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沈宣恩仇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我本来是想绕开一些暗礁险滩的。
一开始我想先绕开沈定一。因为这个人在早年是国共统吃，后成了国民党的极右派，他不仅为共产党所不容，也为国民党的左派所不容，最后是被暗杀在萧山衙前汽车站。究竟是谁干的呢？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也成了民国时期著名的迷案之一。此种迷案不仅我们有兴趣，就连老外也有兴趣，比如一个叫萧邦奇的美国人就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看了这个书，我就觉得无话可说了。这个萧邦奇还写过一部浙江萧山湘湖的书，虽然名气不如《血路》，但我估计也会令所有的湘湖研究者汗颜。这个美国人既有点旁门左道，又有点情有独钟，写得既有观点又很好读，这是我们写作者的一个目标。
但是我又发现我绕不开沈定一，倒不是说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而是当我写作民国有个绍兴帮时，前面所叙述的如蔡元培、鲁迅等基本都是教育和文学领域的，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即政治领域，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其实像那些辛亥英烈，就是那个层面上的先驱者。还有邵力子、刘大白等也是亦文亦政，这其实都很正常，有时就看主要的影响力，有时又常常被遮避了什么。像蔡元培当然就是个官员嘛，但我们常称他为教育家；鲁迅先生在民国的教育部做过14年的公务员，但我们现在都称他为作家，因为公务员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鲁迅工作可能也是蛮认真的，但这个认真只是机构里的认真，只是仕途当中的一项要素罢了。刘大白也从政过，但人们总是认为比起他的创作和理论，从政简直是个狗屁，所以研究者反而不多了。而像沈定一，虽然也写过不少作品，有的也相当有水平，但人们还是将他归为从政者一类的。
那么好，就写沈定一吧，且回到常识的层面上来写，否则我们可能离历史的真相会越来越远。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沈定一的名字是跟衙前农民运动连在一起的，而沈本人就是大地主，大地主发动农民运动来造自己的反，这是不是天方夜谈呢？本来，主义和火种也是从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来的，如果剥离了现实那就会成为一种空壳的理想，就像萧山沙地上人们种植的络麻一样，麻被剥下来之后，麻杆就成了光滑的东西，但是我们劳动的手，那些沾着络麻汁水的手，肯定不会是光滑的，相反一定是粗糙而有质感的，这就像钱江两岸的沙土一样。
一定要说衙前农民运动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那至少是从另一侧面承认了沈定一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之一，这还是从顾及颜面的层面来说的。
接着我也是想绕开宣中华的。
我的一篇写作一师风潮的文章，曾经刊发在杭州日报上，此文因为没有提及宣中华，于是报社的反馈平台上便有了“读者来信”，信中介绍了宣中华的事略并指出我的纰漏——其实这些我也都知道，因为就宣中华来说，现成的文字在网上一搜就是一大堆。不过这位读者来信却很好地提醒了我——不能只谈思想，不谈行动；也不能光提经校长和四大金刚们，而不提领导一师风潮的学生领袖。虽然学潮也难免会有过激行为，不过激就不是学潮，正如战争总要死人。
而更有意思的是，沈定一和宣中华，这两个我本想绕开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具有戏剧性。一开始他们是师生和同志同道，可以说是浙江政坛上的一对双子星座，当然是以沈为主，宣为辅，接下去他们渐渐的平起平坐，后来竟成了政敌，且是你死我活的政敌，这也真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而相同的一点是，这一对师生都死于非命，如前所述，沈被谋杀，而宣中华也在“四·一二”之后被国民党杀害。
值得注意的是，跟沈定一和宣中华有关的好多人物，或者说就是他们这个圈子里面人，都曾是浙江一师的精英分子，他们也许政治倾向有所不同，人生选择也各有不同，比如施存统曾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而俞秀松则在苏共的肃反扩大化中客死异国他乡，还有叶天底、还有汪寿华，还有梁柏台……这些都是为革命和主义献了身的人，包括湖畔诗人中的应修人和潘漠华。有的年轻到尚未婚娶，自然也无子嗣。有的在死后的几十年后遇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坟墓被炸，尸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便是沈定一的身后事。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呢，也是战战兢兢地活了N多年，他们也留下回忆文字，给人留下谈资，但是那些谈资，也好像非红即黑，非直即歪，即有意地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好像沈定一和宣中华甫一登台便如仇人相见般地分外眼红。
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
[沈记]
写沈定一，通常都是倒叙的，即用结论来推导他一生的所言所行，包括那种所谓历史的局限，也都是用教科书式的条条框框出发的。教科书本身也许没有问题，只是把血和肉风干之后，一个光鲜的人也就成了木乃依。
沈定一是19世纪的80后，生于1883年。往前推一百年，世纪之末的80后也颇有惊世骇俗之举动的。陈独秀是1879年，鲁迅是1881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们中最早的蔡元培是1868年。这个年代成大事者一般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留日（或美或欧）海归，第二是加入政党和团体，或与同志结社（如同盟会）办报办刊，走过这几步倒不能说就一定是有了如何先进的思想观念，但通过这几步，一个人，无论他是浙江人还是山西人，他都有了一定的社会网络圈，正如今天的人要参加种种俱乐部和培训班一样，很可能就是为了结交朋友。
要说沈定一，我也先是从谈资和绯闻中了解的。大概是某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说沈定一曾经和他的媳妇杨之华一起在家乡的河里洗澡（游泳？）……这个细节是想告诉人们——那就是个惊世骇俗的时代，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有多么时尚，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尚从某种程度上比之今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沈定一一开始进入我视野时，便是一个异常激进的政治领袖。查1912年的《申报》（注，是互联网上的引文），便有以下这段文字——
2月28日的《申报》载：萧山沈剑候（玄庐、定一）公民急进党创始人，通过报纸，谓袁总统通电取消各省的军政分府，望王金发勿再引用绍兴分府名目，以归统一。再南京陆军部长告知，并不任王练兵或予现有职称委状。
我估计这可能是沈定一第一次上申报。“公民急进党”是一个反对袁世凯的党派，以前印象中，是要到1913年沈定一他们才反袁的，那便是民国初期的“二次革命”，也是因为这次行动失败，沈定一才流亡日本，并在日本又遭麻烦继而流亡新加坡，据说就是在新加坡认识了刘大白并由此成为了挚友。据《血路》的说法，沈定一是在苏门答腊开始从事记者职业的，那时是编一张给当地华侨看的报纸叫《苏门答腊报》。而《申报》所述的，是沈定一反王金发，其实我们知道，沈王本来都是革命党人，特别是王金发，是光复杭州的敢死队员，是辛亥革命的英雄，但革命胜利之后他又成了统治绍兴的土皇帝。如何分配革命成果，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究竟是为谁谋利益，这是历朝历代改朝换代时都碰到的致命的问题。
1912年4月16日的《申报》又载——
公民急进党沈定一致电副总统黎元洪，谓王金发率部在绍县自称都督。浙都督蒋尊簋不敢缨其锋，遂致政纷于上民闲于下。现各属军分府取消，唯独王金发负隅如故。请限王将其军队交并统一，取消分府及自称都督名目。
5月4日的《申报》又载——
公民急进党沈剑候（定一）对浙江都督蒋尊簋及民政司长褚辅成，禁止政党干预政权的决定，著论驳议。
注意文中所提的蒋尊簋和褚辅成，都是民国的有功之臣，且蒋尊簋就是绍兴诸暨人，他们对建设新浙江新杭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此时作为在野的沈定一，还是依然反对他们。
注意这是1912年，这个时候沈定一的头上有一顶“公民急进党”的帽子，而1916年《申报》上沈定一的身份已经是“浙江省议会议长”，即相当于今天的省人大主任了。4年时间，沈定一完成了从在野到在朝的转变，这个转变最主要的政治筹码就是沈定一坚决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后来褚辅成也一度成为沈的政治搭档。
沈定一的了不起，在于他首先能反对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沈家是萧山的大地主，地主一做到大，必然会参与到当地公共生活领域中，田多了钱多了，就想要官了，这条规律自古皆然。而生于19世纪80后的人，一个地主的儿子，当然还是要读书做官的。沈定一也是考中过秀才的，但一个秀才在清朝末年，也已经没有多大的出路了，于是父亲便给他捐了一个官做做，一个滇边的官，即云南广通县的知县。一个江南大地主的儿子，到边疆去做个县长，而且还是候补的。怎么说呢，这多少还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就像今天的大学生去做“村官”，这个进步当然是指在那个系统之内，也是对学而优则仕的一种提倡（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沈定一去云南做官是在1904年，即他在21岁时就做了县太爷，而今天这个年龄的孩子也会出门远行，那可能是去上大学或出国或打工。现在没有资料显示，沈的七品官做得怎么样，当地老百姓的口碑如何，都没有记载。广通县今属楚雄州，现已并入禄丰县，广通仅存镇名，所以要想找到沈定一的事迹，估计至少要跑到楚雄去才行，而且有和没有也是未知数。这样就有不少疑问，比如 他为什么在1907年一个人跑到中越边境去参加反清活动了，他是什么时候参加的反清秘密组织，这绝对是个秘密组织吧，贩夫兵卒揭竿而起尚可理解，一个县里的一把手，起来反对知府巡府乃至北京的王室，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因为那个年代，做个贪官倒是正常的，一下子抛掉乌纱帽来反对现行政府，这一定是有两方面的原因，要么就是他的官做不下去了，一定是比他更大的官来压他，还有一点就是出于政治理想，他敢于反清，这意味着他彻底背叛了他的父亲，背叛了他的那个阶级。
关于在这一段历史，在沈定一的生平简介中有这么一段，抄录如下——早年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回国后曾任清朝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知州和云南省会巡警总办等职。因参与反清活动被通緝，流亡日本。辛亥革命時期，組织中华民国学生军团，自任团长，参加上海光复之役。1912年任浙江省首屆议会会员。后在上海組织“公民激进党”反对袁世凱，被通缉，再度流亡日本，后去南洋。1916年回国，竞选上任浙江省议会会長，任期力促浙江省教育事业。
在这短短的不到两百字中间，包括了他的三次赴日两次被通缉，第一次赴日也是语焉不详了，这里包括他从官吏到叛逆者再到官吏的过程，包括他从萧山到云南做官的经历，也有他结党组团的事迹，这说明他是一个随时代跌宕起伏的人。在他的个人传略中，有人还提及他在云南的武装部门任过职，因此有着搞暴动的先决条件。但是一定要注意，他造的是清政府的反，包括他后来反对王金发反对袁世凯，都是从民国的利益出发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传闻孙中山到浙江考察时曾经说过对沈有过这么一句评价——“浙江最有天赋之人”，时为1916年，沈正在做的省议会议长，可以有机会陪同中山先生考察工作，这样中山先生也才有可能说这样的话，否则机会也没有。
我们知道经亨颐先生有一句名言叫作——自有家酿，不食沽酒。家酿是什么，我们差不多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人格教育，是与时俱进，就是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把他经营的浙江一师办成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榜样一个基地。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学生们为什么还要去沽酒呢？不仅是学生，教师中的胡公冕、刘大白、王祺等也没有安于做一个教师和文人的角色。再看一师风潮的学生领袖，最后在“四·一二”事件中掉了脑袋的就有宣中华和汪寿华，如果加上叶天底等，这个名单会更长一些。由此这个沽来的酒的确很是烈性，颇具杀伤力。
而这个酿酒者中，就有沈定一。所不同的是，经先生是搞教育，而沈定一是搞乡村搞农民运动，简单地说沈定一是造自己阶级的反；复杂地说（可能也说不清楚）是想唤醒农民，然后再来改造中国，所以他要办乡村小学，这跟经先生比起来，好像更为激进也更为大跃进的味道，他所要挑战的敌人也会更多，但应该说这些都是殊途同归。在他家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曾有刘大白、俞秀松、宣中华等一师的师生都参与进去了，还包括他的媳妇杨之华。萧山衙前的农民运动，目前在党史上也已有定论，是早于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的，当然也早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只是有些人很是不解，为什么农民运动要有一个大地主来领导，他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还得把历史往前推，得把沈定一定格在1920年这一特殊的年份上，这一年在杭州有一师学潮，在北京等地有工读互助团，这中间我们知道是有互为因果和非因果的关系的，而在上海，则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改造中国的方法。这些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做新闻出版，因为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件最为新潮的事情。然后，杭州的，北京的，全国各地的，百川归海，归到了上海。
