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了一阵子车,又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搬运队队长,可是渐渐地,传花又不能满足了。
每当清晨或傍晚,看到那些城里人悠然自得地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一种惆怅和失落感又潮水般地从他心底里慢慢涌了上来。自从他十四岁时第一次跟着两个姐夫进城,城市的繁华和那阵令他心惊胆战、随后的回味中却又使他激动和兴奋不已的火车呜吼声,就已使他朦朦胧胧地对城市充满了向往和留恋。而那年当他带着新婚妻子毫不犹豫地离开老家党湾,扎根于与杭城仅一江之隔的那片荒凉的滩涂上时,也许潜意识里也有着亲近这城市的念头。
只可惜他晚生了几年,当江山易主、城市的各种秩序都正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之际,他还只是个懵懂无知的孩子。随后,城市的渐渐平静和各种秩序的恢复,那扇厚沉的城门已拒绝向他和跟他一样的所有乡下人开放,那种叫户籍的东西,从此注定你祖祖辈辈永远只能是龙生龙来,凤生凤。
这些年来,尽管他对那片生他养他、同样也贪婪地吸吮了他无数血汗的沙土地依然充满了眷恋,但他分明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它对于自己的那些雄心和渴望显得多么无能为力,辛勤的劳动所换来的收获,已无法再像从前那样使他欣喜、满足。它们比起那喧嚣的市声和喷着浓烟呼啸奔腾着的火车,似乎都已算不了什么。
父辈的生活方式使他感到窒息和不甘心。他渴望投入城市的怀抱,那种充满了工业与商业气息的喧闹和繁华,使他浑身的血液时时处于一种异样兴奋和激动的状态。即使是每次进城去卖菜,他也都为能这样一次次亲近城市而感到安慰。在最初的那些进城拉车的日子里,他一度以为城市已经向他露出了表示接纳的和蔼亲切的微笑,自信自己终于摆脱了父辈的那种生活,而进入了另一个在他们眼里无疑跟天堂一样神秘美好的世界里,这里集中着人类的智慧和文明,他为此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忽然有一天,当他和搬运队里的那些伙伴被拒绝在这个城里拉车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依然未能融入这个城市,那些冷漠而又傲慢的城里人仍然随时都能把他拒于门外。一年又一年,他们为城里人建造了多少楼房,自己却仍居无定所,能住上临时搭建起来的窝棚已是不错,更多的时候,他们只能露宿街头,或者栖身于那些天桥下,却还经常遭到驱逐和盘查。所谓的人格和尊严,从来都只属于那些处于优势的人们。
他并不是害怕原来生活轨道上的那些艰辛,吃苦受累对他来说就像餐餐不离的咸菜一样稀松平常。他只是不甘心,一种未能被承认和接受的不甘心——他不相信自己这一辈子就真的只能是当农民、替城里人做苦力的料,他要证明自己以另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着的价值,证明自己也可以做那些被乡下人供养得白嫩嫩的城里人干的活儿,并且比他们干得更好!
可是路呢?那条真正能抵达那种生活的路呢?
如果没有那天晚上他小姨父的造访,传花一时还不会想到要跑供销。
在杭城前前后后八年的拉车生活中,传花和他的伙伴们晚上先后在解放街、清坊河边、天水桥下等地方栖身过。那年在平海街上,劳累了一天的传花刚洗了脚准备上铺入睡时,在乡化工厂里跑供销的小姨父笑吟吟地出现在了他面前。小姨父穿了双猪皮鞋,手里拎着只在那个年代里通常象征着干部或工人身份的拎包袋,那模样气派哪里还是昔日跟人一块儿在田里干活的小姨父!
传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餐风露宿、辛辛苦苦地拉了八年车,日子居然还不如小姨父混得滋滋味味,化工厂的供销员,不必像自己每天都得汗流浃背地跟一板车一板车黄沙、砖头、水泥之类的打交道,整天都穿得体体面面的,赚的钱也不比自己少!嫉妒和羡慕使他失去了在村人们面前的最后一丝优越感。
小姨父这趟照例是为公事进城来的,小姨父把“出差”两个字的音说得特别的重。小姨父说,跑供销最大的好处便是到处都能有机会出去见识见识,事情办了,眼界开了,吃饭睡觉坐车却都不用自己掏钱;
小姨父说,三百六十行,除了当干部,便是跑供销——供销员,多大的名气,谁听了不会对你刮目相看?
小姨父说,你有能耐供销跑得好,走到哪就都会有厂家争着要你,把你当呼风唤雨的财神!
