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语文老师夏丏尊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现代文化名人中，夏丏尊的名字一直是很靠前的，但如果是跟他同时代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和丰子恺比，好像又没有他们那么精彩有故事，他好像是一个活得比较苦的人。这位生于1886年，死于1946抗战胜利之后、十七就结婚的浙江上虞人，一生无绯闻，一生皆美谈。
比如李叔同出家，可能最早源于他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去做和尚——当然这只是李老师出家的N个外因之一。后来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夏丏尊也经过了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因为同在一个学校时，李叔同曾数次要辞职离开杭州，都是因为夏丏尊的苦劝才留了下来。所以对于李叔同去虎跑做和尚，他起先是后悔，后来经过弘一跟他的交流，他又觉得这是弘一的幸运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弘一劝夏丏尊也出家时，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夏老师也学佛理，但一直不算太投入，所以他是个终身居士，这也是他后来颇多烦恼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说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成就肯定跟他有关，但你梳理起来好像又没有必然的关系，只是他们那种师生、同事加朋友的关系，在今天看来成为了超越时间的佳话，因为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而他们却是相互欣赏和包容，这就很了不起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这又一群怎样的人呢？
再比如说，夏丏尊是白马湖散文流派的创始人，但他又不是惟一的一个。我看不少名人的传记和回忆录，在涉及一师、春晖中学、立达学院和开明书店时，夏丏尊就是翻不过去的一页，文学、教育、出版，或者具体到语文教育，那是必然要提到夏先生的，比如早年他和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一起就被称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四大金刚”（注意，四大金刚在今天似乎是褒义的成分居多，而在当时可能以贬义为主）。这“四大”中，其他三个公认为造反派，而夏先生则是亦新亦旧的那一类。而且早在1909年许寿裳发动“木瓜之役”时，他就已经在两级师范学堂了。当新思潮来临时，夏先生的勇猛和先锋，跟做人处事中的谦和与刚烈又是怎么能够统一的呢？要知道他身边有多少新潮和迂腐之人啊！
要是说起他的学历，留日也不到两年，因为家里没钱也不得不辍学回来，也没拿到什么文凭，一开始只是在浙江一师做日文教师的翻译助理。我们现在的一些私立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有几个外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一百年前，杭州的师范和中学里有外教也不稀奇了，因为鲁迅一开始也是兼做翻译助理的，且跟夏丏尊同在一所学校。夏丏尊回国的那一年是1908年，他在日本本来是学工科的，后来在一师受了李叔同的影响，才渐渐喜欢文学和文艺，然后他的处世态度又影响了李叔同，包括又影响了丰子恺等，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所以还是他的亲家叶圣陶说得好——他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对于立身处世的态度，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都是从读书、交朋友、面对现实得来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从自学得来的。他没有创立系统的学说，没有建立伟大的功业，可是，他正直的过了一辈子，识与不识的人一致承认他有独立不倚的人格。
一、一师时的夏木瓜
要说起浙江一师的名师生，至少可以报出两只手的数量，但大多的师生都是来去匆匆，学校本来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些师生就是在著名的一师风潮中登了一下台亮了一下相，然后也博得满堂喝彩。包括此前的木瓜之役，就是给了许寿裳、鲁迅等更多的特写镜头。
但是也仅此而已。
只有夏丏尊，在一师做了13年的老师，能与此相比的，大概只有姜丹书老师了，李叔同是做了七年，其如陈望道和刘大白，最多只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们虽然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评判一个人与一所学校关系的深浅，但是要说起渊源和感情，时间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这跟爱情婚姻家庭还是有得一比的。
夏丏尊是参加过木瓜之役的老教师，跟鲁迅他们不同的是，他在战役之后还是留了下来。有趣的是木瓜之役赶走了一个人称“夏木瓜”的学监夏震武，但阴差阳错的，后来这顶“夏木瓜”的帽子却落在了夏丏尊的头上，所不同的是，词性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原先的贬义转向褒义了。当时还叫两级师范学堂的这所学校，之所以会有木瓜之役，之所以频繁地变换学监（校长），除了新旧思想的角力之外，也还有经济利益上的博奕，有一个细节是说，当时一个图画老师每周只有六节课，但薪酬却有七八十元，而一个普通工友的月薪，可能也就十元上下，那么当时做一个师范学校的老师至少是是一个美差吧。
夏丏尊是1908年到一师任教的，一开始他和鲁迅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日籍老师的翻译，即是助教的职位，其原因就是因为夏丏尊在日留学没有获得学位，这跟鲁迅是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有日语学习的结习证书，这是当时的学监沈钧儒能够聘他的一个原因，当时夏丏尊就是给日籍老师中桐确太郎担任翻译的。这里有个记载值得注意，中桐确太郎后来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而且是个信奉佛教的人，他曾经送给夏一个“谢罪袋”，那上面写着这样的字——
将佛的东西认作我的东西，这是罪。请把为谢这罪而归还的金钱，装入此袋，和立在门口的人结真的佛缘。
这“归还”不要认为“减少”。我们原可无忧的被养活，所以弄到非苦闷不能生活者，完全是由于要妄用自力的缘故。
请依了真的佛道如数归还了试试看！比未归还以前，可得幸福的生活哩。要研究这理由的，请依溯了这袋的来处来问。
漫然施金钱于寺院或慈善，并不是成佛之因。
出心比出金钱更要紧。
这大约是夏丏尊最早接触佛学的一个证明，至少说明在跟李叔同成为同事之前，他已经接受了佛学的熏陶。
前面说过，在成为著名的四大金刚之前，夏丏尊在一师的一个主要身份便是舍监，他是从1912年担任舍监的。而且他还偏偏很喜欢担任这个职务。什么是舍监呢，就是训育老师，也即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德育政教老师，就是经常要管违纪学生的，这种事情往往会被一般的老师所不屑，因为吃力不讨好，一般都是那种在学生眼里凶巴巴的老师来担任此职的。而夏丏尊的脾性极好，何必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且担任这个职务只有每月三十元钱的薪金，远不如那种教职的报酬。
传闻夏丏尊担任舍监有两个原因。间接的原因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曾是一所学校的舍监，因为在学校闹风潮时被学生打了一记耳光便辞职郁郁寡欢（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学生风潮还是很不可思议的），最后抑郁而死。夏丏尊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受刺激，觉得做舍监应该不怕挨打，而且还得抱着拚死的决心才行。
