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民国有个绍兴帮
一百年前的1909年，浙江绍兴人鲁迅淘得了海归后的第一桶金，他经同学和同乡许寿裳的介绍，去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当了老师，这所学校就是十年后的省立第一师范，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高级中学。
杭高之高，不是因为楼高，也不是因为师生的个子高，虽然传闻后来的校长经亨颐个子颇高，而鲁迅是矮个子无疑。我记得我写此文的时候，还有一电视台的朋友来问我，问蔡元培个子高不高，平时穿西装多还是长衫马褂多——因为他们当时在拍一纪录片，是那种有演员参与的情景重现的模式。
蔡元培、许寿裳、周氏兄弟、孙氏兄弟、许家兄妹，民国时期仅绍兴一县，不知出了多少文化名人，更不用说辛亥革命前期的英烈了，秋瑾、徐锡麟、王金发、陶成章等，而这一路也是跟蔡元培有关，因为蔡先生也是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元老。而如果把范围扩大到绍兴地区，那民国时候的文化名人，可以说是星汉灿烂。虽然鲁迅后来跑到北京之后都不愿称自己是绍兴人，而愿说自己是浙江人——这只是一种个例。有人说鲁迅一生都在跟自卑作斗争，因为绍兴师爷的名声实在类似于刀笔吏，好像是专搞阴谋诡计的。想想他的爷爷，也是因科举考试舞弊而入狱的，这是另话了。而当时的北京大学的的确确是一个浙江村。曾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那民国有个绍兴帮，帮主就是蔡元培。
中外文学史文化史上，流派和团体的形成，皆有一定的成因，笼统地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即时势造英雄，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抗战时的西南联大，还有辛亥前后的留日学生团体等；地利，就是以某个区域而著名，如巴黎的左岸，当今的纽约等。也有的在某一学校或场所，如二十年代的浙江第一师范及后来的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等，都有一批高人聚集在一起。而所谓人和，是指高人在一起，气场是通的，虽然可能互不买账互不服气，但高人绑在一起，即使当政者也会让个三分。文人相轻是有的，但当文人受到外来势力的打击，如侵略者如当权者如镇压者，那么文人就会站在一条战壕里。高人跟高人在一起，不像男女在一起，搞到最后搞出感情之后，路会越走越窄，因为爱情是排他的。
高人跟高人，要么打架，要么亲如一家，而我们要说的有个帮有个派的现象，就是螃蟹现象，提溜上一个会带起一串，它们是相互串着的，这一点在民国时候，尤为明显。
民国时期的拉帮结派，这跟当时的结社和出版自由有关，总体说跟民主和自由相关，跟百废待兴相关。朝中有人好办事，这一点在文人圈中也是一样的。在考试和用人制度还没有健全之时，我介绍你，你介绍我，这就让文凭差一点，资历差一点，火候还不到的人有了机会。比如就周氏兄弟而言，文凭皆不过硬，如果没有蔡元培介绍，如果没有后来他们自身的努力，那么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思想史肯定要重写了。
人生几十年，关键就那么几步，这几步中如果有高人提掖帮衬一下，这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民国时期的绍兴帮，帮主非蔡元培先生莫属，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吾辈既为绍兴之人，则绍兴一切之事，非即吾辈之责任乎？
把乡情提到责任的高度，那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去办呢？
这位前清的翰林人到中年还去德国留学，从造炸弹到做教育部长、做北大校长，再到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每一时期都非常投入，从前人和今人的记述中，蔡先生堪称完人，国共两党皆是赞誉他的，即使是他的敌人，因为每个人总有敌人的，有的是政敌，有的是一时嫉妒者，都不攻击他的为人。虽然那个时候他们也攻击蔡先生在北大的“藏污纳垢”，说是把陈独秀这样的爱嫖娼的人都招去当教授，校将不校。蔡校长说了，学校并不提倡嫖娼，陈教授在课堂内也没有提倡过嫖娼，至于他曾有此种行为，那是他个人的道德问题……今天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大学校长的？所谓兼容并蓄，说说容易做做难，把新旧两派水火不容的人容在一个学校里，何其难也！今日中国之大，大学之多，我们还能想起哪位校长？哪位教育家？反过来说也真是苦煞了今日的校长，因为谁也斗不过一个时代和社会引成的风气。今天还能出蔡元培吗？当然不可能了，北大已无蔡元培或世上再无胡适之，这肯定是不争之事实了，因为土壤气候和环境都不一样了。
民国有个绍兴帮，绍兴有个文人圈，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圈内的一些事情吧。
一、许寿裳总是求蔡元培办事
绍兴人许寿裳的声名，在今天多少是有点被遮避的，因为人们就理所当然地把他当作了史料的提供者，他好像成了鲁迅回忆录的撰写者。然而就他们这一辈文人中，在其回忆文章中，也是走平实路线，添油加醋是很少很少的。他们只负责把事情讲清楚，拔高的事情是不做的，当然因为许先生早逝，所以也没有写下什么解密揭秘的文字。
许寿裳和蔡元培的关系，可从他写给蔡元培的信中看出，他称自己是“学晚”、“后学”，事实上也是这样。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许寿裳应蔡老乡之邀去一同组建教育部，1912年5月，许寿裳随部迁往北京，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还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做兼职教授。也就是通过许寿裳这一朝中之人，绍兴的不少文人墨客去都去政府里面谋事了，这里就包括鲁迅在教育部14年公务员的经历。
笔者手头有一本《许寿裳书信选集》，内收几十封许寿裳给蔡元培的信，主要写于1929年到1935年，这期间许曾协同蔡元培创办大学院，蔡是院长，而许寿裳则是秘书长。第二年许寿裳又任中央研究院秘书处主任。1934年起，他又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看许寿裳给蔡先生的信，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的内容，那就是求蔡先生给自己，给自己的朋友谋个位置，语气虽然相当客气，但是其意还是相当地直截了当，这在今天也是颇可玩味的。比如下面一则是给自己谋事的——
教育部依然无事可做，裳决意离去，而别无枝栖可觅，仍恳先生随时留意，不胜盼企。（1926年10月12日）
因为收录的信是单向的，不知蔡先生有没有为他谋位，只是知道1927年初，许寿裳应聘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8年之后，许寿裳又给蔡先生写了信，现看到有二，第一封是开出了条件，愿去福建或浙江做官，第二封是想用庚款出国考察——
裳辞职后服务之地，蒙殷殷垂询，多方批示，中心感激，至于涕零。雪艇（王世杰，时任教育部长）已有回音否？余若立法监察两院委员或闽浙厅长，如有机会均愿勉就，仍求随时留意，力为推荐，能当面说项尤妙。（1934年4月30日）
女子学院事，已属侄函复恐不能胜任云。裳于此不愿担任者，实缘年来教育机关，深受政治影响，派别对峙，倾轧时闻，自知挽救乏术，故决意辞之。前日在沪，曾访石曾先生，告以离院后意欲出外考察，能否于庚款中为之设法。渠答法比款较难，英美款未知若何？不如先谋工作，再看出洋机会……（1934年6月18日）
许先生说的“派别对峙，倾轧时闻”不仅让他身受其牵连，也连累了鲁迅，许寿裳的书信不仅是为自己谋位子，还替鲁迅诉苦——
豫才（鲁迅）教部之薪闻将被裁，裳以先生名义，致函段书贻君，请量予维持。函已发，特奉闻。（1932年1月26日）
那个时候鲁迅先生已经不在教育部做公务员了，但还拿着编撰费，有政敌看不过去想裁之，许寿裳便力挺鲁迅。至于说为其他的朋友、老乡和同事及亲戚谋职办事的信，许寿裳给蔡先生就写得更多了。
从这些许先生给蔡先生的求职和推荐信中可以看出，许虽然是蔡的部下，但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因此许寿裳才会在谈人事谈工作之外，让蔡先生帮他解决纯粹是个人和朋友的事情。
这些信抄很有意思，至少说明了当时的那样一种情况，因为蔡元培的德高望重，所以即使如许寿裳这样已经蛮有名望的人，为自己，为朋友和亲戚的职位工作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蔡元培帮忙。估计当时圈子内求蔡先生帮忙推荐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了，所以蔡元培后来曾发表过三点启事，一是辞去社会兼职，二是停止接受写件，第三就是停止介绍职业。但就是在这样的声明面前，许寿裳还是要找上门去——
公衡赋闲已久，家居无聊，来函嘱转求先生于文化机关中，绍介一枝，薪水不计，聊以自振。裳因闻先生早有启事，不愿写介函，踌躇至再，仍不得不冒昧代陈，能否于可能范围内，赐予吹嘘，俾得自效。统求尊酌，无任惶悚。（1934年11月3日）
是啊，那个时候不找蔡先生去找谁呢？这种时候，绍兴帮，同乡帮，同学帮还是蛮起作用的。
以前在我印象中，许寿裳是个老实人，以前我们对绍兴文人的印象，好像除了周氏兄弟，其他都是老实人，或者说都是笼罩在周氏兄弟的光环之下的。许寿裳的书信，还有不少在鲁迅去世后写给许广平的，主要事情就是为鲁迅全集出版之事而奔波，包括要求商务馆出百分之二十的版税，这样的大事都是由许寿裳出面去求情的，他是向蔡先生求情，让蔡先生出面才能办成的。其中也有要求周作人为其兄写年谱的，周也答应了，不过后来因为许寿裳感觉周作人写得太为简单，自己才又亲自作了修订。
蔡元培去世后，许寿裳在其怀念文章中，专门就蔡写介绍信一事作了论述，且看——他的写介绍信也是极勤的，多者一天可以有三四十封，少者也有十余封，于是外间纷纷议论，或者说他是好好先生，或者笑他荐人太滥，其实都是不对的，蔡先生之所以如此勤于见客，勤于荐人，无非是服务心之重之故。对于写介绍信的对方，蔡先生的意见以为你既然做了一个机关的领袖，当然需要人才，因此我有推荐人的义务；至于录用与否，那自然是你的权限，我决不是来求情面；又对于所推荐的人，蔡先生的意思以为你既然有这样的资格，我应该替你揄扬，我决不是表示恩惠。
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文人如果不帮文人，那么谁还能帮你呢？虽然政治家有时也会用你一下以显皇恩浩荡，但政治这个东西，弄得不好就会成为弄臣。民国时候的蔡元培经亨颐等，其实也是涉足政治颇深的，但他们没有为政治所困，而是在人文教育等方面树起了自己的影响。
很显然，圈子和派别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你用了绍兴人，你用了浙江人，你没有用其他地方的人，这自然也是要结怨的。蔡先生已经很知道制订制度和规矩了，这在对周作人的任用上也可以看出，而且对于许寿裳的请求，蔡先生也不是每求必应的，但是对于蔡元培勤于见客，勤于荐人的这样一种做派，令一百年后的我们想起来，好像还有点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当然，任何公开出版的书信集，都是经过修辑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许寿裳。这样的书信无非让我们看到了在学界也好官场也好，有人好办事大约是一个规律吧。
二、周氏兄弟也不完全买蔡先生的账
前面提到，许寿裳替鲁迅的薪水一事也写信给蔡元培，而鲁迅从日本归来的关键一步，也完全是许寿裳的帮忙。
许寿裳和鲁迅同是留日的同学，所不同的是许是浙江省派出的官费留学生，他后来跟鲁迅同在弘文馆学日语，当时的浙江留日的同乡会就有一百多人，所以后来的浙江两级师范中就有不少当年的同学，而且他们在弘文馆就搞过类似木瓜之役的运动，后来办《浙江潮》，许寿裳是编辑，鲁迅则是撰稿人，所以这样一种关系，一直到鲁迅先生去世，都是非常铁的。朋友帮朋友，本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考量的是，朋友和朋友，一开始在一个起跑线上，后来有的快有的慢，这样可能心理上会发生变化，慢的人觉得是快的人挡了他的道，而快的人则觉得慢者不能帮助和刺激自己了，便也看不起这个后进者了。幸好，许寿裳和鲁迅之间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909年，鲁迅来到杭州，在许寿裳担任教务长的省两级师范学堂任教，鲁迅教生物并兼当时的日籍教师的翻译。一开始那算是一段惬意的日子，他们这个学校的教师中，大约留日回来的就占了四分之一。不过鲁迅先生在求职上也有一个硬伤，即他的留日没有取得正式的文凭，拿到的仅是两张证明，一是弘文学院日语学习证明，二是仙台学医二年的证明。要知道文凭在任何时候都是管用的，尽管这样，能够跟同学和同乡又是朋友的许寿裳在一起工作，那还算是愉快的吧。不过因为发生了“木瓜之役”，校长夏震武和许寿裳发生了冲突，鲁迅等一拨二十几个教师坚决地站在许寿裳这一边，他们抗议他们辞职，最后驱逐了夏校长，但夏的势力在杭州仍有影响，所以后来他们抗议的这一拨人也就纷纷辞职不干了。
