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荒原

第11章 割离

　　父亲去世时，传花还只有19岁。

　　那年他和祥仁刚结婚，夫妻俩双双离开党湾，栖身于宁围这块当时还几乎是片荒滩的沙土地上相依为命。未过多久，传花的几个党兄弟也都陆陆续续地从党湾搬迁过来了，有关此地的富裕和土地的广袤肥沃，一时成为老家那边的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为许多走投无路了的穷苦人新的希望和出路。已是风烛残年了的仁海想念小儿子了，也极想亲眼见识宁围这地方究竟有些什么，竟能诱惑那么多徐家后人毫无留恋地弃家而来。

　　这个一辈子都未出过几趟远门的庄稼汉，心里计划了许久，才终于下了重大决心般托人捎信给小儿子，告诉他自己的愿望。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传花便吱吱咕咕地推着独轮车早早地候在一个叫“万年青”的地方。一会儿就见哥哥传炳也吱吱嘎嘎地推着辆独轮车从对面过来了，远远地望见父亲佝偻着身子蹲坐在车上，脸上眯眯地笑着，幸福得像个难得能跟随着大人一起出门的孩子。

　　兄弟俩把父亲一交接，又一个面东一个往西地各自掉过头去吱吱呀呀地远去了。

　　祥仁将最厚实的一床被子抱到了老人床上，把底下垫的也铺得厚厚的。风来了，嗖嗖地直往草扇缝隙里钻了进来，蚊帐便在那里轻轻晃动着。传花找来了厚厚的牛皮纸和麻袋，膏药般密密地贴在老人那张床周围的舍壁上。开饭了，夫妻俩把锅面上的萝卜刨一边，先给老人满满地捞上一大碗干的。

　　老人吃完饭，捧着把媳妇递到他手上的小茶壶眯着眼睛坐在门口晒太阳。坐得久了，浑身都觉得不自在，不舒服，仿佛骨架子都被这暖洋洋的太阳光泡酥泡散了，一抬脚，都没了先前的劲儿。钢再好的刀搁久了也要生锈，老人便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非要跟着儿子一起下地不可。

　　传花拗不过父亲，只好让他跟随自己一起去掘花生。到地上，老人干得有些热了，将一件破夹袄脱下来，随手放在边上一堆已经有些晒干了的花生藤上。傍晚再穿上去时，忽觉背上一阵奇痒，一条红头蜥蜴从脖颈处钻了出来。许多年后，传花再回想起这条脑袋红红的蜥蜴时，还有些不寒而栗——这在当时，似乎就是个不祥之兆。

　　在小儿子家呆了两个多月，老人又想念党湾那边的老家和老伴了。儿子和媳妇越是挽留，老人思家的心也越切。无奈，传花只好又于一个大清早，重新推出那辆独轮车，把父亲在上面稳稳地安顿了，又吱吱嘎嘎地开始上路。这吱嘎声老人差不多得听一整个白天才能到家。沿途又颇为荒凉，好几处都数里内不见人烟，更别说指望能见到一家饭店或小吃部，仅有爿门面极小的杂货店，人称“娘舅”小店，但传花来来回回地经过几十次了，也未曾留意过那里面究竟是否有些糕饼糖果之类的可卖，出门时必自备了中饭，或年糕粽子，或盛上一钵头麦粞，用破棉絮捂了，随身带着。到“万年青”，刚好走了一半路，父子俩都饿了，遂歇了脚，吃过年糕粽子，还未见传炳推车过来，便继续赶路。到大园，才见传炳过来接应。

　　这一别，传花怎么也没想到竟会是和父亲永诀了！

　　本来就有哮喘病的仁海，回到老家后没隔多久，一场特大台风袭击了沿钱塘江一带的沙地区，无数人家的草舍都被这张牙舞爪的狂风踢腾得轰然趴倒在地上。这个矮小而又胆怯的老人吓得抓起一件破棉袄就出门奔逃，沿着党山湾没命地逃，总以为再过去些就是另一番天地，就没有这可怕的台风了，这样一直逃到湾的尽头，还是跑不出那台风的魔掌。这一场惊慌过后，老人旧病复发，躺在病榻上形如枯槁，气喘似风箱。

　　信捎来，传花正在地上劳作，来不及换衣服，便和妻子跟着两个堂哥跌跌撞撞地赶往老家。60多里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漫长几倍。到家，父亲却再也不会睁开眼睛来看他一眼，眯着眼睛憨笑；再不会用那只小圆耙似的手摸一摸儿子宽阔的肩膀，饱满的天庭。那双手已是一片冰凉，这个苦累了大半生世的老人，来不及等到他那个日后成为他们徐家的骄傲、也是所有沙地人骄傲的孙子出世那一天，带着未能再和小儿子见上一面的遗憾，走了。生的、死的，从此天各一方。

