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名家之宠——《包法利夫人》

　　◎汪家明

　　在西方文学史中，这是一部至上的杰作。米兰·昆德拉曾说，直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现，小说的成就才赶上了诗歌。《包法利夫人》被文学史家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可以把小说史分为‘后福楼拜’和‘前福楼拜’两个阶段，此后的作家因为他——具体说来，是他那纯客观的叙述方式——获得一个新的起点；拒绝由此出发，也就等于倒退”。波德莱尔、圣勃夫、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英译本《包法利夫人》的译者、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在“导言”里说：这本书“在文坛上产生了类似革命的效果……”由于它的问世，三十六岁的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比肩的小说大师。到了二十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法国“新小说”的代表罗伯－格里耶把福楼拜称作颠覆巴尔扎克的小说家；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年轻时迷恋《包法利夫人》，结尾的几页读了二十几遍，能整段背诵。他研究福楼拜前后十多年，发表了厚厚的传记性文艺评论《家庭的白痴》；英国作家毛姆将《包法利夫人》列为世界十大小说杰作之一，写了详细的研究文章；《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甚至断言：“没有福楼拜就不会有法国的普鲁斯特，不会有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俄国的契诃夫也不会成为真正的契诃夫”，“尽管乔伊斯在写作上有一些小的创新，但从根本上讲，他并没有超越福楼拜”；卡夫卡认为自己在文学上是福楼拜的“精神之子”； 二○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略萨在上海接受采访时说：“福楼拜不但是我写作技巧上的导师，更是我坚持追求完美的写作态度的榜样”……

　　饶有兴味的是，这样一部受到外国众多名家追捧的经典，在中国并没有多大影响。一九五三年，李健吾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版《包法利夫人》第三次印刷时仅三千册；一九五八年人民文学版的同一译本三次印刷总数也不过八千册；即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读者抢购重印的外国文学名著的风潮中，这本书四次印刷也只有十四万册，而同时的《茶花女》中译本一次就印了三十万册（小仲马与福楼拜是法国19世纪同代作家）。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如此。一九八三年我在山东北镇小书店购存的《包法利夫人》是人民文学版，购回后除了欣赏其中的插图外，并未重读文字，直到这次写文章才翻出来。我初读这本书是四十年前，故事虽然记住了，但在精神上没有留下深刻痕迹。王安忆曾说：“年幼时候，是很难喜欢《包法利夫人》的，它不太合乎浪漫的情怀。虽然它具备一切浪漫剧的条件：年轻美丽的女主角，不幸的婚姻，负心情人，毁灭的结局。可事实上，却没有期望中的那种伤情。尤其是在大量阅读各种西方小说的青春时代，《安娜·卡列尼娜》《被污辱与被损害的》《简爱》《呼啸山庄》《约翰·克利斯朵夫》，特别是屠格涅夫的小说《初恋》《贵族之家》《前夜》等，从中攫取的多是美丽的委婉的忧伤。青春时代，大都是崇尚感伤主义的。不幸和牺牲罩了幻想的光环，格外照耀着经验和认识都处于空虚的年轻时光。而《包法利夫人》却熄灭了光环，令人看见底下黯然的真相。爱玛的美貌、爱情、忧郁、希望和绝望，甚至于她的死，都是在缺乏同情和赞美的描写中，呈现眼前，更不要说别的了。这一切都不够热情和甜蜜，无法满足自恋的情结。即便是成年，再一次读《包法利夫人》，觉出了它的好，也不是为它醉心。相反，因你比年幼时清醒，于是便冷静了，它原是没有一点让人做梦的企图，你领受到的是更为真实的现实。”我很赞同她的说法。

　　年轻时阅读，除了需要感伤主义和浪漫情怀以外，还需要纯洁的爱情、灵魂的救赎和善良的人性来感动我们，比如《大卫·考坡菲》中的大卫，《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安德烈、比埃尔，《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简爱》中的简爱和罗切斯特等等。可是，《包法利夫人》中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物，仅有的查理·包法利先生对爱玛的那点不对称的纯真爱情，也被作者忽视到几乎不着笔墨。