上海的报纸最有名的就是《申报》，因为相对地客观和公允，相对地贴近新闻本身，所以生命力才会持久。而那个年代的结党和办刊，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它是不能分离的。现在有史料也称沈定一是新闻记者出身，因为当沈定一在1920年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他正在和戴季陶、邵力子一起办《民国日报》，包括后来我在梳理新闻报界对一师风潮的报道时，也特别注意到了《民国日报》的立场，那可以说就是陶、邵、沈的立场。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无法回避的史实，那就是沈定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而且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在这里有几个概念要分清楚，在1921年的中共“一大”之前，至少在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活动了，这其中就包括了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人。
陈望道大家都知道了，是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风潮之后回到义乌老家译《共产党宣言》去了，在今天看来这可能是个神圣的使命，但如果放在一个读书人的眼里，也可能就是一份工作，但之所以去译《共产党宣言》而没有去译侦探或侠客小说，就说明这一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是的，放到九十年前去看，《共产党宣言》就是一本流行读物，放到2011年来看，这是一本经典读物。而促成译此书的人就是邵力子，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中宣部长。这也在告诉我们，党派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就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言，它也只是一种学说，比它更为流行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后来取而代之，一批无政府主义的粉丝纷纷奔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我以为一定是马的学说更为先进和革命，因此也更能吸引人。比如说阶级斗争的学说，那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中所没有的。所以，在一师的学生中，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等都有从“无”到马的一个转变过程的，特别是俞和施，很快就跟了老师们成为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一师风潮起来的时候，沈定一应该是在上海，但那时他却不断给学生写信，也在其掌握的《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上发表时评以声援之，且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来看问题，同时又极具鼓动性和号召力。比如曹聚仁就引用了沈定一给他们的信——你们同学青年和我，在同个时期中，吸同样的空气，必有同样的感想。你们无论到那里都要奋斗，一师既当了冲，便拿一师的事和旧社会奋斗，只会成功，不会失败；事情失败的一日，就是人格成功的一日，而且没有什么牺牲的，只是一副奴隶的锁链；如果中途立住了脚，或者拼命保守着奴圈的，才真正牺牲人格了。这一回的事，成功固然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处到这个世界凡有知识有血气的，没有不显示人的真面目来给旧社会看看颜色的。（《非孝的故事》选自曹聚仁《笔端》）
照曹聚仁的说法，风潮起时一师是有几道防线的，全体同学是第一道防线，校友会组织的明远社是第二道防线，在后面当后卫的还有杭州学生联合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再后面还有一个紧固的炮台，那就是舆论，而沈定一当时就扮演了“最勇敢的炮手”的角色，曹聚仁说：“那个时期，他先先后后给我们写了五六封信，没有一封不沸腾我们的热血的。”这就是一个精神导师和校外辅导员的作用，不仅仅是让学生热血沸腾，更重要的是沈定一能一针见血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比如他就牢牢抓住了学潮的根本——我们青年学生不为那一个人负的责任，为新文化负的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生命，我们为生命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将来，我们为将来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前途的光明，我们为光明负责任。新文化的敌人，已经对于我们青年的生命，将来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战了！我们要试验我们生命的力量，正是这个机会。
《学生与文化运动》（上海《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
后来在学潮即将结束的时候，沈定一又发表了《浙江学生面面观》（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5日）的文章，又一次抨击了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这样的省长，碰巧配上这样的厅长，学生的血泪，就化作钱塘江底春潮，恐怕也淘不尽他们头脑中间的积腐罢……这一班摧残文化蹂蹒教育的官厅，且看他横行到几时，哼！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这就是一师风潮时的沈定一，毫无疑问，他是充当了炮手的重任，一起担当这个重任的，还有邵力子、叶楚伧沈仲九等人。在另一个阵地上冲锋陷阵的就有宣中华。
[宣记]
说宣中华是沈定一的学生，那主要是指在他离开一师之后。客观地说，沈定一也是先期离开的俞秀松、施存统的老师。俞秀松的日记中，关于他和沈定一，关于他在萧山衙前的篇幅还是占了不少的，而至于说宣中华和沈定一，最为形象的一个说法是来自于曹聚仁，曹说他们“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
“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的说法，笔者也只是转引自萧邦奇的《血路》。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还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一师之新锐和激进，果然跟经校长和四大金刚们有关，有些东西或许是细水长流的，比如李叔同之于丰子恺，而有些可能是疾风暴雨式的，还有的就是对走上革命道路有着直接影响的，特别是像陈望道这样的，对一师学生的影响很是不一般。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张宣中华的照片，还显得青涩腼腆。好像是刚进一师时照的，很难跟后来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挂起钩来。
一师时期的宣中华，特别是在后期的风潮中，他是公认的学生领袖。如果说俞秀松和施存统只是从思想上打开了一扇窗户，那么宣中华是从行动上领导了一师风潮，当时他的一个身份是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不久又兼任浙江省中等学校以上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另一说，他就是杭州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
一师毕业后，宣中华和徐白民都是留校任教，这个留校就是留在一师附小任教，宣和徐都是绍兴诸暨人，能留在省会城市的杭州任教，应该算是享受优秀毕业生的待遇了吧，这说明一师的新掌门人对这些学生精英分子是不薄的。但是很显然，正如曹聚仁所说，他们的心也野掉了，宣中华和徐白民便也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而不想再捧着小学教师的铁饭碗了。因为很快的，一师的师生已经跟沈定一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1920年的11月，沈定一、俞秀松、宣中华、刘大白等在杭州成立“悟社”，这个社团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和宣传，这也说明昔日的师生已经站在了一条战壕里了。
与此同时，宣中华很快又找到了新的“项目”——那就是跟浙江印刷公司的工人们结合在了一起，就像施存统他们办浙江新潮时是跟外校的夏衍、阮毅成他们携起手来一样，事实证明，跨校跨行的联合，往往是卓有成效的。当时的印刷公司已经建立具有现代工会性质的“互助会”，领头人便是陈范予、倪忧天等，现在加上了从一师出来的学生领袖，当时他们创办了全省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这个报纸一共出了13期。1921年11月停刊。注意这个报纸还跟另一位一师毕业生魏金枝有关。宣中华一跟工人站在一起，他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他成了工人的代表。后来他跟沈定一搞农民运动，便又成了农民的代表。
后来倪忧天一直是跟宣中华活跃在浙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据《杭州大事记》1922年载——“宣中华、倪忧天代表杭州出席莫斯科共产党会议。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青年团员宣中华和先进工人倪忧天代表浙江杭州出席。”要注意的是，宣中华和倪忧天都是由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秘密派去的，因为早在1921年春，宣中华就应陈望道之邀，去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同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的上海，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骨干，都是以一师的精英分子为主力军的。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分子中，除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之外，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都是一师出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到了八月份，早期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在名单中除了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之外，还有沈定一，总书记就是陈独秀，后来陈独秀便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来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书记，8名成员分别是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在这里一师的师生就占了一半。还有一说是陈独秀也是团员，并表示要服从俞秀松的领导，在党内他是总书记，在团内则要听俞秀松的，这说明陈独秀对俞秀松非常器重，而俞和施等在当时也的确都是陈独秀的追随者，参加工读互助团就是追随陈独秀等人而去的，他们本来想通过此途径进入北京大学深造。
就从政的资格来说，也许宣中华不及俞秀松和施存统早，但是请不要忘记，在沈定一的帮助下，宣中华后来成为了国民党一大的正式代表，另一位一师的体育老师胡公冕也是正式代表，当然还有沈定一。
只是有一个概念一定要强调，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好，或者其他类似的组织也好，那都是秘密的组织，它不可能有大财团的赞助给养着的，所以宣中华离开附小的铁饭碗而到上海，那更多是追随老师而去的，那是因为信仰和热情，肯定不是其他。但在信仰的同时，还是有一个基本生存的问题的，谁给你钱，你能养家糊口吗？
因此，在1921年的夏秋期间，沈定一这个大地主就出手了，他在家乡衙前办起了乡村小学，免费给学生和村民上课，他需要聘请老师，那么宣中华和徐白民就是最好人选了，因为他们是一师的毕业生，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革命热情，同时聘请的还有唐公宪以及自己的儿媳妇杨之华。包括他的好友刘大白也去做过老师，刘大白的诗歌中有一部分是反映农民疾苦生活的，这一点跟沈定一很是相似，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是非常相似。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请他们去上课，沈定一是出钱的，据说吃和住都在他家里，至于薪酬是多少，谁也没有提及，如果照沈定一的为人和处事风格，他应该是付薪酬的，至少当时他还付得起这个钱的。俞秀松当时也去了那里，但他没有担任老师。
当时宣中华们便是以农村小学为阵地，从事革命活动。他还与其他进步青年教师经常深入绍兴、萧山等农村，帮助贫苦农民学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与反动政府、地主豪绅作斗争。随后便有了以萧山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农民运动，领头人也就是沈定一。
沈定一家本来就是大地主，但是他却鼓动农民起来抗租斗争，在短短的一二个月时间内，萧绍平原有82个村的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租减租斗争。前面讲过。宣中华曾和倪忧天赴苏联开会，这个会的名称叫“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中华是代表浙江农民协会去参加的，而倪忧天是代表工会去参加的。而当时的俞秀松就曾以共青团书记的身份也远赴莫斯科去参加过少共国际的会议。这说明宣中华和俞秀松都以不同的身份成为共产党最为活跃的精英分子。这也意味着宣中华就不再仅仅是以前一师和杭州的学生领袖，而是一下子登上了国际的政治舞台，即你所服务的组织能派你出国开会，这也一定会增加你对这个组织的忠诚度。
