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亨颐：自有家酿，不食沽酒
一、为什么要自酿美酒
人生变迁，聚散无常——这是1916年7月，经亨颐先生在浙江一师毕业生送别会上的开场白。
知了一声，又届暑假期矣，诸生将欣欣言归，得叙天伦之乐——这是1917年7月，经亨颐在学年终业式上的训辞。
光阴荏苒，经十年如一日——这是1918年5月，经亨颐在一师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开场白。
今年元旦，余自有一训；愿为社会作马牛——这是1918年7月，经校长在一师毕业式上的开场白。
经亨颐先生一生中一定作过无数的报告和讲话，或长或短，或非讲不可，或仅是应酬客套，现在仅从看到的文字，我是极喜欢他的开场白的，他的开门见山式的讲话，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白又很坚定的人，他不绕弯子直奔主题，虽说毕业式每年要搞，纪念会年年要开，这话讲来讲去也就是这么几句励志的内容，但经先生是个认真之人，他还是花样番新地每次都要讲出一个新的内容——这从他的日记中也可看出，为了这看上去拈手就来脱口而出的讲话，他还是在做功课的。
经亨颐的一句名言是：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他的自信和高傲，是他积几十底之功经营浙江一师的成果，也是他做事的底线，虽然他并不怎么禁止师生们自己沽来的酒，但内心里他只相信自己酿的酒，即浙江一师的家酿。而本文的主旨之一是，经先生在浙江一师，到底酿了些什么酒？这酒又醉了哪些人，哪些人是进入微醺状态。哪些人又是“酒后闹事”，又是哪些人因此发布了“禁酒令”？
是的，作为浙江绍兴上虞人氏，经先生的酒量是超好的，据说有五六斤黄酒的量，那个年代的文人和百姓，还是喝黄酒的多吧，至少在我们江浙一带，哪像现在荧屏上的民国戏，动辄就是喝红酒或威士忌，这假得都离谱了。而在1919年的中国，又要多少的粮食在发酵，又有多少的酒意在酝酿，又有多少名目繁多的酒在待价而沽？
1919年的中国，不仅是一坛打开坛子的醇郁的黄酒，当然如果从比较的层面上说，也可说是是一瓶打开甚至打碎了的威士忌和伏特加，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酒气。
正如那些传记所写的某明星的入行完全是误打误撞那样，经亨颐先生之于浙江一师，也是这么一种误打误撞的性质。当1905年浙江废科举兴学堂，在杭州贡院旧址兴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谁也不知这个学堂该怎么办？但是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办新教育是大势所趋啊！那么好，所谓百废待兴，新生婴儿就要呱呱坠地了，谁来做这个接生婆呢？或者说谁来做这个奶妈呢？学校之难办绝不是从今日始，而杭州贡院前这个新学堂的难弄是大家都知道的，几个月就要换一个校监和教务长，想要当的没能力，有能力的最后也下课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学校教育总是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你看看1919年、1966年莫不如此。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师范学堂，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呀。不过由此也看出晚清政府也有极开明的一面，那就说去日本找吧。可是留学生在日本都呆着好好的，谁也不愿意提前回国，没有人愿意当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最后只好拜托在日本的绍兴同乡会来开会决定。当时的同乡会，权力很大，尤是对那些游子们来说，出门在外，异国他乡，靠什么来维系个人和祖国和家乡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留学生之间彼此的联系？那就是靠同乡会。那是一个国弱民贫的时代，一个中国游子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离开组织的。绍兴一带的民风和学风，既有刻苦耕读的一面，同时还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所以想方设法去留学的人数还是颇为可观的。可是就在绍兴同乡会开会讨论谁回国来做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时，聪明的许寿裳和钱家治（钱学森的父亲）都不来参加这个会，老实的经亨颐去参加了，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派经亨颐回杭州来做这个教务长。没办法啊，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啊，这绍兴同乡会就是一组织啊。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经亨颐也是为自己的经济着想，因为不管怎么说，回来就是可以拿官饷了，何况官府也开出了条件，等把学校办起来之后经亨颐还可回日本继续学业，这等于由自费生变为了官派生。所以在1908年的年底，经亨颐就再赴日本完成学业，这就是条件之一，这也是经亨颐的曲线求学之路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宽裕。
绍兴同乡会作出决定之后，经亨颐向学校休学一年，并且还带了两个日本老师回国，时为1908年1月。
仅凭此举，可见晚清末年一是人才难得，二是相当的开放，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海归也非常吃香啊！所谓相当的开放，那也有点病急乱投医或者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因为本土的乡绅们是办不好新型的学校的，那只能请海归来，于是便有了经亨颐的登台亮相。
要注意，经亨颐在日本是学理科的，其专业是物理和数学，此前也学过化学，不过他感兴趣的却是伦理，后来在校授的课也是修身方面的，在今天大概可算是“政治”课吧。这个理科生，后来诗书印画俱佳，学问之全简直不可思议。
一个在日本没有毕业的学生，一眨眼成了师范学校的教务长，是仅次于校长的角色，这个变化让一同前来的一个日本老师很受不了。这个老师叫中桐确太郎，经亨颐还是他的学生，可是现在一到杭州，这个学生的地位竟然在他上面了，所以他是有点看不懂的。不过当两年后经亨颐从日本再次回来时这个日籍老师还在，说明他也还是以饭碗为重的，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就叫“你懂的”。
而当经亨颐回日本继续学业时，又是绍兴人许寿裳接了教务长的职务，这个时候包括鲁迅等都学成归来了，准确的说他们不得不回来了，因为这些百年前的70、80后，实际上谁都不能算是富二代或官二代，就拿今天的话来说，留过洋镀过金，那也得回来闪光了吧，至少有养家糊口之责任了。后来许寿裳在杭州发动了木瓜之役后又愤而走人，这是海归派和国粹派的第一次交锋，这所学校在两年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6个教务长，大概把能找到的能人都找来过了，这无疑也为经亨颐的再续前缘铺下了道路。在许寿裳当教务长的时候，海归鲁迅因为没有正式文凭，一开始只能做日籍教师的助手，但这已经是鲁迅回国后的第一桶金。当时在两级师范学堂，海归的老师占整个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且还有外籍教师。
就这样，经亨颐因为在日本参加了一次绍兴同乡会，便被同乡会派回杭州当教务长，这在今天看来是有点匪夷所思的。也就这样，经亨颐和杭州贡院前的这一所学校开始了一种生命中的缘份，这也就是他后来在《六十自述》中写的“杭州初执铎，明远定前缘”。这所初执铎的学校，无论它叫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还是叫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或是后来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从1908年开始为其服务，直到1920年辞职离开。
1912年，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那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啊，革命结束了，这些都参加了民国革命的精英分子都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亨颐顺理成章地正式做了校长。第二年学校就改名为浙江一师了。说实在的，在发生一师风潮之前，官府对经亨颐还是满意的，至少是默认他的吧，因为那个时候他不仅是浙一师的校长，还是省教育会的会长，且长期连任，后来又兼任浙江省青年团的团长，可以说数付担子一肩挑。完全可以这么说，经亨颐就是二十世纪十年代浙江教育界的第一块牌子，因为当时浙江还没有官办的综合性大学（有教会办的之江大学），那么论办学规模和影响，浙江一师自然是名列第一的。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外来和尚好念经。海归的经亨颐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知道世界教育的潮流是什么。
在浙江一师的元老中，大概只有他的乡党同是绍兴上虞人的夏丏尊的资格是跟他一样老的，因此到了1920年，经先生的这坛佳酿至少已经酿了13年，只不过在1920年因为一个“非孝”事件而让酒坛子突然被打开，一时酒香四溢，众人评说不已。
今天当我们回首一师风潮前后的历史，探究经亨颐酿的到底是什么酒时，我觉得有两个要点是必须抓住的，第一，经亨颐是一个注重人格教育的教育家；第二，经亨颐信奉与时俱进的理念，再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和管理运作能力，使得浙江一师以及后来的春晖中学成为了中国新文化新教育运动的重要基地。
当然，一个成功的教育家，还得是一个交际活动家，有一段时间里，经先生也活跃于政坛，后来有人在白马湖时期对他颇有微词，就是因为他太热衷于政治了，或者说政务占据了校务，使得著名的春晖中学也面临了危机。这是后话了。
二、坐而言易，起而行难
在浙言浙。吾浙之风土，吾浙之人才，吾浙之物力，均不亚于他省；而名山胜水，徒供游览，文士名流，迭闻他适，物产不谓不丰，财政恒虞支绌。军事费用占大半，司法扩充，犹不遗余力。是谓“不教而诛”之政策。呜呼，吾浙之教育！呜呼，吾浙之前途！
吾观今日浙江之教育，而悲将来之浙江。教育者，根本之事业，基于今日而期于将来者也。早为之图，犹虑不及，因循以往，复何收效之足云。事业之兴，有二要素，曰人与经费。有人而后有经费者，社会事业也。有经费而后有人者，公家事业也。教育固社会之事业，亦公家之事业，二者不可偏废。而今日浙江教育之教育，此二要素，可谓俱无矣。
……
这是经亨颐在《全浙教育私议》文章中的开头两段，也是收入在《经亨颐教育论著选》的第一篇。这是写于1913年的文章，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此文高屋建瓴地从浙江学校教育的布局，小学中学大学以及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图书馆等现状等方方面面，论及种种弊病，最后经先生说道——坐而言易，起而行难。有其事无其人，有其人无其经费，有其经费无精神，亦徒呼负负也。然天下事未可概作消极观。始创之事，必多未良。惟其未良，可以改良。必欲一举而臻美备，则成立无日，进步无望矣！吾浙不乏热心教育之君了，倘天下怀相洽者，盍让我以坐而言之易，而匡我以起而行之难。馨香顶礼，全浙幸甚！（原载《教育周报》第3期、第5期）
从此文看，经先生一方面是全局在胸，一方面也是文人忧政，但经先生并不天真，文中屡屡提到“经费”二字，事、人、经费和精神，恰好都体现在经先生的身上了。经先生显然是一个要起而行的人，而且明知行路难，却偏要走到底的那么一个人。从这篇文章看，经先生的眼睛里，不只是一个浙江一师，而是有着整个浙江省教育的生态地貌，这跟他担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的身份是吻合的。
1913年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一则两百来字的短文，题目叫《余之远足会观》，说的是学校要搞春游远足，这是经先生赞成的，但是他说远足队伍“整队而行，鼓号之声洋洋盈耳，耀武扬威，犹如出战，且谓军国民教育原当如此。”这么小一个事情，经先生也不放过，想想今日之中国，各种团体操层出不穷。经先生提出了“须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的观点，我以为这就是经亨颐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的一个点。
这一长一短的两篇文章皆是刊于《教育周报》，这是当时经先生发表思想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阵地，这也是省教育会办的一份周报，同为绍兴人的沈仲九曾担任该报的编辑。
