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秋瑾：灰尘中也开花
1.始信英雄亦有雌
老家绍兴，现在连我女儿都愿说她是绍兴人，这像我三十年前，填籍贯时会在杭州和绍兴之间选择后者。现在人们对籍贯一词已经越来越淡漠了，我想这大概是属于血脉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年轻时好讽人，在挖苦别人的同时也不忘时时嘲讽自己，为人又有点中庸的个性……凡此种种，于我，不知算不算是与生俱来？还有爱给人做策划却不愿多跑腿脚，也想挣钱但又不会讨价还价，这不知是不是性格中多少有些师爷幕僚的基因在？还有我那个老家孙端，因是鲁迅的外婆家或者还有某些民国老人的关系，让我多少有些莫名的骄傲，两千多年前，据说陈胜已经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疑问，而我却还相信文脉总是要有所延续的吧。
那时舅舅的家离秋瑾故居和畅堂才三分钟的路，所以时常会去那里转转并发呆，那是在过年的时候，那时也不要门票，现在经过一阵洗牌之后也不要门票了吧。那时我总觉得过年是一件很孤独而无奈的事情，就像穿行在绍兴城里那狭长的弄堂里。那时早知道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名句，但走到轩亭口也会默想一下，那时的轩亭口已是车水马龙，但是跟现在一比那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站在喧闹的轩亭口（我想北京的六部口也是这样吧），要想到杀头这样的事情实在也是有点难的。那时我也开始会玩点小穿越了，比如会想，秋瑾要是生在今天，比如她是百年后的七零后吧，那她现在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在周日也带着儿子或女儿去上培训班呢？这样的想象于我实在是一种打发时光的功课。是的，我们无法改变史实，只是在不断挖掘史实。民国前辈的轶闻故事，现在无一例外地是靠进口材料，比如对沈定一（玄庐）的研究，我们得靠美国人萧邦奇的《血路》一书，而研究秋瑾，得靠当年服部繁子夫人的回忆录以及一个涂料专家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所有这些资料，虽然还是非常有限，但都在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秋瑾是一个人，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神和女神。我现在有时也犯糊涂，怎么一个百年前的英雄，还不如一千年前的杨贵妃武则天们谈资多呢？这个里面我们一定是出了问题了的。
实际上穿行于绍兴城内的小巷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冷不防你就看到了大通学堂，看到了土谷祠，看到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不过如果仅仅是名人故居，是那些紧闭或敞开的台门，那也没什么，更重要的是乡音乡风，尤是冬天，那些腌鱼腊肉挂在窗口或廊檐下和天井里，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亲切。
现在据说绍兴也想要造地铁了，这是好事。秋瑾当年去日本，日本还没有地铁。在秋瑾为理想捐驱一百年之后，一个城市有了现代化的念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那些人力三轮车还在，绍兴黄酒还在，臭豆腐还在，乌逢船还在，小桥流水还在，那么我想，如是这般，秋瑾和鲁迅的味道便还在空气里存在，或许这就是精神因子，是冥冥中的花开花谢吧。
想到鲁迅先生的《药》，再想到谢晋导演的电影，好像是李秀明演的秋瑾，总觉得跟张瑜演小凤仙是一路的感觉——形神皆不像。至于说要怎么才像，我也说不出个谱来。当然西湖边也有秋瑾，西湖本来跟秋瑾关系不大，但人们已经习惯了秋瑾和西湖站在一起，西湖便也因此沾了一点侠气，而不只是白蛇和苏小小们的气场了。
秋瑾，在一个秋风秋雨的时令里，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又一次站在了我们面前。实际上只要她一站着，我们大约都是仰视的，但这种仰视也带来了误读，也有焦点不准的问题。
绍兴以秋瑾为荣，中国以女侠为荣，但绍兴和中国也应以秋瑾为耻，而且这个耻也应该永远延续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脸上或变成城雕，但应该像鲁迅在桌上刻一个“早”字那样，铭在我们的心中，否则我们还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秋瑾是被绍兴的官吏砍了头的。如果我们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秋瑾无疑是那个时代见过世面的人。这种见世面，先是被动的，后是主动的。
