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二十六卷）

如此感伤，如此温良，如此圣洁—— 论《巨流河》

　　◎李建军

　　我读书，向来不喜欢读节本和洁本，但大陆版的《巨流河》（三联书店，2011年4月），我还是找来读了。原因很简单：它竟然把我的一位硬汉朋友，感动得潸然泪下。此前，我的这位朋友，也曾被一部名为《北逃》（CROSSING）的韩国电影，惹得失声痛哭，按他的话说，“竟然当着孩子的面，不知羞耻地哭了起来。”我信任他的眼泪。于是，便找来看，结果，自己也被这部韩国电影搞得难过了好一阵子——谁若对中国“大跃进”之后的哀鸿遍野的“大饥饿”有了解，谁若对搞得“四海翻腾”、“五洲震荡”的“文革”浩劫有记忆，谁就有可能对《北逃》中人物的不幸，有感同身受的理解，就更容易体验到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这次，关于《巨流河》，我的朋友的眼泪，也同样没有欺骗我。我依然像前次那样被感动了。只是，这样的好书，怎么可以只读个节本了事呢？为了得窥全豹，我托一位作家朋友，从香港带回一部完整版的《巨流河》。对照着大陆的删节本，我将这本厚达六百零三页的繁体竖排的书，重又细细读了一遍。

　　这是一部充满乡愁的追怀之作。那些失去故乡的漂泊者，如风中的转蓬，从巨流河，飘到长江，飘到岷江，飘到大渡河，一直飘到了哑口海。在动荡的年代，他们看了太多的惨象，流了太多的眼泪，经了太多的生离死别。然而，齐邦媛的叙事，哀乐中节，态度平静而内敛。在她的笔下，感伤和悲情是有的，但是，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挚爱，是对他人的感恩，是任何时候都不焦躁暴怒的温良，是任何时候都不歇斯底里的优雅。

　　一、如此感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文革”浩劫的终结和文化禁锢的宽缓，台湾文学逐渐进入大陆读者的阅读视野。林海音、於梨华、聂华苓、琼瑶、白先勇、李昂等人的小说，张秀亚、王鼎钧、郭枫、三毛、琦君、杨牧等人的散文，余光中、郑愁予、痖弦、洛夫、席慕容等人的诗，柏杨、李敖、龙应台、姚一苇、柯庆明等人的社会批评和文学批评，都给大陆读者留下别样而深刻的印象。

　　相提而论，概而言之，由于未曾受到外部规约力量的强力干扰，由于较好地维持着与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台湾作家的作品比大陆的当代作品，更有人情味，语言功力更好，古典文学的因子更浓，“中国心情”也表现得更充分。即使在琼瑶的那些比较模式化的小说里，你也能感受到汉语特有的韵致，也能体验到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意情调，也能感受到中国人对世俗幸福的想象与憧憬。

　　至于对故国往事感伤的追怀，对父母之邦无边的眷恋，更是台湾文学的具有核心意义的主题。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和《谪仙记》等小说，余光中的《乡愁》和《乡愁四韵》，郭枫的《黄河的怀念》、《我想念你，北方》，琦君的《何时归看浙江潮》和《烟愁》，席慕容的《出塞曲》和《长城谣》，张晓风的《愁乡石》和《远程串门子》等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都曾叙写对故人与往事的怀念之情，都曾抒发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依恋。

　　从情绪模式来看，《巨流河》属于典型的台湾文学。沉重的漂泊感和强烈的乡愁，如浓云重雾，萦纡在这部杰作的字里行间。但是，齐邦媛年近耄耋而述往事，世事洞明，心气和平，最终能将自己的感伤、愤懑和悲恸，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始终不失“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这既与她温柔敦厚的家风有关，也与她所受的学校教育分不开——她的老师，不仅教她知识，而且从情感上，深深地影响了她，使她的情感世界既包含着“感时忧世”的广度，又蕴含着深刻、沉重的人生内容。

　　孟志荪先生指导学生要用心读“不幸人物的传记”，并且把自己在乱世颠沛流离的痛苦，融入到了对杜诗的讲解中，从而培养了学生在诗境中体验人生的情怀，以及在人生中感受诗意的能力：

　　……那时我已长大成人，又逢国难，很能了解孟老师为什么说若没时间读全本《史记》，又想读最好的，就先读司马迁写倒霉不幸人物的传记，《项羽本纪》就比《刘邦本纪》高明得多。从南京到四川这一趟千百里的流亡经验，也让我深深明白为什么孟老师教杜甫诗时，竟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一股幽愤悲伤，久久难消。