经亨颐教育思想的核心，还是他所提倡的“与时俱进”精神，这在近一百年前（1913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大概是可以看作贯穿在经亨颐教育思想和实践中的最主要的一条精神脉胳。后来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全国中学（师范）类最有名的就是两所学校，一是浙江一师，第二就是湖南长沙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后来因一师风潮辞职之后，经亨颐去家乡上虞办春晖中学，不久就有北南开、南春晖之美誉。当然如果从成败论英雄的“党史”式的写法上来说，浙一师也许远比不上毛泽东的母校长沙师范，但如果从新文化新思潮的角度来看，浙一师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源头。这个源头的思想基础，便是与时俱进，我们现在说与时俱进，还以为是一个挺政治和新潮的词语，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中，而经亨颐给予了发挥和发展，使其成为办学的总方针，特别是体现在他关于对师生进行人格教育的内容上面，包括校训的“勤慎诚恕”四字，也都是人格教育思想的体现。而经亨颐在他的《杭州回忆》中说过他提倡与时俱进的“最简单的理由”是——
最简单的说个理由，两句话就可以明白：
一、道德不是千古不变的。
二、道德判断没有客观的标准。
这两句话的伟大，可以把一切伪道德，模型的道德、桎梏的道德推翻无遗。道德是有机的，是随时代演进的，决不是未有人类以前，哪一个上帝预先制定的，又不许既有人类以后哪一个圣人任意假造的……
这可以看作是经亨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要知道那个时候新旧社会更替，其剧变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改革攻坚，也不只是我们想像中的男人剪掉一条辫子那么简单，我想这跟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是一样的震憾。旧制度在土崩瓦解，但新的秩序却没有能建立起来。同时旧的观念也还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比如1909年的“木瓜之役”的导火索仅仅是因祭孔而起的，新派老师觉得没必要再祭孔了，而夏震武们则认为孔夫子就是祖宗啊，哪有不祭之道理呢？于是冲突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据经亨颐在《杭州回忆》中写道，他来上任时也是穿着西装跪在孔子像前的，日本教师也跟他一样跪拜，只不过日本教师在偷偷地笑。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传统势力还很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先生一开始也是要入乡随俗的，他只是慢慢地在积蓄自己的能量，直到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他的改革才得以开始大刀阔斧。因为实践也证明了，破是容易的，立是困难的，而在这破和立的搏弈中，最为称道的就是经校长的四项改革措施。
三、四项改革措施
经亨颐的第一条改革措施就是教员专任制。
看有关民国的回忆文章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些稍有名气的老师，像李叔同这种是不用说了，就是中学老师也有在好几个学校兼课的，经亨颐认为此种现象，教师只是对课目负责，而不是对学校负责，更谈不上对学校的忠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经先生反思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对教师的聘任，都是一年一聘或一学期一聘的，老师有朝不保夕之感，于是便狡兔三窟，这既可多赚钱，也可东方不亮西方亮。其实经先生早就看到此种弊端了，一直想改，但一直改不了，为什么，因为这涉及每个老师的切身利益，这就需要我们大致了解当时教师的年收入是多少了。从经先生为春晖中学制订的计划书可以看出，专职教员的年工资是700元，书记是300元，校医是480元，附小教师是240元到300元不等，后勤员员工为180元，而门房等只有84元，以这个标准来参照浙一师当时教师的工资水平，大约应该是相当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计划”中春晖中学校长的年薪是1200元，教务长是1000元。
而另一个数据是，据曹聚仁的回忆，他当时读师范时的膳食费已经不能享受全免，而只能是半免，那么半免之后还得交多少呢，是18元，这18元就相当于他们家十亩田的收入，或者得卖掉30担新谷才能换来的，而当时的物价是，以1918年为例，上海一市石（120斤）粳米的价格是6.62元。由此可见当时的教师的工资还是颇高的，而那种到处兼课的，每月大约也就30元左右吧。而如果每个学校三十元，那在两个学校兼课任教，则底线即可保证每月有60元的收入。鲁迅当年在北京也是到处兼课，徐志摩婚后也打了好几份工，都是为了谋生计。
从经亨颐日记来看，他对施行教师专任制方面投入的精力是颇多的，而施行时却困难重重。早在1917年2月10日的日记中，经先生就写道——下午三时，至教育会开校长会议，余有教员专任之提议。
同年3月1日到3月10日的日记中，经亨颐四次讲到专任制。
3月1日——拟专任教员试行法，先从理想约定为规则，然后与现聘教员事实相合，能否可免窒碍尚不可知。
3月3日——下午一时，至教育会开临时校长会议，余拟就专任教员试行法草案，与各校实际尚无大差，各校长希将草案印刷分送，与现在情形妥为凑合，须于星期三再开会方可决定，余将草案送报馆，使省垣外各校参考，以期易于统一。
3月7日——三时，至吉羊巷教育会，开校长会议，专任教员问题仍由各自呈复。
3月10日——作函寄冯季铭（省长助理，作者注），为专任教员问题。渠（即他）主张月俸厚于后而薄于先，余以为有流弊。偶有所见，不敢隐，亦我尽我心而已。
注意这是1917年，我们现在看到的《经亨颐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是1917年到1919年期间的，但又不齐，1917年3月之后就“轶失”了，一直要到1918年的2月14日才又接上，但1918这一年一直到年底，日记中未见提及专任制，是不好提还是不屑提了呢？直到1919年1月29日，才又见日记中提及——赓三来（即王赓三，时为教务长，笔者注），为接洽八年度预算事，准照专任编制，实行与否，责不在我也。
推行教师专任制，须对教师发专职聘书，且规定每周一开教师例会以定夺学校大事。经校长认为这个教员专任制，是对教师限制和信任的互为因果，表面上看是限制了教师兼课的自由，但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是信任了教师，也是真正把教师当人看的一种做法，因为这是让教师吃下了定下丸。这里没有数据支持，说专职前后的薪水情况的对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提高了收入比例的，但至于说提高了多少，有没有提高到教师可以不去赚外快了，这还是不得而知的。因为越是优秀的教师，在外面兼课就越容易，而我看经先生的日记，在1919年他自己还是在“法政学校”兼课的，每周一次，校长尚且如此，教师哪有不找外食的呢，但是教师专任制的确是对当时学校用人制度的一种改革。
既然是改革，就必定是艰难的。据1919年3月24日日记所记——谈本省教育经费，八年度共百十四万，较去年增加十万，而专任制犹未能实行，为之怅然。
这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专任制是需要财政拨款才能实施的，第二直到1919年的3月26日，专任制也还没有完全实行。两天之后的日记中，经先生又写道——又至教育厅，为商专任制事，因闻预算之关系，又将作罢。省垣各校不假此名义，永无整顿之希望，请其积极进行。
从以上的日记可以看出，经校长对教员专任制也有无奈有叹息，但还是坚持不懈。经校长是将此当作一桩事业来做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腾头脾气”，即我们说的那种浙东绍兴人的倔脾气。
1919年7月6日，经校长又写道——三时，丏尊、赓三来，接洽业务，大致已定试行专任制，添聘国文教员、理化教员，而夏、王则为校内中坚，少任教课。
7月7日——上午，为校事访敬庐、元兹、仲九，试行专任制有所商榷。午后，又邀丏尊、赓三来、听泉来谈。
7月10日——在寓无事，拟专任职员规则数条。
9月14日——自一时至三时，开专任职员会。
9月25日——即晚，集本校专任职员在寓便膳，接洽校务，说话甚多。
这一些都算是好消息了，教师专任制总算成功了。那么从以上日记看，经校长为了专任制可谓想尽了办法，对上要去跑经费，说白了就是要增加教育预算经费；而对省内同类学校呢，又是希望能够参照执行，以免得标准不统一，而招致多数人的反对；而对校内老师呢，又是谈话，又是请吃家宴，特别是对骨干老师，可谓是密谋再三，交心交底啊。
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第二条改革措施就是学生自治，并颁布了诸多自治大纲，这也正是后来闹出学生风潮的渊薮，同时又是风潮能得以和平解决，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一个重要保证。那时经校长的意思是说，让学生自治并不是指学生已经有能力了，而是要培养这种自治的能力，且教师必须担负更多的指导的责任，这是从人格教育、国民教育为出发点的——所以这是非常有超前的一点，看今日的学校教育，恐怕远远没有达到。经校长还专门作了学生自治歌教大家在学生自治大会上来唱，时为1919年的11月16日——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治。
注意，后来大名鼎鼎的曹聚仁就做过一师的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不过那基本已是在风潮之后了。
学生自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禁烟有成效了，学生管学生，比老师管学生有用得多；第二是学校膳食管理也较以前更为民主和进步了，因为师范生都是吃公家食堂的，即都是集体用餐的，食堂烧什么人们就吃什么，全是大锅菜，学生对学校的不满，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食堂的不满，因为学生自治，学生参与到了膳食管理，既知道了市场的物价，也知道了这一日三餐的难处，于是人们的心态要平和多了。这里面甚至包括膳食费都要交到学生自治会那里的，因为后来膳食费只能免一半了。第三便是请假制度，学生自治会规定每日的下午5点到7点可以请假出校，经校长后来自己也说，新规定之后他发现跑出去的学生反而少了，而且学生管学生反而管得更严，本来周三下午是放假，在本城的学生如果回家是可以不必当晚回来的，但是自治会却规定必须当晚就得回来，这让经校长觉得反而更严了。
实际上经校长的这两招，教师专任制对教师是严，是让教师有忠诚感；学生自治对学生也是严，《杭州回忆》中他就讲到这一点——我平时对学生，并无何种特别手段，而且决不主宽，是极主严的。所谓主严，不但对学生，自己办事上首先主严。经亨颐之主严主要是讲入学考试，每个学生都经过他的手招进来的，报名人数和学额差不多要一与二十之比，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概不理。而在经校长主严的背面，我们却看到了他对学生的仁慈和宽容，甚至到了有点无奈的地步。1919年1月4日他在日记中讲到对违纪学生处理的态度——四时，开校务研究会。余表示嗣后管理学生勿以除名为结局，凡以此事相请者，概不遵办，革去执法校长之心理……学校以外不良之青年，尚有教养之必要，以学生而放于社会，或斥至他校，恕之谓何？教育本务之谓何？
经亨颐在这里提到了对学生的除名是违背“勤、慎、诚、恕”校训中“恕”之原则的。其实经校长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日记中处处可见，如1918年12月21日的日记——赓三闻学生背后之谤，要求积极办法。余以为不必计较，对学生无曲直胜负之可言，仍宜以训谕开导，勿效从前滥用权威，大背教育之本义。而其他职员亦有悻悻者。余故以“人师之患”使若辈反省。惟丏尊与子韶较明事理。今日言教育，难矣哉！
1918年12月27日，经亨颐在日记中又写道——曹显曾、徐文虎不得已照章除名，季锡澍嫌疑，暂令停学。师学校不幸，管教无方，反躬自愧，应如何研究以图完善，先深思原因以志吾过，教育洵不易言也。
由此看出经先生之反省精神。
经亨颐的第三条改革措施就是改革国文教学，废文言而教白话，这也是非常革命的事情，也是遭封建遗老们攻击颇多的“罪行”之一，因为教师专治和学生自治，说到底还是你们学校的内政，而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可是大问题了。经校长提倡教白话文，但当时连白话教材都没有的。1919年的10月，经校长规定一师和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文，同时也采用注音字母。经校长聘请新派教师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到浙一师任教，他们和夏丏尊一起进行新教材的编写，选了大量的流行的时文，这四位教师后来即被称为浙一师的四大金刚。金刚有了，那么经校长是什么，大家就一清二楚了。而在1919年的秋季开学之时，学校里既来了一些新派教师，同时也走了几个老派的教师，像单不庵和陈子韶就都走了。单先生是讲宋明理学的，原来施存统和俞秀松也都是他的学生，包括曹聚仁最为敬佩的恐怕也是单大师，他后来在文澜阁（浙江图书馆）的工作，就是单师给介绍的。陈子韶也是南社的成员，学养颇深的。