当晚当传花客气地挽留他跟自己睡一块儿时,小姨父矜持地微笑着摆摆手,表示自己早已在旅馆里订了房间,那里的床躺下去别提有多舒服,被子别提有多柔软多暖和,房间里的墙别提有多雪白,水泥地汀别提有多光滑平整,喝茶都不用自己打水,吃完饭也不用自己洗碗,一早起来,还会有人来给你叠被子,你自个儿只管抬腿走人就是——这简直是旧社会里地主资本家过的日子呀!
那天晚上小姨父离去后,传花一整夜都翻来覆去地未能睡好。第二天起来,跟他那些拉车的弟兄一起出去干活时,少不得又要提起小姨父昨晚上过来看望他的事,说及跑供销,言语里充满了羡慕和自卑。跟他一块儿在搬运队里负责的莫小坤说:“你羡慕他们什么?供销也不是那么好跑的,国家物资紧张,这些人一个个思想压力也都很重的,厂里规定他们每个月得跑多少硫酸,跑不到就让你走!要是你有能耐搞得到这些紧缺物资,皮鞋脚袜的一天也会立即就有的!”
听莫小坤这么一说,传花心里一下子就活动开了,跑到搬运队所属的乡化工厂里找人一打听,果然听说只要能搞到五十公斤硫酸,就有希望进厂干小姨父的那一行了!
当时衢州一家国营化工企业里有位销售员经常来萧山出差。这位销售员白天在萧山东片地区某丝厂里办事,晚上坐车回杭州住宿。负责接送他来回的司机叫小林,跟传花是很要好的朋友。几回接送下来,小林跟销售员混得蛮熟。这天傍晚小林把销售员送到旅馆里后,又殷勤地陪他在房间里聊了好会儿天,趁对方正兴致勃勃的时候,便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能不能替他搞几百公斤硫酸?没想到那人当即就很爽快地答应了,大笔一挥,票单上一填就是两吨!
单子交到传花手上,传花如获至宝,都中午了,饭也来不及吃,便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往宁围化工厂,厂长正捧着个饭盒在办公室里吃饭,忽觉门口一黑,抬头见来人穿了双烂草鞋,一件旧布衫上沾满了泥灰,还敞着怀,便提醒道:“这里是厂长办公室。”
传花还是没法克服一紧张就变得结结巴巴的毛病——“我……我是搬运队里来的,就是来找厂长……”
厂长疑惑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传花说:“我有硫酸……”,便将手里的票单递了过去。
厂长却连看也没看,挥挥手道:“吃完饭我还要休息一下,你还是出去吧。”
传化无奈,只好退出。又赶到宁围公社,公社大院门口寂寂的,一个人影都未能见着,那些干部想是吃完饭都在午睡了。传花忍着饥饿,在那大门口踯躅了好会儿,看着地上的影子又被一点一点地拉长,估计干部们歇活也该歇得差不多了,才又壮着胆子往里面走去。
公社革委会主任办公室的门开着,他心里一宽,却随即也跳得更厉害了,仿佛里面一直有根鼓槌在起劲地擂着,手心里湿了一次又一次,粘乎乎的,一片冰凉。但他还是硬着头皮一直往前走,一步一步地接近那门口。
他吸取了刚才的教训,这次一见主任的面,还未开嘴就先递上那张单子。革委会主任有些莫名其妙,却还是疑疑惑惑地接过那单子,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目光随即被粘滞在了那里,过了十来秒钟,才抬起头来重新将他从头到脚地打量了好几遍,目光里充满了疑惑和警惕,扬了扬那纸条问:“你哪里搞来的?”传花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怎么托小林去办来的经过都说了一遍。主任还有些不信,又唤来了莫小坤等人,经众人证实后才确信无疑。
两吨硫酸,这在当时是多么巨大的一个数字啊!
一时整个公社大院里的人都被轰动了,人们议论纷纷,都觉得这事儿简直不可思议。
接到可以去搬运队所属的宁围化工厂上班时,传花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真的会这么快就被实现了——从此真的可以不必再汗流浃背地拉车,靠干苦力赚钱吃饭了;真的可以像小姨父一样带了个拎包袋,衣着光鲜毕挺地到处“出差”去了;真的可以过上另一种跟父辈、也跟自己原来的截然不同的生活了!他傻了般地久久站在那里,怀疑自己会不会是在做梦。
但这两吨硫酸的票单还得经有关部门的领导批准,才能兑现,这可又把传化给难住了,层层关卡都是爷,况且这些人都高高地在上面,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经多方打听,传花弄清楚了那位有签批权的领导姓季,在杭州某化工单位工作,他远远地见过这人一面,感觉面目还有些和善,不像是很难打交道的样子。一时希望大增,赶紧换了套最体面的衣服,再往那家化工单位赶去。到季领导办公室门口,传花收住脚步,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张望了一眼,只见季领导正坐在里面看报纸,便鼓起勇气走进去,掏出那张纸条恳请领导盖章批准。季领导狐疑地朝他看了一眼,目光才移到纸条上,再重新抬起头来时,那目光已变得十分锐利,盘根问底地查问纸条的来历。传花回答说是衢州某国营化工企业里的一位供销帮助申购的,谁知领导将纸条一扔,拍桌道:“弄不来的!”