而夏老师担任舍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师的舍监也辞职了，为何辞职，那就是受不了学生的气，于是夏老师便自告奋勇要当舍临。他觉得平时当老师那都是在课堂上讲大道理，真的碰到学生的实际情况，比如饭厅里学生饭菜倒翻了，厨工和学生有矛盾了，一般当老师的是不是会来管的，而舍监就不得不管呀，而且夏先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要用人格教育的方式来感化学生，这大约跟他后来翻译《爱的教育》也是有关系的。
夏先生担任舍监的故事，比他成为“四大金刚”的故事还要来得出名，这主要是有同事姜丹书的文字，以及学生辈的曹聚仁和丰子恺等文字的记述。在曹聚仁的笔下，夏老师一开始简直是个深恶痛绝的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仇恨”主要是有一次夏老师没收了他的《水浒传》。还有一件事就是曹聚仁的一个远亲来杭州了，想让曹陪他去看看风景，可是夏先生就是不许他请假，弄得来曹聚仁很没面子。而更为可气的是，轮到发“校服”时，曹聚仁领到了一套不合身的大号，他便提出要换，夏老师也置之不理，于是曹就认为夏老师一定是吃了“回扣”了。
当然凡是文人的回忆文章，特别是那种写得好的，有点夸张也是正常的。
而在丰子恺的笔下，夏老师又是另一种样子——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浑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浑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接下去丰先生便有了他著名的比喻，是拿李叔同先生和夏丏尊先生作比较——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这大约也是能一语中的之评价，后来关于夏先生之于一师和教育方面的事迹，都是沿用了这个说法的。从丰先生的文字中，我们看出夏先生是极认真又心肠极好的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苦口婆心的人，苦口者，婆心也；婆心者，必苦口。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夏丏尊这个婆心的标准是什么，源动力是什么，那恐怕还就是爱的教育，人格的教育，他是相信这种东西的，也相信一个学校是必然需要这种规矩的，只是爱的教育，又必然要付出爱的代价。不要以为今天的学生难教，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学生，处在新旧交替时期，又无多少应试教育的压力，虽无网络和手机，但新思潮已经无孔不入，这些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异常活跃，因此在管理上也更有难度，而且民国前后的那一批学生，往往家里还有点背景。
有一次学生宿舍里中发生偷窃事件，就是没有人肯出来认账，无论夏老师多么苦口婆心，于是夏老师只好贴出告示倒计时，说再没有人来认账，他就只好去自杀了——这一招还真管用，支招的正是李叔同。这在姜丹书的《夏丏尊先生传略》中也有记述——舍中尝患失物，颇难稽。先生问策于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当自杀。先生韪之，乃绝食。窃物生卒自白，后无此患。
以我今天之心态揣度之，李先生和夏先生恐怕还是日本式的教育方法吧，务求彻底和绝对，而绝不和稀泥，而这背后实际上都写着两个字——认真，做事务必认真，今天我们只讲日本人很会抓细节很极致，其实还是源于认真。今天日本的首相动不动就以辞职来“谢罪”，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认真且彻底的反省。当然，夏先生为教育犯错误的学生而以自杀“感动之”，这种事情是只有一次，而不能有第二次的，因为第二次很有可能就失灵了。
在学校里时，李叔同的名气一直比夏老师要大，因为李老师才华出众，学生大老远就用敬仰之眼看他的，而夏老师外表看起来并无艺术之气，然而内心却甚是狂热，特别是在1919年至1920的浙一师风潮中，他是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夏先生对于从一师毕业的学生，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关注和爱护，并尽力帮助他们，虽然他没有从政，但其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是贯穿在他的言行中的。1927年之后，他当年的学生叶天底、宣中华和汪寿华等先后就义，当他在斡旋求援等无效而最终等来噩耗之后，他就发牢骚说“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他还在大门上贴出了“这般世界，如此江山”的对联。他甚至还在中堂里挂出了“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牲多”的对联，以表无比愤慨之情。
夏先生当老师，也是由叶圣陶一语点破——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人生在世，举措有种种，方式也有种种，可是扼要说来，不外乎对人对事两项。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在教师的立场上，可以说已经抓住了对人对事两项的要点。
二、作为语文老师和语文教育家的夏先生
当然，夏丏尊在一师的更重要的一个身份，便是作为“金刚”的身份。查经校长日记，提及夏先生有26处之多，当时是跟王赓三老师一起作为经校长的亲信和得力干将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夏丏尊和经亨颐同为绍兴上虞人，有着乡党之情。所谓乡情，如果同在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就不算什么了，那如果远在省城，又在同一个单位共事，那这个感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口音、喜好等，这大概也是绍兴帮的一个外因吧，因为内因必定是共同的志向以及对世界潮流的看法和把握吧。而在“四大金刚”这个称呼以外，夏丏尊和经亨颐、陈望道和刘大白一起，还有“五四四先锋”之称的。所谓先锋，大约就是新文化新思潮的推手吧。那么这新文化新思潮到底有如何之新呢，学生之新已有施存统之《非孝》为例，那么老师之新呢？还是丰先生记了一笔——他（夏丏尊）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多数学生，对夏先生从未有过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报，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早在1913年，夏先生便在一师的《校友会志》第一号上写道——人之虚伪心竟到处跋扈，普通学生之作文亦全篇谎言。尝见某小学学生之《西湖游记》，大用携酒赋诗等修饰，阅之几欲喷饭。其师以雅驯，密密加圈。实则现在一般之文学，几无不用“白发三千丈”的笔法。循此以往，文字将失信用，在现世将彼此误解，于后世将不足征信。矫此颓风者，舍吾辈而谁？（《学斋随想录》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
看看，一百年前一个教师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就不只是一个简单应用的问题，而是放到对历史负责的高度来认识——在现世将彼此误解，于后世将不足征信。我们现在看一百年前的文字，还有点寻寻觅觅的味道，如果一百年后的人看我们这个网络时代的文字，当看到“神马”和“童鞋”时，是不是以为又产生了新的通假？而且我们现在又以“误解”为乐趣，这真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正如夏丏尊自荐做舍监一样，据说他当国文老师也是自荐的结果。他还说：“文字毕竟是一种人格的表现，冷刻的文字，不是浮热性格的人所能模效的，要作细密的文字，先须具备细密的性格。不去从培养本身的知识情感意志着想，一味想从文字上去学习文字，这是一般青年的误解。”
从夏先生对语言文字的执著，可以佐证同是金刚的陈望道为什么后来成了一个语言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党派的领导人。至少在陈望道看起来，语言学家的贡献是不亚于政治人物的。
