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欧化老少年刘大白
公元1919年1月26上午，大地一片雪白，杭州皮市街上，走来了一位高个子的中年男人，他踏着雪深一脚浅一脚的走到位于3号的白屋前，正要敲门时，门却吱嘎一声地开了，于是便有了这样的对话——
是子渊啊，快进快进！
大白，这样的天气你也要出门啊？
我想去看看雪景啊。
呵呵，这杭州可也全是白屋了
……
两个中年男人，口中哈着热气，像孩子一样的谈论着昨夜的这场大雪。
是啊，这一场大雪，给了杭州一些久违的清冽和温情。而这个叫子渊的中年人，没有因为一场雪而不出门，却反倒因为大雪的到来，使得他来到皮市街的脚步更为匆促。这个子渊便是经亨颐先生，时任浙江一师的校长并兼浙江教育会的会长，而白屋的主人，便是有着雪一样名字的刘大白。而文中所说的皮市街，我们习惯叫作皮市巷的，而在经先生的日记中，则写成皮市街的。
刘大白的一生完全符合诗人的传奇特性：早慧，叛逆，多情，且情事多艰，执教鞭，患肺病，从政为官又不忘著书立说，中年去世，身后寂寞……这让我想起了有诗僧之称的苏曼殊，苏曼殊比刘大白更为疯狂和不羁，但刘比苏又更为丰富和深沉。这种深沉有时就表现为不苟言笑，城府颇深，因为从照片上看，刘大白先生是个瘦削且骨感的男人，有着一张劳碌而愁苦的面孔，反正长得既像诗人又像师爷。在民国初年的那么多绍兴文人中，似乎刘大白是最像师爷的人，无论外形还是内心，但在本质上刘大白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燃烧了自己也燃烧了世界的诗人。
这个生于1880年、本来叫金庆棪的绍兴平水人，自小就有反清复明之志，因受好友吴琛的影响，而改名为刘大白，说当时（1909年）二人同饮于北京酒楼上，当吴琛述说自己的刺杀权贵的计划后，这个当时还叫金庆棪的拔贡生，趁着酒兴吟诗一首《匕首行》——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头在手。匕首复我仇，樽酒浇我愁；一饮愁无种，一挥仇无头。匕首白如雪，樽酒红如血；把酒奠匕首，长啸暮云裂……吟完后借笔题于墙上，署名刘大白。
这可以说在抒写讴歌当时的荆轲啊，这是豪放派的，看得出是一气呵成的。诗人本姓金为何姓刘，据绍兴平水的金氏族谱记载，刘是复姓，他的九妹也姓刘，当然也有一说是认为我们汉族的江山是刘姓开创的，因此刘大白遂改姓刘了，因为要反清复明嘛。
因为姓刘而不姓金，后来他在遭清政府通缉时倒也给金氏家族少了些麻烦。关于刘先生改姓一说，后来据大白先生的后人所述，他们祖上本来也就是姓刘的，这中间的漂移和迁徙，在此就不展开了。
用学生曹聚仁评价刘大白老师的话来说——他那火辣的热情，却比苏曼殊还要浓厚些。
曹聚仁评人实际上还是颇为主观的，尤其是对自己老师和同学辈的评价。
刘大白也曾有诗悼曼殊的——非儒非侠亦非僧，人海逃禅俨上乘。但是大白自己却不逃禅，似乎也无处可逃。
有人称苏曼殊是诗僧，而刘大白呢，人称是欧化老少年。欧化是他的立场，并非他是游欧人士；老少年是他的姿态，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那种情状。他在浙江一师任教以及后来写出那些传世之诗句时，都已过不惑之年，然而照样把爱情诗写得浓郁激烈。
我有时也搞不明白，要写出好的诗句，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或者说像今天的某些诗人那样，一定要装出痛苦的样子呢？那个年代的诗人，似乎更多地在身体力行，而主题只有一个：革命革命再革命！这革命就是执教，办刊，论战，主政，所以这革命便轰轰烈烈，风生水起。今天如果我们从作品的成就来论人，那么像刘大白这样的白话新诗，可能还处在一种半文不白的状态中；而如果我们从文化的传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那他完全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个人有时是狂草，有时是正楷，但绝对是大写的。
早年我不喜欢刘大白，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刘半农的诗人混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姓刘，且名字也都比较“土”。他们之间也还真的打过口水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喜欢名字比较洋的诗人，比如戴望舒、康白情、孙大雨、林徽音、艾青，郭小川，以及后来的北岛芒克江河舒婷等等。还有一个容易搞糊涂的是，刘大白和刘半农都写过反映底层生活的诗，又都是由著名的语言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先生为他们谱曲的。现在我当然能搞明白了，半农先生的是《叫我如何不想她》，大白先生的是《卖布谣》。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倒是蛮洋派的，现在偶见纪念会上有人用美声来唱的，而大白的“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则很像民谣了，这就是反映底层百姓的，不过由此诗也看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萧绍平原上的商业形态了。刘大白是绍兴人，又在萧山谋过事，而今天的萧绍平原上，染织业是相当发达的，发达到影响用水卫生和整体环境了。可惜再也没有诗人写此类的《卖布谣》了，写也写的，是写企业家如何走向世界并抗击金融危机。
诗人去写世间的不平，平民的痛苦，写不写是姿态，写不写得好是本事。
刘半农因为没有在国民党政府里做官，所以还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而刘大白的一生就要复杂得多，他因为官至厅部级，远比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公务员要厉害。究其原因，鲁迅不是蔡元培的亲信，而只是许寿裳的好友，是蔡元培的外围好友，这一点跟周作人不一样，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而刘大白则是蒋梦麟的亲信和得力助手——就因为这一层关系，在1949年后，是很难见到给刘大白先生作传作评的，有也是有的，那多半也只是作为一个五四新诗人的几句评价，而且最后总不忘给他打上“躲避现实”和“悲观厌世”的标签，这也是那个年代惯用的腔调。
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名人的是非功过总是要后人慢慢来评说的，公允也总要慢慢才会来到的。或者换作诗意的说法是——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回到1919年元月的那场大雪中吧。写大白和他的朋友从大雪开始也算是一种语趣吧。
一、刘大白与浙江一师
经亨颐敲开了白屋的门，而我们在今天则敲开了经亨颐的门——一册薄薄的《经亨颐日记》，让我们知悉了这位浙江一师掌门人的点点滴滴。在1919年元月26日的日记中，经亨颐是这样写道的——雪积白。九时，至皮市街，访刘大白，请其任《青年团》编辑。
经先生这次踏雪访“白”的结果究竟如何，经先生有没有在皮市街上顺道看一看皮货店的行情，以及这《青年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一切经先生都没有记。没有记，大约是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因为四天之后经先生的日记是这样的——（民国八年元月三十日）雨，昨晚又积雪，而未得盈尺之喜。九时，到教育会，与刘大白接洽《青年团》出版。
刘大白是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处遇到经先生的，是偶遇还是朋友之间的引荐，这个我到现在还不得而知。现在确切的考据是，刘大白先生是1919年的夏天到浙一师任教的，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离开的，任教时间不到一年。而在这之前，经先生和刘大白早就是朋友辈的关系了，而非老板和打工者的关系。因为在经先生任浙江教育会会长时，刘大白便是总干事，而从教育会中派生出来的青年团，便是那个年代的新生事物，就像今天从事传统传媒体的人会去办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在当时就是“青年团”。其实任何时代办任何事情，都得有两个条件，一是人，一是钱，那么在当时，人和钱又都需要像经先生这样的人去运作的。我们先不管这些民间社团是什么性质的，民国时期的出版和结社应该说是还是有法可依的。你如果看过经先生的日记，便可知道经先生一天到晚在忙的，就是今天见这个人，明天跟谁吃饭，校务的事情说实在的并不见得多少繁忙，“与刘大白接洽《青年团》出版”这便是经先生和刘先生的更加紧密型的合作，所以后面刘大白到浙一师来任教，而且大搞白话文的改革，这便是顺手牵羊的事情了。这也是经先生的高明之处，要革命就是要借用外力，在后来被称道的一师的四大金刚中，夏丏尊是元老中的改革派，而刘大白、陈望道和李次九则多少有点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味道。其实任何一种革命，或者就是小小的改良，都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一师风潮中经先生最后的挂职而去，与其说是来自于浙江官府的压力，不如说是教师队伍中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损害，或者如蒋梦麟先生写给胡适信中所说的那样，是学校里牛鬼蛇神太多，鱼龙浑（混）杂，经先生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包括经先生重用了像刘大白这样的人。因为在当时的杭州，能干之人，懂国学之人是多之又多的，经先生为什么重用刘大白，因为同乡啦，因为引荐人的原因啦，或者意气相投啦，这总是有原因的。有人说是不是太夸大了乡党乡音的作用啦，其实一点也不。浙江一师后来曾有个后四大金刚之说，其中一位叫王祺的老师，湖南人，不要说江浙人听不懂他的说话，就连湖南人都听不懂他的方言，所以后来他在官场上也有点郁闷的，因为那时也很讲民主啊，凡轮到王祺讲话，人家就要求他作书面发言，那个气啊。看来说好普通话还是管用的，但一个当官的如果全是普通话又形不成自己的腔调，这也是个问题。
现在基本的轨迹已经有了，刘大白是1916年来到杭州定居的，其实他早在1895年就到杭州参加过统考，得到优贡生，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清府的公务员的，但因为丧父而弃绝功名。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继而一命归西，作为反袁斗士的刘大白便从海外流亡归来，同时跟他一起归来的还有名气更大的萧山人沈定一。一般来说流放者的归来，总是要有所补偿的，这个补偿便是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后来沈定一做了浙江省议会的议长，刘大白则做了秘书长。这一年的刘大白，开始定居杭州皮市街三号，他在自己家的门上题写了“白屋”二字，刘去世后出版的《白屋遗诗》《白屋书信》等便是由此得名的。白在中国字的意思中，除了颜色的本义之外，还可引伸为一穷二白，同时还有干净纯洁的意思，我想当时的刘大白取名为“白屋”恐怕更多的是后一个意思吧。
刘大白当时有两个身份，一是做编辑受聘于《杭州报》，二是做了浙江省议会的秘书长，在今天也是官至正厅了（好比省人大秘书长）。做编辑记者是知识分子的途径，而做官则是另一条途径——这两条途径在刘大白身上有时就是能够统一在一起的，因为他认真，而且在朋友眼里他始终是个好的幕僚，不知这跟他是绍兴人有没有关系，因为据说绍兴的读书人好做师爷。刘大白能做浙江省议会的秘书长，就因为议长是他的好朋友沈定一。刘和沈是在1914年的日本东京相识的，那时他们同为同盟会的会友，同盟会就是反清然后又反袁的，患难成知交，流亡见真心，刘和沈就在异国他乡结成了至交。我们现在看刘大白的人脉关系中，大概能成为知交的，除了沈定一，便是早期在绍兴报社共事的任瘦红了，在我看到的刘大白的旧体诗中，有诸多是写给沈定一和任瘦红的。至于说跟蒋梦麟的相交相处，那已经是1927年以后的事情了，此前虽然在处理一师风潮中，蒋梦麟先生也来斡旋过，但那时没有跟刘大白相识的机缘。所以要论及刘大白的私人交情，关系最铁的当然就是沈定一，但因为沈定一在1928年遭暗杀，沈的悲剧性命运很自然地也影响到了刘大白的的人生，这是后话暂先不说。
