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梁周记
楔子
我在写作《民国有个绍兴帮》之前已经写过两本相关的书，第一本叫《向来风花雪月》，多是民国杭州文人的故事；第二本叫《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就是写浙江第一师范出来的精英师生，就是写经亨颐校长的那个圈子，包括著名的四大金刚，还有就李叔同、丰子恺等文化名流，当然还有就是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如俞秀松、宣中华、叶天底等。这个时候，本文的主人公梁柏台还没有进入我的视线，因为一开始，只能查到这个绍兴新昌人大约不到千字的资料，是一则介绍两则日记（书信），只知道他是曾是中央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共法制建设的开创者，1935年3月被俘后英勇就义。
真正写作梁柏台的机缘，是缘于在2009年11月我跟作家谢鲁渤赵健雄和嵇亦工等去了一趟浙江新昌，与当地的作家袁方勇、石三夫等相聚甚欢，其中见到了一位来自梁柏台小学的小潘老师，她是一名文青，书法和散文颇有建树。我问她有没有关于梁的资料，她说有啊，随后她给我寄来了一本《梁柏台》的小册子，那是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4年正式出版的。
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翻完了此书，还是不知道写些什么，要不要写？那些日记、那些信札的确极为珍贵，大概也是我现在所能看到的除经亨颐之外，浙江一师师生中留下日记信札最多的人，其他现在能看到的就是俞秀松的日记和书信了。我把梁的那些文字淘了几遍，也觉得梁的文字格外原始珍贵，因为那都是由他的姐姐像珍藏一个梦似的珍藏下来的。她姐姐梁小芬终身未嫁，与柏台的原配夫人厮守终身，一起替梁柏台照料母亲，所以梁的这些文字资料能保存下来是极为不易的。
但这还不足于让我有写作的冲动。也真是无巧不成书了，有一天晚上，我重看一本关于革命先辈的纪录片，其中有一节是讲项英夫人张亮的一段传闻，是由项英和张亮的女儿讲述的，其中讲到过一个叫周月林的女人，曾跟张亮一起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大名鼎鼎的瞿秋白。那个纪录片本是讲张亮的身世之谜的，但我此番重看是想起了梁柏台的夫人也叫周月林，那么她们是不是同一个女人呢？虽然这在党史上是早就解了密的事情，但是我最早却是从荧屏上获得这一信息的。后来我又从新昌方面得到了一本《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于是一切都解密了。
果然，这是同一个周月林！她就是梁柏台后来的妻子，是一个伟大而悲剧的女性！于是我决定写这一篇《梁周记》。我要写的关键词是：理想，爱情，牺牲，命运和悲剧。在我写作此文的时间里，刚好有一本叫《十月围城》的电影上映，这是一部关于刺杀和保卫孙中山的电影，据称电影的策划者原来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说：孙中山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而牺牲，那么临终前说中国的豆腐是最好吃的瞿秋白当然也不知道周月林是为他而坐了半辈子的牢，先是国民党的牢，后是共产党的牢；而梁柏台至死也不知道妻子在哪里；而这一对革命夫妻留在苏联的一儿一女也不知是死是活……
这是一个谜。这更是一段传奇。
[梁记·1919在杭州]
1918年的秋天，浙江新昌人梁柏台来到了杭州，他考入了浙江第一师范的预科，这一年他虚岁刚满20岁（1899年生人）。此前，梁柏台在新昌上过知新学校，光听校名便可知道，这是一所新式的小校，后来他到杭州后还专门给母校的老师和同学写信，汇报学习情况，交流时政观点。在上知新之前，梁柏台还上过私垫，所以他是受到过良好的基础教育的。但是梁柏台的家境不但不富裕，而且还很困窘，然而因为梁柏台是家中独子，父母决计要让儿子得到好的教育，因为是男儿，他便比他的姐姐要幸运。当时的梁家基本是以砸锅卖铁的精神在支撑一个梁柏台的，所以才有了他考上浙江一师预科的可能性。而他的姐姐梁小芬，当年是跟弟弟有过一个约定的，弟弟不回来，姐姐终身不嫁。梁柏台离开家乡的前夕，家里面给他匆匆完婚，他没有能顶住亲情的压力。
后来梁柏台去了苏联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他在那里认识了周月林，后来跟周结婚生子。而在老家新昌，他的结发妻子也一直在等着他，倒是周月林和前面所提的项英的夫人张亮一起回过新昌，且在那里也上演了一出悲喜剧。
现在我们来看梁柏台青少年时代的文字，那真是书生意气、心怀天下啊。且看他1915年5月19日的日记——见三年级学生在操场上破球门。吾忽想吾国之与日人对峙，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门也。夫日人与吾国人，犹红绿球之踢球人也。吾国之土地，犹皮球存立于操场也。两队相争，犹吾国人与日人相攻击也。吾辈青年，可不击球，以强筋骨，活血脉，振精神，与日人相搏战乎？
怪不得当时教过梁柏台的老师都夸他文章写得好。看他的日记，从泥水匠筑门，他便想到了国门和国防，从卖茧者的旗子想到了中国国旗，如此以小见大，触景生情，这说明梁柏台从小便有志气，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一个愤青，但又不仅仅是一个愤字了得，而是处处用心刻苦。这从他给友人、家人和老师同学的书信中即可看出，同时也能看出他身处一师那样一种新环境新气象下的林林总总，比如他也讲到了学校里出现的一些新书报，这跟一师当时出现的书报贩卖部的情况是吻合的——在二十世纪的时候，物质文明，笨头笨脑的人断不能竟于天壤了，所以我主张的是思想，所看的书是《新青年》……现在杭州的学校，抱自动的教育主义了，思想要求新鲜，所以学校里头若《新青年》、《新教育》、《新潮》、《教育潮》这许多新思想的书籍，学校里大大的风行。我也有几本在这里看看，（1919年9月12日给梁岳生、周相标的信）。
90年之后的我们，竟然都向物质文明狂奔而去，不要说贪官污吏没有一个是跌倒在精神文明上的，他们很少是因主义和观念而下狱的；就是我们普通人芸芸众生在衣可裹体，食可果腹的情况下，也都是疯狂地逐利而行，想到此我们难道不惭愧吗？
1919年9月梁柏台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又如此说——自从五四运动，学生发现了自动的举动，学生方面和学校方面，都惊醒觉悟了。学校方面是怎样的觉悟？就是校长改变学校的办法，教育抱自动的目的，一切舍务、学务都委学生去做。学校好像一个议会，仍旧选出代表，到了有事体的时候，征求意见，议后始行。教职员和顾问官是一样的，这是关于舍务的事情。学校的事情？就是上班，学生轮渡教授，教员旁听，指出他们的谬误。废除考试，在平时的自习。这样一来，要比从前好得多了。上面所说的是学校方面的觉悟。学生方面的觉悟是什么？学生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力量是从新思想来的，所以凡关于新思想的杂志各人至少有一种，并且组织一书报贩卖部，凡关于新思想杂志评论，竭力征求。到了例假的日子在负（贩）卖，以供给社会上的人看看，使得普及罢了。这是学生的觉悟。
梁柏台在信中提到的废除考试一事，倒是在其他亲历者中从未见过提到，而且“学校好像一个议会”也绝对是新提法，也很是形象。同年10月18日，他在写给知新学校老师唐化成的信中又说——今日有一件事情要好问先生。是什么事体呢？就是我们新昌各高小的寄信处。为什么要问寄信处呢？因为敝校校友会有《十日刊》的出版。大凡本省各主小以上的学校以及机关，各分送一份看看，不取分钱。本校分送报纸，费了许多铜钱，他的目的……是应现在的时势，鼓吹新思想的。
这是梁柏台人在省城、心系绍兴新昌的表现，他是真正意识到新思想、新杂志的重要性，所以要向家乡的教师极力推荐。因为就浙江一师出名的学生而言，也许梁柏台是排不上前几位的，跟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们相比，梁柏台不算特别有名，但即便这样一个不算特别有名的学生，也是真正感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冲击。
同年11月9日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梁柏台又不无骄傲地向老师说道——现在各报纸上的谕（舆）论，说敝校在全国中等学校排起来，要算第一个位子。我们的校长，比作北京大学的蔡孑民，陈望道比作陈独秀，袁易比作胡适之，《校友十日刊》比作北大的《新青年》。这是一般谕（舆）论，不必作他极有价值的判断。但是依我想起来，全国教育家比经子渊比较好色，其数目写不胜写，比经子渊比较歹色，也写不胜写，倘若平均起来，全国能够个个象经子渊这样，则教育也算歹了，这不是我的夸张，实在是平心静气的话头。自从这学期起，敝校守旧的教员，错（差）不多没有了，这学期请归来的教员，都是提倡新文学的沈仲久（九）、刘大白、袁易、陈望道、李次九……这一般（班）教育家，都在敝校专任功课，实在难得得很。
文字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自豪之气，由此也完全印证了浙江一师那些精英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后来梁柏台在给何宝运的信中也讲到了此种情况。11月20日他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又说到——现在的学界，自五四运动以后，舆论为之一新，头脑大大的变更，报纸杂出，也不晓得多少种数。单就杭州而论，除各学校外，还有另外机关的组织，如《浙江潮》《双十半月刊》《杭州学生联合会报》……这许多的报纸，都是鼓吹新思想，以改革社会，革新人生观，为唯一目的。《浙江新潮》辞句过于激烈，被警察厅所封。现在事务所移到上海去了……
由此信可看出梁柏台的一个判断，即他虽然不是《浙江新潮》的同仁，但是他的态度和观点非常鲜明。我以为这更重要，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悟的不只是几个学生，而是一大批，这是时势所趋，潮流所趋啊。关于《浙江新潮》，在同年12月给袁老师的信中，梁柏台又提到——敝校为《浙江新潮》的事情，受了官厅的查办，因为《浙江新潮》社，是二十八大（人？）组织的，社员敝校居半，通讯处是在敝校，为了“非孝”这篇文章，现在处“四面楚歌”“众矢之的”的地位……
而且梁柏台很清楚地看到了一师新潮的四路敌人——第一路敌人，是各校的教员、校长；第二路的敌人，是末（没？）面孔的省议员；第三路敌人，是省长；第四路敌人，是缙绅……在此信中，梁在此提到了书报贩卖部的功劳——自从“书报贩卖报”设立以来，报纸、杂志到几十种之多，每一种要销一百几十种，每人所看的杂志，总有三四种以上。九年一月，本校还有一种报纸产生出世了，名字叫作《钱江评论》，恐怕也是短命的爿子。
梁柏台虽然没有参加《浙江新潮》社，但他是用身体力行去实践新潮的，包括他和汪寿华等参加民众代表团，在省议会旁听了省议员们的加薪案后，当场起来责骂那些无耻的议员们，后来还对新昌籍的一名议员去信责问。
梁柏台信中的一师新气象，当然不止这样。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的是梁柏台的口气和心情，他完全是怀着一种兴奋激动的心情向乡党和师生同学讲述省城及一师的情形的，当然在那些信中更多的还是纵论国事，或者是对家乡教育的关切和建议，其中讲到注音字母的运用等，他甚至还兴高采烈地讲述自己参加省运会的情形，因为他作为一师的18名运动员之一，还得了两个第二名，结果一师是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在这经校长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今天我们看梁柏台的书信，不只是从侧面了解一师新潮的一二，而是可以从书信中看出梁柏台思想脉络的发展，尤其是他对家庭、婚姻和今后命运出路的态度。