查经亨颐日记可以得知，四大金刚中除了夏丏尊是老资格的一师教师之外，其他三位在一师的任职时间，充其量只有一个学期到一年，但仅一个学期，就让一师的国文教学出现了新的气象。
三人中的同乡刘大白，可能是经亨颐最早认识的，1918年3月24的日记中就有这么一句：初晤刘大白。
到了1919年，刘大白的名字在经先生日记中出现的频率便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刘咯血生病的记录，包括7月8日所记——访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此前刘大白只是做过《教育潮》的编辑，这一点在1919年4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的——与大白、仲九商洽《教育潮》编辑事。
1919年4月30日——浙江省垣青年团内部组织已就绪……大白为编辑兼文牍。
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了经亨颐的信心满怀——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余嘱意沈仲九或张瞻，未知能否如愿也。
大约是后来不能如愿，便有刘大白、陈望道和李次九的介入。所以当7月8日大白答应后，便有7月16日在上海“访沈尹墨，介绍李次九为本校国文教员”，也便有19日“访大白，询李次九品学”的记录，到了8月6日又有“晤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短短一个月时间，经亨颐就搞定了三位国文教员，再加上得力干将夏丏尊，就这样白话教学、国文改革的师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而经亨颐本人也颇为兴奋地在8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初试白话文，付《青年周刊》。
他自己都身体力行了。
经亨颐的第四条改革措施就是试行学科制，这就是在今天的大学中已经普遍实施的学分制。经先生认为，一个学生一门考不及格就要留级，然后他什么功课都得从头学一遍，非常无趣，所以想推行学分制，但后来因为发生了风潮，这学科制并没有能很好的实施下去。倒是后来姜琦继任之后，又将之落实了下去。
四项改革中，后来能被官府当作把柄的，主要也就是白话文的改革。因为既然叫改革，那一定有阻力，且可能扛着的是上千年的阻力其实这种改革本身就是体现一个与时俱进思想的，因为我们看到不久之后，白话文已经完全替代了文言为主体的国文教材，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经先生那个阶段的日记和讲话训辞，其实还是半文不白的形式，不像我们看到的他写于1937年的《回忆杭州》的文章，才基本是白话文了。经先生自然是古文功底甚厚的人，包括他给浙一师定下的“勤、慎、诚、恕”的四字校训皆是从论语和中庸的著作中来的，而且他还将之发挥和弘扬。
在经先生的诸多改革中，今天看来其实也有不那么与时俱进的动作的，包括他要将师范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其中压掉的一年，就是要大大压缩外语课，因为他觉得师范主要是培养小学老师的，光靠这一年半载的外语是不能出去教学生的，所以还不如给压缩掉，这在当时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当然，四项改革只是一个公认的说法，而照经历者曹聚仁的意思，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后人都不太愿意提及的，即“考试制度的废除”，这是和“学科制的试行”连在一起的。曹在《非孝的故事》一文中说“第一师范的校风，本来是非常严肃的，学生除了埋头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许动。那时，舍监和级任先生还有一种武器来制我们的死命，那武器就是操行；随你学业成绩怎样好，保要操行不及格，你还得低头爬一年，因此谁也不敢动……”而在一师这样一个剧变的风气里，不仅学生在变，如以前崇拜单大师的施存统和俞秀松变得激进和革命了，连老师也在变化，如“极端严厉的体操教员胡公冕先生，这时翻然改变，成为社会运动的急先锋……”（曹聚仁语）
废除考试。或者说叫考试制度的改革，这肯定是诸多改革措施中的应有之义。这可以以一师风潮中的湖畔诗人们为代表，汪静之等能那么倾心于诗歌创作，这一定是功课压力小，包括考试压力小有关的，但废除考试一说又过于敏感，所以在关于一师的相关回忆中，很少有人提及，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经亨颐的教育理想远远不止这些，包括他要创办浙江大学的计划，就是因为当时的议员不答应而一再搁置的，作为浙江教育会的会长，他对全省教育的贡献，显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罗列清楚的。
四、人格教育和与时俱进
四项改革，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这个核心就是经亨颐先生强调的人格教育，这就是跟与时俱进精神相符相成的。经先生在1915年是如此定义人格教育的：“人格教育以狭义言之，即德育、知育”。德育，我们今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在人格教育中还包含了知育，即我们今天所讲的智育，这种观点还是很先进的。因为教育还有其他方面的“育”，我们往往容易把并列共存的东西给人为地对立起来，比如说重德育了，好像就轻智育了，讲素质教育了，似乎是可以轻应试教育了。不过当下的情况往往是挂羊头卖狗肉，以为师生只为应试教育累死累活，现在素质教育一来，那就累得完全趴下了，由此我们要问，这样的素质和应试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吗？
经亨颐先生在《全国师范校长会议答复教育部咨询第一案》中指出——人格不仅在一已，生活不仅言日用。多数之人格，即所以构成社会生活，广义之生活，即所以陶冶国民人格。是故，人格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生活包含于国民人格之内。此人格、生活之不可陷于狭义，亦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之所以不可偏倚也。吾国民有自私自利、浮伪虚荣之通病，人格之日益堕落，生活之日益困难，无可讳言。审此原因得二要领：
（甲）以人格教育维持生活，其主要之点
一、公共心
二、责任心
（乙）以生活维持人格，其主要之点
一、勤劳
二、俭朴
我之所以要抄录这一段文字，是可以看出经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的端倪。此文是教育部咨询第一件“国民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最为重要，师范教育即所以陶铸国民，宜以此二者为中心，不得有所偏倚，欲实达此旨，应行若何方法？”的答复，当时由经先生起草而在全国师范校长会议上通过的。经先生在答复文中谨拟了四条办法：
一是以诚字为全国师范学校校训之中心。
二是考查学生成绩宜注意操行考查，操行成绩宜注意自动能力。
三是慎选师范校长。
四是教员宜专任。
由此看出，早在1915年，经先生就提出了教员专任的想法，而且将之与人格教育联系起来。因此这样的人格教育就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落到实处的行动。同时由经校长起草这一份文件，也可看出经先生在中国教育界的的地位和影响。当然也有人把经先生提出的人格教育跟黄炎培先生提出的职业教育对立起来考量，经先生对此也专门作过论述，他以为这不是对立，他强调人格教育是基础，是教育之本。
另外要注意的是，人格教育的理论其实也是舶来品，中国的近期教育，有舶日本的，也有舶欧洲如德国的，当然也有舶杜威等美国的，而人格教育则是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一种教育理论，“主张以教师或教育者的人格为教育的主要手段，达到养成学生人格的目的，并强调培养学生人格应是教育过程的中心。”（见董郁奎的《经亨颐传》）这便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今天所讲的不仅要教书而且还要育人，而且是以通过教书来达到育人之目的。
照教育家张彬的观点，人格教育的提出完全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张教授说——人格教育是当时德国教育界流行的一种思潮，此说注重人的精神生活与理性活动，力图矫正由物质文明而引起的现代教育之流弊，主张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目的，教授当注意感情陶冶和意志培养，训练则以儿童为中心。（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张彬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经亨颐校长的四大改革措施，现在看来似乎稀松平常，然而在当年的浙江教育界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但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发生《非孝》事件，或者说不是以《非孝》事件作为导火索的话，经亨颐可能还稳稳地坐着校长的位子的，官府拿他也是没什么办法的，因为第一他本来就是官府任命的，第二他有极高的威望，不只是一校之长，而是社会名流，你要敢动一个社会名流，那就得考虑社会影响。
当然，《非孝》的横空出世，完全有赖于整个一师的那种开放自由的思想氛围，这应该也是自有家酿的一种，虽然已经超出了经校长的底线，因为经校长是不会让施存统去写此种文章，也不会让学生们去殴打那些要求加薪的省议员们，但是五四之后的社会是必然是要发生那些事件的。这也正如喝了经先生的家酿之后，酒性是慢慢在体内发作的，甚至是不知不觉发作的，这一点估计连经校长也是始料未及的。而且学生们又是不满足那么一点自酿，他们必然又是要去沽酒的。
比如说当时施存统、徐白民他们已经在搞书报贩卖报了，这是《新青年》等得以流进学校的主要途径，这等于说在今天，宽带网线已经铺进了学校。
“须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这是经亨颐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既要改革，但改革得有一个章法，然而风潮一来，章法便乱，师生是千方百计地挽留经亨颐，甚至有“留经不达目的，一致牺牲”的说法，但是经先生就是不为所动，毅然渡江而走，四大金刚也都离开了。如果从官府的意志上来看，这是令他们满意的一点，因为他们针对的其实就是这几个人，再加上要求开除施存统，而施存统自己其实也不等开除就跑到北京去了。但也正因为几个出头之人的离去，浙江一师才得以保存。
不过有一点可能大家都忽视了，都说经校长很爱学生，怎么学生为了保经校长而受苦，你竟然不管不顾逍遥校外？其实不是的，经校长在18年之后的1937年的《杭州回忆》中讲得很清楚——“后来风潮愈闹愈大，如何收拾，我又以省教育会会长的资格，返杭调停而歇！”所以调停者不仅仅是一个蔡谷卿。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浙江一师的自有家酿，才导致了风潮的爆发，而这又是跟五四运动、跟全国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杭州，就如同每年八月十八的钱江潮水一样，它因为一受天文影响，二受钱塘江喇叭口这一地理的影响，所以这是必然要爆发的。
一师风潮既可以说两败俱伤，也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关于那一个时期的情况，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日记中也独缺了那一段。从经先生的习惯看，不可能不记日记的，可能是日记遗失了，如果不遗失而又能披露出来，或许我们才真正了解风暴中心的那个人的内心世界。或许今天我们所说的关于一师风潮的种种，仅是一家之言吧。风潮之后，家酿不够了，人们便纷纷出去沽酒了。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那是来自于曹聚仁的回忆，题目就叫《我们的校长》，他说他手头保留着一封经校长写给他们的回信，因为当时的曹已经做上了自治会的主席，留经之信便是他写的，于是便有了经校长的亲笔回信，信的一开始称呼就极有意思，是称学生为“诸弟”的，然后经校长说——
唉，官立的学校，委任的校长，我们浙江周围这样的空气。大胆来做革命新事业，这是我的错！你们太心急，“言行一致”；一名话，件件事儿要实现。虽是几个人底表示，都不免惹起一般社会笔你们家族恐慌。寒假以前，也曾经和你们说过；要讲文化运动，教育者底态度，和他们记者的态度是有分别的；不可全凭主观，也要顾到客观……到如今，我不得不含着眼泪忍着心肠劝你们几句话；无论要做什么事，切不可拘执一种方法；对象和环境变到怎样，就应该随时酌量，我哪里舍得了你们！不过我们所讲底人格，和官厅所讲底面子，彼此都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复职，现在无从说起……要认定我们所争底目的，是文化问题，不是人的问题。现在官厅究竟怎样办法，虽不可推测，据我想来：一，如官厅没有维持文化底诚意，决不肯收回成命，要想复职，人格何在！二，如官厅有维持文化底诚意，一定要有相当的校长来继续进行，何必拘着我来复职，使官在面子为难？