中国现代文化名家中早年做过中学教师的不少，像鲁迅、叶圣陶朱自清等，几乎不胜枚举，但后来一有机会就去大学或者更好的岗位了，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包括世外桃源式的春晖中学为何后来名人们也都纷纷出走了。是的，是也有人邀请夏先生去大学任教，他也是去任教过，但他反而喜欢教中学，这是极为罕见的一个例子，他觉得教中学更为自在。
作为语文老师和教育家的夏先生，除了其代表译作《爱的教育》之外，更有他创办《中学生》杂志，以及后来出版《文心》等事情，夏先生的不少文章，特别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都是发在《中学生》杂志上的，今天来看这个杂志，就是一课外读物，夏先生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写道——
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的预备，同时又为初等教育的延长，本身原已够复杂了。自学制改革以后，中学含义更广，于是遂愈增加复杂性。
合数十万年龄悬殊趋向各异的男女青年含混的“中学生”一名词之下，而除学校本身以外，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于其近况与前途，一任其徬徨于纷叉的岐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这不可谓非国内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愿借本志对全国数十万的的中学生诸君，有所贡献。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疑答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
啼声新试，头角何如？今当诞生之辰，敢望大家乐于养护，给以祝福！（1930年1月，《中学生》创刊号）
注意，这是八十年前的一本课外读物的创刊辞。后来我们看夏先生发在此刊上的文章，基本还是在跟中学生在谈人生的，那个时代，教育也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只教知识，不教文化，这是包括夏先生以及同道者叶圣陶等诸位先生看到的问题，这也正是他们要办中学生杂志的初衷。所以这还真有“徬徨于纷叉的岐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的意味的。
一个语文老师，一个作家，一个出版家，在夏先生这些身份上，我最为看重的应是“语文老师”，因为这才是关乎千千万万人的大事情。夏先生在办《中学生》的时候，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跟叶圣陶先生一起出版了《国文百八课》和《文心》，这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件造福后世的事情。因为就语文和写作而言，人们公认的有一个怪圈，即会写文章的人不会讲章法，会讲理论的人，又往往拘泥于理论而写不出好文章，这跟理工科是不太一样的。以前我们学习语法修辞和逻辑时，也有一观点，以为这跟写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看多了“文章写法”一类的书，往往提起笔来不知写些什么。那么夏丏尊叶圣陶这两位身份相似的作家，他们不仅是儿女亲家，也为无数的中国母语的儿女们提供了一种滋养，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感恩的事情。
《文心》和《国文百八课》其实都是源于《中学生杂志》，尤其是前者。夏丏尊和叶圣陶有几乎相同的背景，所以他们在开明做出版时才会念念不忘中学生的国文学习和写作。而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遇到的问题，在今天不仅同样存在而且变本加厉，严重的文风浮夸，不仅是语文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但是头痛医头不仅没有把头医好，连脚痛等病也都出来了，而且这是全身心全系统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学界思想界，似乎已经无力顾及此点了，虽有作家学者和教授也对语文教学进行反思，但能像当年夏叶等全身心投入的，则还是少至甚少。因为现在的学界也是一个名利圈，中学语文的圈似乎远不如大学来得大，所以混在大学的多，能呆在中小学的就不多了。大学教授呛一声，至少网上的效应也尤如“叫兽”一般的响动了，但中学教师，除了2008年大地震后范跑跑叫了几声，几乎是没有发言权的，这就是可悲之处。
而更为可悲的是今天的一些文化人不得不再搬出民国教材来说三道四一番，殊不知天早就变了，心态也早就变了，即使是你把所有国学都拿出来耍上一遍，又还有什么用呢？把治标当作治本，或者根本不提治本，那是永远苦海无边的。
1934年的5月4日，陈望道先生为《文心》作序，其中一句最为实在——哪里有这样平易近人而又系统的书？
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说，自己也在中学里教过五年国文，觉得有三种大困难。第一，无论是读是作，学生不容易感到实际的需要。第二，读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获得而忽略语汇的扩展，字句的修饰，篇章的组织，声调的变化等。第三，作的方面，总想创作，又急于发表。不感到实际的需要，读和作只是为人，都只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游戏。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总想创作，最容易浮夸，失望；没有忍耐而求近功，实在是苟且的心理。
《文心》一书是用故事和人物的方法，来谈写作的，这是我以前所没有看到过的，不过你看今天的新闻，包括纪录片的做法都讲究要有故事，要有情景再现，而这一点先生们在80年前就想到了。《文心》设置了一个老师王先生，两个学生乐华和大文，通过他们的故事，来谈国文学习。比如第一篇《“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就讲乐华和大文上了初一，遇到了鲁迅先生的《秋夜》，他们便开始讨论“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他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还有“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俩学生不懂，王先生就一一地讲给他们听，特别讲到，这些文章都是大人和古人写的，这便也是“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一题的来历。
《文心》就是这样，一篇讲一个问题。可以想像，对于中学生而言，它是有极大地帮助的，而对教语文的老师而言，这种启发或许会更大，因为全书三十二篇，涉猎的面很广，有讲阅读，也有讲写作的，讲写作又分好多内容，而讲阅读的，又得结合当时的时势，结合学生的年龄和心理，很有深入浅出之感，真是得感谢夏叶两位先生这么有心这么有趣这么坚持这么认真地在做这么一件功德圆满的事情。而且据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说，此书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夏先生的女儿满姑娘和叶先生的儿子叶至善喜结连理。