从杭州辞职后，鲁迅回到绍兴，任教于绍兴府中学堂，当了博物教员。注意，鲁迅在中学里都没教过“主课”，不像后来在大学，可见中学比大学要难混多了。绍兴比起杭州，自然闭塞多了，更何况到了家里还有一个不同房的妻子，鲁迅的苦闷从他给许寿裳的信中时时可见到——“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汇集古逸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把古书当作美酒和美妇，可见鲁迅当时之骚闷。后来辛亥革命爆发，王金发在越当政，鲁迅做了短暂的校长，后来鲁迅看到形势不妙，便也一走了之。
就在这一走之前，鲁迅还是向许寿裳大倒苦水并要求代为找工作——
“越中棘地不可居，徜得北行，意当较善乎？”
“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意为仆留意也。”
“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
……
按照鲁迅的性格，大概也只有当着许寿裳，他才会如此求情。因为他还曾经讲，这个事情不能让蔡谷青知道，谷青者，蔡元培之堂弟也，同是留日的同乡，后者曾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是杭州的社会名流。据说鲁迅和他也算是好朋友，但就是怕人知道自己落魄的样子。
多年之后，许寿裳在回忆文章中说到他向蔡元培举荐鲁迅的具体情况——
我被蔡先生邀请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举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元培殷勤延揽之意。
你看，殷勤延揽之意，话都说得很好听的。特别是蔡元培先生，不是说我给你饭碗，而是我仰慕你已经很久了，你能来我部工作，那是给我面子——我想许寿裳如此的转述，鲁迅听了也一定会高兴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蔡元培当作绍兴帮的帮主的话，许寿裳好比是人事部长了。当然，就他们个人性情而言，同是越人的他们相距甚远，但好在蔡元培是兼容并蓄之人，如果说蔡先生有点像老好人，那么许寿裳就是大好人。
1912年鲁迅去教育部做了公务员，一直做到1926年。他先是做一个普通教育司的科员，负责艺术教育等事，他前后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从南京到北京。其间折腾也不少，但总体上说还是平稳的，特别是到北京部里上班之后，鲁迅还在几所大学里任课，多的时候达六所学校兼课。记得徐志摩跟陆小曼婚后也在几所学校兼课，为的也还是生计。鲁迅就曾在许寿裳做校长的女师大兼过课，在那里认识了许广平。有一阵子网上有文，说鲁迅是一个很有生活智慧的人，不完全是个横眉冷对的愣头青，说他拿了国民党十四年的薪水，但照样骂国民党——有钱为什么不拿呢，而且他本身工作还是认真的，还是在实践着蔡元培艺术代替宗教的美育教育理想，其间蔡先生的风波不断，但鲁迅的铁饭碗还是捧着的，包括后来不做公务员，还拿每个月三百元的编撰费。可以说这是国家在“养”着鲁迅先生。
我只能说鲁迅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好像跟生活智慧不一定扯得上关系，吃了人家的不嘴软，反过来又要骂人家，因为这个人家是一个单位，是一个教育部，是什么鸟都有的地方，何况那时的教育部欠薪厉害，现在只听说乡村小校对教师有欠薪的。反正不管怎么说，鲁迅先生14年的公务员生涯，是靠蔡元培的，中间又是许寿裳发挥了作用。而且问题是鲁迅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做公务员期间在大学教课和著述无数——要这今天看来，鲁迅先生是很懂得如何“混”日子，他也没有说要辞职，包括1926年之后，他仍拿着国民政府的钱，所以以前说鲁迅先生在白色恐怖中如何如何，我觉得都有夸大之嫌——处世和生活的智慧，或者说一个文人的人情味，鲁迅身上还是体现得很足的，比如在上海他喜欢下馆子喜欢看电影等，虽然香烟抽得比较差，衣服穿得不高档，但这不等于说生活之窘迫。特别是跟许广平生活之后，应该说鲁迅是过着一种比较优裕的生活的，而这种优裕生活即来自于他的笔耕来自于他的稿费和版税。
周作人也去找过北大校长蔡元培，据周的日记上说，前两次都是不遇，后来蔡先生去看周也未遇到。当联系上之后，周也还是求职之事。可是一开始周作人对蔡老乡安排的工作不甚满意，因为蔡先生只让他给预科班讲国文——事实上国文最难讲了，但是蔡先生也有难处啊，第一，周作人没有高学历，第二是中途插进去的，任课老师在开学前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能随便中间换人的。所以周作人一开始就有怀才不遇之感，他本来是想讲希腊文学一类的。因为那时谁也不懂希腊文学啊，所以周作人写信给蔡校长说是不干了，只是因为想在北京再玩几天，所以没有一下子回绍兴，可是没想到蔡老乡还是给了他面子，转而给他安排做北大国史编纂处任编纂员，月薪一百五十元，工作时间只是每天四小时，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午餐也在学校里吃了。周作人自己也说，这是因人而设的岗位，只有两个人，还有一个是沈兼士。看来岗位多一点还真是管用啊，你看今日之大学，除了学院和系之外，不是也有什么部啊研究所啊一类，大概都是用来养人和留人的吧。蔡元培当年这么一留，就留住了一个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一个提倡“人的文学”的五四先锋和领袖。这个中间，有没有人再做过蔡的工作，不得而知。但就是因为蔡元培的关系加上自己的努力，周作人在北大是如鱼得水，一时之间，他的名气都要大过鲁迅了，鲁迅后来以小说创作而著名，而研究领域的成就，如《中国小说史略》，倒是兄弟关系好的时候，周作人逼哥哥整理出来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掖帮助，便不会有周氏兄弟的成就，因为关键之处就是那么几步，所以当年毛泽东去北大，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人能赏识这个湖南小伙子，结果他后来一回到湖南，在若干年后，让整个中国革命的格局都发生变化了。
不过如果从较长时间去考量周氏兄弟跟蔡元培的关系，倒也一直是若即若离的。后来周氏兄弟的命运发生了急转。鲁迅到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之后，跟蔡还是有交往的，世界笔会的活动，萧伯纳到上海来等，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当时都作为中国的名人接见并作陪的。那个时候，鲁迅和蔡元培差不多已经是齐名了。而鲁迅跟许寿裳的关系一直很好。凡有什么事，鲁迅都会向他诉苦，鲁迅去世后，关于鲁迅的最权威的文字大约都出自许寿裳的，直到1949年之后，已经入狱的周作人才有《知堂回想录》中的文字来讲述一些往事，这也还是通过曹聚仁的关系才得以写作和出版的。在这些往事里，也有提到绍兴帮和浙江帮的事情的，周作人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兼士）是吴兴人，马（幼渔）是宁波人，有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
但实际上周氏兄弟和蔡帮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种单向单一的，至少现在已经有人撰文讲述周氏兄弟对蔡先生的不满情绪，关于周作人的不满前面已经提及，而鲁迅这边呢，可能跟他一时对人际关系的判断失误有关系吧。
1927年的时候，蔡元培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鲁迅在给同乡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发过牢骚，注意，当时鲁迅固定发牢骚的有俩人，除了川岛，还有一位就是许寿裳。鲁迅说，“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实际上是在讲，蔡先生还不够赏识自己。这一年的十月，鲁迅迁居上海，到了上海，他也是先去访跟蔡不同阵营里的易培基和李石曾。同年12月，他给章廷谦的信中又说：“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的对手，没有蔡对鲁迅好。1927年12月，蔡元培就给鲁迅主动送上一个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一年之后，这个饭碗又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于1932年3月2日致信许寿裳：“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可否乞兄转蔡先生代为设法……”
又由于有“蔡先生代为设法”，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保住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不过也很奇怪，鲁迅碰到这种事情，他不是直接找蔡元培，他都得请许寿裳转述，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生活的智慧。
所以说，蔡氏对周氏三兄弟，都是有恩之人，更不用说鲁迅去世后，蔡元培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亲致悼词。他撰写的《挽鲁迅联》中写道：“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随后，蔡元培还出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任，积极支持出版鲁迅全集，并为《鲁迅全集》作序言。这一点，连郭沫若都有过评价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公正的，虽然郭沫若和鲁迅生前同在上海，据说连面都没有见过，他们曾是两个阵营里的人，但是郭先生后来变换阵营也如同他的才思一样迅捷的。
三、鲁迅一打油，孙伏园就要打人
绍兴文人圈，周氏兄弟当然最为杰出，如果说他们是太阳和月亮，那么还有一些灿烂的星斗，这才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星空。这些星斗中，孙氏兄弟是值得一说的。
孙伏园孙福熙兄弟，散文写得不错，后者还是画家，给鲁迅画过插图，曾经跟留法学生陈学昭闹过恋情。孙伏园是鲁迅在绍兴任教时的学生，后来读北大续做学生，毕业后又以记者之身份陪鲁迅去过陕西讲课并考察。查鲁迅日记，记他与孙伏园之交往多达百处，除了稿件书籍交往之外，相互请客吃饭也颇多。孙后来长期做报刊的编辑，是鲁迅先生不少重要作品的催生婆，如《阿Q正传》。今天看到阿Q之名，鲁迅先生真是有先知先觉啊，至少阿Q先生可当我们QQ族的祖师爷了。本来孙伏园是把《阿Q正传》当作“开心”滑稽的文章连载的，后来到第二期一看不对，马上换到文艺版发表，快到写得差不多时，孙伏园休假改由其他编辑来催稿，结果鲁迅就让阿Q给杀了头了，鲁迅说，这样，孙伏园再也不可能来催稿了。