与此同时，宣中华的领导组织才干也渐渐地显露出来了，这跟沈定一和陈望道等老师在背后的推手是密不可分的。1922年4月，宣中华与俞秀松等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组织，俞是首任书记，而当时团的总书记已经是施存统了，这还是一师的同学。随后宣中华和徐白民又应沈定一之邀，到萧山任东乡教育会总干事（在坎山镇），他们一起创办《责任》周刊，宣传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周刊大约存活了三个月。后来宣中华写了一篇《杀宣统》，惹上了跟《非孝》一样的麻烦。
宣中华说“清室是国民底仇敌，正应杀得干干净净以雪大愤。”
宣中华认为北洋军阀政府完全是和清室一鼻孔出气的“封建余孽”，他说，一个以民主二字立国的国度里，摆着一个“皇帝”，而且人民每年供给他四百万元的经费，这不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笑话吗？国人呵，我们应该明白这犯有背叛民国罪行的宣统，非杀不可了！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北京政府立即致电浙江省长并转萧山县知事彭延庆。电文中说：“萧山县责任报第九期，论文标题为杀宣统，此等激烈之词，值此人心浮动，殊非所宜。并附原报一纸，请予取缔。可优待条例，原为辛亥南北议和时所订定，今以杀字标题，非但与当时法案不符，律以五族共和之意，亦大相抵触。值此国事未宁，同属共和国人民，安可再分界限，徒滋纷扰？况文明各国，近方倡论大同主义，今如《责任报》主张，亦未免示人以隘，应即由县传该报主笔，此后言论，务持正大，并将前项论文，自行矫正，以免徒贻口实。”
北京如此反应，听话的省政府便将主编徐白民拘押了一个月，从此世上便无《责任》了。
随后的日子，宣中华一直是沈定一的追随者，这不奇怪，包括俞秀松在内的都承认他们是沈定一和戴季陶的学生。这个时候，沈定一因为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而成为浙江的头号政治人物。1924年的1月6日，沈定一在西湖刘庄召集浙江国民党员会议，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除沈定一、杭辛斋、戴季陶由孙中山直接指定外，另选宣中华、戴立夫、胡公冕为浙江代表。注意，国民党一大的6位浙江代表中，跟一师有关的则占了三位。同年3月30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党员80余人，选举沈定一、宣中华、戴立夫、安体诚、俞秀松、经亨颐、沈肃文、沈尔乔、陈维俭等9人为执行委员。此时，沈定一和宣中华这一对师生的合作可谓最佳时期。这9个人中有6个是绍兴人，这不也就是一个绍兴帮吗？
[沈宣记]
那个阶段的沈定一和宣中华，可以说成了最佳的拍档，一个成熟，一个年轻，他们都在为革命的事业而奋斗着。到了1925年，风云突变，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这是比杭州雷锋塔倒坍更为严重的事件，也就是这时，信仰开始分裂，尤其是在国民党内，那些忠诚的追随者，包括沈定一在内，就觉得手足无措了。接着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
1925年7月5日，沈定一在他的老家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以“为发展全省党务，实施中央决议”和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为名，全称叫“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衙前会议），这个会把戴季陶给请来了，会上，戴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发表演说，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鼓吹“单纯国民党运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这其实就代表了国民党右派的看法，那么这个会的实质，说穿了就是要排斥在临时省党部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而在推选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人选问题上，沈定一企图以自己的嫡系（一说是其侄儿）沈肃文（也是九执委之一，后任浙江大学总务主任，北京大学总务长、1949年后任民建中央常委）取代宣中华的代表资格，以便在组织上进一步控制临时省党部。
在《血路》中曾透露这样一个细节，说沈定一为沈肃文拉票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人深刻理解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且能说上一、两个小时不打疙瘩，没有什么重复，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要选的人。”而据说宣中华当时答道——“我同意沈玄庐同志关于代表资格的观点，但是假如我们打算选出一名真正合格的人选来，我们就必须注意这个人是否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
这个时候的宣中华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戴季陶和沈定一的对立面。现在《沈定一集》中收了《呈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选举结果》，其中选票数就很有意思，且看——
遵照全体会议通过之标准投票者五十一票
蒋中正十七票
经亨颐二十四票
沈肃文十票
不遵照全体会议议决之标准投票者三十五票
宣中华十八票
张秋人十六票
何赤华一票
废票一票（连书蒋中正、经亨颐、沈肃文三人）
……
报告说经亨颐、蒋中正两代表当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已毫无疑意，当由本省执行委员会给予证书。惟沈肃文与宣中华两同志中，以谁当选，本省执行委员会未能决定，特呈请指示。
结果，宣中华当选为浙江省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
从此之后，宣和沈正式开始分道扬镳。
到了12月7日，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在沈定一等主持下，按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精神，开除临时省党部委员宣中华、安体诚、俞秀松、倪忧天、唐公宪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注意，除了安体诚（曾是杭州法政学校的老师）是来自北方的职业革命家之外，其余皆是沈定一的学生和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其中倪忧天是宁波鄞县人，而唐公宪是衢州遂昌人。
由此，沈定一和宣中华各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至于他们为什么反目为仇，一般的解释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完全讲得通，但是为什么他们在前面的四五年里能够道相同呢？这一对师生、同志和同乡，包括俞秀松等都能算得上是沈定一的学生，为什么也都被开除出国民党呢？时至今天，也有人用比较八卦的观点来解释沈定一的走向极右，认为是瞿秋白夺了他的儿媳兼学生的杨之华，遂造成他对共产党的反感。我想以沈定一这样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包括他的儿子沈剑龙都是很大度地和瞿秋白订立协议，所以八卦地解释是完全讲不通的。当然也有人说，这是权力斗争，是两个男人为权力而誓不两立的斗争，这也只能是一说。我想是不是也可以从人性、人情或者性格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对师生的分庭抗礼，事实上从他们后来的命运走向来看，这是两败俱伤。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沈定一在按西山会议的精神办事，且沈定一本身也是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但是论沈定一的在国民党中的名气，他也只是浙江一方的代表，西山会议是在1925年的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的，这本身就很有寓意的一件事情，这是国民党的一届四中全会，是考虑国民党的去向问题和讨论解决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问题。主要参加者为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伧、张继、戴季陶、谢持、覃政、沈定一、茅祖权、张知本、傅汝霖、石瑛、石青阳等。这个会是国民党的一些执委元老们擅自召开的，会议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分别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决议。会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要注意的是，西山会议在国民党内也属于“非法”的，因为国民党的中央执委曾几次通电相关人，指斥邹鲁等人的行为，但是邹鲁等人还是一意孤行，照《血路》作者的说法，沈定一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西山会议的，因为他的身份可疑，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元老的眼里，他可是共产党分子。所以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戴季陶和沈定一在上北京的西山前，曾在住地遭人殴打了，原因就是不让他们参加西山会议，所以戴季陶因伤就没有参加这个会，但不知为什么，沈定一后来则被绑定在西山会议派里面了，至少他后来执行了西山会议的精神，即对共产党实行了清党的政策。
可以想像，李大钊等人的党籍都被开除了，那么到了浙江省，宣中华等人的党籍便也保不住了。而戴季陶到底有没有参加西山会议也是语焉不详的，一般则被归入为参加者的行列中的。
前面说过，宣中华跟沈定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那么斗争之一，便是通电全国，1925年12月初，宣中华、戴任等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揭露沈定一公开反共、反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活动。电文指出：“沈定一把持浙江省党务，乘任等不在杭垣，擅发拥护北京会议通电。且谴私党，四出运动各县党部附逆。幸同志响应者少。现决本月十四日开各县党部联合会。拟用该会发电，否认省部主张及其职权。请在省外守正各省党部执行委员回省重组省部，直接广州。统计全省同志仅肖山一县及绍兴少数人被其诱惑，其他各县大部分均洞烛其奸。”
这则通电也说明，萧山及绍兴乃是沈定一的大本营。
1925年的12月15日，以宣中华为首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便开始了绝地反击，他们邀集全国各县市国民党部代表，在海宁硖石东山亭召开联席会议（即“东山会议”）。会议由宣中华主持。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宣中华、唐公宪、顾作之、宋云彬、孙斌、宋敬卿、陈国咏、郑恻尘等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丁济美、归振雄等，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由联席会议具名通电全国，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叛卖行径。（二）否认被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所控制的临时省党部，成立浙江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职权，并积极筹备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省党部。
这事实上也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浙江有了两个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一个以沈定一为首，一个以宣中华为首。会议一结束，江浙一带各大报馆相继登载了东山会议通电。通电曰：“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级党部各同志均鉴：浙江临时省党部成立到今，已及两载，执行委员沈定一、沈肃文等，广植私党，玩忽职务，操纵选举，蔑视纪律，正式省党部迄未成立。最近林森等在北京西苑，非法集会，沈等复假临时省党部名义，发电拥护，同志骇异，物议沸腾。浙省各县市党部为维持纪律，发展党务计，召集中国国民党浙江各县市党部联席会……一致主张否认现在附近之临时省党部，请守正之临时省执行委员，主持党务，并请中央依律处分沈定一等，另行派员来浙，组织正式党部，除发宣言外，特此电闻。”
这么一来斗争就完全白热化了。但就斗争的性质来看，这还是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对于沈定一的右转弯，许多人看不明白，或者武断地以一句“背叛革命”而定性了事，其实每个人所理解的革命是不一样的，共产党有共产党的革命，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是求大同存小异，因为国民党当时的方针便是联俄联共。美国人萧邦奇在《血路》中有一段对沈定一的分析，说得还比较在理，他说：“从许多方面来看，1925年3月孙中山因患癌症去世，对沈定一及其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影响，可以说类似于雷峰塔的崩塌对杭州人民及其环境的心理冲击。作为指引革命方向的路标，孙中山在革命者心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对沈定一来讲，从1923年受孙中山的指派访问苏俄，到1924年底受命为孙中山的北京之行作宣传员，他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如今正如路标的消失使得行人失去方位一样，孙中山的去世给国民党也给沈定一提出了认同和方向问题。”
认同不一，这是宣中华和沈定一走向对立的根本原因。这个认同，或者叫认识，或者叫信仰，这是民国早年精英分子们都碰到的问题，也是绍兴帮碰到的问题。比如施存统后面脱离共产党，俞秀松则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经过四·一二之后，徐白民也脱离了共产党，而有的则把牢底坐穿，像宣中华、汪寿华和叶天底等，这都是时代和个人的选择，是大浪淘沙，但问题是这些精英分子谁也不是沙子，而我们也更不能用成者英雄败者寇来评定历史人物。但是宣中华为什么跟沈定一反目为仇，仅仅是信念问题吗？
