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记彭明先生

　　◎陈铁健

　　一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日，京城普降第一场冬雪。记得五十年前的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也是雪花飘舞的一天下午，我从京西温泉镇中央档案馆坐公交车进城。三个小时的颠簸后，走进东厂胡同一号黎大德堂东山八角亭，已是灯火通明的时光。

　　那时，李新、蔡尚思、孙思白、陈旭麓、彭明诸公，带领一批助手和学生，集中于近代史研究所，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东山是人工堆砌的假山，略高于平房屋脊，东端突出部，在藤萝枝蔓掩荫中有一座八角亭。原是民国总统黎元洪议论军国大事之所。亭南行十米向西，在长约五六十米，宽约二三十米的山上平坝中，建有一排平房约十间。写书组的蔡、孙、陈、彭各住一间，正在研究蒋介石的何干之也有一间。每间工作室近二十平米，置桌、椅、床、书架、衣架，白天写书，晚间睡眠，周末在京者可返家，京外来者只能在此照旧工作或小憩。八角亭是写书组的办公室兼会议室。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李义彬，这时住在八角亭，兼理写书组的日常辅助事务。当时我由吉林省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借到东北三省抗日联军史稿编纂委员会，在中央档案馆复制中共满洲省委和抗日联军的档案文件。义彬不时邀我到八角亭小聚，把两张办公桌拼接，就是我的临时床位。住在平房的彭明先生，就是在八角亭与义彬谈事时，由义彬介绍认识的。

　　“哈哈，铁健，铁一样的健康，不过……”一句话没说完，我已深深为他的爽朗，率直，平易，亲切的乐天派性格所打动。我那时身体不好，又黑又瘦。大饥荒年代尚未结束，多数人面有菜色。彭明先生的“不过”，显然是感到“铁健”名不符实。彭先生中等身材，头大、脸方、胸宽、目善、眉慈，声音洪亮，体格敦实，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义彬说，彭明每天早起跑步，生活极有规律，治学用功甚勤，深得李新诸公赏识。而对青年人，彭明始终热心指导，不遗余力。这些我后来都亲见其真，感同身受。

　　二

　　一九六二年元旦过后，在八角亭又见到彭明师。谈话中，他提议我来写书组一边进修，一边做事。《通史》第四卷已杀青，不久便可付梓。李新师计划编一套大型现代史资料，由写书组在京人员分工进行。彭明希望我和义彬都参加这项工作，我虽心向往之，却不能自主，需向吉林历史所的所长佟冬、副所长万九河两公请示。得到批准后，我于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到八角亭报到。过几天，李新、彭明、路尔铭、冷超、桑咸之、詹婧韶、李义彬和我，便在八角亭聚会，李新主持会议并宣布资料选编计划。我和冷超负责选编抗日战争时期资料。

　　此时，彭明已开始他《五四运动史》的研究准备工作，并拟就撰写提纲。他先后发表《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五四前后的研究系》、《五四前后的交通系》、《五四时期的安福系》等影响甚大的文章。其间，他让我帮他在近代史图书室查找无政府主义的资料和论著，我用几天时间，把查到的书目、论文索引抄写清楚交给他。他连说：“谢谢！谢谢！”其实，那是对我治学的基本训练，应该感谢的是他的指导。我读《秋瑾集》写有一札记，他看了说可以送到刊物发表，这就是后来登在《历史教学》的那篇简陋的小文章。

　　一九六二年暑假，我的半年进修期满，手头的资料选编尚未完成。李新、彭明都希望我延长进修时间。回到长春，面见万九河副所长，反复说明原委，获得续修半年务必返所的严令。

　　八月中旬回到八角亭当天，彭明即告我速去铁狮子胡同中国人民大学宿舍李新家。我问什么事？彭明笑而不答，只说是好事，见到李新就知道了。午饭后，我见到李新。他说：“下半年，近代史所招研究生，刘大年、黎澍和我各招一名。我和彭明商量，他推荐你和李义彬报考。李义彬已有家室，考研后减薪于家庭生活不利。你是单身，但有父母弟妹，减薪考研要征得父母同意……”我说自己可以做主，父母也会同意。师母于川说：“你还是回家当面和父母商量后再决定，免得家里有意见。”我当天坐火车到天津，禀告父母。双亲高兴我有深造机会，那里会不赞成呢？我兴冲冲地返回八角亭，打电话给李新，事情就定下了。一个月后考试，拿到录取通知书。李新说，我是需要一个助手，你如果没有考取研究生，户口进京无望。你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毕业后就留在北京吧。彭明为我考上研究生非常高兴，不时开玩笑说：“我说的是好事吧？”