先说被动。因为祖父和父亲都是为官的，注意那时有作为的人的父辈，基本都是读书做官的，否则你连机会都没有，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什么官二代和富二代，其实完全不在于官和富这两顶帽子，而是如那句闽南歌唱的那样——爱拼才会赢，至于你把拼唱成了“嫖”那是你的问题了。是啊，关键就看你自己会不会拼了。父辈且是宦游福建，所以秋瑾是生在厦门的（也有大而统之说闽南的）。一百多年前的厦门也不过是个渔村的概念吧，但因为跟着祖父和父亲，或者说吃多了海鲜，那一定比同龄人多了些见识的，因为有一种说法，她还去过台湾，然后因为祖父的退休，而于15岁“回”到了绍兴。到此为止，她接受的都是传统的官宦子女的教育，诗词和女红，是必备的功课，据说秋家倒也甚为开明，她也接触了一些进步的报刊书籍，但再怎么开明，女子裹脚这一关还是要过的，所以能骑马会射击且佩短刀的女侠，其实是个小脚女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们今天只看到过不少穿超高跟鞋女子的，但无法想像小脚女人走路跑步的样子，而且秋瑾后来爱着男装，但整个身体的比例，一定是陀螺形状的。本人小时候还见过外婆小脚的样子，放在老太太身上还是颇为相称的，但如果是放在一个所谓英姿飒爽的女人身上，还是有点滑稽的。
其实秋瑾也不是一开始就英姿飒爽，从她的诗中可以得知，一开始她的诗还是蛮婉约的，如“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陌上烟轻莺边语，廉前香暖燕双飞”；“窗外草如烟，幽闺懒卷廉”。这也都是那个时代常见的闺怨诗，其实那个时代的诗人，比如说苏曼殊等，都不单纯以诗名著称，而更多是以此人的行为而著称于世，所以要想真正成为李清照还是困难的。只是说她的诗后来愈来愈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感，且看——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
壮哉奇女谈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
还有一首咏物的《残菊》也写得很是动人——
岭梅开后晓风寒，几度添衣怕倚栏。
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向人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关键是嫁个什么人；同样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就看你自己是否中意了。缔结婚姻关系，在那个年代主要还是看门当户对的。我们知道秋家是跟湖南湘潭的王家联姻的。王家是商贾之家，跟曾国藩还多少沾亲带故的，如果照传统的观点，商人跟文人官人联姻，那算是高攀的，但要知道那也已经是19世纪末了，如果从现实的角度看，那是衣食无忧的，用今天的说法，那是官二（三）代嫁给了富二代，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清楚，秋瑾至少比王廷钧大了3岁（有说是4岁）的，所谓女大三抱金砖，也正是那个时候，好多男的还有纳妾的喜好，所以倒完全不必多虑男女生理上的需求。怎么说呢，女的大了三四岁，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姐弟恋的格局，但有没有恋起来，我们是不得而知的，如果真是秋瑾18岁结婚的，那王兄也只有15岁吧，但不管恋和不恋，三年中秋瑾为王家生下一儿一女，作为王家的媳妇，一开始秋瑾也是称职的吧，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日子也就这样过着。这个时候谁也想不到，她后来会轰轰烈烈，这起因还是缘于丈夫王廷钧进京做官了。
丈夫爱做官，这是男人要进步的表现，自古皆然。尤其是在多子多兄的家庭里，有了钱之后，一个家里有个当官的在，那是很能撑住台面的。好多人避而不谈当官的好处，只说为民服务或实现理想，我以为只说对了一半（即使他们真能做到！）。当官实际上可以体面的拿钱，但前提你得真做公仆啊。今天有所谓跑官之说，而古代则有捐官之举，即可用钱来买个官当当（今天也还有）。当然我还不清楚除了出钱之外，还需不需要笔试和面试，需不需要考策论一类的，哪怕是走过场的。湖南的生活，有没有让秋瑾学会吃辣，这一点史料是不会记载的，但于我看来，秋瑾后来的表现倒是有一点辣妹子的感觉的，从她福建—浙江（绍兴）—湖南—北京这么一路走来的人生轨迹看，这实在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小脚女子。当然，下一站，还有日本，还有上海。