这一则轶闻说明了鲁迅和孙伏园之关系，也说明当时的不少作品，实际上都是这么催生出来的，同时也说明，绍兴帮还掌握了媒体的大权。当时和现在，人们都称孙伏园为中国的副刊大王，这是说孙在多个副刊任职，他曾主编过著名的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后来还编辑过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贡献》、《当代》、《士兵月报》等，期间还跟鲁迅先生等创办《语丝》杂志。可以这么说吧，孙伏园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物之一，包括另一位老乡章廷谦（川岛），他们都长年做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比如《语丝》，比如开明书店（这是另一个绍兴人章锡琛做老板的），这就把喉舌紧紧控制在自己的手上了，就像后来诗人邵洵美办金屋书店做出版，周围聚了一批像徐志摩一类的人。孙伏园是阿Q的催生婆，学生催老师的稿，而且又有为老师的打油诗而抽人耳光的传闻。说当年的孙伏园就曾经为鲁迅的一首打油诗“我的爱在山腰”而跟《晨报》的头儿刘勉己闹翻，头儿要在版面上抽掉鲁迅的诗，于是孙伏园就追着要抽刘的耳光，这可见不是为了这一首打油诗的好坏，而完全是因为鲁迅和他是一个阵营、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事后孙伏园便辞职走人了。不过要补充的是，孙伏园和刘勉己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孙才敢这么做，文人孟浪，皆有底线。你今天哪一个愤青编辑敢抽老总的耳光，恐怕连人家的想法都没有，最多腹诽几句或在网上咒几句罢了。
孙伏园在别人的记述中是一可爱之人，年纪轻轻就蓄长须，所以人称他为“伏老”。
市面上早就有《孙氏兄弟谈鲁迅》一书，因为既是同乡又是学生辈，所以他们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变成了回忆者的角色。这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仅仅是这样一种角色，或者说仅仅是一种方式一种语调的回忆，也未免是有些单调的。鲁迅在定居上海之后，孙伏园和先生的交往就少了，后来孙到武汉编报纸，再后来又在河北定县做平民教育工作，曾任县长一职，这一段历史很少提及。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就是做平民教育，孙伏园、晏阳初、陶行知都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现在读孙氏兄弟等那一批同代人的文章，发现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写得不够有趣。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很有趣的，但是他们的回忆文章有点像白开水。
相比于哥哥孙伏园，孙福熙（字春苔，鲁迅日记作写作“春台”）跟鲁迅的交往就少多了，他是留过法的，最早是周建人在绍兴任教时的学生，后来他给《野草》画过封面，跟哥哥相比，弟弟更多了些艺术家的气质。所以他对鲁迅的认识，倒是往往有独到之处，在《鲁迅·艺术家》一文中他就说到了绍兴和鲁迅的关系——他的文字与思想常被人指为绍兴人的特质：文字简练，思想深刻，在圆润精妙中深藏锋利，似乎绍兴人确有此通性。但有一点为绍兴人所最缺乏者，即为鲁迅先生所有丰富有热烈的感情。绍兴习惯，遇事划算，预定目标以后，按步进行，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其代表，进行是直线的，不多方并进，亦不走回头路，一切以冷静坚忍出之。鲁迅先生的一生如长庚星，光芒四射，忽伸忽缩，没有直线，也不怕回头，于是学水师，学路矿，学医，学文，为友为敌，为敌为友，如此感情丰富而热烈的人，在绍兴先贤中，即诗人与画家，亦不见一人。绍兴的地方色彩，可以产生学术思想家，而不宜于艺人，鲁迅先生确是特殊的一人。
这个说法，这个角度，从今天来看还是新的。浙东学派一直讲经世实用，搞艺术实在算不上是正道。因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要会随机应变，从这一点上来说，鲁迅之弃医从文，还是相当伟大的，这在今天是要被家长骂死的，但鲁迅父亲早逝，母亲自然管不了他。所以后来我发现那些能闯出来的人中，早年丧父的不在少数，这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有意思的是，鲁迅后来到了上海之后，孙氏兄弟跟他是越来越疏远了，这一点在川岛写于1977年的《读〈鲁迅日记〉杂记》中提到过孙福熙给鲁迅先生的信“其字甚大”一个细节。川岛说“记得鲁迅先生和我说过：‘春台快要成为阔人了’。以及‘学画的不画画，却写起文章来’等等，也许鲁迅先生早就对他有点看不惯了……鲁迅对青年人为私念而走上邪路的，终觉得是憾事，给我的信里曾说到：伏园则在办一种周刊，曰：《贡献》（实在客气之至）。在另一封信中说‘对于《贡献》，渺视者多’。而伏园和鲁迅先生也不多见面，正在慢慢地疏远。这时节，是否春台以为快要功成名遂，即所谓‘快要成为阔人’，很自然地就傲慢起来，给鲁迅先生的信，也便忘乎所以，‘其字甚大’了。”
川岛的讲法，倒是符合鲁迅先生的脾性的，兄弟反目，师生反目这都是事实，好在现在都用伊妹儿了，否则我们平时写字也还得小心翼翼的，对师长辈切不可“其字甚大”。人们常说大人有大量，这话对政治家和文人可能不一定适用。当年周氏兄弟反目，有人说在今天仍算是一个谜团吧，其实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呢，越是最初的解释，往往是最靠谱，后面被屏蔽和修饰的就多了。孙福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去世；孙伏园于1966年去世，可惜他们不能详说当年事了。
鲁迅先生周围，还有几位来自家乡的女生，许羡苏，俞芳等等，前者是许钦文的妹妹。有女生处皆有浪花。台湾的蔡登山写了本书叫《鲁迅爱过的人》，其中说到鲁迅的同事、浙江鄞县人马幼渔先生的女儿马珏，1910年出生，人称北大校花，说鲁迅对她颇有微妙的感情。其实想想这种微妙也正常，正如他和萧红之间的微而妙。我曾看过有人写文，说许广平恋爱时的文才和文笔要在萧红之上，真是妙论啊。马幼渔在北大，资格远比周氏兄弟要老，他同时又是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一起在日本留学期间拜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师的同学，从1921年起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其实在蔡登山之前，早有人写过鲁迅和北大校花的事。马珏曾经在1926年写过一文，叫《初次见鲁迅先生》，把鲁迅还原成一个极为普通的人，丝毫没有后来人们把他当伟人来写的味道，其中有鲁迅先生的几段话蛮有意思的——
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
现在外面不多了，恐怕外面没处买，我那儿还有一本，你要，可以拿来。
“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那是鲁迅主动向马珏荐自己的书。而马珏当时在文章中还是以少女的口吻，把鲁迅写成一个不太好玩，跟自己想象相距甚远的小老头。
还有一种说法是，马珏结婚之后，鲁迅就不送自己的书给她了。
关于鲁迅送书，《时为公务员的鲁迅》一书也专有论及，鲁迅当时在做公务员的时候，就出了不少书，他会送给教育部的同事并朋友，且送的范围还颇广。请客送礼，人之常情。书中还就鲁迅先生送书与送土特产作了比较，说送土特产的，就仅仅限于紧密关系的同事和朋友了。当时鲁迅送的土特产有火腿、笋干和龙眼。笔者印象中，龙眼似乎不是浙江的土特产吧。
其实送书寄书等，可能也是当时文人们主要的活动之一吧，许钦文的回忆文章中说到——《鲁迅日记》中还有多次给许羡蒙（五妹）寄刊物的记载，我如今不了解，鲁迅先生怎么会这样长期地随时寄给她刊物。鲁迅先生不会知道我们是姊妹，平常随便谈谈时他往往问我他所认识的同一村子里的人。他从来没有谈到过羡蒙。四妹也不知道这事情。我探问了许多有关的人，也都说不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鲁迅也不例外，正如许钦文其实也有自己的秘密，只不过不会写出来罢了。
至于说许钦文，后来也成了中国乡土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跟先生的认识，倒不是通过妹妹，而是通过周建人的介绍。因为他也是周建人的学生。许钦文是鲁迅先生信得过的人，所以鲁迅和许广平到杭州补度蜜月时，就是让许给订房间的，不过鲁迅先生的有趣在于一定要让许订三人间的房间，说许你白天可以管自己去，晚上一定要来，睡在我们中间的床上……
这个事情怎么想得出来的？而许钦文晚上有没有去住，这些许先生好像也都没有说。许钦文的成名除了他的乡土小说之外，还有就是他的“无妻之累”之说，即他曾经卷入一场凶杀案，前些年的《江南》和《万象》杂志曾详述这些事情，笔者就不重复了。
四、刘大白的一个圈子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的绍兴文人是星汉灿烂，而且除了蔡元培、周氏兄弟以北京为主要活动平台之外，当时的上海也是文人云集的一个地方。这跟今天还不一样，今天的上海除了有一本《收获》杂志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之外，其他真的是有点乏善可陈了，连上海电影都已经十分没落了。当然，鲁迅先生后来也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住进了上海的租界，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写作和生活。
当时上海的文化人，也是活跃在两个平台上，一是报社，二是高校，而且这两块也时常是交叉在一起的。而这些文化人，又大多是绍兴人或是浙江人，如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沈玄庐，他们中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是跟陈独秀一起建党的先进分子，而且如果要说起渊源来的话，还跟浙江一师有关。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倒都是跟浙江颇有渊源的。这是不是浙江人好新潮好变革有关系呢？
北京有北大，上海有复旦，绍兴人邵力子就曾是复旦首任的国文系（中文系）主任，后面就有陈望道、刘大白的接力棒，这是在复旦形成的一个圈子。而与此同时，在有邵力子、沈玄庐主政的《民国日报》上，又有一个绍兴帮，再加上夏丏尊等，所以基本还是大绍兴文人圈的概念，开明书店也是绍兴人所为。今天的官员和媒体人动辄喜欢用大——大都市圈，大经济圈，一切都想做大做强，好像地球就是他们家里的那个仙人球。而当年我们所说的大绍兴文人圈，那就是绍兴地区的，最多扩大到浙江籍的，当然一说起籍的，有把朱自清拉进来的，也有说蒋梦麟也要算绍兴的。要知道文人总是喜欢拉帮结派的，当年的社团，今天的论坛，都是为了抱团的需要，相互要有个照应。
所以当谈到民国有个绍兴帮的话题时，我们且以刘大白为例，看他与当时文人朋友的唱和呼应吧。
当时刘大白身边最紧密的几个人物，实际上还是浙一师金刚辈的陈望道和夏丏尊先生。这可以从他们的唱和应酬中看得出来。文人交往，相互放高利贷者少之，互相捧场者多之。
首先是陈望道先生出力作《修辞学发凡》时，刘大白写了序言。此书是望道先生一生学问的基石，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意义，不亚于马相伯兄弟的《马氏文通》。刘大白夫替《修辞学发凡》作序的时间是1932年的元旦，等书在四月份出版时，大白先生已经去世了。大白之序的第一句话便是——一九三二年，将要和一八九八年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了。因为一八九八年是中国第一部文法书出版的一年，而一九三二年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书出版的一年……
后来人们在评述陈望道先生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写成这部大书时，主要的引述便是来自大白先生的序文，只可惜，大白先生没有看到此书出版便告别了人世。这是两位浙江一师同事间的友情。两位“金刚”的性格有所不同，在各自领域内皆有造诣，而刘大白对语言学显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另一方面，陈望道先生则替刘大白的《旧梦》作序，因为两人是同事又是朋友的关系，所以陈先生则更多地写出了大白的个性——大白的人是外冷内热的人，诗也是外冷内热的诗。我虽然曾被大白说是多情多感的人，而其实他自己，恰正是多情多感的人。外冷内热，多情多感，这便是我心中眼中的大白。后来陈望道又专门为《时事新报》的“刘大白先生周年祭专号”写作了《大白先生的不死之处》，高度评价刘先生的为人——“大白先生是一个极其忠于学术，同时也于学术很有贡献的人。他的晚年暂离开研究工作去执掌他所不大擅长的教育行政，已经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大损失，他的死更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陈望道还概括了刘大白为人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公而忘私，第二是刚强勇猛，第三是勤奋精进。