　　《包法利夫人》及其作者对中外读者影响的巨大反差，还有另外的原因。正如格非讲课时所说的：“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这里的“文体”，我理解并非《现代汉语词典》中所谓“文章的体裁”，而是一种写作手法和文字特点。作为翻译作品，中国读者不太容易体会其中的手法高妙和文字魅力。福楼拜的确有独到的写作手法和文字功力，比如他有一个著名的文学主张：“作者退出小说”，“作家在作品中应该像上帝在宇宙中一样，到处存在，又无处可见”；再如在选材上，福楼拜对特殊的、奇特的事件不感兴趣，他的作品都以日常生活故事或图景为对象，摹写凡庸世界的人情世态；在写作时，他认为不论所要描写的东西是什么，只有一个合适名词可使用，因此就得用心去寻找，直至找到那个唯一的名词。坊间流传一件福楼拜的趣事：一天，他去餐馆吃午饭，熟悉的服务员走来问好：“先生，今天写作如何？”他答：“今早只写了个逗号。”晚上，他又到同一处吃饭，那位服务员又问：“先生，写作如何呀？”他答：“我把那个逗号擦去了。”除了语言，他还特别强调观察。他说：“对你所要表现的东西，要发现别人没有发现过和没有写过的特点。任何事物里，都有未曾被发现的东西，因为人们用眼观看事物的时候，只习惯于回忆起前人对这事物的想法。最细微的事物里也会有一点点未被认识过的东西。让我们去发掘它。为了描写一堆篝火和平原上的一株树木，我们要面对着这堆火和这株树，一直到我们发现了它们和其他的树其他的火不相同的特点的时候。”格非将《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写作者的最好教科书，苏童视《包法利夫人》为现实主义小说经典中的经典，主要的根据是其高妙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创作实践，以及冷静、严酷的写实风格。

　　说到写实，小说的主角之一查理·包法利，根据纳博科夫的推算，生于一八一五年（比福楼拜大六岁），一八二八年进学校，一八三五年当医士，同年娶了第一位老婆——比他大二十五岁的寡妇杜比克夫人，地点是在道特，也是他开始行医的地方。老婆死后，他于一八三八年娶了爱玛，一八四○年搬到永镇。一八四六年爱玛自杀，他本人一八四七年去世，死时三十二岁。福楼拜是一八五一年开始写这部小说的，也就是说，他写的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据考小说的确是根据真实的故事创作的：在福楼拜的家乡鲁昂有一位实习医师德拉玛，他的第一位太太是一位比他大很多的寡妇，后来去世了，他就娶了附近农场主的年轻漂亮的女儿。这女儿自命不凡，生活奢侈，对自己平凡无趣的丈夫不满，找了好几个情人。她不顾经济状况，花钱无度，负债累累，最后服毒身亡，丈夫也自杀了。考察福楼拜如何根据这个小报故事，敷衍出一篇世界杰作，是很有趣的事情。

　　福楼拜的绝招，首先是“小说应当科学化”，写作应当像科学家做实验那样实事求是，然后如实、准确地把它描写出来。他认为写一部小说首先要以学者的态度用理智来解决它，然后再以艺术家的态度来掌握它。写作的时候，他先是粗略写下想写的内容，然后对文字和内容进行反复加工，改动、寻找、试验，直至达到预想的效果。此时，他会跑到阳台上，大声念出写好的文字，假如仍不够悦耳，就回来再改。他通过无数的繁琐细节描写包法利夫人的心理状态，他对作品完美的要求近乎吹毛求疵，一千八百页正反两面写满的《包法利夫人》草稿，删改到最后只剩下不到五百页。他描写爱玛服毒自杀，为具体了解砷中毒的症状，竟认真去研究医学专著，感到自己好像也中了毒。

　　除了文字修辞，福楼拜在小说结构上也用心良苦。比如主角虽然是爱玛，可是小说开头却认认真真写查理·包法利的少年时代，最后也以查理的死收尾——这就是所谓大结构套小结构，给主要画面镶了一个“镜框”；为了使小说读起来气息连贯，他在写初稿时分卷不分章，付印前才为了便利读者分章，所以小说的主题和场景转换不像一般小说那样靠章节分割，而是根据人物的视角或人称的变化在章节内转换；还有，小说中有好几条象征性的暗线：马、花、蓝色等，纳博科夫甚至发现：“如果挑出《包法利夫人》中写到的马的段落，我们就能得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爱玛翻出查理与前妻结婚时的已经干枯的花束扔掉，她准备搬家时把自己结婚时的花束丢进火里烧掉，也是一个前后照应的有着象征意义的细节；蓝色从头至尾都伴随着爱玛的故事：爱玛的蓝袍子、盛砒霜的蓝瓶子、出殡路上淡蓝的浮光等。所有这些，是无意之举，还是有意为之？有人认为是有意为之。

