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荒原

后记

　　一

　　在我的家乡——萧山东片沙地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一直流传着不少关于徐传化的故事。听得多了，脑子里便出来这么个老头的形象：一天到晚笑眯眯的，逮着谁都爱开两句玩笑，小眼睛眨巴眨巴便是一个故事，再一眨巴便又是个故事。喜欢喝酒，酒至半酣时腿上便会搁把二胡，微闭了眼睛，在咿咿呀呀的胡琴声里轻晃着脑袋——有着唐伯虎的潇洒，祝枝山的幽默。后来又听说老头和儿子徐冠巨办了个化工厂，钱赚得足够买好几架飞机了，想买，却遗憾国家民航总局不给批……

　　前后算起来我在印染厂里呆的时间恐怕也有三四年，却一直无缘见上这位快乐、风趣而又富有的老头一面。

　　写作改变了我二十二岁以后的生活方式。1997年底，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沙地》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在几家报纸上和电视台里稍稍热闹了一下，土包子被包上了一层薄薄的漂亮的塑料纸后，便很不甘心继续呆在原来那个日见萧条的图书馆里。

　　翌年二月底，在萧山参加政协会议，第一次见到了坐在主席台前排的徐冠巨，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好像早已认识了这个人，还跟他思想上有着许多共鸣之处。那天上午散会时，正要跟随众人一起涌出大门外，萧山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玉明在背后叫住了我，特意介绍我跟徐总认识。握手时，听见徐总微微笑道：“还是个小姑娘呐！”

　　那时候什么都显得很无知，包括穿着，包括交际，第一次见面想必留给徐总的印象很糟糕。好在除了无知还有无畏，事后也就并没有为这方面而自寻烦恼。

　　四月中旬，忽又接到王部长的电话，问我愿不愿意去传化集团工作，并告诉我徐总马上要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了，要我跟集团党支部书记苗裕华联系。和未婚夫祥商议了一下，我们决定先去公司里看一下。摩托车在路上足足花了五十来分钟。远远望见公司在104国道南面新建的七万吨洗衣粉喷粉塔，就觉得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比我呆着的那个文化中心还要荒凉、冷僻。往厂区和办公大楼里转了一下，又被那阵容征服了，感觉里面的气象果然非同一般，何况离杭州、萧山毕竟要近得多了，再加上从苗书记口里得知我的上班地点将会被安排在杭州庆春路上的凯旋门商业中心——公司在那里买了一层写字楼，作为驻杭办事处。一个星期后，我递了份辞职报告，离开了我生活了二十二年的靖江。

　　苗书记让人在集体宿舍里给我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宿舍在厂区北面的一栋面西的两层楼里，和老板一家八口居住着的那幢四层楼房相邻。每天早晚上下班，都得从他们家门口经过。有几次傍晚下班回去，发现自己宿舍里的门半开着，很是吓一跳，过后才依稀记起早上出去时没有把门拉紧关好，却也从未见房间里丢过什么东西。

　　到传化后的第二天，便抑制不住乡下人爱串门的习惯。下了班后，不急着回宿舍，见那幢三层住宅楼前靠近西墙的一角似乎有个出口，又隐隐听见说话声，便悠笃笃地往那口子里走去，眼前豁然开朗，果然有个比较大的院子，里面摆着许多盆栽的花木，角角落落都攀爬着会结南瓜、丝瓜和葫芦之类果实的藤蔓。靠近西边院墙的一个大棚里圈养着数百只鸡、鸭，北面则是一溜排低矮的瓦屋，不声传来猪的气息和叫唤声。

　　说话声是从离门口最近的一个竹棚里传来的，有三个人站在那里，朝一只孔雀拍手逗弄着，忽然欢喜地叫道：“开了！开了！”站在中间的是位妇人，看起来有五、六十岁的样子，高大、结实，是典型的萧山沙地女人的体形，但那白皙的肤色，那目光和嘴角所含的微笑，以及那些话语，又让你感觉到与一般沙地农村妇女的不同。她高高兴兴地犒劳了那只孔雀一大把玉米，想想不够，又往盛玉米的盘子里抓了一大把。听到边上那两人都叫她“老板娘”，我才知道这妇人原来是徐传化的妻子，徐冠巨的妈妈。

　　老板娘大名苗祥仁，这是我在后来一次专门采访她的时候才知道的。那一代的沙地女人，一旦结了婚，便都往往会失去自己原来的名姓。这些年来，似乎除了我自己以外，未曾看见或听见别人也使用过这个名字，包括她的老伴徐传化，我们听到他称呼她的时候总是以“老太婆”三个字指代。如花似玉的时候怎么称她，我们不知道，想必也不会用上那名字，多半是以娘家兄弟姐妹或妯娌间的排列序号前加个“阿”字，或者在第一个孩子的名字后面再添上“拉娘”代称了。叫“老板娘”自然已在办厂之后，一开始想必也抗议过，但终究拗不过众人在使用称呼上的一些习惯，时间一长，听觉、心理上也都渐渐少了别扭和不好意思，到后甚至觉得这称呼的亲切了，如同穿用方便后的一件内衣或一双鞋子，有一种贴肤之亲。

　　按照沙地人的说法，老板娘是个很“吃得开”的人物。我们才聊了两三句话，便和我一见如故了，她听说我姓陆，马上称我“陆小姐”，并亲昵地拉着我的手，用她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我的真诚欢迎：“谢谢倷（你们），陆小姐，多亏倷看得起都一个个过来帮忙，公司才会有今天！”