陈望道先生一再强调刘大白的学术价值，是不是还在回驳浙江官府当年在一师风潮中说他们的不学无术呢？
另一位金刚夏丏尊先生则为大白的《中外诗外形律详说》作跋，简述此书出版之艰难历程，其中讲到技术细节问题了——那时大白已卸去教育部次长的职务，在杭州静养肺病。这回从上海回杭州去以后，病日加重，病中来信，颇念念于斯书出版的事。出版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稿中所用符号的繁多。这种符号须一一特制模型，其中有几种，形体根本和铅字的形体字不相称，即使特制了模型，浇铸出来，也无法容纳在铅字的旁边，结果发现了排版不可能的困难。关于这事，曾和他通信商量过好几次，大家都想不出方法，只好把稿子暂搁下来。曾有一次想人抄写一遍，以石印出版，可是他不喜欢写体字，一定要铅印。
听说大白先生也爱“造字”，比如两个女的中间夹一个男字，这样的字无论是当年的铅印还是今天的电脑五笔，自然是排不出来的。
夏丏尊先生最后说——大白多才而数奇，斯书自成稿以至成书，也经许多的的厄运，仿佛象征着他的一生，可为叹息。
除了这三位金刚相互之间的帮衬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同乡周作人先生也替刘大白的《旧梦》写过序，他说“他竭力的摆脱旧诗词的情趣，倘若容我异说，还似乎摆脱太多，使诗味未免清淡一点，——虽然这或者由于哲理入诗的缘故，现在的新诗人往往喜学做旧体，表示多能，可谓好奇之过，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却不尽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欢乐府调词曲调的新诗，但是那些圆熟的字句在新诗正是必要，只须适当的运用就好，因为诗并不专重意义，而白话也终是汉语。”
白话也终是汉语，看样子周作人是站在刘大白一边的，这也无愧于周先生作为五四之后新文化领军人物的身份。要知道在新文化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新潮文人都尝试着写新诗，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这有周策纵的论述为例：“1918年可被看作是白话新文学诞生的一年，白话新诗是新知识分子最广泛的试验的一种文学形式，也是白话运动最初的果实……在北京的主要文学改革者，如刘复、鲁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康白情、陈独秀、李大钊、刘大白、傅斯年、罗家伦都加入了白话诗的写作行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当然白话诗是少不了胡适先生的尝试的，虽然他对白话诗的看法跟刘大白不一样，胡先生是认为我们平时怎么说话，那诗就该怎么写，而刘大白先生则认为诗是要写出说不出的话，是那种只可意会的话，但这不妨碍胡适先生从另一高度来肯定刘大白的贡献，他在给《白屋文话》写的跋中这样说道——刘大白先生是痛恨死文学而提倡活文学的一个急先锋，所以他要更进一步，做点正名实责的工夫，把古文叫做“鬼话文”，把白话文叫做“人话文”……刘先生做的正名工夫只是要严分人鬼的界限；对那说鬼话的人们说：“你们是活死人，你们是活鬼；你们有原形已现，不得久停，速回坟墓里去！……我对于刘先生的打鬼精神虽然很佩服，但我总觉得鬼的猖獗是由于人的不努力，鬼话文学的继续存在是因为人话文学的实力还不够打倒那残余的鬼话文学。只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人话文学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当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灭了。”
然而必须指出，胡适和周作人虽然也给刘大白写了文章，但是他们行文中的口气和用语等都还是比较冷静客观的，这跟他们给朋友辈所写的序跋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文人之唱和，有的是推不掉的应酬，有的则是完全是出于真心真情，这中间区别还是很大的。这正如朋友圈聚会，有偶尔来赶个场子的，也有每次必到的铁杆，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其实照周作人的讲法，他早年还给刘大白编的报纸投过稿呢，但他们之间却从未见面过，而刘大白本人呢也跟北京的文人圈子没有多少交往，这便引出了一个话题，即有人所说的，北大派和复旦派的文人基本上没有多少交集，即他们都有自己的帮要混。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从鲁迅日记中看到了一则喝酒的记载，这则日记被广为引用，因为这是相关人跟鲁迅交往的一个佐证吧，时间为1926年8月30日：“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与三弟至中洋茶楼饮茗，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俞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来寓谈”。这里倒不能说就是北大派和复旦派在交往，但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这帮文人朋友也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饭之后刘大白等还去拜会鲁迅。而这些聚会的文人大概可以分成几拔吧，一是鲁迅和三弟周建人，二是文学研究会及做出版的，如招集人郑振铎及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等，还有立达学校的人，再就是我们所说的绍兴帮了，章雪村也是绍兴人，又称章雪琛或章锡琛，就是开明书店的老板。他们中有脚踏几条船身份交叉的，只是很可惜，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是些闲话吧。
在刘大白的绍兴帮里，有两个不是绍兴人，却在绍兴和刘一同共事过（在浙江第五中学即绍兴中学），他们就是江苏吴兴人徐蔚南和福建闽侯人王世颖，后来他们又一起在复旦教书，算是旧友新交了。徐和王虽不是绍兴人，但对绍兴却感情颇深，他们俩人一起合著出版了《龙山梦痕》一书，写的都是绍兴的风物，作序的自然是刘大白。王世颖后来还做过浙江大学的秘书长，而这个职位的前任就曾经是刘大白。
徐蔚南在《白屋文话》序中说：“刘先生和我在复旦同事的时候，我的房间正在他的房间的后面。我自己的房间，除了写作外，不大住的，老是在刘先生的房间里厮混。人家初次和刘先生见面时，总是被他的眼光所镇压，觉得他威严得有点可畏；象我和他常在一起的人，不特觉得他可畏，却反望他的威严的眼光常常超越眼镜透射出来。因为这时候，一定可以听到他警辟的议论了。在他的房间里，实在很有味的。第一，他的房间便象一间小小的图书馆……第二他特别会讲故事……第三是喝酒，吃水果，扯铃。夜深人静，月明星稀的时候，他和我常常喝一杯白兰地，或者吃点水果。两个人老是喝得脸红红，吃得津津然。第四是辩论……”
这大概就是关于刘大白的难得的生活细节了，这是比曹聚仁还要写得生动而具体的。在大白先生去世不到一个月之际，徐蔚南即用实际行动纪念大白先生，把大白写给他的书信整理出来，他说“在炮声中断断续续地钞成了这八十封信”，于是编出了《白屋书信》，同年5月交由大夏书局出版。
另一位绍兴人王世裕，早先跟刘大白编过《绍兴公报》，当年刘大白、王世裕和任瘦红是被称作绍兴三剑客的，也是光复会的会员。大白去世之后，便是由王世裕先生替大白的古体诗集《白屋遗诗》作短序——
五四以还，大白敝屣其旧诗，然温丽隽爽，予夙爱之。尝戏谓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君殁后，诗稿储君皖峰处。予乞以归，题曰白屋遗诗。付上海开明书店，经年而书成。昔日戏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子亦垂垂老矣，风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识。
而刘大白的其他一些遗著，也有朋友们替他整理出版。《中国文字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是在1933年由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出版；钟敬文则在1934年把刘大白记录的民间故事辑成《故事的坛子》在开明出版；而《中诗外形律详说》则是于1943年由夏丏尊帮助整理出版的。
五、北大是个浙江村及其他
民国有个绍兴帮，北大是个浙江村，这是一种现象。不过就鲁迅先生本人来说，或者说就当时初到北京，还住在绍兴会馆的绍兴人，是不愿意多谈绍兴的，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说，鲁迅就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周作人认为，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不够古雅。绍兴古名于越，秦汉时称会稽，绍兴之名则迟至南宋才有。第二是不够光彩。绍兴作过偷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的临时首都。1131年，昏庸无能的宋高宗赵构改年号为“绍兴”，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用这个吉祥的字面寄托“绍祚中兴”之意，绍兴于是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昏庸软弱的代名词，里外透着一股自欺欺人的意味。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
鲁迅就说自己是浙江人。
这跟鲁迅不喜欢杭州似乎是一个道理。这是他的偏执，也是他的可爱。
作家叶兆言曾经写过《北大是个浙江村》一文，专门作了一个小统计，他说：史书上说毛泽东当年经常去北大旁听蹭课，深受高人启发指点。蹭课听了什么内容，已记不清了，长知识不用怀疑，变深刻也理所当然，感觉中他一定会有些郁闷，因为听来听去，都是些浙江口音的人在讲课。当年的北大，差不多就是个浙江村。先说大学校长，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前任胡任源任职时间不长，是浙江吴兴人。外举不避贤，内举不避亲，像蔡元培这样堂而皇之，好玩一把同乡会的倒也不多见。在现代教育方面，蔡元培差不多就是祖师爷了，他取消了分科制，改设十五个系，这些系的领导人，竟然比一半还多的是浙江同乡。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庠，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中文系主任马裕藻（幼渔），浙江鄞县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浙江绍兴人。
麻雀豆腐绍兴人，麻雀到处有不稀奇，豆腐是中国的最好吃，而绍兴人在脱了师爷的长衫之后，在知识界牢牢占有一席之地，这实在是一件很荣光的事情，正如当年的北京大学能允许毛泽东这样的旁听生蹭课一样，听来听去都是江浙口音这也是事实。笔者也曾经查过不少文字，想知道当年的学生对浙江这些先生们讲课的反应，其实好多学生都是听不懂这些先生在讲些什么，一是因为南方口音问题，二是这些先生多数还是书斋型的，讲课并不生动，所以那个时代，说得好远远不如写得好，不讲今天，于丹和易中天是讲而优则写。
民国时期，由于特殊的原因，浙江江苏一带的文人入仕成名的比较多，而浙江尤以绍兴宁波和杭州居多。蔡元培以下，除前面提到的许寿裳和周氏兄弟、孙氏兄弟、许钦文等，民国史上，在文史哲教和出版等诸多领域颇有影响的人物，且有些不少跟蔡先生和周氏兄弟有过交道的，他们中尚有——经亨颐、刘大白、邵力子、马寅初、沈知方、马一浮、夏丏尊、章锡琛、竺可桢、姚蓬子、范文澜、陈建功、胡愈之、罗家伦、魏金枝、孙席珍、徐懋庸、俞启威（黄敬）、陈梦家等，这里当然没有包括还有一大批在政府里面当官做职员的。这些人中，有些跟蔡元培关系很近，比如范文澜，北大毕业后曾任蔡的私人秘书，有的算是蔡先生的同事，比如当时的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此君曾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民国史上，绍兴一地的确出了不少文才。如果把祖籍什么的算上，再把历史上绍兴曾管辖的余姚也算上，那这样的文才就更多了。虽然鲁迅先生对自己的故乡也颇多怨言，但不能否认那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最后都离开了故乡。事实也再一次证明，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有所作为。