[沈记2]
让我们缓和一下剑拨弩张的情绪吧。
沈定一是个文艺情结很重的人，换言之，他是个诗人，且他的现代白话诗水平一点也不亚于刘大白。
且看他1924年写雷峰塔倒掉的诗——
感念雷峰塔崩裂的喧嚷，
犹似奔马腾空的嘶鸣，
就来将坐祭舜的雨龙台上，
一杯，两杯，三杯。
详和宁谧的夕照，
辉耀过晚空的明星，
感念这美景的人们呵，
永将赋诗吟唱，直到
百年、千年、万年。
诗中浪漫主义的气息跃然纸上，且豪放且有惊人的想像力，比如这一首写喝酒的《醉》——
狂情把酒浇，
天上星摇，
地上山摇，
手上杯摇。
月光如电浑无定，
思也难熬，
怨也难熬，
四顾苍劲笑拔刀。（1922）
当然，沈定一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叙事诗《十五娘》，这是可以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以前人们常常因他是政治人物，且是“晚节不保”的政治人物而将他赶出了诗歌殿堂，至少是忽略了他吧。其实正如我前面所述，五四前后的一批人都尝试过写新诗，包括陈望道，这也跟今天人们发微博是一样的。
我是在《国文百八课》一书中见到《十五娘》的，此书在本人写作《语文老师夏丏尊》时曾经提及。《十五娘》全诗一共十一节，作于1920年，曾被朱自清称为“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全诗主要是讲一对青年夫妇五十和十五娘悲惨命运的故事，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反映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像香港的文学评论者司马长风就认为《十五娘》是新诗诞生后“最优美的一首诗”。
现节选几节一起赏之——
一
菜子黄，
百花香，
软软的春风，吹得锄头技痒，
把隔年的稻根泥，一块块翻过来晒太阳，
不问晴和雨，
箬帽蓑衣大家有分忙，
偏是他，闲得两只手没处放！
四
一夜没睡，
补缀了些破衣裳，
一针一欢喜，
一针一悲伤，
密密地从针里穿过，线里引出，
默默地祝他：“归时不再穿这衣裳。
更不要丢掉这衣裳！”
八
月光照着纺车响，
门前河水微风漾。
一缕情丝依着榭纱不断的纺。
邻家嫂嫂太多情，
说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
明朝再做何妨。”
伊便停止了摇车，但是这从来不断过的情丝，
一直牵伊到枕上，梦中，还是乌乌接着纺。
不过从接信后的十五娘，
只是勤奋，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
十一
明月照着冻河水，尖风刺着小屋霜，
满抱着希望的独眠人睡着合欢床上，
有时笑醒，有时哭醒，有经验的梦也不问来的地方。
破瓦棱里透进一路月光。
照着伊甜蜜蜜的梦，同时也照着一片膏腴垦殖场。
注意，这是九十年前的现代诗。
正如大陆权威的党史书籍还没有承认沈定一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那样，大陆的现代文学史显然也是忽略了沈定一的《十五娘》及他的诸多诗作，港台倒是注意到《十五娘》的存在。很可能沈定一本人有好多种身份，因此诗人的身份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在笔者看来，他虽然没有执著于现代诗的创作，但就其现存的作品看，其成就是完全不容抹杀的，至少1920年的叙事诗，让我们看到了沈定一驾驭语言、处理抒情和叙事的能力。而且就沈本人的气质而言，他也是个真正的诗人和斗士。
当然，沈定一的情爱生活，也一直为人诟病。这主要的“毛病”就因为他在十六岁时结婚，在妻子生下儿子剑龙、女儿剑华后又纳母亲的贴身丫头王秉芝为妾。随后又把自己在风月场上结识的两名烟花女子韦云、绛云纳为小妾。人们一方面很赞扬他妇女解放的思想，包括他也“解放”了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爱情，但同时又认为他对女性是朝秦暮楚的，因为他先后有几任妻妾和N次爱情事件，查俞秀松日记，便也可窥见沈定一情爱生活的花絮。
1920年7月4日，俞秀松写道——今晚，玄庐邀我到华成路卅号去同寝，他说昨晚一点时候，我寝在床还醒，听到许多足声到他底室中走绕一次，他觉得很奇怪。我和玄庐还不睡，望道又来，因为玄庐今天很烦闷，所以来谈天的。玄庐今天烦闷，因为他家里底人都说他和崇侠有卑鄙的行动。我们谈了好久时候，望道将玄庐底意思对他家里的人去说明。玄庐底四个夫人，对于玄庐和崇侠恋爱的事，都有异言，但当面不敢和他争论，背后常说很冷刻的话。
1920年7月17日，星期六，俞秀松写到了沈定一消极的想法，这正说明他又在恋爱当中了，此时俞已在沈定一衙前的家里（笔者抄录这一段的时候，正好是九十年之后，且也是周六）——
今天早上，玄庐写给月容一信，语很沉闷，他说“我近来思想径路很沉寂，觉得病也好，死也好，因为单独一个人想实行改造社会，只有坐着牺牲自己的心上面，什么事也做不出一个具体来；所以思想径路就渐渐沉寂下去。”我见了他这几句话，觉得很奇异，也很难过。以为玄庐这样一个慷慨激昂的人，为什么也会说这种消极话来？我想，他是得这几天崇侠底来信，所以难过起来的。据我看来，崇侠对玄庐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恋爱伊以后，志气要消暮，没有从前那样热烈的努力改造社会。玄庐对崇侠也是很好一片心，他是很富情感的人，他对他所恋爱的人，的确具了热忱的心，想劝伊跳出宗教底陷井。我对他两人底情迹，看出人和人往往各具极好的心，因为各不彻底明瞭对象的人底心，以致怀疑陷于苦痛。
7月21日，俞秀松写道——
上午，玄庐接崇侠来信，这是伊别玄庐的信，伊不知到那里去做尼姑了。伊信里有一首血书是“世道坎坷事龌龊，辅人意恐转误人，书留势血别知己，为勉前程莫痛心！”玄庐拿这信给我看，我接着看了两遍，我底感情顿时改变，心中似乎有说不尽的惨象。玄庐又说，“引崇侠去入宗教都是大白仲九两人，他们吃了人间的饭去高谈佛法，真是岂有此理！将来崇侠一天寻不见，我对于他们俩的仇是不会消灭的。”我听到玄庐这番话，益觉得难过呢！
今天玄庐本想去寻崇侠的，后来一想，寻了着伊，有什么方法对他，况且出去寻伊了，他底母亲又将甚样？所以决不去寻伊，待伊数年后到衙前来看改造的成绩——农村（这是崇侠信里的话）。
俞秀松写到的沈定一与崇侠的这一段情事，在沈的情海生涯中，自然只能算是浪花一束，但即使这样，沈定一这样的人，还是把情爱生活和改造社会联系在了一起，至少在俞秀松眼里是这样的，而俞秀松后来和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安志洁）的爱情故事，更是可歌可泣的。
俞秀松日记中提到的崇侠，真名就叫丁宝林，被党史研究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曾在上海城东女校任教，也做过《星期评论》的编辑，也可以认定她一定是沈定一的粉丝。一般人认为，她是因为与沈定一的情感纠葛而出家为尼的，后不知下落。所谓情感之纠葛，因为跟她谈恋爱时，沈定一已经有四房妻妾了，而且他又不可能正式休妻的，所以丁宝林就处在进退两难当中。
从俞秀松日记说一点沈定一之情爱轶事，一是觉得这毕竟是有据可查，二是觉得当时的知识精英在改造社会、党派斗争的同时，在个人情感生活中也没有闲着，虽然史书不会记这些东西，且常以成败论英雄，但是成和败以及英雄的标准应该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这是我写沈定一是个新诗人的一个理由。还有好多人也提到了他是个著名的演说家，演讲很有激情，很有煽动性，这大概是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开展党派活动所必须的，包括他能吸引一师的毕业生等。
沈定一的最后一个妻子名叫王华芬，比沈小23岁，这是一个“爱人同志”式的知识女性，不再是农村妇女或小妾的地位。王华芬是浙江余姚人，1919年进入杭州女子师范读书，这个学校出了不少巾帼精英。当时王华芬和张琴秋、杨之华都是同学，王是女师一千多名学生中带头剪短发的两人之一，还有一个就是张琴秋，而且她和杨之华又分别嫁给了父子二人，这也成为趣谈。需要指出的是，王华芬曾一度任国民党的中央妇女部长，沈定一被刺之后，她担任了衙前乡乡长和农会会长，创办了定一小学并任校长，抗战时在重庆的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回到衙前恢复定一小学，1949年后将校产交给了国家，1954年因历史问题被判15年徒刑，刑满后留在农场，后因年老回到妹妹家生活，1985年因病去世。
也是一个奇女子啊！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绯闻，名人的绯闻更是不少。
只是在七八十年后，沈定一的名字大概只有民国史的研究者和极少数萧山人才知道了，我跟这些当地人接触时，他们一般也都会抛下一句话——这个人不好评价。人们永远在期待着，期待着上面对某个人有一个定性。但谁又能给沈定一重新定性呢？《申报》在报道沈定一被刺时有过这么一句评论——玄庐其人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
那么我们在今天还敢言敢行吗？
[宣记2]
终于觅得一张宣中华的照片，一张穿长衫戴眼镜的全身照片，且清晰度尚可。穿长衫而且能上照的人是不多的，宣中华算是一个。因为我原先看到的一张宣中华的大头照，好像是学生证上翻拍下来似的，十分模糊且幼稚，而一看到宣中华的这张长衫照，顿时让我对他平添了几分好感，原先以为他只是那种冲冲杀杀的人，一看此照，方才觉得这个浙江的学生和党派领袖，也有一种藏而不露的气质。
实际上包括俞秀松、汪寿华在内的绍兴诸暨籍的一师学生，从今天的标准看都是帅哥，特别是今天我们碟战剧看多之后，从他们的形象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潜伏的特工人员，真是十分的形似和神似啊。我倒不是对老照片想发表一番什么感慨，我只是想说，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人杰啊！
从《浙江通史》的一张照片的注解中，可以看出当时宣中华在浙江的政治地位，此照片是“1927年2月8日，北伐军十七军在军长曹万顺（前排左八）的率领下进占温州，宣中华（左九）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代表团迎接”。照片中宣中华是居中的位置，跟军长站在一起，只可惜没有加注宣中华周围的人。
相比于沈定一，宣中华的人生要简单明了得多，一师的日子奠定了他作为学生领袖的一切，离开一师的七年，他先是跟着沈定一和陈望道等老师，从事革命活动，包括在上海，在杭州，还有在萧山衙前，所以他很快成为国民党省党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个时候他跟沈定一是一个气场中的，以西山会议为分水岭，他则站在了沈定一的对立面，成为国民党极右派的坚决反对者，直到1927年去世，年仅三十岁。
宣中华也有一段很少有人提及的爱情故事，他的夫人是被称为红色女特工的吴先清。
吴先清是浙江临海人，比宣中华小六岁，1920年发生一师风潮时，吴正就读于浙江蚕校，当时也是学生领袖，军警包围一师操场时，正是吴先清带领学生们杀将进去，当时有杭州女子职业学校的游行和抗议队伍的，为什么女生比较容易冲进去，我想一是女生要送吃送喝的，二是女生一旦发怒，警察也是怕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吴已经认识宣中华的，因为宣当时名气已经很大了，或许就在一师风潮中彼此有了好感，于是才有了传闻中的邂逅和一见钟情。
我前面讲过，虽然经校长和四大金刚离开了一师，但学校继任者以及由此形成的风气还是在的，宣中华徐白民他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毕业的，而在蚕校带头的吴先清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学校先是不让她毕业，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本算是专业学习劳动，但现在成了一种惩罚了，不过吴先清却早有志向了，1920年的秋天，吴先清进入了杭州私立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她的志向变了。第二年的秋天，在西湖边的一次写生中，吴邂逅了宣，有人专门写过这一段：“吴先清的画笔往后一甩，水彩溅在青年衣裤上，哎哟叫了一声。先清回头，看被溅者竟是自己熟识的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
所以我的观点是，爱情从来都是与革命并行且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悖的。从此，吴先清和宣中华在革命活动中相爱，又在相爱中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的下半年，他们俩结为夫妇，直到1927年宣中华牺牲。他们育有一女。
在后来的回忆中，宣吴夫妇在上海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说在冬天他们夫妇只有一套棉衣裤，出门的那个人才能穿，不出门的那一个，则只能躲在被窝里取暖。
而吴先清后来红色特工的身份，让她比宣中华还多了一些传奇色彩，1925年她被党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宣中华牺牲后她与同是留苏的刘鼎结婚，刘鼎后在中央特科工作，成为陈赓的副手，随后吴先清也进入了特科，成了一名女特工，包括她跟国民党的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是浙江临海人）等都打过交道。1933年，吴先清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谍报组长，后去东京从事谍报工作，真的是在刀刃上舞蹈的人，1935年9月，她又被党派去苏联学习，就读于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1937年以“日本间谍”之名被苏联方面逮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1938年，吴先清在劳改营里悲惨死去，也有一说为“不知所终”。1978年，有关方面才给她平反昭雪，对她定性为“因公牺牲”。而她的第二任丈夫刘鼎也是多灾多难，解放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但因两次被捕而留有“历史问题”，1983年在去世之前得到平反昭雪。
1927年初的宣中华，已经是浙江政坛的一颗新星，但是一进入4月，风浪和变故来得如此之快，国民党清党的风暴已成一种白色恐怖之状。照美国人萧邦奇《血路》一书所叙，4月11日清晨，他是被人从床上突然叫醒的，因为他的同伴发现他们的办公楼已经被军警包围了，4月14日，宣中华做了“易容术”，拿掉了眼镜并两颗假牙，他穿上了铁路工人的制服，在三个同志的掩护下，步行到杭州的艮山门车站，爬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货车。此行宣中华去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呆在杭州不安全（上海至少还有租界可躲避），二是向上海的领导汇报杭州的情况，这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宣中华是在货车到达上海龙华车站卸货时下车的，然后他步行进入市区，据说是他在快进入国际租界区时被一便衣特务认出而遭被捕的。宣中华在敌人面前拒绝劝降，因此在4月17日的深夜就被抢杀了。