　　过道边上搭了好几个晾，一张张竹箪皮上都晒满了笋干菜。那时节正是春笋旺市的时候。她告诉我笋是她托人从附近集镇上批发来的，咸菜则是她自己亲手做的——“每年都要做十来坛，自己吃一些，公司食堂里送去几坛，亲朋好友再分掉一部分。”她还有十多亩承包地在种，种瓜果蔬菜、五谷杂粮，也种甘蔗之类的。说话间，她找了只干净的塑料袋，从竹箪皮上抓起一大把未完全晒透的笋干菜往那袋子里塞，把那塑料袋装得满满的，执意要送给我——“你早上用开水泡一泡，可以过粥吃。”

　　不久我就发现她的热情好客不只是对我，对每一个到她家里去做客的人——不管男女老少，熟悉的、陌生的，也不管你的衣着鲜艳、破烂与否，她都会同样这般客气地待你，给你递椅子泡茶，还把家里的好吃拿出来请你品尝。从她家门口路过，经常会被她叫住，你还在猜测会找你有什么事，她早已飞快地从屋里端了东西出来了，有时候是她自己做的点心，有时候是一些比较鲜见的水果零食，有时候是从她那十来亩承包地上收获来的甘蔗、玉米、花生，等等。

　　她和那些小贩做生意时，分分角角都会算得很仔细，但若是知道你家里刚刚遭受了一场不幸，或得悉你的日子有些艰难，她又会毫不犹豫地把整箱洗衣粉、洗洁精都端给你，不但不收你一分钱，末了还会往你手里塞钱。

　　那阵子我的睡眠一直不太好，晚上不管熬夜到多深，凌晨五点左右总会准时醒来。捱到天微微有些亮了，便起来，换上一双球鞋。下了楼梯通常能跟老板娘照上一面。其时的老板娘更像个地地道道的农妇：一身旧衣旧裤，半高的靴子已是各大超市和商店的鞋柜里早已被淘汰了的品种，戴着付橡胶手套，头上照例也少不了一顶在田头干活的农妇们通常戴的旧草帽。我们有时候只匆匆地互相打个招呼，有时候也会停下来多聊几句，聊着聊着她便会忍不住骄傲地把我带到西院，向我展示着她这里的阵容。她站在那些鸡窝鸭棚门口只须招呼一声，数百只鸡呀鸭呀就像一大队已在那里埋伏了整整一夜、单等她这一声召唤的士兵一样，一下子都从那堵矮墙后面蜂拥而出，向门口奔来。

　　她抓起一大把麦子，手臂往右一扬，一阵如阵雨前敲窗的雹子声般铿锵有力的踏踏踏声便跟涌而去；她再将手臂往左一扬，底下那股潮水便又随即往这边追扑过来。在无数条矮而粗壮的腿不停地来回奔跑、追逐中，她又一一指点着告诉我这一伙的品种有多么优良；那一群长得有多快，最重的那一只有几斤几两了；谁对食物最有进取精神，谁最喜欢做一些攻击性行为，谁最受欺侮……，一边说，一边就拿起把竹枝条扫帚，埋低了帽檐往那棚屋里钻去。

　　我跑完步回来，她已经从鸡窝鸭棚里出来，又钻进了那一排排长长的猪舍里。所经之处，数百头猪都纷纷依次起身向女主人打着招呼。

　　住宅楼这边，一个个房间里也都有了动静。接送孩子们上学的汽车已经等候在大门口，长得虎头虎脑的冠巨的儿子迅迅背着个硕大的书包先一阵风地奔下楼来，跟在后面的是观宝那位婷婷玉立的宝贝女儿斐远，隔不远，又匆匆走来秀美的女儿佳男，小丫头俊俏的脸蛋上还流露出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像是刚被大人们从床上催起来的。

　　两位老总的夫人此时通常会在二楼的阳台上晾出一家三口的湿衣服。有时候观宝也会温情脉脉地出现在妻子身边，帮她一起对付那些比较沉重的衣服或床单被套之类的。员工们对这妯娌俩的称呼也特别有意思，那字眼儿跟经济跟地位都无关，也不直呼其名，而是叫观宝的妻子杏娟“大姐”，冠巨的妻子小燕“二姐”，老员工这么叫，新来的员工也这么叫，不管年龄、资历均是这般称法，叫声里充满了一股浓浓的朴素的乡情。

　　大姐二姐性情都非常随和，路上遇见了，跟你打个招呼，说上一两句话，淡淡地很自然地，却有着邻里之间般的亲切和随意。老板娘要出门去海宁买小猪崽，或回绍兴、党湾老家那边看望老亲戚了，也会隆重地穿上最得体的衣服，走近了能闻到一股淡淡的仿佛年代已经十分久远了的樟木香味。捏着那厚实的料子，她会骄傲地告诉我这件是小燕给她买的，上回那件是杏娟去某地给她捎回来的。