从1918年12月26日写给父母的信中，完全可以看出梁柏台的一份孝心和愧疚之意，且看——
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前奉一函，量必早已收到。男在高小时未尝苦楚，不果（过）混混而已。自入师范，始觉学问之途渺无津涯，而初尝为学之苦矣。不及旬余为年假考试，转瞬即可回里。近春毫先生（新昌人，时在杭州电灯公司工作）寄来洋五元已收到矣。男自思入学以来，致大人增加重担。男则俭之又俭，不敢浪费一钱，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饱暖不求繁华。大人之苦，男有不知哉。特以为今世不务学业不足以当分子之责任，以恨天不虚生我也。
但是当后来，梁柏台遭到家里的逼婚一事时，他的家书中就多了不满和反抗的因素，1919年10月17日在给父母的信（节选）中如此写道——我亲爱的父母：说到那婚姻这件事情，我断不肯承认，现在婚姻主义已经打破了，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妻子的说头。喜欢则成，不喜欢则去，也不要像古人取（娶）妻一定要择一个好的日子。我自有一个主张，不能强于我。这种写信的样子，是现在的潮流的趋势，不可以为奇怪，别样说话，后来再说。
同年11月20日，梁柏台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又这样说道——我是抱独身主义的，什么家庭呀，什么妻子呀，闹得我一身（生）一点儿事体也没有。但我所说的独身，不是“离群索居”的话头。我的独身主义，是共同独身主义，社会为一个大家庭，儿子是共养，男女是平权，不愿意再有这是“我的妻”、“我的儿子”，弄出许多专有名词，好像这个人归于私有的，不能为第二个所有，所以弄出这许多繁杂的事体来。
由此信可以看出梁柏台当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同期的一师同学施存统等都受过此种思潮的影响。也许要讲清楚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的影响不是几百个字所能做到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政府思想的思想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多多少少地影响了当时的学生精英们，什么是新思潮？那肯定是西风东渐，肯定是舶来品，也肯定不再是孔孟之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受了新思潮影响的梁柏台自然是不满父母给定下的婚姻大事的，所以也才会发出“独身主义”的声音，这也是成为保守派攻击他们“共妻”的一大罪名。当然此种观念在现在看起来也算是颇为另类的，在人类的所有契约制度中，婚姻关系大约也是属于受契约保护的一种。1920年1月15日，梁柏台又给父母一信，在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便开始了言归正传了——今年要我娶妻，那是我极不赞成的一桩事。为什么呢？我家庭既然这样困难，还要加上一个耗财不生产的一件东西，经济岂不更加困难呀！所以我的主张，敬（若？）不是经济独立，断不能娶归。我现在已经决定，写信来通知你们，你们不要开起空场面，空费掉没有用的金钱。我恐怕你们应社会的需要，去预备起来，所以写这封信来通知你们，你们不要象别人家早点抱孙子。抱孙子是一桩不好的事情。我们中国弄到这步田地，就是抱孙子的缘故。我极其反对现在的习俗，再造未来的社会，假如女子不能独立，硬要成为夫妇，我情愿牺牲……还望原谅，另外一切，后来再谈罢！
从这个信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态度很是绝决，没有一点可以商量的余地了。也就是这同一天，梁柏台还给袁修昌和梁岳生分别发了信，都是同一个内容。在对袁修昌的信中，他说道——假使硬要成婚，我情愿牺牲生命，断不肯承认这种畜生的婚姻。这样一来，我书一定没得读了，我自己也要谋经济独立去了……在对梁岳生的信中，他已经向人借钱了——我决计同家庭宣战，一定要离婚，才肯了事。我家里已经有信写归去，家庭必然要成怒的。我寒假是不回去了。你回到家里，请你寄给我几块，寄信处仍旧是第一师范……
梁柏台这里所说的“离婚”，并非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离婚，而是指那时他想离开婚姻，不跟家里妥协，这其实也是当时青年学子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农村家庭里的孩子，不管是出生在地主家庭还是农民家庭，父母把孩子送到城里去接受新教育，那是希望孩子今后能有出息，能光宗耀祖，而光宗耀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延续香火，长辈就是想抱孙子，尤其是对梁柏台这种一根独苗的家庭来说，父母们的这种愿望尤其迫切，但是孩子一旦接受了新思想，就如同脱胎换骨一般，这是父母们一开始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国弄到这步田地，就是抱孙子的缘故。”此话在今天看起来虽然有点绝对，但在当时的梁柏台们的口中说出来，又是极为自然的，这有施存统的“非孝”说为例。
而当时梁柏台家庭的困境便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一种缩影吧。后来我们知道，梁柏台当时的打算是去法国勤工俭学，为此父母中断了对他的经济供给，但是他没有放弃，仍然在坚持自学法语，他当时还想步施存统和俞秀松的后尘，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但是这一组织很快就解散了，这样他就跟着俞秀松到了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且在为赴苏联学习作准备。1921年梁柏台回到家里，禀报了要赴苏的决定，但是父亲执意不肯，也不愿出任何资费，“父母在，不远游”这是老规矩了，但是要知道任何老规矩最后总是敌不过新潮流的，正如父与子的斗争，一般总是以父亲的妥协而告终的，这似乎也是规律性的东西，但是父辈在退让之前必然也是要硬加一个东西给儿子的，这个东西便是婚姻！这也是最后的撒手锏，以期望儿子在进入温柔之乡时不再远赴那冰天雪地。无奈之下，在1921年的3月3日，梁柏台在新昌老家与陈莲芝完婚，然而七天之后，梁柏台即离开了家乡，送她的是她的大姐梁小芬，而且姐弟俩完成了一次沉重的嘱托。传闻弟弟对姐姐说过“父母和莲芝就托给你”的话，而姐姐则作出了“你不回家，我不出嫁”的承诺。后来，陈莲芝和梁小芬这两个女人苦守半个世纪之多，且相依为命，这种苦守于两个女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受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革命的背后，往往是极其沉重的代价，而革命有时又享受不到革命的成果，反倒要献出生命。陈莲芝于1973年去世（享年77岁），梁小芬于1977（享年86岁）年去世。也就是这个大姐梁小芬，后来保存下了梁柏台的日记信件等，这些物件当然也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后来梁和陈都知道梁柏台在苏联有了妻子和一对儿女，所以解放后遂写信打听并寻找梁柏台及其子女的下落，而最后留给这两个女子的，结果却是无尽的失望。
等待是有原因和力量的。在妻子陈莲芝那里，虽然很早以前梁柏台曾来信让她改嫁，但她一直不改嫁，而大姐梁小芬更是相信一个算命先生的说法，那个算命先生说梁柏台“至少有55岁的命数”。时间到1957年，革命烈士的证书已经颁发两年了，弟弟梁柏台早就过了55岁的命数了，于是这两个女人和亲戚们遂为梁柏台建起了衣冠冢。
由陈莲芝和梁小芬，我们又想起了鲁迅的结发原配朱安，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张琼华，看来在新思想的汹涌大潮中，不知也裹夹进多少像朱安张琼华和陈莲芝一样的无助且可怜的女性。当然这些留守于老家或异地的原配们，她们也各有其自己的命运，她们在当年的婚姻保卫战中看似没有败下阵来，其实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生命都赔进去了。
而梁柏台已经从一师出发了，从一师出发的路绝对是不平坦的，梁柏台、汪寿华、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这一批浙江绍兴籍的热血青年在走上社会之后，他们要去拥抱的只是一个词语：革命。所谓革命，不是他们革了统治者和旧势力的命，就是他们的命被革掉。
[周记·单纯的职业革命家]
相比于梁柏台，周月林似乎是个相对单纯的职业革命家，她比梁柏台小七岁，1906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浦东棚户区的船户家庭，父亲本是宁波人，后来凭着一张渔网到上海讨生活，家境贫苦。周月林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典型的无产者，她9岁就进纱厂做童工，13岁当摇纱工，17岁进日商的大康纱厂做工，每天上班12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在300天到350天之间，每天工资为0.22元到0.30元之间，而童工则是0.18元。当时的《向导》杂志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纱业工人，要算是全国各种工人中最感痛苦的。”周月林的参加革命，缘于她当时参加了位于杨树浦的平民夜校，当时夜校的校长是张秋琴。从扫盲学文化开始，周月林渐渐接受了革命道理。1924年的秋天，周月林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随后她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工作中去了。这里有一点需要交待一下，那时周月林的父母都已去世，所以对于周来说便是无牵无挂的状态了，如果要说有牵挂，那牵挂的就是革命本身。这一点跟梁柏台有所不同。
也许完全可以用干柴烈火来形容周月林和革命的关系，形容工人和革命真理之间的关系。受尽剥削和压迫的以周月林为代表的工作阶级，一旦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引领，自然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年轻的周月林参加过不少的罢工运动，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中，她得到了更多的锻炼，1925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成为女工运动的领导人，由此走上了一名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而且比较有趣的是，周月林当时的直接领导就是梁柏台在一师的同学汪寿华。汪寿华是浙江诸暨人，原名何绍元，又名何今亮，汪和周的关系曾是那种“假夫妻”的关系。汪寿华和梁柏台一样，都是较早赴苏联学习的一批干部。当时周月林在上海总工会做的是保密工作，是一名相当出色的情报人员。在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组织认为周月林的身份已经暴露，遂被秘密派往苏联海参崴学习和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梁柏台。而作为一名学生，周月林在那里也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这个影响了她大半生的男人，当时是她们上课的老师，风度翩翩，口才了得，一讲课就吸引了周月林们。