而翻阅70年前的《国文百八课》（实际上是七十二课，因为没有编完），然后比较今天的中学语文教材的篇目和体系，是能引出不少新话题的。比如就所选的作者来说，那当然没有我们1949年之后成名的作家了，而在五四后的那一批作家中，像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冰心、茅盾、巴金、徐志摩等当然都赫然在册的，所不同的是，鲁迅只选了四篇，它们分别是《风筝》、《秋夜》、《鸭的喜剧》、《孔乙己》，这也就是说没有选鲁迅的杂文，而选了先生的散文和小说，而今天为我们熟知的胡适（三篇）、蔡元培（四篇）等人的作品却占了比较重的比例，当然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王光祈，包括孙文、宋庆龄、陈布雷等人的文字也入选了，但是并没有选蒋中正的文字，这实在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当然也有不少跟今天的教材相同的篇目，这主要体现在文言文和古典诗歌中，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墨子》中的《非攻》篇，《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刘基的《卖柑者言》、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魏学洢的《核舟记》、林嗣环的《口技》等，还包括了《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水浒》中的《景阳冈》等名篇，这也说明我们对古文名篇的看法，这七十年来的标准也没有基本改变，包括孔孟的基本篇目也是大同小异的。这也意味着爷爷辈和孙子辈学的是同一篇文章，这或许也可以说明，夏和叶的选本，起到了现代语文教育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我没有看到更早更全的选本。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现象，他们所选的同时代的现代作家中，是以南方作家为主，包括丰子恺、沈定一（选了其代表作《十五娘》，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夏丏尊没有选自己的原创作品，只选了其译文，至于叶圣陶，那是有原创作品的。
《国文百八课》在编辑大意里说：“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
作为语文老师和教育家，夏先生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尤其是这两本书都各有侧重，包括他还跟刘薰宇合作过一本叫《文章作法》的书。一个作家来编教材，来讲如何学语文，如何写作，这目的还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学生语文学习和写作的问题。而从更大的层面上讲，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除了从主义上来改造中国之外，还有不少从语言的角度切入，这大约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陈望道先生后来会毕生研究语法，而政治领袖如毛泽东也创造了他的那种“毛体”，因为在“文革”中，“毛主席语录”就甚为流行了。
三、白马湖文学流派以及夏先生现象
一个从照片看上去非常中国化的中年男人，且有点老态，但是我们读同道人写他的文章时，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人，这可以他的散文《日本的障子》为例，这是讲日本式的窗户的，夏先生特别提到“日本趣味的可爱的一端是淡雅。日本有许多淡雅的东西，如盆栽，如花卉屏插，如庭园布置，如风景点缀，都是大家所赞许的。”夏先生每天都要在家里插花，即使是在上虞白马湖这样的郊区，他的生活也是颇为讲究的，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黄酒了，包括早先的经先生在内，包括丰子恺，酒量都很好。这种讲究并非每餐大鱼大肉，而是显示出他的一种生活情趣，这种情趣，跟他们营造的世外桃源有关。
当然，往深处想，这跟当时他们一批人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又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夏丏尊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当年他是在办乡村教育，后来做出版，那都是他理想的一种，虽然也要养家糊口，但那个时代的教书匠、文人和出版家，如以夏丏尊为例，显然是超越了柴米油盐的境界，虽然他们也根本就没有大富大贵。
如果仅仅从文学成就来讲，夏丏尊也许不算是特别卓越的。我后来想，他是一个做得比写得还多的人，如果没有约稿，他大概是不会去创作的，如果他活在今天，他似乎也不会无缘无故去写博客的，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但是就白马湖文学流派来说，我以为最为核心的骨干应该就是夏先生，这可以他的代表作《白马湖之冬》为例。
我感觉白马湖的这几位大家都各有特色，丰子恺有童趣和佛缘，朱自清的深情和质朴，而到了夏先生这里，就有点如绍兴黄酒的醇厚和粗砺了，对，粗砺，但这又是一个爱好精致生活的人，这恰恰就是夏先生身上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他主动要求担任舍监，不怕学生的刁难，而且敢于据理力争，甚至认死理。我也注意到学生对他的评价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他有很强烈的支配欲也就是说他很喜欢管学生，但这种管人的理念中，却又是有一颗佛教徒的心。他有支配欲，性格却不是一个刚烈的人，这跟他小时候乡人对他的一个评价还是颇为吻合的，小时候的夏先生曾有“灶壁鸡”的称号，注意，在绍兴乡间，人们常常会把一种胆小的人称为“灶壁鸡”。但是这只“灶壁鸡”后来却成了四大金刚之一，在白马湖期间，经先生其实是一个挂名的校长，实际事务还是夏丏尊在做的，但是在夏老师身上道不同就可以不相为谋，这样的脾气还也还是少见的。后来他又跟自己的妹夫意见不合，故而走人。在夏丏尊身上，既有投入社会改造世界的一面，但又时常能够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常常能在进退之间安身立命，这样的人很认真，比如他是名著《爱的教育》的译者，此书哺育了好几代人啊。那是因为他看了这个书之后流了好几次泪，自己先感动了，故而译出来给世人看，他的创办开明书店和创办中学生杂志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夏丏尊交往过不少名人，比如他在湖南时跟毛泽东也共事过，但几乎没什么交往和印象，对鲁迅的印象是深一点，关于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事情，基本来自夏丏尊的回忆文字。
这其实也是夏丏尊做人的姿态，正如一位名家对他的评论——作为一个辛勤的园丁，他正是一个不求闻达的苦干者。
夏丏尊的晚年过得很不好，这可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他的身体出现了早衰的现象，所以他的《中年人的寂寞》写得极为感人，当然是感动中年人。第二，他被日本宪兵抓进去坐过半个月的牢，虽然不能说受尽折磨，但在心灵和身体上毕竟是一大创伤，只是按照郑振铎先生的说法是——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第三，也是郑先生所提供的材料，说夏先生的生活过得很苦，在上海时，他是天天挤车上班，从来不肯“坐头等”，而且办公时总是以一块面包当午餐，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别人想有点牛肉、鸡蛋伴着吃，也有人上小酒馆去喝酒时时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这就跟在白马湖时的生活大不一样了。而且他又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却又不仅仅限于文艺方面的，丰子恺曾经这样写过夏先生——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有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的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惑众生的疾苦……
包括丰子恺在内的夏丏尊的好多弟子都讲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般来说，“很好的人”在世俗语境中往往是无为而无能的人，但是这位夏老师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包括后来他在春晖，因办学理念的不同，他跟经亨颐校长都闹翻了，要知道经校长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呀。
“是丏尊，不是丏尊。”一语出在他去复旦大学上课时说的，他当时去上第一节课时，便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浙江上虞人，没有什么洋翰林、博士头衔，但希望注意：是丏尊，不是丐尊。”