2.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秋瑾老公后来谋到一个京官，秋瑾便随丈夫到了北京，时年为1895年，秋瑾20岁。要知道1894年中日开战，即甲午海争，那是留给全体中国人的痛啊，随后的《马关条约》就挺能说说明问题。大概从那时起，中国要强大才真正成为知识分子和国人的心声。在北京秋瑾开始接触进步报刊，观念大变。同时与丈夫的关系也冷淡起来了。这跟她与吴芝瑛的认识有直接关系，吴大她七岁，吴的丈夫和秋瑾的老公同为清廷官员，两家住得很近，同住在菜市口西的南半截胡同，不过吴芝瑛的丈夫廉泉官比王廷钧要大，但秋和吴都属于官太太，谈吐颇为投缘，后来又结成金兰之好。中国男人靠拜把子桃园结义，而女子也有这样的所好。
京城总是藏龙卧虎，江南女子一到京城，观念和行为就大变样了。正如今天，LV虽然为女子所爱，但国家大事也是女子可谈论可参与的，而不只是参与到“非诚勿挠”一类的。据说秋瑾那时就向吴芝英倾述心事，吴芝瑛便支持秋瑾跟丈夫分居，并赠秋瑾一联：貌合神离，有距离难成眷属；同床异梦，无缘分何必夫妻。
一个成功的女子背后，必然有一群助阵的男子，而一个很作的女子背后，又至少有一个投缘的小姐妹在支持。秋瑾就是那个时代的作女，不是在丈夫面前小作作，而是要与时代一并风雨大作。且看她居京城后的一首《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
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
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
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折磨。
莽红尘何处觅之音？青衫湿！
读秋瑾的诗，“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倒了后来，她的想法实际上又进化了，非但否定“不如男”，而是要用实际行动做给男的看看，要跟男的“竞雄”了，而当这种心理跟民族大义联在一起时，那就加速甚至超速行驶了。
从秋瑾的诗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情商颇高的女子，如果她仅仅生活在湘潭或绍兴，那也就罢了，那也就是口味重一点罢了，问题是到了北京，完全是见识了世界，她不仅认识了吴芝瑛，还认识了日本教师服部繁子夫人，服部繁子的先生是到京师学堂来做老师的，所以现在也有人说，不要以为西太后没有在进行改革，只不过那是在她的计划内改革。当时京城已有颇为流行的派对，那就叫“谈话会”的，服部繁子夫人就是在那样的场合见到秋瑾的，后来作为秋瑾留日的引路人和见证者的她，就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如我前面所述，服部繁子夫人的回忆文字已经成了研究秋瑾跳不过去的一章，所以在此我也不妨做一回文抄公——
正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城的一个会馆里举行了妇女谈话会的建会式……二月的一天，谈话会在欧阳夫人的家中举行……有欧阳夫人、吴芝瑛夫人、陶大钧夫人（按：即日本籍的陶荻子）母女和我。和平时一样，先读中国的书，然后读高等女子学校一年级程度的书，围绕这些提问题，随便交谈。在随便交谈的时候，一个女佣进来了，在夫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欧阳）夫人想了一会儿，便与我打了一个招呼起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回来了，有点为难似地说：“我的一个亲友现在来了，说是想入会，允许吗？”我说：“很高兴见她。”夫人就把那个亲友带了进来。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亲友不知是男是女：修长的身材，稍朝前弯曲，浓密的黑发披着，穿着男装，帽子横戴着，一半遮着耳朵，蓝色的西装，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较长，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着一根细细的手杖，肥大的裤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系着緑色的领带。脸色青白，大眼，细鼻，薄嘴唇，一个挺潇洒的青年人。欧阳夫人说：“师母，这就是我的朋友。”一语未完，那个青年便大声说：“王秋瑾！”我伸出手与她握了一下。吴夫人对我说：“师母，您不要见怪，这是我的朋友王太太。”原来这是一个穿男装的女子。吴夫人看了她一眼，命令说：“给师母行礼！”那个妇女笑了笑，丢开手杖，给我行了个半跪礼。我用两手扶起她，让她坐在旁边的位子上。她讲浙江口音的话，讲话讲得很快。我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欧阳夫人做翻译。我首先按照中国的习惯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说住在前门外。欧阳夫人说：“这位太太的丈夫是前门外的一个大商店的主人（秋瑾丈夫王廷钧，花钱捐得一个小京官，在北京清政府任户部主事的官。），这位太太很喜欢读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个男装的美人大概是不好意思，和我不大说话，一个劲地与二位夫人说话，三人都说南方话，不好懂。谈话似乎很激进，吴夫人脸露难色，欧阳夫人看看我的脸色，后向王夫人（秋瑾）使了个眼神。陶夫人和女儿先告辞了。我靠在椅子上瞑目吟诗……