当然，团体和帮派中有一两个领袖，一面大旗，这也是自然而然引成的，比如蔡元培，比如鲁迅先生，这其中相互的帮衬和支持尤为重要。
只可惜鲁迅先生早逝，周作人也早早地失去了话语权，蔡元培先生也于1940年去世，随后许寿裳先生于1948年在台湾遭非命，而周建人的影响也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界，而他的一帮同仁和学生，后来能幸存下来的，也都成了规定情景下的回忆者和注释者。就这样，到1949年，一个风生水起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杭高之高，不是因为楼高，也不是因为师生的个子高，虽然传闻后来的校长经亨颐个子颇高，而鲁迅是矮个子无疑。我记得我写此文的时候，还有一电视台的朋友来问我，问蔡元培个子高不高，平时穿西装多还是长衫马褂多——因为他们当时在拍一纪录片，是那种有演员参与的情景重现的模式。
蔡元培、许寿裳、周氏兄弟、孙氏兄弟、许家兄妹，民国时期仅绍兴一县，不知出了多少文化名人，更不用说辛亥革命前期的英烈了，秋瑾、徐锡麟、王金发、陶成章等，而这一路也是跟蔡元培有关，因为蔡先生也是光复会和同盟会的元老。而如果把范围扩大到绍兴地区，那民国时候的文化名人，可以说是星汉灿烂。虽然鲁迅后来跑到北京之后都不愿称自己是绍兴人，而愿说自己是浙江人——这只是一种个例。有人说鲁迅一生都在跟自卑作斗争，因为绍兴师爷的名声实在类似于刀笔吏，好像是专搞阴谋诡计的。想想他的爷爷，也是因科举考试舞弊而入狱的，这是另话了。而当时的北京大学的的确确是一个浙江村。曾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帮要混，那民国有个绍兴帮，帮主就是蔡元培。
中外文学史文化史上，流派和团体的形成，皆有一定的成因，笼统地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即时势造英雄，如五四时期的北大，抗战时的西南联大，还有辛亥前后的留日学生团体等；地利，就是以某个区域而著名，如巴黎的左岸，当今的纽约等。也有的在某一学校或场所，如二十年代的浙江第一师范及后来的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等，都有一批高人聚集在一起。而所谓人和，是指高人在一起，气场是通的，虽然可能互不买账互不服气，但高人绑在一起，即使当政者也会让个三分。文人相轻是有的，但当文人受到外来势力的打击，如侵略者如当权者如镇压者，那么文人就会站在一条战壕里。高人跟高人在一起，不像男女在一起，搞到最后搞出感情之后，路会越走越窄，因为爱情是排他的。
高人跟高人，要么打架，要么亲如一家，而我们要说的有个帮有个派的现象，就是螃蟹现象，提溜上一个会带起一串，它们是相互串着的，这一点在民国时候，尤为明显。
民国时期的拉帮结派，这跟当时的结社和出版自由有关，总体说跟民主和自由相关，跟百废待兴相关。朝中有人好办事，这一点在文人圈中也是一样的。在考试和用人制度还没有健全之时，我介绍你，你介绍我，这就让文凭差一点，资历差一点，火候还不到的人有了机会。比如就周氏兄弟而言，文凭皆不过硬，如果没有蔡元培介绍，如果没有后来他们自身的努力，那么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思想史肯定要重写了。
人生几十年，关键就那么几步，这几步中如果有高人提掖帮衬一下，这情况就大为不同了。
民国时期的绍兴帮，帮主非蔡元培先生莫属，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吾辈既为绍兴之人，则绍兴一切之事，非即吾辈之责任乎？
把乡情提到责任的高度，那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去办呢？
这位前清的翰林人到中年还去德国留学，从造炸弹到做教育部长、做北大校长，再到做中央研究院院长，每一时期都非常投入，从前人和今人的记述中，蔡先生堪称完人，国共两党皆是赞誉他的，即使是他的敌人，因为每个人总有敌人的，有的是政敌，有的是一时嫉妒者，都不攻击他的为人。虽然那个时候他们也攻击蔡先生在北大的“藏污纳垢”，说是把陈独秀这样的爱嫖娼的人都招去当教授，校将不校。蔡校长说了，学校并不提倡嫖娼，陈教授在课堂内也没有提倡过嫖娼，至于他曾有此种行为，那是他个人的道德问题……今天想来真是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大学校长的？所谓兼容并蓄，说说容易做做难，把新旧两派水火不容的人容在一个学校里，何其难也！今日中国之大，大学之多，我们还能想起哪位校长？哪位教育家？反过来说也真是苦煞了今日的校长，因为谁也斗不过一个时代和社会引成的风气。今天还能出蔡元培吗？当然不可能了，北大已无蔡元培或世上再无胡适之，这肯定是不争之事实了，因为土壤气候和环境都不一样了。
民国有个绍兴帮，绍兴有个文人圈，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圈内的一些事情吧。
一、许寿裳总是求蔡元培办事
绍兴人许寿裳的声名，在今天多少是有点被遮避的，因为人们就理所当然地把他当作了史料的提供者，他好像成了鲁迅回忆录的撰写者。然而就他们这一辈文人中，在其回忆文章中，也是走平实路线，添油加醋是很少很少的。他们只负责把事情讲清楚，拔高的事情是不做的，当然因为许先生早逝，所以也没有写下什么解密揭秘的文字。
许寿裳和蔡元培的关系，可从他写给蔡元培的信中看出，他称自己是“学晚”、“后学”，事实上也是这样。1911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许寿裳应蔡老乡之邀去一同组建教育部，1912年5月，许寿裳随部迁往北京，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和普通教育司司长，后还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做兼职教授。也就是通过许寿裳这一朝中之人，绍兴的不少文人墨客去都去政府里面谋事了，这里就包括鲁迅在教育部14年公务员的经历。
笔者手头有一本《许寿裳书信选集》，内收几十封许寿裳给蔡元培的信，主要写于1929年到1935年，这期间许曾协同蔡元培创办大学院，蔡是院长，而许寿裳则是秘书长。第二年许寿裳又任中央研究院秘书处主任。1934年起，他又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看许寿裳给蔡先生的信，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的内容，那就是求蔡先生给自己，给自己的朋友谋个位置，语气虽然相当客气，但是其意还是相当地直截了当，这在今天也是颇可玩味的。比如下面一则是给自己谋事的——
教育部依然无事可做，裳决意离去，而别无枝栖可觅，仍恳先生随时留意，不胜盼企。（1926年10月12日）
因为收录的信是单向的，不知蔡先生有没有为他谋位，只是知道1927年初，许寿裳应聘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8年之后，许寿裳又给蔡先生写了信，现看到有二，第一封是开出了条件，愿去福建或浙江做官，第二封是想用庚款出国考察——
裳辞职后服务之地，蒙殷殷垂询，多方批示，中心感激，至于涕零。雪艇（王世杰，时任教育部长）已有回音否？余若立法监察两院委员或闽浙厅长，如有机会均愿勉就，仍求随时留意，力为推荐，能当面说项尤妙。（1934年4月30日）
女子学院事，已属侄函复恐不能胜任云。裳于此不愿担任者，实缘年来教育机关，深受政治影响，派别对峙，倾轧时闻，自知挽救乏术，故决意辞之。前日在沪，曾访石曾先生，告以离院后意欲出外考察，能否于庚款中为之设法。渠答法比款较难，英美款未知若何？不如先谋工作，再看出洋机会……（1934年6月18日）
许先生说的“派别对峙，倾轧时闻”不仅让他身受其牵连，也连累了鲁迅，许寿裳的书信不仅是为自己谋位子，还替鲁迅诉苦——
豫才（鲁迅）教部之薪闻将被裁，裳以先生名义，致函段书贻君，请量予维持。函已发，特奉闻。（1932年1月26日）
那个时候鲁迅先生已经不在教育部做公务员了，但还拿着编撰费，有政敌看不过去想裁之，许寿裳便力挺鲁迅。至于说为其他的朋友、老乡和同事及亲戚谋职办事的信，许寿裳给蔡先生就写得更多了。
从这些许先生给蔡先生的求职和推荐信中可以看出，许虽然是蔡的部下，但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因此许寿裳才会在谈人事谈工作之外，让蔡先生帮他解决纯粹是个人和朋友的事情。
这些信抄很有意思，至少说明了当时的那样一种情况，因为蔡元培的德高望重，所以即使如许寿裳这样已经蛮有名望的人，为自己，为朋友和亲戚的职位工作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蔡元培帮忙。估计当时圈子内求蔡先生帮忙推荐的事情也实在太多了，所以蔡元培后来曾发表过三点启事，一是辞去社会兼职，二是停止接受写件，第三就是停止介绍职业。但就是在这样的声明面前，许寿裳还是要找上门去——
公衡赋闲已久，家居无聊，来函嘱转求先生于文化机关中，绍介一枝，薪水不计，聊以自振。裳因闻先生早有启事，不愿写介函，踌躇至再，仍不得不冒昧代陈，能否于可能范围内，赐予吹嘘，俾得自效。统求尊酌，无任惶悚。（1934年11月3日）
是啊，那个时候不找蔡先生去找谁呢？这种时候，绍兴帮，同乡帮，同学帮还是蛮起作用的。
以前在我印象中，许寿裳是个老实人，以前我们对绍兴文人的印象，好像除了周氏兄弟，其他都是老实人，或者说都是笼罩在周氏兄弟的光环之下的。许寿裳的书信，还有不少在鲁迅去世后写给许广平的，主要事情就是为鲁迅全集出版之事而奔波，包括要求商务馆出百分之二十的版税，这样的大事都是由许寿裳出面去求情的，他是向蔡先生求情，让蔡先生出面才能办成的。其中也有要求周作人为其兄写年谱的，周也答应了，不过后来因为许寿裳感觉周作人写得太为简单，自己才又亲自作了修订。
蔡元培去世后，许寿裳在其怀念文章中，专门就蔡写介绍信一事作了论述，且看——他的写介绍信也是极勤的，多者一天可以有三四十封，少者也有十余封，于是外间纷纷议论，或者说他是好好先生，或者笑他荐人太滥，其实都是不对的，蔡先生之所以如此勤于见客，勤于荐人，无非是服务心之重之故。对于写介绍信的对方，蔡先生的意见以为你既然做了一个机关的领袖，当然需要人才，因此我有推荐人的义务；至于录用与否，那自然是你的权限，我决不是来求情面；又对于所推荐的人，蔡先生的意思以为你既然有这样的资格，我应该替你揄扬，我决不是表示恩惠。
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文人如果不帮文人，那么谁还能帮你呢？虽然政治家有时也会用你一下以显皇恩浩荡，但政治这个东西，弄得不好就会成为弄臣。民国时候的蔡元培经亨颐等，其实也是涉足政治颇深的，但他们没有为政治所困，而是在人文教育等方面树起了自己的影响。
很显然，圈子和派别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你用了绍兴人，你用了浙江人，你没有用其他地方的人，这自然也是要结怨的。蔡先生已经很知道制订制度和规矩了，这在对周作人的任用上也可以看出，而且对于许寿裳的请求，蔡先生也不是每求必应的，但是对于蔡元培勤于见客，勤于荐人的这样一种做派，令一百年后的我们想起来，好像还有点两眼泪汪汪的感觉。
当然，任何公开出版的书信集，都是经过修辑的，但就是在这样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许寿裳。这样的书信无非让我们看到了在学界也好官场也好，有人好办事大约是一个规律吧。
二、周氏兄弟也不完全买蔡先生的账
前面提到，许寿裳替鲁迅的薪水一事也写信给蔡元培，而鲁迅从日本归来的关键一步，也完全是许寿裳的帮忙。