然而关于他的名字的由来，夏先生最早的本意就是要让人把他当作“丐尊”的。夏先生原名为“勉旃”，1912年他将之改为读音相近的“丏尊”，“丏”这个字实在生僻不常用，他的本意是让人在选举时写错成“丐尊”，这样他的选票便就成了废票了。因为他不愿做官，这一点跟他的同事经亨颐和刘大白先生倒是大相径庭的。
刘大白是一位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蒋梦麟
大白在朋辈中，年齿最长，而兴趣却反最高。好说闲话，好动闲气，又好购置闲物……有人定绰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欢欧化，好新奇，故更有“欧化老少年”之名。
——夏丏尊
他是旧诗词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话诗的创作上，又是急先锋
——曹聚仁
比如李叔同出家，可能最早源于他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去做和尚——当然这只是李老师出家的N个外因之一。后来对这个事情的认识，夏丏尊也经过了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因为同在一个学校时，李叔同曾数次要辞职离开杭州，都是因为夏丏尊的苦劝才留了下来。所以对于李叔同去虎跑做和尚，他起先是后悔，后来经过弘一跟他的交流，他又觉得这是弘一的幸运了。不过有意思的是，当弘一劝夏丏尊也出家时，他始终下不了决心。夏老师也学佛理，但一直不算太投入，所以他是个终身居士，这也是他后来颇多烦恼的原因之一。
再比如说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成就肯定跟他有关，但你梳理起来好像又没有必然的关系，只是他们那种师生、同事加朋友的关系，在今天看来成为了超越时间的佳话，因为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而他们却是相互欣赏和包容，这就很了不起了。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么这又一群怎样的人呢？
再比如说，夏丏尊是白马湖散文流派的创始人，但他又不是惟一的一个。我看不少名人的传记和回忆录，在涉及一师、春晖中学、立达学院和开明书店时，夏丏尊就是翻不过去的一页，文学、教育、出版，或者具体到语文教育，那是必然要提到夏先生的，比如早年他和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一起就被称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四大金刚”（注意，四大金刚在今天似乎是褒义的成分居多，而在当时可能以贬义为主）。这“四大”中，其他三个公认为造反派，而夏先生则是亦新亦旧的那一类。而且早在1909年许寿裳发动“木瓜之役”时，他就已经在两级师范学堂了。当新思潮来临时，夏先生的勇猛和先锋，跟做人处事中的谦和与刚烈又是怎么能够统一的呢？要知道他身边有多少新潮和迂腐之人啊！
要是说起他的学历，留日也不到两年，因为家里没钱也不得不辍学回来，也没拿到什么文凭，一开始只是在浙江一师做日文教师的翻译助理。我们现在的一些私立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有几个外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可是一百年前，杭州的师范和中学里有外教也不稀奇了，因为鲁迅一开始也是兼做翻译助理的，且跟夏丏尊同在一所学校。夏丏尊回国的那一年是1908年，他在日本本来是学工科的，后来在一师受了李叔同的影响，才渐渐喜欢文学和文艺，然后他的处世态度又影响了李叔同，包括又影响了丰子恺等，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所以还是他的亲家叶圣陶说得好——他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对于立身处世的态度，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都是从读书、交朋友、面对现实得来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从自学得来的。他没有创立系统的学说，没有建立伟大的功业，可是，他正直的过了一辈子，识与不识的人一致承认他有独立不倚的人格。
一、一师时的夏木瓜
要说起浙江一师的名师生，至少可以报出两只手的数量，但大多的师生都是来去匆匆，学校本来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有些师生就是在著名的一师风潮中登了一下台亮了一下相，然后也博得满堂喝彩。包括此前的木瓜之役，就是给了许寿裳、鲁迅等更多的特写镜头。
但是也仅此而已。
只有夏丏尊，在一师做了13年的老师，能与此相比的，大概只有姜丹书老师了，李叔同是做了七年，其如陈望道和刘大白，最多只有一两年的时间，我们虽然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评判一个人与一所学校关系的深浅，但是要说起渊源和感情，时间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这跟爱情婚姻家庭还是有得一比的。
夏丏尊是参加过木瓜之役的老教师，跟鲁迅他们不同的是，他在战役之后还是留了下来。有趣的是木瓜之役赶走了一个人称“夏木瓜”的学监夏震武，但阴差阳错的，后来这顶“夏木瓜”的帽子却落在了夏丏尊的头上，所不同的是，词性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原先的贬义转向褒义了。当时还叫两级师范学堂的这所学校，之所以会有木瓜之役，之所以频繁地变换学监（校长），除了新旧思想的角力之外，也还有经济利益上的博奕，有一个细节是说，当时一个图画老师每周只有六节课，但薪酬却有七八十元，而一个普通工友的月薪，可能也就十元上下，那么当时做一个师范学校的老师至少是是一个美差吧。
夏丏尊是1908年到一师任教的，一开始他和鲁迅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日籍老师的翻译，即是助教的职位，其原因就是因为夏丏尊在日留学没有获得学位，这跟鲁迅是一样的，但是他们都有日语学习的结习证书，这是当时的学监沈钧儒能够聘他的一个原因，当时夏丏尊就是给日籍老师中桐确太郎担任翻译的。这里有个记载值得注意，中桐确太郎后来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而且是个信奉佛教的人，他曾经送给夏一个“谢罪袋”，那上面写着这样的字——
将佛的东西认作我的东西，这是罪。请把为谢这罪而归还的金钱，装入此袋，和立在门口的人结真的佛缘。
这“归还”不要认为“减少”。我们原可无忧的被养活，所以弄到非苦闷不能生活者，完全是由于要妄用自力的缘故。
请依了真的佛道如数归还了试试看！比未归还以前，可得幸福的生活哩。要研究这理由的，请依溯了这袋的来处来问。
漫然施金钱于寺院或慈善，并不是成佛之因。
出心比出金钱更要紧。
这大约是夏丏尊最早接触佛学的一个证明，至少说明在跟李叔同成为同事之前，他已经接受了佛学的熏陶。
前面说过，在成为著名的四大金刚之前，夏丏尊在一师的一个主要身份便是舍监，他是从1912年担任舍监的。而且他还偏偏很喜欢担任这个职务。什么是舍监呢，就是训育老师，也即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德育政教老师，就是经常要管违纪学生的，这种事情往往会被一般的老师所不屑，因为吃力不讨好，一般都是那种在学生眼里凶巴巴的老师来担任此职的。而夏丏尊的脾性极好，何必要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呢？且担任这个职务只有每月三十元钱的薪金，远不如那种教职的报酬。
传闻夏丏尊担任舍监有两个原因。间接的原因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曾是一所学校的舍监，因为在学校闹风潮时被学生打了一记耳光便辞职郁郁寡欢（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学生风潮还是很不可思议的），最后抑郁而死。夏丏尊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受刺激，觉得做舍监应该不怕挨打，而且还得抱着拚死的决心才行。