考察刘大白的一生，虽然民国初年也有北漂的经历，但那时新文化运动还未兴起，他去北京算是去早了，早了大概五六年吧，所以他便没有跟北大和《新青年》同仁的交往，也无游欧美的经历，他去日本也属流亡性质。回国之后刘大白活动的空间基本就在沪杭之间，这跟当时同为绍兴人的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急先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批急先锋的舞台皆在北京，后来才慢慢转移至上海。五四新文化的两员大将，胡适和周作人后来虽然都为刘大白的诗文写过序跋，但基本还是出于礼节，并不能算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所以刘大白跟那一拨后来掌握新文化运动话语权的领袖们，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把刘大白引入浙江一师的就是踏雪访“白”的经亨颐先生。经亨颐对中国教育和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简单说来就是两点，第一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浙江一师，使其成为南方的新文化重镇；第二就是打造了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使之成为乡村教育与文化乌托邦的一块试验地。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亨颐日记》只是薄薄的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记的也只是1917年到1919年的事情，而且也并不全的，不过其中涉及刘大白的，除了以上几则外，还有如下的记载——
民国八年七月三日。晨鸠鸣，挂红灯，而仍雨。上午，客来不绝。下午，访何竞明，病，刘大白亦咯血，晤谈，精神尚健。
民国八年七月八日。雨。八时，访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民国八年八月五日。阴闷。闻刘大白又咯血，先嘱仁保赳病院请医……至皮市（巷），访大白，神色尚好，劝其静养两个月。
从经先生的日记看，他似乎总是在不好的天气里记跟刘大白有关的事情，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预兆，包括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的这一天，也是在一个雨天。
不过经先生的这几则日记，也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刘先生身体欠佳，也已见肺病先兆；二是大白先生是民国八年才答应做浙江一师的国文教员的，而非民国七年或更早，因为笔者曾见不少史料上说是民国七年就任一师教员的。此前只是做《青年团》的编辑而已。《青年团》的事情是属于省教育会的，而非浙江一师的，包括刘大白也兼任过教育会的总干事。在这个交往中，经和刘一定是颇为投机的，所以刘大白肯去浙一师任教并助经先生一臂之力了。
而就在第二天的八月六日，经先生在日记中又是一箭双雕——晴。大早，到校一转。即至会（教育会，笔者注），晤陈望道，面允。又便访大白，据云泽人已来诊过。
一周之后的十日，经先生“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便至湾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八月十一日的日记有“在校，先访大白，病稍差”的文字。而在十一月的三日，经先生在日记中又有“刘大白又咯血”的记录。
从这些日记看，这一年的夏天，刘大白跟浙江一师和经亨颐先生已经达成了一致，而且经亨颐先生也已经把另一位大将陈望道聚拢在自己的身边了。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义乌跟浙江的诸暨是近邻，诸暨也属绍兴管辖，所以也是有一种乡情在的，但这里首先是陈望道已经够这个资格了，然后才是其他的因素。
再说刘大白和经亨颐，一个绍兴人，一个上虞人。如果说刘大白不改“哼个老倌”的乡音，那么经先生大约也是喜欢说“格个老倌”的。而当时的教育会以及青年团等，皆是经先生的社会兼职，从日记看，经亨颐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在这些社会事务上面的。而经先生去访的皮市巷，其实跟后来成名的诗人戴望舒的故居大塔儿巷是很近的。经亨颐踏雪叩访的皮市街3号“白屋”，现在已成了浙江香溢大酒店（好在还立了一块牌文的），这里同时还是浙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现在则是烟草公司经营的一个大酒店。因为刘大白在一师风潮之后，便是跟着沈定一去萧山衙前办农村小学，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学教师啊，他是跟好友沈定一一起从事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这个也是记入史册的。
所以要写浙江的民国史，甚至要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史，都是绕不过沈定一。而且中华民国史，似乎半部也就是浙江民国史，因为民国是浙江人在治国，特别是浙江人的思想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以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可以写入政治史的，而他的文化立场和人际交往，就应该写进人际交往史。文化从某种层面上讲，就是几个文人社团的事情，或意气相投或文人相轻，这都是有可能会搞得风生水起的。人都是喜欢拉帮结派的，尤其是文人，因为孤独等原因，一个好汉三个帮嘛，尤其是民国时代。不像现在，每人都搞个博客或微博，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一点早就做到了，所以结不结帮好像问题不大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结帮，大约都是用来代购一类的商业行行了，而不是精神行为。虽然后来刘大白较早地脱离了党派活动，沈定一也是典型性地“出尔反尔”，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征吧，东风来了借东西，西风来了吹西风。不过在刘大白的那个时代，总体上那还是西风东渐，这也是大白被称作为“欧化老少年”的出典之一吧。
从后来曹聚仁等人的回忆文章中，见不到刘大白在任课时的诸多细节，不过曹聚仁也说到“我只记得他时常患牙痛，教我们国文课，却时时请假……”可见刘老师不仅有肺病，而且还上火，牙痛怕是上火之症吧。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刘大白在浙一师时，也年近四十了，这样的年纪，“学识渊博，观察之透彻，笔力之劲健，实为人所不及。他深沉守默，不很爱空议论。年青人总以为刘师城府很深，不可揣度……”连曹聚仁都说刘大白城府很深，这可能是他的外表长得比较严肃，后来刘大白的不少学生辈的都有此看法。比如兆良在《古文叛徒刘大白》一文中写到了大白在复旦的事情，其中的印象是——以“人如黄花瘦”的一种诗人姿态，出现于讲坛，他是一副瘦长的脸孔，似乎有一双阴鹫而不留笑影的眼睛，从深度的近视眼镜中漏了出来，老不能承受学生们的欢迎。刘大白虽以叛徒著名，其语言仍不改其乡音——满口还是“哼个老倌”的声调，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听了莫名其妙。
好一个“哼个老倌”！刘大白之于浙江一师，或者说四大金刚之于浙江一师，印象中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打了包的概念，即他们都是提倡白话文的，或者说被教育厅的夏敬观厅长说来都是不学无术的。只有夏丏尊，后人对其印象颇深，因为他有丰子恺这个好学生，所以关于夏老师的文章特别要多一些，再加上夏丏尊后来去了白马湖，跟朱自清和叶圣陶等（跟叶还成了亲家）都是好友。
今天的人已经不能体会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和文言文之激烈的斗争了，不过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比如在2009年8月当国家语委公布要调整个别汉字的字形，马上引来一片争议，由此可见此事非小事。比如“林荫道”用得好好的，一定要改为“林阴道”，在报纸上作标题时乍一眼就看到“阴道”了，你想想这有多可怕啊。而在1919年的刘大白陈望道和夏丏尊们，响应经亨颐先生的倡议，“改授国语”，经先生的理由是——“国文应当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是错了人生”……
经先生当时最厉害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决定把国文课改文言为白话，且废止了读经课。而在刘大白这里则更是绝对，他是把文言文当作“鬼话文”来骂的。一段时间后，官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就以“近来鼓吹无政府主义之书报多用白话体裁”为由，去电北洋政府要求明令禁止白话文。而浙江省的省长齐耀珊也是致电教育部“请禁白话文”，齐省长同时还派去了秘书到浙一师任教国文，即用掺沙子的方式欲改组教师队伍，可见用心何其良苦啊，但那也只是一比四啊，四大金刚还只是新潮改革派中的代表，还有一批经先生的拥趸者的，虽然也可以肯定对经先生腹诽的老师也不会少的。然而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当时我们的北洋政府似乎忙得很呢，根本就不可能来管你这个浙江省的文白之争，而我们的教育部呢，从后来平息风潮等做法来看，也是开明得很。这个不像今天的网络管制，我搞一个程序，你的什么东西就被屏蔽掉了。
关键是，那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屏蔽的时代。
语言的文白之争，说到底是革命与保守之争。好多国家的文化革命，首先都是从语言革命开始的。这里只以一篇书评为例，可见当时同样是白话革命者，对白话的看法又是如此的不同。刘大白在1929年专门出了一本书叫《白屋文话》（世界书局印行，定价九角），这是一部关于白话革命的书，他在自序中说：“当时写的动机，是长活人的志气，灭死人的威风，颇以《平鬼传》中的钟馗自命。”而且此书的宣传跟今天一模一样，也是要拉大旗来作虎皮的，不仅有胡适之跋（据说本来是当作序的，后来位子推后了），还有蒋梦麟在此书封面上的推荐语是——人话革命的宣传品。
何为人话，就是白话，就是说人的话，那么言下之意，文言文就是鬼活。
书出来之后，大家都要出来捧场，当年的梁实秋先生（化名敬远）就写了书评，说“刘先生的文笔是爽利极了，举的例证也很多，趣味丰富，引人入胜。”不过接下去梁先生还是实话实说了，他最后是这么说的——刘先生的文笔是很滑稽的，不过有的地方为了滑稽而流于粗俗，例如原书第十六节，只有六页，“放屁”发现几乎十次。也许刘先生以为这样说话，比较的更像“人话”罢？
“为了滑稽而流于粗俗”又有几乎十次放屁，这是梁实秋先生所不能接受的，而我们的刘大白先生又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刘大白的个性颇像比他小一岁的鲁迅，似乎也是满身的刺猬，大白马上给予了反驳，而且题目也是很雷人的——告不辨人鬼强分雅俗的《白屋文话》评者敬远君——“读了敬远君对于《白屋文话》的批评，我不能不深深地惋惜着；所惋惜的，是敬远君的母亲，把他的脑筋，错误地制造成这样不辨人鬼，强分雅俗的一副。”
你们看这用语还是很毒的，意即母亲把梁实秋的脑子给生坏了，这是骂人中比较阴的一招了，老实说这也是绍兴人的拿手本事。接着刘大白就说——“敬远君的逻辑，似乎合章大虫的放屁逻辑，是有一点渊源的……”何为章大虫？章太炎也；将太炎先生称作大虫，可见大白当时的火气和性格。当时刘大白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章太炎，因为章太炎坚持用文言文。
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国前后浙江的这批文化人，特别是留日的那一批，从许寿裳到周氏兄弟，还有浙江两级师范（1909年的木瓜之役）时的一些教师，可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啊，包括后来曹聚仁也算是因为给章大师记录国学演讲稿而入章门的，可是刘大白偏是不买章大师的账，且称之为章大虫，可见刘大白是何等偏激啊。
由此种争论可以看出，当年的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在浙江一师以及整个的社会，完全不是小众化的议题。所以我现在也才能理解，说当年一师中的那些坚持文言文的老师（我们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是如何的与经刘陈夏李们誓不两立了，还说有一位（应该就是省府派去做老师的）就在隔壁房间里说，如果再怎样怎样，我就要拿一把枪把他们打死……
初读此材料时，我以为是杜撰的，现在看来在那一场白话文和文言文之争中，是完全有可能动刀动枪的。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曾有一段话，可以看出语言革命的重要性——“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这段文字虽然最后落脚点是在说学外语的重要性，但对本国语言的革命性的廓清，也正是那一辈大师们在努力的事情，包括马相伯兄弟之编《马氏文通》，陈望道放下“宣言”去写《修辞学发凡》，晚年又作《文法简论》，目的都只有一个。
我后来没有再看到梁实秋先生的反驳文章。莫非好斗又是绍兴人或浙东人的特性？正如做师爷也是绍兴文人的一种宿命？在我的印象中，梁实秋先生是比林语堂脾气都要好的一位，林语堂就曾经和曹聚仁打过旷日持久的笔仗。梁先生的一篇普通的书评遭来了刘大白先生的一通反批评，这也是那个年代文人论战的一种形态吧。