在苏联，在海参崴和莫斯科等，其实有很大一批后来成为中共元老的都在那里接受过学习和训练，像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刘伯承等，周月林在那里，只能算是小妹妹了，不过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小妹妹，而且这位小妹妹如果从资历上看，也是不简单的，至少在女性革命者中是最早的一批，而且她崭露头角的时候，不是靠诸如夫君和兄弟等的关系，而完全是靠自己的拼打。包括她到江西瑞金在中央苏维埃工作的时候，她在党内的地位都要高于梁柏台，这在革命夫妻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梁周记]
梁柏台是于1921年到苏联留学并工作的，当周月林到苏联时，他已经是一个苏联通了。冰天雪地，异国他乡，周月林等一批年轻女性的到来，自然在异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周月林的回忆，当时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四川籍的教授，一个是北方人，还有过旅法经历，那另一个便是梁柏台。周月林之所以最后选择了梁柏台，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个性好关心人”。看样子乡情在恋爱婚姻中还是起到蛮大的作用的，宁波和绍兴，或者说绍兴和上海，都是算蛮亲近的那种关系。据说老底子的上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宁波和绍兴。而我们今天考察民国人物的社会网络交际圈时，浙江籍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特别是绍兴籍的读书人在当时的影响力。
青春与理想结伴，革命与爱情同行，再也不是媒妁之言，再也不是父母之命，那是何等的自由和快意啊。现在最后的障碍只是家里的结发妻子陈莲芝，梁柏台写了一封信回家，希望她能够改嫁，至于她最后改不改嫁，路途迢迢，天涯孤鸿，那个年代不是说一个短信就可解决的事情。而且组织上当时也已批准梁柏台和周月林结为正式夫妻。要知道组织的决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至少组织还是蛮面对现实的。
或许那是梁柏台和周月林最好的年月，虽然是在异国，虽然条件艰苦，但真正的爱情从来都是无视物质和环境的，或许因为环境的恶劣，反倒能让爱情更加动人和难忘。物质越是贫乏，爱情就越是珍贵。正如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多少青春男女根本不顾回城什么的现实因素，在广阔天地里也让爱情大有作为了一把。因为爱情不是储蓄，说今天不用明天还可以用，说五年期的利息要比三年期的多上几个点的，更没有零存整取这么一回事。
不久他们在异国便有了爱情的结晶，第一个是女孩，取名伊斯克拉（中文名叫忆霞），意取“火星”的意思，取“星火燎原”之意。第二个是男孩，是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从抽出“弗”和“列”字，后来中文名就叫“伟烈”。他们甚至为这孩子举行了一次革命的洗礼。同时，梁柏台也早把这一对儿女的消息告诉了老家的母亲，这对母亲来说也是一个安慰。虽然还没有看到孙女孙子，虽然陈莲芝决意不改嫁，大姐梁小芬也无出嫁之意。
那个年代，中国革命者在苏联等异国生下的孩子也有不少，也有的是后来送出去留学的，曾有一本叫《红樱桃》的电影，就是讲这些革命后代的故事的。从现在能看到的1939、1940年的照片来看，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儿伊斯克拉曾经与毛岸英、刘爱琴（刘少奇之女）、李斯特（李富春、蔡畅之女）、蔡博（蔡和森、向警予之子）有过合影，因为他们同是国际儿童学院的学员，而且从照片上看那时的伊斯克拉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我们当然也无法得知，在拍此照的1940年，伊斯克拉是否知道父亲的生死，是否知道母亲周月林正在坐着国民党的监狱呢。
从1921到1931年，梁柏台已在苏联整整十年了，他常对周月林说，我们是中国人，总要回到中国去革命吧。不久这个要求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同意，他们问梁柏台还有什么困难，梁说“我自己没有困难，可我有一个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在这里，我走后，他们怎么办？”莫斯科方面的回答是妻子带走，孩子留下交给我们，由我们送进国际儿童学院。
梁柏台把组织的这个决定告诉了周月林，周一开始想不通。是啊，是常人都会想不通，她想把孩子也带回去，可是受到了上面的批判——“叫你去做革命工作的，又不是叫你去住家带孩子的。”
所以组织的这个考虑其实有着深计远虑的。我倒不是说孩子就是一种人质了，组织的考虑一定是——你们放心去革命吧，少一些儿女私情的牵挂吧。
很显然的，无论是在浙江一师还是在上海的夜校里，老师都没有讲过如何看待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所以说革命者或者说理想主义者，就是有一个从常人向圣者的转变过程，回国前夕虽然依依不舍，但还得痛下决心啊。作为丈夫的梁柏台这时只能安慰妻子了——我们应该把孩子交给革命，我们回去就是干革命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回来能建设祖国，再说了，要孩子的话我们回去之后还可以再生的……
从此，这一对儿女便和父母永远天涯相隔，分别时孩子才三四岁啊，如果现在他们还健在，也是八十老妪（翁）了。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如果带着孩子回国，或许要更为安全和便利一些，何况梁家母亲思儿盼孙心切，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天伦之乐啊！可惜连这样的祈盼也都一一落空了。如果晚年的周月林有什么后悔的话，那一定是后悔当年没有带回一双儿女回来。这是肯定的。为什么中国的老人们总是想抱孙子，这一定是道理的，这个道理往往要到老了才慢慢懂得。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后来”的设想了，樱桃虽鲜美，但生命极其短暂——不知这是不是一种象征或暗喻。其实国际儿童学院的生源，并不全来自中国，确切的说包括苏联在内的正在进行红色革命的国家的孩子——或领导人的，或已经成为遗孤的，而领导人后来又因为其曲折和坎坷的命运，这便势必影响到他们子女的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苏联和国际共产组织创办国际儿童学院的性质，既是保育院，又是接班人的摇篮。
男儿有泪不轻弹，为什么不轻弹，因为还有更重的革命理想，那么现在女子有泪也不能轻弹了，因为同样的必须夫唱妇随，这是一种革命的夫唱妇随。回国途中，这一对夫妻也颇多转折，差一点暴露身份，因为当时他们在苏联的公开身份都是“华工”，尤其是梁柏台在苏做“华工”已经十年，目标大，身上又带着美金等，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出入境的，只能是偷越国境之后再坐火车，一路上这一对夫妻曾经走散，后来又奇迹式地在一艘海船上相遇。走大连，到上海，跟组织联系上之后，又在1931年的秋天到达了江西瑞金，受到了毛泽东的欢迎。毛泽东当时对梁柏台说你是红色的法律专家，第一部红色大法等你起草了。周月林在这里更是受欢迎，因为女干部奇少，像周月林这样参加过五卅运动又留过苏的更是少见，所以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梁柏如和周月林最为如鱼得水的日子。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笔者曾在上世纪90年代去过那个大礼堂，虽然看上去很是山寨，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山寨起来的，会议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件是关于梁柏台的，他和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曾山等同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最后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还有一事是关于周月林，她和五位女同胞合了一张影，她们是贺子珍、康克清、钱希均（毛泽民夫人）、曾碧漪（古柏夫人），彭儒（陈正人夫人）。这张照片在几十年后至少成为一种证明，能证明周月林的红色资历吧。因为当时周月林的身份已经是中央苏区的妇女部长，这个身份是在苏区一大召开前夕就确定下来的，不久，周月林又被任命为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后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第一任是向警予），后来周月林在长年蒙冤后曾写信给邓颖超，因为邓当年是妇女部的委员，说起来算是周月林的部下。但无论是哪个名称，其实都是跟国民政府相对应的一个组织还不是执政党的地位，不过从当时周月林的地位看，那的确是红色女界第一人了。如果一定要从权力的角度说，周月林的地位似乎已经超过了梁柏台。因为她在“苏二大”上被选入中央政府主席团，当时成员一共是17名，她是唯一的一名女性，其他16名成员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李维汉）。后来周月林还兼任国家医院院长，这个职务也是一个伏笔。
梁柏台当时任司法委员会委员（相当于司法部长），因为前面的委员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任，所以梁实际上是苏维埃司法部的最高领导人，为红色宪法以及其他各种法律（包括婚姻法）的制订实施做出了贡献，后来他又兼任内务部副部长，并代理内务部长。
这是最坏的年代，这也是最好的日子。梁周这一对革命伉俪当时住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家边上。只要谈起梁柏台，人们都觉得他个性态度很好，为人也很好相处。而人们谈起周月林，也是觉得她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对工作是十分的投入。1933年6月，周月林在瑞金生下一个儿子，当时毛泽东还风趣地给他们的儿子取小名叫毛毛，他说他自己是老毛，他还给其他的孩子也取名为小毛，最后是李六如又给“毛毛”取名为“沙洲”，因为瑞金有沙洲坝，是为纪念之意。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主力要开始长征之路，本来梁柏台是在参加长征的名单中的，只是在临出发的前几天，中央遂决定项英、陈毅率部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同时也提名要求梁柏台留下协助项陈工作，梁柏台服从组织决定，同时又做了妻子周月林的工作，让妻子也留下来，周月林一开始不想留下来，千方百计地想参加主力红军的长征，但最后她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这一“留”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先说儿子沙洲，当时主力转移时中央规定一律不准带孩子，一律要将孩子送给老乡，现在梁柏台和周月林都不参加长征都留下不走了，照理说是不必把孩子送掉了，可是梁柏台还是以“党有决定，不能例外”为由将孩子送掉了。结果在“还乡团”打回来时，才2岁的小沙洲的身份被暴露，小小年纪便被关进监狱，最后染病而亡，死时才两岁。