而夏老师担任舍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一师的舍监也辞职了，为何辞职，那就是受不了学生的气，于是夏老师便自告奋勇要当舍临。他觉得平时当老师那都是在课堂上讲大道理，真的碰到学生的实际情况，比如饭厅里学生饭菜倒翻了，厨工和学生有矛盾了，一般当老师的是不是会来管的，而舍监就不得不管呀，而且夏先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要用人格教育的方式来感化学生，这大约跟他后来翻译《爱的教育》也是有关系的。
夏先生担任舍监的故事，比他成为“四大金刚”的故事还要来得出名，这主要是有同事姜丹书的文字，以及学生辈的曹聚仁和丰子恺等文字的记述。在曹聚仁的笔下，夏老师一开始简直是个深恶痛绝的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仇恨”主要是有一次夏老师没收了他的《水浒传》。还有一件事就是曹聚仁的一个远亲来杭州了，想让曹陪他去看看风景，可是夏先生就是不许他请假，弄得来曹聚仁很没面子。而更为可气的是，轮到发“校服”时，曹聚仁领到了一套不合身的大号，他便提出要换，夏老师也置之不理，于是曹就认为夏老师一定是吃了“回扣”了。
当然凡是文人的回忆文章，特别是那种写得好的，有点夸张也是正常的。
而在丰子恺的笔下，夏老师又是另一种样子——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浑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浑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称号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接下去丰先生便有了他著名的比喻，是拿李叔同先生和夏丏尊先生作比较——这两位导师，如同父母一样，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这大约也是能一语中的之评价，后来关于夏先生之于一师和教育方面的事迹，都是沿用了这个说法的。从丰先生的文字中，我们看出夏先生是极认真又心肠极好的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苦口婆心的人，苦口者，婆心也；婆心者，必苦口。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夏丏尊这个婆心的标准是什么，源动力是什么，那恐怕还就是爱的教育，人格的教育，他是相信这种东西的，也相信一个学校是必然需要这种规矩的，只是爱的教育，又必然要付出爱的代价。不要以为今天的学生难教，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学生，处在新旧交替时期，又无多少应试教育的压力，虽无网络和手机，但新思潮已经无孔不入，这些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异常活跃，因此在管理上也更有难度，而且民国前后的那一批学生，往往家里还有点背景。
有一次学生宿舍里中发生偷窃事件，就是没有人肯出来认账，无论夏老师多么苦口婆心，于是夏老师只好贴出告示倒计时，说再没有人来认账，他就只好去自杀了——这一招还真管用，支招的正是李叔同。这在姜丹书的《夏丏尊先生传略》中也有记述——舍中尝患失物，颇难稽。先生问策于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当自杀。先生韪之，乃绝食。窃物生卒自白，后无此患。
以我今天之心态揣度之，李先生和夏先生恐怕还是日本式的教育方法吧，务求彻底和绝对，而绝不和稀泥，而这背后实际上都写着两个字——认真，做事务必认真，今天我们只讲日本人很会抓细节很极致，其实还是源于认真。今天日本的首相动不动就以辞职来“谢罪”，不能不说也是一种认真且彻底的反省。当然，夏先生为教育犯错误的学生而以自杀“感动之”，这种事情是只有一次，而不能有第二次的，因为第二次很有可能就失灵了。
在学校里时，李叔同的名气一直比夏老师要大，因为李老师才华出众，学生大老远就用敬仰之眼看他的，而夏老师外表看起来并无艺术之气，然而内心却甚是狂热，特别是在1919年至1920的浙一师风潮中，他是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而更为重要的是，夏先生对于从一师毕业的学生，给予了一如既往的关注和爱护，并尽力帮助他们，虽然他没有从政，但其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还是贯穿在他的言行中的。1927年之后，他当年的学生叶天底、宣中华和汪寿华等先后就义，当他在斡旋求援等无效而最终等来噩耗之后，他就发牢骚说“不如早死，莫做先生。”他还在大门上贴出了“这般世界，如此江山”的对联。他甚至还在中堂里挂出了“天高皇帝远，人少畜牲多”的对联，以表无比愤慨之情。
夏先生当老师，也是由叶圣陶一语点破——没有什么特别的秘诀，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人生在世，举措有种种，方式也有种种，可是扼要说来，不外乎对人对事两项。对学生诚恳，对教务认真，在教师的立场上，可以说已经抓住了对人对事两项的要点。
二、作为语文老师和语文教育家的夏先生
当然，夏丏尊在一师的更重要的一个身份，便是作为“金刚”的身份。查经校长日记，提及夏先生有26处之多，当时是跟王赓三老师一起作为经校长的亲信和得力干将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夏丏尊和经亨颐同为绍兴上虞人，有着乡党之情。所谓乡情，如果同在一个村里抬头不见低头见，那就不算什么了，那如果远在省城，又在同一个单位共事，那这个感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口音、喜好等，这大概也是绍兴帮的一个外因吧，因为内因必定是共同的志向以及对世界潮流的看法和把握吧。而在“四大金刚”这个称呼以外，夏丏尊和经亨颐、陈望道和刘大白一起，还有“五四四先锋”之称的。所谓先锋，大约就是新文化新思潮的推手吧。那么这新文化新思潮到底有如何之新呢，学生之新已有施存统之《非孝》为例，那么老师之新呢？还是丰先生记了一笔——他（夏丏尊）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多数学生，对夏先生从未有过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报，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早在1913年，夏先生便在一师的《校友会志》第一号上写道——人之虚伪心竟到处跋扈，普通学生之作文亦全篇谎言。尝见某小学学生之《西湖游记》，大用携酒赋诗等修饰，阅之几欲喷饭。其师以雅驯，密密加圈。实则现在一般之文学，几无不用“白发三千丈”的笔法。循此以往，文字将失信用，在现世将彼此误解，于后世将不足征信。矫此颓风者，舍吾辈而谁？（《学斋随想录》夏丏尊文集·平屋之辑）
看看，一百年前一个教师对汉语言文字的理解就不只是一个简单应用的问题，而是放到对历史负责的高度来认识——在现世将彼此误解，于后世将不足征信。我们现在看一百年前的文字，还有点寻寻觅觅的味道，如果一百年后的人看我们这个网络时代的文字，当看到“神马”和“童鞋”时，是不是以为又产生了新的通假？而且我们现在又以“误解”为乐趣，这真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正如夏丏尊自荐做舍监一样，据说他当国文老师也是自荐的结果。他还说：“文字毕竟是一种人格的表现，冷刻的文字，不是浮热性格的人所能模效的，要作细密的文字，先须具备细密的性格。不去从培养本身的知识情感意志着想，一味想从文字上去学习文字，这是一般青年的误解。”
从夏先生对语言文字的执著，可以佐证同是金刚的陈望道为什么后来成了一个语言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党派的领导人。至少在陈望道看起来，语言学家的贡献是不亚于政治人物的。
中国现代文化名家中早年做过中学教师的不少，像鲁迅、叶圣陶朱自清等，几乎不胜枚举，但后来一有机会就去大学或者更好的岗位了，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包括世外桃源式的春晖中学为何后来名人们也都纷纷出走了。是的，是也有人邀请夏先生去大学任教，他也是去任教过，但他反而喜欢教中学，这是极为罕见的一个例子，他觉得教中学更为自在。
作为语文老师和教育家的夏先生，除了其代表译作《爱的教育》之外，更有他创办《中学生》杂志，以及后来出版《文心》等事情，夏先生的不少文章，特别是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都是发在《中学生》杂志上的，今天来看这个杂志，就是一课外读物，夏先生在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写道——