许寿裳和鲁迅同是留日的同学，所不同的是许是浙江省派出的官费留学生，他后来跟鲁迅同在弘文馆学日语，当时的浙江留日的同乡会就有一百多人，所以后来的浙江两级师范中就有不少当年的同学，而且他们在弘文馆就搞过类似木瓜之役的运动，后来办《浙江潮》，许寿裳是编辑，鲁迅则是撰稿人，所以这样一种关系，一直到鲁迅先生去世，都是非常铁的。朋友帮朋友，本来都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现在要考量的是，朋友和朋友，一开始在一个起跑线上，后来有的快有的慢，这样可能心理上会发生变化，慢的人觉得是快的人挡了他的道，而快的人则觉得慢者不能帮助和刺激自己了，便也看不起这个后进者了。幸好，许寿裳和鲁迅之间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1909年，鲁迅来到杭州，在许寿裳担任教务长的省两级师范学堂任教，鲁迅教生物并兼当时的日籍教师的翻译。一开始那算是一段惬意的日子，他们这个学校的教师中，大约留日回来的就占了四分之一。不过鲁迅先生在求职上也有一个硬伤，即他的留日没有取得正式的文凭，拿到的仅是两张证明，一是弘文学院日语学习证明，二是仙台学医二年的证明。要知道文凭在任何时候都是管用的，尽管这样，能够跟同学和同乡又是朋友的许寿裳在一起工作，那还算是愉快的吧。不过因为发生了“木瓜之役”，校长夏震武和许寿裳发生了冲突，鲁迅等一拨二十几个教师坚决地站在许寿裳这一边，他们抗议他们辞职，最后驱逐了夏校长，但夏的势力在杭州仍有影响，所以后来他们抗议的这一拨人也就纷纷辞职不干了。
从杭州辞职后，鲁迅回到绍兴，任教于绍兴府中学堂，当了博物教员。注意，鲁迅在中学里都没教过“主课”，不像后来在大学，可见中学比大学要难混多了。绍兴比起杭州，自然闭塞多了，更何况到了家里还有一个不同房的妻子，鲁迅的苦闷从他给许寿裳的信中时时可见到——“仆荒落殆尽，手不触书，惟搜采植物，不殊曩日，又翻类书，汇集古逸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把古书当作美酒和美妇，可见鲁迅当时之骚闷。后来辛亥革命爆发，王金发在越当政，鲁迅做了短暂的校长，后来鲁迅看到形势不妙，便也一走了之。
就在这一走之前，鲁迅还是向许寿裳大倒苦水并要求代为找工作——
“越中棘地不可居，徜得北行，意当较善乎？”
“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意为仆留意也。”
“仆颇欲在它处得一地位，虽远无害，有机会时，尚希代为图之。”
……
按照鲁迅的性格，大概也只有当着许寿裳，他才会如此求情。因为他还曾经讲，这个事情不能让蔡谷青知道，谷青者，蔡元培之堂弟也，同是留日的同乡，后者曾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是杭州的社会名流。据说鲁迅和他也算是好朋友，但就是怕人知道自己落魄的样子。
多年之后，许寿裳在回忆文章中说到他向蔡元培举荐鲁迅的具体情况——
我被蔡先生邀请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向蔡先生举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蔡先生对我，每直称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元培殷勤延揽之意。
你看，殷勤延揽之意，话都说得很好听的。特别是蔡元培先生，不是说我给你饭碗，而是我仰慕你已经很久了，你能来我部工作，那是给我面子——我想许寿裳如此的转述，鲁迅听了也一定会高兴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蔡元培当作绍兴帮的帮主的话，许寿裳好比是人事部长了。当然，就他们个人性情而言，同是越人的他们相距甚远，但好在蔡元培是兼容并蓄之人，如果说蔡先生有点像老好人，那么许寿裳就是大好人。
1912年鲁迅去教育部做了公务员，一直做到1926年。他先是做一个普通教育司的科员，负责艺术教育等事，他前后做了十四年的公务员，从南京到北京。其间折腾也不少，但总体上说还是平稳的，特别是到北京部里上班之后，鲁迅还在几所大学里任课，多的时候达六所学校兼课。记得徐志摩跟陆小曼婚后也在几所学校兼课，为的也还是生计。鲁迅就曾在许寿裳做校长的女师大兼过课，在那里认识了许广平。有一阵子网上有文，说鲁迅是一个很有生活智慧的人，不完全是个横眉冷对的愣头青，说他拿了国民党十四年的薪水，但照样骂国民党——有钱为什么不拿呢，而且他本身工作还是认真的，还是在实践着蔡元培艺术代替宗教的美育教育理想，其间蔡先生的风波不断，但鲁迅的铁饭碗还是捧着的，包括后来不做公务员，还拿每个月三百元的编撰费。可以说这是国家在“养”着鲁迅先生。
我只能说鲁迅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好像跟生活智慧不一定扯得上关系，吃了人家的不嘴软，反过来又要骂人家，因为这个人家是一个单位，是一个教育部，是什么鸟都有的地方，何况那时的教育部欠薪厉害，现在只听说乡村小校对教师有欠薪的。反正不管怎么说，鲁迅先生14年的公务员生涯，是靠蔡元培的，中间又是许寿裳发挥了作用。而且问题是鲁迅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做公务员期间在大学教课和著述无数——要这今天看来，鲁迅先生是很懂得如何“混”日子，他也没有说要辞职，包括1926年之后，他仍拿着国民政府的钱，所以以前说鲁迅先生在白色恐怖中如何如何，我觉得都有夸大之嫌——处世和生活的智慧，或者说一个文人的人情味，鲁迅身上还是体现得很足的，比如在上海他喜欢下馆子喜欢看电影等，虽然香烟抽得比较差，衣服穿得不高档，但这不等于说生活之窘迫。特别是跟许广平生活之后，应该说鲁迅是过着一种比较优裕的生活的，而这种优裕生活即来自于他的笔耕来自于他的稿费和版税。
周作人也去找过北大校长蔡元培，据周的日记上说，前两次都是不遇，后来蔡先生去看周也未遇到。当联系上之后，周也还是求职之事。可是一开始周作人对蔡老乡安排的工作不甚满意，因为蔡先生只让他给预科班讲国文——事实上国文最难讲了，但是蔡先生也有难处啊，第一，周作人没有高学历，第二是中途插进去的，任课老师在开学前都已经安排好了，不能随便中间换人的。所以周作人一开始就有怀才不遇之感，他本来是想讲希腊文学一类的。因为那时谁也不懂希腊文学啊，所以周作人写信给蔡校长说是不干了，只是因为想在北京再玩几天，所以没有一下子回绍兴，可是没想到蔡老乡还是给了他面子，转而给他安排做北大国史编纂处任编纂员，月薪一百五十元，工作时间只是每天四小时，上下午各两个小时，午餐也在学校里吃了。周作人自己也说，这是因人而设的岗位，只有两个人，还有一个是沈兼士。看来岗位多一点还真是管用啊，你看今日之大学，除了学院和系之外，不是也有什么部啊研究所啊一类，大概都是用来养人和留人的吧。蔡元培当年这么一留，就留住了一个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一个提倡“人的文学”的五四先锋和领袖。这个中间，有没有人再做过蔡的工作，不得而知。但就是因为蔡元培的关系加上自己的努力，周作人在北大是如鱼得水，一时之间，他的名气都要大过鲁迅了，鲁迅后来以小说创作而著名，而研究领域的成就，如《中国小说史略》，倒是兄弟关系好的时候，周作人逼哥哥整理出来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掖帮助，便不会有周氏兄弟的成就，因为关键之处就是那么几步，所以当年毛泽东去北大，也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人能赏识这个湖南小伙子，结果他后来一回到湖南，在若干年后，让整个中国革命的格局都发生变化了。
不过如果从较长时间去考量周氏兄弟跟蔡元培的关系，倒也一直是若即若离的。后来周氏兄弟的命运发生了急转。鲁迅到上海成为自由撰稿人之后，跟蔡还是有交往的，世界笔会的活动，萧伯纳到上海来等，宋庆龄、蔡元培和鲁迅当时都作为中国的名人接见并作陪的。那个时候，鲁迅和蔡元培差不多已经是齐名了。而鲁迅跟许寿裳的关系一直很好。凡有什么事，鲁迅都会向他诉苦，鲁迅去世后，关于鲁迅的最权威的文字大约都出自许寿裳的，直到1949年之后，已经入狱的周作人才有《知堂回想录》中的文字来讲述一些往事，这也还是通过曹聚仁的关系才得以写作和出版的。在这些往事里，也有提到绍兴帮和浙江帮的事情的，周作人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是浙江人专权，因为沈（兼士）是吴兴人，马（幼渔）是宁波人，有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移转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
但实际上周氏兄弟和蔡帮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种单向单一的，至少现在已经有人撰文讲述周氏兄弟对蔡先生的不满情绪，关于周作人的不满前面已经提及，而鲁迅这边呢，可能跟他一时对人际关系的判断失误有关系吧。
1927年的时候，蔡元培做了中央研究院院长，鲁迅在给同乡章廷谦（川岛）的信中发过牢骚，注意，当时鲁迅固定发牢骚的有俩人，除了川岛，还有一位就是许寿裳。鲁迅说，“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这实际上是在讲，蔡先生还不够赏识自己。这一年的十月，鲁迅迁居上海，到了上海，他也是先去访跟蔡不同阵营里的易培基和李石曾。同年12月，他给章廷谦的信中又说：“太史之类，不过傀儡，其实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的话听了与否，不成问题，我以为该太史在中国无可为。”
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蔡元培的对手，没有蔡对鲁迅好。1927年12月，蔡元培就给鲁迅主动送上一个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的特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一年之后，这个饭碗又在蒋梦麟任部长的教育部里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鲁迅于1932年3月2日致信许寿裳：“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惟数年以来，绝无成绩……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当，受命之日，没齿无怨……今所恳望者，惟舍弟乔峰在商务印书馆作馆员十年，虽无赫赫之勋，而治事甚勤，始终如一，商务馆被燹后，与一切人员，俱被停职……可否乞兄转蔡先生代为设法……”
又由于有“蔡先生代为设法”，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保住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职位。不过也很奇怪，鲁迅碰到这种事情，他不是直接找蔡元培，他都得请许寿裳转述，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生活的智慧。
所以说，蔡氏对周氏三兄弟，都是有恩之人，更不用说鲁迅去世后，蔡元培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并亲致悼词。他撰写的《挽鲁迅联》中写道：“著作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随后，蔡元培还出任鲁迅纪念委员会主任，积极支持出版鲁迅全集，并为《鲁迅全集》作序言。这一点，连郭沫若都有过评价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的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是公正的，虽然郭沫若和鲁迅生前同在上海，据说连面都没有见过，他们曾是两个阵营里的人，但是郭先生后来变换阵营也如同他的才思一样迅捷的。
三、鲁迅一打油，孙伏园就要打人
绍兴文人圈，周氏兄弟当然最为杰出，如果说他们是太阳和月亮，那么还有一些灿烂的星斗，这才构成了一个伟大的星空。这些星斗中，孙氏兄弟是值得一说的。
孙伏园孙福熙兄弟，散文写得不错，后者还是画家，给鲁迅画过插图，曾经跟留法学生陈学昭闹过恋情。孙伏园是鲁迅在绍兴任教时的学生，后来读北大续做学生，毕业后又以记者之身份陪鲁迅去过陕西讲课并考察。查鲁迅日记，记他与孙伏园之交往多达百处，除了稿件书籍交往之外，相互请客吃饭也颇多。孙后来长期做报刊的编辑，是鲁迅先生不少重要作品的催生婆，如《阿Q正传》。今天看到阿Q之名，鲁迅先生真是有先知先觉啊，至少阿Q先生可当我们QQ族的祖师爷了。本来孙伏园是把《阿Q正传》当作“开心”滑稽的文章连载的，后来到第二期一看不对，马上换到文艺版发表，快到写得差不多时，孙伏园休假改由其他编辑来催稿，结果鲁迅就让阿Q给杀了头了，鲁迅说，这样，孙伏园再也不可能来催稿了。