　　福楼拜擅长通过细节的描写展示人物的心理变化，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查理初次见到爱玛时，先注意到她的指甲，然后是眼睛；看完病人后，又注意到她的嘴唇。描写是逐渐深入的，从感觉到细部，不是一次性的，这符合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过程。以后他再去为爱玛的父亲治疗时，都是爱玛送他到门口，“有一次，时逢化冻，院里树木的皮在渗水，房顶的雪在融解。她站在门槛，找来她的阳伞，撑开了。阳伞是缎子做的，鸽子咽喉颜色，阳光穿过，闪闪烁烁，照亮脸上白净皮肤。天气不冷不热，她在伞底下微笑；他们听见水点，一滴又一滴，打着紧绷绷的闪缎”，间接反映了两个年轻人的微妙心理；还有一次他去看爱玛，“外头放下窗板，阳光穿过板缝，在石板地上，变成一道一道又长又亮的细线，碰到家具犄角，一折为二……亮光从烟突下来，掠过铁板上的光辉，烟灰变成天鹅绒，冷却的灰烬映成淡蓝颜色。爱玛在窗灶之间缝东西，没有披肩巾，就见光肩膀冒小汗珠子”；爱玛第一次和罗道耳弗在野外私通后，“天已薄暮，落日穿过树枝，照花她的眼睛。周围或远或近，有些亮点子在树叶当中或者地面晃来晃去，好像蜂鸟飞翔，抖落羽毛。一片幽静，树木像有香气散到外头。她觉得心又开始跳跃，血液仿佛一条奶河，在皮肤底下流动”（以上所引均为李健吾译文）……这些描写很细致，很丰富，很美，其观察之深，让人想起印象派绘画。然而也有这样的细节：自杀后“爱玛的头歪靠右肩膀。嘴张开了，脸的下部就像开了一个黑洞一样……眼睛开始消失，像是蜘蛛在上面结网来着，盖着一种细布似的黏黏的白东西。尸布先是在胸脯和膝盖之间凹下去再在脚趾尖头鼓了起来”；“头一举高，就见嘴里流出一股黑水，好像又在呕吐一样”。怪不得当时有人画了一幅“福楼拜先生在解剖包法利夫人”的漫画，他真是个冷酷的挥舞手术刀的医师。

　　福楼拜的朋友在回忆录中说：“作家分为两类，对于一类而言，文学只是手段；对于另一类而言，文学却是目的。”福楼拜当然属于后一类。他于一八二一年十二月生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鲁昂一个外科医生家庭，一八四○年到巴黎攻读法律，因癫痫病辍学。一八四六年父亲去世后，他在鲁昂的老房子定居，埋头写作，除偶尔到巴黎拜会文艺界朋友外，在那里独身度过一生。一八五一至一八七四年，他陆续写作发表四部小说《包法利夫人》、《萨朗波》、《情感教育》和《圣安东尼的诱惑》。《包法利夫人》发表后引起轰动，但受到当局、社会和媒体的指控，罪名是败坏道德、诽谤宗教，后经名律师辩护才免遭制裁，小说也因此更为畅销。五十多岁后福楼拜除指导学生莫泊桑写作外，专心创作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布瓦尔和佩库歇》，据说为此翻阅了一千多种书刊，但差一章写完第一卷，就因脑溢血去世了（1880）。毛姆认为，癫痫病改变了福楼拜的人生，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换言之，没有癫痫病，就没有作为小说家的福楼拜——正像没有癫痫病，就没有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

　　也不能忽略环境的影响。福楼拜所处的是欧洲小说的高峰时代，在法国有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左拉、都德，在英国有狄更斯、勃朗特姊妹和哈代，在俄国有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在那个时代认真写作并以之为生，也算一种时尚。托尔斯泰比福楼拜小七岁，《包法利夫人》发表二十年后，他写了《安娜·卡列尼娜》，同样是背叛丈夫的女人一步步走向自杀的故事，但意趣却大相径庭。充满热情的安娜虽然不满与官僚丈夫的生活，但她是在年轻军官渥伦斯基的执着追求下出轨的，后来毅然抛夫别子公开与渥伦斯基同居，大胆向社会挑战。她是在渥伦斯基令她失望，丈夫又不允许她见儿子的绝望中卧轨自杀的，这与爱玛不由自主地追随虚荣、欲望和幻想，暗地与人通奸有本质的不同。毛姆认为“《包法利夫人》只是一个不幸的故事，但不是悲剧。”因为它的事件的发展是偶然的，并非福楼拜自己认为的“爱玛非死不可”，她有种种可能不死；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一部真正的悲剧，安娜、渥伦斯基以及安娜丈夫卡列宁的教养、阶层、身份、观念和社会舆论等的冲突是不可解决的，安娜的死是必然的。王安忆也认为，爱玛的悲剧，远不及安娜的高尚，她只是凡俗的悲剧。不过，爱玛到底还是有良心的，她不是交际花，她是农民的女儿。她的自杀还是赢得了读者的同情。顺便说一句，如果观察一下我们的周围，你会惊讶地发现，包法利夫人仍生活在今天的中国。

　　前面说过，我欣赏《包法利夫人》的插图，那是十二幅现代的、简约的、随意的、甚至潦草但又很浪漫的图画，在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版的版权页上注明插图选自“福楼拜诞生百年纪念全集”（1921），画家是法国的拉波那德（Pierre Laprade）。福楼拜的时代也正是法国绘画的印象派时代，这些插图明显看出印象派的影子，很好地表现出爱玛不安、骚动的心。后来我又见到五幅彩色插画，则充满马蒂斯的风味。总之，印象派画家为《包法利夫人》画插图是再合适不过了，正如巡回展览画家列宾、谢洛夫为果戈理《狂人日记》和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画插图很合适一样，因为他们是同时代的艺术家，在同样的艺术天空下，感受着同样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