所以去叩访皮市巷3号白屋的不仅有本文开头的经先生，还有沈定一，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或论敌。那个时候通讯还不发达，上门造访似乎是人际交往关系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特别是在同一个城市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白屋完全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情形，这也有经先生的日记可为佐征吧。这跟今天白屋的原址地已成为一个四星级的酒店倒也颇为相似，至少在人员流通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好斗还体现在那一场因留经而引发的一师风潮中，当听说警察包围了学校之后，刘大白和其他一些老师，比如姜丹书、王赓三等就去想办法冲进校园去。进不去怎么办呢，传闻刘大白买了不少的肉包子一个一个的扔进去——这在当时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了，这也只有刘大白才做得出来。当然风潮之后，刘大白和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老师一概挂职而去，这既是失望也是对策，否则这个风潮就很难再平息下去了，因为经先生和四大金刚便是出头鸟，他们不走是不行的。当局的撒手锏是要解散浙一师了，因为浙一师是官办的学校。那些当官的很理所当然地在想，我们拿出钱来办学校聘老师，你们却要造反，那我要你们这批逆子和乱党干什么呢？
所以刘大白们只好以自己的辞职而息事宁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策，因为当时没有上策。而对于恩师们的辞职，浙一师的学生，内心实在是最为悲苦的，他们写了挽留老师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全体同学以爱戴先生的缘故，曾经派9次代表邀请先生到校任职，那（哪）知道5月5日先生竟决决绝绝地回复我们。我们以为最亲爱的光明指导者为了环境底关系不复聚存一堂，心里觉得非常愁闷，不过先生底苦衷我们也很明白，这样荆刺横生的道路也不勉强先生去走，但先生是新文化的先趋（驱），我们对于先生的爱慕不断，并且加强，总希望先生时时指导我们，扶助我们。先生，这个黑森森的树林虽有一条小路可通光明的境界，但林中毒蛇也有，猛兽也有，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遭了这种危险，先生虽是在空旷站着，听了我们底呼救声，想起来总肯援助我们。比来寒暑无常，诸惟努力自爱。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全体学生上
（原载北京《晨报》1920年5月20日6版）
这挽留信写得极为感动，也极为煽情。在一片挽留声中，刘大白作何感想，有何打算，这些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而从披露的资料来看，刘大白甚至还执笔替全校教师写过一封挽留经校长的宣言，此信原载于《浙潮第一声》1920年6月。此宣言的最后，刘大白是如此写道的——所以要发这宣言的缘故，因为同人等的挽留经校长，并非是个人地位的关系，实在是学校精神的关系；不但是学校精神的关系，而且是文化事业的关系。恐怕外界不大明白，不能不声明一番。总结起来：就是以前本校的办法，自认不能没有缺陷；以前的文化运动，也还没有改进到健全的地步，所以要经校长复任，来弥补一切，希望达到适应时地、符合真理的目的。论到外界的批评，我们不但是不忌讳，而且是很欢迎的，很感激的！这就是同人真实的态度了。半年以来，外界对于本校的举动，难免有隔膜的地方。现在趁此表白一点。大家也是盼望的。特此宣言。
虽然这个信写得很为诚恳，而从语气上说，与其说这个信是写给经校长的，倒不如说是写给官府和社会看的。最后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经校长没有留住，刘大白也就走掉了。由此看刘大白起草留经宣言，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语权仍在学生自治会和新潮人士手里，所以事过之后还有人编《浙潮第一声》，还有人请刘大白给这本纪念专辑写序，这一方面可见刘大白当时在师生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看出刘大白在一师风潮中是介入颇深的一个。他给《浙潮第一声》写序的时间为1920年的6月29日，我们今天读来，激情和理性仍洋溢在字里行间。
刘大白在开头如此写道——在无穷的不绝似的瀑流似的时间当中，过去已经去，未来还没来，所以人类对于过去，保有记忆；对于未来，只有想像。过去的陈迹，往往可作未来的教训物鞭策。所以记忆过去，不能说和想像未来没有关系。不然，像这占过去的时间很短的《浙潮第一声》，怎值得编印呢！
刘大白的结尾是这样的——不绝的进化，是人类无限的前途。所以过去的事情，总是不满足的。人类正因为对于过去有不满足的缺憾，所以才有向那未来求满足的努力。这一次一师底事件，结果虽然不能说是失败，但决不能认为满足。所以无论是一师同学，或非一师同学，都应该对于这件过去的事情，有不满足的缺憾，那才有大家向那未来求满足的努力。浙江文化运动底前途，人类底前途，才有不纪的进化趋向哪！这才是我想像未来的又一种希望。
看啊！《浙潮第一声》，不但是记忆过去，而且想象未来。未来的浙潮，第一声以后的第二声，第三声……第……声，怎样？（《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
爱之深便责之切。刘大白离开浙一师之后，没有像经先生和夏丏尊那样再去白马湖创教育之业，他还是留在了杭州。1921年之后，刘大白基本的生活轨迹也就在沪杭和杭州与萧山之间，这期间对他产生影响，或者说助他事业发展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同乡邵力子，另一个就是萧山人沈定一。
邵力子利用自己的关系帮过浙江的不少文化人，这个帮就是谋职谋发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其中就包括刘大白的去上海工作，以及曹聚仁的出道。
而沈定一这个人，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也是一个跨界之人，在一师风潮中，他也是完全站在经先生和学生运动这一面的，他先是给杭州警察厅长夏超去信诘责，且此信是刊于《申报》的1920年3月30日的，全信言简意硬——闻君以武装警逼令一师学生离校，君果甘作摧残吾浙文化之虎伥乎，何面目食吾浙禄，若非事实，盼复。
何面目食吾浙禄？这就是一个文化人对一个警长的责问，也是一个当过省议长的官员对警长的责问。现在也有此种责问的，不过大多是对已经下台失权之官员的责问。何面目食吾浙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你当官的实际是在吃人民的奉禄，很可惜今天反倒没有这样的说法了，大家都以为当官仅仅是在服务大众与社会。是的，你公务员是可以加薪且旱涝保收，但是你必须认识一点，你所吃所用所花费，是人民的税和血汗。
而在此前的1920年2月29日在上海的《星期评论》上，沈定一又著长文《学生与文化运动》，一开头就是——浙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受着打击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撑着他枯朽的铁臂膊。一拳打去了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新文化倡导者的校长经亨颐。为什么会去经亨颐？因为浙江教育厅长夏敬观的查复。为什么夏敬观会有这一种查复公文？因为浙江省长齐耀珊有查办第一师范的命令。为什么第一师范要查办？因为第一师范和傍（旁）的学校学生出了一种《浙江新潮》周刊。为什么《浙江新潮》要查办？因为《浙江新潮》登了一篇《非孝》的文章。为什么会有《非孝》的文章？因为这一种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表现。浙江的官吏，既做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就不能不找着一个先导者的第一师范给他一个打击。去经亨颐的校长，就是表示他们打击新文化第一声的权威。
写得清清楚楚，沈先生真是明眼之人，而他的结尾更是高屋建瓴——我们青年学生不为那（哪）一个人负的责，为新文化负的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生命，我们为生命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将来，我们为将来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前途的光明，我们为光明负责任。新文化的敌人，已经对于我们青年的生命，将来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战了！我们要试验我们生命的力量，正是这个机会。
再看邵力子先生当年写的“时评”，刊于上海1919年12月5日经第7版的《民国日报》，题目是《看“浙师”学生的团结力》，完全是鼓动性的，全文如下——
《浙江新潮》的风潮，听人有人要借此破坏浙江师范学校。
我因此却想着这是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视的一个缩影。
仇视的结果，北大丝毫没有动摇，北大学生的团结力，全国人民没有不佩服的。浙江师范的前途如何？要看他们学生的团结力怎样！压力的大小是不用管的。
包括戴季陶在内的，都写了文章支持和评论浙江一师的行为的。而这些人也正是刘大白当时交往的一批朋友，虽然不能说全是绍兴帮，但作为朋友他们都是前呼后应地来助阵的。从刘大白身边的朋友来看，一师风潮前后，便已形成了一个文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既是工作伙伴，又是事业搭档——编报刊和教书，在于他们就不仅仅是职业和饭碗，还是理想和追求，因为那是一个可以为理想而探寻的时代，是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更是一个可以改朝换代的时代。虽然后来有的人因为党派不同，政见不同，有分道扬镳的，有大浪淘沙的，但却都是书生意气，激扬文字——而正是这一些气场是能够穿越时空直抵今天的。
一师风潮之后的刘大白，住进了浙江病院，这大概是当时杭州最好的医院了。刘大白一直咯血且不断根，而且饭碗也敲掉了，大白想要好好地治一治了，这个时候他虽然也在几所学校兼过课，但只是对课负责，而不是对学校负责和尽忠了，因为一师风潮，已经让人伤透了心。经先生走了，改革派走了，刘大白便开始了一段职业诗人的生涯。病且赋闲，正是作诗的好时光啊。
二、诗人刘大白
作为诗人的刘大白，是能够留在文学史上的，哪怕仅凭一首《卖布谣》。
刘大白的诗学，用曹聚仁的话来说是——“他是旧诗词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话诗的创作上，又是急先锋。”
急先锋难免会早早倒下，甚至片甲不存，但是没有急先锋，又哪有后来的摘桃者？这也正如刘大白的为人，有极传统和古典的一面，又有新潮的一面，否则他是不可能去写《卖布谣》的。
实际上古体诗才是刘大白的童子功，史载他九岁便学作诗了。如这一首缠绵的《双红豆》，便跟此前的《匕首行》大为不同——
其一
岁朝初，一封书，珍重缄将两粒珠，嘉名红豆呼。
树全枯，却重苏，生怕相思种子无，天教留丰株。
其二
望江南，树凋残，莫作寻常老树看，相思凭此传。
体微圆，色微殷，星影霞光耀晚天，离离红可怜。
其三
豆一双，人一囊，红豆双双贮锦囊，故人天一方。
似心房，当心房，偎着心房密密藏，莫教离恨长。
这是有故事的，诗人总是跟爱情有关系的，刘大白也从不缺少爱情，只不过他的爱情，跟后来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路数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大白的诗词功力，特别是旧体诗的功力还是相当了得的，诗人中要能新旧兼备的，实在也是屈指可数的。仅以他跟杭州有关的旧体诗来看，也已可见一斑。
如夏居孤山广化寺时作的——鉴湖不住住西湖，十五年来此山孤。今日孤山容我住，挈妻携子傲林逋。（《白屋遗诗·西泠小草》；（1917年）
比如在《湖滨之夜》中的“夜深长抱西湖卧，不及青山福分多”；
在《雨里过钱塘江》中的“两岸青山相对坐，一齐看我过江来”。
而更著名的是他的写于1928年的《楼外楼头狂醉》——“胸中垒块不寻常，楼外楼头醉一场。十五年来无此态，朋筵赌酒郁成狂。”其女刘星子在1983年作补记时写道——此诗作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这晚作者在西湖楼外楼喝了二十八两酒，大醉一场，归后酒花与血花齐喷，自谓十五年来无此狂态。
包括给复旦大学所写的校歌，也一直延唱至今，此校歌由丰子恺先生作曲——
复旦复旦旦复旦 巍巍学府文章焕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政罗教网无羁绊