……最后一句话：这时候证明自治底精神，千万不可暴行……
实在理性，实在感人！
前面已经说到《杭州回忆》，这是经亨颐在1937年应《越风》杂志之约而写的重要文章，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谈及他跟浙江一师的缘份。他讲到了一师风潮的来龙去脉，其中有一点很重要，他认为正是那次风潮中军警的态度，而导致一些急进分子后来跑到了上海，死于“四·一二”事变中，经校长认为“岂不是当时官厅压迫的措置要负其责吗？”
在这里经校长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以前是有的人不敢引用的，他说——老实说他们（笔者注，主要是指四大金刚）抱着思想革命的志愿是有的，可是都不愿做共产党。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第一师范当时堂堂皇皇的态度……
实际上经先生说得既对，也不对。说不对是因为陈望道就是参加了共产党，且是党的发起人之一；说对呢，因为陈后来又退了党。
这当然是经校长站在一个教育家的态度上来看待“政治”和“急进”的，或者是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宣中华、汪寿华、叶天底这一些人的革命立场的。照经校长的理解，如果官方警方能对宣中华们好一些，他们后来便也不会急进地跑到上海干革命，因此也就不会牺牲性命了。但实际上宣中华在国共合作时期，是兼有两种身份的人，还一度成为国民党浙江党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经亨颐的政治盟友，因为经先生就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经先生和沈定一和蒋介石，都是作为浙江的代表而被内定为国民党执委的。
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经亨颐在回忆杭州时的一句原话。他把他的浙一师当作了家酿，但这仍是开放的姿态的，因为浙一师的新潮，正是受当时的日本等文化教育的影响。自有家酿，不食沽酒，此话可作多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我上面说的如果浙一师很好，我们都自治得很好，宣中华他们用得着去上海吗？还有一种意思是讲他自己的，因为他在离开一师之后不久，在去北京一年之后他便去创办了春晖中学，这是他去完成在浙一师未竞之事业，而不是为了做个虚的官。正是因为他人格的力量，才使诸多名家后来都聚集到他的旗下，那也不过是一座乡村中学，但是在有理想的人看来，教育始终是一种理想，而不是拿多少钱或有多少的升学率，虽然这也是理想之一种。
在后人的记述中，经亨颐是一个很耿直的人，简直有点“毒头”（杭绍方言，即脾气很倔的意思）的味道，意思是一根筋走到底的人。所以他后来为官之后还想做一件大事，他认为故宫是废宫，一定要将之全部废掉才可，什么皇帝坐过的椅子，什么国宝统统清除——这是他当年向国会奏的一本，只是没有通过而已。
如果通过了，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仅凭这一细节，我觉得我们今天对经亨颐的认识还是太少太肤浅了，或者说对革命的理解还是在变偏面了。
包括经先生在春晖中学的办学实践，我们今天看到的似乎多是因为朱自清、夏先生等笔下的白马湖，实际上经先生的办学理想，跟学校的校董之间也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后来发展到不可调和，连夏丏尊先生这样的老臣都不得不离开春晖了。当然这里也有这么一个问题，春晖虽好，但毕竟偏于一隅，不要说跟大上海比，就是跟上海和宁波比，也是颇多差距的，所以夏丏尊离开白马湖去上海，这似乎也是大势所趋吧，因为要办教育做出版，城市比乡村肯定要有利方便得多。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经先生不只是一个校长和校董，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所以他对春晖的具体校务并不过问太多，不像在浙一师那样的亲自兼课，再因为长期主政校务再加上他的声望，他性格中的独断专行便也会越来越厉害的。春晖虽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民营的学校还有来自经济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在省会杭州毕竟有诸多的方便，而在上虞的郊区，走一步毕竟不太方便了。他后来至少也放弃了部分专任制的做法，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骨干教师都去宁波的浙江省立四中兼课，1923年他又一次被省教育厅任命为省立四中的校长，要知道上虞春晖到宁波来回至少半天吧，包括夏先生在内的老师都去宁波兼过课，为了什么呢，还是为了生计吧。
然而经先生在宁波，最终也是为当地的保守势力所不容，两年之后经先生又被省厅撤职，从此之后他可以说是告别了教育界，除了在1926年短时间代理过中山大学校长一职之外，他便成了一名职业政治家了，是浙江的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
从今天的角度看，经亨颐是一个激进的人。在他主持下的浙一师，那真是藏龙卧虎，有为艺术的为教育的，包括也有为政治的为社会的。前面讲到四大金刚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在经校长辞职之后他们也都离开了浙一师。而新任的浙一师校长姜琦来了之后，更是高举前任校长与时俱进的大旗，特别是在学分制这一点上，就完全是在姜校长手里给实施了起来，或许这也应证了另一句话——外来和尚好念经，因为姜校长从暨南大学教务长的位子上过来的，而陪同前来并作抚慰的的则是蒋梦麟。
在一个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语境下，经亨颐的与时俱进就是一种革命精神；在一个什么都在变的大时代里，经校长正是顺应了潮流，最好地诠释了什么叫与时俱进。但是他所指的革命不是去流血牺牲，甚至不是停课去游行，经亨颐在《杭州回忆》中强调过他的一个观点——师范生以教育为天职，逐渐使社会思想改造，都是毕业以后应当做的事。
五、日记中的人际交往
对经亨颐的叙写，好在有两本书可作参考，一本是1984年版的浙江古籍社的《经亨颐日记》，一本便是1993年版的《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张彬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论著里有观念观点，且能扬扬酒酒之展开。日记中有行踪和交往，虽是流水账，却是难得的史料。
日记中的经亨颐，完全是个真性情，应酬交往、日常起居，大事琐事，无一不记，由此也可看出民国时期一位名校校长的社会交际和人脉关系。在今天，如果一个银行行长能有记日记的习惯的话，只要记录每天晚上在跟谁吃饭，N年之后估计就是一份珍贵的社会史。
看经校长日记，最为多的就是他的应酬交际，而且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还专门有一个叫“善交社”的。1918年12月2日，经校长如此记道——即晚，陈柏园、周萍洄等约叙虞园，发起善交社，以联中外友谊。所下戥三再集议，推定鲍乃德、陈柏园为临时书记，合外国人四，商界、学界、议会各四，共十六人为基本（社）员。此举不特对外有所关系，即在杭各界联络，亦自此始。
经校长也记吃饭，应酬之多令人感慨。因为饭局实在太多，便有“素食会”之创议，但似乎执行得很一般，1919年3月5日便写道——四时，至律师公会善交社雅叙。余提议交际改善，宴会不可繁重，缶蔬斋之旨思由善交社发起。众赞成，即推余计划实行。
有饭局，便有喝酒醉酒之纪录，甚至也有招陪酒者的记录，如1917年3月13日在上海，前一场聚会八时宴毕接下去便又是一场——即晚，周湘舲邀叙于精勤坊素娥楼，为介绍刘翰怡，渠因小恙不至，甚怅然。入席已九时半，王绶珊代余催花（局笺上有催花二字），名浣青，住北民和总弄东第三家，年可十三四岁，澜漫风葩，灌以一樽。散归将夜半，时微雨。
1918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即晚，蔡谷清、金润泉宴汪叔明，席设饮马井巷，唤土妓侍酒，余初遇，亦不足骇。返寓已九时。
从日记看经亨颐，还真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工作就不用多说了，诸多的交往应酬好多就是为了办学，为了筹得经费，这便要跟官绅商士等打交道，其中也有给官员送礼的记载，只不过当时送的是书画之雅礼。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即经先生关于省教育会的记载甚至不亚于一师。有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教育会一转。因为我们都知道，经亨颐是兼任浙江教育会的会长的，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会，从筹款到房子造起来开始，可以说有着经亨颐的诸多心血的。而且最为可贵的是，省教育会的独立精神，不依附于官府，可以向官方募捐，但决不听从官府的指令。经亨颐指出：“教育会非官厅之佐治机关，会长非隶属于官厅之佐治员，故官厅不能以命令行政教育会，亦不能用命令行文教育会长。”（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张彬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前面说到经亨颐是个真性情的人，其中讲到亲情的两则，颇为感人。
一则是1918年6月4日游苏州时——“天气凉。余少带衣服，觉受寒，四肢酸软……余早睡，梦见亡母。游子有恙，慈魂不离，可感也夫！”
一则是记嫁女，时为1918年11月19日——今日为次女于归之吉……十时开面，午席三，晚席九，亲迎而去，礼仪无缺。余亦欢欢喜喜。惟参家庙时，侍妇例谈以“小姐扰得十余年，告辞了一语，对我拜别，不禁黯然。”
相比于训辞、工作和行程，经先生对亲情家事的记载是简之又简的。如1918年12月14日——“夜半梦闻呱呱醒，悉十二小姐已落地，即起，知稳婆已至，均无恙。”如1919年2月17日——“十女阿珍今日夭，已护养不善，深自痛疚。”
得女和失女均只是廖廖数笔。
日记中对游玩的记录可谓详也，不仅是赴日本和山西考察这样的出远门，即使在杭州，经先生也时不时地会抽空和朋友同事去西湖一游，印象中去得最多的当数孤山，尤是雪中的孤山——
1917年1月31日——三时，与姜敬庐（即姜丹书）约在西园会晤，买舟至孤山访梅，尚未见天地心，而游客已不少。
1917年2月6日——晴。今日省垣中等各校长，新年雅集于西泠印社。须各带交换品一件……宴毕，即由印社小径至孤山，有叶反声在林社宴客，熟人颇多，又饮数觥。未几，即与叶君等同归舟，领略吴仪臣暨何某合奏琵琶，颇佳。由西泠印桥绕平湖秋月，天色湖光，暗淡欲雪。四时返寓，微放雨点。
1918年3月17日——顺至孤山探梅，惜已凋落，惟犹有酸香耳。五时归，即晚，姜敬庐、林同庄、离成九三处招宴。如此酬应，诚吾国虚耗精神与金钱之大弊也！
玩中有兴致，玩中有自省，这便是经亨颐。关于孤山之记载，不下十次，这里除了西泠印社的因素之外，可见经先生在西湖山水中是独爱孤山的。当然关于自省的问题，即使在关于西湖山水中也有警语的，这一点倒是跟后来的鲁迅、郁达夫和徐志摩相似。经先生在1918年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吾浙人近来萧率之气，甚至消极而思入山者，颇有其人。西湖之胜，误我浙人不少。中学毕业生之消磨、株守，虽有各原因，而少年老成、三思而行，实为根本之暮气。人生有进无退，得寸则寸。时事之刺激，戒我妄猛则可；因而隐避，实自杀也。
这里所写的“萧率之气”和“消极而思入山者”是不是有所指向呢，比如说指向李叔同先生。1918年7月10日果然写到这一点——
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学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这就是做校长的思维，跟夏丏尊、姜丹书、丰子恺笔下的李叔同出家有所不同。一句“可敬而不可学”表明了校长的观点。
除应酬谢请客之外，庭球、拇战、麻雀、手谈等游戏也有记载，仅1919年3月，庭球运动的记载就有4次，而且关于学校运动会及全市学生运动会也多见日记，可见经先生是非常注重体育运动且做出表率的。
当然经亨颐日记中最多的还人际交往。用今天的话来说，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社会网络关系。如果用空间网络来考量，那几年他活动的地方当然就是杭州（浙江一师和浙江教育会），然后偶尔去上海，偶尔回老家上虞。日记中还有他的两次远行，一次赴日，一次赴山西考察，两次的远行皆为一月左右的时间。