这一段记述的年代应该是1903或1904年，由此看秋瑾，那时已经着男装了。如果从服装心理学来说，秋瑾会不会是一种易装癖呢？也许没那么复杂，秋瑾仅仅是一个挺潮的人，这是用今天的话来说的。那时的秋瑾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但从家庭条件来看，显然是衣食无忧不需要做家务的，所以她才会有时间和精力来参加谈话会来谈论国事和天下事。服部繁子夫人接着写道——
吴夫人对王夫人说：“妹妹，今天是谈话会，既然加入了谈话会，就要向师母请教”。王夫人点点头，看着我，问：“请问夫人，您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我不由地笑了，说：“不，我是孔子的信徒。”王夫人叫起来：孔子的信徒！那么，就是‘女子与小人难养’（孔子原话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的信徒了？欧阳夫人和吴夫人担心地看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得意起来，说：“是的，是孔子的信徒，孔子所说的‘女子和小人难养’中的那个女子，据说有另外一种意思，这句话，在另外的意思上可以说是一种格言。现在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意思是说女子有学问害多益少，这可以说是对妇女的侮辱，为什么要让别人这么说？我们就必须有修养。我一向佩服中国妇女的勇气和好学，我们都是妇女，要超越国境，相怜相爱……。”王夫人似乎在自言自语，欧阳和吴两夫人向我频频点头。
请注意，一个远道来中国的日本女子竟然是孔子的信徒，这大概在今天也可以支持关于要在全世界办孔子学院的计划。而旁边其他女子的担忧则说明秋瑾在当时不仅是一个潮人，而且还是言语无禁忌的人，好在服部繁子夫人对秋瑾不仅不为怪，而且还是饶有兴趣且是“越看越喜欢她”，因为显然这是一个观察的标本。不，标本是死的，而眼前的这个潮人却是最为鲜活的，因为在老外眼里，你要么是古董，要么是潮人，只要这样才能进入她们的视野——。
二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王秋瑾女士对坐在我的起居室的火炉前，上次约好的，今天秋瑾来访问我。和上次不一样，这次她显得较沉着。还是穿着蓝色的肥大西装。我让她不要拘束。我越看越喜欢她，她是一个南方型的娉婷美人，长着象林黛玉一样的修长身材，加上她走路时的风姿更增添了她的美感。我说：秋瑾，听到你的名字，让我想起白乐天的《秋槿》（白居易《秋瑾》诗原文为：“风露飒已冷，天色亦黄昏。中庭有槿花，荣落同一晨。秋开已寂寞，夕殒何纷纷！正怜少颜色，后叹不逡巡。感此因念波，怀哉聊一陈。男儿老富贵，女子晚婚姻，头白始得志，色衰方事人。后时不获已，安得如青春？）诗，那首诗让人感到妇女的悲哀，而你却不同，很幸福。”秋瑾说：“我的名字似乎是从那首诗取的，后来把‘槿’字改成‘瑾’的。”我说：“你为什么要穿男式西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看看我原来的猜想对不对。”秋瑾说：“夫人您可能知道，在中国，男子是强者，女子作为弱者永远受压迫。我想有一颗男子一样的强者的心，这样，首先外形要象是男的，心也会是男子的心。发辫是夷族风俗，不是中国人必须的。因此，我就穿上了西装。夫人，是不是这样？”
我轻轻点点头说：“这样你就如愿地成了强上加强的人啦！”秋瑾有点难为情，说：“是的。”
我怀着可怜的心情望着她说：“我的意见和你有点不同，女子决不天生劣于男子，作为人，男女是平等的，孔夫子在论孝道的时候，没有光说孝父，而说孝父母，也就是说在家庭里，男女是同权的。你的穿男装的想法充满幼稚。羡慕男子而形态上模仿男子，不如说这是一种卑屈。穿上男子的服装，但不能改变身体的组织。女子永远是女子，并不可耻，要堂堂正正地让男子敬慕。”秋瑾睁大着眼看着我，说：“夫人说得在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我点点头，说：“可以，随你的意。另外，我想问问你的家庭。”