　　我浸润于孟老师的诗词课整整两年，如醉如痴地背诵、欣赏所有作品，至今仍清晰地留在心中。加上日后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英诗课上也背诵了百首以上的英诗，中英两种诗选中相异又相似的深意与境界，四年之间在我心中激荡，回响。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这样一个人，如覃子豪《金色面具》诗句：“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①

　　杜甫《秋兴》诗云：“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辗转于“干戈际”的人们，是很容易因无奈而感伤，因感伤而流泪的，所以，孟志荪讲杜甫时，哭了，朱光潜先生讲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时，也哭了：

　　朱老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 ，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为我叹息）

　　“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像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②

　　自古无泪不成诗。在诗的深处，总是涌动着泪的泉水。然而，只有至情至性的人，才能感受到那泉水的温度。孟志荪和朱光潜都是有诗心的人，所以，他们因诗而动情落泪，并用自己的泪水，滋润学生心田里的禾苗，使他们也成为有温柔诗心和丰富诗情的人。齐邦媛在回答《瞭望东方周刊》的访谈时说：“文学教育帮助我更客观、深层认识人间悲苦与活着的意义。”③其实，她所接受的诗化和人性化的文学教育，不仅给她提供了认识人生真谛的智慧，而且还给了她一副慈悲心肠——这意味着能感受到人生的哀苦，能感受到他人的不幸，尤其重要的是，要知道眼泪的滋味。杜甫《哀江头》诗云：“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哭泣也者，固人之以成始成终也。其间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现象也。有一分灵性，即有一分哭泣，而际遇之顺逆不与焉。……《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巨流河》也是一部哭泣之书。齐邦媛多次写到眼泪——自己的眼泪，母亲的眼泪，父亲的眼泪，那些失去家园和亲人的人们的眼泪，这既与她的“灵性”相关，也是老师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岂偶然云乎哉！

　　一部作品的精神风貌，最终还是决定于作者自己的气质和经验。《巨流河》的感伤情调，说到底，还是源自于作者自己的人生感受。她在少年时代，便体验到了可怕疾病的折磨，独自体验过被死亡威胁的无助感，也亲眼目睹了失去两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给母亲带来的巨大悲痛：

　　我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幼子突然死亡的事实，哭泣自责，渐渐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传统社会，一个年轻媳妇“没事”就哭，是很不吉祥的事，她只有趁黄昏伺候了晚饭后，在夕阳余光中躲到牧草丛中哭泣。后院空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牧草，从春天雪融时的嫩绿到降雪时的苍茫，庇护着她压抑的哭声。雪融之后，她还带着我去一里路外的祖坟，仆倒在我弟弟那小小的新坟上痛哭。我记得祖坟四周种了松树，在初春的风中猛烈地摇撼，沿着老坟周围则开满了粉红色的花，在我母亲哀切幽咽的哭声中，我就去摘一大把花带回家，祖母说是芍药花。我长大后每次见到芍药花，总似听到母亲那哀伤压抑的哭声。它那大片的、有些透明，看似脆弱的花瓣，有一种高贵的娇美，与旁边的各种野花都不一样；它在我日后的一生中，代表人生许多蔓延的、永不凋谢的，美与悲伤的意象，尤其是以前那些世代女人的痛苦。④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见母亲的悲苦对作者的影响——这种影响留给她的记忆如此深刻，以至于到了古稀之年，她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情境，依然能用文字还原那些具体的细节和氛围。同时，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也可以看见作者不俗的文学才华。她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文学动作”，即在朴实自然的叙述语言里，在平和舒缓的叙述语调里，同时完成描写和抒情的双重任务。清晰呈现的画面感，充满情感律动的抒情性，以及丰饶的诗意感，统统都被和谐地包容在质朴、简洁而优美的叙述语言里。她的叙述态度是克制的，但是，所获得的效果，却是强烈的，在那感伤的意境里，在那悲怆的旋律里，流荡着足以使人泣数行下的力量。在齐邦媛的笔下，我们可以隐约看见萧红的影子——她们都写辽阔的东北大地特有的风物，都写柔弱的生命躲避不过的死亡，都写女性无助的境遇、无尽的眼泪和无边的哀伤。