　　有一阵子，我和大姐二姐早上总是天蒙蒙亮就一块儿出去锻炼。在公司篮球场里，我们跟虞永涛工程师一起学太极拳。杨式太极拳一共有八十四招，我们每天学一到两招。大姐二姐像两个极听话的小学生，一招一式都学得非常认真、起劲，下了班，妯娌俩还会在自家屋顶的阳台上一起把已经学过的所有招式再重新认认真真地温习一遍甚至数遍。有一两次还拉了我一起去。迅迅赤着脚跑上楼来跟他妈妈要昨天吃过的汤圆，二姐一边亮出个“白鹤亮翅”来，一边告诉儿子汤圆放在冰箱里的位置，并嘱咐要“做人家吃吃”。

　　虞工早上出来的时间一般在六点钟左右。大姐二姐怕睡过头，便和我约好了三个人谁先起来，谁就叫一下另外两个人。一开始太极拳队的阵容几乎称得上“强大”两个字，跟我们一起拜虞工为师的还有许多新来的大学生和老工程师，后来人数逐渐减下去了，学到第八十四招时，只剩下我和大姐二姐及几位老工程师。我们笨拙的姿势常常自己都忍不住想笑，打完太极拳披着衣服出去，遇上经警队长高顺荣，总是笑嘻嘻地看着我们问：“今早又摸了几条鱼？”

　　工会主席苗裕华答应给我们太极拳队每人定做一套运动服，几天后，衣服发下来了，有一两套袖子显得长了些，或裤腿肥了点，二姐自告奋勇：“把衣服给我，我去给你们改改。”二姐开过服装店，那缝纫机踩得要多麻利就有多麻利，针头在布上的行走简直比水笔在纸上书写还要流利自如。

　　这一大家子人还在同一口锅里吃饭。每日中、晚两餐集团小餐厅那边都会派一名厨师过来帮老板娘一起炒菜做饭。中午大家下班时间不一，用餐分成好几批，都是随到随吃。大姐二姐一般会在公司规定时间11：30分下班，观宝在12点之后，冠巨更迟一些，传化最没准，早的时候比谁都早，晚的时候又会比谁都晚。有时候说好了回家用餐的，却左右盼不来，过后才知他又在外面陪客人了；有时候会冷不防地带一大班客人回家，给老板娘和厨师都来个措手不及。在他们家的餐厅里，我也当过一两次座上客，老板娘极客气，用餐的时候，她自己不急着吃，而是守在一旁侍候你，一个劲儿地给你夹菜，又抢着你还未完全扒干净的饭碗非要再给你去添饭不可，客气得让人很不好意思。

　　早晨和傍晚都是老板娘最为忙碌的时候。太阳一偏西，便忙着收晒，忙着和厨师一起准备晚餐、安顿鸡鸭和猪。大姐二姐下班回来了，也会不声不响地帮着婆婆一起做。晚饭是等大家到齐了才开的。我们的晚餐都早已下了肚，又去外面逛过一大圈回来，他们家的餐厅里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灯依然黑着，忙碌了一天的老板娘这会儿倒有些空闲下来，便坐在大门口传达室的窗后，巴巴地盼着那一道道雪亮的汽车灯光穿透墙一样厚重的暮色，笔直地朝门口射来。等了许久，倘老伴和两个儿子的座车还是一辆都未见踪影，便忍不住会从那传达室里起身出来，去那路口张望。问她晚饭这么迟饿不饿？她会客客气气地跟你寒暄一两句，然后告诉你他们家的晚饭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的，习惯了。

　　晚餐是这一家子一天里最热闹、最充满家庭气氛的时候。孩子们先下了桌，跨出移门外在露天的道地里玩他们的玩具，这边父子三人边吃边讨论着公司里的事情，祥仁坐在一旁，看看丈夫，又看看儿子们，脸上洋溢着一个女人的全部幸福。父子三人免不了就某事看法不一致，发生一点争论，争论稍趋激烈，既是妻子又是母亲的祥仁脸上的神情便又一下子被不安取代，警觉地看看持不同意见的双方，表情像个举着把灭火器的消防队员，随时准备着往那紧要处一按。

　　餐厅隔壁有一张乒乓球台桌。晚饭后，徐总难得有一会儿空闲，便陪儿子迅迅打一阵子乒乓球。小家伙的身体特别棒，深秋夜晚，我们都早已告别了凉鞋，他还光着脚板咚咚咚地在冰硬的花岗岩地面上跑来跑去，那时候他的个儿也还比乒乓球台桌没高出多少。老是捡球使小家伙很快对乒乓球失去了热情，徐总便会让人到我宿舍里来问有没有空，过去跟他打两局。

　　我们的球技一开始还相当，似乎我还略略比他占上风些，可是渐渐地就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是他的对手了，不管我的球扣得有多猛，他都能接招；而他过来的球，则常常出其不意，让你防不胜防。

　　晚上老板传化要不出去，家里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来者多是他在文艺界里的一些朋友，比较面熟的有著名莲花落演员翁仁康、翁的琴师大眼睛仁荣父子、滑稽演员赵新高、吹笛高手瞿世平、民间戏班班主赵祖安等人。一到，一楼客厅里总是座无虚席，有时候还得去隔壁餐厅里搬椅子添座。女主人便又有好阵子可忙，招呼各位，冲泡茶水，将茶杯都用双手端了，一一递送到每位来客的手中，又给大伙儿找吃的，甘蔗、花生、瓜籽、水果等等，但凡家里有的，都倾囊而出。聊不到十来分钟，主客便又开始切磋起琴艺来，客人们各自亮出随身带来的各式乐器，与传化的胡琴或琵琶为伴。一曲过后，又是一曲，如山峰般的连绵不断，没完没了。祥仁已经偷偷地一连打过好几个哈欠了，但只要客人们还在，她就不能允许自己先独自上楼去休息，仍像个恪尽职守的服务员一样，静静地呆在旁边面含微笑地倾听着，目光却时刻关注着客人们茶杯里的水位。