听她说，她的丈夫是浙江的一个财产家（王廷钧是湖南汀潭人。），比秋瑾小两岁，二十五岁，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比她年小的丈夫是个善良温和的人，他从不干涉秋瑾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我握着秋瑾的手笑了，说；“那么，在你的家庭里，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你真是个和平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中国有句旧话，叫‘怕老婆’，有在家庭中施威的女神，你就是这种模范，你丈夫是这个女神的崇拜者。”秋瑾说：“夫人，我的家庭是过份的和平了。我希望丈夫能更强暴一些，强暴而压迫我，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以更加坚强的决心对抗男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为了所有妇女，我定要叫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干男子也不能干的事！”
……
读到这里，除了应该佩服服部繁子夫人描述的功力之外，我想这一段也许可以帮人了解秋瑾的丈夫以及他们真实的婚姻情况。因为在以前的各种资料中，总是说秋瑾的丈夫是个恶棍，吃喝嫖赌全来，何况当个官还是买来的，等等，竭尽能事地把这个男人说坏，好像以此就能衬托秋瑾的伟大和不易。但这样的观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王秋一家后人的承认（作为读者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按常识论，如果丈夫不支持妻子，一个有孩子的母亲是不可能出国的，而且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抛家别子去参加革命活动。在秋瑾死后，这个王官人也没有再娶妻妾，而是承担着“罪名”，要把她葬在湖南老家的土地上，他临终前还要求与妻子合葬在一起。诚然，夫妻没有共同语言或貌合神离这是存在的。也许作为一个丈夫，王廷钧不够强悍不够新潮，这有服部繁子夫人的记述为据，但你要知道，姓王的当时是公务员啊，他得担心一家老小的性命安全啊。即使如吴芝瑛，跟秋瑾同结金兰之好，但她仅仅是思想新潮，她本人也并不是革命党人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服部繁子夫人的描述存疑，但如果从秋瑾的行为逻辑来看，倒还是比较可信的。服部繁子夫人继续这样写道——
我看着她，有点可怜她，说：“秋瑾，你过份地沉溺于空想，渴求理想。家庭不是儿戏。丈夫越强暴越好，这是对家庭妇女的嘲弄。男子，强是其本分，但是有些是弱的，女子，弱是其本分，但有时是强的。你勉强地想战胜男子，正显示了你弱的本分。”秋瑾说：“但是，夫人，我难以忍受平平淡淡的生活……”又说：“请问夫人，在万世一系的天子的日本国，对革命，您怎么看？”我说：“革命？秋瑾，我们日本是拥戴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国家，我们讨厌听到革命这种口号！”我脸显难色。秋瑾握着我手说；“不，我不是说日本。在我们中国，拥夷族为天子，我认为这是一种卑屈。”
谈到这儿，我停止了话头，我看出这个妇女有过激的思想，革命是在中国的一种流行病，看来这个妇女也患了这种流行病。
“革命是在中国的一种流行病”，这个话还是很准确的，如果换一种表述，那就是“革命是在中国的一种潮流”，如果我们想想1919年前后，再想想我们经历过的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想想当下的物质和娱乐潮流的革命，的确，秋瑾就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她具备了弄潮儿的一切标签，比如长相俊美，比如才华横溢且文武双全，又留学日本，又走出家庭，又被清廷斩杀——曹雪匠能写出林黛玉，托尔斯泰只能写出安娜·卡列尼娜，但他们绝对写不出秋瑾，这是时代写就的一个大写的人。
服部繁子夫人后来还写到去秋瑾家的见闻，这让我们从内部看到了秋瑾——
书架上堆满着书物和衣类，屋角里瓜子壳和果皮散发出异样的气味，不能说很干净。秋瑾后面跟着她的丈夫，是个看上去较年轻的白面青年，温和的家庭青年，有点难为情似地行着礼。秋瑾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便又行了个礼出去了。好像是离开家了。秋瑾笑着说：“从满人的官宦人家来看，这真是个不清洁的小屋吧？但灰尘中也开花。”我笑着说：“水底也有珠玉在闪光。”秋瑾很高兴。秋瑾说：“您是孔子的信徒，我是异教徒，我们相互敬爱，真是不可思议。我说想见见孩子，她说因为太吵，让老妈子带出去玩了。”
灰尘中也开花，这正是我本文的题旨，我之所以要大段的引用服部繁子夫人的文字，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一个女子，这一个人！
3.国破方知人种贱
20世纪之初，最为流行的事情就是出国留洋，当时日本欺侮我们，让我们受辱，但是国人对日本倒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那个时候的出国，绝大多数都是去日本，去那里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技能。苏曼珠、李叔同、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包括学军事的蒋百里蒋介石以及为革命而流亡的孙中山等，都是在日本找到栖身之地，可以说，日本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个思想和军事基地。