　　仁海去世十周年后，传炳一家才离开党湾，跟着一起搬迁到宁围。传炳、传花两户人家从此得以团聚并相互有了更多的照应，孩子们也有了更多的玩伴。

　　在观宝冠巨秀梅三兄妹的心目中，父亲严厉却不粗暴，威严而又风趣慈祥，谁也别指望能得到他的纵容和溺爱。甚至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都不太能有机会跟随在父亲身边。冠巨六岁时，有一天传花一大早要出门去杭城拉车，家里没人照看孩子，做父亲的不能放心，便将还在睡梦中的小儿子小心翼翼地抱进了车里。孩童时的冠巨长得玉雪可爱，倔强的小嘴，一对眼眸酷肖他母亲，乌黑，充满了灵气，皮肤白嫩得不像是个农家子弟。传花把儿子带进城里，那些一起拉车的伙伴们都一下子围上来，伸长了双臂争着要抱孩子，给买糖果吃，还纷纷要认冠巨做干儿子。

　　但此后无论是冠巨，还是观宝、秀梅，都未能再有这样的幸运。虽然传花性格中也具有温柔慈爱的一面，甚至比常人更为强烈，但他不善于似乎也不好意思表露。在那个纯真的年代里，似乎只有那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虚假或者盲目可笑的情感，更容易被人接受些。

　　没有父亲这棵大树时时处处的庇护，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独立自主的习惯，很少想到要依赖别人。在学校里，观宝和冠巨兄弟俩读书成绩一直都在全班名列前茅的。冠巨生性豪爽，处事干练，喜欢广交朋友（这一点颇像他父亲传花），再加上勇武强壮，在同龄的孩子们心目中，一直都是被崇拜的偶像；观宝虽是老大，却比弟弟冠巨要文弱得多，做事谨慎，不喜张扬；老三秀梅，因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年纪又最幼，比两个哥哥更受人宠爱一些。

　　那时候农村里的孩子零食也许要比城里的孩子丰富一些，也不必花钱买，都是自家自留地上种的：蚕豆、甘蔗、番茄，各类瓜果，甚至萝卜、新鲜的玉米杆，都可成为可口的零食。家里但有什么吃的，两个哥哥都会忍让一点，让那小妹妹多吃些。三兄妹都很喜欢吃甘蔗，传花便专门在自留地上留出一小块地来种甘蔗。中午吃过饭一起去上学，三兄妹便去甘蔗地上砍上一枝，分成三份，总是秀梅那一截最长最甜。一起帮父母干活时，兄弟俩也总挑最轻松的让妹妹干。父亲不在家，三个孩子都很听奶奶和母亲的话，把家里的活儿也干得井井有条。

　　仁海妻子那时已有70多高龄，一生中有大部分时间都在生育儿女中度过。晚年吃素念经，一心向佛，对幼小生物的爱怜，发展到连踩死只蚂蚁都不能忍心。她喜欢居住在小儿子家，儿子是争气的，从他14岁离开家乡，闯荡到这块当时还几乎是荒无人烟的土地上来，完全凭着自己的双手，一步一步地发展到今天：盖起了瓦房，还在省城有干着一样令跟他妻子两个一起在城里找到了饭碗——在老人的生活圈子里，许多人到这世上匆匆做了一遭人，直到蹬腿去了，也还未知这省城究竟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做母亲的自是为儿子深感骄傲。唯一遗憾的是儿子媳妇都在城里，白天，孩子们又都各自上学去了，孤独和寂寞常常像阳光下的影子一样伴随着老人，难以摆脱。

　　那天传花从城里回来，在自留地上浇粪，母亲挪动着一双小脚紧紧跟随着他。儿子浇到前面去了，她跟着上前；儿子浇回到后面来了，她又跟着回来，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我有白话头（意思是有话想聊），我有白话头。”传花停下手里的活儿，问究竟有什么话，老太太又说不出，传花便以为母亲又有许久没有见到他了，只是一种亲昵的表示，也没往细处去想，干完自留地上的活儿，又匆匆赶回城里去了。

　　过了四五天，说来也蹊巧，传花像往常一样带着他那班弟兄一早出去拉车，还未出门，车子就坏了。修好，拉不到多远，另一个地方又坏了。那天他心情也特别烦躁，莫明其妙地，仿佛积压了无数怨怒、烦恼、失落和委屈，却又找不到根源和发泄的出口。说好吃过晚饭还得继续干活，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份心情了，甚至连晚饭也来不及吃，只想着要回家。

　　天早已暗了，赶最后一轮渡船也是没指望了，传花只好骑着自行车绕道走大桥。他骑得很快，以往需三个多小时的路程，这回两个多小时就过来了。远远瞧见自家走廊里的灯都亮着，门口进进出出的似乎有好多人，心里不由得一凛，差点儿连人带车摔进路边的小水沟里。