无羁绊前程远 向前 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 师生一德精神贯
巩固学校维护国家 先忧后乐交相勉
交相勉前程远 向前 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 沪滨屹立东南冠
作育国士恢廓学风 震欧铄美声名满
声名满前程远 向前 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因为有古体诗的功力，大白的对联也是很为人所称道的，相传他在浙江主政教育时，为第一届西博会教育馆所撰的对联就极为出彩，当时刘大白的身份还是教育厅的秘书长并兼西博会教育馆的馆长，从今天的角度看至少是个正处级干部了，而他的对联却是——“办教育的经费，没有来路；受教育的人才，没有出路”。据说当时蒋介石看了很生气，大白便给他作了解释，事后有人要大白修改此联，大白不肯，后来此联也一直挂到西博会结束而没有被人拿掉。对此，大白还写过一篇蛮认真的文章。此事不仅看出刘大白的个性，也看出了当时的世风。八十年前的中国教育，就是这个样子吗？想想真有意思啊，而且一个主政教育的地方官竟敢在诸如成就展上如此调侃，而非一般文人墨客之讽刺挖苦，这可见刘大白身上很耿直和悖时的一面，这一面显然是很不讨好的。当然也很可能这只是一个传闻，至少是文多于史的，因为也有人说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去参观过这个展览。
传闻刘大白在做教育厅秘书长的时候，厅长就是蒋梦麟，传闻刘作为蒋的助手，做事还是蛮爽快的，经常是蒋厅长不在时，刘秘书长就自说自话地把事情给办掉了，事先不请示，只是事后汇报，等蒋梦麟知道之后见刘大白办得也还可以，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所以刘大白大约也是不甘于只做师爷的角色的。
刘大白的名气，的确是跟他撰对联是分不开的。相传红白之事，朋友中都会有劳于他的，虽说他总是推脱，说人家的悲喜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还是留下了不少应酬之作。
回到诗歌。今天看刘大白的白话诗，尤其胡适先生的白话诗，那就是白开水，这一点大白先生自己也有所认识，他说过“我的诗用笔太重，爱说尽，少含蓄。”这也算是一语道破天机吧。人如其名，名如其诗，大白！而所谓“旧诗词的大作手”这在新诗一百年的今天来看，便更显出刘大白写作旧体诗的妙处了，但是我们别忘了，刘大白还是白话诗创作上的急先锋，如这一首《秋江的晚上》就是传世之作——
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尤是那一句“把斜阳掉在江上”这真是千古绝唱啊！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白话诗中，其实还是有着古体诗词的韵味的，这便是五四一辈诗人的长处，虽然他们在白话文方面也许还不是太娴熟，但却正因为某种不娴熟，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国诗歌的独特意境。刘大白更有代表性的就是《邮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
祇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挑开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这信唇里面，
藏着她秘密的一吻。
从她底很郑重的折叠里，
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
很郑重地展开了。
我把她很郑重地写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郑重地读了。
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邮印，
我不是爱那幅精致的花纹，
祇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
我知道这邮花背后，
藏着她秘密的一吻。
这是诗人写于1923年的诗作，我后来看有人的评论，说他写这诗已经44岁了，爱情其实也没有了，所以只能是写写信搞搞邮吻了。我觉得这真是不了解诗人。44岁怎么就能说没有爱情了呢，杨振宁82岁也还有爱情，怎么能说刘大白44岁就没有真正的吻了呢？
诗人之私生活，一定是跟诗歌有关系的，爱情是这样，其他更是这样。刘大白写作《卖布谣》的时间是1920年的5月31日，而这前后他还写了不少同样风格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用口语，有节奏，很直白，是那个时代诗歌反映现实的杰作——
一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卖布买米，
有饭落肚。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弟弟裤破，
没布补裤。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是谁买布，
前村财主。
土布粗，
洋布细。
洋布便宜，
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
饿倒哥哥嫂嫂！
二
布机轧轧，
雄鸡哑哑。
布长夜短，
心乱如麻。
四更落机，
五更赶路。
空肚出门，
土城卖布。
上城卖布，
城门难过。
放过洋货，
捺住土货。
没钱完损，
夺布充公。
夺布犹可，
押人太凶！
“饶我饶我！”
“扣留所里坐坐！”
这一时期的诗，我以为跟刘大白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那时他跟沈定一已经在萧山衙前从事农村教育乃至农民运动了，包括他后来的另一首《成虎之死》，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不仅刘大白，包括沈定一自己都写了叙事长诗《十五娘》。照以前的文学史来看，沈定一在诗歌史上是没有地位的，但是革命却是诗歌的同义词，所以那一个阶段便会有《卖布谣》这样的作品问世。而这个阶段的刘大白仍有更多哀婉低吟之作问世，如写于1920年8月8日的《立秋日病里口占》：“西风拂拂忽相过/一缕新凉袭被窝/落叶声低偏到耳/立秋消息病中多！”以前常有人说诗人会无病呻吟，而那个阶段的大白的确是有病住院着，所以姑且可称作为有病呻吟吧。
有病呻吟，这病可能还是中国社会之病，所以大白也能写出这样愤慨的诗，此诗题目叫《每饭不忘》——
饭碗端起，
我就记起——
他，
他姓李！
饭碗端起，
我就记起——
他，
死在萧山的监狱里！
饭碗端起，
我就记起——
他，
他是中国农民牺牲者第一！
饭碗端起，
我就记起——
“其余没有人了吗”，
难道中国农民全部跟着他断了气！
这就是纪念李成虎的诗歌。
历朝历代以来，中国读书人中同情劳苦大众且为之鸣不平的，不在少数，但是能够用诗歌，特别是用新诗来表现这一题材的，确实凤毛鳞角，虽然这些新诗在今天看起来跟胡适的新诗都有一个浅白的问题，胡适的浅白主要表现在爱情诗领域里的浅白，而刘大白的浅白是在于表现农民和他们的对立阶级的关系——这可能也恰恰就是刘大白诗歌的意义所在。而考察他那一个时期的身体力行，的确是在萧山的衙前从事农民运动，而这跟刘大白、沈定一那个时期信仰共产主义是完全分不开的，今天读《卖布谣》这样的作品，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刘大白太红色了，他之前和他之后的这种新诗人，要红色的也是不少的，但是像大白这样，能够把农民的疾苦当作诗歌的主题的，可以说屈指可数。也许这已经跟诗艺无关，而关乎的是信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诗歌后来基本发表在同人报纸上，如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等，那个时代诗歌的定位也很明确，那就是给人开启觉悟的。
而刘大白的这种红色诗歌跟他同一时期缠缠绵绵的爱情诗（如诗集《丁宁》）一起比较起来看，则能看出诗人情感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实际上刘大白也不是不知道那些新诗所存在的艺术问题，那个时候，他是把这些新诗当作社论来写的。
1921年和1922年，是刘大白创作颇为旺盛的两年，而发表的阵地就在上海，其中《民国日报》的《觉悟》专刊在2月15日刊登了该报社友的名单，其中就有沈雁冰、沈泽民、邵力子、李汉俊、陈望道、夏丏尊、杨之华、沈玄庐（沈定一）和刘大白。注意这个名单中，除了夏丏尊，其余都是中共早期的党员。1922年的秋天，刘大白在杭州的白屋创办《责任》周刊，1923年他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任教，第二年经邵力子介绍去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其时陈望道也在复旦任教。民国期间，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浙江的不少读书人和文人实际上都跟几个绍兴人有关系，这几个绍兴人便是蔡元培、邵力子，再加上萧山籍的沈定一。而在复旦大学期间，刘大白的人脉交往圈子也已经基本形成，那就是浙一师的旧友，绍兴任教时的旧友，还有就是复旦的同事。
三、朋友眼中的刘大白
在朋友们眼中，刘大白是个好人，特别是在大白先生去世之后，朋友们都想方设法替他处理后事，特别版遗著的出版，可鉴朋友们的真心，这反过来也证明了大白先生生前对朋友的那一种诚意吧。
1934年在刘大白去世两周年时，夏丏先生写了《白屋杂忆》其中称大白是个“欧化老少年”，本人此文的题目即出典于此——大白在朋辈中，年齿最长，而兴趣却反最高。好说闲话，好动闲气，又好购置闲物。有专门以割裂毛边书之小刀，有装盛茶叶置于壶中之银质漏花球盒，见有零星小件，无不好奇罗致。案上及抽屉中随处可见零物。有人定绰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欢欧化，好新奇，故更有“欧化老少年”之名。
另一位绍兴人王世裕，同盟会会员，早先跟刘大白编过《绍兴公报》，当年刘、王和任瘦红是被称作绍兴三剑客的，大白去世之后，便是由王世裕先生替大白的古体诗集《白屋遗诗》作短序——
五四以还，大白敝屣其旧诗，然温丽隽爽，予夙爱之。尝戏谓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君殁后，诗稿储君皖峰处。予乞以归，题曰白屋遗诗。付上海开明书店，经年而书成。昔日戏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子亦垂垂老矣，风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识。
这一段小序，很是感人，故友知交，风雨之思，这便是当时刘大白和他的朋友。
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屋遗诗》已是1984年版的，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薄薄一册，仅92页，定价是0.38元，然而就是这一册书，当时出版时，除了由老友王世裕作序之外，还有一师朋友的出力，这是唐弢先生的一段文字，——《白屋遗诗》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四月，线装一册，连史纸印，封面由夏丏尊题签，扉页则出经亨颐手笔，大白诗清雅自如，有信手拈来之妙。我得这本书于旧书摊头，非挟以自珍，不过文人积习，偶似嗜痂而已。
当然唐先生还不忘来一段对文人写古体诗的评价——新文人中颇多精于旧诗者，达夫凄苦如仲则，鲁迅洗练出定庵，沫若豪放，剑三凝古，此外如圣陶、老舍、寿昌、蛰存、钟书诸公，偶一挥毫，并皆大家。惟单行付梓，早获定评者，惟沈尹默、刘大白两家而已。
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在人们评论刘大白时，也有一些是借刘大白而说其他的，比如收录在《刘大白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张露薇的一文，就很值得咀嚼的。张是东北诗人，曾当过《文学导报》主编，他对大白的评价倒是一箭四雕的——他的诗没有胡适式的浅薄，没有新月派的空虚，没有模仿法国象征派者的怪狂，没有普罗作家的空喊口号，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他有他自己的情调，一般人不注意及之，也是很使人纳罕的事。（《论刘大白的诗——纪念大白先生的死》）