从他成为浙江的共产党首脑到牺牲，实际上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他之后，则是同为诸暨人的张秋人成了浙江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第三天，也遭被捕，第二年跟叶天底一起被枪杀于杭州陆军监狱。
后来有人想当然地以为沈定一是杀害宣中华的凶手，这其实是不符合常识的说法。
同是浙江诸暨英烈，宣中华的身后自然是要寂寞很多。从其墓地的照片看，也极其简陋。好在在其诞辰110周年之际，当地发行了一个纪念邮戳。
[不是尾声]
在谈及一师风潮的那些人事时，最为感慨的大概就是曹聚仁了，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宣中华后来虽和沈先生分道扬镳，那时是那么水乳相融，宣中华成为极端的“玄庐化”，他的谈吐，他的字迹，他的一切，都是“玄庐化”。
而且这一对曾经的师生和战友，都是死于非命。宣中华于1927年4月17日在上海被执行枪决；沈定一于1928年8月28日在萧山衙前遭人暗杀，当时他正从莫干山回家。
他们都是时代的牺牲者，这也正是另一层面上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大约得力于一个人的训示。我想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见面了。你的作工的地方，那是当不成问题，我想同在一校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
一开始我想先绕开沈定一。因为这个人在早年是国共统吃，后成了国民党的极右派，他不仅为共产党所不容，也为国民党的左派所不容，最后是被暗杀在萧山衙前汽车站。究竟是谁干的呢？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也成了民国时期著名的迷案之一。此种迷案不仅我们有兴趣，就连老外也有兴趣，比如一个叫萧邦奇的美国人就专门写了一本书，书名叫《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看了这个书，我就觉得无话可说了。这个萧邦奇还写过一部浙江萧山湘湖的书，虽然名气不如《血路》，但我估计也会令所有的湘湖研究者汗颜。这个美国人既有点旁门左道，又有点情有独钟，写得既有观点又很好读，这是我们写作者的一个目标。
但是我又发现我绕不开沈定一，倒不是说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而是当我写作民国有个绍兴帮时，前面所叙述的如蔡元培、鲁迅等基本都是教育和文学领域的，那么还有一个领域，即政治领域，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舞台。其实像那些辛亥英烈，就是那个层面上的先驱者。还有邵力子、刘大白等也是亦文亦政，这其实都很正常，有时就看主要的影响力，有时又常常被遮避了什么。像蔡元培当然就是个官员嘛，但我们常称他为教育家；鲁迅先生在民国的教育部做过14年的公务员，但我们现在都称他为作家，因为公务员只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鲁迅工作可能也是蛮认真的，但这个认真只是机构里的认真，只是仕途当中的一项要素罢了。刘大白也从政过，但人们总是认为比起他的创作和理论，从政简直是个狗屁，所以研究者反而不多了。而像沈定一，虽然也写过不少作品，有的也相当有水平，但人们还是将他归为从政者一类的。
那么好，就写沈定一吧，且回到常识的层面上来写，否则我们可能离历史的真相会越来越远。因为常识告诉我们，沈定一的名字是跟衙前农民运动连在一起的，而沈本人就是大地主，大地主发动农民运动来造自己的反，这是不是天方夜谈呢？本来，主义和火种也是从错综复杂的现实中来的，如果剥离了现实那就会成为一种空壳的理想，就像萧山沙地上人们种植的络麻一样，麻被剥下来之后，麻杆就成了光滑的东西，但是我们劳动的手，那些沾着络麻汁水的手，肯定不会是光滑的，相反一定是粗糙而有质感的，这就像钱江两岸的沙土一样。
一定要说衙前农民运动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那至少是从另一侧面承认了沈定一是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之一，这还是从顾及颜面的层面来说的。
接着我也是想绕开宣中华的。
我的一篇写作一师风潮的文章，曾经刊发在杭州日报上，此文因为没有提及宣中华，于是报社的反馈平台上便有了“读者来信”，信中介绍了宣中华的事略并指出我的纰漏——其实这些我也都知道，因为就宣中华来说，现成的文字在网上一搜就是一大堆。不过这位读者来信却很好地提醒了我——不能只谈思想，不谈行动；也不能光提经校长和四大金刚们，而不提领导一师风潮的学生领袖。虽然学潮也难免会有过激行为，不过激就不是学潮，正如战争总要死人。
而更有意思的是，沈定一和宣中华，这两个我本想绕开的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具有戏剧性。一开始他们是师生和同志同道，可以说是浙江政坛上的一对双子星座，当然是以沈为主，宣为辅，接下去他们渐渐的平起平坐，后来竟成了政敌，且是你死我活的政敌，这也真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而相同的一点是，这一对师生都死于非命，如前所述，沈被谋杀，而宣中华也在“四·一二”之后被国民党杀害。
值得注意的是，跟沈定一和宣中华有关的好多人物，或者说就是他们这个圈子里面人，都曾是浙江一师的精英分子，他们也许政治倾向有所不同，人生选择也各有不同，比如施存统曾发表声明退出共产党，而俞秀松则在苏共的肃反扩大化中客死异国他乡，还有叶天底、还有汪寿华，还有梁柏台……这些都是为革命和主义献了身的人，包括湖畔诗人中的应修人和潘漠华。有的年轻到尚未婚娶，自然也无子嗣。有的在死后的几十年后遇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于是坟墓被炸，尸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便是沈定一的身后事。而那些幸存下来的呢，也是战战兢兢地活了N多年，他们也留下回忆文字，给人留下谈资，但是那些谈资，也好像非红即黑，非直即歪，即有意地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好像沈定一和宣中华甫一登台便如仇人相见般地分外眼红。
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
[沈记]
写沈定一，通常都是倒叙的，即用结论来推导他一生的所言所行，包括那种所谓历史的局限，也都是用教科书式的条条框框出发的。教科书本身也许没有问题，只是把血和肉风干之后，一个光鲜的人也就成了木乃依。
沈定一是19世纪的80后，生于1883年。往前推一百年，世纪之末的80后也颇有惊世骇俗之举动的。陈独秀是1879年，鲁迅是1881年，毛泽东是1893年，他们中最早的蔡元培是1868年。这个年代成大事者一般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是留日（或美或欧）海归，第二是加入政党和团体，或与同志结社（如同盟会）办报办刊，走过这几步倒不能说就一定是有了如何先进的思想观念，但通过这几步，一个人，无论他是浙江人还是山西人，他都有了一定的社会网络圈，正如今天的人要参加种种俱乐部和培训班一样，很可能就是为了结交朋友。
要说沈定一，我也先是从谈资和绯闻中了解的。大概是某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说沈定一曾经和他的媳妇杨之华一起在家乡的河里洗澡（游泳？）……这个细节是想告诉人们——那就是个惊世骇俗的时代，不要以为我们现在有多么时尚，其实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尚从某种程度上比之今天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沈定一一开始进入我视野时，便是一个异常激进的政治领袖。查1912年的《申报》（注，是互联网上的引文），便有以下这段文字——
2月28日的《申报》载：萧山沈剑候（玄庐、定一）公民急进党创始人，通过报纸，谓袁总统通电取消各省的军政分府，望王金发勿再引用绍兴分府名目，以归统一。再南京陆军部长告知，并不任王练兵或予现有职称委状。
我估计这可能是沈定一第一次上申报。“公民急进党”是一个反对袁世凯的党派，以前印象中，是要到1913年沈定一他们才反袁的，那便是民国初期的“二次革命”，也是因为这次行动失败，沈定一才流亡日本，并在日本又遭麻烦继而流亡新加坡，据说就是在新加坡认识了刘大白并由此成为了挚友。据《血路》的说法，沈定一是在苏门答腊开始从事记者职业的，那时是编一张给当地华侨看的报纸叫《苏门答腊报》。而《申报》所述的，是沈定一反王金发，其实我们知道，沈王本来都是革命党人，特别是王金发，是光复杭州的敢死队员，是辛亥革命的英雄，但革命胜利之后他又成了统治绍兴的土皇帝。如何分配革命成果，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究竟是为谁谋利益，这是历朝历代改朝换代时都碰到的致命的问题。
1912年4月16日的《申报》又载——
公民急进党沈定一致电副总统黎元洪，谓王金发率部在绍县自称都督。浙都督蒋尊簋不敢缨其锋，遂致政纷于上民闲于下。现各属军分府取消，唯独王金发负隅如故。请限王将其军队交并统一，取消分府及自称都督名目。
5月4日的《申报》又载——
公民急进党沈剑候（定一）对浙江都督蒋尊簋及民政司长褚辅成，禁止政党干预政权的决定，著论驳议。
注意文中所提的蒋尊簋和褚辅成，都是民国的有功之臣，且蒋尊簋就是绍兴诸暨人，他们对建设新浙江新杭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此时作为在野的沈定一，还是依然反对他们。
注意这是1912年，这个时候沈定一的头上有一顶“公民急进党”的帽子，而1916年《申报》上沈定一的身份已经是“浙江省议会议长”，即相当于今天的省人大主任了。4年时间，沈定一完成了从在野到在朝的转变，这个转变最主要的政治筹码就是沈定一坚决地反对袁世凯称帝。后来褚辅成也一度成为沈的政治搭档。
沈定一的了不起，在于他首先能反对自己出身的那个阶级。沈家是萧山的大地主，地主一做到大，必然会参与到当地公共生活领域中，田多了钱多了，就想要官了，这条规律自古皆然。而生于19世纪80后的人，一个地主的儿子，当然还是要读书做官的。沈定一也是考中过秀才的，但一个秀才在清朝末年，也已经没有多大的出路了，于是父亲便给他捐了一个官做做，一个滇边的官，即云南广通县的知县。一个江南大地主的儿子，到边疆去做个县长，而且还是候补的。怎么说呢，这多少还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就像今天的大学生去做“村官”，这个进步当然是指在那个系统之内，也是对学而优则仕的一种提倡（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沈定一去云南做官是在1904年，即他在21岁时就做了县太爷，而今天这个年龄的孩子也会出门远行，那可能是去上大学或出国或打工。现在没有资料显示，沈的七品官做得怎么样，当地老百姓的口碑如何，都没有记载。广通县今属楚雄州，现已并入禄丰县，广通仅存镇名，所以要想找到沈定一的事迹，估计至少要跑到楚雄去才行，而且有和没有也是未知数。这样就有不少疑问，比如 他为什么在1907年一个人跑到中越边境去参加反清活动了，他是什么时候参加的反清秘密组织，这绝对是个秘密组织吧，贩夫兵卒揭竿而起尚可理解，一个县里的一把手，起来反对知府巡府乃至北京的王室，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因为那个年代，做个贪官倒是正常的，一下子抛掉乌纱帽来反对现行政府，这一定是有两方面的原因，要么就是他的官做不下去了，一定是比他更大的官来压他，还有一点就是出于政治理想，他敢于反清，这意味着他彻底背叛了他的父亲，背叛了他的那个阶级。
关于在这一段历史，在沈定一的生平简介中有这么一段，抄录如下——早年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回国后曾任清朝云南广通县知县、武定知州和云南省会巡警总办等职。因参与反清活动被通緝，流亡日本。辛亥革命時期，組织中华民国学生军团，自任团长，参加上海光复之役。1912年任浙江省首屆议会会员。后在上海組织“公民激进党”反对袁世凱，被通缉，再度流亡日本，后去南洋。1916年回国，竞选上任浙江省议会会長，任期力促浙江省教育事业。
在这短短的不到两百字中间，包括了他的三次赴日两次被通缉，第一次赴日也是语焉不详了，这里包括他从官吏到叛逆者再到官吏的过程，包括他从萧山到云南做官的经历，也有他结党组团的事迹，这说明他是一个随时代跌宕起伏的人。在他的个人传略中，有人还提及他在云南的武装部门任过职，因此有着搞暴动的先决条件。但是一定要注意，他造的是清政府的反，包括他后来反对王金发反对袁世凯，都是从民国的利益出发的，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传闻孙中山到浙江考察时曾经说过对沈有过这么一句评价——“浙江最有天赋之人”，时为1916年，沈正在做的省议会议长，可以有机会陪同中山先生考察工作，这样中山先生也才有可能说这样的话，否则机会也没有。
我们知道经亨颐先生有一句名言叫作——自有家酿，不食沽酒。家酿是什么，我们差不多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人格教育，是与时俱进，就是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把他经营的浙江一师办成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榜样一个基地。那么有人会问，既然如此，学生们为什么还要去沽酒呢？不仅是学生，教师中的胡公冕、刘大白、王祺等也没有安于做一个教师和文人的角色。再看一师风潮的学生领袖，最后在“四·一二”事件中掉了脑袋的就有宣中华和汪寿华，如果加上叶天底等，这个名单会更长一些。由此这个沽来的酒的确很是烈性，颇具杀伤力。
而这个酿酒者中，就有沈定一。所不同的是，经先生是搞教育，而沈定一是搞乡村搞农民运动，简单地说沈定一是造自己阶级的反；复杂地说（可能也说不清楚）是想唤醒农民，然后再来改造中国，所以他要办乡村小学，这跟经先生比起来，好像更为激进也更为大跃进的味道，他所要挑战的敌人也会更多，但应该说这些都是殊途同归。在他家乡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曾有刘大白、俞秀松、宣中华等一师的师生都参与进去了，还包括他的媳妇杨之华。萧山衙前的农民运动，目前在党史上也已有定论，是早于彭湃领导的广东海陆丰的农民运动的，当然也早于湖南的农民运动。只是有些人很是不解，为什么农民运动要有一个大地主来领导，他究竟安的是什么心呢？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还得把历史往前推，得把沈定一定格在1920年这一特殊的年份上，这一年在杭州有一师学潮，在北京等地有工读互助团，这中间我们知道是有互为因果和非因果的关系的，而在上海，则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在探索改造中国的方法。这些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做新闻出版，因为在那个时代这是一件最为新潮的事情。然后，杭州的，北京的，全国各地的，百川归海，归到了上海。