接下去这一对红色夫妻的的命运便直转而下，这也跟当时苏区的形势是完全一样的。梁柏台在突围中被敌人抓获，后被杀害在江西的大余县，关于这一段史实，记载和回忆十分稀缺，只是说他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什么都不说。
那么周月林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周记·命运的岐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现在我们单独来说说周月林吧。
差不多在梁柏台突围的同时，周月林则随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夫人张亮一起突围。组织是希望他们能去香港开展工作，如果去不了香港就到上海，组织认为周月林在上海开展过地下斗争，有经验，要潜伏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得承认中央的英明，主力红军进行长征，项英等留下打游击，这等于说是把鸡蛋放在好几个篮子里了。
我们先来说说一同突围的人吧。
瞿秋白，当时正疾病缠身；何叔衡，已年过六旬；张亮，已有身孕六个月，那么五人中只有邓子恢和周月林是不用照顾的“壮劳力”，当时项英和陈毅派了一个警卫排掩护他们，因为瞿秋白是名人，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这一进入白区就有很大的危险性。在行军突围的过程中，何叔衡还认周月林做了干女儿。
说起周月林后来的身陷囹圄，那完全是为了瞿秋白，因为有一次在被敌人包围时，他们一起抱着头滚下山去，可是当周月林冲出时，发现瞿秋白跟何叔衡却不在身边，她想到瞿有病且又是近视眼，而何干爹又是个老人了，她怕他们有个三长两短，于是她决定“倒回去”找他们，这么一“倒回去”，她便找到了瞿秋白和张亮，而何叔衡已经牺牲，而邓子恢却冲了出去。
也许历史是不能像一张影碟似的“倒回去”，后来有人说，毕竟是女子的一腔热血，而少了点斗争经验，因为这么倒回去是于事无补的，所以当后来有研究者问周月林这一段历史时，周月林的回答是绝不后悔，因为周月林这一倒回去，她便因为瞿秋白而坐了几十年的牢，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后来，瞿秋白、周月林和张亮三人又一同被俘，从此开始了很为不堪的命运之路。
被俘，但没有暴露身份。当时周月林化名为陈秀英，身份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因为她做过医院院长，颇懂医术，这个说法是能够掩护自己的。项英的夫人化名周莲玉，是香菇客老板娘，也是被红军抓去的；瞿秋白则化名为林琪祥，就说是大学生，在福建上杭养病，也是被红军抓去的。实际上周月林用“陈秀英”这个化名早就有之，从当年梁柏台给母亲的家书中就有“儿媳陈秀英”云云，而张亮本名就叫张莲玉，至于瞿秋白的化名林琪祥，也有“双（目）林”之意，因为他曾用过“双林”、“阿林”的笔名。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颇有传奇性了，这也就是我在纪录片中听项英女儿的口述中得到的传奇故事，后来又跟《走近周月林》一书对应了起来。三人被捕的时候，敌人找不到破绽便也暂时将他们男女有别地关押了起来。先是周月林获得了机会，因为听说她是护士，而当时一个敌军营长的太太刚好要生孩子，于是她便阴差阳错地去做了接生婆，孩子生下来之后，周月林便成了有功之臣，她的行动便有了自由。但是她没有只想到自己，她想到了瞿秋白和张亮。接着张亮的机会也来了。上杭县里有一个糖果店老板没有孩子，当得知张亮怀有身孕之后，便也将她保释了出来，条件是生下孩子归他。为了保全项英的后代，张亮便也只好这么做了。随后便是保释瞿秋白的工作了。当听到周和张都保释之后，瞿秋白便觉得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于是开始编写口供，同时又给上海的鲁迅和妻子杨之华秘密捎去消息，妻子和鲁迅都已筹得款项，正在积极地运作当中，似乎一切都将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瞿秋白的身份还是被暴露了，而且很快就逮捕入狱。因为本文的主人公并非著名的秋白同志，所以就不展开来讲瞿的故事了，只是瞿的被捕牵扯到了周月林和张亮这两个女性的名誉问题，她们终于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因为人们的推理是这样的——你们三人一起被捕，为什么唯独秋白被抢杀而你们两个却获得了自由，不是你们出卖的又是谁出卖的呢？
所以后来张亮出狱后去找项英，项英都没有理睬她，甚至有传闻是项英开枪杀掉了张亮，因为他不允许自己的妻子是叛徒，而张亮在上杭生下的儿子也被带到了延安，但是延安已经没有她们的容身之处了，后来张亮便一直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那另一个“叛徒”便是周月林。瞿秋白身份一暴露，周月林随即又被抓了起来，敌人甚至都打听到她在中央苏区选举时得票都要比瞿秋白高。一切都暴露了，随后周月林和张亮被各判十年徒刑。这个时候，命运中最为残酷的一面开始了，这两个女人一方面坐着国民党的牢，而另一方面却受到来自共产党和同志们的怀疑，怀疑她们就是出卖秋白的叛徒，因为疑点也太多了，比如说“收为外室”、“纳为姨太太”等，似乎这是最为合乎逻辑的推理了。而我们的秋白同志，在写了《多余的话》后，也已经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了，这位红色书生临终前曾走过这么一句话：中国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但中国的监狱绝对是最不好坐的。周月林在想着办法，当时她还不知道外界及同志们对她对张亮的看法，但是坐在牢里的人，大约是很少才有把牢底坐穿的想法的。如果你是个常人，那就得想办法出去。她先是给梁柏台的姐姐梁小芬写信，打听梁柏台的一个“表弟”的情况，这个“表弟”是梁的同村人，知新小学的同学，是黄埔六期生，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而是梁的另一个同学叫陈士明的，也是黄埔六期生，时任福建党部的科长之职。当时负责关押周月林她们的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有一次碰到陈士明时，当知道陈是浙江新昌人时，无意中说了一句“我们关押着你们新昌人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这个时候陈士明说梁柏台倒是我的小学同学，不过他的老婆我也不认识，于是钟绍葵便马上给了个顺水人情，既然如此你把她保保出去嘛好了，于是他们又找到了另一个也姓陈的新昌老乡，时任军法处长，他说既然如此你们把另一个也保保出去算了，这另一个人便是张亮和她三岁的儿子。而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便是国共正在进行第二次合作，以开始全面抗战。
也正是凑巧，那个陈姓的军法处长因为部队面临调防，正欲回老家新昌一趟，而周月林和张亮也正走投无路，周月林的想法当然是要去找梁柏台，但又不知道丈夫在哪里，从1935年被捕到1937年释放，时间已过了两年，当时周月林的想法是先带上张亮和孩子，先回到丈夫的老家再说，于是这两个女人加一个孩子便搭上了陈处长的专车回到了新昌。
接下去便是更戏剧性的一幕。
因为周月林知道梁的老家有一个妻子叫陈莲芝，虽然梁写信回去让陈改嫁，但“嫁鸡随鸡”的传统却让陈莲芝一直独守空房，在家也一直敬奉着婆婆，那么婆婆和陈莲芝会怎么对待她呢，在梁柏台以前给家里的信中，是提过他们在江西瑞金所生的儿子沙洲的，于是周月林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张亮把儿子借给她，让小孩叫她“母亲”，叫张亮为“阿姨”，而这小孩本来就跟周月林很熟，因为她们本来就是狱友嘛。
于是周月林受到了婆家的热情接待，主要原因当然是周月林带回了一个“孙子”，于是便开始了假戏真做。因为此时，梁柏台已经17年没有回过老家了（其实已经牺牲了），现在老太太终于盼来了一个孙子，此种喜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戏总是要有演完的那一天的，此戏的配角张亮的心情当然是不好受的，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在积极地联络，而且已经联络上了一位亲人，准备要带着儿子离开了，而周月林则联系到了上海的姐姐和弟弟。很显然，新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且在跟梁小芬的相处中，梁小芬告诉了周月林，是一个叫袁修昌老师告诉她的，说梁柏台可能已经牺牲了，但梁小芬一方面瞒着母亲和陈莲芝，一方面她自己又不相信这个消息的，因为她曾经请算命先生算过，算命先生说，梁柏台有55岁的命数，而那时弟弟梁柏台才40岁不到。
本来这场戏就是演给梁母看的，而最后最受打击的自然也是梁母。媳妇是真的，而孙子却是假的，儿子更是毫无音讯，这算什么呢？中国的女人，中国的母亲，什么打击没有受过呢？
周月林和张亮母子到了上海，先是住在周月林的姐姐家里，她们想方设法找组织，可是要知道当时的组织都是在地下的，没有挂着那么多的牌子的。好在报纸上终于有了消息，国共合作在当时的一个成果便是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这个消息对张亮来说自然是意义重大的，于是张亮母子和周月林便决定去南昌的军部找项英，她们想找到丈夫，便等于是找到了组织，谁知在车站和旅店的周转之间，张亮和周月林便从此分开了。
关于张亮，后来便有种种传说，因为她是背着“叛徒”之名去找项英的，那么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才会有黎汝清小说中的项英让妻子“滚蛋”的说法，甚至还有项英开枪打死张亮的传闻，不过照张亮之女项苏云的说法是，张亮是到过延安，并且把儿子（后叫项学成）带到了延安的保育院，只是她们母女也没有见上面。从此，张亮便下落不明了。项英本人后来也在皖南事件中牺牲。
而此后的周月林便被沦为平民，她在上海一边做工，一边寻找组织和以前的老熟人老战友，想让他们为自己作证明。但是当时的组织是只认介绍信或上一级组织的，所以一切的努力都显得徒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55年，这位1925年入党的女干部在三十年之后便又重新开始了监狱生活，这一回坐的是共产党的牢了。为什么这一年周月林被抓起来了呢？因为这一年，秋白的遗骨得以从福建长汀迁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一来，人们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出卖秋白的叛徒是谁呢？当时“五人行”中的何老已经牺牲，张亮下落不明（且当时的传闻也是死了），邓子恢是突围出来的，那么排来排去，这叛徒的罪名就得有周月林来承担了。因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既然秋白被抢毙了，那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却被放了出来呢？而当时的一个背景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好被揪了出来，那有一点点“历史问题”的都不可能被放过，而能为周月林证明的直接证人又找不到，所以她也只能坐牢了。1965年，已经被关押了10年的周月林被判12年徒刑，接着在“文革”中又被遣送至山西榆次的劳改农场，直到197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那么到底是谁出卖了瞿秋白呢？好在当年的新闻还算忠实于历史事实。人们终于从一张旧报纸中找到了相关的报道，那上面有“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而“赤共闽省书记”就是万永城，他在突围战中也牺牲了，他的妻子则泄露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另外还有一个叫郑大鹏的人，当时也暗中指认了瞿秋白等五人的身份资料——这便推翻了长期以为人们认为“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