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的预备，同时又为初等教育的延长，本身原已够复杂了。自学制改革以后，中学含义更广，于是遂愈增加复杂性。
合数十万年龄悬殊趋向各异的男女青年含混的“中学生”一名词之下，而除学校本身以外，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于其近况与前途，一任其徬徨于纷叉的岐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这不可谓非国内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愿借本志对全国数十万的的中学生诸君，有所贡献。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疑答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
啼声新试，头角何如？今当诞生之辰，敢望大家乐于养护，给以祝福！（1930年1月，《中学生》创刊号）
注意，这是八十年前的一本课外读物的创刊辞。后来我们看夏先生发在此刊上的文章，基本还是在跟中学生在谈人生的，那个时代，教育也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只教知识，不教文化，这是包括夏先生以及同道者叶圣陶等诸位先生看到的问题，这也正是他们要办中学生杂志的初衷。所以这还真有“徬徨于纷叉的岐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的意味的。
一个语文老师，一个作家，一个出版家，在夏先生这些身份上，我最为看重的应是“语文老师”，因为这才是关乎千千万万人的大事情。夏先生在办《中学生》的时候，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跟叶圣陶先生一起出版了《国文百八课》和《文心》，这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件造福后世的事情。因为就语文和写作而言，人们公认的有一个怪圈，即会写文章的人不会讲章法，会讲理论的人，又往往拘泥于理论而写不出好文章，这跟理工科是不太一样的。以前我们学习语法修辞和逻辑时，也有一观点，以为这跟写作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看多了“文章写法”一类的书，往往提起笔来不知写些什么。那么夏丏尊叶圣陶这两位身份相似的作家，他们不仅是儿女亲家，也为无数的中国母语的儿女们提供了一种滋养，这是我们特别需要感恩的事情。
《文心》和《国文百八课》其实都是源于《中学生杂志》，尤其是前者。夏丏尊和叶圣陶有几乎相同的背景，所以他们在开明做出版时才会念念不忘中学生的国文学习和写作。而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遇到的问题，在今天不仅同样存在而且变本加厉，严重的文风浮夸，不仅是语文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但是头痛医头不仅没有把头医好，连脚痛等病也都出来了，而且这是全身心全系统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学界思想界，似乎已经无力顾及此点了，虽有作家学者和教授也对语文教学进行反思，但能像当年夏叶等全身心投入的，则还是少至甚少。因为现在的学界也是一个名利圈，中学语文的圈似乎远不如大学来得大，所以混在大学的多，能呆在中小学的就不多了。大学教授呛一声，至少网上的效应也尤如“叫兽”一般的响动了，但中学教师，除了2008年大地震后范跑跑叫了几声，几乎是没有发言权的，这就是可悲之处。
而更为可悲的是今天的一些文化人不得不再搬出民国教材来说三道四一番，殊不知天早就变了，心态也早就变了，即使是你把所有国学都拿出来耍上一遍，又还有什么用呢？把治标当作治本，或者根本不提治本，那是永远苦海无边的。
1934年的5月4日，陈望道先生为《文心》作序，其中一句最为实在——哪里有这样平易近人而又系统的书？
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说，自己也在中学里教过五年国文，觉得有三种大困难。第一，无论是读是作，学生不容易感到实际的需要。第二，读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获得而忽略语汇的扩展，字句的修饰，篇章的组织，声调的变化等。第三，作的方面，总想创作，又急于发表。不感到实际的需要，读和作只是为人，都只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游戏。只注重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总想创作，最容易浮夸，失望；没有忍耐而求近功，实在是苟且的心理。
《文心》一书是用故事和人物的方法，来谈写作的，这是我以前所没有看到过的，不过你看今天的新闻，包括纪录片的做法都讲究要有故事，要有情景再现，而这一点先生们在80年前就想到了。《文心》设置了一个老师王先生，两个学生乐华和大文，通过他们的故事，来谈国文学习。比如第一篇《“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就讲乐华和大文上了初一，遇到了鲁迅先生的《秋夜》，他们便开始讨论“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他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说，还有“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俩学生不懂，王先生就一一地讲给他们听，特别讲到，这些文章都是大人和古人写的，这便也是“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一题的来历。
《文心》就是这样，一篇讲一个问题。可以想像，对于中学生而言，它是有极大地帮助的，而对教语文的老师而言，这种启发或许会更大，因为全书三十二篇，涉猎的面很广，有讲阅读，也有讲写作的，讲写作又分好多内容，而讲阅读的，又得结合当时的时势，结合学生的年龄和心理，很有深入浅出之感，真是得感谢夏叶两位先生这么有心这么有趣这么坚持这么认真地在做这么一件功德圆满的事情。而且据朱自清先生在序中说，此书写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夏先生的女儿满姑娘和叶先生的儿子叶至善喜结连理。
而翻阅70年前的《国文百八课》（实际上是七十二课，因为没有编完），然后比较今天的中学语文教材的篇目和体系，是能引出不少新话题的。比如就所选的作者来说，那当然没有我们1949年之后成名的作家了，而在五四后的那一批作家中，像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冰心、茅盾、巴金、徐志摩等当然都赫然在册的，所不同的是，鲁迅只选了四篇，它们分别是《风筝》、《秋夜》、《鸭的喜剧》、《孔乙己》，这也就是说没有选鲁迅的杂文，而选了先生的散文和小说，而今天为我们熟知的胡适（三篇）、蔡元培（四篇）等人的作品却占了比较重的比例，当然还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王光祈，包括孙文、宋庆龄、陈布雷等人的文字也入选了，但是并没有选蒋中正的文字，这实在也是很耐人寻味的。
当然也有不少跟今天的教材相同的篇目，这主要体现在文言文和古典诗歌中，如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墨子》中的《非攻》篇，《史记》中的《西门豹治邺》，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刘基的《卖柑者言》、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魏学洢的《核舟记》、林嗣环的《口技》等，还包括了《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水浒》中的《景阳冈》等名篇，这也说明我们对古文名篇的看法，这七十年来的标准也没有基本改变，包括孔孟的基本篇目也是大同小异的。这也意味着爷爷辈和孙子辈学的是同一篇文章，这或许也可以说明，夏和叶的选本，起到了现代语文教育奠基石的作用，因为我没有看到更早更全的选本。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现象，他们所选的同时代的现代作家中，是以南方作家为主，包括丰子恺、沈定一（选了其代表作《十五娘》，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夏丏尊没有选自己的原创作品，只选了其译文，至于叶圣陶，那是有原创作品的。