上海的报纸最有名的就是《申报》，因为相对地客观和公允，相对地贴近新闻本身，所以生命力才会持久。而那个年代的结党和办刊，就像一个人的左右手，它是不能分离的。现在有史料也称沈定一是新闻记者出身，因为当沈定一在1920年进入我们视野的时候，他正在和戴季陶、邵力子一起办《民国日报》，包括后来我在梳理新闻报界对一师风潮的报道时，也特别注意到了《民国日报》的立场，那可以说就是陶、邵、沈的立场。在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无法回避的史实，那就是沈定一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一，而且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重要成员。在这里有几个概念要分清楚，在1921年的中共“一大”之前，至少在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已经在活动了，这其中就包括了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人。
陈望道大家都知道了，是一师的四大金刚之一，风潮之后回到义乌老家译《共产党宣言》去了，在今天看来这可能是个神圣的使命，但如果放在一个读书人的眼里，也可能就是一份工作，但之所以去译《共产党宣言》而没有去译侦探或侠客小说，就说明这一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在当时是颇为流行的。是的，放到九十年前去看，《共产党宣言》就是一本流行读物，放到2011年来看，这是一本经典读物。而促成译此书的人就是邵力子，曾经当过国民党的中宣部长。这也在告诉我们，党派中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就马克思主义学说而言，它也只是一种学说，比它更为流行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后来取而代之，一批无政府主义的粉丝纷纷奔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我以为一定是马的学说更为先进和革命，因此也更能吸引人。比如说阶级斗争的学说，那是无政府主义学说中所没有的。所以，在一师的学生中，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等都有从“无”到马的一个转变过程的，特别是俞和施，很快就跟了老师们成为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
一师风潮起来的时候，沈定一应该是在上海，但那时他却不断给学生写信，也在其掌握的《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上发表时评以声援之，且都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来看问题，同时又极具鼓动性和号召力。比如曹聚仁就引用了沈定一给他们的信——你们同学青年和我，在同个时期中，吸同样的空气，必有同样的感想。你们无论到那里都要奋斗，一师既当了冲，便拿一师的事和旧社会奋斗，只会成功，不会失败；事情失败的一日，就是人格成功的一日，而且没有什么牺牲的，只是一副奴隶的锁链；如果中途立住了脚，或者拼命保守着奴圈的，才真正牺牲人格了。这一回的事，成功固然成功，失败也是成功。处到这个世界凡有知识有血气的，没有不显示人的真面目来给旧社会看看颜色的。（《非孝的故事》选自曹聚仁《笔端》）
照曹聚仁的说法，风潮起时一师是有几道防线的，全体同学是第一道防线，校友会组织的明远社是第二道防线，在后面当后卫的还有杭州学生联合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再后面还有一个紧固的炮台，那就是舆论，而沈定一当时就扮演了“最勇敢的炮手”的角色，曹聚仁说：“那个时期，他先先后后给我们写了五六封信，没有一封不沸腾我们的热血的。”这就是一个精神导师和校外辅导员的作用，不仅仅是让学生热血沸腾，更重要的是沈定一能一针见血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比如他就牢牢抓住了学潮的根本——我们青年学生不为那一个人负的责任，为新文化负的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生命，我们为生命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将来，我们为将来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前途的光明，我们为光明负责任。新文化的敌人，已经对于我们青年的生命，将来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战了！我们要试验我们生命的力量，正是这个机会。
《学生与文化运动》（上海《星期评论》第39号，1920年2月29日）
后来在学潮即将结束的时候，沈定一又发表了《浙江学生面面观》（上海《民国日报》1920年4月5日）的文章，又一次抨击了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这样的省长，碰巧配上这样的厅长，学生的血泪，就化作钱塘江底春潮，恐怕也淘不尽他们头脑中间的积腐罢……这一班摧残文化蹂蹒教育的官厅，且看他横行到几时，哼！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这就是一师风潮时的沈定一，毫无疑问，他是充当了炮手的重任，一起担当这个重任的，还有邵力子、叶楚伧沈仲九等人。在另一个阵地上冲锋陷阵的就有宣中华。
[宣记]
说宣中华是沈定一的学生，那主要是指在他离开一师之后。客观地说，沈定一也是先期离开的俞秀松、施存统的老师。俞秀松的日记中，关于他和沈定一，关于他在萧山衙前的篇幅还是占了不少的，而至于说宣中华和沈定一，最为形象的一个说法是来自于曹聚仁，曹说他们“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
“两个人像一个人一样”的说法，笔者也只是转引自萧邦奇的《血路》。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还是比较可信的，因为一师之新锐和激进，果然跟经校长和四大金刚们有关，有些东西或许是细水长流的，比如李叔同之于丰子恺，而有些可能是疾风暴雨式的，还有的就是对走上革命道路有着直接影响的，特别是像陈望道这样的，对一师学生的影响很是不一般。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一张宣中华的照片，还显得青涩腼腆。好像是刚进一师时照的，很难跟后来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挂起钩来。
一师时期的宣中华，特别是在后期的风潮中，他是公认的学生领袖。如果说俞秀松和施存统只是从思想上打开了一扇窗户，那么宣中华是从行动上领导了一师风潮，当时他的一个身份是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不久又兼任浙江省中等学校以上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另一说，他就是杭州学生联合会的理事长。
一师毕业后，宣中华和徐白民都是留校任教，这个留校就是留在一师附小任教，宣和徐都是绍兴诸暨人，能留在省会城市的杭州任教，应该算是享受优秀毕业生的待遇了吧，这说明一师的新掌门人对这些学生精英分子是不薄的。但是很显然，正如曹聚仁所说，他们的心也野掉了，宣中华和徐白民便也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而不想再捧着小学教师的铁饭碗了。因为很快的，一师的师生已经跟沈定一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1920年的11月，沈定一、俞秀松、宣中华、刘大白等在杭州成立“悟社”，这个社团主要从事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和宣传，这也说明昔日的师生已经站在了一条战壕里了。
与此同时，宣中华很快又找到了新的“项目”——那就是跟浙江印刷公司的工人们结合在了一起，就像施存统他们办浙江新潮时是跟外校的夏衍、阮毅成他们携起手来一样，事实证明，跨校跨行的联合，往往是卓有成效的。当时的印刷公司已经建立具有现代工会性质的“互助会”，领头人便是陈范予、倪忧天等，现在加上了从一师出来的学生领袖，当时他们创办了全省第一张工人报纸——《曲江工潮》。这个报纸一共出了13期。1921年11月停刊。注意这个报纸还跟另一位一师毕业生魏金枝有关。宣中华一跟工人站在一起，他的身份就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他成了工人的代表。后来他跟沈定一搞农民运动，便又成了农民的代表。
后来倪忧天一直是跟宣中华活跃在浙江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据《杭州大事记》1922年载——“宣中华、倪忧天代表杭州出席莫斯科共产党会议。1922年1月21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青年团员宣中华和先进工人倪忧天代表浙江杭州出席。”要注意的是，宣中华和倪忧天都是由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秘密派去的，因为早在1921年春，宣中华就应陈望道之邀，去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工作，同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的上海，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骨干，都是以一师的精英分子为主力军的。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分子中，除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之外，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都是一师出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到了八月份，早期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在名单中除了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之外，还有沈定一，总书记就是陈独秀，后来陈独秀便派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来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任书记，8名成员分别是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在这里一师的师生就占了一半。还有一说是陈独秀也是团员，并表示要服从俞秀松的领导，在党内他是总书记，在团内则要听俞秀松的，这说明陈独秀对俞秀松非常器重，而俞和施等在当时也的确都是陈独秀的追随者，参加工读互助团就是追随陈独秀等人而去的，他们本来想通过此途径进入北京大学深造。
就从政的资格来说，也许宣中华不及俞秀松和施存统早，但是请不要忘记，在沈定一的帮助下，宣中华后来成为了国民党一大的正式代表，另一位一师的体育老师胡公冕也是正式代表，当然还有沈定一。
只是有一个概念一定要强调，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好，或者其他类似的组织也好，那都是秘密的组织，它不可能有大财团的赞助给养着的，所以宣中华离开附小的铁饭碗而到上海，那更多是追随老师而去的，那是因为信仰和热情，肯定不是其他。但在信仰的同时，还是有一个基本生存的问题的，谁给你钱，你能养家糊口吗？
因此，在1921年的夏秋期间，沈定一这个大地主就出手了，他在家乡衙前办起了乡村小学，免费给学生和村民上课，他需要聘请老师，那么宣中华和徐白民就是最好人选了，因为他们是一师的毕业生，既有专业知识，又有革命热情，同时聘请的还有唐公宪以及自己的儿媳妇杨之华。包括他的好友刘大白也去做过老师，刘大白的诗歌中有一部分是反映农民疾苦生活的，这一点跟沈定一很是相似，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是非常相似。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请他们去上课，沈定一是出钱的，据说吃和住都在他家里，至于薪酬是多少，谁也没有提及，如果照沈定一的为人和处事风格，他应该是付薪酬的，至少当时他还付得起这个钱的。俞秀松当时也去了那里，但他没有担任老师。
当时宣中华们便是以农村小学为阵地，从事革命活动。他还与其他进步青年教师经常深入绍兴、萧山等农村，帮助贫苦农民学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与反动政府、地主豪绅作斗争。随后便有了以萧山衙前为中心的萧绍农民运动，领头人也就是沈定一。
沈定一家本来就是大地主，但是他却鼓动农民起来抗租斗争，在短短的一二个月时间内，萧绍平原有82个村的农民组织了农民协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租减租斗争。前面讲过。宣中华曾和倪忧天赴苏联开会，这个会的名称叫“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宣中华是代表浙江农民协会去参加的，而倪忧天是代表工会去参加的。而当时的俞秀松就曾以共青团书记的身份也远赴莫斯科去参加过少共国际的会议。这说明宣中华和俞秀松都以不同的身份成为共产党最为活跃的精英分子。这也意味着宣中华就不再仅仅是以前一师和杭州的学生领袖，而是一下子登上了国际的政治舞台，即你所服务的组织能派你出国开会，这也一定会增加你对这个组织的忠诚度。
与此同时，宣中华的领导组织才干也渐渐地显露出来了，这跟沈定一和陈望道等老师在背后的推手是密不可分的。1922年4月，宣中华与俞秀松等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杭州组织，俞是首任书记，而当时团的总书记已经是施存统了，这还是一师的同学。随后宣中华和徐白民又应沈定一之邀，到萧山任东乡教育会总干事（在坎山镇），他们一起创办《责任》周刊，宣传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周刊大约存活了三个月。后来宣中华写了一篇《杀宣统》，惹上了跟《非孝》一样的麻烦。
宣中华说“清室是国民底仇敌，正应杀得干干净净以雪大愤。”