真相大白，其实真相早就大白了。如果当年周月林不“倒回去”找瞿秋白，也许不会有她以后的命运；如果她跟着主力红军长征了，那或许又是另一种命运了；再假设如果梁柏台、周月林这一对红色夫妻都跟着长征的队伍，这又是另一种结果了……可是历史又是不能倒回去更不能假设的。
周月林后来选择定居在浙江新昌，梁柏台的家乡也热情地欢迎这位革命老人的到来，毕竟她也是新昌的媳妇。只是在苏联的一对儿女，再也没有下落了。后来不少革命家的后代都在想方设法地帮助寻找，但就是没有丝毫的音讯。毕竟那是一对生在国外的儿女，自幼与父母分离，再加上战争岁月，所以杳无音讯似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我们觉得，老天实在是太亏待梁柏台和周月林这一对革命夫妻了。1997年12月28日，周月林在新昌去世，享年92岁。周月林的坟墓就建在梁柏台的衣冠冢的旁边。只是听说梁柏台的家乡，这个小村子，即将要成为水库的一个部分，那么梁的故居和这里所有的一切，会被水淹没吗，当地政府会重择高地修建这一切吗？
2010年夏天的一天，我和朋友去寻访天姥山古道，顺便来到了梁柏台的故居，我拍了一点照片。另外我也被告知，梁柏台小学的师生早就并到附近的一个小学去了，现在空空的操场上，还立着一个篮球架子，其余则是铁将军把门。是的，在我了解到的先贤和烈士们的家乡，大概除了极个别的像鲁迅故居成为旅游热点的，大部分都是处在身后寂寞名的状况的，这又难免要让我空发一番感慨。
我在写作《民国有个绍兴帮》之前已经写过两本相关的书，第一本叫《向来风花雪月》，多是民国杭州文人的故事；第二本叫《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就是写浙江第一师范出来的精英师生，就是写经亨颐校长的那个圈子，包括著名的四大金刚，还有就李叔同、丰子恺等文化名流，当然还有就是那些为国捐躯的人，如俞秀松、宣中华、叶天底等。这个时候，本文的主人公梁柏台还没有进入我的视线，因为一开始，只能查到这个绍兴新昌人大约不到千字的资料，是一则介绍两则日记（书信），只知道他是曾是中央苏维埃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共法制建设的开创者，1935年3月被俘后英勇就义。
真正写作梁柏台的机缘，是缘于在2009年11月我跟作家谢鲁渤赵健雄和嵇亦工等去了一趟浙江新昌，与当地的作家袁方勇、石三夫等相聚甚欢，其中见到了一位来自梁柏台小学的小潘老师，她是一名文青，书法和散文颇有建树。我问她有没有关于梁的资料，她说有啊，随后她给我寄来了一本《梁柏台》的小册子，那是由当代中国出版社于1994年正式出版的。
大概两个小时，我就翻完了此书，还是不知道写些什么，要不要写？那些日记、那些信札的确极为珍贵，大概也是我现在所能看到的除经亨颐之外，浙江一师师生中留下日记信札最多的人，其他现在能看到的就是俞秀松的日记和书信了。我把梁的那些文字淘了几遍，也觉得梁的文字格外原始珍贵，因为那都是由他的姐姐像珍藏一个梦似的珍藏下来的。她姐姐梁小芬终身未嫁，与柏台的原配夫人厮守终身，一起替梁柏台照料母亲，所以梁的这些文字资料能保存下来是极为不易的。
但这还不足于让我有写作的冲动。也真是无巧不成书了，有一天晚上，我重看一本关于革命先辈的纪录片，其中有一节是讲项英夫人张亮的一段传闻，是由项英和张亮的女儿讲述的，其中讲到过一个叫周月林的女人，曾跟张亮一起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大名鼎鼎的瞿秋白。那个纪录片本是讲张亮的身世之谜的，但我此番重看是想起了梁柏台的夫人也叫周月林，那么她们是不是同一个女人呢？虽然这在党史上是早就解了密的事情，但是我最早却是从荧屏上获得这一信息的。后来我又从新昌方面得到了一本《走近周月林》（中国文联出版社），于是一切都解密了。
果然，这是同一个周月林！她就是梁柏台后来的妻子，是一个伟大而悲剧的女性！于是我决定写这一篇《梁周记》。我要写的关键词是：理想，爱情，牺牲，命运和悲剧。在我写作此文的时间里，刚好有一本叫《十月围城》的电影上映，这是一部关于刺杀和保卫孙中山的电影，据称电影的策划者原来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说：孙中山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他而牺牲，那么临终前说中国的豆腐是最好吃的瞿秋白当然也不知道周月林是为他而坐了半辈子的牢，先是国民党的牢，后是共产党的牢；而梁柏台至死也不知道妻子在哪里；而这一对革命夫妻留在苏联的一儿一女也不知是死是活……
这是一个谜。这更是一段传奇。
[梁记·1919在杭州]
1918年的秋天，浙江新昌人梁柏台来到了杭州，他考入了浙江第一师范的预科，这一年他虚岁刚满20岁（1899年生人）。此前，梁柏台在新昌上过知新学校，光听校名便可知道，这是一所新式的小校，后来他到杭州后还专门给母校的老师和同学写信，汇报学习情况，交流时政观点。在上知新之前，梁柏台还上过私垫，所以他是受到过良好的基础教育的。但是梁柏台的家境不但不富裕，而且还很困窘，然而因为梁柏台是家中独子，父母决计要让儿子得到好的教育，因为是男儿，他便比他的姐姐要幸运。当时的梁家基本是以砸锅卖铁的精神在支撑一个梁柏台的，所以才有了他考上浙江一师预科的可能性。而他的姐姐梁小芬，当年是跟弟弟有过一个约定的，弟弟不回来，姐姐终身不嫁。梁柏台离开家乡的前夕，家里面给他匆匆完婚，他没有能顶住亲情的压力。
后来梁柏台去了苏联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他在那里认识了周月林，后来跟周结婚生子。而在老家新昌，他的结发妻子也一直在等着他，倒是周月林和前面所提的项英的夫人张亮一起回过新昌，且在那里也上演了一出悲喜剧。
现在我们来看梁柏台青少年时代的文字，那真是书生意气、心怀天下啊。且看他1915年5月19日的日记——见三年级学生在操场上破球门。吾忽想吾国之与日人对峙，是不啻今日之攻球门也。夫日人与吾国人，犹红绿球之踢球人也。吾国之土地，犹皮球存立于操场也。两队相争，犹吾国人与日人相攻击也。吾辈青年，可不击球，以强筋骨，活血脉，振精神，与日人相搏战乎？
怪不得当时教过梁柏台的老师都夸他文章写得好。看他的日记，从泥水匠筑门，他便想到了国门和国防，从卖茧者的旗子想到了中国国旗，如此以小见大，触景生情，这说明梁柏台从小便有志气，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一个愤青，但又不仅仅是一个愤字了得，而是处处用心刻苦。这从他给友人、家人和老师同学的书信中即可看出，同时也能看出他身处一师那样一种新环境新气象下的林林总总，比如他也讲到了学校里出现的一些新书报，这跟一师当时出现的书报贩卖部的情况是吻合的——在二十世纪的时候，物质文明，笨头笨脑的人断不能竟于天壤了，所以我主张的是思想，所看的书是《新青年》……现在杭州的学校，抱自动的教育主义了，思想要求新鲜，所以学校里头若《新青年》、《新教育》、《新潮》、《教育潮》这许多新思想的书籍，学校里大大的风行。我也有几本在这里看看，（1919年9月12日给梁岳生、周相标的信）。
90年之后的我们，竟然都向物质文明狂奔而去，不要说贪官污吏没有一个是跌倒在精神文明上的，他们很少是因主义和观念而下狱的；就是我们普通人芸芸众生在衣可裹体，食可果腹的情况下，也都是疯狂地逐利而行，想到此我们难道不惭愧吗？
1919年9月梁柏台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又如此说——自从五四运动，学生发现了自动的举动，学生方面和学校方面，都惊醒觉悟了。学校方面是怎样的觉悟？就是校长改变学校的办法，教育抱自动的目的，一切舍务、学务都委学生去做。学校好像一个议会，仍旧选出代表，到了有事体的时候，征求意见，议后始行。教职员和顾问官是一样的，这是关于舍务的事情。学校的事情？就是上班，学生轮渡教授，教员旁听，指出他们的谬误。废除考试，在平时的自习。这样一来，要比从前好得多了。上面所说的是学校方面的觉悟。学生方面的觉悟是什么？学生大家知道五四运动的力量是从新思想来的，所以凡关于新思想的杂志各人至少有一种，并且组织一书报贩卖部，凡关于新思想杂志评论，竭力征求。到了例假的日子在负（贩）卖，以供给社会上的人看看，使得普及罢了。这是学生的觉悟。
梁柏台在信中提到的废除考试一事，倒是在其他亲历者中从未见过提到，而且“学校好像一个议会”也绝对是新提法，也很是形象。同年10月18日，他在写给知新学校老师唐化成的信中又说——今日有一件事情要好问先生。是什么事体呢？就是我们新昌各高小的寄信处。为什么要问寄信处呢？因为敝校校友会有《十日刊》的出版。大凡本省各主小以上的学校以及机关，各分送一份看看，不取分钱。本校分送报纸，费了许多铜钱，他的目的……是应现在的时势，鼓吹新思想的。
这是梁柏台人在省城、心系绍兴新昌的表现，他是真正意识到新思想、新杂志的重要性，所以要向家乡的教师极力推荐。因为就浙江一师出名的学生而言，也许梁柏台是排不上前几位的，跟施存统、俞秀松、宣中华们相比，梁柏台不算特别有名，但即便这样一个不算特别有名的学生，也是真正感受到了五四新思想的冲击。
同年11月9日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梁柏台又不无骄傲地向老师说道——现在各报纸上的谕（舆）论，说敝校在全国中等学校排起来，要算第一个位子。我们的校长，比作北京大学的蔡孑民，陈望道比作陈独秀，袁易比作胡适之，《校友十日刊》比作北大的《新青年》。这是一般谕（舆）论，不必作他极有价值的判断。但是依我想起来，全国教育家比经子渊比较好色，其数目写不胜写，比经子渊比较歹色，也写不胜写，倘若平均起来，全国能够个个象经子渊这样，则教育也算歹了，这不是我的夸张，实在是平心静气的话头。自从这学期起，敝校守旧的教员，错（差）不多没有了，这学期请归来的教员，都是提倡新文学的沈仲久（九）、刘大白、袁易、陈望道、李次九……这一般（班）教育家，都在敝校专任功课，实在难得得很。
文字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自豪之气，由此也完全印证了浙江一师那些精英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后来梁柏台在给何宝运的信中也讲到了此种情况。11月20日他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又说到——现在的学界，自五四运动以后，舆论为之一新，头脑大大的变更，报纸杂出，也不晓得多少种数。单就杭州而论，除各学校外，还有另外机关的组织，如《浙江潮》《双十半月刊》《杭州学生联合会报》……这许多的报纸，都是鼓吹新思想，以改革社会，革新人生观，为唯一目的。《浙江新潮》辞句过于激烈，被警察厅所封。现在事务所移到上海去了……
由此信可看出梁柏台的一个判断，即他虽然不是《浙江新潮》的同仁，但是他的态度和观点非常鲜明。我以为这更重要，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觉悟的不只是几个学生，而是一大批，这是时势所趋，潮流所趋啊。关于《浙江新潮》，在同年12月给袁老师的信中，梁柏台又提到——敝校为《浙江新潮》的事情，受了官厅的查办，因为《浙江新潮》社，是二十八大（人？）组织的，社员敝校居半，通讯处是在敝校，为了“非孝”这篇文章，现在处“四面楚歌”“众矢之的”的地位……
而且梁柏台很清楚地看到了一师新潮的四路敌人——第一路敌人，是各校的教员、校长；第二路的敌人，是末（没？）面孔的省议员；第三路敌人，是省长；第四路敌人，是缙绅……在此信中，梁在此提到了书报贩卖部的功劳——自从“书报贩卖报”设立以来，报纸、杂志到几十种之多，每一种要销一百几十种，每人所看的杂志，总有三四种以上。九年一月，本校还有一种报纸产生出世了，名字叫作《钱江评论》，恐怕也是短命的爿子。