《国文百八课》在编辑大意里说：“本书每课为一单元，有一定的目标，内含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文话以一般文章理法为题材，按程配置；次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再次列文法或修辞，就文选中取例，一方面仍求保持其固有的系统；最后附列习问，根据着文选，对于本课的文话、文法或修辞提举复习考验的事项。”
作为语文老师和教育家，夏先生显然是煞费苦心的，尤其是这两本书都各有侧重，包括他还跟刘薰宇合作过一本叫《文章作法》的书。一个作家来编教材，来讲如何学语文，如何写作，这目的还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学生语文学习和写作的问题。而从更大的层面上讲，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除了从主义上来改造中国之外，还有不少从语言的角度切入，这大约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陈望道先生后来会毕生研究语法，而政治领袖如毛泽东也创造了他的那种“毛体”，因为在“文革”中，“毛主席语录”就甚为流行了。
三、白马湖文学流派以及夏先生现象
一个从照片看上去非常中国化的中年男人，且有点老态，但是我们读同道人写他的文章时，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日本化的人，这可以他的散文《日本的障子》为例，这是讲日本式的窗户的，夏先生特别提到“日本趣味的可爱的一端是淡雅。日本有许多淡雅的东西，如盆栽，如花卉屏插，如庭园布置，如风景点缀，都是大家所赞许的。”夏先生每天都要在家里插花，即使是在上虞白马湖这样的郊区，他的生活也是颇为讲究的，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黄酒了，包括早先的经先生在内，包括丰子恺，酒量都很好。这种讲究并非每餐大鱼大肉，而是显示出他的一种生活情趣，这种情趣，跟他们营造的世外桃源有关。
当然，往深处想，这跟当时他们一批人所接受的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又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夏丏尊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当年他是在办乡村教育，后来做出版，那都是他理想的一种，虽然也要养家糊口，但那个时代的教书匠、文人和出版家，如以夏丏尊为例，显然是超越了柴米油盐的境界，虽然他们也根本就没有大富大贵。
如果仅仅从文学成就来讲，夏丏尊也许不算是特别卓越的。我后来想，他是一个做得比写得还多的人，如果没有约稿，他大概是不会去创作的，如果他活在今天，他似乎也不会无缘无故去写博客的，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做呢。但是就白马湖文学流派来说，我以为最为核心的骨干应该就是夏先生，这可以他的代表作《白马湖之冬》为例。
我感觉白马湖的这几位大家都各有特色，丰子恺有童趣和佛缘，朱自清的深情和质朴，而到了夏先生这里，就有点如绍兴黄酒的醇厚和粗砺了，对，粗砺，但这又是一个爱好精致生活的人，这恰恰就是夏先生身上有意思的地方。比如说他主动要求担任舍监，不怕学生的刁难，而且敢于据理力争，甚至认死理。我也注意到学生对他的评价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他有很强烈的支配欲也就是说他很喜欢管学生，但这种管人的理念中，却又是有一颗佛教徒的心。他有支配欲，性格却不是一个刚烈的人，这跟他小时候乡人对他的一个评价还是颇为吻合的，小时候的夏先生曾有“灶壁鸡”的称号，注意，在绍兴乡间，人们常常会把一种胆小的人称为“灶壁鸡”。但是这只“灶壁鸡”后来却成了四大金刚之一，在白马湖期间，经先生其实是一个挂名的校长，实际事务还是夏丏尊在做的，但是在夏老师身上道不同就可以不相为谋，这样的脾气还也还是少见的。后来他又跟自己的妹夫意见不合，故而走人。在夏丏尊身上，既有投入社会改造世界的一面，但又时常能够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常常能在进退之间安身立命，这样的人很认真，比如他是名著《爱的教育》的译者，此书哺育了好几代人啊。那是因为他看了这个书之后流了好几次泪，自己先感动了，故而译出来给世人看，他的创办开明书店和创办中学生杂志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还有一点也很有意思，夏丏尊交往过不少名人，比如他在湖南时跟毛泽东也共事过，但几乎没什么交往和印象，对鲁迅的印象是深一点，关于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事情，基本来自夏丏尊的回忆文字。
这其实也是夏丏尊做人的姿态，正如一位名家对他的评论——作为一个辛勤的园丁，他正是一个不求闻达的苦干者。
夏丏尊的晚年过得很不好，这可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他的身体出现了早衰的现象，所以他的《中年人的寂寞》写得极为感人，当然是感动中年人。第二，他被日本宪兵抓进去坐过半个月的牢，虽然不能说受尽折磨，但在心灵和身体上毕竟是一大创伤，只是按照郑振铎先生的说法是——敌人们大概也为他的天真而恳挚的态度所感动吧，后来，对待他很不坏。第三，也是郑先生所提供的材料，说夏先生的生活过得很苦，在上海时，他是天天挤车上班，从来不肯“坐头等”，而且办公时总是以一块面包当午餐，偶然是涂些果酱上去，已经算是很奢侈了。别人想有点牛肉、鸡蛋伴着吃，也有人上小酒馆去喝酒时时去邀他，他总是不去。
这就跟在白马湖时的生活大不一样了。而且他又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却又不仅仅限于文艺方面的，丰子恺曾经这样写过夏先生——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有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作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作自家的问题，真心的担忧，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皱眉，叹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惑众生的疾苦……
包括丰子恺在内的夏丏尊的好多弟子都讲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般来说，“很好的人”在世俗语境中往往是无为而无能的人，但是这位夏老师又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包括后来他在春晖，因办学理念的不同，他跟经亨颐校长都闹翻了，要知道经校长对他是有知遇之恩的呀。
“是丏尊，不是丏尊。”一语出在他去复旦大学上课时说的，他当时去上第一节课时，便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浙江上虞人，没有什么洋翰林、博士头衔，但希望注意：是丏尊，不是丐尊。”
然而关于他的名字的由来，夏先生最早的本意就是要让人把他当作“丐尊”的。夏先生原名为“勉旃”，1912年他将之改为读音相近的“丏尊”，“丏”这个字实在生僻不常用，他的本意是让人在选举时写错成“丐尊”，这样他的选票便就成了废票了。因为他不愿做官，这一点跟他的同事经亨颐和刘大白先生倒是大相径庭的。
刘大白是一位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蒋梦麟
大白在朋辈中，年齿最长，而兴趣却反最高。好说闲话，好动闲气，又好购置闲物……有人定绰名曰“老少年”。又因其喜欢欧化，好新奇，故更有“欧化老少年”之名。
——夏丏尊
他是旧诗词的大作手，但，他在白话诗的创作上，又是急先锋
——曹聚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