　　从少年时代起，齐邦媛就离开故乡，踏上了漫长的漂泊之旅，自此之后，故乡便在遥远的梦境里，便在凄楚的歌声里：“我生长到二十岁之前，曾从辽河到长江，溯岷江到大渡河，抗战八年，我的故乡仍在歌声里。从东、西、南、北各省战区来的人，奔往战时首都重庆，颠沛流离在泥泞道上，炮火炸弹之下，都在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⑤这种有家归不得的漂泊感，终其一生，萦绕在作者心头，成为她内心深处难以化解的情结，难以消除的疼痛。即使成年以后，她也常常被这种强烈的漂泊感折磨着。她曾这样写她中年时期，在美国进修期间的漂泊体验和感伤心情：

　　……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来，窗外竟是皓月当空，想到《红楼梦》中，宝玉醒来所见当是同一个月亮。我这个现代女子，背负着离开家庭的罪恶感，在异国校园的一隅斗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红尘自适！起身在泪水中写了一信给父母亲，叙此悲情，（当时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会增加他们多少牵挂！）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将信投入邮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动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许久。当时心中盘旋着《春江花月夜》：“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诗中情境。⑥

　　这纯然是一个诗人的感伤。在她的笔下，有未能替“家庭”尽责的不安，有对年迈父母的体贴和惦念，也有推己及人的不忍之心和仁爱情怀，而“可怜春半不还家”的漂泊，则更使人备感凄凉，尤难为怀。

　　齐邦媛在写给《第二届在场主义散文奖》的答谢词中说：“我最应该得的是世界上最资深的漂泊奖。”⑦　漂泊者的乡愁，即使到了桑榆晚景，依然笼罩在她心头。触绪纷来，愁肠百结，“固将愁苦而终穷”，这，大概是古今漂泊诗人共同的精神遭际吧。

　　二、如此温良

　　文学是离同情和怜悯最近的一种精神现象。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是一个懂得爱的价值的人，而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总是包含着善良的意愿和道德性的关怀。一部规制宏大的叙事作品，如果完全没有道德视景，对善恶和是非也完全漠不关心，那么，它就很难产生持久而普遍的影响力。

　　然而，贬低善和爱的价值，似乎已经成了哲学和文学上的一种时髦。怀疑主义者尼采就嘲笑爱的意义，视同情为一种有害的“恶习”，认为：“虚弱的人和失败的人应当灭亡：这是我们人类的爱的首要法则，人们甚至应该帮助他们自取灭亡。”⑧我们虽然不像尼采那样极端和简单，但是，我们也否定普遍的爱，而肯定有限定的爱，只不过，尼采站在强者一边，我们站在相反的另一边。我们把冲突和对立当作生活的本质。个性千差万别的人，处境各各不同的人，被草率地区分为好人和坏人，被简单地划为敌人和朋友，被随意地贴上进步和落后的标签。无休止的斗争被当作推动生活前进的动力。恶被赋予了使人眩惑的魔力，而善则被歪曲为令人讨厌的德性；仇恨被当作一种高尚的激情，而恐怖和暴力则被浪漫主义地诗意化。我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们一样，无所畏惧，“醉心于危险感”，“不断陶醉在胜利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所向无敌的”⑨。我们缺乏朴素的生活态度，讨厌一切平淡无奇的事物；我们丧失了对时间的敬畏感，竟然妄想将一万年化为一瞬间。我们渴望一蹴而就、惊天动地的成功。我们将自己想象为普照万物的太阳，以君临万物之上的最高主宰者自居。基里洛夫说：“人将成为上帝，并将发生本质上的变化，种种思想和一切情感亦将如此。”{10} 我们完全被基里洛夫式的自大和傲慢异化了。我们成了在自我想象中不断膨胀的怪物，成了灵魂粗糙的“新人”。早在一九四六年，宗白华先生就发现我们民族的灵魂“粗野了，卑鄙了，怯懦了，我们也现实得不近情理了”，“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猜忌、斗争”，“没有了构成生命意义、文化意义的高等价值”，于是，便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国精神应该往哪里去？”{11}

　　“中国精神”的未来去向，也是齐邦媛甚为关心的问题。她关心中国文化的“高等价值”，关注中华民族“人性”的健全发展。她将“保持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准”当作自己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12}。她认为，钱穆的《国史大纲》“对中国半世纪动荡，饱受摧残的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13}。事实上，她在写作的时候，也抱有对读者“增加温厚自尊的影响”的目的。

