意德国在其他更重要方面的深厚建树。其实德国的这个不幸也并不是从希特勒纳粹开始，德国在其现代化的起始时就让军事态势掩盖住了她在整个社会发展上的进步。对德国的崛起十八世纪时的腓特烈大帝（1712-1786）和十九世纪时的俾斯麦首相（1815-1898）居功至伟，一般史书把前者当作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代表，把后者称为“铁血宰相”，只注重他们的武功而往往忽视他们的文治，然而，恰恰是他们执政时的文治奠定了德国百年伟业的基础而开创了今日辉煌的先河。他们的军事上的成功反倒是导致了一个有害传统，最终使得德国没能成为二十世纪的世界超级大国。

　　中世纪末期的德意志颇有点像春秋时代的中国，在一大片草莽初开的土地上小国林立，尽管它们共有着一个大致相同的文化语言传统，并在仪式上尊奉着一个共主神圣罗马皇帝（其实这位君主既没有皇帝的权势，和罗马毫无关系，也一点不神圣），但是互相争斗，四分五裂。最后统一德国的普鲁士也有点像秦国，她原是个偏处东隅的小邦，发达程度并不及位于西欧文明中心地带的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却最后是她统一了全德国。雄才大略的腓特烈大帝对促成普鲁士的兴起起了一个关键的作用，靠着他父亲腓特烈一世打造成的那支精锐之师，他东征西战，兼并列国，拓展疆土，使普鲁士成了逐鹿德意志天下的霸主，最终在一个世纪后成就了统一德国的大业。

　　腓特烈大帝是位军事天才，他布兵打仗出神入化，连拿破仑也对他衷心敬佩。当拿破仑乘胜来到腓特烈大帝的墓前时，他对他身边的人感叹说，如果这个人还活着，他是不会让我来得到这里的。不过，腓特烈大帝的赫赫武功让人忘记了他实际上更是一位启蒙时代的开明君主，对德国文化有着影响非常深远的建树。

　　我们几乎可以说有两个腓特烈大帝，一个腓特烈大帝驻守普鲁士首都柏林，在那里他是位专制君主，处理着军国大事，积极扩展着普鲁士的势力；当他回到他喜爱的波茨坦时，则成了另一个腓特烈大帝，住在华丽的无忧宫里，专注于哲理思想的讨论和音乐艺术的演出。腓特烈大帝的才华也是由两部分所组成。腓特烈大帝的父亲希望把他从小培养成一个英武军人，他的母亲，英王乔治二世的妹妹，则对他的教育另有安排。小腓特烈瞒着父王蒐集了几千卷的诗歌私下诵读，他一辈子雅好文化艺术，音乐更是他的最爱，他自己就是一个水平很高的横笛演奏家和作曲家。腓特烈大帝和当时欧洲最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们交往，一生最崇敬的是洛克，交往最长久的是伏尔泰，两人在四十二年的友谊中写了六百四十五封信，讨论着广泛的哲学和历史课题。

　　做一个跨越两千年的中西比较或许是不太恰当的，但是从历史作用上来说，腓特烈大帝之于德国有点像秦始皇之于中国。大凡开创建国大业的人都需要做两方面的事，过去有所谓的枪杆子和笔杆子的说法。秦始皇的铁骑横扫六合，把天下列国都吞并为他的郡县，同时他钳制思想，以吏为师，燔烧典籍，禁谈诗书。腓特烈大帝统帅的普鲁士军队在德国各邦间也是所向无敌的，但他同时在他统治的人民中大力发展教育，促进教化，倡导文学艺术，资助学术研究，鼓励思想交锋，精心培育德意志的英才。结果是，秦朝虽然二世而亡，秦始皇开创的专制皇朝制度延续了两千余年直到二十世纪，对一姓独夫来说那是个理想体制，怪不得有人至今还颂扬秦始皇，但是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先秦时代的思想创造活力了，新思想都要从印度从西方进口了。腓特烈大帝留给德国的遗产正相反，普鲁士虽然统一了德国，但是德意志帝国很快就消亡了，普鲁士本身现在都不存在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痕迹都给清洗得丝毫不剩。但是，正是从腓特烈大帝的伟业开始，德意志文化发展到了惊人的高度。文化史家们甚至认为，从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土地上绽开的文化之花，完全可以和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相媲美。这场德意志的文艺复兴使德国文化引领着世界的文化潮流，今天的世界上人们用的虽是英语，讨论的则都是源自于德国的思想。