这么短的一段文字，让我们看到张在肯定大白诗歌的价值时，同时批评了胡适之、新月派、法国象征派以及普罗派，如此的打击面也是罕见的。没想到报应在几年之后就来到了。原因是张露薇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略说中国文坛》的文章，文章攻击到了鲁迅先生。他在文中称：“中国作家庆祝高尔基四十年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作品？有几个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哪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后来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五）》中曾澄清事实：“至于祝电，我以为打一个是应该的，似乎也并非中国人的耻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实在并没有发，也没有在任何电报底稿上签名。”随后又回敬道：“‘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话对有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最后又作一比：“如果有谁看过非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说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便会禁不住会心之笑。”（且介亭杂志二集）
此当然是个小插曲，只是想说明喜欢刘大白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像张露薇这样在抗日战争中给汪伪政府写过“国歌”的人，这当然是后话了，网上称张也是清华的学子，曾是季羡林的朋友。
由此看来，刘大白不缺朋友，也不缺粉丝，而对他晚年产生影响又给他很高评价的，便是蒋梦麟先生。蒋梦麟是如此评价刘大白的——
刘大白是一位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一九二八年，我回浙任教育当局，当我把他从复旦拉了出来，任我的秘书。我对他的要求是很直率的：“大白，有人不敢请教你，有人不配请教你，我也敢，也配，你来不来？”他的答复是一样直率的，只说了一个字：“来！”，后来我到教育部承泛部长，稍迟，他也被任为次长；在浙在京，他对我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想想也是啊，是蒋梦麟让刘大白步入行政的，他怎么会说刘不善于行政呢？其实在好多朋友和学生的笔下，刘大白就是一个很好的幕僚和刀笔吏，所谓得绍兴师爷之真传，说他在复旦期间，就已经有在幕后主持校政的经历，蒋梦麟后来让他做了幕僚，先是浙大秘书长，后是教育部次长，有一阵还代理过部长之职。
这也是刘大白后来颇遭诟病的一关节点，文人总觉得刘大白弃文从政的可惜，但是子莫鱼，焉知鱼之乐乎？一个有多方面兴趣的人，尝试从政又有何不可呢？因为从政，从根本上说还是为社会服务呀，至于服务的好坏以及这个政权制度的优劣，那是另一回事情了。
我要写的关键词是：理想，爱情，牺牲，命运和悲剧。
是子渊啊，快进快进！
大白，这样的天气你也要出门啊？
我想去看看雪景啊。
呵呵，这杭州可也全是白屋了
……
两个中年男人，口中哈着热气，像孩子一样的谈论着昨夜的这场大雪。
是啊，这一场大雪，给了杭州一些久违的清冽和温情。而这个叫子渊的中年人，没有因为一场雪而不出门，却反倒因为大雪的到来，使得他来到皮市街的脚步更为匆促。这个子渊便是经亨颐先生，时任浙江一师的校长并兼浙江教育会的会长，而白屋的主人，便是有着雪一样名字的刘大白。而文中所说的皮市街，我们习惯叫作皮市巷的，而在经先生的日记中，则写成皮市街的。
刘大白的一生完全符合诗人的传奇特性：早慧，叛逆，多情，且情事多艰，执教鞭，患肺病，从政为官又不忘著书立说，中年去世，身后寂寞……这让我想起了有诗僧之称的苏曼殊，苏曼殊比刘大白更为疯狂和不羁，但刘比苏又更为丰富和深沉。这种深沉有时就表现为不苟言笑，城府颇深，因为从照片上看，刘大白先生是个瘦削且骨感的男人，有着一张劳碌而愁苦的面孔，反正长得既像诗人又像师爷。在民国初年的那么多绍兴文人中，似乎刘大白是最像师爷的人，无论外形还是内心，但在本质上刘大白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燃烧了自己也燃烧了世界的诗人。
这个生于1880年、本来叫金庆棪的绍兴平水人，自小就有反清复明之志，因受好友吴琛的影响，而改名为刘大白，说当时（1909年）二人同饮于北京酒楼上，当吴琛述说自己的刺杀权贵的计划后，这个当时还叫金庆棪的拔贡生，趁着酒兴吟诗一首《匕首行》——腰有一匕首，手有一樽酒；酒酣匕首出，仇人头在手。匕首复我仇，樽酒浇我愁；一饮愁无种，一挥仇无头。匕首白如雪，樽酒红如血；把酒奠匕首，长啸暮云裂……吟完后借笔题于墙上，署名刘大白。
这可以说在抒写讴歌当时的荆轲啊，这是豪放派的，看得出是一气呵成的。诗人本姓金为何姓刘，据绍兴平水的金氏族谱记载，刘是复姓，他的九妹也姓刘，当然也有一说是认为我们汉族的江山是刘姓开创的，因此刘大白遂改姓刘了，因为要反清复明嘛。
因为姓刘而不姓金，后来他在遭清政府通缉时倒也给金氏家族少了些麻烦。关于刘先生改姓一说，后来据大白先生的后人所述，他们祖上本来也就是姓刘的，这中间的漂移和迁徙，在此就不展开了。
用学生曹聚仁评价刘大白老师的话来说——他那火辣的热情，却比苏曼殊还要浓厚些。
曹聚仁评人实际上还是颇为主观的，尤其是对自己老师和同学辈的评价。
刘大白也曾有诗悼曼殊的——非儒非侠亦非僧，人海逃禅俨上乘。但是大白自己却不逃禅，似乎也无处可逃。
有人称苏曼殊是诗僧，而刘大白呢，人称是欧化老少年。欧化是他的立场，并非他是游欧人士；老少年是他的姿态，是老夫聊发少年狂的那种情状。他在浙江一师任教以及后来写出那些传世之诗句时，都已过不惑之年，然而照样把爱情诗写得浓郁激烈。
我有时也搞不明白，要写出好的诗句，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搞得如此痛苦呢？或者说像今天的某些诗人那样，一定要装出痛苦的样子呢？那个年代的诗人，似乎更多地在身体力行，而主题只有一个：革命革命再革命！这革命就是执教，办刊，论战，主政，所以这革命便轰轰烈烈，风生水起。今天如果我们从作品的成就来论人，那么像刘大白这样的白话新诗，可能还处在一种半文不白的状态中；而如果我们从文化的传道者和革命者的角度去看大白，那他完全是一个大写的人。这个人有时是狂草，有时是正楷，但绝对是大写的。
早年我不喜欢刘大白，而且把他跟另一位叫刘半农的诗人混在一起，因为他们都姓刘，且名字也都比较“土”。他们之间也还真的打过口水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喜欢名字比较洋的诗人，比如戴望舒、康白情、孙大雨、林徽音、艾青，郭小川，以及后来的北岛芒克江河舒婷等等。还有一个容易搞糊涂的是，刘大白和刘半农都写过反映底层生活的诗，又都是由著名的语言学家和音乐家赵元任先生为他们谱曲的。现在我当然能搞明白了，半农先生的是《叫我如何不想她》，大白先生的是《卖布谣》。刘半农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倒是蛮洋派的，现在偶见纪念会上有人用美声来唱的，而大白的“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则很像民谣了，这就是反映底层百姓的，不过由此诗也看出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萧绍平原上的商业形态了。刘大白是绍兴人，又在萧山谋过事，而今天的萧绍平原上，染织业是相当发达的，发达到影响用水卫生和整体环境了。可惜再也没有诗人写此类的《卖布谣》了，写也写的，是写企业家如何走向世界并抗击金融危机。
诗人去写世间的不平，平民的痛苦，写不写是姿态，写不写得好是本事。
刘半农因为没有在国民党政府里做官，所以还是名列五四新派人物的，而刘大白的一生就要复杂得多，他因为官至厅部级，远比当年鲁迅在教育部的公务员要厉害。究其原因，鲁迅不是蔡元培的亲信，而只是许寿裳的好友，是蔡元培的外围好友，这一点跟周作人不一样，周作人似乎要跟蔡元培走得更近一些。而刘大白则是蒋梦麟的亲信和得力助手——就因为这一层关系，在1949年后，是很难见到给刘大白先生作传作评的，有也是有的，那多半也只是作为一个五四新诗人的几句评价，而且最后总不忘给他打上“躲避现实”和“悲观厌世”的标签，这也是那个年代惯用的腔调。
这实在是有失公允的，然而名人的是非功过总是要后人慢慢来评说的，公允也总要慢慢才会来到的。或者换作诗意的说法是——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那么还是让我们回到文章的开头，回到1919年元月的那场大雪中吧。写大白和他的朋友从大雪开始也算是一种语趣吧。
一、刘大白与浙江一师
经亨颐敲开了白屋的门，而我们在今天则敲开了经亨颐的门——一册薄薄的《经亨颐日记》，让我们知悉了这位浙江一师掌门人的点点滴滴。在1919年元月26日的日记中，经亨颐是这样写道的——雪积白。九时，至皮市街，访刘大白，请其任《青年团》编辑。
经先生这次踏雪访“白”的结果究竟如何，经先生有没有在皮市街上顺道看一看皮货店的行情，以及这《青年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一切经先生都没有记。没有记，大约是一切都在不言中了，因为四天之后经先生的日记是这样的——（民国八年元月三十日）雨，昨晚又积雪，而未得盈尺之喜。九时，到教育会，与刘大白接洽《青年团》出版。
刘大白是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处遇到经先生的，是偶遇还是朋友之间的引荐，这个我到现在还不得而知。现在确切的考据是，刘大白先生是1919年的夏天到浙一师任教的，又是在第二年的春天离开的，任教时间不到一年。而在这之前，经先生和刘大白早就是朋友辈的关系了，而非老板和打工者的关系。因为在经先生任浙江教育会会长时，刘大白便是总干事，而从教育会中派生出来的青年团，便是那个年代的新生事物，就像今天从事传统传媒体的人会去办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在当时就是“青年团”。其实任何时代办任何事情，都得有两个条件，一是人，一是钱，那么在当时，人和钱又都需要像经先生这样的人去运作的。我们先不管这些民间社团是什么性质的，民国时期的出版和结社应该说是还是有法可依的。你如果看过经先生的日记，便可知道经先生一天到晚在忙的，就是今天见这个人，明天跟谁吃饭，校务的事情说实在的并不见得多少繁忙，“与刘大白接洽《青年团》出版”这便是经先生和刘先生的更加紧密型的合作，所以后面刘大白到浙一师来任教，而且大搞白话文的改革，这便是顺手牵羊的事情了。这也是经先生的高明之处，要革命就是要借用外力，在后来被称道的一师的四大金刚中，夏丏尊是元老中的改革派，而刘大白、陈望道和李次九则多少有点外来和尚好念经的味道。其实任何一种革命，或者就是小小的改良，都是对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一师风潮中经先生最后的挂职而去，与其说是来自于浙江官府的压力，不如说是教师队伍中的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损害，或者如蒋梦麟先生写给胡适信中所说的那样，是学校里牛鬼蛇神太多，鱼龙浑（混）杂，经先生得罪的人太多太多，包括经先生重用了像刘大白这样的人。因为在当时的杭州，能干之人，懂国学之人是多之又多的，经先生为什么重用刘大白，因为同乡啦，因为引荐人的原因啦，或者意气相投啦，这总是有原因的。有人说是不是太夸大了乡党乡音的作用啦，其实一点也不。浙江一师后来曾有个后四大金刚之说，其中一位叫王祺的老师，湖南人，不要说江浙人听不懂他的说话，就连湖南人都听不懂他的方言，所以后来他在官场上也有点郁闷的，因为那时也很讲民主啊，凡轮到王祺讲话，人家就要求他作书面发言，那个气啊。看来说好普通话还是管用的，但一个当官的如果全是普通话又形不成自己的腔调，这也是个问题。
现在基本的轨迹已经有了，刘大白是1916年来到杭州定居的，其实他早在1895年就到杭州参加过统考，得到优贡生，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清府的公务员的，但因为丧父而弃绝功名。1916年袁世凯复辟失败，继而一命归西，作为反袁斗士的刘大白便从海外流亡归来，同时跟他一起归来的还有名气更大的萧山人沈定一。一般来说流放者的归来，总是要有所补偿的，这个补偿便是在新政权中谋得一官半职，后来沈定一做了浙江省议会的议长，刘大白则做了秘书长。这一年的刘大白，开始定居杭州皮市街三号，他在自己家的门上题写了“白屋”二字，刘去世后出版的《白屋遗诗》《白屋书信》等便是由此得名的。白在中国字的意思中，除了颜色的本义之外，还可引伸为一穷二白，同时还有干净纯洁的意思，我想当时的刘大白取名为“白屋”恐怕更多的是后一个意思吧。
刘大白当时有两个身份，一是做编辑受聘于《杭州报》，二是做了浙江省议会的秘书长，在今天也是官至正厅了（好比省人大秘书长）。做编辑记者是知识分子的途径，而做官则是另一条途径——这两条途径在刘大白身上有时就是能够统一在一起的，因为他认真，而且在朋友眼里他始终是个好的幕僚，不知这跟他是绍兴人有没有关系，因为据说绍兴的读书人好做师爷。刘大白能做浙江省议会的秘书长，就因为议长是他的好朋友沈定一。刘和沈是在1914年的日本东京相识的，那时他们同为同盟会的会友，同盟会就是反清然后又反袁的，患难成知交，流亡见真心，刘和沈就在异国他乡结成了至交。我们现在看刘大白的人脉关系中，大概能成为知交的，除了沈定一，便是早期在绍兴报社共事的任瘦红了，在我看到的刘大白的旧体诗中，有诸多是写给沈定一和任瘦红的。至于说跟蒋梦麟的相交相处，那已经是1927年以后的事情了，此前虽然在处理一师风潮中，蒋梦麟先生也来斡旋过，但那时没有跟刘大白相识的机缘。所以要论及刘大白的私人交情，关系最铁的当然就是沈定一，但因为沈定一在1928年遭暗杀，沈的悲剧性命运很自然地也影响到了刘大白的的人生，这是后话暂先不说。