1904年春末夏初的秋瑾女扮男装，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据说吴芝瑛又倾囊资助，并在北京陶然亭为她饯行，并赠一联：“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
吴芝瑛、秋瑾，后来还有一个徐自华，三个奇女子，锵锵三人行，传一段红颜佳话。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秋瑾的老公在忙些什么？一个女子，为何如此热血澎湃，为何抛家别子？从家庭的角度以及秋瑾对自身对妇女的看法来说，我们已经完全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说，她更有自己的想法，这可由她的诗为证——
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时无计愧偷生；
搏沙有愿兴亡禁，博浪无稚击暴秦。
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
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这就是把个人的解放跟民族的解放纠结在一起了。今天我们称秋瑾是女侠，这个侠并不是她真的去杀人放火，而是她的精神和气度。不过现在也有一种佐证，说秋瑾本来是想去美国的，但后来还是去了日本，究其原因还是日本一衣带水从距离上费用上更为现实一点吧，所以她选择了日本。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她去了美国，那还会是后来的秋瑾吗？据说她去美国是想学法律的，如果学了法律，一切真的依法行事，那还会有反清之义举吗？秋瑾在准备出国之前，已经在学日语和英语了，说明她是做好了两种准备的，或者说当时还在为去哪一个国家而犹豫。同样的，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回忆录中，完全颠覆了王廷钧的形象，在以前的描述中，丈夫是千方百计阻扰秋瑾出国的，事实上他反倒是在服部繁子夫人面前恳求过她，让这个日本女人带秋瑾去日本。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理解，既然要去游学，那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还是舍远求近吧。
到日本后，秋瑾恶补日语，并结识了如下名人，他们是就是黄兴、陈天华、陈其美、陶成章、张静江等——这些人都是中华民国的牛人，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先去学医，后来是弃医从文。文也好医也好，那都是一门技能吧，特别是理工之类的，而秋瑾学到的就是两个字——革命。
那么从个人的潮到时代的潮，怎么从出人头第到敢于反对朝庭，这个心理的转变，我觉得还是缺乏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吴芝瑛只是让她认识到了女性要解放自己，但这个解放可能是身体的解放，也可能是精神的解放，但不一定就是要去担当民族的解放大义，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遇到了黄兴、陈天华以及徐锡麟这样的革命者，遂使一个女子，一个如林黛玉般的女子不是只写写闺房诗，穿穿西装，而是红颜一怒为天下啊。
革命在当时的具体含义就是结社和办报，据我们知道，她与陈撷芬一道重组了妇女革命团体“共爱会”，又与刘道一等组织了反清秘密团体“三合会”。注意，当时在秋瑾等一批革命志士看来，满清统治就是“夷族统治”，所谓反清复明即是这个意思。包括同为绍兴人的刘大白，本姓金，但也是出自政治的需要而改姓为刘，因为刘，因为刘邦，才是汉室的正统啊。秋瑾创办了《白话报》，发表了《演说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当时秋瑾进的是一所叫实践女子学校的，由于这是一所校规很严的学校，据称“如没有保证人的保证，就不能单独外出或单独与外人会面，除星期天外，每周至多只允许出校门二次，且外出和归来都必须向宿舍管理人报告等等”。那么秋瑾显然对学校的制度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一开始是说伙食不好，反正找了很多理由。