　　德国人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呢？德意志的民族特性或文化传统或许都有点关系，但是德国的文化传统其实并不悠久，西欧人过去一直把德国人看作是一群刚从黑森林里走出来的质朴粗鄙的农夫。德国的崛起最直接的原因是十八世纪以来德国的普鲁士王室及整个社会为了一个观念而作出的持续努力。这个观念叫做“Bildung”。学外国文学的人都听到过这个词，德国文学中的一个大类就叫“Bildungsroman”，一般被译为“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歌德的著名小说《威廉·迈斯特》就是其代表作。但是实际上“Bildung”并不是一个纯文学观念，而是当时深入人心广受信仰的一个德意志思想观念在文学中的体现。把“Bildung”这个德文的观念译成“成长”也是有点勉强的，或许译成“教养、培养”更好一点。这个观念根植于德国的宗教改革，改信新教后的德国人对于人及人在世上的地位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人生来是不完善的，人所具有的潜质必须通过后世的努力才能得到体现。通过文化修养来完善自己是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救赎的唯一道路，因此“Bildung（教养）”这个观念在德国具有宗教信条般的位置，是人生在世的目的和社会存在的使命。德国的主要思想家对“教养”这个观念都有过论述。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马克思的论述实际上是“Bildung（教养）”这个当时盛行于德国思想界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表述。德国另一位大学者洪堡特对这个观念有更深入地论述，他认为真正的“教养”必须有三个特点，首先是非功利性，第二是内在性的，第三是学术性的。因为“教养”是为了拯救灵魂从而赋予生命以意义，所以教养不能是为了赢得俗世的什么利益，“教养”主要是培养个人内心的品质，所以教养本质上是一个内向的行为，最后，学术研究是达到教养的最好道路。

　　从洪堡特论说的最后一点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现代大学会诞生在德国，为什么德国会拥有十九世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正是他们对“教养”这个最根本的社会和人生理念的信仰使他们开创了传承至今的大学体制。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腓特烈一世登基后规定，他的国土上的所有神父都必须到普鲁士的哈雷大学至少学习两年。在他的治下，普鲁士政府建造和改建了一千六百六十所学校，要知道那时的普鲁士只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小邦国。腓特烈大帝继承了他父亲重视教育的政策，当时整个英国只有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普鲁士则已经拥有五十所大学，当然，大部分的普鲁士大学都很小，但是它们分布各地，使贫困家庭的孩子容易得到入学机会。人们因此把普鲁士称为“文化国家”，因为普鲁士政府将教育她的臣民当作国家的首要职责，教育的普及使得普鲁士成了当时欧洲最热爱读书的国家，大部分的城市里都很早建立起了数量众多的对民众开放图书馆。

　　比数量更重要的是德国大学开创的新教学体制。十八世纪以前的传统的欧洲大学以保存和传递知识为使命，大学教授的任务是把亘古不变的真理传给学生而不是创造新知，整个学术空气相当沉闷。一个名叫闵希豪生的德国学者打破了这个旧传统。闵希豪生在当选为汉诺威的议员后极力主张建一所大学，结果汉诺威办起了现在声名卓著的格丁根大学，闵希豪生则当上格丁根大学的首任校长。他上任后推进了意义深远的改革，首先他取消了神学院可以监督检查教学内容的权力，让大学的教授们享有思想自由。历史学家们把闵希豪生的这个措施看作是德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从此正统的神学教条不再能束缚知识界的思想了。他的另一个影响深远的改革是发展完善了研讨班制度，让大学成为创造和探究新知识的地方。研讨班，又叫习明纳尔，原是德国的哈雷大学的一个创造，现在盛行于全世界的所有研究型大学。研讨班和传统的大课堂宣讲和现在国内走样了的所谓研讨班教学不同，参加研讨班的是经过选择的优秀学生，他们必须定时向研讨班提交原创性的研究论文，教授和学生在研讨班上就创新的研究进行讨论。因此，研讨班的目的是创建新知识而不是传授已有的知识。可以说研讨班制度的建成就确立了现代大学的基石，有了研讨班才会有后来大学里各种学科和各个系的划分和建立，才有博士论文和学位，才使大学成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普鲁士曾有一支欧洲最好的军队，也曾背上了个好战的坏名声，然而却是一个最为重视人文教育的国家，那里的国王和贵族对教育有着一种宗教式的热忱信仰。拿破仑的征服战争使得普鲁士上下都深感危机的深重和改革的迫切，出于“教养”的信念，君臣们有这样的共识：要重振普鲁士的大国地位，不能靠扩军备战，不是要发扬著名的普鲁士的铁的纪律和机械的服从，还是需要办大学，办更好的大学。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在战后作出的重大决定就是要在柏林办一所新大学，他任命大学者洪堡特负责王国的教育事务，主要是筹办柏林大学。这个决定的意义非同一般，洪堡特因此开始了他生平最重要的事业，世界也因此而有了现代大学的范式。