　　齐邦媛生活在天下多故、海水群飞的时代，世道人心经受着可怕的撕裂和严峻的考验。她立志要写出外敌入侵、风雨飘摇之时，中国人的坚韧与不屈、宽厚与仁慈。所以，《巨流河》既是一部感伤之作，也是一部赞美之书。她赞美在生活的重压下依然正直的人格，赞美不为窳败的世风所污染的温良的德性，赞美始终坚持扶危济困的心地善良的人们。齐邦媛说自己写《巨流河》的一个目的，就是要用“诗的真理（the poetic justice）”，写出自己“忘不了的人和事”。而《巨流河》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一部别样形式的“抗战史”，真切记录了中国人民在战乱时代的艰难和坚强，也不只在于它通过大量的细节，还原了那些被历史的尘埃遮蔽的真相，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展示出了一种业已模糊的人格图景和道德风范，写出了一群古道热肠的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他们仁慈、克己、真诚，急公好义，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情上，都显示出一种温良的态度和中正的精神。

　　齐邦媛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写到了一位不知其名姓的小镇医生。他不仅有悬壶济世的慈悲心肠，肯从“十华里外的镇上”，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到我们村庄里来”，凭着妙手回春的医术，救了一个“马上就要断气”的婴儿的命，而且，还颇知诗书，竟然妙手偶得，给那个被自己救活的婴儿，起了一个极为雅致的名字——“齐邦媛”。作者怀着感恩的心情说，在自己的生命之初，这位医生给了她“双重的祝福”：“我长大后知道此名源出《诗经》《君子偕老》：‘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前几年有位读者寄给我一页影印自宋朝范成大《明湖文集》的文章，居然有一段：‘齐邦媛，贤德女子……。’我竟然与数百年前的贤德女子同名同姓，何等荣幸又惶恐！在新世界的家庭与事业间挣扎奋斗半生的我，时常想起山村故乡的那位医生，真希望他知道，我曾努力，不辜负他在那个女子命如草芥的时代所给我的慷慨祝福。”{14} 读着这个故事，我联想到了汪曾祺的小说《陈小手》。虽然这个“小镇医生”不像陈小手那样，有着清晰的形象，有着可以让读者寻绎的来路和去路，但是，他们却一样善良，一样代表着昔日中国一个特殊人群的温良和德性，一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在齐邦媛笔下，作为家里辈分最高的长者，祖母张从周讲“规矩”，但更讲“仁义”，有威严，但更有柔情。祖母留给作者的记忆是如此美好，以至于许多年后，回忆起往事，她仍然如此动情和感念：“祖父母的庄院是祖母独自撑持的家，由她与我母亲，这两个长年守望的寂寞女人，带着三个幼儿、二十多个长工，春耕秋收过日子。我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去拔小西山的棒槌草、后院的小黄瓜、黑浆果……冬天到结冰的小河上打滑溜，至今印象清晰。祖母是位雍容大度、温和仁厚的人，对我母亲——她独生子的媳妇，充满了同情与怜惜。但是在那个时代，她也是由媳妇熬成婆的，她知道哪些规矩不能改变，所以虽然她对媳妇好，绝不找麻烦，对她说话声音也很柔和，但规矩还是规矩，虽然家里有许多长工与佣人，但公婆吃饭时，媳妇必须在旁垂手侍立，这是‘有地位人家’的样子。祖母对我最为怜惜，命也是她救的，后来我到北平西山疗养院，害她流了许多眼泪，至今我仍愧疚地记得。”{15}懂得“同情与怜惜”的人，就是一个内心世界美好的人，就是一个值得所有受她关爱的人铭记和感恩的人。事实上，齐邦媛自己就有这样的慈悲心肠和同情之心：她的心里，并不是只装着自己的悲伤，她的眼泪，也不单为自己而流。她忘不掉那些在战争中饱受折磨的士兵，忘不掉士兵们的哭泣：“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们枯干的颜面，忘不了他们眼中的渴。有时在电影看到西洋古战场上，威武战将后面举着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泪。古今中外，那些在土地上沙沙地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兵都令我悲伤，它具体地象征了战争对我心灵的伤害。”{16}