宣中华认为北洋军阀政府完全是和清室一鼻孔出气的“封建余孽”，他说，一个以民主二字立国的国度里，摆着一个“皇帝”，而且人民每年供给他四百万元的经费，这不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大笑话吗？国人呵，我们应该明白这犯有背叛民国罪行的宣统，非杀不可了！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北京政府立即致电浙江省长并转萧山县知事彭延庆。电文中说：“萧山县责任报第九期，论文标题为杀宣统，此等激烈之词，值此人心浮动，殊非所宜。并附原报一纸，请予取缔。可优待条例，原为辛亥南北议和时所订定，今以杀字标题，非但与当时法案不符，律以五族共和之意，亦大相抵触。值此国事未宁，同属共和国人民，安可再分界限，徒滋纷扰？况文明各国，近方倡论大同主义，今如《责任报》主张，亦未免示人以隘，应即由县传该报主笔，此后言论，务持正大，并将前项论文，自行矫正，以免徒贻口实。”
北京如此反应，听话的省政府便将主编徐白民拘押了一个月，从此世上便无《责任》了。
随后的日子，宣中华一直是沈定一的追随者，这不奇怪，包括俞秀松在内的都承认他们是沈定一和戴季陶的学生。这个时候，沈定一因为与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而成为浙江的头号政治人物。1924年的1月6日，沈定一在西湖刘庄召集浙江国民党员会议，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除沈定一、杭辛斋、戴季陶由孙中山直接指定外，另选宣中华、戴立夫、胡公冕为浙江代表。注意，国民党一大的6位浙江代表中，跟一师有关的则占了三位。同年3月30日，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召开成立大会，到会党员80余人，选举沈定一、宣中华、戴立夫、安体诚、俞秀松、经亨颐、沈肃文、沈尔乔、陈维俭等9人为执行委员。此时，沈定一和宣中华这一对师生的合作可谓最佳时期。这9个人中有6个是绍兴人，这不也就是一个绍兴帮吗？
[沈宣记]
那个阶段的沈定一和宣中华，可以说成了最佳的拍档，一个成熟，一个年轻，他们都在为革命的事业而奋斗着。到了1925年，风云突变，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去世，这是比杭州雷锋塔倒坍更为严重的事件，也就是这时，信仰开始分裂，尤其是在国民党内，那些忠诚的追随者，包括沈定一在内，就觉得手足无措了。接着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
1925年7月5日，沈定一在他的老家开了一个会，这个会以“为发展全省党务，实施中央决议”和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为名，全称叫“中国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简称衙前会议），这个会把戴季陶给请来了，会上，戴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发表演说，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鼓吹“单纯国民党运动”，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这其实就代表了国民党右派的看法，那么这个会的实质，说穿了就是要排斥在临时省党部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而在推选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人选问题上，沈定一企图以自己的嫡系（一说是其侄儿）沈肃文（也是九执委之一，后任浙江大学总务主任，北京大学总务长、1949年后任民建中央常委）取代宣中华的代表资格，以便在组织上进一步控制临时省党部。
在《血路》中曾透露这样一个细节，说沈定一为沈肃文拉票是这样说的——“如果一个人深刻理解浙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且能说上一、两个小时不打疙瘩，没有什么重复，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要选的人。”而据说宣中华当时答道——“我同意沈玄庐同志关于代表资格的观点，但是假如我们打算选出一名真正合格的人选来，我们就必须注意这个人是否能真正做到大公无私。”
这个时候的宣中华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戴季陶和沈定一的对立面。现在《沈定一集》中收了《呈报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选举结果》，其中选票数就很有意思，且看——
遵照全体会议通过之标准投票者五十一票
蒋中正十七票
经亨颐二十四票
沈肃文十票
不遵照全体会议议决之标准投票者三十五票
宣中华十八票
张秋人十六票
何赤华一票
废票一票（连书蒋中正、经亨颐、沈肃文三人）
……
报告说经亨颐、蒋中正两代表当选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已毫无疑意，当由本省执行委员会给予证书。惟沈肃文与宣中华两同志中，以谁当选，本省执行委员会未能决定，特呈请指示。
结果，宣中华当选为浙江省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
从此之后，宣和沈正式开始分道扬镳。
到了12月7日，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在沈定一等主持下，按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精神，开除临时省党部委员宣中华、安体诚、俞秀松、倪忧天、唐公宪等人的国民党党籍。
注意，除了安体诚（曾是杭州法政学校的老师）是来自北方的职业革命家之外，其余皆是沈定一的学生和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其中倪忧天是宁波鄞县人，而唐公宪是衢州遂昌人。
由此，沈定一和宣中华各自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至于他们为什么反目为仇，一般的解释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也完全讲得通，但是为什么他们在前面的四五年里能够道相同呢？这一对师生、同志和同乡，包括俞秀松等都能算得上是沈定一的学生，为什么也都被开除出国民党呢？时至今天，也有人用比较八卦的观点来解释沈定一的走向极右，认为是瞿秋白夺了他的儿媳兼学生的杨之华，遂造成他对共产党的反感。我想以沈定一这样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包括他的儿子沈剑龙都是很大度地和瞿秋白订立协议，所以八卦地解释是完全讲不通的。当然也有人说，这是权力斗争，是两个男人为权力而誓不两立的斗争，这也只能是一说。我想是不是也可以从人性、人情或者性格的角度去理解这一对师生的分庭抗礼，事实上从他们后来的命运走向来看，这是两败俱伤。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沈定一在按西山会议的精神办事，且沈定一本身也是西山会议的参加者，但是论沈定一的在国民党中的名气，他也只是浙江一方的代表，西山会议是在1925年的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的，这本身就很有寓意的一件事情，这是国民党的一届四中全会，是考虑国民党的去向问题和讨论解决国民党内的共产党问题。主要参加者为林森、居正、邹鲁、叶楚伧、张继、戴季陶、谢持、覃政、沈定一、茅祖权、张知本、傅汝霖、石瑛、石青阳等。这个会是国民党的一些执委元老们擅自召开的，会议议宣布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分别开除共产党人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取消他们的党籍。会议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宣言》、《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人李大钊等通电》、《取消政治委员案》等决议。会议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不在国民党内实行清党，恐怕“再过一年，青天白日之旗，必化为红色矣”。
要注意的是，西山会议在国民党内也属于“非法”的，因为国民党的中央执委曾几次通电相关人，指斥邹鲁等人的行为，但是邹鲁等人还是一意孤行，照《血路》作者的说法，沈定一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西山会议的，因为他的身份可疑，在一些国民党右派元老的眼里，他可是共产党分子。所以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戴季陶和沈定一在上北京的西山前，曾在住地遭人殴打了，原因就是不让他们参加西山会议，所以戴季陶因伤就没有参加这个会，但不知为什么，沈定一后来则被绑定在西山会议派里面了，至少他后来执行了西山会议的精神，即对共产党实行了清党的政策。
可以想像，李大钊等人的党籍都被开除了，那么到了浙江省，宣中华等人的党籍便也保不住了。而戴季陶到底有没有参加西山会议也是语焉不详的，一般则被归入为参加者的行列中的。
前面说过，宣中华跟沈定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那么斗争之一，便是通电全国，1925年12月初，宣中华、戴任等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揭露沈定一公开反共、反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活动。电文指出：“沈定一把持浙江省党务，乘任等不在杭垣，擅发拥护北京会议通电。且谴私党，四出运动各县党部附逆。幸同志响应者少。现决本月十四日开各县党部联合会。拟用该会发电，否认省部主张及其职权。请在省外守正各省党部执行委员回省重组省部，直接广州。统计全省同志仅肖山一县及绍兴少数人被其诱惑，其他各县大部分均洞烛其奸。”
这则通电也说明，萧山及绍兴乃是沈定一的大本营。
1925年的12月15日，以宣中华为首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便开始了绝地反击，他们邀集全国各县市国民党部代表，在海宁硖石东山亭召开联席会议（即“东山会议”）。会议由宣中华主持。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宣中华、唐公宪、顾作之、宋云彬、孙斌、宋敬卿、陈国咏、郑恻尘等中共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丁济美、归振雄等，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由联席会议具名通电全国，声讨西山会议派的叛卖行径。（二）否认被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所控制的临时省党部，成立浙江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党部职权，并积极筹备国民党全省代表大会，以便正式成立省党部。
这事实上也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浙江有了两个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一个以沈定一为首，一个以宣中华为首。会议一结束，江浙一带各大报馆相继登载了东山会议通电。通电曰：“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各级党部各同志均鉴：浙江临时省党部成立到今，已及两载，执行委员沈定一、沈肃文等，广植私党，玩忽职务，操纵选举，蔑视纪律，正式省党部迄未成立。最近林森等在北京西苑，非法集会，沈等复假临时省党部名义，发电拥护，同志骇异，物议沸腾。浙省各县市党部为维持纪律，发展党务计，召集中国国民党浙江各县市党部联席会……一致主张否认现在附近之临时省党部，请守正之临时省执行委员，主持党务，并请中央依律处分沈定一等，另行派员来浙，组织正式党部，除发宣言外，特此电闻。”
这么一来斗争就完全白热化了。但就斗争的性质来看，这还是国民党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对于沈定一的右转弯，许多人看不明白，或者武断地以一句“背叛革命”而定性了事，其实每个人所理解的革命是不一样的，共产党有共产党的革命，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革命，国共合作时期，那是求大同存小异，因为国民党当时的方针便是联俄联共。美国人萧邦奇在《血路》中有一段对沈定一的分析，说得还比较在理，他说：“从许多方面来看，1925年3月孙中山因患癌症去世，对沈定一及其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影响，可以说类似于雷峰塔的崩塌对杭州人民及其环境的心理冲击。作为指引革命方向的路标，孙中山在革命者心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对沈定一来讲，从1923年受孙中山的指派访问苏俄，到1924年底受命为孙中山的北京之行作宣传员，他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与日俱增。如今正如路标的消失使得行人失去方位一样，孙中山的去世给国民党也给沈定一提出了认同和方向问题。”
认同不一，这是宣中华和沈定一走向对立的根本原因。这个认同，或者叫认识，或者叫信仰，这是民国早年精英分子们都碰到的问题，也是绍兴帮碰到的问题。比如施存统后面脱离共产党，俞秀松则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经过四·一二之后，徐白民也脱离了共产党，而有的则把牢底坐穿，像宣中华、汪寿华和叶天底等，这都是时代和个人的选择，是大浪淘沙，但问题是这些精英分子谁也不是沙子，而我们也更不能用成者英雄败者寇来评定历史人物。但是宣中华为什么跟沈定一反目为仇，仅仅是信念问题吗？
[沈记2]
让我们缓和一下剑拨弩张的情绪吧。
沈定一是个文艺情结很重的人，换言之，他是个诗人，且他的现代白话诗水平一点也不亚于刘大白。
且看他1924年写雷峰塔倒掉的诗——
感念雷峰塔崩裂的喧嚷，
犹似奔马腾空的嘶鸣，
就来将坐祭舜的雨龙台上，
一杯，两杯，三杯。
详和宁谧的夕照，
辉耀过晚空的明星，
感念这美景的人们呵，
永将赋诗吟唱，直到
百年、千年、万年。
诗中浪漫主义的气息跃然纸上，且豪放且有惊人的想像力，比如这一首写喝酒的《醉》——
狂情把酒浇，
天上星摇，
地上山摇，
手上杯摇。
月光如电浑无定，
思也难熬，
怨也难熬，
四顾苍劲笑拔刀。（1922）
当然，沈定一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叙事诗《十五娘》，这是可以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之作，以前人们常常因他是政治人物，且是“晚节不保”的政治人物而将他赶出了诗歌殿堂，至少是忽略了他吧。其实正如我前面所述，五四前后的一批人都尝试过写新诗，包括陈望道，这也跟今天人们发微博是一样的。