　　为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学，洪堡特不仅广揽人才，在柏林大学集中了一大批德国最优秀的学者，他对大学的组织和行政机构都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创新，这个新的大学组织体制延续至今，为全世界的大学所模仿。更重要的是，洪堡特和他的合作者对大学的建设、使命和功能作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创立了一整套关于大学学科发展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以康德的理念哲学和德国新人文主义为依据，康德认为世界具有现实的和理想的两种存在，学术研究就是要达到对这两种存在的统一性的认识。从这个观念出发，大学必须做到教学和研究并举，洪堡特在柏林大学实行的改革使得大学的基本使命不再仅仅是传授已有的知识，而是创造新的知识，从格丁根大学开始的大学制度及理念创新在柏林大学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这场大学革新不仅使德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体系，也为德意志奠下了繁荣强盛的千秋大业，在以后的百多年中，德国在欧洲大陆上或主宰风云或被占领分割，但是它总能在废墟中再三崛起，总能跃进于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国家之列，这不能不归功于德国出色的学术教育，归功于德国人从腓特烈大帝开始的对国民教养的执著。

　　德国人通过大学进行的全民族“教养”使得德国在各个学科全面领先，二十世纪的德国特别以其科技而傲视天下，但是从其发展过程来看，人文学科却是其基础和起点。正如洪堡特所论述的，“教养”的一个特点是其非功利性，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学校把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学习当作是培养人的最好途径，尽管古典学识对毕业后的职业没有直接的用途。而且，整个德国的学术传统也不是从发展自然科学起步，而是从最没有实际功效的古典学和语文学开始确立的。

　　对古典传统的重视并不限于十八世纪的德国，我们现在也到处在讲“国学”，但是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不同，其结果就差之千里了。启蒙时代的德国学者研究古典，目的并不在于阐发微言大义或为天地立心为圣贤立言，他们是运用最严格的科学方法来对古典历史作分析，以求得真相。德意志学术的开山人物是古典学者沃尔夫，他摒弃了所有神学的或哲学的考虑，以对原始文本的仔细的语文学批评来揭示古代世界的真面目。他的名作《荷马研究导论》被称为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古典学的宪章。开创德意志学术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是温克尔曼，他把科学精神和方法引入考古学，使得我们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认识摆脱了神话的束缚，在古代史中实现了科学的分期。到了十九世纪，德国的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达到了非常高的科学水准，历史学，古典学和古典语文学成了典型的德国科学。现在人们一般把语文学看作是一门冷僻学问，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大学却是将语文学当作所有学生的必修科目，要求学生学会严格鉴别原始材料，掌握实证分析方法，用严密的逻辑推断出结论。教育家们认为这样的语文学训练是培养学生科学精神让他们掌握科学方法的最佳途径。在人文学科充分科学化了以后，在经过严格的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后，德国的学者才随后开始对自然科学的探索。这也就是说，德国是在通过科学的人文教育给全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科学精神的基础和在整个知识阶层培育出了深厚的科学素养后，他们才进而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巨大发展，成为今天的科技大国。

　　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关系也是现在我们国内讨论的热点，许多论者都在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这是很对的。但是我们通常听到的主张和德国这两个世纪的发展经验正相反，大多数人都是在反对所谓的科学主义，要将人文学科玄学化，以弱化科学精神。这样的做法恐怕是南辕北辙，既不能真正提高全民的人文修养，也无助于科学的发展。中国要想有个文化大发展，德国过去两个多世纪里走过的道路值得我们借鉴，以培养科学精神为目的的全民教养是需要我们倾全国之力来做的基础工作。德国正是由此而完成了巨变。曾经有段时间德国的国王都不愿意讲德语读德文书，但是不久之后德国就超越了法国英国甚至美国，成为世界文化的超级大国，但是，正当德国将要到达其应该得到的世界第一的地位时，独裁者希特勒的上台和军事扩张打断了他们两百多年的上升进程，在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后德国才得以重生。德国的百年起落令人感叹，其中的经验非常值得正处于发展路上的中国学习。

　　受到鄙视的肖洛霍夫

　　当年，肖洛霍夫受宠于苏联政府，他曾对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进行攻击，敌视苏联的持不同政见作家们。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肖洛霍夫在一次大会上咒骂被判苦役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指责对他们的判决“太温和”，说是如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早被处决了。肖洛霍夫这些言论受到大家的鄙夷，女作家丘科夫斯卡娅在公开信中，谴责肖洛霍夫，说他“背叛俄国文学最优良的传统，扮演了歪曲真理、用谎言代替正义的残酷检察官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