交往中包括跟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也包括跟杜威、费佩德等洋人，当然更多的还是本省本市的教育界、工商界和政府官员等人士。其中对于五四运动在杭州的记录，也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跟后人写回忆录，重新摆正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1919年5月28日日记载——晴。自八时至下午三时，在校。省长、督军有连署特别通告，措辞外和而内厉，因集全体学生，施临时训话：爱国与祸国不可分，适可而止，留以有待。
这就是经亨颐校长，像一只老母鸡护着一群小鸡，护着他的浙江一师，包括后来护着他的春晖中学，护着他的宁波的浙江四中。但是很多时候，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育救国和人格教育的理想总是得不到实现，特别是1927年后，政局迷离、世事纷繁，经亨颐便醉心于书画，于1937年出版了自选的《颐渊诗集》。于右任先生在序中说——余尝谓颐渊先生矫然如岩不松柏，行者、过者皆仰其高，承其荫，而吧为不可企及。此其人非仅以文章学问照耀一世而已已。顾先生默默无所驰骛，铬自负其艺事曰：吾治印第一，画第二，书与诗又其次也。余诵先生诗，超逸冲淡，佳者上宗陶、孟，下亦出入倪云林、吴野人之间。大音希声……
江山要靠文人捧，同时文人也要相互捧，于老先生虽有溢美之辞，但以经先生之功力，其诗文是值得一品的。
他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对于立身处世的态度，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都是从读书、交朋友、面对现实得来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从自学得来的。他没有创立系统的学说，没有建立伟大的功业，可是，他正直的过了一辈子，识与不识的人一致承认他有独立不倚的人格。
人生变迁，聚散无常——这是1916年7月，经亨颐先生在浙江一师毕业生送别会上的开场白。
知了一声，又届暑假期矣，诸生将欣欣言归，得叙天伦之乐——这是1917年7月，经亨颐在学年终业式上的训辞。
光阴荏苒，经十年如一日——这是1918年5月，经亨颐在一师十周年纪念会上的开场白。
今年元旦，余自有一训；愿为社会作马牛——这是1918年7月，经校长在一师毕业式上的开场白。
经亨颐先生一生中一定作过无数的报告和讲话，或长或短，或非讲不可，或仅是应酬客套，现在仅从看到的文字，我是极喜欢他的开场白的，他的开门见山式的讲话，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白又很坚定的人，他不绕弯子直奔主题，虽说毕业式每年要搞，纪念会年年要开，这话讲来讲去也就是这么几句励志的内容，但经先生是个认真之人，他还是花样番新地每次都要讲出一个新的内容——这从他的日记中也可看出，为了这看上去拈手就来脱口而出的讲话，他还是在做功课的。
经亨颐的一句名言是：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他的自信和高傲，是他积几十底之功经营浙江一师的成果，也是他做事的底线，虽然他并不怎么禁止师生们自己沽来的酒，但内心里他只相信自己酿的酒，即浙江一师的家酿。而本文的主旨之一是，经先生在浙江一师，到底酿了些什么酒？这酒又醉了哪些人，哪些人是进入微醺状态。哪些人又是“酒后闹事”，又是哪些人因此发布了“禁酒令”？
是的，作为浙江绍兴上虞人氏，经先生的酒量是超好的，据说有五六斤黄酒的量，那个年代的文人和百姓，还是喝黄酒的多吧，至少在我们江浙一带，哪像现在荧屏上的民国戏，动辄就是喝红酒或威士忌，这假得都离谱了。而在1919年的中国，又要多少的粮食在发酵，又有多少的酒意在酝酿，又有多少名目繁多的酒在待价而沽？
1919年的中国，不仅是一坛打开坛子的醇郁的黄酒，当然如果从比较的层面上说，也可说是是一瓶打开甚至打碎了的威士忌和伏特加，空气中散发着浓烈的酒气。
正如那些传记所写的某明星的入行完全是误打误撞那样，经亨颐先生之于浙江一师，也是这么一种误打误撞的性质。当1905年浙江废科举兴学堂，在杭州贡院旧址兴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时，谁也不知这个学堂该怎么办？但是时代潮流滚滚向前，办新教育是大势所趋啊！那么好，所谓百废待兴，新生婴儿就要呱呱坠地了，谁来做这个接生婆呢？或者说谁来做这个奶妈呢？学校之难办绝不是从今日始，而杭州贡院前这个新学堂的难弄是大家都知道的，几个月就要换一个校监和教务长，想要当的没能力，有能力的最后也下课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学校教育总是扮演急先锋的角色。你看看1919年、1966年莫不如此。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师范学堂，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呀。不过由此也看出晚清政府也有极开明的一面，那就说去日本找吧。可是留学生在日本都呆着好好的，谁也不愿意提前回国，没有人愿意当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最后只好拜托在日本的绍兴同乡会来开会决定。当时的同乡会，权力很大，尤是对那些游子们来说，出门在外，异国他乡，靠什么来维系个人和祖国和家乡的关系，靠什么来维系留学生之间彼此的联系？那就是靠同乡会。那是一个国弱民贫的时代，一个中国游子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离开组织的。绍兴一带的民风和学风，既有刻苦耕读的一面，同时还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所以想方设法去留学的人数还是颇为可观的。可是就在绍兴同乡会开会讨论谁回国来做这个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时，聪明的许寿裳和钱家治（钱学森的父亲）都不来参加这个会，老实的经亨颐去参加了，于是大家一致决定派经亨颐回杭州来做这个教务长。没办法啊，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啊，这绍兴同乡会就是一组织啊。当然更重要的一点是，经亨颐也是为自己的经济着想，因为不管怎么说，回来就是可以拿官饷了，何况官府也开出了条件，等把学校办起来之后经亨颐还可回日本继续学业，这等于由自费生变为了官派生。所以在1908年的年底，经亨颐就再赴日本完成学业，这就是条件之一，这也是经亨颐的曲线求学之路吧，因为他的家境并不宽裕。
绍兴同乡会作出决定之后，经亨颐向学校休学一年，并且还带了两个日本老师回国，时为1908年1月。
仅凭此举，可见晚清末年一是人才难得，二是相当的开放，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海归也非常吃香啊！所谓相当的开放，那也有点病急乱投医或者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因为本土的乡绅们是办不好新型的学校的，那只能请海归来，于是便有了经亨颐的登台亮相。
要注意，经亨颐在日本是学理科的，其专业是物理和数学，此前也学过化学，不过他感兴趣的却是伦理，后来在校授的课也是修身方面的，在今天大概可算是“政治”课吧。这个理科生，后来诗书印画俱佳，学问之全简直不可思议。
一个在日本没有毕业的学生，一眨眼成了师范学校的教务长，是仅次于校长的角色，这个变化让一同前来的一个日本老师很受不了。这个老师叫中桐确太郎，经亨颐还是他的学生，可是现在一到杭州，这个学生的地位竟然在他上面了，所以他是有点看不懂的。不过当两年后经亨颐从日本再次回来时这个日籍老师还在，说明他也还是以饭碗为重的，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就叫“你懂的”。
而当经亨颐回日本继续学业时，又是绍兴人许寿裳接了教务长的职务，这个时候包括鲁迅等都学成归来了，准确的说他们不得不回来了，因为这些百年前的70、80后，实际上谁都不能算是富二代或官二代，就拿今天的话来说，留过洋镀过金，那也得回来闪光了吧，至少有养家糊口之责任了。后来许寿裳在杭州发动了木瓜之役后又愤而走人，这是海归派和国粹派的第一次交锋，这所学校在两年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换了6个教务长，大概把能找到的能人都找来过了，这无疑也为经亨颐的再续前缘铺下了道路。在许寿裳当教务长的时候，海归鲁迅因为没有正式文凭，一开始只能做日籍教师的助手，但这已经是鲁迅回国后的第一桶金。当时在两级师范学堂，海归的老师占整个教师的三分之一以上，且还有外籍教师。
就这样，经亨颐因为在日本参加了一次绍兴同乡会，便被同乡会派回杭州当教务长，这在今天看来是有点匪夷所思的。也就这样，经亨颐和杭州贡院前的这一所学校开始了一种生命中的缘份，这也就是他后来在《六十自述》中写的“杭州初执铎，明远定前缘”。这所初执铎的学校，无论它叫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还是叫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或是后来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从1908年开始为其服务，直到1920年辞职离开。
1912年，即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那真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啊，革命结束了，这些都参加了民国革命的精英分子都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这一年，经亨颐顺理成章地正式做了校长。第二年学校就改名为浙江一师了。说实在的，在发生一师风潮之前，官府对经亨颐还是满意的，至少是默认他的吧，因为那个时候他不仅是浙一师的校长，还是省教育会的会长，且长期连任，后来又兼任浙江省青年团的团长，可以说数付担子一肩挑。完全可以这么说，经亨颐就是二十世纪十年代浙江教育界的第一块牌子，因为当时浙江还没有官办的综合性大学（有教会办的之江大学），那么论办学规模和影响，浙江一师自然是名列第一的。这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外来和尚好念经。海归的经亨颐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知道世界教育的潮流是什么。
在浙江一师的元老中，大概只有他的乡党同是绍兴上虞人的夏丏尊的资格是跟他一样老的，因此到了1920年，经先生的这坛佳酿至少已经酿了13年，只不过在1920年因为一个“非孝”事件而让酒坛子突然被打开，一时酒香四溢，众人评说不已。
今天当我们回首一师风潮前后的历史，探究经亨颐酿的到底是什么酒时，我觉得有两个要点是必须抓住的，第一，经亨颐是一个注重人格教育的教育家；第二，经亨颐信奉与时俱进的理念，再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和管理运作能力，使得浙江一师以及后来的春晖中学成为了中国新文化新教育运动的重要基地。
当然，一个成功的教育家，还得是一个交际活动家，有一段时间里，经先生也活跃于政坛，后来有人在白马湖时期对他颇有微词，就是因为他太热衷于政治了，或者说政务占据了校务，使得著名的春晖中学也面临了危机。这是后话了。
二、坐而言易，起而行难
在浙言浙。吾浙之风土，吾浙之人才，吾浙之物力，均不亚于他省；而名山胜水，徒供游览，文士名流，迭闻他适，物产不谓不丰，财政恒虞支绌。军事费用占大半，司法扩充，犹不遗余力。是谓“不教而诛”之政策。呜呼，吾浙之教育！呜呼，吾浙之前途！
吾观今日浙江之教育，而悲将来之浙江。教育者，根本之事业，基于今日而期于将来者也。早为之图，犹虑不及，因循以往，复何收效之足云。事业之兴，有二要素，曰人与经费。有人而后有经费者，社会事业也。有经费而后有人者，公家事业也。教育固社会之事业，亦公家之事业，二者不可偏废。而今日浙江教育之教育，此二要素，可谓俱无矣。
……
这是经亨颐在《全浙教育私议》文章中的开头两段，也是收入在《经亨颐教育论著选》的第一篇。这是写于1913年的文章，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此文高屋建瓴地从浙江学校教育的布局，小学中学大学以及社会教育和博物馆图书馆等现状等方方面面，论及种种弊病，最后经先生说道——坐而言易，起而行难。有其事无其人，有其人无其经费，有其经费无精神，亦徒呼负负也。然天下事未可概作消极观。始创之事，必多未良。惟其未良，可以改良。必欲一举而臻美备，则成立无日，进步无望矣！吾浙不乏热心教育之君了，倘天下怀相洽者，盍让我以坐而言之易，而匡我以起而行之难。馨香顶礼，全浙幸甚！（原载《教育周报》第3期、第5期）
从此文看，经先生一方面是全局在胸，一方面也是文人忧政，但经先生并不天真，文中屡屡提到“经费”二字，事、人、经费和精神，恰好都体现在经先生的身上了。经先生显然是一个要起而行的人，而且明知行路难，却偏要走到底的那么一个人。从这篇文章看，经先生的眼睛里，不只是一个浙江一师，而是有着整个浙江省教育的生态地貌，这跟他担任浙江省教育会会长的身份是吻合的。
1913年还有一篇文章，就是一则两百来字的短文，题目叫《余之远足会观》，说的是学校要搞春游远足，这是经先生赞成的，但是他说远足队伍“整队而行，鼓号之声洋洋盈耳，耀武扬威，犹如出战，且谓军国民教育原当如此。”这么小一个事情，经先生也不放过，想想今日之中国，各种团体操层出不穷。经先生提出了“须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的观点，我以为这就是经亨颐教育思想中很重要的的一个点。