这一则轶闻说明了鲁迅和孙伏园之关系，也说明当时的不少作品，实际上都是这么催生出来的，同时也说明，绍兴帮还掌握了媒体的大权。当时和现在，人们都称孙伏园为中国的副刊大王，这是说孙在多个副刊任职，他曾主编过著名的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等，后来还编辑过广州《民国日报》副刊、武汉《中央日报》副刊、《贡献》、《当代》、《士兵月报》等，期间还跟鲁迅先生等创办《语丝》杂志。可以这么说吧，孙伏园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编辑报纸副刊种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人物之一，包括另一位老乡章廷谦（川岛），他们都长年做报刊和书籍的编辑出版工作，比如《语丝》，比如开明书店（这是另一个绍兴人章锡琛做老板的），这就把喉舌紧紧控制在自己的手上了，就像后来诗人邵洵美办金屋书店做出版，周围聚了一批像徐志摩一类的人。孙伏园是阿Q的催生婆，学生催老师的稿，而且又有为老师的打油诗而抽人耳光的传闻。说当年的孙伏园就曾经为鲁迅的一首打油诗“我的爱在山腰”而跟《晨报》的头儿刘勉己闹翻，头儿要在版面上抽掉鲁迅的诗，于是孙伏园就追着要抽刘的耳光，这可见不是为了这一首打油诗的好坏，而完全是因为鲁迅和他是一个阵营、一个利益共同体的。事后孙伏园便辞职走人了。不过要补充的是，孙伏园和刘勉己本来就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孙才敢这么做，文人孟浪，皆有底线。你今天哪一个愤青编辑敢抽老总的耳光，恐怕连人家的想法都没有，最多腹诽几句或在网上咒几句罢了。
孙伏园在别人的记述中是一可爱之人，年纪轻轻就蓄长须，所以人称他为“伏老”。
市面上早就有《孙氏兄弟谈鲁迅》一书，因为既是同乡又是学生辈，所以他们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就变成了回忆者的角色。这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仅仅是这样一种角色，或者说仅仅是一种方式一种语调的回忆，也未免是有些单调的。鲁迅在定居上海之后，孙伏园和先生的交往就少了，后来孙到武汉编报纸，再后来又在河北定县做平民教育工作，曾任县长一职，这一段历史很少提及。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就是做平民教育，孙伏园、晏阳初、陶行知都是这方面杰出的代表。现在读孙氏兄弟等那一批同代人的文章，发现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写得不够有趣。其实他们每个人都是很有趣的，但是他们的回忆文章有点像白开水。
相比于哥哥孙伏园，孙福熙（字春苔，鲁迅日记作写作“春台”）跟鲁迅的交往就少多了，他是留过法的，最早是周建人在绍兴任教时的学生，后来他给《野草》画过封面，跟哥哥相比，弟弟更多了些艺术家的气质。所以他对鲁迅的认识，倒是往往有独到之处，在《鲁迅·艺术家》一文中他就说到了绍兴和鲁迅的关系——他的文字与思想常被人指为绍兴人的特质：文字简练，思想深刻，在圆润精妙中深藏锋利，似乎绍兴人确有此通性。但有一点为绍兴人所最缺乏者，即为鲁迅先生所有丰富有热烈的感情。绍兴习惯，遇事划算，预定目标以后，按步进行，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其代表，进行是直线的，不多方并进，亦不走回头路，一切以冷静坚忍出之。鲁迅先生的一生如长庚星，光芒四射，忽伸忽缩，没有直线，也不怕回头，于是学水师，学路矿，学医，学文，为友为敌，为敌为友，如此感情丰富而热烈的人，在绍兴先贤中，即诗人与画家，亦不见一人。绍兴的地方色彩，可以产生学术思想家，而不宜于艺人，鲁迅先生确是特殊的一人。
这个说法，这个角度，从今天来看还是新的。浙东学派一直讲经世实用，搞艺术实在算不上是正道。因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要会随机应变，从这一点上来说，鲁迅之弃医从文，还是相当伟大的，这在今天是要被家长骂死的，但鲁迅父亲早逝，母亲自然管不了他。所以后来我发现那些能闯出来的人中，早年丧父的不在少数，这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有意思的是，鲁迅后来到了上海之后，孙氏兄弟跟他是越来越疏远了，这一点在川岛写于1977年的《读〈鲁迅日记〉杂记》中提到过孙福熙给鲁迅先生的信“其字甚大”一个细节。川岛说“记得鲁迅先生和我说过：‘春台快要成为阔人了’。以及‘学画的不画画，却写起文章来’等等，也许鲁迅先生早就对他有点看不惯了……鲁迅对青年人为私念而走上邪路的，终觉得是憾事，给我的信里曾说到：伏园则在办一种周刊，曰：《贡献》（实在客气之至）。在另一封信中说‘对于《贡献》，渺视者多’。而伏园和鲁迅先生也不多见面，正在慢慢地疏远。这时节，是否春台以为快要功成名遂，即所谓‘快要成为阔人’，很自然地就傲慢起来，给鲁迅先生的信，也便忘乎所以，‘其字甚大’了。”
川岛的讲法，倒是符合鲁迅先生的脾性的，兄弟反目，师生反目这都是事实，好在现在都用伊妹儿了，否则我们平时写字也还得小心翼翼的，对师长辈切不可“其字甚大”。人们常说大人有大量，这话对政治家和文人可能不一定适用。当年周氏兄弟反目，有人说在今天仍算是一个谜团吧，其实有什么不好解释的呢，越是最初的解释，往往是最靠谱，后面被屏蔽和修饰的就多了。孙福熙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去世；孙伏园于1966年去世，可惜他们不能详说当年事了。
鲁迅先生周围，还有几位来自家乡的女生，许羡苏，俞芳等等，前者是许钦文的妹妹。有女生处皆有浪花。台湾的蔡登山写了本书叫《鲁迅爱过的人》，其中说到鲁迅的同事、浙江鄞县人马幼渔先生的女儿马珏，1910年出生，人称北大校花，说鲁迅对她颇有微妙的感情。其实想想这种微妙也正常，正如他和萧红之间的微而妙。我曾看过有人写文，说许广平恋爱时的文才和文笔要在萧红之上，真是妙论啊。马幼渔在北大，资格远比周氏兄弟要老，他同时又是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一起在日本留学期间拜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师的同学，从1921年起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其实在蔡登山之前，早有人写过鲁迅和北大校花的事。马珏曾经在1926年写过一文，叫《初次见鲁迅先生》，把鲁迅还原成一个极为普通的人，丝毫没有后来人们把他当伟人来写的味道，其中有鲁迅先生的几段话蛮有意思的——
鲁迅先生忽然问我道：你要看什么书吗？《桃色的云》你看过没有。这本书还不错。
现在外面不多了，恐怕外面没处买，我那儿还有一本，你要，可以拿来。
“那本书，有空叫人给你拿来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那是鲁迅主动向马珏荐自己的书。而马珏当时在文章中还是以少女的口吻，把鲁迅写成一个不太好玩，跟自己想象相距甚远的小老头。
还有一种说法是，马珏结婚之后，鲁迅就不送自己的书给她了。
关于鲁迅送书，《时为公务员的鲁迅》一书也专有论及，鲁迅当时在做公务员的时候，就出了不少书，他会送给教育部的同事并朋友，且送的范围还颇广。请客送礼，人之常情。书中还就鲁迅先生送书与送土特产作了比较，说送土特产的，就仅仅限于紧密关系的同事和朋友了。当时鲁迅送的土特产有火腿、笋干和龙眼。笔者印象中，龙眼似乎不是浙江的土特产吧。
其实送书寄书等，可能也是当时文人们主要的活动之一吧，许钦文的回忆文章中说到——《鲁迅日记》中还有多次给许羡蒙（五妹）寄刊物的记载，我如今不了解，鲁迅先生怎么会这样长期地随时寄给她刊物。鲁迅先生不会知道我们是姊妹，平常随便谈谈时他往往问我他所认识的同一村子里的人。他从来没有谈到过羡蒙。四妹也不知道这事情。我探问了许多有关的人，也都说不知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鲁迅也不例外，正如许钦文其实也有自己的秘密，只不过不会写出来罢了。
至于说许钦文，后来也成了中国乡土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他跟先生的认识，倒不是通过妹妹，而是通过周建人的介绍。因为他也是周建人的学生。许钦文是鲁迅先生信得过的人，所以鲁迅和许广平到杭州补度蜜月时，就是让许给订房间的，不过鲁迅先生的有趣在于一定要让许订三人间的房间，说许你白天可以管自己去，晚上一定要来，睡在我们中间的床上……
这个事情怎么想得出来的？而许钦文晚上有没有去住，这些许先生好像也都没有说。许钦文的成名除了他的乡土小说之外，还有就是他的“无妻之累”之说，即他曾经卷入一场凶杀案，前些年的《江南》和《万象》杂志曾详述这些事情，笔者就不重复了。
四、刘大白的一个圈子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的绍兴文人是星汉灿烂，而且除了蔡元培、周氏兄弟以北京为主要活动平台之外，当时的上海也是文人云集的一个地方。这跟今天还不一样，今天的上海除了有一本《收获》杂志和周立波的海派清口之外，其他真的是有点乏善可陈了，连上海电影都已经十分没落了。当然，鲁迅先生后来也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住进了上海的租界，开始了他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写作和生活。
当时上海的文化人，也是活跃在两个平台上，一是报社，二是高校，而且这两块也时常是交叉在一起的。而这些文化人，又大多是绍兴人或是浙江人，如邵力子、陈望道、刘大白、沈玄庐，他们中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是跟陈独秀一起建党的先进分子，而且如果要说起渊源来的话，还跟浙江一师有关。所以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倒都是跟浙江颇有渊源的。这是不是浙江人好新潮好变革有关系呢？
北京有北大，上海有复旦，绍兴人邵力子就曾是复旦首任的国文系（中文系）主任，后面就有陈望道、刘大白的接力棒，这是在复旦形成的一个圈子。而与此同时，在有邵力子、沈玄庐主政的《民国日报》上，又有一个绍兴帮，再加上夏丏尊等，所以基本还是大绍兴文人圈的概念，开明书店也是绍兴人所为。今天的官员和媒体人动辄喜欢用大——大都市圈，大经济圈，一切都想做大做强，好像地球就是他们家里的那个仙人球。而当年我们所说的大绍兴文人圈，那就是绍兴地区的，最多扩大到浙江籍的，当然一说起籍的，有把朱自清拉进来的，也有说蒋梦麟也要算绍兴的。要知道文人总是喜欢拉帮结派的，当年的社团，今天的论坛，都是为了抱团的需要，相互要有个照应。
所以当谈到民国有个绍兴帮的话题时，我们且以刘大白为例，看他与当时文人朋友的唱和呼应吧。
当时刘大白身边最紧密的几个人物，实际上还是浙一师金刚辈的陈望道和夏丏尊先生。这可以从他们的唱和应酬中看得出来。文人交往，相互放高利贷者少之，互相捧场者多之。
首先是陈望道先生出力作《修辞学发凡》时，刘大白写了序言。此书是望道先生一生学问的基石，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意义，不亚于马相伯兄弟的《马氏文通》。刘大白夫替《修辞学发凡》作序的时间是1932年的元旦，等书在四月份出版时，大白先生已经去世了。大白之序的第一句话便是——一九三二年，将要和一八九八年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可纪念的一年了。因为一八九八年是中国第一部文法书出版的一年，而一九三二年是中国第一部修辞学书出版的一年……
后来人们在评述陈望道先生如何在艰难困苦中写成这部大书时，主要的引述便是来自大白先生的序文，只可惜，大白先生没有看到此书出版便告别了人世。这是两位浙江一师同事间的友情。两位“金刚”的性格有所不同，在各自领域内皆有造诣，而刘大白对语言学显然是最有发言权的。
另一方面，陈望道先生则替刘大白的《旧梦》作序，因为两人是同事又是朋友的关系，所以陈先生则更多地写出了大白的个性——大白的人是外冷内热的人，诗也是外冷内热的诗。我虽然曾被大白说是多情多感的人，而其实他自己，恰正是多情多感的人。外冷内热，多情多感，这便是我心中眼中的大白。后来陈望道又专门为《时事新报》的“刘大白先生周年祭专号”写作了《大白先生的不死之处》，高度评价刘先生的为人——“大白先生是一个极其忠于学术，同时也于学术很有贡献的人。他的晚年暂离开研究工作去执掌他所不大擅长的教育行政，已经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大损失，他的死更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陈望道还概括了刘大白为人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公而忘私，第二是刚强勇猛，第三是勤奋精进。