考察刘大白的一生，虽然民国初年也有北漂的经历，但那时新文化运动还未兴起，他去北京算是去早了，早了大概五六年吧，所以他便没有跟北大和《新青年》同仁的交往，也无游欧美的经历，他去日本也属流亡性质。回国之后刘大白活动的空间基本就在沪杭之间，这跟当时同为绍兴人的周氏兄弟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急先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批急先锋的舞台皆在北京，后来才慢慢转移至上海。五四新文化的两员大将，胡适和周作人后来虽然都为刘大白的诗文写过序跋，但基本还是出于礼节，并不能算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所以刘大白跟那一拨后来掌握新文化运动话语权的领袖们，还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把刘大白引入浙江一师的就是踏雪访“白”的经亨颐先生。经亨颐对中国教育和中国新文化的贡献，简单说来就是两点，第一是打造了一个全新的浙江一师，使其成为南方的新文化重镇；第二就是打造了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使之成为乡村教育与文化乌托邦的一块试验地。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亨颐日记》只是薄薄的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记的也只是1917年到1919年的事情，而且也并不全的，不过其中涉及刘大白的，除了以上几则外，还有如下的记载——
民国八年七月三日。晨鸠鸣，挂红灯，而仍雨。上午，客来不绝。下午，访何竞明，病，刘大白亦咯血，晤谈，精神尚健。
民国八年七月八日。雨。八时，访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民国八年八月五日。阴闷。闻刘大白又咯血，先嘱仁保赳病院请医……至皮市（巷），访大白，神色尚好，劝其静养两个月。
从经先生的日记看，他似乎总是在不好的天气里记跟刘大白有关的事情，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预兆，包括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的这一天，也是在一个雨天。
不过经先生的这几则日记，也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刘先生身体欠佳，也已见肺病先兆；二是大白先生是民国八年才答应做浙江一师的国文教员的，而非民国七年或更早，因为笔者曾见不少史料上说是民国七年就任一师教员的。此前只是做《青年团》的编辑而已。《青年团》的事情是属于省教育会的，而非浙江一师的，包括刘大白也兼任过教育会的总干事。在这个交往中，经和刘一定是颇为投机的，所以刘大白肯去浙一师任教并助经先生一臂之力了。
而就在第二天的八月六日，经先生在日记中又是一箭双雕——晴。大早，到校一转。即至会（教育会，笔者注），晤陈望道，面允。又便访大白，据云泽人已来诊过。
一周之后的十日，经先生“又至泰丰旅馆访陈望道，便至湾井弄丏尊家，不在，即返寓……”八月十一日的日记有“在校，先访大白，病稍差”的文字。而在十一月的三日，经先生在日记中又有“刘大白又咯血”的记录。
从这些日记看，这一年的夏天，刘大白跟浙江一师和经亨颐先生已经达成了一致，而且经亨颐先生也已经把另一位大将陈望道聚拢在自己的身边了。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义乌跟浙江的诸暨是近邻，诸暨也属绍兴管辖，所以也是有一种乡情在的，但这里首先是陈望道已经够这个资格了，然后才是其他的因素。
再说刘大白和经亨颐，一个绍兴人，一个上虞人。如果说刘大白不改“哼个老倌”的乡音，那么经先生大约也是喜欢说“格个老倌”的。而当时的教育会以及青年团等，皆是经先生的社会兼职，从日记看，经亨颐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在这些社会事务上面的。而经先生去访的皮市巷，其实跟后来成名的诗人戴望舒的故居大塔儿巷是很近的。经亨颐踏雪叩访的皮市街3号“白屋”，现在已成了浙江香溢大酒店（好在还立了一块牌文的），这里同时还是浙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地，现在则是烟草公司经营的一个大酒店。因为刘大白在一师风潮之后，便是跟着沈定一去萧山衙前办农村小学，这可不是一般的小学教师啊，他是跟好友沈定一一起从事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这个也是记入史册的。
所以要写浙江的民国史，甚至要写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史，都是绕不过沈定一。而且中华民国史，似乎半部也就是浙江民国史，因为民国是浙江人在治国，特别是浙江人的思想理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我以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可以写入政治史的，而他的文化立场和人际交往，就应该写进人际交往史。文化从某种层面上讲，就是几个文人社团的事情，或意气相投或文人相轻，这都是有可能会搞得风生水起的。人都是喜欢拉帮结派的，尤其是文人，因为孤独等原因，一个好汉三个帮嘛，尤其是民国时代。不像现在，每人都搞个博客或微博，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一点早就做到了，所以结不结帮好像问题不大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结帮，大约都是用来代购一类的商业行行了，而不是精神行为。虽然后来刘大白较早地脱离了党派活动，沈定一也是典型性地“出尔反尔”，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征吧，东风来了借东西，西风来了吹西风。不过在刘大白的那个时代，总体上那还是西风东渐，这也是大白被称作为“欧化老少年”的出典之一吧。
从后来曹聚仁等人的回忆文章中，见不到刘大白在任课时的诸多细节，不过曹聚仁也说到“我只记得他时常患牙痛，教我们国文课，却时时请假……”可见刘老师不仅有肺病，而且还上火，牙痛怕是上火之症吧。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刘大白在浙一师时，也年近四十了，这样的年纪，“学识渊博，观察之透彻，笔力之劲健，实为人所不及。他深沉守默，不很爱空议论。年青人总以为刘师城府很深，不可揣度……”连曹聚仁都说刘大白城府很深，这可能是他的外表长得比较严肃，后来刘大白的不少学生辈的都有此看法。比如兆良在《古文叛徒刘大白》一文中写到了大白在复旦的事情，其中的印象是——以“人如黄花瘦”的一种诗人姿态，出现于讲坛，他是一副瘦长的脸孔，似乎有一双阴鹫而不留笑影的眼睛，从深度的近视眼镜中漏了出来，老不能承受学生们的欢迎。刘大白虽以叛徒著名，其语言仍不改其乡音——满口还是“哼个老倌”的声调，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听了莫名其妙。
好一个“哼个老倌”！刘大白之于浙江一师，或者说四大金刚之于浙江一师，印象中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一个打了包的概念，即他们都是提倡白话文的，或者说被教育厅的夏敬观厅长说来都是不学无术的。只有夏丏尊，后人对其印象颇深，因为他有丰子恺这个好学生，所以关于夏老师的文章特别要多一些，再加上夏丏尊后来去了白马湖，跟朱自清和叶圣陶等（跟叶还成了亲家）都是好友。
今天的人已经不能体会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和文言文之激烈的斗争了，不过我们只要回想一下，比如在2009年8月当国家语委公布要调整个别汉字的字形，马上引来一片争议，由此可见此事非小事。比如“林荫道”用得好好的，一定要改为“林阴道”，在报纸上作标题时乍一眼就看到“阴道”了，你想想这有多可怕啊。而在1919年的刘大白陈望道和夏丏尊们，响应经亨颐先生的倡议，“改授国语”，经先生的理由是——“国文应当教育所支配，不应当国文支配教育”，“经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学生，实在是错了人生”……
经先生当时最厉害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决定把国文课改文言为白话，且废止了读经课。而在刘大白这里则更是绝对，他是把文言文当作“鬼话文”来骂的。一段时间后，官方的反应是什么呢？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就以“近来鼓吹无政府主义之书报多用白话体裁”为由，去电北洋政府要求明令禁止白话文。而浙江省的省长齐耀珊也是致电教育部“请禁白话文”，齐省长同时还派去了秘书到浙一师任教国文，即用掺沙子的方式欲改组教师队伍，可见用心何其良苦啊，但那也只是一比四啊，四大金刚还只是新潮改革派中的代表，还有一批经先生的拥趸者的，虽然也可以肯定对经先生腹诽的老师也不会少的。然而我们觉得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当时我们的北洋政府似乎忙得很呢，根本就不可能来管你这个浙江省的文白之争，而我们的教育部呢，从后来平息风潮等做法来看，也是开明得很。这个不像今天的网络管制，我搞一个程序，你的什么东西就被屏蔽掉了。
关键是，那是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而不是一个屏蔽的时代。
语言的文白之争，说到底是革命与保守之争。好多国家的文化革命，首先都是从语言革命开始的。这里只以一篇书评为例，可见当时同样是白话革命者，对白话的看法又是如此的不同。刘大白在1929年专门出了一本书叫《白屋文话》（世界书局印行，定价九角），这是一部关于白话革命的书，他在自序中说：“当时写的动机，是长活人的志气，灭死人的威风，颇以《平鬼传》中的钟馗自命。”而且此书的宣传跟今天一模一样，也是要拉大旗来作虎皮的，不仅有胡适之跋（据说本来是当作序的，后来位子推后了），还有蒋梦麟在此书封面上的推荐语是——人话革命的宣传品。
何为人话，就是白话，就是说人的话，那么言下之意，文言文就是鬼活。
书出来之后，大家都要出来捧场，当年的梁实秋先生（化名敬远）就写了书评，说“刘先生的文笔是爽利极了，举的例证也很多，趣味丰富，引人入胜。”不过接下去梁先生还是实话实说了，他最后是这么说的——刘先生的文笔是很滑稽的，不过有的地方为了滑稽而流于粗俗，例如原书第十六节，只有六页，“放屁”发现几乎十次。也许刘先生以为这样说话，比较的更像“人话”罢？
“为了滑稽而流于粗俗”又有几乎十次放屁，这是梁实秋先生所不能接受的，而我们的刘大白先生又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批评。刘大白的个性颇像比他小一岁的鲁迅，似乎也是满身的刺猬，大白马上给予了反驳，而且题目也是很雷人的——告不辨人鬼强分雅俗的《白屋文话》评者敬远君——“读了敬远君对于《白屋文话》的批评，我不能不深深地惋惜着；所惋惜的，是敬远君的母亲，把他的脑筋，错误地制造成这样不辨人鬼，强分雅俗的一副。”
你们看这用语还是很毒的，意即母亲把梁实秋的脑子给生坏了，这是骂人中比较阴的一招了，老实说这也是绍兴人的拿手本事。接着刘大白就说——“敬远君的逻辑，似乎合章大虫的放屁逻辑，是有一点渊源的……”何为章大虫？章太炎也；将太炎先生称作大虫，可见大白当时的火气和性格。当时刘大白最看不起的人就是章太炎，因为章太炎坚持用文言文。
不过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民国前后浙江的这批文化人，特别是留日的那一批，从许寿裳到周氏兄弟，还有浙江两级师范（1909年的木瓜之役）时的一些教师，可都是章太炎的弟子啊，包括后来曹聚仁也算是因为给章大师记录国学演讲稿而入章门的，可是刘大白偏是不买章大师的账，且称之为章大虫，可见刘大白是何等偏激啊。
由此种争论可以看出，当年的文言文和白话文之争，在浙江一师以及整个的社会，完全不是小众化的议题。所以我现在也才能理解，说当年一师中的那些坚持文言文的老师（我们也要给予足够的尊重），是如何的与经刘陈夏李们誓不两立了，还说有一位（应该就是省府派去做老师的）就在隔壁房间里说，如果再怎样怎样，我就要拿一把枪把他们打死……
初读此材料时，我以为是杜撰的，现在看来在那一场白话文和文言文之争中，是完全有可能动刀动枪的。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曾有一段话，可以看出语言革命的重要性——“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这段文字虽然最后落脚点是在说学外语的重要性，但对本国语言的革命性的廓清，也正是那一辈大师们在努力的事情，包括马相伯兄弟之编《马氏文通》，陈望道放下“宣言”去写《修辞学发凡》，晚年又作《文法简论》，目的都只有一个。
我后来没有再看到梁实秋先生的反驳文章。莫非好斗又是绍兴人或浙东人的特性？正如做师爷也是绍兴文人的一种宿命？在我的印象中，梁实秋先生是比林语堂脾气都要好的一位，林语堂就曾经和曹聚仁打过旷日持久的笔仗。梁先生的一篇普通的书评遭来了刘大白先生的一通反批评，这也是那个年代文人论战的一种形态吧。