　　在齐邦媛的叙事语境里，善良乃是一种最美好的德性，温和乃是一种最优雅的的气质——如果，在这“善良”与“温和”里，再加入一点“宁静”和“忧郁”，那么，它便具有“美”的意味了。齐邦媛从她终生难忘的张大飞身上，看到了这种接近完美的德性和气质。他心性温良，喜爱宁静，甚至乐于沉浸在寂寞中。在一群“喧闹”的年轻人中，他的“忧郁温和的笑容”，便成了齐邦媛的“期待”：“他最喜欢带我那三岁的大妹妹到院子里玩，有时帮妈妈抱襁褓中的二妹，偶尔会到我常坐的椅子旁看我新买的书。有一次，他带来他自己的那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给妈妈和我看，说这是离家后唯一的依靠。当时我虽不懂，但多年后我明白，为什么在他淡淡的落寞中有一种和平、宁静，我似乎又找到了一本深奥待解的书，很有吸引力，可是他又随身带走了。”{17}显然，在他的温良的心性里，在那“淡淡的落寞中”的“和平、宁静”里，已经包含着一种别样的精神内容，那就是基于宗教情感的博爱——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自己一次空战经历的回忆中看出来。张大飞在写给齐邦媛的信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前天升空作战搜索敌迹，正前方云缝中，突然出现一架漆了红太阳的飞机！他清清楚楚地看到驾驶舱里那人的脸，一脸的惊恐。他来不及多想，只知若不先开枪，自己就死定了！回防至今，他忘不了那坠下飞机中飞行员的脸了。……我没有看见，但是我也忘不了那在火焰中的脸。”{18}在敌人的脸上，他看见了“惊恐”，而缺乏宗教情怀的人，对这样的表情，往往是视而不见的。从这样的叙事里，我们可以看到一颗尚未被“战斗激情”和“民族仇恨”扭曲的心，可以看到对生命的怜悯和不忍之心。

　　父亲齐世英是齐邦媛一生最尊敬的人，也是作者着力来写的人。他有着亦新亦旧的道德，既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现代人”，又是一个行己有耻、宽以待人的“古典人”。齐世英十八岁就到日本读书，在此期间，他对现代的文明有了初步的认识，对于未来的社会进步有了很深刻的理解：“更进一步认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国民普遍的教养是清洁守法，教育程度高些的讲究温恭的礼节，鼓励知识的追求。对国家有强烈的效忠思想，所以日本那么小，却已成为亚洲强国。”{19}在德国留学期间，他成了一个冷静的理性主义者，认识到社会的进步，端赖理性意识的成熟，那些德国哲学大师的思想，“使他坚定地相信，只有真正的知识和合理的教育才能潜移默化拯救积弱的中国，而不是激动热情的群众运动。不择手段只达目的的阶级革命，留下的社会、文化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解决，才能弥补。”{20}反对一切形式的狂热，不赞成用极端的手段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一点，无疑显示出他在心智和思想上的成熟。

　　如果说，在思想和知识上，齐世英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那么，在情感和道德上，他则是一个纯粹的中国士大夫。在齐邦媛的记忆中，“父亲齐世英一生都是位温和的君子。他说那实在是他理想的开始，做人要有个人的样子”{21}。他廉洁自爱，公私分明。齐邦媛在初春泥泞的路上走，棉鞋陷在泥里，这时，父亲乘坐公务车经过，他叫司机把鞋从泥里拔出来给她穿上，就开车走了。晚上回来，他对年幼的齐邦媛说：“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公务信纸有机关头衔的，我们也绝不可用。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小孩子不可以养成炫耀的心理。”{22}直到成年以后，齐邦媛依然记得父亲的这句话，会“突然警觉”，从院长的公务车上下来走路。齐世英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一样表达自己的意见，又像一个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温文尔雅地包容那些因为误解而伤害他的人。他被开除党籍，剥夺公职，但是，他始终坚持“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原则，不曾说过那些伤害他的“政客”一句坏话。当齐邦媛自己在大学期间受到“前进的”侯姓学姐人身攻击的时候，她第一次感觉到了“斗争”的可怕，内心充满深深的困惑。尽管如此，她始终保持着做人的道德底线，因为，“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23}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体验了太多的家破人亡、不遑宁居的痛苦。无根的漂泊，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共同境遇，只不过，漂泊，对《巨流河》中的人们来讲，是空间意义上的，对另一部分人来讲，则是文化意义上的。在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的文化破坏运动中，我们鄙弃“温良恭俭让”，践踏“仁义礼智信”，变得冷酷无情，粗暴无礼。我们成了失去立身之本的孽子，成了失去精神家园的浪子。《巨流河》的出版，它对温良心性的叙写，又一次将我们的“文化无根状态”和“精神漂泊境遇”清晰地凸显出来。