梁柏台虽然没有参加《浙江新潮》社，但他是用身体力行去实践新潮的，包括他和汪寿华等参加民众代表团，在省议会旁听了省议员们的加薪案后，当场起来责骂那些无耻的议员们，后来还对新昌籍的一名议员去信责问。
梁柏台信中的一师新气象，当然不止这样。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的是梁柏台的口气和心情，他完全是怀着一种兴奋激动的心情向乡党和师生同学讲述省城及一师的情形的，当然在那些信中更多的还是纵论国事，或者是对家乡教育的关切和建议，其中讲到注音字母的运用等，他甚至还兴高采烈地讲述自己参加省运会的情形，因为他作为一师的18名运动员之一，还得了两个第二名，结果一师是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在这经校长的日记中也有记载。
今天我们看梁柏台的书信，不只是从侧面了解一师新潮的一二，而是可以从书信中看出梁柏台思想脉络的发展，尤其是他对家庭、婚姻和今后命运出路的态度。
从1918年12月26日写给父母的信中，完全可以看出梁柏台的一份孝心和愧疚之意，且看——
父母大人膝下敬禀者：前奉一函，量必早已收到。男在高小时未尝苦楚，不果（过）混混而已。自入师范，始觉学问之途渺无津涯，而初尝为学之苦矣。不及旬余为年假考试，转瞬即可回里。近春毫先生（新昌人，时在杭州电灯公司工作）寄来洋五元已收到矣。男自思入学以来，致大人增加重担。男则俭之又俭，不敢浪费一钱，亦自知家寒，衣食毋使饱暖不求繁华。大人之苦，男有不知哉。特以为今世不务学业不足以当分子之责任，以恨天不虚生我也。
但是当后来，梁柏台遭到家里的逼婚一事时，他的家书中就多了不满和反抗的因素，1919年10月17日在给父母的信（节选）中如此写道——我亲爱的父母：说到那婚姻这件事情，我断不肯承认，现在婚姻主义已经打破了，没有一个人有一个妻子的说头。喜欢则成，不喜欢则去，也不要像古人取（娶）妻一定要择一个好的日子。我自有一个主张，不能强于我。这种写信的样子，是现在的潮流的趋势，不可以为奇怪，别样说话，后来再说。
同年11月20日，梁柏台在给袁修昌老师的信中又这样说道——我是抱独身主义的，什么家庭呀，什么妻子呀，闹得我一身（生）一点儿事体也没有。但我所说的独身，不是“离群索居”的话头。我的独身主义，是共同独身主义，社会为一个大家庭，儿子是共养，男女是平权，不愿意再有这是“我的妻”、“我的儿子”，弄出许多专有名词，好像这个人归于私有的，不能为第二个所有，所以弄出这许多繁杂的事体来。
由此信可以看出梁柏台当年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同期的一师同学施存统等都受过此种思潮的影响。也许要讲清楚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当时中国的影响不是几百个字所能做到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无政府思想的思想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多多少少地影响了当时的学生精英们，什么是新思潮？那肯定是西风东渐，肯定是舶来品，也肯定不再是孔孟之道。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受了新思潮影响的梁柏台自然是不满父母给定下的婚姻大事的，所以也才会发出“独身主义”的声音，这也是成为保守派攻击他们“共妻”的一大罪名。当然此种观念在现在看起来也算是颇为另类的，在人类的所有契约制度中，婚姻关系大约也是属于受契约保护的一种。1920年1月15日，梁柏台又给父母一信，在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便开始了言归正传了——今年要我娶妻，那是我极不赞成的一桩事。为什么呢？我家庭既然这样困难，还要加上一个耗财不生产的一件东西，经济岂不更加困难呀！所以我的主张，敬（若？）不是经济独立，断不能娶归。我现在已经决定，写信来通知你们，你们不要开起空场面，空费掉没有用的金钱。我恐怕你们应社会的需要，去预备起来，所以写这封信来通知你们，你们不要象别人家早点抱孙子。抱孙子是一桩不好的事情。我们中国弄到这步田地，就是抱孙子的缘故。我极其反对现在的习俗，再造未来的社会，假如女子不能独立，硬要成为夫妇，我情愿牺牲……还望原谅，另外一切，后来再谈罢！
从这个信中，可以看出梁柏台的态度很是绝决，没有一点可以商量的余地了。也就是这同一天，梁柏台还给袁修昌和梁岳生分别发了信，都是同一个内容。在对袁修昌的信中，他说道——假使硬要成婚，我情愿牺牲生命，断不肯承认这种畜生的婚姻。这样一来，我书一定没得读了，我自己也要谋经济独立去了……在对梁岳生的信中，他已经向人借钱了——我决计同家庭宣战，一定要离婚，才肯了事。我家里已经有信写归去，家庭必然要成怒的。我寒假是不回去了。你回到家里，请你寄给我几块，寄信处仍旧是第一师范……
梁柏台这里所说的“离婚”，并非我们现在意义上的离婚，而是指那时他想离开婚姻，不跟家里妥协，这其实也是当时青年学子所面临的同一个问题。农村家庭里的孩子，不管是出生在地主家庭还是农民家庭，父母把孩子送到城里去接受新教育，那是希望孩子今后能有出息，能光宗耀祖，而光宗耀祖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延续香火，长辈就是想抱孙子，尤其是对梁柏台这种一根独苗的家庭来说，父母们的这种愿望尤其迫切，但是孩子一旦接受了新思想，就如同脱胎换骨一般，这是父母们一开始所万万没有想到的，“我们中国弄到这步田地，就是抱孙子的缘故。”此话在今天看起来虽然有点绝对，但在当时的梁柏台们的口中说出来，又是极为自然的，这有施存统的“非孝”说为例。
而当时梁柏台家庭的困境便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一种缩影吧。后来我们知道，梁柏台当时的打算是去法国勤工俭学，为此父母中断了对他的经济供给，但是他没有放弃，仍然在坚持自学法语，他当时还想步施存统和俞秀松的后尘，去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但是这一组织很快就解散了，这样他就跟着俞秀松到了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并且在为赴苏联学习作准备。1921年梁柏台回到家里，禀报了要赴苏的决定，但是父亲执意不肯，也不愿出任何资费，“父母在，不远游”这是老规矩了，但是要知道任何老规矩最后总是敌不过新潮流的，正如父与子的斗争，一般总是以父亲的妥协而告终的，这似乎也是规律性的东西，但是父辈在退让之前必然也是要硬加一个东西给儿子的，这个东西便是婚姻！这也是最后的撒手锏，以期望儿子在进入温柔之乡时不再远赴那冰天雪地。无奈之下，在1921年的3月3日，梁柏台在新昌老家与陈莲芝完婚，然而七天之后，梁柏台即离开了家乡，送她的是她的大姐梁小芬，而且姐弟俩完成了一次沉重的嘱托。传闻弟弟对姐姐说过“父母和莲芝就托给你”的话，而姐姐则作出了“你不回家，我不出嫁”的承诺。后来，陈莲芝和梁小芬这两个女人苦守半个世纪之多，且相依为命，这种苦守于两个女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受寡”。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革命的背后，往往是极其沉重的代价，而革命有时又享受不到革命的成果，反倒要献出生命。陈莲芝于1973年去世（享年77岁），梁小芬于1977（享年86岁）年去世。也就是这个大姐梁小芬，后来保存下了梁柏台的日记信件等，这些物件当然也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物。后来梁和陈都知道梁柏台在苏联有了妻子和一对儿女，所以解放后遂写信打听并寻找梁柏台及其子女的下落，而最后留给这两个女子的，结果却是无尽的失望。
等待是有原因和力量的。在妻子陈莲芝那里，虽然很早以前梁柏台曾来信让她改嫁，但她一直不改嫁，而大姐梁小芬更是相信一个算命先生的说法，那个算命先生说梁柏台“至少有55岁的命数”。时间到1957年，革命烈士的证书已经颁发两年了，弟弟梁柏台早就过了55岁的命数了，于是这两个女人和亲戚们遂为梁柏台建起了衣冠冢。
由陈莲芝和梁小芬，我们又想起了鲁迅的结发原配朱安，郭沫若的原配夫人张琼华，看来在新思想的汹涌大潮中，不知也裹夹进多少像朱安张琼华和陈莲芝一样的无助且可怜的女性。当然这些留守于老家或异地的原配们，她们也各有其自己的命运，她们在当年的婚姻保卫战中看似没有败下阵来，其实是把所有的青春和生命都赔进去了。
而梁柏台已经从一师出发了，从一师出发的路绝对是不平坦的，梁柏台、汪寿华、俞秀松、施存统、宣中华这一批浙江绍兴籍的热血青年在走上社会之后，他们要去拥抱的只是一个词语：革命。所谓革命，不是他们革了统治者和旧势力的命，就是他们的命被革掉。
[周记·单纯的职业革命家]
相比于梁柏台，周月林似乎是个相对单纯的职业革命家，她比梁柏台小七岁，1906年12月27日生于上海浦东棚户区的船户家庭，父亲本是宁波人，后来凭着一张渔网到上海讨生活，家境贫苦。周月林的身份更像是一个典型的无产者，她9岁就进纱厂做童工，13岁当摇纱工，17岁进日商的大康纱厂做工，每天上班12小时，每年工作时间在300天到350天之间，每天工资为0.22元到0.30元之间，而童工则是0.18元。当时的《向导》杂志曾经这样说过——“中国纱业工人，要算是全国各种工人中最感痛苦的。”周月林的参加革命，缘于她当时参加了位于杨树浦的平民夜校，当时夜校的校长是张秋琴。从扫盲学文化开始，周月林渐渐接受了革命道理。1924年的秋天，周月林成为了一名共青团员。随后她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革命工作中去了。这里有一点需要交待一下，那时周月林的父母都已去世，所以对于周来说便是无牵无挂的状态了，如果要说有牵挂，那牵挂的就是革命本身。这一点跟梁柏台有所不同。
也许完全可以用干柴烈火来形容周月林和革命的关系，形容工人和革命真理之间的关系。受尽剥削和压迫的以周月林为代表的工作阶级，一旦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引领，自然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年轻的周月林参加过不少的罢工运动，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中，她得到了更多的锻炼，1925年6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很快成为女工运动的领导人，由此走上了一名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而且比较有趣的是，周月林当时的直接领导就是梁柏台在一师的同学汪寿华。汪寿华是浙江诸暨人，原名何绍元，又名何今亮，汪和周的关系曾是那种“假夫妻”的关系。汪寿华和梁柏台一样，都是较早赴苏联学习的一批干部。当时周月林在上海总工会做的是保密工作，是一名相当出色的情报人员。在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组织认为周月林的身份已经暴露，遂被秘密派往苏联海参崴学习和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梁柏台。而作为一名学生，周月林在那里也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这个影响了她大半生的男人，当时是她们上课的老师，风度翩翩，口才了得，一讲课就吸引了周月林们。
在苏联，在海参崴和莫斯科等，其实有很大一批后来成为中共元老的都在那里接受过学习和训练，像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刘伯承等，周月林在那里，只能算是小妹妹了，不过大家都很喜欢这位小妹妹，而且这位小妹妹如果从资历上看，也是不简单的，至少在女性革命者中是最早的一批，而且她崭露头角的时候，不是靠诸如夫君和兄弟等的关系，而完全是靠自己的拼打。包括她到江西瑞金在中央苏维埃工作的时候，她在党内的地位都要高于梁柏台，这在革命夫妻中也是比较少见的。