　　传化对文艺的酷爱只能用一个“痴”字来述写，这我在正文里已有多处描述。我还得感谢这琴声，在那些狐独、怅惘的深夜里，在我烦躁、痛苦地从一堆堆删了又写、写了又删的文字中直起头来的时候，总能给我带来些许安慰和丝丝清凉。

　　一直到2000年年初，我才从那栋集体宿舍里搬出来。那时我正准备写第二部长篇小说《日出草荡》。作品都已被列为杭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该年度的重点工程，签约合同上要求必须在年底前交稿，我决定用整块整块的时间来专门对付这件事。

　　整个春节期间，我都一直在犹豫着该怎么去向徐总谈这件事，跟他说我要请五个月的创作假——毕竟传化是私营企业，而不是文联作协，也不是那些机构臃肿、人员富余的衙门，何况我当时在集团办里负责的有一大块是日常管理工作。

　　出乎意料的是当我坐在徐总办公室里结结巴巴地提出这一请求时，徐总一口就答应了，并关切地问我还有没有其它困难，譬如生活方面。我忙摇头说没有，能有五个月的创作假已经足够啦。徐总想了想说：专家楼已经造好了，你搬到那边去住吧，我让物业公司里的人给你在那里安排个房间。我说我现在居住的那个房间也挺不错的，很安静。徐总微笑地看着我道：那地方离我妈养猪的地方太近了，难免会有些气味过来。搞长篇创作很辛苦的，我想给你换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专家楼那边的会比你现在住着的地方要好得多。

　　搬到专家楼里的头几天，感觉一下子孤独、冷清了许多，时常怀念和老板娘的那些相处，怀念那一家子一到傍晚时分那种热热闹闹、喜气盈盈的大家庭气氛，怀念那夜半时分隐隐约约传来的胡琴声，甚至还怀念窗口下面那些猪吃饱后温柔的叽叽咕咕声和饥饿时的凄厉叫唤。过了两三天，我去看望老板娘，她一见我就说：“我刚刚还在跟人说起你哩，我说最近陆小姐不知去哪儿了，都已有好几天没见伊（她）人影了？”我说我搬到专家楼里去住了。她一下子拉住了我的手道：“怪不得呀，我还在担心你是不是已经走了——走了也该跟我打声招呼呀！有空就多回来坐坐——你看我上个月抲的那群小鸭，才一个多礼拜，原来的毛色都已经褪光了……”

　　我还时常跑到她那里去玩，但毕竟和这一家人的接触没有像过去那么多了。

　　写完《日出草荡》已是冬天。从阳春三月到寒冬腊月，在专家楼307室那间明亮、舒适而又宽敞、自由的房间里，在我自己虚拟的世界里，我经历了人生的四季。写完最后一章，终于从电脑前起身的我，觉得自己年轻的背一下子弓下去了，仿佛由二十来岁一步跨到了五六十岁！我和书里的那些人物一起饱尝了许多肥甘美食，受到了毫无节制之后的应有的惩罚，所以当我头昏脑涨地告别这部小说时，像得了厌食症一样，对世界上好些正被许多人趋之若骛的东西都失去了欲望。世界对我来说变得既单调又丰富。许多日子里，我只有呆在那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空间里，关上门，再拉严窗帘，然后打开电脑，内心才会充满自由自在的喜悦。

　　但这样的日子终于又要结束了，我还得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去，跟周围的许多人一样。

　　我又坐在徐总办公室里，跟五个月前一样，还是那把椅子，那股好闻的红木香味和那和蔼、亲切的笑容。徐总询问了我的创作进展情况后，用一种充满鼓励的目光微笑着看着我道：“这样吧，你以后不用坐班了，公司就专为你设置一个‘专职作家’岗位，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搞自己的创作，想在哪儿写作都可以，不用像别人那样受许多限制，这样对你的创作可能会更有帮助些！”

　　过了一个多月，我觉得心里很不安，又去找徐总，跟他说给公司里做点什么事吧，尽我所能。徐总想了想说：“那就给我父亲写写吧，他这一辈子过来得很不容易也很不简单，虽然没读过书，但有许多充满智慧和闪光的地方，你多跟他接触接触，说不定在写的过程中能从他身上挖掘出许多东西来！”

　　这样，我便揽下了给这位已年近古稀的传化集团的创始人作传的活儿。

　　二

　　初到传化，听得最多的两个称呼其一是冠巨的“徐总”，其二是传化的“老板”。

　　这“老板”二字乍听觉得很俗气，细忖却又觉得对于这位传化企业的第一代掌门人再也合适不过。称他为“老板”，当然首先因为他是企业的老板，可见这一带的人在使用称呼时直来直去的风格。然而我又怀疑其来由不尽如此。在私营经济极为发达的萧山沙地区，能够称得上“老板”者不计其数，但拥有呼者之众，恐无人能与他相及。这二字几乎替代了他的名字、职务，他的一切社会头衔和亲友中的辈份，包涵了多种感情色彩：尊敬、崇拜、羡慕、亲昵和调侃，等等。我曾经特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查阅过这一词条，其释义：1.私营工商业的财产所有者，掌柜的；2.旧时对著名戏曲演员或组织戏班的戏曲演员的尊称。