　　三、如此圣洁

　　如果说，爱情生活是衡量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状况的重要尺度，那么，爱情叙事则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精神品质的重要尺度。在当下的大陆小说作品中，不缺乏“身体叙事”，不缺乏“欲望化书写”，但却很少看到美好的爱情。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一部实录性质的《巨流河》，却给读者讲了一个至纯至美的爱情故事，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可爱亲切的民族英雄。

　　在谈论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齐邦媛甚至不能接受用“恋爱”这个热烈的词，而宁愿用“钟情”这个相对内敛的词。她说：自己与张大飞的感情，“在今天来说很难称为恋爱。对我来说，是一种钟情。‘钟情’这两个字在现在当然是很过时的了，可是那个时代，第一见面很难，第二也有很多的顾虑，不是像今天这样交通便利。所以回忆当年就是那么简单，又是那么诚恳，那种钟情因是一生只有一次。人家那么轰轰烈烈的生和死，我很怕别人拿来亵渎，那样亵渎的话，会很对不起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24} 为了维护那份“钟情”的圣洁性，齐邦媛拒绝将它改编成电影。有很多导演找到了她。他们甚至做了“一些计划”。但是，“我发现我不能接受他们的方式。所以我就公开地说了，在我有生之年不拍电影，我希望我的书先站稳，保持自己的价值。”其实，更内在更重要的原因，是她害怕亵渎了自己的情感，害怕亵渎了逝者的尊严：“他们一定要把张大飞那个感情写成一个热烈的爱情，因为不这样做电影就不能卖。这样做我受不了。在现实里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连人生都没想清楚，二十六岁就死了。他死得那么干净，全心全意的，就是为了报国。我在有生之年，不愿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为一个热闹的电影。”{25}

　　齐邦媛的叙事上的含蓄和克制，首先表现在她对自己的“爱情故事”的分散化处理上。像这样终生难忘的情感记忆，集中在一个叙事单元，酣畅淋漓地讲述出来，无疑更有助于获得强烈的叙事效果。但是，也许害怕过于热烈的表达，会亵渎那本来就纯净而庄严的情感，齐邦媛便选择了一种更自然的叙事策略，那就是，按照情感发展的自然过程，将他们的“爱情故事”，片段式地呈现在次第展开的章节里，仿佛一条小路，在铺满鲜花的原野上，曲曲折折，忽隐忽现地通向远方。

　　他们之间的“钟情”，开始于齐邦媛十二岁那年。家破人亡、失去家园的张大非（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空军后，改名“张大飞”），常常来齐邦媛家做客，因为，父母经常会在家里招待那些来自东北的无家可归的孩子。有一天，吃过中饭，哥哥和七八个同学要去爬不远处的一座名叫牛首山的小山。齐邦媛因为看着那山羡慕许久了，就追着赶上跟了去：

　　下午四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一个人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顶，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头，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的棉大衣裹住我三十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他眼中的同情与关怀，是我这个经常转学的十二岁边缘人很少看到的。

　　……数十年间，我在世界各地旅行，每看那些平易近人的小山，总记得他在山风里由隘口回头看我。{26}

　　然而，平静安闲的和平生活结束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开始了。“张大飞于一九三七年底投军，入伍训练结束，以优良成绩选入空军官校十二期，毕业后即投入重庆领空保卫战，表现甚好，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一九四二年夏天，他由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回国，与十四航空队组成中美混合大队，机头上仍然漆着鲨鱼嘴，报纸仍旧称他们为飞虎队。”{27} 在战斗的间隙，张大飞与齐邦媛继续保持着通信联系。这些“天上的来信”，见证着一个优秀青年为国征战的历程，也反映着他可爱的性格和纯洁的心灵：

　　他的信，那些仔仔细细用俊秀的字写在浅蓝色航空信纸上的信，装在浅蓝的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奇奇怪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往缅甸伸展。他信上说，从街的这一头可以看见那一端，小铺子里有玻璃罐子，装着我大妹四岁时在逃难路上最爱吃的糖球。飞行员休假时多去喝酒，他不喝就被嘲笑，有一次喝了一些就醉了，跳到桌子上大唱“哈利路亚……”从此没人强迫他喝，更劝不动他去跳舞，在朝不保夕的人眼中，他不肯一起去及时行乐，实在古怪。在他心中，能在地上平安地读《圣经》，看书报，给慧解人意的小友写家书比“行乐”快乐多了。{28}