[梁周记]
梁柏台是于1921年到苏联留学并工作的，当周月林到苏联时，他已经是一个苏联通了。冰天雪地，异国他乡，周月林等一批年轻女性的到来，自然在异域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周月林的回忆，当时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四川籍的教授，一个是北方人，还有过旅法经历，那另一个便是梁柏台。周月林之所以最后选择了梁柏台，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个性好关心人”。看样子乡情在恋爱婚姻中还是起到蛮大的作用的，宁波和绍兴，或者说绍兴和上海，都是算蛮亲近的那种关系。据说老底子的上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宁波和绍兴。而我们今天考察民国人物的社会网络交际圈时，浙江籍就是一个蛮重要的因素，特别是绍兴籍的读书人在当时的影响力。
青春与理想结伴，革命与爱情同行，再也不是媒妁之言，再也不是父母之命，那是何等的自由和快意啊。现在最后的障碍只是家里的结发妻子陈莲芝，梁柏台写了一封信回家，希望她能够改嫁，至于她最后改不改嫁，路途迢迢，天涯孤鸿，那个年代不是说一个短信就可解决的事情。而且组织上当时也已批准梁柏台和周月林结为正式夫妻。要知道组织的决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至少组织还是蛮面对现实的。
或许那是梁柏台和周月林最好的年月，虽然是在异国，虽然条件艰苦，但真正的爱情从来都是无视物质和环境的，或许因为环境的恶劣，反倒能让爱情更加动人和难忘。物质越是贫乏，爱情就越是珍贵。正如后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多少青春男女根本不顾回城什么的现实因素，在广阔天地里也让爱情大有作为了一把。因为爱情不是储蓄，说今天不用明天还可以用，说五年期的利息要比三年期的多上几个点的，更没有零存整取这么一回事。
不久他们在异国便有了爱情的结晶，第一个是女孩，取名伊斯克拉（中文名叫忆霞），意取“火星”的意思，取“星火燎原”之意。第二个是男孩，是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从抽出“弗”和“列”字，后来中文名就叫“伟烈”。他们甚至为这孩子举行了一次革命的洗礼。同时，梁柏台也早把这一对儿女的消息告诉了老家的母亲，这对母亲来说也是一个安慰。虽然还没有看到孙女孙子，虽然陈莲芝决意不改嫁，大姐梁小芬也无出嫁之意。
那个年代，中国革命者在苏联等异国生下的孩子也有不少，也有的是后来送出去留学的，曾有一本叫《红樱桃》的电影，就是讲这些革命后代的故事的。从现在能看到的1939、1940年的照片来看，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儿伊斯克拉曾经与毛岸英、刘爱琴（刘少奇之女）、李斯特（李富春、蔡畅之女）、蔡博（蔡和森、向警予之子）有过合影，因为他们同是国际儿童学院的学员，而且从照片上看那时的伊斯克拉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我们当然也无法得知，在拍此照的1940年，伊斯克拉是否知道父亲的生死，是否知道母亲周月林正在坐着国民党的监狱呢。
从1921到1931年，梁柏台已在苏联整整十年了，他常对周月林说，我们是中国人，总要回到中国去革命吧。不久这个要求得到了莫斯科方面的同意，他们问梁柏台还有什么困难，梁说“我自己没有困难，可我有一个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在这里，我走后，他们怎么办？”莫斯科方面的回答是妻子带走，孩子留下交给我们，由我们送进国际儿童学院。
梁柏台把组织的这个决定告诉了周月林，周一开始想不通。是啊，是常人都会想不通，她想把孩子也带回去，可是受到了上面的批判——“叫你去做革命工作的，又不是叫你去住家带孩子的。”
所以组织的这个考虑其实有着深计远虑的。我倒不是说孩子就是一种人质了，组织的考虑一定是——你们放心去革命吧，少一些儿女私情的牵挂吧。
很显然的，无论是在浙江一师还是在上海的夜校里，老师都没有讲过如何看待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问题，所以说革命者或者说理想主义者，就是有一个从常人向圣者的转变过程，回国前夕虽然依依不舍，但还得痛下决心啊。作为丈夫的梁柏台这时只能安慰妻子了——我们应该把孩子交给革命，我们回去就是干革命的，就是为了让他们以后回来能建设祖国，再说了，要孩子的话我们回去之后还可以再生的……
从此，这一对儿女便和父母永远天涯相隔，分别时孩子才三四岁啊，如果现在他们还健在，也是八十老妪（翁）了。而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如果带着孩子回国，或许要更为安全和便利一些，何况梁家母亲思儿盼孙心切，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天伦之乐啊！可惜连这样的祈盼也都一一落空了。如果晚年的周月林有什么后悔的话，那一定是后悔当年没有带回一双儿女回来。这是肯定的。为什么中国的老人们总是想抱孙子，这一定是道理的，这个道理往往要到老了才慢慢懂得。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后来”的设想了，樱桃虽鲜美，但生命极其短暂——不知这是不是一种象征或暗喻。其实国际儿童学院的生源，并不全来自中国，确切的说包括苏联在内的正在进行红色革命的国家的孩子——或领导人的，或已经成为遗孤的，而领导人后来又因为其曲折和坎坷的命运，这便势必影响到他们子女的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而苏联和国际共产组织创办国际儿童学院的性质，既是保育院，又是接班人的摇篮。
男儿有泪不轻弹，为什么不轻弹，因为还有更重的革命理想，那么现在女子有泪也不能轻弹了，因为同样的必须夫唱妇随，这是一种革命的夫唱妇随。回国途中，这一对夫妻也颇多转折，差一点暴露身份，因为当时他们在苏联的公开身份都是“华工”，尤其是梁柏台在苏做“华工”已经十年，目标大，身上又带着美金等，所以他们不敢公开出入境的，只能是偷越国境之后再坐火车，一路上这一对夫妻曾经走散，后来又奇迹式地在一艘海船上相遇。走大连，到上海，跟组织联系上之后，又在1931年的秋天到达了江西瑞金，受到了毛泽东的欢迎。毛泽东当时对梁柏台说你是红色的法律专家，第一部红色大法等你起草了。周月林在这里更是受欢迎，因为女干部奇少，像周月林这样参加过五卅运动又留过苏的更是少见，所以那一段日子可以说是梁柏如和周月林最为如鱼得水的日子。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笔者曾在上世纪90年代去过那个大礼堂，虽然看上去很是山寨，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这样山寨起来的，会议期间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件是关于梁柏台的，他和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曾山等同为宪法起草委员会，最后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还有一事是关于周月林，她和五位女同胞合了一张影，她们是贺子珍、康克清、钱希均（毛泽民夫人）、曾碧漪（古柏夫人），彭儒（陈正人夫人）。这张照片在几十年后至少成为一种证明，能证明周月林的红色资历吧。因为当时周月林的身份已经是中央苏区的妇女部长，这个身份是在苏区一大召开前夕就确定下来的，不久，周月林又被任命为中央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后又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第一任是向警予），后来周月林在长年蒙冤后曾写信给邓颖超，因为邓当年是妇女部的委员，说起来算是周月林的部下。但无论是哪个名称，其实都是跟国民政府相对应的一个组织还不是执政党的地位，不过从当时周月林的地位看，那的确是红色女界第一人了。如果一定要从权力的角度说，周月林的地位似乎已经超过了梁柏台。因为她在“苏二大”上被选入中央政府主席团，当时成员一共是17名，她是唯一的一名女性，其他16名成员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瞿秋白、刘少奇、陈云、林伯渠、邓振询、朱地元、邓发、方志敏、罗迈（李维汉）。后来周月林还兼任国家医院院长，这个职务也是一个伏笔。
梁柏台当时任司法委员会委员（相当于司法部长），因为前面的委员张国焘一直没有到任，所以梁实际上是苏维埃司法部的最高领导人，为红色宪法以及其他各种法律（包括婚姻法）的制订实施做出了贡献，后来他又兼任内务部副部长，并代理内务部长。
这是最坏的年代，这也是最好的日子。梁周这一对革命伉俪当时住在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家边上。只要谈起梁柏台，人们都觉得他个性态度很好，为人也很好相处。而人们谈起周月林，也是觉得她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对工作是十分的投入。1933年6月，周月林在瑞金生下一个儿子，当时毛泽东还风趣地给他们的儿子取小名叫毛毛，他说他自己是老毛，他还给其他的孩子也取名为小毛，最后是李六如又给“毛毛”取名为“沙洲”，因为瑞金有沙洲坝，是为纪念之意。
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主力要开始长征之路，本来梁柏台是在参加长征的名单中的，只是在临出发的前几天，中央遂决定项英、陈毅率部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同时也提名要求梁柏台留下协助项陈工作，梁柏台服从组织决定，同时又做了妻子周月林的工作，让妻子也留下来，周月林一开始不想留下来，千方百计地想参加主力红军的长征，但最后她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这一“留”两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先说儿子沙洲，当时主力转移时中央规定一律不准带孩子，一律要将孩子送给老乡，现在梁柏台和周月林都不参加长征都留下不走了，照理说是不必把孩子送掉了，可是梁柏台还是以“党有决定，不能例外”为由将孩子送掉了。结果在“还乡团”打回来时，才2岁的小沙洲的身份被暴露，小小年纪便被关进监狱，最后染病而亡，死时才两岁。
接下去这一对红色夫妻的的命运便直转而下，这也跟当时苏区的形势是完全一样的。梁柏台在突围中被敌人抓获，后被杀害在江西的大余县，关于这一段史实，记载和回忆十分稀缺，只是说他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什么都不说。
那么周月林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周记·命运的岐路]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现在我们单独来说说周月林吧。
差不多在梁柏台突围的同时，周月林则随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及项英的夫人张亮一起突围。组织是希望他们能去香港开展工作，如果去不了香港就到上海，组织认为周月林在上海开展过地下斗争，有经验，要潜伏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时候我们得承认中央的英明，主力红军进行长征，项英等留下打游击，这等于说是把鸡蛋放在好几个篮子里了。
我们先来说说一同突围的人吧。