　　这两点含义或许在这里都兼而有之。而在艺术团办公室里，在外出演出时，后者的含量也许要更多一些。

　　一个星期后，我几乎识遍了公司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却独独还没有真正面见过这位充满了传奇色彩的老人，倒是翁仁康在公司里见到了两三次。我曾询问过同一办公室里的杨煜泰老师：老板最近是不是出远差去了？杨老师说：“他一般不大会出远门的，可能这几天忙于演出。”

　　隔日上午，我正在综合楼的办公室里编一篇稿子，忽然听见走廊里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杨老师说这不是老板么？我赶紧起身走出去。那是个看起来显得很结实的老头，面白而红润，脸上已有些沟沟坎坎，但不是很深，仿佛是早年留下的，后来又被淡化了。额头顶上的头发还很黑，都一律整齐地向后倒梳着，侧面看去与百元大钞上的那位伟人的头像有几份相似。我不敢肆无忌惮地把目光过久地停留在他脸上，晃过那么一眼后只觉得其容貌和气质都与我想象中的相差无几。

　　我鼓着勇气叫了他一声“老板”，接着又添上“你好”两个字。他随即朝我这边扭过头来——我虽然看不到他的眼珠子，但知道他正在打量着我，他的眼睛果然如传说中所说的，不大，但也全不是那种“獐眉鼠目”般的小法，而只是细，且细得心平气和、慈眉善目。过了大概有二十来秒钟，才听见他问：“你是哪个公司哪个部门里的，我怎么看着你面生？”

　　我还以为他是故意把眼珠子藏起来看我的，心里怯了怯，话也一下子不怎么流畅了。我说我是新来的，在形象管理部的《今日传化》编编编辑部里当当……

　　他说：“噢，我知道了，你是个记者。”停停，他又一本正经道：“鸡嘴（记者）很厉害的，在你们面前说话得千万小心，我以前在家门口种了几行甜瓜，瓜都一个个有拳头那么大了，却一不留神都让鸡嘴啄了个精光！”见我脸都红了，便又得意地笑道：“年轻人出来要学会开玩笑，笑一笑，气氛轻松了，就什么事情都好解决了。你今天是不是想采访我？”

　　我本来并不准备采访他，但经他这么一问，也就只好随机应答道：“早就听说老板很会讲故事，想听你讲两个。”他嘴角一歪，脸上的五官又一下子生动了许多，随即埋下头去看了看手机上面的时间，不无遗憾道：“今天来不及了，我要去给他们开会了，改天有时间我会过来给你讲的——我这满肚子的故事怕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过了两天，我又在那幢楼的走廊里跟他遇见了，他朝我指指边上一个办公室的门说：“我在这里。”随后我也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埋头写稿子。写到一半的时候，办公室的门又开了，只听见他在门口问杨老师：“陆亚芳呢陆亚芳？”我未曾向他自报过姓名，听到他在叫我的名字，愣了愣，随即慌忙应声起立道：“老板你找我？”

　　他说：“我一直都在那边等你呢，你不是说要我给你讲故事么？”我这才记起那天随口说的话，当下既惭愧，又很有些感动。

　　在隔壁办公室里，我坐在他面前的办公桌对面。像很多人一样，交谈一开始我便忍不住好奇地询问起他的创业史。他“浓缩性”地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其间又穿插了好几则他自编的顺口溜。他一边说，一边两只手不停地相互抚摸摩擦着，像一对难分难舍的孪生兄弟。我望着他那双眼睛，心里还无法确定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老头——在此之前，我似乎还从未碰到过与他差不多类型的企业家或者农民。在他身上我可以找到许多跟我父亲非常类似的气息，它们都来自于我们脚下这块曾经饱含盐碱，而今又被许多厂房和烟囱所覆盖的沙土地，而同时他又拥有许多别人所无法具备的东西，包括他那种常人中罕见的浪漫主义精神，那种大智若愚，和被沙地人称为“独头独脑”的开拓精神，等等。那天他又一连给我讲了好几个故事，我都认认真真地作了记录。

　　一起离开那个办公室时，他又忽然跟我道：“我们有个演出队，经常要跟翁仁康一起出去演出的，我看你写字笔头跟水流一样，唱唱跳跳肯定也不错，可以到我侄儿观泉那里去报个名一起参加我们的演出队。”我忙说我不行，唱歌跟黄牛叹气似的，还老跑调，天生不是上舞台的料。他不甘心地又从头到脚地打量了我一番道：“不会唱你可以跳——不会跳也不要紧，我们会把省艺校里的老师专门请来教你们的，你还可以跟我侄儿观泉他们搭档演小品，我侄儿演小品都已经上过好几次电视了呢！今晚上我们又要在对面那幢楼里排演，到时候你也一起过来看看。”