　　爱情最有韵致的阶段，是在它还不能被称作“爱情”的时候，就像花儿最妩媚的时候，是在它尚未完全绽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彼此见面所说的，也许都是题外的话，都是不相干的话，但那些看似与情感无关的话，其实已经是情话了——它无疑是最浅最淡的那种，但也是最深最浓的那种，就像最轻最薄的羽毛，往往会飞得最高最远一样：

　　高二那一年暑假，吃过中饭，我带他穿过中大校园去看嘉陵江岸我那块悬空小岩洞。太阳耀眼，江水清澄，我们坐在那里说我读的课外书，说他飞行所见。在那世外人生般的江岸，时光静静流过，我们未曾一语触及内心，更未及情爱——他又回到云南，一去近一年。{29}

　　江淹在《别赋》里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寻常意义上的分别，已足以让人依依不舍，爱情故事中的永别，就更加令人柔肠寸断。在《巨流河》里，升空作战的张大飞随时都有可能牺牲，每一次分手，都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面。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依然显得那么克制，依然表现得那么含蓄：

　　一九四三年四月，我们正沉浸在毕业、联考的日子里。有一天近黄昏时，我们全都回到楼里准备晚餐了，一个初中女孩跑上来找到我，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

　　我出去，看到他由梅林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那种心情是忘不了的。

　　他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以前要赶回白市驿机场，只想赶来看我一眼，队友开的吉普车在校门口不熄火地等他，我跟着他往校门走，走了一半。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门口范孙楼，在一块屋檐下站住，把我拢进他掩盖全身戎装的大雨衣里，撑着我靠近他的胸膛。隔着军装和皮带，我听见他心跳如鼓声。只有片刻，他松手叫我快回宿舍，说：“我必须走了。”雨中，我看到他半跑步到了门口，上了车。疾驰而去。

　　这一年夏天，我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

　　今生，我未再见他一面。{30}

　　“你怎么一年就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这句话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表层，是从哥哥的角度说出的，包含着对小妹妹的成长之快的欣喜；深层，则传达出含着爱意的惊讶，是一句含蓄而又热烈的爱的语言，难怪“我”会把它当作“赞美”，难怪“我”说自己对当时的“心情”，是“忘不了的”。在上引的这段叙述语言里，作者的节奏，是缓慢的，在“我必须走了”之后，写“我”见“他”离去记忆的一句话，则断为四顿，别为两句，仿佛低沉、舒缓的慢板，蕴藉婉转，意味深长。而“一九四三春风远矣”一句，更是语意古雅，耐人寻味：春风虽远，但温暖仍在，记忆永在！

　　《巨流河》的爱情故事之所以令人震撼，之所以令人觉得美好，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包含着神圣和庄严的宗教情感。虽然爱情，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美好的充满诗意性的，但是，只有当它充满克己利他的牺牲精神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是真正高尚和伟大的。《巨流河》里的爱情，就具有慈悲的情怀、利他的精神和圣洁的宗教色彩。

　　张大飞身上没有一丝一毫好斗成性的戾气，没有一丝一毫舍我其谁的傲慢；由于天性的善良和对悲苦的敏感，他本来最适合做一个济世利物的行善者，然而，他却不幸生活在一个乱世，不得不参加抵御外侮的战争，不得不做与自己的天性格格不入的事情。他的慷慨赴国难的英雄行为，固然令人感念和钦佩，但是，他对生活和爱情的庄严而纯洁的态度，却更加令人感动和尊敬。虽然不幸生活在一个战争年代，虽然他不得不通过暴力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但是，这并不影响他成为有信仰的人，成为虔诚的基督徒。家破人亡之际，他将《圣经》当做他“唯一的依靠”。他的爱情与他对上帝的爱，是融为一体的。他把一本“和自己的那本一模一样的《圣经》”送给了齐邦媛。他把爱情和对上帝的爱，一同带给了自己所爱的人。他对“邦媛妹妹”的“祝福”——“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使你永远活在快乐的园里”，每一个字句里，都充满了宗教的温暖和柔情。