1905年初，秋瑾回国省亲，据说也做一些类似于“中介”的事情，她奔走于沪杭绍之间，重要的史实是和蔡元培见过一面，并参加了光复会。光复会是什么组织，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暗杀组织，是以暗杀清廷官员为己任的。秋瑾随后又于当年的7月份再度赴日，因为钱少坐的是三等舱，到日本后就生病了。比较巧合的是，她这一次入的仍然是同一所学校，因为她日常居住和学习的实践女子学校中国留学生分校就在东京的赤阪区桧町十番地，与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会场在同一条街上，这样的近水楼台，使她的加入同盟会好像也成为一种必然，她也被推为浙江的主盟人。
这一次不是初来乍到了，秋瑾后来对实践学校的教育多有批评，甚至对校长本人也有言辞激烈的批评。当时的一个大事件是，清政府和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使得在日留学的8000名留学生大愤，秋瑾激烈地反对这个规则，主张退学回国，以示抗议，以洗国耻，并组织了敢死队，与日本政府交涉。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是时，取缔规则风潮起于学界，学生盛倡归国主义，瑾亦主张之，因结敢死队，瑾又为其指挥，纷扰者匝月。”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于是在日本留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2007年群言出版社版）一书对这一段有这样的记述——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公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这可是第一次披露秋瑾和鲁迅之间的正面冲突。由此看来，在留日学生中也有两派，一派主张回国，一派主张留在日本学习。要知道鲁迅和许寿裳都为官费留学，而秋瑾等是自费留学，这是从经济角度讲的。而从政治理想上来说，鲁迅也热血沸腾过，也曾参加了光复会，但真的当暗杀任务落在他身上时，他还是没有去执行，这正是鲁迅可爱而复杂的一面。而关于秋瑾要杀鲁迅一事的背景，包括周作人和其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曾经提到过，但从没有说到秋瑾和鲁迅的正面冲突，没有敢提要害的部分，可能还是为名人所讳吧，因为这俩人都是名人且同为绍兴人。而鲁迅先生本人好像也没留下片言只语，或者是我们看不到，如果照鲁迅先生的脾气，他不会不记的，至少会记在心上的。秋瑾的形象后来被先生写进了小说《药》里，这是更为深刻其实也是更为悲观和绝望吧。至于说鲁迅对秋瑾的正面评述，那也是来自于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的间接引述，只可略备一说。
1906年，秋瑾回到国内，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租了房子，开始筹办《中国女报》，这自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只是办报需要钱，钱从哪里来，秋瑾只得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又在报上大登广告，号召大家入股。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杯水车薪。走投无路的秋瑾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到湖南的公婆家去筹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钱，而秋瑾娘娘家由于父亲去世，在钱财上已经无力支持她。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不和，见到儿媳突然光临，以为她回心转意了，就热情接待。秋瑾对公公说自己想办学，但缺少经费，希望公婆家能给予资助。为了使儿子能和儿媳破镜重圆，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笔钱送给秋瑾。几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装，不辞而别。所以后来有人说，秋瑾为了革命完全是不择手段了，而鲁迅想着老母、想着朱安、想着弟弟和弟媳，即还想着人间的一切烟火，所以让他去参加暗杀行动，他必是有所顾忌的。
1907年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是一种16开本的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妇女，双手高擎一面旗帜，象征着妇女的觉醒和前进。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为了使当时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