　　三

　　一九六二年春天，李新在写书组向大家透露刚刚开过的“七千人大会”花絮，逗得大家直乐。他乐观地告诉大家，今后不会再有整人的运动，我们可以专心读书写书了。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夏，我和李义彬仍旧住在东山八角亭，埋头读书，诸事不问。李新、黎澍制订的学习计划和必读书目，我认真执行。以东山为界，东边山下是考古研究所，西边下山过一道园门是近代史所办公区。八角亭居高临下，沿着仅有的一条曲径走下山去，是一处花地。东行数十米有小桥清溪，北向数十米走出考古所挂招牌的东门，便是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北端。马路对面，北有华侨大厦，南有首都剧场。再往南过灯市西口，不远处就是吉祥戏院和东安市场了。

　　其时，冬天的北京，雪大天寒。夏日，虽不及今时之酷热持续竟月，却也有几天的大热，晚上难以读书。李新说，晚上到吉祥戏院看戏。我和义彬，常在晚饭后到吉祥戏院门口，在如潮的看客中寻觅退票者，很容易买到五六张不同席位的退票。赵燕侠、裘盛荣、盖叫天、李万春、叶盛兰、马连良、梅兰芳、言慧珠、杜近芳等名家名作，都是我们买退票欣赏的。川剧到京演出，李新、彭明领我们每天必看。戏散后，李新夫妇回铁狮子胡同。我和义彬陪彭时回东厂胡同，看门的老倪师傅还在传达室等候着开门呢。

　　没有戏看的时候，为了避暑，彭明往往提议下午去清华园浴池泡澡；入夜，三个人漫步从东厂胡同经沙滩、护城河、景山去北海公园。从南门入，走到北门西侧海边的茶社，临风向海，饮茶纳凉，谈史论旧，或俗或雅。我和义彬，多半是听彭明的健谈漫忆。夜深回所，老倪沉睡，敲门多时，方能进院，还要向老倪道歉。

　　近代史研究所丰富藏书，编书组各位师长的谆谆教导，使我如坐春风，日有长进。这种美好的岁月，一起延续到一九六四年秋天，远赴张掖参加“四清”运动之前。其间，虽有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喧嚣，但对在良好的小环境中闭门读书的我来说，可以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只是在戚本禹著文恶意攻击罗尔纲先生的李秀成自述研究的论著后，我以打抱不平的心理，向《光明日报》投寄一篇长文，反驳戚氏谬论。此文加上一九六六年春所写《胡适吴晗通信评注》一案，被“文革”中夺权的张海鹏等掌权者大做文章。他们一边把我纳入丁守和主持的“党史组”，“控制使用”；一边又把我列入“清理阶级队伍”黑名单，并向政法机关送上一纸诉状，给我戴上“孝子贤孙”、“保皇派”、“反对陈伯达”等等罪名。（这些罪名见于他们垮台后被抄出的打印文件和工作笔记，我亲眼所见，并由此得以品味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倡言做“革命的两面派”的真谛。）如果他们不是随着戚本禹被逮而垮台，我是要被“清理”一番的。

　　彭明的遭遇，当然比我这样的学生更严重。一九六四年“四清”之际，他离京参加“四清”。随后“文革”又以“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被揪斗不止。造反派中人，有一位我熟悉的某先生。他在编书组以嗜于争辩、爱走极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想来，他对彭明的批判一定毫不留情。这些，彭明在“文革”后对我们从不细说，一笑了之，表明了他的大度宽容，磊落达观。