　　晚饭后我还在犹豫究竟去不去看他们排演，他已派了人到宿舍里来唤我。爬上那幢楼的顶层，只见偌大的会议室里热热闹闹的，大约有二十来个人在那里排演或讨论本子。老板正坐在一角跟人拉二胡，一见我出现在门口即起身把我带进隔壁一小舞厅里，连叫了几声“观泉”，忽明忽暗不停旋转着的令人晕眩的灯光中即跑出个三十来岁左右的男人来，矮而结实，让人放心地感觉到即便来了三十八级台风他也照样能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搭配和谐的五官笑得一团和气，朝我点点头，很有风度地伸过手来和我相握——这便是我初次见到的徐观泉。舞蹈队的女孩子有一半未到，不得不取消排演，老板把我分派给观泉他们的小品组，让我演一个孕妇。我一边看剧本，一边笑，跟观泉坦白我实在不是上舞台的料，倘要我替他们写点东西倒还是可以的，随后便找了个借口溜之大吉。

　　老板见我实在不感兴趣，也就未再勉强，但随行记者的角色从此常常想到了我。记得第一次跟随他们出去是到中强集团的珊瑚山庄演出，后来我在《今日传化》上写了篇《今宵欢乐在珊瑚》，老板看了后很高兴也很得意，从此对《今日传化》竟格外关注起来，新一期杂志一出来，常常会问起这期有没有给他们演出队宣传报道的。一起出去，亦会常常骄傲地指着我跟人介绍道：“这是陆亚芳你们认不认识？是我们公司里专门请来的记者——记者很厉害的，你们说什么她都能用耳朵录去，到时全给你们写进文章里去！”

　　一起出去得多了，也便渐渐熟悉了他圈子里的那些人，对萧绍地区对全省的文艺圈也都有了更广泛的了解。我回靖江家里通常搭乘公司里的便车，搭得次数最多的要数“1188”——老板和观泉经常要去萧山东片地区或绍兴那边的许多印染厂里办事。有时候他们还特意送我回家。一路上叔侄俩会起劲地讨论某个小品的构思，里面的一些台词和演员人选。而坐在我家那几把会吱吱嘎嘎作响的竹椅上，喝着我妈用三、四十块钱一斤的茶叶泡的水，此时的老板看起来更像是我们家的一个老邻居。他和我那腿上还沾着许多新鲜泥巴的父亲，总是有许许多多的话可以聊，从家务到农事，从三年自然灾害到土地承包，从蒋介石到毛主席到华国锋到邓小平到江泽民，都各自表达出深刻的见解。末了，老板还教我父亲许多他早年种丝瓜和辣椒积累下来的经验。

　　和老板走得越近，越容易忽略他的身份，有时候觉得他像你的父亲，有时候觉得他是个很讲义气的朋友，有时候又觉得他像你童年时的一个小伙伴，一个甚至玩兴比你还要浓的老小孩。他肖猪，可是干什么事都透露出一股牛劲，决定了的事往往非要一头干到底不可，三五个人在后面拼命地拉也拉不回来。但他又是极易动感情的，最见不得别人吃苦受难。我和志祥刚结婚时他还在杭州工作，两人总是聚少离多，他得悉后叹道：“两个人的青春都有限呀，说过去就过去了，像你们现在这么好的光阴却不能在一起，将来到了我跟我老太婆这把年纪的时候想补也补不回来了！你不要调动，就让你老公想办法调到传化来。”我自知让志祥过来很不容易，便也没有怎么为这方面去努力，但他从此把这事存在了心里。直到有一天观泉打电话通知我让祥去农业园区筹建办面试时，才知道他单为了这事就往园区跑了好几趟。

　　而在艺术团里，有两对年轻恋人也因他而终于走到了一起。民歌歌手梅象广和莲花落新秀陈祥平最初恋爱的时候，我们都替象广捏一把汗，觉得这事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尽管两人看起来挺般配：郎才女貌，但来自祥平父母的阻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位做母亲的还以断绝母女关系逼迫女儿跟象广分手，理由是象广是个外地人，又没有什么经济基础。

　　但两个人已实在好得像影子一样分不开了，老板便一次次地去祥平家里劝说她父母，他说：“我是白木头，可我廿多年前就已想通了：什么本地人、外地人都一样的！我们跑到江西，跑到安徽湖南，人家也当我们是外地人，可我们就比他们差了么？年轻的时候没钱也不要紧，只要脑子活络，又吃得起苦，还是迟早什么都会有的！当年我老太婆嫁给我的时候，我连一间象样的草舍都还造不起，到钱塘江边给人做年，那日子要说有多苦就有多苦，可现在不是苦尽甘来了么？我还很听我老太婆的话，她要我每天早上起来帮她擦地板搞卫生，我举完哑铃就乖乖地拿起拖帚，从三楼到一楼，把楼梯、房间里的地板全都擦得干干净净的！”

　　他还经常有意识地安排艺术团去那边演出，让象广在祥平父母面前有更多的机会得以充分展现其才华。终于，鸡年伊始，大伙儿在传化大地酒店里喝到了这对幸福的有情人的喜酒，宴间，自然也少不了老板和艺术团的演员们共同来几个节目为大家喝酒助兴，增添气氛。

　　类似这种成人之美事件，几乎贯穿了老人的一生。当然这些还远远不足以构成为《走过荒原》的原料。为此而作的采访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必须尽可能地了解他所经历过的一切，还有他周围的人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但凡他出去演出、开会、洽谈业务，甚至走亲访友，我都像尾巴一样紧紧跟随着他。每次临出门时，我随身所带的除了一个自制的采访本外，还有一只比砖头稍大些的录音机，虽然粗笨了些，但也有着那些数码采访机所绝对达不到的音质效果。