这一长一短的两篇文章皆是刊于《教育周报》，这是当时经先生发表思想观点的一个很重要的阵地，这也是省教育会办的一份周报，同为绍兴人的沈仲九曾担任该报的编辑。
经亨颐教育思想的核心，还是他所提倡的“与时俱进”精神，这在近一百年前（1913年），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大概是可以看作贯穿在经亨颐教育思想和实践中的最主要的一条精神脉胳。后来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全国中学（师范）类最有名的就是两所学校，一是浙江一师，第二就是湖南长沙师范（毛泽东的母校），后来因一师风潮辞职之后，经亨颐去家乡上虞办春晖中学，不久就有北南开、南春晖之美誉。当然如果从成败论英雄的“党史”式的写法上来说，浙一师也许远比不上毛泽东的母校长沙师范，但如果从新文化新思潮的角度来看，浙一师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源头。这个源头的思想基础，便是与时俱进，我们现在说与时俱进，还以为是一个挺政治和新潮的词语，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中，而经亨颐给予了发挥和发展，使其成为办学的总方针，特别是体现在他关于对师生进行人格教育的内容上面，包括校训的“勤慎诚恕”四字，也都是人格教育思想的体现。而经亨颐在他的《杭州回忆》中说过他提倡与时俱进的“最简单的理由”是——
最简单的说个理由，两句话就可以明白：
一、道德不是千古不变的。
二、道德判断没有客观的标准。
这两句话的伟大，可以把一切伪道德，模型的道德、桎梏的道德推翻无遗。道德是有机的，是随时代演进的，决不是未有人类以前，哪一个上帝预先制定的，又不许既有人类以后哪一个圣人任意假造的……
这可以看作是经亨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要知道那个时候新旧社会更替，其剧变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今天的改革攻坚，也不只是我们想像中的男人剪掉一条辫子那么简单，我想这跟尼采说的上帝死了是一样的震憾。旧制度在土崩瓦解，但新的秩序却没有能建立起来。同时旧的观念也还在人们的脑子里根深蒂固。比如1909年的“木瓜之役”的导火索仅仅是因祭孔而起的，新派老师觉得没必要再祭孔了，而夏震武们则认为孔夫子就是祖宗啊，哪有不祭之道理呢？于是冲突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据经亨颐在《杭州回忆》中写道，他来上任时也是穿着西装跪在孔子像前的，日本教师也跟他一样跪拜，只不过日本教师在偷偷地笑。这个细节一方面说明传统势力还很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先生一开始也是要入乡随俗的，他只是慢慢地在积蓄自己的能量，直到1919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他的改革才得以开始大刀阔斧。因为实践也证明了，破是容易的，立是困难的，而在这破和立的搏弈中，最为称道的就是经校长的四项改革措施。
三、四项改革措施
经亨颐的第一条改革措施就是教员专任制。
看有关民国的回忆文章我们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些稍有名气的老师，像李叔同这种是不用说了，就是中学老师也有在好几个学校兼课的，经亨颐认为此种现象，教师只是对课目负责，而不是对学校负责，更谈不上对学校的忠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经先生反思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学校对教师的聘任，都是一年一聘或一学期一聘的，老师有朝不保夕之感，于是便狡兔三窟，这既可多赚钱，也可东方不亮西方亮。其实经先生早就看到此种弊端了，一直想改，但一直改不了，为什么，因为这涉及每个老师的切身利益，这就需要我们大致了解当时教师的年收入是多少了。从经先生为春晖中学制订的计划书可以看出，专职教员的年工资是700元，书记是300元，校医是480元，附小教师是240元到300元不等，后勤员员工为180元，而门房等只有84元，以这个标准来参照浙一师当时教师的工资水平，大约应该是相当的。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计划”中春晖中学校长的年薪是1200元，教务长是1000元。
而另一个数据是，据曹聚仁的回忆，他当时读师范时的膳食费已经不能享受全免，而只能是半免，那么半免之后还得交多少呢，是18元，这18元就相当于他们家十亩田的收入，或者得卖掉30担新谷才能换来的，而当时的物价是，以1918年为例，上海一市石（120斤）粳米的价格是6.62元。由此可见当时的教师的工资还是颇高的，而那种到处兼课的，每月大约也就30元左右吧。而如果每个学校三十元，那在两个学校兼课任教，则底线即可保证每月有60元的收入。鲁迅当年在北京也是到处兼课，徐志摩婚后也打了好几份工，都是为了谋生计。
从经亨颐日记来看，他对施行教师专任制方面投入的精力是颇多的，而施行时却困难重重。早在1917年2月10日的日记中，经先生就写道——下午三时，至教育会开校长会议，余有教员专任之提议。
同年3月1日到3月10日的日记中，经亨颐四次讲到专任制。
3月1日——拟专任教员试行法，先从理想约定为规则，然后与现聘教员事实相合，能否可免窒碍尚不可知。
3月3日——下午一时，至教育会开临时校长会议，余拟就专任教员试行法草案，与各校实际尚无大差，各校长希将草案印刷分送，与现在情形妥为凑合，须于星期三再开会方可决定，余将草案送报馆，使省垣外各校参考，以期易于统一。
3月7日——三时，至吉羊巷教育会，开校长会议，专任教员问题仍由各自呈复。
3月10日——作函寄冯季铭（省长助理，作者注），为专任教员问题。渠（即他）主张月俸厚于后而薄于先，余以为有流弊。偶有所见，不敢隐，亦我尽我心而已。
注意这是1917年，我们现在看到的《经亨颐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是1917年到1919年期间的，但又不齐，1917年3月之后就“轶失”了，一直要到1918年的2月14日才又接上，但1918这一年一直到年底，日记中未见提及专任制，是不好提还是不屑提了呢？直到1919年1月29日，才又见日记中提及——赓三来（即王赓三，时为教务长，笔者注），为接洽八年度预算事，准照专任编制，实行与否，责不在我也。
推行教师专任制，须对教师发专职聘书，且规定每周一开教师例会以定夺学校大事。经校长认为这个教员专任制，是对教师限制和信任的互为因果，表面上看是限制了教师兼课的自由，但从更大的程度上来说是信任了教师，也是真正把教师当人看的一种做法，因为这是让教师吃下了定下丸。这里没有数据支持，说专职前后的薪水情况的对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一定是提高了收入比例的，但至于说提高了多少，有没有提高到教师可以不去赚外快了，这还是不得而知的。因为越是优秀的教师，在外面兼课就越容易，而我看经先生的日记，在1919年他自己还是在“法政学校”兼课的，每周一次，校长尚且如此，教师哪有不找外食的呢，但是教师专任制的确是对当时学校用人制度的一种改革。
既然是改革，就必定是艰难的。据1919年3月24日日记所记——谈本省教育经费，八年度共百十四万，较去年增加十万，而专任制犹未能实行，为之怅然。
这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专任制是需要财政拨款才能实施的，第二直到1919年的3月26日，专任制也还没有完全实行。两天之后的日记中，经先生又写道——又至教育厅，为商专任制事，因闻预算之关系，又将作罢。省垣各校不假此名义，永无整顿之希望，请其积极进行。
从以上的日记可以看出，经校长对教员专任制也有无奈有叹息，但还是坚持不懈。经校长是将此当作一桩事业来做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腾头脾气”，即我们说的那种浙东绍兴人的倔脾气。
1919年7月6日，经校长又写道——三时，丏尊、赓三来，接洽业务，大致已定试行专任制，添聘国文教员、理化教员，而夏、王则为校内中坚，少任教课。
7月7日——上午，为校事访敬庐、元兹、仲九，试行专任制有所商榷。午后，又邀丏尊、赓三来、听泉来谈。
7月10日——在寓无事，拟专任职员规则数条。
9月14日——自一时至三时，开专任职员会。
9月25日——即晚，集本校专任职员在寓便膳，接洽校务，说话甚多。
这一些都算是好消息了，教师专任制总算成功了。那么从以上日记看，经校长为了专任制可谓想尽了办法，对上要去跑经费，说白了就是要增加教育预算经费；而对省内同类学校呢，又是希望能够参照执行，以免得标准不统一，而招致多数人的反对；而对校内老师呢，又是谈话，又是请吃家宴，特别是对骨干老师，可谓是密谋再三，交心交底啊。
经亨颐在浙江一师的第二条改革措施就是学生自治，并颁布了诸多自治大纲，这也正是后来闹出学生风潮的渊薮，同时又是风潮能得以和平解决，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的一个重要保证。那时经校长的意思是说，让学生自治并不是指学生已经有能力了，而是要培养这种自治的能力，且教师必须担负更多的指导的责任，这是从人格教育、国民教育为出发点的——所以这是非常有超前的一点，看今日的学校教育，恐怕远远没有达到。经校长还专门作了学生自治歌教大家在学生自治大会上来唱，时为1919年的11月16日——
不知人生，哪知自治？自然淘汰误至斯。
禽兽草木无理性，山川风月无意志。
教育为何治何为？理性意志各自治。
注意，后来大名鼎鼎的曹聚仁就做过一师的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不过那基本已是在风潮之后了。
学生自治的内容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禁烟有成效了，学生管学生，比老师管学生有用得多；第二是学校膳食管理也较以前更为民主和进步了，因为师范生都是吃公家食堂的，即都是集体用餐的，食堂烧什么人们就吃什么，全是大锅菜，学生对学校的不满，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食堂的不满，因为学生自治，学生参与到了膳食管理，既知道了市场的物价，也知道了这一日三餐的难处，于是人们的心态要平和多了。这里面甚至包括膳食费都要交到学生自治会那里的，因为后来膳食费只能免一半了。第三便是请假制度，学生自治会规定每日的下午5点到7点可以请假出校，经校长后来自己也说，新规定之后他发现跑出去的学生反而少了，而且学生管学生反而管得更严，本来周三下午是放假，在本城的学生如果回家是可以不必当晚回来的，但是自治会却规定必须当晚就得回来，这让经校长觉得反而更严了。
实际上经校长的这两招，教师专任制对教师是严，是让教师有忠诚感；学生自治对学生也是严，《杭州回忆》中他就讲到这一点——我平时对学生，并无何种特别手段，而且决不主宽，是极主严的。所谓主严，不但对学生，自己办事上首先主严。经亨颐之主严主要是讲入学考试，每个学生都经过他的手招进来的，报名人数和学额差不多要一与二十之比，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概不理。而在经校长主严的背面，我们却看到了他对学生的仁慈和宽容，甚至到了有点无奈的地步。1919年1月4日他在日记中讲到对违纪学生处理的态度——四时，开校务研究会。余表示嗣后管理学生勿以除名为结局，凡以此事相请者，概不遵办，革去执法校长之心理……学校以外不良之青年，尚有教养之必要，以学生而放于社会，或斥至他校，恕之谓何？教育本务之谓何？
经亨颐在这里提到了对学生的除名是违背“勤、慎、诚、恕”校训中“恕”之原则的。其实经校长的这种思想在他的日记中处处可见，如1918年12月21日的日记——赓三闻学生背后之谤，要求积极办法。余以为不必计较，对学生无曲直胜负之可言，仍宜以训谕开导，勿效从前滥用权威，大背教育之本义。而其他职员亦有悻悻者。余故以“人师之患”使若辈反省。惟丏尊与子韶较明事理。今日言教育，难矣哉！
1918年12月27日，经亨颐在日记中又写道——曹显曾、徐文虎不得已照章除名，季锡澍嫌疑，暂令停学。师学校不幸，管教无方，反躬自愧，应如何研究以图完善，先深思原因以志吾过，教育洵不易言也。
由此看出经先生之反省精神。
经亨颐的第三条改革措施就是改革国文教学，废文言而教白话，这也是非常革命的事情，也是遭封建遗老们攻击颇多的“罪行”之一，因为教师专治和学生自治，说到底还是你们学校的内政，而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这可是大问题了。经校长提倡教白话文，但当时连白话教材都没有的。1919年的10月，经校长规定一师和国文科的教授，一律改用白话文，同时也采用注音字母。经校长聘请新派教师陈望道、刘大白、李次九到浙一师任教，他们和夏丏尊一起进行新教材的编写，选了大量的流行的时文，这四位教师后来即被称为浙一师的四大金刚。金刚有了，那么经校长是什么，大家就一清二楚了。而在1919年的秋季开学之时，学校里既来了一些新派教师，同时也走了几个老派的教师，像单不庵和陈子韶就都走了。单先生是讲宋明理学的，原来施存统和俞秀松也都是他的学生，包括曹聚仁最为敬佩的恐怕也是单大师，他后来在文澜阁（浙江图书馆）的工作，就是单师给介绍的。陈子韶也是南社的成员，学养颇深的。
查经亨颐日记可以得知，四大金刚中除了夏丏尊是老资格的一师教师之外，其他三位在一师的任职时间，充其量只有一个学期到一年，但仅一个学期，就让一师的国文教学出现了新的气象。