所以去叩访皮市巷3号白屋的不仅有本文开头的经先生，还有沈定一，还有好多好多的朋友或论敌。那个时候通讯还不发达，上门造访似乎是人际交往关系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特别是在同一个城市里，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年的白屋完全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情形，这也有经先生的日记可为佐征吧。这跟今天白屋的原址地已成为一个四星级的酒店倒也颇为相似，至少在人员流通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好斗还体现在那一场因留经而引发的一师风潮中，当听说警察包围了学校之后，刘大白和其他一些老师，比如姜丹书、王赓三等就去想办法冲进校园去。进不去怎么办呢，传闻刘大白买了不少的肉包子一个一个的扔进去——这在当时大概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了，这也只有刘大白才做得出来。当然风潮之后，刘大白和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老师一概挂职而去，这既是失望也是对策，否则这个风潮就很难再平息下去了，因为经先生和四大金刚便是出头鸟，他们不走是不行的。当局的撒手锏是要解散浙一师了，因为浙一师是官办的学校。那些当官的很理所当然地在想，我们拿出钱来办学校聘老师，你们却要造反，那我要你们这批逆子和乱党干什么呢？
所以刘大白们只好以自己的辞职而息事宁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中策，因为当时没有上策。而对于恩师们的辞职，浙一师的学生，内心实在是最为悲苦的，他们写了挽留老师的信，全文如下——
我们全体同学以爱戴先生的缘故，曾经派9次代表邀请先生到校任职，那（哪）知道5月5日先生竟决决绝绝地回复我们。我们以为最亲爱的光明指导者为了环境底关系不复聚存一堂，心里觉得非常愁闷，不过先生底苦衷我们也很明白，这样荆刺横生的道路也不勉强先生去走，但先生是新文化的先趋（驱），我们对于先生的爱慕不断，并且加强，总希望先生时时指导我们，扶助我们。先生，这个黑森森的树林虽有一条小路可通光明的境界，但林中毒蛇也有，猛兽也有，我们走到半路的时候遭了这种危险，先生虽是在空旷站着，听了我们底呼救声，想起来总肯援助我们。比来寒暑无常，诸惟努力自爱。
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全体学生上
（原载北京《晨报》1920年5月20日6版）
这挽留信写得极为感动，也极为煽情。在一片挽留声中，刘大白作何感想，有何打算，这些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而从披露的资料来看，刘大白甚至还执笔替全校教师写过一封挽留经校长的宣言，此信原载于《浙潮第一声》1920年6月。此宣言的最后，刘大白是如此写道的——所以要发这宣言的缘故，因为同人等的挽留经校长，并非是个人地位的关系，实在是学校精神的关系；不但是学校精神的关系，而且是文化事业的关系。恐怕外界不大明白，不能不声明一番。总结起来：就是以前本校的办法，自认不能没有缺陷；以前的文化运动，也还没有改进到健全的地步，所以要经校长复任，来弥补一切，希望达到适应时地、符合真理的目的。论到外界的批评，我们不但是不忌讳，而且是很欢迎的，很感激的！这就是同人真实的态度了。半年以来，外界对于本校的举动，难免有隔膜的地方。现在趁此表白一点。大家也是盼望的。特此宣言。
虽然这个信写得很为诚恳，而从语气上说，与其说这个信是写给经校长的，倒不如说是写给官府和社会看的。最后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经校长没有留住，刘大白也就走掉了。由此看刘大白起草留经宣言，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话语权仍在学生自治会和新潮人士手里，所以事过之后还有人编《浙潮第一声》，还有人请刘大白给这本纪念专辑写序，这一方面可见刘大白当时在师生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看出刘大白在一师风潮中是介入颇深的一个。他给《浙潮第一声》写序的时间为1920年的6月29日，我们今天读来，激情和理性仍洋溢在字里行间。
刘大白在开头如此写道——在无穷的不绝似的瀑流似的时间当中，过去已经去，未来还没来，所以人类对于过去，保有记忆；对于未来，只有想像。过去的陈迹，往往可作未来的教训物鞭策。所以记忆过去，不能说和想像未来没有关系。不然，像这占过去的时间很短的《浙潮第一声》，怎值得编印呢！
刘大白的结尾是这样的——不绝的进化，是人类无限的前途。所以过去的事情，总是不满足的。人类正因为对于过去有不满足的缺憾，所以才有向那未来求满足的努力。这一次一师底事件，结果虽然不能说是失败，但决不能认为满足。所以无论是一师同学，或非一师同学，都应该对于这件过去的事情，有不满足的缺憾，那才有大家向那未来求满足的努力。浙江文化运动底前途，人类底前途，才有不纪的进化趋向哪！这才是我想像未来的又一种希望。
看啊！《浙潮第一声》，不但是记忆过去，而且想象未来。未来的浙潮，第一声以后的第二声，第三声……第……声，怎样？（《浙江一师风潮》浙江大学出版社）
爱之深便责之切。刘大白离开浙一师之后，没有像经先生和夏丏尊那样再去白马湖创教育之业，他还是留在了杭州。1921年之后，刘大白基本的生活轨迹也就在沪杭和杭州与萧山之间，这期间对他产生影响，或者说助他事业发展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同乡邵力子，另一个就是萧山人沈定一。
邵力子利用自己的关系帮过浙江的不少文化人，这个帮就是谋职谋发展，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这其中就包括刘大白的去上海工作，以及曹聚仁的出道。
而沈定一这个人，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也是一个跨界之人，在一师风潮中，他也是完全站在经先生和学生运动这一面的，他先是给杭州警察厅长夏超去信诘责，且此信是刊于《申报》的1920年3月30日的，全信言简意硬——闻君以武装警逼令一师学生离校，君果甘作摧残吾浙文化之虎伥乎，何面目食吾浙禄，若非事实，盼复。
何面目食吾浙禄？这就是一个文化人对一个警长的责问，也是一个当过省议长的官员对警长的责问。现在也有此种责问的，不过大多是对已经下台失权之官员的责问。何面目食吾浙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你当官的实际是在吃人民的奉禄，很可惜今天反倒没有这样的说法了，大家都以为当官仅仅是在服务大众与社会。是的，你公务员是可以加薪且旱涝保收，但是你必须认识一点，你所吃所用所花费，是人民的税和血汗。
而在此前的1920年2月29日在上海的《星期评论》上，沈定一又著长文《学生与文化运动》，一开头就是——浙江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受着打击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撑着他枯朽的铁臂膊。一拳打去了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新文化倡导者的校长经亨颐。为什么会去经亨颐？因为浙江教育厅长夏敬观的查复。为什么夏敬观会有这一种查复公文？因为浙江省长齐耀珊有查办第一师范的命令。为什么第一师范要查办？因为第一师范和傍（旁）的学校学生出了一种《浙江新潮》周刊。为什么《浙江新潮》要查办？因为《浙江新潮》登了一篇《非孝》的文章。为什么会有《非孝》的文章？因为这一种文章是新文化运动的表现。浙江的官吏，既做了新文化运动的敌人，就不能不找着一个先导者的第一师范给他一个打击。去经亨颐的校长，就是表示他们打击新文化第一声的权威。
写得清清楚楚，沈先生真是明眼之人，而他的结尾更是高屋建瓴——我们青年学生不为那（哪）一个人负的责，为新文化负的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生命，我们为生命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的将来，我们为将来负责任。新文化是我们青年前途的光明，我们为光明负责任。新文化的敌人，已经对于我们青年的生命，将来的生命，光明的生命宣了战了！我们要试验我们生命的力量，正是这个机会。
再看邵力子先生当年写的“时评”，刊于上海1919年12月5日经第7版的《民国日报》，题目是《看“浙师”学生的团结力》，完全是鼓动性的，全文如下——
《浙江新潮》的风潮，听人有人要借此破坏浙江师范学校。
我因此却想着这是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新潮》等被人仇视的一个缩影。
仇视的结果，北大丝毫没有动摇，北大学生的团结力，全国人民没有不佩服的。浙江师范的前途如何？要看他们学生的团结力怎样！压力的大小是不用管的。
包括戴季陶在内的，都写了文章支持和评论浙江一师的行为的。而这些人也正是刘大白当时交往的一批朋友，虽然不能说全是绍兴帮，但作为朋友他们都是前呼后应地来助阵的。从刘大白身边的朋友来看，一师风潮前后，便已形成了一个文人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既是工作伙伴，又是事业搭档——编报刊和教书，在于他们就不仅仅是职业和饭碗，还是理想和追求，因为那是一个可以为理想而探寻的时代，是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更是一个可以改朝换代的时代。虽然后来有的人因为党派不同，政见不同，有分道扬镳的，有大浪淘沙的，但却都是书生意气，激扬文字——而正是这一些气场是能够穿越时空直抵今天的。
一师风潮之后的刘大白，住进了浙江病院，这大概是当时杭州最好的医院了。刘大白一直咯血且不断根，而且饭碗也敲掉了，大白想要好好地治一治了，这个时候他虽然也在几所学校兼过课，但只是对课负责，而不是对学校负责和尽忠了，因为一师风潮，已经让人伤透了心。经先生走了，改革派走了，刘大白便开始了一段职业诗人的生涯。病且赋闲，正是作诗的好时光啊。
二、诗人刘大白
作为诗人的刘大白，是能够留在文学史上的，哪怕仅凭一首《卖布谣》。
刘大白的诗学，用曹聚仁的话来说是——“他是旧诗词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话诗的创作上，又是急先锋。”
急先锋难免会早早倒下，甚至片甲不存，但是没有急先锋，又哪有后来的摘桃者？这也正如刘大白的为人，有极传统和古典的一面，又有新潮的一面，否则他是不可能去写《卖布谣》的。
实际上古体诗才是刘大白的童子功，史载他九岁便学作诗了。如这一首缠绵的《双红豆》，便跟此前的《匕首行》大为不同——
其一
岁朝初，一封书，珍重缄将两粒珠，嘉名红豆呼。
树全枯，却重苏，生怕相思种子无，天教留丰株。
其二
望江南，树凋残，莫作寻常老树看，相思凭此传。
体微圆，色微殷，星影霞光耀晚天，离离红可怜。
其三
豆一双，人一囊，红豆双双贮锦囊，故人天一方。
似心房，当心房，偎着心房密密藏，莫教离恨长。
这是有故事的，诗人总是跟爱情有关系的，刘大白也从不缺少爱情，只不过他的爱情，跟后来徐志摩和戴望舒的路数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大白的诗词功力，特别是旧体诗的功力还是相当了得的，诗人中要能新旧兼备的，实在也是屈指可数的。仅以他跟杭州有关的旧体诗来看，也已可见一斑。
如夏居孤山广化寺时作的——鉴湖不住住西湖，十五年来此山孤。今日孤山容我住，挈妻携子傲林逋。（《白屋遗诗·西泠小草》；（1917年）
比如在《湖滨之夜》中的“夜深长抱西湖卧，不及青山福分多”；
在《雨里过钱塘江》中的“两岸青山相对坐，一齐看我过江来”。
而更著名的是他的写于1928年的《楼外楼头狂醉》——“胸中垒块不寻常，楼外楼头醉一场。十五年来无此态，朋筵赌酒郁成狂。”其女刘星子在1983年作补记时写道——此诗作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这晚作者在西湖楼外楼喝了二十八两酒，大醉一场，归后酒花与血花齐喷，自谓十五年来无此狂态。
包括给复旦大学所写的校歌，也一直延唱至今，此校歌由丰子恺先生作曲——
复旦复旦旦复旦 巍巍学府文章焕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政罗教网无羁绊
无羁绊前程远 向前 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 师生一德精神贯
巩固学校维护国家 先忧后乐交相勉
交相勉前程远 向前 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旦复旦 沪滨屹立东南冠
作育国士恢廓学风 震欧铄美声名满
声名满前程远 向前 向前 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因为有古体诗的功力，大白的对联也是很为人所称道的，相传他在浙江主政教育时，为第一届西博会教育馆所撰的对联就极为出彩，当时刘大白的身份还是教育厅的秘书长并兼西博会教育馆的馆长，从今天的角度看至少是个正处级干部了，而他的对联却是——“办教育的经费，没有来路；受教育的人才，没有出路”。据说当时蒋介石看了很生气，大白便给他作了解释，事后有人要大白修改此联，大白不肯，后来此联也一直挂到西博会结束而没有被人拿掉。对此，大白还写过一篇蛮认真的文章。此事不仅看出刘大白的个性，也看出了当时的世风。八十年前的中国教育，就是这个样子吗？想想真有意思啊，而且一个主政教育的地方官竟敢在诸如成就展上如此调侃，而非一般文人墨客之讽刺挖苦，这可见刘大白身上很耿直和悖时的一面，这一面显然是很不讨好的。当然也很可能这只是一个传闻，至少是文多于史的，因为也有人说蒋介石根本就没有去参观过这个展览。