　　在这里，特别要感谢老人的侄儿，那些年里既是老人的司机也是他的生活秘书的徐观泉，可以说在整个采访中，都帮了我很多忙。老人对写书立传一直都不太感兴趣，他更希望我替他们艺术团里多写一些剧本，所以一开始接连跟了他两三天都毫无收获，有时候好容易按下录音键，不到十来分钟他忽然又起身道：“今天就到此为止了吧，我手指头熬不牢了，又要去抲抲痒了！”他说“抲痒”，我们便都知道他又想着那些乐器，要去弹拉几曲了。但有一次他竟主动打电话来约我过去采访他，一见面便跟我道：“观泉说得对，我这辈子只有通过你的笔才能让我的孙子、孙女儿，还有他们的后代看到是怎么过来的，他们就会知道自己过着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对这份祖祖辈辈创下来的家业也一定会好好珍惜，所以我想来想去觉得这件事也蛮要紧的，戏可以暂时不演，你这里却无论如何要先配合好！”

　　但若听众只有我一个，他讲着讲着又会渐渐失去激情。观泉便让艺术团里的专职演员们都一起坐过来，这样他便能持续讲好几个小时。更多的时候采访只能是见缝插针，随时随地，只要瞅着他有会儿空，并且情绪和环境也都还可以，即按下那录音键。这样的情况多在去某地的途中，在“1188”车里，老板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我把收录机放在他左边搁手的地方。开场的时候，观泉一边开车，一边帮我一起诱发他对往事的回忆。老人一旦进入佳境，即使到了目的地，也久久不愿下车，非要把那正在讲述的故事给讲完不可。我们去得最多的要数瓜沥、靖江、党湾，以及绍兴的马鞍、钱清、柯桥等印染厂比较集中的地方。通常早上或上午就出门，把萧山东片地区计划要去的印染厂都跑遍了，车子再继续往更东面方向的绍兴开去。中午未能及时赶回公司，必定在瓜沥镇上的农机饭店里用餐，有时候都中午12点了人还在绍兴，或者下午还得继续在那里办事，老板也准会让观泉把车开到瓜沥来，用完餐后，再回绍兴去。

　　那家饭店不是很大，但整洁，里面的环境也很幽雅。我们的车子一停下，老板娘必会亲自迎出来，把我们让进最好的包厢里。那厨子就像老人自己家里的厨师一样，点菜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必关照咸淡程度和菜里油量的多少，一切都按老人的口味丝毫不差地上来了，菜的搭配也完全是“传化式”的，通常是腌芥菜蒸笋、饭焐茄子（或萝卜）、红烧青菜梗、鳓鲞扣肉饼子、白切鸡、韭菜炒蛋（或水波蛋，或两样都上）、油爆花生米、板栗烧肉、红烧猪肘。后面两样是专为我们点的，他自己对脂肪和胆固醇是有所控制的，但看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怎么碰，又觉得惋惜，会不顾一切地把筷子伸过去。

　　有一段时期他特别喜欢吃霉干菜蒸鳗，我估计他一口气都能把整条鳗吃光，但菜上来了，他总是先把中间几段夹给我们，自己再收拾头部和尾部。这常常使我想起自己的父亲，小时候家里吃鱼，吃鸡鸭，父亲总是挑骨头多的吃，把肉留给我们，以致于尚未懂事的哥哥对人说：“爹爹只喜欢吃骨头，不喜欢吃肉的！”酒通常是自带的，跟女人一样心细的观泉出门时总会在车里备上一两瓶国产红酒，老板便在高脚玻璃酒杯里倒上一小杯，心情愉快的时候也足以把脸弄得红红的，眼睛一眯，便笑话连篇，一旁的你若正在吃饭，得格外小心，不然把饭粢搞到气管里去是不太好受的。四五个人这样吃一餐，通常花不了几十块钱，结帐的时候，饭店老板娘还会执意客气地多找给我们几块钱。

　　在瓜沥，还有一个地方他也经常要去的，那是家私人诊所兼药店，老板姓项，我们都叫他项医生，其妻是个越剧票友，传化艺术团成立之前，也多次跟随翁仁康一起下乡演出过。老板患牙疼或腿上痛风病发作的时候，通常会去项医生那里配药，我们劝他去杭州那些省级大医院里瞧瞧，但他总觉得那里的医生医术水平未必见得比项医生更好——对于朋友，他总是有着更多的信任感。

　　有时候一整天里我们会有大部分时间都在“1188”里面度过，小车内特有的那股气息常常搞得我头昏脑涨，但只要随身带去的几盒新的空白磁带都被灌得满满的，心里便也满满当当的。当夜我可以大半个晚上不睡觉，整理那些磁带里的内容，有时候一段话会反反复复地听上好几遍，那些非常具有个性的语言会被我一字不差地移植到文章里去，那种色彩和鲜活感，我常常以为是许多杰出的小说家都创造不出来的。这些磁带使用过后，我会将它们编上序号，把里面的内容都一一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这对于将来，会是个很好的留念。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逝，我已经没有耐心把所有的采访都完成后，再开始动笔。它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并且似乎还一望无际。我决心像吃污泥萝卜一样剥一截吃一截，按照时序从他的童年到少年这样一段段地边采访边写下去。考虑到在《今日传化》上连载会有如下几个好处：第一，可以逼着自己一期期地赶；第二，会有许许多多的《今日传化》的读者在及时替你看稿子，他们会告诉你这样走下去好不好；第三，我还是希望让人能感受到我在企业里的存在……，我便把我的这一设想告诉了丹阳，丹阳说好的，可以从接下去要编的那一期开始。