　　四

　　“文革”中，八角亭被造反派封闭，假山石被砸毁。义彬回吉林大学。不久，考古所建锅炉，八角亭亦毁。与彭明再见，已是在西院的平房。一九七二年后，李新主持编写《中华民国史》，彭明不时来近代史议事。同时，他的《五四运动史》写作已重新启动。

　　一九七八年，彭明多次对我说，北京是五四运动发源地，出版社希望他先写一本《五四运动在北京》，他希望我与他合作。我说可以帮他弄资料。最近，无意中从旧稿中捡出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七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照录如下：

　　彭明同志：您好。我于二十三日由津返京。昨日黎澍同志找谈，要我与蔡美彪协助他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十年简史。此事，我兴味索然。因此，谈了一上午，我只以“让我考虑一下”答复。李新同志碍于同黎澍同志的关系，不肯出面力争。看来拖不成，只好违心地作上半年一载。黎澍同志说，该书只据官方公开文书立论，据事直书，述而不作。似乎不需研究分析，略加编缀即可（陈按：黎澍后来有所改变，一度坚信可将国史写成信史）。李新同志说，中国革命史由王淇、义彬两人协助，您主要管一管中华民国史。我意您仍坚持把五四运动史作下去，我如不能摆脱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打算不忘五四史资料收集和研究，尽可能帮助您做点儿事。义彬说，您已有一个设想，我想听一听。请安排一个时间，我去府上。如何，盼示。

　　此致

　　敬礼！

　　铁健

　　六月廿七日写于家中

　　这封信不知寄出没有，也不记得是不是到西郊拜访彭明。那时彭明的心思主要在五四史上，我也对五四史有兴趣。他曾拉着我、义彬、邵维正，一起到陈独秀活动过的北大红楼、北大三院、箭杆胡同九号、香厂路新世界旧址等考察，并向当事人详细咨询。不过，很快我就被黎澍师拉去作了半年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组散伙，李新师又调我到革命史组，随即筹建现代史研究室，直接由胡乔木院长调遣，在中央党校借房写书。直到一九八二年搬到新建的东厂胡同一号史学大楼，并入近代史所，现代史室在西郊住了三年多。李新常住西郊，图书资料室仍在党校南院供房办公。写书的人，每周到西郊见李新，查资料，彭明有时也来谈民国史的事。

　　一九八○年秋，彭明介绍他的学生杨劲桦找我，让我代他指导劲桦的毕业论文：瞿秋白研究。其时，我已从中央纪委瞿秋白专案组返回中央党校，协助李新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通史》第一卷《伟大的开端》。我在门边放置一小桌，供她阅读我准备写瞿秋白传记所收集到的文件资料。半年后，劲桦写成论文并陆续公开发表。彭明始终关注劲桦写作进展，不时打电话问询。一九八一年夏，彭明特意邀请义彬、时光、维正和我到北京大学门前的一家饭馆小酌。他和劲桦同来，向大家表示感谢。这算是我帮助彭明办的一件小事，而实际上是我正式指导研究生之前的一次受益良多的实践，由衷地感谢他给我的这样的锻炼机会。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新世纪初，彭明培育了一批学有成就的博士生。每年的论文答辩季节，我都会收到他寄来的博士论文，参加答辨会议。每当学生的论文得到肯定时，彭明都会欣然微笑，慰藉之感溢于言表，我也从中受到鼓舞。如今，吴景平、贺渊、张珊珍、李学通……都在各自的学术领域独当一面，成为备受关注的专家学者。彭明师虽于三年前长逝，他播下的学术种子已长成枝叶繁茂的大树，可喜可贺。

　　二○○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应邀到西郊参加彭明师八十寿诞暨《彭明文存》出版座谈会，发言后念了一联贺词：

　　八十载从学从教，只为桃李遍华夏；

　　一辈子淡名淡利，尽付史事文品高。

　　陈铁健七十又七

　　2011年12月5日，写于京南亦庄之水东书屋

　　12月28日改定

　　陈寅恪要带的学生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上午，在陈寅恪的家里，汪钱与自己的老师陈寅恪作了一次长谈。汪钱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陈寅恪的一篇口述长文。在这一“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寅恪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