　　二十六岁的张大飞在豫南会战掩护友机时，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这给齐邦媛带来巨大的痛苦，直到抗战胜利后，她仍然难以摆脱。最终，她终于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地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31}这种严肃的纪念方式，赋予了他们的感情以神圣的性质，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哪里有信仰，哪里就有奇迹；哪里有纯粹的爱情，哪里就有神奇的相遇。齐邦媛竟然意外地在南京新街口的教堂前，看到了悬挂在那里的“纪念张大飞殉国一周年”的横幅。横幅上的字，让她心如刀绞，也让她觉得神秘不解：“在雨中，我痴立街头，不知应不应该进去？不知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不到十天之前，我刚刚意外地飞越万里江山，由四川回到南京——我初次见到他的地方——是他引领我来此礼拜，在上帝的圣堂见证他的存在和死亡吗？”{32} 《圣经》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齐邦媛相信这样的“定期”，相信这样的“定时”。所以，这样的“寻找”和“相遇”，并未结束。七十五岁那年，在五月温暖的阳光里，她终于来到了南京，来到刻有张大飞名字的“航空烈士公墓”。在这次的“重逢”里，作者再次获得了宗教性的启示，明白了《传道书》里“舍弃有时”的象征，而对于所“钟情”过的人，她也再次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和赞美之意：“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合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33}

　　《巨流河》是一部见证历史的书，是一部抒发漂泊之感的书，是一部赞美温良德性的书，更是一部印证“爱情”的书。因为有生离死别，因为有深哀巨痛，所以，它的笔调，难免染着感伤的色彩，叙事的语调里，也难免含着些微的悲凉，但是，从它的字句之间，你却读不到一丝一毫的消沉和颓唐，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戾气和怨毒。它没有一句爱国主义的高调，却深切地表达了对父母之邦无边的眷恋和至诚的热爱；它无意制造浪漫，但却在平静而敛抑的追怀里，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浪漫而圣洁的爱情故事。

　　“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这是《巨流河》曲终奏雅的最后一句话。

　　“一切美好的，都将在永恒的平静里不朽；一切仁慈的，都将在永恒的平静里长存。”这是我从《巨流河》读到的更为深刻的昭示。

　　2011年11月28日，北京平西府

　　注释：

　　① 齐邦媛：《巨流河》，第131页，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月10日第一版第27次印行。

　　② 齐邦媛：《巨流河》，第184－185页。

　　③ 齐邦媛：《我用诗的真理写他们》，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3月14日14：27， 新华《瞭望东方周刊》。

　　④ 齐邦媛：《巨流河》，第29－30页。

　　⑤ 齐邦媛：《巨流河》，第19页。

　　⑥ 齐邦媛：《巨流河》，第380页。

　　⑦ 齐邦媛：《我最应该得的是最资深的漂泊奖》，《文学报》2011年9月22日。

　　⑧ 尼采：《反基督》，第6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⑨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上），第2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10}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上），第1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11} 宗白华：《艺境》，第1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2} 齐邦媛：《巨流河》，第478页。

　　{13} 齐邦媛：《巨流河》，第430页。

　　{14} 齐邦媛：《巨流河》，第21页。

　　{15} 齐邦媛：《巨流河》，第23页。

　　{16} 齐邦媛：《巨流河》，第282页。

　　{17} 齐邦媛：《巨流河》，第71页。

　　{18} 齐邦媛：《巨流河》，第158页。

　　{19} 齐邦媛：《巨流河》，第35页。

　　{20} 齐邦媛：《巨流河》，第37页。

　　{21} 齐邦媛：《巨流河》，第35页。

　　{22} 齐邦媛：《巨流河》，第34页。

　　{23} 齐邦媛：《巨流河》，第204页。

　　{24} 齐邦媛：《历史可以一笔带过，文学不能》，《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9日。

　　{25} 齐邦媛：《历史可以一笔带过，文学不能》，《南方都市报》2011年5月9日。

　　{26} 齐邦媛：《巨流河》，第72页。

　　{27} 齐邦媛：《巨流河》，第157页。

　　{28} 齐邦媛：《巨流河》，第158页。

　　{29} 齐邦媛：《巨流河》，第159页。

　　{30} 齐邦媛：《巨流河》，第159-160页。

　　{31} 齐邦媛：《巨流河》，第222页。

　　{32} 齐邦媛：《巨流河》，第258页。

　　{33} 齐邦媛：《巨流河》，第5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