　　但在准备落笔写第一期时，我又为该采用怎样的语调，站在怎样的视角而犹豫了。有一阵子我特意找来了国内许多成功企业家的传记认认真真地拜读，可能是我书找得不好，也可能是我的眼光有问题，那些传主无一不是那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大全形象，仿佛一尊尊精美的雕像，都无一例外地有着高大的骨骼、坚毅的脸庞和无比健美结实的肌肉，走近了一摸却是冰凉的，没有生气，没有呼吸、奔跑和吃喝拉撒的功能，永远只能以这种单调的姿势存在着。

　　这样的文章我以前也并不是没有写过，但那完全是出于应酬的需要，而现在，我实在舍不得这样处理我的传主——这是怎样一个与众不同、可爱的老头呀！我完全没有必要把他给神化，也尽可以采用一种平视的眼光，而不必把身子蹲下去，再把头仰起来，否则将会失去许多真实。

　　而真实永远是最具力量的！

　　我终于把第一篇《取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交给了丹阳，交给了2001年第3期的《今日传化》，一共两千来字，刚好占满编辑部当时能够给我的版面。刊物出来后，丹阳打电话告诉我杂志一发下去，编辑部立即接到好几个电话，都是关于这篇文章的，其中有人指出第一段的“连日来的淫雨”中的“淫”字是贬义词，应该改掉；还有问“老阳儿”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问丹阳另外有没有了？丹阳说没有了，就这两点，我于是轻松地笑了。这以后每月15日之前，我都会如期接到编辑部的小麻打来的催稿电话。稿子完成后，考虑到有些事件、时间、人名或地名方面可能会有误差，我便会让多年来一直像影子一样跟随在老板身边的观泉过过目，把一下关。

　　观泉还主动揽来了替每期《走过荒原》提供插图的活儿。他不仅擅长演小品，摄影技术也同样令人放心。我根据文章里的内容把拍摄的对象和要求粗粗跟他一讲，他很快就领悟了，拍出来的图片也基本上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我有时间的话，也会跟他一起去拍。

　　当年的许多东西都已不知不觉地在宁围这一带消失掉了，比如草舍，比如三卡、独木桥等等，我们只好设法去寻找，用镜头把它们重新带回来。于是杭州、绍兴、萧山县城、南片山区、钱塘江边、垦区，还有我老家那边的靖江、瓜沥等地，都或多或少地在观泉的相机里留下了一些东西。这种寻找充满了乐趣，尤其是对于观泉。我让他拍旭日，他天不亮就起来带着个相机跑到旷野地里，傻乎乎地站在那里等日出；我让他拍狼狗，他在一家饭店里借了一只，为了逗引那只狼狗做出各种各样凶猛的姿势，差点让那雪白锋利的狗牙在他身上留下了纪念；我让他拍一条两边都是粗壮的梧桐树，树下有人悠悠地踏着人力三轮车和自行车，但不能出现一辆汽车或摩托车这类比较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马路，他站在萧山城厢镇环城南路上的人民路口，足足守了两个半小时，才抢拍到了一张……

　　我们还借用过附近村民家里的钢丝车、28吋的“海狮”牌自行车、簸箕、塑料桶等作道具，国淼、象广还有大巴车司机高德范及观泉的堂弟伟琪偶尔也会当一下他的助手。这些拍摄往往是观泉忙里偷空跑出去完成的，有好几次我们吃中饭的时间都已是下午两点多了。每次照片冲洗出来了，我都不忘说：“观泉你拍得真好！”于是那双比他叔叔大许多的眼睛便闪闪发光了。但叔侄俩毕竟是叔侄俩，身上都充满了一种很容易被点燃、叫作激情的东西——而奇迹总是青睐于拥有这种东西的人。

　　老板毕竟年事已高，况且一个人的记忆力也总是有限，时隔多年有些事情难免记不大全面，或时间、地点、人物名字等方面有所出入，这使我的采访对象不能仅仅局限于他，我还得从他身边的许多人——包括他的家人，多年来一直跟随在他身边的侄儿，还有一些早期跟随他们父子俩一起创业的传化老员工那里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我可以像个家庭主妇一样，把这些陆陆续续获得的原始材料舂成米备在那里，然后在《今日传化》上每个月做一顿吃一顿。渐渐地，丹阳他们给了我越来越宽裕的版面，我便可以信马由缰了。这样，从2001年3月份开始到2003年10月份，《走过荒原》在内刊上共走了32个月。期间，应该感谢大家对它的关注，并给了我许多真诚而又热情的鼓励，尤其难得的是徐总一家对我这种毫不粉饰的写法的认可，使我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走过这32个月。同时我还得感谢《今日传化》编辑部里的每一位同事，他们严谨而又不失活泼的工作作风，是促成这次愉快的合作的重要条件！

　　相信许多年后，当我回顾自己的文学之路时，依然会觉得这部作品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始终没有把它当作仅仅只是一个人的传记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