三人中的同乡刘大白，可能是经亨颐最早认识的，1918年3月24的日记中就有这么一句：初晤刘大白。
到了1919年，刘大白的名字在经先生日记中出现的频率便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刘咯血生病的记录，包括7月8日所记——访大白，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此前刘大白只是做过《教育潮》的编辑，这一点在1919年4月28日的日记中提到的——与大白、仲九商洽《教育潮》编辑事。
1919年4月30日——浙江省垣青年团内部组织已就绪……大白为编辑兼文牍。
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了经亨颐的信心满怀——北京大学之暗潮次及吾浙，亦本校之光也……下学年国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须及早物色相当者任之。余嘱意沈仲九或张瞻，未知能否如愿也。
大约是后来不能如愿，便有刘大白、陈望道和李次九的介入。所以当7月8日大白答应后，便有7月16日在上海“访沈尹墨，介绍李次九为本校国文教员”，也便有19日“访大白，询李次九品学”的记录，到了8月6日又有“晤陈望道，面允就本校国文教员。”
短短一个月时间，经亨颐就搞定了三位国文教员，再加上得力干将夏丏尊，就这样白话教学、国文改革的师资框架已经搭起来了。而经亨颐本人也颇为兴奋地在8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初试白话文，付《青年周刊》。
他自己都身体力行了。
经亨颐的第四条改革措施就是试行学科制，这就是在今天的大学中已经普遍实施的学分制。经先生认为，一个学生一门考不及格就要留级，然后他什么功课都得从头学一遍，非常无趣，所以想推行学分制，但后来因为发生了风潮，这学科制并没有能很好的实施下去。倒是后来姜琦继任之后，又将之落实了下去。
四项改革中，后来能被官府当作把柄的，主要也就是白话文的改革。因为既然叫改革，那一定有阻力，且可能扛着的是上千年的阻力其实这种改革本身就是体现一个与时俱进思想的，因为我们看到不久之后，白话文已经完全替代了文言为主体的国文教材，而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经先生那个阶段的日记和讲话训辞，其实还是半文不白的形式，不像我们看到的他写于1937年的《回忆杭州》的文章，才基本是白话文了。经先生自然是古文功底甚厚的人，包括他给浙一师定下的“勤、慎、诚、恕”的四字校训皆是从论语和中庸的著作中来的，而且他还将之发挥和弘扬。
在经先生的诸多改革中，今天看来其实也有不那么与时俱进的动作的，包括他要将师范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其中压掉的一年，就是要大大压缩外语课，因为他觉得师范主要是培养小学老师的，光靠这一年半载的外语是不能出去教学生的，所以还不如给压缩掉，这在当时是出于实用的考虑。
当然，四项改革只是一个公认的说法，而照经历者曹聚仁的意思，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后人都不太愿意提及的，即“考试制度的废除”，这是和“学科制的试行”连在一起的。曹在《非孝的故事》一文中说“第一师范的校风，本来是非常严肃的，学生除了埋头读书以外，什么都不许动。那时，舍监和级任先生还有一种武器来制我们的死命，那武器就是操行；随你学业成绩怎样好，保要操行不及格，你还得低头爬一年，因此谁也不敢动……”而在一师这样一个剧变的风气里，不仅学生在变，如以前崇拜单大师的施存统和俞秀松变得激进和革命了，连老师也在变化，如“极端严厉的体操教员胡公冕先生，这时翻然改变，成为社会运动的急先锋……”（曹聚仁语）
废除考试。或者说叫考试制度的改革，这肯定是诸多改革措施中的应有之义。这可以以一师风潮中的湖畔诗人们为代表，汪静之等能那么倾心于诗歌创作，这一定是功课压力小，包括考试压力小有关的，但废除考试一说又过于敏感，所以在关于一师的相关回忆中，很少有人提及，这是需要特别指出的。
经亨颐的教育理想远远不止这些，包括他要创办浙江大学的计划，就是因为当时的议员不答应而一再搁置的，作为浙江教育会的会长，他对全省教育的贡献，显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罗列清楚的。
四、人格教育和与时俱进
四项改革，其实是有一个核心的，这个核心就是经亨颐先生强调的人格教育，这就是跟与时俱进精神相符相成的。经先生在1915年是如此定义人格教育的：“人格教育以狭义言之，即德育、知育”。德育，我们今天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而在人格教育中还包含了知育，即我们今天所讲的智育，这种观点还是很先进的。因为教育还有其他方面的“育”，我们往往容易把并列共存的东西给人为地对立起来，比如说重德育了，好像就轻智育了，讲素质教育了，似乎是可以轻应试教育了。不过当下的情况往往是挂羊头卖狗肉，以为师生只为应试教育累死累活，现在素质教育一来，那就累得完全趴下了，由此我们要问，这样的素质和应试真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所需要的吗？
经亨颐先生在《全国师范校长会议答复教育部咨询第一案》中指出——人格不仅在一已，生活不仅言日用。多数之人格，即所以构成社会生活，广义之生活，即所以陶冶国民人格。是故，人格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生活包含于国民人格之内。此人格、生活之不可陷于狭义，亦人格教育、生活教育之所以不可偏倚也。吾国民有自私自利、浮伪虚荣之通病，人格之日益堕落，生活之日益困难，无可讳言。审此原因得二要领：
（甲）以人格教育维持生活，其主要之点
一、公共心
二、责任心
（乙）以生活维持人格，其主要之点
一、勤劳
二、俭朴
我之所以要抄录这一段文字，是可以看出经先生的人格教育思想的端倪。此文是教育部咨询第一件“国民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最为重要，师范教育即所以陶铸国民，宜以此二者为中心，不得有所偏倚，欲实达此旨，应行若何方法？”的答复，当时由经先生起草而在全国师范校长会议上通过的。经先生在答复文中谨拟了四条办法：
一是以诚字为全国师范学校校训之中心。
二是考查学生成绩宜注意操行考查，操行成绩宜注意自动能力。
三是慎选师范校长。
四是教员宜专任。
由此看出，早在1915年，经先生就提出了教员专任的想法，而且将之与人格教育联系起来。因此这样的人格教育就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落到实处的行动。同时由经校长起草这一份文件，也可看出经先生在中国教育界的的地位和影响。当然也有人把经先生提出的人格教育跟黄炎培先生提出的职业教育对立起来考量，经先生对此也专门作过论述，他以为这不是对立，他强调人格教育是基础，是教育之本。
另外要注意的是，人格教育的理论其实也是舶来品，中国的近期教育，有舶日本的，也有舶欧洲如德国的，当然也有舶杜威等美国的，而人格教育则是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一种教育理论，“主张以教师或教育者的人格为教育的主要手段，达到养成学生人格的目的，并强调培养学生人格应是教育过程的中心。”（见董郁奎的《经亨颐传》）这便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就今天所讲的不仅要教书而且还要育人，而且是以通过教书来达到育人之目的。
照教育家张彬的观点，人格教育的提出完全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张教授说——人格教育是当时德国教育界流行的一种思潮，此说注重人的精神生活与理性活动，力图矫正由物质文明而引起的现代教育之流弊，主张教育以养成人格为目的，教授当注意感情陶冶和意志培养，训练则以儿童为中心。（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张彬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经亨颐校长的四大改革措施，现在看来似乎稀松平常，然而在当年的浙江教育界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了，但即使是这样，如果没有发生《非孝》事件，或者说不是以《非孝》事件作为导火索的话，经亨颐可能还稳稳地坐着校长的位子的，官府拿他也是没什么办法的，因为第一他本来就是官府任命的，第二他有极高的威望，不只是一校之长，而是社会名流，你要敢动一个社会名流，那就得考虑社会影响。
当然，《非孝》的横空出世，完全有赖于整个一师的那种开放自由的思想氛围，这应该也是自有家酿的一种，虽然已经超出了经校长的底线，因为经校长是不会让施存统去写此种文章，也不会让学生们去殴打那些要求加薪的省议员们，但是五四之后的社会是必然是要发生那些事件的。这也正如喝了经先生的家酿之后，酒性是慢慢在体内发作的，甚至是不知不觉发作的，这一点估计连经校长也是始料未及的。而且学生们又是不满足那么一点自酿，他们必然又是要去沽酒的。
比如说当时施存统、徐白民他们已经在搞书报贩卖报了，这是《新青年》等得以流进学校的主要途径，这等于说在今天，宽带网线已经铺进了学校。
“须有秩序，不必拘以步伐”这是经亨颐先生的想法和做法，既要改革，但改革得有一个章法，然而风潮一来，章法便乱，师生是千方百计地挽留经亨颐，甚至有“留经不达目的，一致牺牲”的说法，但是经先生就是不为所动，毅然渡江而走，四大金刚也都离开了。如果从官府的意志上来看，这是令他们满意的一点，因为他们针对的其实就是这几个人，再加上要求开除施存统，而施存统自己其实也不等开除就跑到北京去了。但也正因为几个出头之人的离去，浙江一师才得以保存。
不过有一点可能大家都忽视了，都说经校长很爱学生，怎么学生为了保经校长而受苦，你竟然不管不顾逍遥校外？其实不是的，经校长在18年之后的1937年的《杭州回忆》中讲得很清楚——“后来风潮愈闹愈大，如何收拾，我又以省教育会会长的资格，返杭调停而歇！”所以调停者不仅仅是一个蔡谷卿。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因为浙江一师的自有家酿，才导致了风潮的爆发，而这又是跟五四运动、跟全国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杭州，就如同每年八月十八的钱江潮水一样，它因为一受天文影响，二受钱塘江喇叭口这一地理的影响，所以这是必然要爆发的。
一师风潮既可以说两败俱伤，也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关于那一个时期的情况，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日记中也独缺了那一段。从经先生的习惯看，不可能不记日记的，可能是日记遗失了，如果不遗失而又能披露出来，或许我们才真正了解风暴中心的那个人的内心世界。或许今天我们所说的关于一师风潮的种种，仅是一家之言吧。风潮之后，家酿不够了，人们便纷纷出去沽酒了。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那是来自于曹聚仁的回忆，题目就叫《我们的校长》，他说他手头保留着一封经校长写给他们的回信，因为当时的曹已经做上了自治会的主席，留经之信便是他写的，于是便有了经校长的亲笔回信，信的一开始称呼就极有意思，是称学生为“诸弟”的，然后经校长说——
唉，官立的学校，委任的校长，我们浙江周围这样的空气。大胆来做革命新事业，这是我的错！你们太心急，“言行一致”；一名话，件件事儿要实现。虽是几个人底表示，都不免惹起一般社会笔你们家族恐慌。寒假以前，也曾经和你们说过；要讲文化运动，教育者底态度，和他们记者的态度是有分别的；不可全凭主观，也要顾到客观……到如今，我不得不含着眼泪忍着心肠劝你们几句话；无论要做什么事，切不可拘执一种方法；对象和环境变到怎样，就应该随时酌量，我哪里舍得了你们！不过我们所讲底人格，和官厅所讲底面子，彼此都是宝贵的，所以我的复职，现在无从说起……要认定我们所争底目的，是文化问题，不是人的问题。现在官厅究竟怎样办法，虽不可推测，据我想来：一，如官厅没有维持文化底诚意，决不肯收回成命，要想复职，人格何在！二，如官厅有维持文化底诚意，一定要有相当的校长来继续进行，何必拘着我来复职，使官在面子为难？
……最后一句话：这时候证明自治底精神，千万不可暴行……
实在理性，实在感人！
前面已经说到《杭州回忆》，这是经亨颐在1937年应《越风》杂志之约而写的重要文章，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谈及他跟浙江一师的缘份。他讲到了一师风潮的来龙去脉，其中有一点很重要，他认为正是那次风潮中军警的态度，而导致一些急进分子后来跑到了上海，死于“四·一二”事变中，经校长认为“岂不是当时官厅压迫的措置要负其责吗？”
在这里经校长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以前是有的人不敢引用的，他说——老实说他们（笔者注，主要是指四大金刚）抱着思想革命的志愿是有的，可是都不愿做共产党。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第一师范当时堂堂皇皇的态度……
实际上经先生说得既对，也不对。说不对是因为陈望道就是参加了共产党，且是党的发起人之一；说对呢，因为陈后来又退了党。