瞿秋白，当时正疾病缠身；何叔衡，已年过六旬；张亮，已有身孕六个月，那么五人中只有邓子恢和周月林是不用照顾的“壮劳力”，当时项英和陈毅派了一个警卫排掩护他们，因为瞿秋白是名人，走到哪里都有人认识，这一进入白区就有很大的危险性。在行军突围的过程中，何叔衡还认周月林做了干女儿。
说起周月林后来的身陷囹圄，那完全是为了瞿秋白，因为有一次在被敌人包围时，他们一起抱着头滚下山去，可是当周月林冲出时，发现瞿秋白跟何叔衡却不在身边，她想到瞿有病且又是近视眼，而何干爹又是个老人了，她怕他们有个三长两短，于是她决定“倒回去”找他们，这么一“倒回去”，她便找到了瞿秋白和张亮，而何叔衡已经牺牲，而邓子恢却冲了出去。
也许历史是不能像一张影碟似的“倒回去”，后来有人说，毕竟是女子的一腔热血，而少了点斗争经验，因为这么倒回去是于事无补的，所以当后来有研究者问周月林这一段历史时，周月林的回答是绝不后悔，因为周月林这一倒回去，她便因为瞿秋白而坐了几十年的牢，蒙受了极大的冤屈。后来，瞿秋白、周月林和张亮三人又一同被俘，从此开始了很为不堪的命运之路。
被俘，但没有暴露身份。当时周月林化名为陈秀英，身份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因为她做过医院院长，颇懂医术，这个说法是能够掩护自己的。项英的夫人化名周莲玉，是香菇客老板娘，也是被红军抓去的；瞿秋白则化名为林琪祥，就说是大学生，在福建上杭养病，也是被红军抓去的。实际上周月林用“陈秀英”这个化名早就有之，从当年梁柏台给母亲的家书中就有“儿媳陈秀英”云云，而张亮本名就叫张莲玉，至于瞿秋白的化名林琪祥，也有“双（目）林”之意，因为他曾用过“双林”、“阿林”的笔名。
接下去发生的事情，就颇有传奇性了，这也就是我在纪录片中听项英女儿的口述中得到的传奇故事，后来又跟《走近周月林》一书对应了起来。三人被捕的时候，敌人找不到破绽便也暂时将他们男女有别地关押了起来。先是周月林获得了机会，因为听说她是护士，而当时一个敌军营长的太太刚好要生孩子，于是她便阴差阳错地去做了接生婆，孩子生下来之后，周月林便成了有功之臣，她的行动便有了自由。但是她没有只想到自己，她想到了瞿秋白和张亮。接着张亮的机会也来了。上杭县里有一个糖果店老板没有孩子，当得知张亮怀有身孕之后，便也将她保释了出来，条件是生下孩子归他。为了保全项英的后代，张亮便也只好这么做了。随后便是保释瞿秋白的工作了。当听到周和张都保释之后，瞿秋白便觉得自己的身份没有暴露，于是开始编写口供，同时又给上海的鲁迅和妻子杨之华秘密捎去消息，妻子和鲁迅都已筹得款项，正在积极地运作当中，似乎一切都将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瞿秋白的身份还是被暴露了，而且很快就逮捕入狱。因为本文的主人公并非著名的秋白同志，所以就不展开来讲瞿的故事了，只是瞿的被捕牵扯到了周月林和张亮这两个女性的名誉问题，她们终于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因为人们的推理是这样的——你们三人一起被捕，为什么唯独秋白被抢杀而你们两个却获得了自由，不是你们出卖的又是谁出卖的呢？
所以后来张亮出狱后去找项英，项英都没有理睬她，甚至有传闻是项英开枪杀掉了张亮，因为他不允许自己的妻子是叛徒，而张亮在上杭生下的儿子也被带到了延安，但是延安已经没有她们的容身之处了，后来张亮便一直下落不明，生死不明。
那另一个“叛徒”便是周月林。瞿秋白身份一暴露，周月林随即又被抓了起来，敌人甚至都打听到她在中央苏区选举时得票都要比瞿秋白高。一切都暴露了，随后周月林和张亮被各判十年徒刑。这个时候，命运中最为残酷的一面开始了，这两个女人一方面坐着国民党的牢，而另一方面却受到来自共产党和同志们的怀疑，怀疑她们就是出卖秋白的叛徒，因为疑点也太多了，比如说“收为外室”、“纳为姨太太”等，似乎这是最为合乎逻辑的推理了。而我们的秋白同志，在写了《多余的话》后，也已经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了，这位红色书生临终前曾走过这么一句话：中国的豆腐是最好吃的。
但中国的监狱绝对是最不好坐的。周月林在想着办法，当时她还不知道外界及同志们对她对张亮的看法，但是坐在牢里的人，大约是很少才有把牢底坐穿的想法的。如果你是个常人，那就得想办法出去。她先是给梁柏台的姐姐梁小芬写信，打听梁柏台的一个“表弟”的情况，这个“表弟”是梁的同村人，知新小学的同学，是黄埔六期生，但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他，而是梁的另一个同学叫陈士明的，也是黄埔六期生，时任福建党部的科长之职。当时负责关押周月林她们的保安十四团团长钟绍葵有一次碰到陈士明时，当知道陈是浙江新昌人时，无意中说了一句“我们关押着你们新昌人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这个时候陈士明说梁柏台倒是我的小学同学，不过他的老婆我也不认识，于是钟绍葵便马上给了个顺水人情，既然如此你把她保保出去嘛好了，于是他们又找到了另一个也姓陈的新昌老乡，时任军法处长，他说既然如此你们把另一个也保保出去算了，这另一个人便是张亮和她三岁的儿子。而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便是国共正在进行第二次合作，以开始全面抗战。
也正是凑巧，那个陈姓的军法处长因为部队面临调防，正欲回老家新昌一趟，而周月林和张亮也正走投无路，周月林的想法当然是要去找梁柏台，但又不知道丈夫在哪里，从1935年被捕到1937年释放，时间已过了两年，当时周月林的想法是先带上张亮和孩子，先回到丈夫的老家再说，于是这两个女人加一个孩子便搭上了陈处长的专车回到了新昌。
接下去便是更戏剧性的一幕。
因为周月林知道梁的老家有一个妻子叫陈莲芝，虽然梁写信回去让陈改嫁，但“嫁鸡随鸡”的传统却让陈莲芝一直独守空房，在家也一直敬奉着婆婆，那么婆婆和陈莲芝会怎么对待她呢，在梁柏台以前给家里的信中，是提过他们在江西瑞金所生的儿子沙洲的，于是周月林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张亮把儿子借给她，让小孩叫她“母亲”，叫张亮为“阿姨”，而这小孩本来就跟周月林很熟，因为她们本来就是狱友嘛。
于是周月林受到了婆家的热情接待，主要原因当然是周月林带回了一个“孙子”，于是便开始了假戏真做。因为此时，梁柏台已经17年没有回过老家了（其实已经牺牲了），现在老太太终于盼来了一个孙子，此种喜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戏总是要有演完的那一天的，此戏的配角张亮的心情当然是不好受的，在那些日子里，她正在积极地联络，而且已经联络上了一位亲人，准备要带着儿子离开了，而周月林则联系到了上海的姐姐和弟弟。很显然，新昌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而且在跟梁小芬的相处中，梁小芬告诉了周月林，是一个叫袁修昌老师告诉她的，说梁柏台可能已经牺牲了，但梁小芬一方面瞒着母亲和陈莲芝，一方面她自己又不相信这个消息的，因为她曾经请算命先生算过，算命先生说，梁柏台有55岁的命数，而那时弟弟梁柏台才40岁不到。
本来这场戏就是演给梁母看的，而最后最受打击的自然也是梁母。媳妇是真的，而孙子却是假的，儿子更是毫无音讯，这算什么呢？中国的女人，中国的母亲，什么打击没有受过呢？
周月林和张亮母子到了上海，先是住在周月林的姐姐家里，她们想方设法找组织，可是要知道当时的组织都是在地下的，没有挂着那么多的牌子的。好在报纸上终于有了消息，国共合作在当时的一个成果便是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这个消息对张亮来说自然是意义重大的，于是张亮母子和周月林便决定去南昌的军部找项英，她们想找到丈夫，便等于是找到了组织，谁知在车站和旅店的周转之间，张亮和周月林便从此分开了。
关于张亮，后来便有种种传说，因为她是背着“叛徒”之名去找项英的，那么这个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才会有黎汝清小说中的项英让妻子“滚蛋”的说法，甚至还有项英开枪打死张亮的传闻，不过照张亮之女项苏云的说法是，张亮是到过延安，并且把儿子（后叫项学成）带到了延安的保育院，只是她们母女也没有见上面。从此，张亮便下落不明了。项英本人后来也在皖南事件中牺牲。
而此后的周月林便被沦为平民，她在上海一边做工，一边寻找组织和以前的老熟人老战友，想让他们为自己作证明。但是当时的组织是只认介绍信或上一级组织的，所以一切的努力都显得徒劳。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55年，这位1925年入党的女干部在三十年之后便又重新开始了监狱生活，这一回坐的是共产党的牢了。为什么这一年周月林被抓起来了呢？因为这一年，秋白的遗骨得以从福建长汀迁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如此一来，人们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出卖秋白的叛徒是谁呢？当时“五人行”中的何老已经牺牲，张亮下落不明（且当时的传闻也是死了），邓子恢是突围出来的，那么排来排去，这叛徒的罪名就得有周月林来承担了。因为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既然秋白被抢毙了，那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却被放了出来呢？而当时的一个背景是，“胡风反革命集团”刚好被揪了出来，那有一点点“历史问题”的都不可能被放过，而能为周月林证明的直接证人又找不到，所以她也只能坐牢了。1965年，已经被关押了10年的周月林被判12年徒刑，接着在“文革”中又被遣送至山西榆次的劳改农场，直到1979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那么到底是谁出卖了瞿秋白呢？好在当年的新闻还算忠实于历史事实。人们终于从一张旧报纸中找到了相关的报道，那上面有“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而“赤共闽省书记”就是万永城，他在突围战中也牺牲了，他的妻子则泄露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另外还有一个叫郑大鹏的人，当时也暗中指认了瞿秋白等五人的身份资料——这便推翻了长期以为人们认为“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
真相大白，其实真相早就大白了。如果当年周月林不“倒回去”找瞿秋白，也许不会有她以后的命运；如果她跟着主力红军长征了，那或许又是另一种命运了；再假设如果梁柏台、周月林这一对红色夫妻都跟着长征的队伍，这又是另一种结果了……可是历史又是不能倒回去更不能假设的。
周月林后来选择定居在浙江新昌，梁柏台的家乡也热情地欢迎这位革命老人的到来，毕竟她也是新昌的媳妇。只是在苏联的一对儿女，再也没有下落了。后来不少革命家的后代都在想方设法地帮助寻找，但就是没有丝毫的音讯。毕竟那是一对生在国外的儿女，自幼与父母分离，再加上战争岁月，所以杳无音讯似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我们觉得，老天实在是太亏待梁柏台和周月林这一对革命夫妻了。1997年12月28日，周月林在新昌去世，享年92岁。周月林的坟墓就建在梁柏台的衣冠冢的旁边。只是听说梁柏台的家乡，这个小村子，即将要成为水库的一个部分，那么梁的故居和这里所有的一切，会被水淹没吗，当地政府会重择高地修建这一切吗？
2010年夏天的一天，我和朋友去寻访天姥山古道，顺便来到了梁柏台的故居，我拍了一点照片。另外我也被告知，梁柏台小学的师生早就并到附近的一个小学去了，现在空空的操场上，还立着一个篮球架子，其余则是铁将军把门。是的，在我了解到的先贤和烈士们的家乡，大概除了极个别的像鲁迅故居成为旅游热点的，大部分都是处在身后寂寞名的状况的，这又难免要让我空发一番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