传花一下子掉进了冰窖里,再三恳求,对方还是那句“弄不来的!”
传花无奈,只好悻悻退出,却又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不甘心眼睁睁地看着好容易搞来的这张纸条变成废纸,让公社和化工厂里的领导们都空欢喜一场,也让人以为他是为了能进厂跑供销而故意设骗;更不甘心自己都快实现了的愿望一下子又变成泡影。
他焦灼地在这家单位门口走来走去,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一直等到里面的工作人员下班后,在络绎不绝的下班人群中,传花终于看见季领导骑着自行车从里面匆匆出来,慌忙也骑上自行车紧紧跟在他后面。
到了大街上,因正好是下班高峰期,马路上都是一拨一拨骑着自行车匆匆往家里赶的人群。过了两处红绿灯,传花一不留神便不见了季领导的影子。
第二天傍晚,传花便早早地守在那盏红绿灯旁,等着季领导下班后过来。跟了几站路,到一处叫娑婆桥的地方,不知怎么一来,又不见了季领导的人影。
第三天,传花又提早一个钟头候在娑婆桥边,这回才总算让他一直跟随到了季领导家里。
他把自行车停在季家门口,站在那里思忖了一下该跟季领导说些什么话好,正准备跟着跨进门去,季领导的家里人迎了出来,把他拦在那里询问找谁,哪里来的,有什么事?等到传花终于被允许进去找人时,季领导早已不知了去向,那扇后门还开着。传花一直等到天黑,也仍未见他的人影儿。
第四天,传花带了些花生、毛豆之类的土货再登上门去,那门就是紧闭不开,只得把东西悄悄地放在门口,走了。隔了一天,再过去,人家还是不愿意接纳他。直到第六次,季领导才终于被他的执著所感动,在那单子上签批了“同意”这两个字的意见。
正式在乡化工厂里上班后,传花才发现一切都并未如自己原先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当了供销员也未必见得有那么轻松和神气。尤其是全厂供销员中,数他跟保金伯两个年纪最大,文化程度也最低,又不会说一句普通话,走南闯北,简直跟个哑巴瞎子似的,内心时常会被一种危机感和压力催逼折磨着,仿佛凳子上面的碌碡,一不小心就会被滚下去。
有一回,他跟厂里另外一名供销员一起去广东茂名采购,那人仗着会说几句杂交普通话,在他面前骄傲得不得了,住旅馆时,连洗脚水都得由传花替他端。传花自知普通话不及他,忍气吞声了一路,又百般讨好他,路上所花的费用,也全是传花一人掏的钱。
尽管这样,每个月下来,全厂供销员中还是传花跑得最出色。那回听说比他大几岁的保金伯弄到了一车厢硫酸,吃了一惊,心里只想着:完了,这个月的总成绩要被他超过了!急得晚上觉也睡不着,赶紧找人四处打听,才从朋友处得悉上海松江那边也有一车厢硫酸可以争取,赶紧骑着自行车从宁围赶往杭州火车站。不料只差了一两分钟,这当天开往上海的最后一趟火车已经卡嗒卡嗒地转动了轮子。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一扇又一扇的车窗从眼前一晃而过,似乎看见那一车皮硫酸也正在这样与自己交臂而过,渐离渐远。
夕阳已经沉下去了,天空中只留下最后几抹红晕。那么紧俏的物资,谁能保证明天等他坐车赶到上海时,还能好好地给他留在那里呢?传花推着自行车呆呆地站在那里,望着那两根重新变得空荡荡了的铁轨,心里焦灼得恨不能生出一对翅膀来。
当又一列火车从他面前经过时,传花已经拿定了主意,重新跨上自行车,沿着一条与铁路紧紧相随的小路往上海方向猛骑。
饥肠辘辘了,幕色渐渐笼罩上来了,眨眼间四下里又变得一片漆黑,可是传花什么都不管,只是使劲儿蹬着那两个轮子。那条小路一路上都凹凸不平,很多地方还堆满了石块。有几次火车从他身旁经过,为了赶时间他也舍不得下车,那股随火车挟裹而来的巨大的劲风常常使他无法把持住自己的身子,连人带车摔倒了四五次,把两个膝盖都跌得血淋淋的。他咬咬牙,爬起来,扶起车子再继续拼命地往前骑。至凌晨五时左右,终于在黎明的曙光里隐隐望见了松江火车站的轮廓。
那时候的分配还没有实行多劳多得,但那种荣誉感,在传花眼里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