这当然是经校长站在一个教育家的态度上来看待“政治”和“急进”的，或者是他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来看宣中华、汪寿华、叶天底这一些人的革命立场的。照经校长的理解，如果官方警方能对宣中华们好一些，他们后来便也不会急进地跑到上海干革命，因此也就不会牺牲性命了。但实际上宣中华在国共合作时期，是兼有两种身份的人，还一度成为国民党浙江党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经亨颐的政治盟友，因为经先生就是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经先生和沈定一和蒋介石，都是作为浙江的代表而被内定为国民党执委的。
自有家酿，不食沽酒。这是经亨颐在回忆杭州时的一句原话。他把他的浙一师当作了家酿，但这仍是开放的姿态的，因为浙一师的新潮，正是受当时的日本等文化教育的影响。自有家酿，不食沽酒，此话可作多种理解，一种理解就是我上面说的如果浙一师很好，我们都自治得很好，宣中华他们用得着去上海吗？还有一种意思是讲他自己的，因为他在离开一师之后不久，在去北京一年之后他便去创办了春晖中学，这是他去完成在浙一师未竞之事业，而不是为了做个虚的官。正是因为他人格的力量，才使诸多名家后来都聚集到他的旗下，那也不过是一座乡村中学，但是在有理想的人看来，教育始终是一种理想，而不是拿多少钱或有多少的升学率，虽然这也是理想之一种。
在后人的记述中，经亨颐是一个很耿直的人，简直有点“毒头”（杭绍方言，即脾气很倔的意思）的味道，意思是一根筋走到底的人。所以他后来为官之后还想做一件大事，他认为故宫是废宫，一定要将之全部废掉才可，什么皇帝坐过的椅子，什么国宝统统清除——这是他当年向国会奏的一本，只是没有通过而已。
如果通过了，那又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呢？仅凭这一细节，我觉得我们今天对经亨颐的认识还是太少太肤浅了，或者说对革命的理解还是在变偏面了。
包括经先生在春晖中学的办学实践，我们今天看到的似乎多是因为朱自清、夏先生等笔下的白马湖，实际上经先生的办学理想，跟学校的校董之间也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后来发展到不可调和，连夏丏尊先生这样的老臣都不得不离开春晖了。当然这里也有这么一个问题，春晖虽好，但毕竟偏于一隅，不要说跟大上海比，就是跟上海和宁波比，也是颇多差距的，所以夏丏尊离开白马湖去上海，这似乎也是大势所趋吧，因为要办教育做出版，城市比乡村肯定要有利方便得多。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经先生不只是一个校长和校董，他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所以他对春晖的具体校务并不过问太多，不像在浙一师那样的亲自兼课，再因为长期主政校务再加上他的声望，他性格中的独断专行便也会越来越厉害的。春晖虽有某种程度的自由，但民营的学校还有来自经济的压力。另一方面他在省会杭州毕竟有诸多的方便，而在上虞的郊区，走一步毕竟不太方便了。他后来至少也放弃了部分专任制的做法，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骨干教师都去宁波的浙江省立四中兼课，1923年他又一次被省教育厅任命为省立四中的校长，要知道上虞春晖到宁波来回至少半天吧，包括夏先生在内的老师都去宁波兼过课，为了什么呢，还是为了生计吧。
然而经先生在宁波，最终也是为当地的保守势力所不容，两年之后经先生又被省厅撤职，从此之后他可以说是告别了教育界，除了在1926年短时间代理过中山大学校长一职之外，他便成了一名职业政治家了，是浙江的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
从今天的角度看，经亨颐是一个激进的人。在他主持下的浙一师，那真是藏龙卧虎，有为艺术的为教育的，包括也有为政治的为社会的。前面讲到四大金刚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和李次九，在经校长辞职之后他们也都离开了浙一师。而新任的浙一师校长姜琦来了之后，更是高举前任校长与时俱进的大旗，特别是在学分制这一点上，就完全是在姜校长手里给实施了起来，或许这也应证了另一句话——外来和尚好念经，因为姜校长从暨南大学教务长的位子上过来的，而陪同前来并作抚慰的的则是蒋梦麟。
在一个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语境下，经亨颐的与时俱进就是一种革命精神；在一个什么都在变的大时代里，经校长正是顺应了潮流，最好地诠释了什么叫与时俱进。但是他所指的革命不是去流血牺牲，甚至不是停课去游行，经亨颐在《杭州回忆》中强调过他的一个观点——师范生以教育为天职，逐渐使社会思想改造，都是毕业以后应当做的事。
五、日记中的人际交往
对经亨颐的叙写，好在有两本书可作参考，一本是1984年版的浙江古籍社的《经亨颐日记》，一本便是1993年版的《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张彬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论著里有观念观点，且能扬扬酒酒之展开。日记中有行踪和交往，虽是流水账，却是难得的史料。
日记中的经亨颐，完全是个真性情，应酬交往、日常起居，大事琐事，无一不记，由此也可看出民国时期一位名校校长的社会交际和人脉关系。在今天，如果一个银行行长能有记日记的习惯的话，只要记录每天晚上在跟谁吃饭，N年之后估计就是一份珍贵的社会史。
看经校长日记，最为多的就是他的应酬交际，而且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还专门有一个叫“善交社”的。1918年12月2日，经校长如此记道——即晚，陈柏园、周萍洄等约叙虞园，发起善交社，以联中外友谊。所下戥三再集议，推定鲍乃德、陈柏园为临时书记，合外国人四，商界、学界、议会各四，共十六人为基本（社）员。此举不特对外有所关系，即在杭各界联络，亦自此始。
经校长也记吃饭，应酬之多令人感慨。因为饭局实在太多，便有“素食会”之创议，但似乎执行得很一般，1919年3月5日便写道——四时，至律师公会善交社雅叙。余提议交际改善，宴会不可繁重，缶蔬斋之旨思由善交社发起。众赞成，即推余计划实行。
有饭局，便有喝酒醉酒之纪录，甚至也有招陪酒者的记录，如1917年3月13日在上海，前一场聚会八时宴毕接下去便又是一场——即晚，周湘舲邀叙于精勤坊素娥楼，为介绍刘翰怡，渠因小恙不至，甚怅然。入席已九时半，王绶珊代余催花（局笺上有催花二字），名浣青，住北民和总弄东第三家，年可十三四岁，澜漫风葩，灌以一樽。散归将夜半，时微雨。
1918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即晚，蔡谷清、金润泉宴汪叔明，席设饮马井巷，唤土妓侍酒，余初遇，亦不足骇。返寓已九时。
从日记看经亨颐，还真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工作就不用多说了，诸多的交往应酬好多就是为了办学，为了筹得经费，这便要跟官绅商士等打交道，其中也有给官员送礼的记载，只不过当时送的是书画之雅礼。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即经先生关于省教育会的记载甚至不亚于一师。有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教育会一转。因为我们都知道，经亨颐是兼任浙江教育会的会长的，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会，从筹款到房子造起来开始，可以说有着经亨颐的诸多心血的。而且最为可贵的是，省教育会的独立精神，不依附于官府，可以向官方募捐，但决不听从官府的指令。经亨颐指出：“教育会非官厅之佐治机关，会长非隶属于官厅之佐治员，故官厅不能以命令行政教育会，亦不能用命令行文教育会长。”（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张彬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前面说到经亨颐是个真性情的人，其中讲到亲情的两则，颇为感人。
一则是1918年6月4日游苏州时——“天气凉。余少带衣服，觉受寒，四肢酸软……余早睡，梦见亡母。游子有恙，慈魂不离，可感也夫！”
一则是记嫁女，时为1918年11月19日——今日为次女于归之吉……十时开面，午席三，晚席九，亲迎而去，礼仪无缺。余亦欢欢喜喜。惟参家庙时，侍妇例谈以“小姐扰得十余年，告辞了一语，对我拜别，不禁黯然。”
相比于训辞、工作和行程，经先生对亲情家事的记载是简之又简的。如1918年12月14日——“夜半梦闻呱呱醒，悉十二小姐已落地，即起，知稳婆已至，均无恙。”如1919年2月17日——“十女阿珍今日夭，已护养不善，深自痛疚。”
得女和失女均只是廖廖数笔。
日记中对游玩的记录可谓详也，不仅是赴日本和山西考察这样的出远门，即使在杭州，经先生也时不时地会抽空和朋友同事去西湖一游，印象中去得最多的当数孤山，尤是雪中的孤山——
1917年1月31日——三时，与姜敬庐（即姜丹书）约在西园会晤，买舟至孤山访梅，尚未见天地心，而游客已不少。
1917年2月6日——晴。今日省垣中等各校长，新年雅集于西泠印社。须各带交换品一件……宴毕，即由印社小径至孤山，有叶反声在林社宴客，熟人颇多，又饮数觥。未几，即与叶君等同归舟，领略吴仪臣暨何某合奏琵琶，颇佳。由西泠印桥绕平湖秋月，天色湖光，暗淡欲雪。四时返寓，微放雨点。
1918年3月17日——顺至孤山探梅，惜已凋落，惟犹有酸香耳。五时归，即晚，姜敬庐、林同庄、离成九三处招宴。如此酬应，诚吾国虚耗精神与金钱之大弊也！
玩中有兴致，玩中有自省，这便是经亨颐。关于孤山之记载，不下十次，这里除了西泠印社的因素之外，可见经先生在西湖山水中是独爱孤山的。当然关于自省的问题，即使在关于西湖山水中也有警语的，这一点倒是跟后来的鲁迅、郁达夫和徐志摩相似。经先生在1918年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吾浙人近来萧率之气，甚至消极而思入山者，颇有其人。西湖之胜，误我浙人不少。中学毕业生之消磨、株守，虽有各原因，而少年老成、三思而行，实为根本之暮气。人生有进无退，得寸则寸。时事之刺激，戒我妄猛则可；因而隐避，实自杀也。
这里所写的“萧率之气”和“消极而思入山者”是不是有所指向呢，比如说指向李叔同先生。1918年7月10日果然写到这一点——
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学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这就是做校长的思维，跟夏丏尊、姜丹书、丰子恺笔下的李叔同出家有所不同。一句“可敬而不可学”表明了校长的观点。
除应酬谢请客之外，庭球、拇战、麻雀、手谈等游戏也有记载，仅1919年3月，庭球运动的记载就有4次，而且关于学校运动会及全市学生运动会也多见日记，可见经先生是非常注重体育运动且做出表率的。
当然经亨颐日记中最多的还人际交往。用今天的话来说，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社会网络关系。如果用空间网络来考量，那几年他活动的地方当然就是杭州（浙江一师和浙江教育会），然后偶尔去上海，偶尔回老家上虞。日记中还有他的两次远行，一次赴日，一次赴山西考察，两次的远行皆为一月左右的时间。
交往中包括跟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也包括跟杜威、费佩德等洋人，当然更多的还是本省本市的教育界、工商界和政府官员等人士。其中对于五四运动在杭州的记录，也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跟后人写回忆录，重新摆正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1919年5月28日日记载——晴。自八时至下午三时，在校。省长、督军有连署特别通告，措辞外和而内厉，因集全体学生，施临时训话：爱国与祸国不可分，适可而止，留以有待。
这就是经亨颐校长，像一只老母鸡护着一群小鸡，护着他的浙江一师，包括后来护着他的春晖中学，护着他的宁波的浙江四中。但是很多时候，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育救国和人格教育的理想总是得不到实现，特别是1927年后，政局迷离、世事纷繁，经亨颐便醉心于书画，于1937年出版了自选的《颐渊诗集》。于右任先生在序中说——余尝谓颐渊先生矫然如岩不松柏，行者、过者皆仰其高，承其荫，而吧为不可企及。此其人非仅以文章学问照耀一世而已已。顾先生默默无所驰骛，铬自负其艺事曰：吾治印第一，画第二，书与诗又其次也。余诵先生诗，超逸冲淡，佳者上宗陶、孟，下亦出入倪云林、吴野人之间。大音希声……
江山要靠文人捧，同时文人也要相互捧，于老先生虽有溢美之辞，但以经先生之功力，其诗文是值得一品的。
他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对于立身处世的态度，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都是从读书、交朋友、面对现实得来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从自学得来的。他没有创立系统的学说，没有建立伟大的功业，可是，他正直的过了一辈子，识与不识的人一致承认他有独立不倚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