陈望道先生一再强调刘大白的学术价值，是不是还在回驳浙江官府当年在一师风潮中说他们的不学无术呢？
另一位金刚夏丏尊先生则为大白的《中外诗外形律详说》作跋，简述此书出版之艰难历程，其中讲到技术细节问题了——那时大白已卸去教育部次长的职务，在杭州静养肺病。这回从上海回杭州去以后，病日加重，病中来信，颇念念于斯书出版的事。出版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稿中所用符号的繁多。这种符号须一一特制模型，其中有几种，形体根本和铅字的形体字不相称，即使特制了模型，浇铸出来，也无法容纳在铅字的旁边，结果发现了排版不可能的困难。关于这事，曾和他通信商量过好几次，大家都想不出方法，只好把稿子暂搁下来。曾有一次想人抄写一遍，以石印出版，可是他不喜欢写体字，一定要铅印。
听说大白先生也爱“造字”，比如两个女的中间夹一个男字，这样的字无论是当年的铅印还是今天的电脑五笔，自然是排不出来的。
夏丏尊先生最后说——大白多才而数奇，斯书自成稿以至成书，也经许多的的厄运，仿佛象征着他的一生，可为叹息。
除了这三位金刚相互之间的帮衬之外，我们也能看到同乡周作人先生也替刘大白的《旧梦》写过序，他说“他竭力的摆脱旧诗词的情趣，倘若容我异说，还似乎摆脱太多，使诗味未免清淡一点，——虽然这或者由于哲理入诗的缘故，现在的新诗人往往喜学做旧体，表示多能，可谓好奇之过，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却不尽量的利用，也是可惜。我不很喜欢乐府调词曲调的新诗，但是那些圆熟的字句在新诗正是必要，只须适当的运用就好，因为诗并不专重意义，而白话也终是汉语。”
白话也终是汉语，看样子周作人是站在刘大白一边的，这也无愧于周先生作为五四之后新文化领军人物的身份。要知道在新文化运动中，几乎所有的新潮文人都尝试着写新诗，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这有周策纵的论述为例：“1918年可被看作是白话新文学诞生的一年，白话新诗是新知识分子最广泛的试验的一种文学形式，也是白话运动最初的果实……在北京的主要文学改革者，如刘复、鲁迅、沈尹默、俞平伯、周作人、朱自清、康白情、陈独秀、李大钊、刘大白、傅斯年、罗家伦都加入了白话诗的写作行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当然白话诗是少不了胡适先生的尝试的，虽然他对白话诗的看法跟刘大白不一样，胡先生是认为我们平时怎么说话，那诗就该怎么写，而刘大白先生则认为诗是要写出说不出的话，是那种只可意会的话，但这不妨碍胡适先生从另一高度来肯定刘大白的贡献，他在给《白屋文话》写的跋中这样说道——刘大白先生是痛恨死文学而提倡活文学的一个急先锋，所以他要更进一步，做点正名实责的工夫，把古文叫做“鬼话文”，把白话文叫做“人话文”……刘先生做的正名工夫只是要严分人鬼的界限；对那说鬼话的人们说：“你们是活死人，你们是活鬼；你们有原形已现，不得久停，速回坟墓里去！……我对于刘先生的打鬼精神虽然很佩服，但我总觉得鬼的猖獗是由于人的不努力，鬼话文学的继续存在是因为人话文学的实力还不够打倒那残余的鬼话文学。只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人话文学才可以服人之口，服人之心；如赤日当空，一切鬼影都自然消灭了。”
然而必须指出，胡适和周作人虽然也给刘大白写了文章，但是他们行文中的口气和用语等都还是比较冷静客观的，这跟他们给朋友辈所写的序跋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文人之唱和，有的是推不掉的应酬，有的则是完全是出于真心真情，这中间区别还是很大的。这正如朋友圈聚会，有偶尔来赶个场子的，也有每次必到的铁杆，这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其实照周作人的讲法，他早年还给刘大白编的报纸投过稿呢，但他们之间却从未见面过，而刘大白本人呢也跟北京的文人圈子没有多少交往，这便引出了一个话题，即有人所说的，北大派和复旦派的文人基本上没有多少交集，即他们都有自己的帮要混。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我们从鲁迅日记中看到了一则喝酒的记载，这则日记被广为引用，因为这是相关人跟鲁迅交往的一个佐证吧，时间为1926年8月30日：“下午得郑振铎柬招饮，与三弟至中洋茶楼饮茗，晚至消闲别墅夜饭，座中有刘大白、夏丏尊、陈望道、沈雁冰、郑振铎、胡俞之、朱自清、叶圣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刘勋宇、刘叔琴及三弟。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来寓谈”。这里倒不能说就是北大派和复旦派在交往，但从这则日记可以看出，这帮文人朋友也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饭之后刘大白等还去拜会鲁迅。而这些聚会的文人大概可以分成几拔吧，一是鲁迅和三弟周建人，二是文学研究会及做出版的，如招集人郑振铎及胡愈之、朱自清、叶圣陶等，还有立达学校的人，再就是我们所说的绍兴帮了，章雪村也是绍兴人，又称章雪琛或章锡琛，就是开明书店的老板。他们中有脚踏几条船身份交叉的，只是很可惜，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也许只是些闲话吧。
在刘大白的绍兴帮里，有两个不是绍兴人，却在绍兴和刘一同共事过（在浙江第五中学即绍兴中学），他们就是江苏吴兴人徐蔚南和福建闽侯人王世颖，后来他们又一起在复旦教书，算是旧友新交了。徐和王虽不是绍兴人，但对绍兴却感情颇深，他们俩人一起合著出版了《龙山梦痕》一书，写的都是绍兴的风物，作序的自然是刘大白。王世颖后来还做过浙江大学的秘书长，而这个职位的前任就曾经是刘大白。
徐蔚南在《白屋文话》序中说：“刘先生和我在复旦同事的时候，我的房间正在他的房间的后面。我自己的房间，除了写作外，不大住的，老是在刘先生的房间里厮混。人家初次和刘先生见面时，总是被他的眼光所镇压，觉得他威严得有点可畏；象我和他常在一起的人，不特觉得他可畏，却反望他的威严的眼光常常超越眼镜透射出来。因为这时候，一定可以听到他警辟的议论了。在他的房间里，实在很有味的。第一，他的房间便象一间小小的图书馆……第二他特别会讲故事……第三是喝酒，吃水果，扯铃。夜深人静，月明星稀的时候，他和我常常喝一杯白兰地，或者吃点水果。两个人老是喝得脸红红，吃得津津然。第四是辩论……”
这大概就是关于刘大白的难得的生活细节了，这是比曹聚仁还要写得生动而具体的。在大白先生去世不到一个月之际，徐蔚南即用实际行动纪念大白先生，把大白写给他的书信整理出来，他说“在炮声中断断续续地钞成了这八十封信”，于是编出了《白屋书信》，同年5月交由大夏书局出版。
另一位绍兴人王世裕，早先跟刘大白编过《绍兴公报》，当年刘大白、王世裕和任瘦红是被称作绍兴三剑客的，也是光复会的会员。大白去世之后，便是由王世裕先生替大白的古体诗集《白屋遗诗》作短序——
五四以还，大白敝屣其旧诗，然温丽隽爽，予夙爱之。尝戏谓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君殁后，诗稿储君皖峰处。予乞以归，题曰白屋遗诗。付上海开明书店，经年而书成。昔日戏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子亦垂垂老矣，风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识。
而刘大白的其他一些遗著，也有朋友们替他整理出版。《中国文字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是在1933年由陈望道主持的大江书铺出版；钟敬文则在1934年把刘大白记录的民间故事辑成《故事的坛子》在开明出版；而《中诗外形律详说》则是于1943年由夏丏尊帮助整理出版的。
五、北大是个浙江村及其他
民国有个绍兴帮，北大是个浙江村，这是一种现象。不过就鲁迅先生本人来说，或者说就当时初到北京，还住在绍兴会馆的绍兴人，是不愿意多谈绍兴的，据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说，鲁迅就不愿意说自己是绍兴人，人家问他籍贯，回答说是浙江。周作人认为，绍兴人不喜欢“绍兴”这个名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不够古雅。绍兴古名于越，秦汉时称会稽，绍兴之名则迟至南宋才有。第二是不够光彩。绍兴作过偷安一隅的南宋小王朝的临时首都。1131年，昏庸无能的宋高宗赵构改年号为“绍兴”，并把越州改名为绍兴，用这个吉祥的字面寄托“绍祚中兴”之意，绍兴于是成了中国封建王朝昏庸软弱的代名词，里外透着一股自欺欺人的意味。第三是绍兴人满天飞。《越谚》载“麻雀豆腐绍兴人”的俗语，谓三者到处都有，实际上是到处被人厌恶，即如在北京，绍兴人便很不吃香，因此人多不肯承认是绍兴人。
鲁迅就说自己是浙江人。
这跟鲁迅不喜欢杭州似乎是一个道理。这是他的偏执，也是他的可爱。
作家叶兆言曾经写过《北大是个浙江村》一文，专门作了一个小统计，他说：史书上说毛泽东当年经常去北大旁听蹭课，深受高人启发指点。蹭课听了什么内容，已记不清了，长知识不用怀疑，变深刻也理所当然，感觉中他一定会有些郁闷，因为听来听去，都是些浙江口音的人在讲课。当年的北大，差不多就是个浙江村。先说大学校长，大名鼎鼎的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他的前任胡任源任职时间不长，是浙江吴兴人。外举不避贤，内举不避亲，像蔡元培这样堂而皇之，好玩一把同乡会的倒也不多见。在现代教育方面，蔡元培差不多就是祖师爷了，他取消了分科制，改设十五个系，这些系的领导人，竟然比一半还多的是浙江同乡。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浙江杭县人。物理系主任夏元庠，浙江杭县人。化学系主任俞同奎，浙江德清人。地质系主任王烈，浙江萧山人。哲学系主任陈大齐，浙江海盐人。中文系主任马裕藻（幼渔），浙江鄞县人。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浙江海盐人。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浙江嵊县人。后来又增加了几个系，教育系主任蒋梦麟，浙江余姚人，以日语为主的东方文学系主任周作人，浙江绍兴人。
麻雀豆腐绍兴人，麻雀到处有不稀奇，豆腐是中国的最好吃，而绍兴人在脱了师爷的长衫之后，在知识界牢牢占有一席之地，这实在是一件很荣光的事情，正如当年的北京大学能允许毛泽东这样的旁听生蹭课一样，听来听去都是江浙口音这也是事实。笔者也曾经查过不少文字，想知道当年的学生对浙江这些先生们讲课的反应，其实好多学生都是听不懂这些先生在讲些什么，一是因为南方口音问题，二是这些先生多数还是书斋型的，讲课并不生动，所以那个时代，说得好远远不如写得好，不讲今天，于丹和易中天是讲而优则写。
民国时期，由于特殊的原因，浙江江苏一带的文人入仕成名的比较多，而浙江尤以绍兴宁波和杭州居多。蔡元培以下，除前面提到的许寿裳和周氏兄弟、孙氏兄弟、许钦文等，民国史上，在文史哲教和出版等诸多领域颇有影响的人物，且有些不少跟蔡先生和周氏兄弟有过交道的，他们中尚有——经亨颐、刘大白、邵力子、马寅初、沈知方、马一浮、夏丏尊、章锡琛、竺可桢、姚蓬子、范文澜、陈建功、胡愈之、罗家伦、魏金枝、孙席珍、徐懋庸、俞启威（黄敬）、陈梦家等，这里当然没有包括还有一大批在政府里面当官做职员的。这些人中，有些跟蔡元培关系很近，比如范文澜，北大毕业后曾任蔡的私人秘书，有的算是蔡先生的同事，比如当时的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此君曾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民国史上，绍兴一地的确出了不少文才。如果把祖籍什么的算上，再把历史上绍兴曾管辖的余姚也算上，那这样的文才就更多了。虽然鲁迅先生对自己的故乡也颇多怨言，但不能否认那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最后都离开了故乡。事实也再一次证明，只有离开故乡，才能有所作为。
当然，团体和帮派中有一两个领袖，一面大旗，这也是自然而然引成的，比如蔡元培，比如鲁迅先生，这其中相互的帮衬和支持尤为重要。
只可惜鲁迅先生早逝，周作人也早早地失去了话语权，蔡元培先生也于1940年去世，随后许寿裳先生于1948年在台湾遭非命，而周建人的影响也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界，而他的一帮同仁和学生，后来能幸存下来的，也都成了规定情景下的回忆者和注释者。就这样，到1949年，一个风生水起的时代就这么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