　　待他心慌意乱地从自行车上下来，人都迎了上来，说老太太恐怕不行了，传炳也不在家，正要进城去找他，又恐他们搬运队没有固定的干活地点，一时很难找。听说是母亲病危，传花心里最担心的终于还是被证实了，二话未说便往娘房里跑。娘躺在床上已不能说话，眼睛却还在那里睁得大大的，急切地等待着她的两个儿子。

　　传花跪倒在娘的病榻旁，紧紧握住了娘的手，哽咽着，想起四五天前，自己在地上浇粪时，娘跟前跟后地一个劲儿跟自己唠叨着：“我有白话头，我有白话头。”——娘是早已有了预感啊！自己却是这样粗心，不解娘的心意，心里更是说不出来的悔恨。

　　娘过去的那会儿，传花跟人一起拼命地唤着娘，企图紧紧抓住那缕生命——徐家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娘至少也该看一眼就走的！但娘的身子终于渐渐失去了温热，再也听不到她心爱的小儿子的呼唤了！传花呆呆地望着母亲苍白瘦削的脸，母亲稀疏凌乱的白发、那双曾经给他无数慈爱却永远不会再重新睁开了的眼睛，以及那些记载着母亲的辛劳凄苦和流逝了的岁月的沟沟壑壑。母亲走了，却还有一系列的后事等着要料理，哥哥传炳还未见归来，这乱糟糟的一大群人中，自己不做主心骨谁做？传花直起了两条钝钝的腿，离开了母亲的身子和她的床，开始给一个个参加治丧的人派活。

　　母亲终于入土。下葬归来，传花看着所有的人似乎都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都像是失落了什么。失落了什么呢？他想了想，就再次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里有一部分东西永久地失去了，那是他生命的起源，也是他曾经获得的爱的源泉，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了让他可以叫“娘”的人！他的心里骤然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疼痛，伴随着说不出来的自责和悔恨，索性独自躲在一个房间里，让泪水恣肆流了个够！

　　母亲去世不到一年，嫂子也相继离去。这个精明能干、要强好胜的女人，一年前还在为自家那间新瓦房呕心沥血。眼见小叔子家里早已造起了瓦房，自己家还是一间破草舍，嫂子心急火燎，也赶着要造新瓦房。钱远远不够，她宁可房子材料用得次一些，譬如将那白铁皮敲成细条替代钢筋，用廉价的碎石块代替砖头，也定要将那几间瓦房盖起来。搬进新居未到一年，终于积劳成疾，先是觉得咽喉处吞食艰难，话也说不响，以为是咽喉炎，也就不以为然。不料，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那地方越来越难受，直到连稀饭都吃不下了，才被儿女们逼着去城里的医院一检查，方知是喉癌，且已晚期。

　　拖了一阵子，传花过去看望她，人已被折磨得鸠形鹄面，但昔日那两道鹰隼般锐利的目光依旧，她仍坚信自己能好起来，仍能像男人般没日没夜拼命干活、攒钱，让三个儿子都能早早成家，把房子造得比村里谁家都要气派、好看。她把自己的病归咎于阴间鬼魂的捉弄，求神拜佛无济于事后，像一切通常在重病中对菩萨已失去了信心、又无别路可走的沙地人一样，把希望转托在耶酥身上。不知是耶酥漫不经心，还是对她和她家里人的诚心无动于衷，抑或也根本无能为力，嫂子的病愈见沉重了。

　　传花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已是在烟雾缭绕的灵堂里。望着嫂子那张从未有过这般宁静、安详的脸，传花不由得感慨万分：当年若不是她跟自己闹别扭，自己也许这会儿还在党湾；若不是受她的性格影响，也不会处处都变得像今天这么要强，而这20多年来，也都将是另一番遭遇了！人与人之间，就像砌在墙上的一块块砖头，纵是隔着好些距离，看似互不关连，却依然彼此互相制约影响着，充满了许多偶然性，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了。

　　妻子去世后，老实巴交、习惯于顺从的传炳一下子没了主心骨，整天都变得蔫蔫的，仿佛遭了霜打。留下三儿一女，女儿和上面两个儿子都已成年，只小儿子观泉年仅十二岁，且面黄肌瘦的一个，也许是因为营养不良的缘故，个子几乎还只有八、九岁的孩子那么高，五官却长得十分清秀，一双眼睛很大，充满了灵气。

　　出丧那天，传花听着小侄儿凄厉的哭声，心变得异常酸软。站在那座被一铁锹一铁锹刚垒起来还充满了新鲜泥土气息的新坟前，传花不止一次怜爱地抚摸着侄儿的脑袋，心里充满了柔情。他当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这个侄儿，多年后，会与自己如影相随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而他对观泉的疼爱和为之所付出的心血，也一度超过了对他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