传闻刘大白在做教育厅秘书长的时候，厅长就是蒋梦麟，传闻刘作为蒋的助手，做事还是蛮爽快的，经常是蒋厅长不在时，刘秘书长就自说自话地把事情给办掉了，事先不请示，只是事后汇报，等蒋梦麟知道之后见刘大白办得也还可以，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所以刘大白大约也是不甘于只做师爷的角色的。
刘大白的名气，的确是跟他撰对联是分不开的。相传红白之事，朋友中都会有劳于他的，虽说他总是推脱，说人家的悲喜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还是留下了不少应酬之作。
回到诗歌。今天看刘大白的白话诗，尤其胡适先生的白话诗，那就是白开水，这一点大白先生自己也有所认识，他说过“我的诗用笔太重，爱说尽，少含蓄。”这也算是一语道破天机吧。人如其名，名如其诗，大白！而所谓“旧诗词的大作手”这在新诗一百年的今天来看，便更显出刘大白写作旧体诗的妙处了，但是我们别忘了，刘大白还是白话诗创作上的急先锋，如这一首《秋江的晚上》就是传世之作——
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尤是那一句“把斜阳掉在江上”这真是千古绝唱啊！不过就是在这样的白话诗中，其实还是有着古体诗词的韵味的，这便是五四一辈诗人的长处，虽然他们在白话文方面也许还不是太娴熟，但却正因为某种不娴熟，又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中国诗歌的独特意境。刘大白更有代表性的就是《邮吻》——
我不是不能用指头儿撕，
我不是不能用剪刀儿剖，
祇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挑开了紫色的信唇；
我知道这信唇里面，
藏着她秘密的一吻。
从她底很郑重的折叠里，
我把那粉红色的信笺，
很郑重地展开了。
我把她很郑重地写的
一字字一行行，
一行行一字字地
很郑重地读了。
我不是爱那一角模糊的邮印，
我不是爱那幅精致的花纹，
祇是缓缓地
轻轻地
很仔细地揭起那绿色的邮花；
我知道这邮花背后，
藏着她秘密的一吻。
这是诗人写于1923年的诗作，我后来看有人的评论，说他写这诗已经44岁了，爱情其实也没有了，所以只能是写写信搞搞邮吻了。我觉得这真是不了解诗人。44岁怎么就能说没有爱情了呢，杨振宁82岁也还有爱情，怎么能说刘大白44岁就没有真正的吻了呢？
诗人之私生活，一定是跟诗歌有关系的，爱情是这样，其他更是这样。刘大白写作《卖布谣》的时间是1920年的5月31日，而这前后他还写了不少同样风格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用口语，有节奏，很直白，是那个时代诗歌反映现实的杰作——
一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卖布买米，
有饭落肚。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弟弟裤破，
没布补裤。
嫂嫂织布，
哥哥卖布。
是谁买布，
前村财主。
土布粗，
洋布细。
洋布便宜，
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
饿倒哥哥嫂嫂！
二
布机轧轧，
雄鸡哑哑。
布长夜短，
心乱如麻。
四更落机，
五更赶路。
空肚出门，
土城卖布。
上城卖布，
城门难过。
放过洋货，
捺住土货。
没钱完损，
夺布充公。
夺布犹可，
押人太凶！
“饶我饶我！”
“扣留所里坐坐！”
这一时期的诗，我以为跟刘大白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那时他跟沈定一已经在萧山衙前从事农村教育乃至农民运动了，包括他后来的另一首《成虎之死》，都是那个时期的作品。不仅刘大白，包括沈定一自己都写了叙事长诗《十五娘》。照以前的文学史来看，沈定一在诗歌史上是没有地位的，但是革命却是诗歌的同义词，所以那一个阶段便会有《卖布谣》这样的作品问世。而这个阶段的刘大白仍有更多哀婉低吟之作问世，如写于1920年8月8日的《立秋日病里口占》：“西风拂拂忽相过/一缕新凉袭被窝/落叶声低偏到耳/立秋消息病中多！”以前常有人说诗人会无病呻吟，而那个阶段的大白的确是有病住院着，所以姑且可称作为有病呻吟吧。
有病呻吟，这病可能还是中国社会之病，所以大白也能写出这样愤慨的诗，此诗题目叫《每饭不忘》——
饭碗端起，
我就记起——
他，
他姓李！
饭碗端起，
我就记起——
他，
死在萧山的监狱里！
饭碗端起，
我就记起——
他，
他是中国农民牺牲者第一！
饭碗端起，
我就记起——
“其余没有人了吗”，
难道中国农民全部跟着他断了气！
这就是纪念李成虎的诗歌。
历朝历代以来，中国读书人中同情劳苦大众且为之鸣不平的，不在少数，但是能够用诗歌，特别是用新诗来表现这一题材的，确实凤毛鳞角，虽然这些新诗在今天看起来跟胡适的新诗都有一个浅白的问题，胡适的浅白主要表现在爱情诗领域里的浅白，而刘大白的浅白是在于表现农民和他们的对立阶级的关系——这可能也恰恰就是刘大白诗歌的意义所在。而考察他那一个时期的身体力行，的确是在萧山的衙前从事农民运动，而这跟刘大白、沈定一那个时期信仰共产主义是完全分不开的，今天读《卖布谣》这样的作品，一个强烈的感觉是——刘大白太红色了，他之前和他之后的这种新诗人，要红色的也是不少的，但是像大白这样，能够把农民的疾苦当作诗歌的主题的，可以说屈指可数。也许这已经跟诗艺无关，而关乎的是信仰。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诗歌后来基本发表在同人报纸上，如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等，那个时代诗歌的定位也很明确，那就是给人开启觉悟的。
而刘大白的这种红色诗歌跟他同一时期缠缠绵绵的爱情诗（如诗集《丁宁》）一起比较起来看，则能看出诗人情感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实际上刘大白也不是不知道那些新诗所存在的艺术问题，那个时候，他是把这些新诗当作社论来写的。
1921年和1922年，是刘大白创作颇为旺盛的两年，而发表的阵地就在上海，其中《民国日报》的《觉悟》专刊在2月15日刊登了该报社友的名单，其中就有沈雁冰、沈泽民、邵力子、李汉俊、陈望道、夏丏尊、杨之华、沈玄庐（沈定一）和刘大白。注意这个名单中，除了夏丏尊，其余都是中共早期的党员。1922年的秋天，刘大白在杭州的白屋创办《责任》周刊，1923年他去绍兴省立第五中学任教，第二年经邵力子介绍去上海复旦大学任教，其时陈望道也在复旦任教。民国期间，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浙江的不少读书人和文人实际上都跟几个绍兴人有关系，这几个绍兴人便是蔡元培、邵力子，再加上萧山籍的沈定一。而在复旦大学期间，刘大白的人脉交往圈子也已经基本形成，那就是浙一师的旧友，绍兴任教时的旧友，还有就是复旦的同事。
三、朋友眼中的刘大白
在朋友们眼中，刘大白是个好人，特别是在大白先生去世之后，朋友们都想方设法替他处理后事，特别版遗著的出版，可鉴朋友们的真心，这反过来也证明了大白先生生前对朋友的那一种诚意吧。
1934年在刘大白去世两周年时，夏丏先生写了《白屋杂忆》其中称大白是个“欧化老少年”，本人此文的题目即出典于此——大白在朋辈中，年齿最长，而兴趣却反最高。好说闲话，好动闲气，又好购置闲物。有专门以割裂毛边书之小刀，有装盛茶叶置于壶中之银质漏花球盒，见有零星小件，无不好奇罗致。案上及抽屉中随处可见零物。有人定绰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欢欧化，好新奇，故更有“欧化老少年”之名。
另一位绍兴人王世裕，同盟会会员，早先跟刘大白编过《绍兴公报》，当年刘、王和任瘦红是被称作绍兴三剑客的，大白去世之后，便是由王世裕先生替大白的古体诗集《白屋遗诗》作短序——
五四以还，大白敝屣其旧诗，然温丽隽爽，予夙爱之。尝戏谓他日署予名刻之何如。君殁后，诗稿储君皖峰处。予乞以归，题曰白屋遗诗。付上海开明书店，经年而书成。昔日戏言，宛然如昨。而君墓有宿草，子亦垂垂老矣，风雨之思，良不可任。二十四年春日。王世裕识。
这一段小序，很是感人，故友知交，风雨之思，这便是当时刘大白和他的朋友。
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屋遗诗》已是1984年版的，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薄薄一册，仅92页，定价是0.38元，然而就是这一册书，当时出版时，除了由老友王世裕作序之外，还有一师朋友的出力，这是唐弢先生的一段文字，——《白屋遗诗》出版于一九三五年四月，线装一册，连史纸印，封面由夏丏尊题签，扉页则出经亨颐手笔，大白诗清雅自如，有信手拈来之妙。我得这本书于旧书摊头，非挟以自珍，不过文人积习，偶似嗜痂而已。
当然唐先生还不忘来一段对文人写古体诗的评价——新文人中颇多精于旧诗者，达夫凄苦如仲则，鲁迅洗练出定庵，沫若豪放，剑三凝古，此外如圣陶、老舍、寿昌、蛰存、钟书诸公，偶一挥毫，并皆大家。惟单行付梓，早获定评者，惟沈尹默、刘大白两家而已。
这已经是很高的评价了。
在人们评论刘大白时，也有一些是借刘大白而说其他的，比如收录在《刘大白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张露薇的一文，就很值得咀嚼的。张是东北诗人，曾当过《文学导报》主编，他对大白的评价倒是一箭四雕的——他的诗没有胡适式的浅薄，没有新月派的空虚，没有模仿法国象征派者的怪狂，没有普罗作家的空喊口号，他有他自己的风格，他有他自己的情调，一般人不注意及之，也是很使人纳罕的事。（《论刘大白的诗——纪念大白先生的死》）
这么短的一段文字，让我们看到张在肯定大白诗歌的价值时，同时批评了胡适之、新月派、法国象征派以及普罗派，如此的打击面也是罕见的。没想到报应在几年之后就来到了。原因是张露薇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略说中国文坛》的文章，文章攻击到了鲁迅先生。他在文中称：“中国作家庆祝高尔基四十年创作生活的时候，中国也有鲁迅、丁玲一般人，发了庆祝的电文。这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事情。然而，那一群签名者有几个读过高尔基的十分之一作品？有几个知道高尔基的伟大在哪儿的……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
后来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五）》中曾澄清事实：“至于祝电，我以为打一个是应该的，似乎也并非中国人的耻辱，或者便失了人性，然而我实在并没有发，也没有在任何电报底稿上签名。”随后又回敬道：“‘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如此浅薄，做应声虫有余，做一个忠实的，不苟且的，有理性的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便不成了’的话对有些人却大概是真的了。”最后又作一比：“如果有谁看过非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拿来和这《略说中国文坛》的大文一比较，便会禁不住会心之笑。”（且介亭杂志二集）
此当然是个小插曲，只是想说明喜欢刘大白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包括像张露薇这样在抗日战争中给汪伪政府写过“国歌”的人，这当然是后话了，网上称张也是清华的学子，曾是季羡林的朋友。
由此看来，刘大白不缺朋友，也不缺粉丝，而对他晚年产生影响又给他很高评价的，便是蒋梦麟先生。蒋梦麟是如此评价刘大白的——
刘大白是一位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一九二八年，我回浙任教育当局，当我把他从复旦拉了出来，任我的秘书。我对他的要求是很直率的：“大白，有人不敢请教你，有人不配请教你，我也敢，也配，你来不来？”他的答复是一样直率的，只说了一个字：“来！”，后来我到教育部承泛部长，稍迟，他也被任为次长；在浙在京，他对我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想想也是啊，是蒋梦麟让刘大白步入行政的，他怎么会说刘不善于行政呢？其实在好多朋友和学生的笔下，刘大白就是一个很好的幕僚和刀笔吏，所谓得绍兴师爷之真传，说他在复旦期间，就已经有在幕后主持校政的经历，蒋梦麟后来让他做了幕僚，先是浙大秘书长，后是教育部次长，有一阵还代理过部长之职。
这也是刘大白后来颇遭诟病的一关节点，文人总觉得刘大白弃文从政的可惜，但是子莫鱼，焉知鱼之乐乎？一个有多方面兴趣的人，尝试从政又有何不可呢？因为从政，从根本上说还是为社会服务呀，至于服务的好坏以及这个政权制度的优劣，那是另一回事情了。
我要写的关键词是：理想，爱情，牺牲，命运和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