我是在《国文百八课》一书中见到《十五娘》的，此书在本人写作《语文老师夏丏尊》时曾经提及。《十五娘》全诗一共十一节，作于1920年，曾被朱自清称为“新文学中第一首叙事诗”，全诗主要是讲一对青年夫妇五十和十五娘悲惨命运的故事，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反映农业资本主义化过程中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像香港的文学评论者司马长风就认为《十五娘》是新诗诞生后“最优美的一首诗”。
现节选几节一起赏之——
一
菜子黄，
百花香，
软软的春风，吹得锄头技痒，
把隔年的稻根泥，一块块翻过来晒太阳，
不问晴和雨，
箬帽蓑衣大家有分忙，
偏是他，闲得两只手没处放！
四
一夜没睡，
补缀了些破衣裳，
一针一欢喜，
一针一悲伤，
密密地从针里穿过，线里引出，
默默地祝他：“归时不再穿这衣裳。
更不要丢掉这衣裳！”
八
月光照着纺车响，
门前河水微风漾。
一缕情丝依着榭纱不断的纺。
邻家嫂嫂太多情，
说道：“十五娘，你也太辛苦了，
明朝再做何妨。”
伊便停止了摇车，但是这从来不断过的情丝，
一直牵伊到枕上，梦中，还是乌乌接着纺。
不过从接信后的十五娘，
只是勤奋，只是快慰，只是默默地想。
十一
明月照着冻河水，尖风刺着小屋霜，
满抱着希望的独眠人睡着合欢床上，
有时笑醒，有时哭醒，有经验的梦也不问来的地方。
破瓦棱里透进一路月光。
照着伊甜蜜蜜的梦，同时也照着一片膏腴垦殖场。
注意，这是九十年前的现代诗。
正如大陆权威的党史书籍还没有承认沈定一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那样，大陆的现代文学史显然也是忽略了沈定一的《十五娘》及他的诸多诗作，港台倒是注意到《十五娘》的存在。很可能沈定一本人有好多种身份，因此诗人的身份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在笔者看来，他虽然没有执著于现代诗的创作，但就其现存的作品看，其成就是完全不容抹杀的，至少1920年的叙事诗，让我们看到了沈定一驾驭语言、处理抒情和叙事的能力。而且就沈本人的气质而言，他也是个真正的诗人和斗士。
当然，沈定一的情爱生活，也一直为人诟病。这主要的“毛病”就因为他在十六岁时结婚，在妻子生下儿子剑龙、女儿剑华后又纳母亲的贴身丫头王秉芝为妾。随后又把自己在风月场上结识的两名烟花女子韦云、绛云纳为小妾。人们一方面很赞扬他妇女解放的思想，包括他也“解放”了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爱情，但同时又认为他对女性是朝秦暮楚的，因为他先后有几任妻妾和N次爱情事件，查俞秀松日记，便也可窥见沈定一情爱生活的花絮。
1920年7月4日，俞秀松写道——今晚，玄庐邀我到华成路卅号去同寝，他说昨晚一点时候，我寝在床还醒，听到许多足声到他底室中走绕一次，他觉得很奇怪。我和玄庐还不睡，望道又来，因为玄庐今天很烦闷，所以来谈天的。玄庐今天烦闷，因为他家里底人都说他和崇侠有卑鄙的行动。我们谈了好久时候，望道将玄庐底意思对他家里的人去说明。玄庐底四个夫人，对于玄庐和崇侠恋爱的事，都有异言，但当面不敢和他争论，背后常说很冷刻的话。
1920年7月17日，星期六，俞秀松写到了沈定一消极的想法，这正说明他又在恋爱当中了，此时俞已在沈定一衙前的家里（笔者抄录这一段的时候，正好是九十年之后，且也是周六）——
今天早上，玄庐写给月容一信，语很沉闷，他说“我近来思想径路很沉寂，觉得病也好，死也好，因为单独一个人想实行改造社会，只有坐着牺牲自己的心上面，什么事也做不出一个具体来；所以思想径路就渐渐沉寂下去。”我见了他这几句话，觉得很奇异，也很难过。以为玄庐这样一个慷慨激昂的人，为什么也会说这种消极话来？我想，他是得这几天崇侠底来信，所以难过起来的。据我看来，崇侠对玄庐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恋爱伊以后，志气要消暮，没有从前那样热烈的努力改造社会。玄庐对崇侠也是很好一片心，他是很富情感的人，他对他所恋爱的人，的确具了热忱的心，想劝伊跳出宗教底陷井。我对他两人底情迹，看出人和人往往各具极好的心，因为各不彻底明瞭对象的人底心，以致怀疑陷于苦痛。
7月21日，俞秀松写道——
上午，玄庐接崇侠来信，这是伊别玄庐的信，伊不知到那里去做尼姑了。伊信里有一首血书是“世道坎坷事龌龊，辅人意恐转误人，书留势血别知己，为勉前程莫痛心！”玄庐拿这信给我看，我接着看了两遍，我底感情顿时改变，心中似乎有说不尽的惨象。玄庐又说，“引崇侠去入宗教都是大白仲九两人，他们吃了人间的饭去高谈佛法，真是岂有此理！将来崇侠一天寻不见，我对于他们俩的仇是不会消灭的。”我听到玄庐这番话，益觉得难过呢！
今天玄庐本想去寻崇侠的，后来一想，寻了着伊，有什么方法对他，况且出去寻伊了，他底母亲又将甚样？所以决不去寻伊，待伊数年后到衙前来看改造的成绩——农村（这是崇侠信里的话）。
俞秀松写到的沈定一与崇侠的这一段情事，在沈的情海生涯中，自然只能算是浪花一束，但即使这样，沈定一这样的人，还是把情爱生活和改造社会联系在了一起，至少在俞秀松眼里是这样的，而俞秀松后来和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安志洁）的爱情故事，更是可歌可泣的。
俞秀松日记中提到的崇侠，真名就叫丁宝林，被党史研究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女共产党员，曾在上海城东女校任教，也做过《星期评论》的编辑，也可以认定她一定是沈定一的粉丝。一般人认为，她是因为与沈定一的情感纠葛而出家为尼的，后不知下落。所谓情感之纠葛，因为跟她谈恋爱时，沈定一已经有四房妻妾了，而且他又不可能正式休妻的，所以丁宝林就处在进退两难当中。
从俞秀松日记说一点沈定一之情爱轶事，一是觉得这毕竟是有据可查，二是觉得当时的知识精英在改造社会、党派斗争的同时，在个人情感生活中也没有闲着，虽然史书不会记这些东西，且常以成败论英雄，但是成和败以及英雄的标准应该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这是我写沈定一是个新诗人的一个理由。还有好多人也提到了他是个著名的演说家，演讲很有激情，很有煽动性，这大概是发动农民运动以及开展党派活动所必须的，包括他能吸引一师的毕业生等。
沈定一的最后一个妻子名叫王华芬，比沈小23岁，这是一个“爱人同志”式的知识女性，不再是农村妇女或小妾的地位。王华芬是浙江余姚人，1919年进入杭州女子师范读书，这个学校出了不少巾帼精英。当时王华芬和张琴秋、杨之华都是同学，王是女师一千多名学生中带头剪短发的两人之一，还有一个就是张琴秋，而且她和杨之华又分别嫁给了父子二人，这也成为趣谈。需要指出的是，王华芬曾一度任国民党的中央妇女部长，沈定一被刺之后，她担任了衙前乡乡长和农会会长，创办了定一小学并任校长，抗战时在重庆的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回到衙前恢复定一小学，1949年后将校产交给了国家，1954年因历史问题被判15年徒刑，刑满后留在农场，后因年老回到妹妹家生活，1985年因病去世。
也是一个奇女子啊！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绯闻，名人的绯闻更是不少。
只是在七八十年后，沈定一的名字大概只有民国史的研究者和极少数萧山人才知道了，我跟这些当地人接触时，他们一般也都会抛下一句话——这个人不好评价。人们永远在期待着，期待着上面对某个人有一个定性。但谁又能给沈定一重新定性呢？《申报》在报道沈定一被刺时有过这么一句评论——玄庐其人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
那么我们在今天还敢言敢行吗？
[宣记2]
终于觅得一张宣中华的照片，一张穿长衫戴眼镜的全身照片，且清晰度尚可。穿长衫而且能上照的人是不多的，宣中华算是一个。因为我原先看到的一张宣中华的大头照，好像是学生证上翻拍下来似的，十分模糊且幼稚，而一看到宣中华的这张长衫照，顿时让我对他平添了几分好感，原先以为他只是那种冲冲杀杀的人，一看此照，方才觉得这个浙江的学生和党派领袖，也有一种藏而不露的气质。
实际上包括俞秀松、汪寿华在内的绍兴诸暨籍的一师学生，从今天的标准看都是帅哥，特别是今天我们碟战剧看多之后，从他们的形象也会很自然地想到当年潜伏的特工人员，真是十分的形似和神似啊。我倒不是对老照片想发表一番什么感慨，我只是想说，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人杰啊！
从《浙江通史》的一张照片的注解中，可以看出当时宣中华在浙江的政治地位，此照片是“1927年2月8日，北伐军十七军在军长曹万顺（前排左八）的率领下进占温州，宣中华（左九）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代表团迎接”。照片中宣中华是居中的位置，跟军长站在一起，只可惜没有加注宣中华周围的人。
相比于沈定一，宣中华的人生要简单明了得多，一师的日子奠定了他作为学生领袖的一切，离开一师的七年，他先是跟着沈定一和陈望道等老师，从事革命活动，包括在上海，在杭州，还有在萧山衙前，所以他很快成为国民党省党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这个时候他跟沈定一是一个气场中的，以西山会议为分水岭，他则站在了沈定一的对立面，成为国民党极右派的坚决反对者，直到1927年去世，年仅三十岁。
宣中华也有一段很少有人提及的爱情故事，他的夫人是被称为红色女特工的吴先清。
吴先清是浙江临海人，比宣中华小六岁，1920年发生一师风潮时，吴正就读于浙江蚕校，当时也是学生领袖，军警包围一师操场时，正是吴先清带领学生们杀将进去，当时有杭州女子职业学校的游行和抗议队伍的，为什么女生比较容易冲进去，我想一是女生要送吃送喝的，二是女生一旦发怒，警察也是怕的，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吴已经认识宣中华的，因为宣当时名气已经很大了，或许就在一师风潮中彼此有了好感，于是才有了传闻中的邂逅和一见钟情。
我前面讲过，虽然经校长和四大金刚离开了一师，但学校继任者以及由此形成的风气还是在的，宣中华徐白民他们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毕业的，而在蚕校带头的吴先清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学校先是不让她毕业，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本算是专业学习劳动，但现在成了一种惩罚了，不过吴先清却早有志向了，1920年的秋天，吴先清进入了杭州私立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她的志向变了。第二年的秋天，在西湖边的一次写生中，吴邂逅了宣，有人专门写过这一段：“吴先清的画笔往后一甩，水彩溅在青年衣裤上，哎哟叫了一声。先清回头，看被溅者竟是自己熟识的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
所以我的观点是，爱情从来都是与革命并行且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悖的。从此，吴先清和宣中华在革命活动中相爱，又在相爱中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的下半年，他们俩结为夫妇，直到1927年宣中华牺牲。他们育有一女。
在后来的回忆中，宣吴夫妇在上海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说在冬天他们夫妇只有一套棉衣裤，出门的那个人才能穿，不出门的那一个，则只能躲在被窝里取暖。
而吴先清后来红色特工的身份，让她比宣中华还多了一些传奇色彩，1925年她被党派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宣中华牺牲后她与同是留苏的刘鼎结婚，刘鼎后在中央特科工作，成为陈赓的副手，随后吴先清也进入了特科，成了一名女特工，包括她跟国民党的空军司令周至柔（也是浙江临海人）等都打过交道。1933年，吴先清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任谍报组长，后去东京从事谍报工作，真的是在刀刃上舞蹈的人，1935年9月，她又被党派去苏联学习，就读于莫斯科马列主义学院，1937年以“日本间谍”之名被苏联方面逮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1938年，吴先清在劳改营里悲惨死去，也有一说为“不知所终”。1978年，有关方面才给她平反昭雪，对她定性为“因公牺牲”。而她的第二任丈夫刘鼎也是多灾多难，解放后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但因两次被捕而留有“历史问题”，1983年在去世之前得到平反昭雪。
1927年初的宣中华，已经是浙江政坛的一颗新星，但是一进入4月，风浪和变故来得如此之快，国民党清党的风暴已成一种白色恐怖之状。照美国人萧邦奇《血路》一书所叙，4月11日清晨，他是被人从床上突然叫醒的，因为他的同伴发现他们的办公楼已经被军警包围了，4月14日，宣中华做了“易容术”，拿掉了眼镜并两颗假牙，他穿上了铁路工人的制服，在三个同志的掩护下，步行到杭州的艮山门车站，爬上了一辆开往上海的货车。此行宣中华去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呆在杭州不安全（上海至少还有租界可躲避），二是向上海的领导汇报杭州的情况，这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宣中华是在货车到达上海龙华车站卸货时下车的，然后他步行进入市区，据说是他在快进入国际租界区时被一便衣特务认出而遭被捕的。宣中华在敌人面前拒绝劝降，因此在4月17日的深夜就被抢杀了。
从他成为浙江的共产党首脑到牺牲，实际上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他之后，则是同为诸暨人的张秋人成了浙江省委书记，在执行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第三天，也遭被捕，第二年跟叶天底一起被枪杀于杭州陆军监狱。
后来有人想当然地以为沈定一是杀害宣中华的凶手，这其实是不符合常识的说法。
同是浙江诸暨英烈，宣中华的身后自然是要寂寞很多。从其墓地的照片看，也极其简陋。好在在其诞辰110周年之际，当地发行了一个纪念邮戳。
[不是尾声]
在谈及一师风潮的那些人事时，最为感慨的大概就是曹聚仁了，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宣中华后来虽和沈先生分道扬镳，那时是那么水乳相融，宣中华成为极端的“玄庐化”，他的谈吐，他的字迹，他的一切，都是“玄庐化”。
而且这一对曾经的师生和战友，都是死于非命。宣中华于1927年4月17日在上海被执行枪决；沈定一于1928年8月28日在萧山衙前遭人暗杀，当时他正从莫干山回家。
他们都是时代的牺牲者，这也正是另一层面上的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大约得力于一个人的训示。我想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见面了。你的作工的地方，那是当不成问题，我想同在一校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