该报的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发刊词”外，她还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编译了《看护学教程》。秋瑾在《中国女报》上试图铸造“国民”与“国民之母”的思想。她认为，“国民”大于皇权，男女亦平等：“改革专制政体，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而在这四万万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万万妇女。
接下去的事情我们知道了，秋瑾回到了大通学堂，这是反清的一个秘密基地，本来她是要和在安徽的徐锡麟形成一种呼应的，秋瑾是要发动在浙江等地的起义的，但1907年的7月6日，安庆发事，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据说到了10号这一天，徐锡麟惨死的消息传到绍兴，秋瑾痛哭失声，不语不食。有人劝秋瑾立即离开绍兴，也有人劝她前往上海，并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这一点很让人不解，她为什么要束手就擒呢？有人说她以为大通学堂不会暴露，虽然她做了转移枪支的行动，也烧掉了秘密文件，但也有人说她早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或者说因徐锡麟的就义而让她感到彻底绝望。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她必须为革命而捐躯，否则她觉得她对不起那些义士，也对不起刚刚被砍头的徐锡麟。至于她和徐锡麟之间，除了革命大义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感情牵挂，这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也好，历史的谜团即使永远是谜，也是不错的。官府来抓她时她没有反抗，抓她那天是13号的下午4点，而她被斩首是在15号的凌晨，这真是“从严从快”的典型案例了。她最后的绝笔是先写下了一个“秋”字，这本是她的姓啊，审判官再逼她写，然后才是“风秋雨愁煞人”6个字，要知道那是最热的夏天，是7月15日啊，所以秋瑾之“秋风秋雨愁煞人”已经超出了对时令季节的感慨。这一年她33岁！
今天这个年纪的女子，好多还在为婚恋发愁呢，那也是另一种秋风秋雨愁煞人啊！
4.秋风秋雨愁煞人
比较令人感叹的是，秋瑾死后民间便有声音强烈抨击官府，虽然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微博，但报刊已有。我看到有一个史料很有意思，说参与搜查、审讯、行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在秋瑾斩首3天后被撤职。他在杭州赋闲期间，经常流着泪，独自凝视、默诵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不到100天之后的10月29日，李钟岳便自杀身亡。
那么谁说中国人没有自省问责和忏悔意识呢？100年前就有了嘛。
而与秋瑾案相关的其他官员被调到地方任职时，当地乡绅上书拒绝。出行时，需军队保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民心之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国破方知人种贱，这是秋瑾当时的观点，我们在此不再评述了，但这么一句刻骨铭心之语，看得出秋瑾当时的心是在流血的。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百年之前，仁人志士，包括育有一子一女的这样一个家庭妇女，这样一个官太太，还在为革命赴汤蹈火，这是何等的气慨啊。要说妇女解放，这难道不是一种解放吗？
秋瑾死后，她的生前好友，徐自华、吴芝瑛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她的忠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桥畔。因为秋瑾和徐自华同游西湖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死后真能埋骨于此，那可是福份太大了。”
现在再回到秋瑾的丈夫。妻子死后王廷钧郁郁寡欢，三年后抱病去世，临终前，她要求儿子把他跟秋瑾合葬在一起。
后来秋瑾的儿子王沉德将她的遗骨取出，归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革命党人复将她的遗骨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为此徐自华曾作《西泠重兴秋社并建风雨亭记》一文，如下——
呜呼！风风雨雨，当年之殉义堪怜；烈烈轰轰，此日之英名永著。感承光复，益悼前徽，树之风声，能无有事？此自华所以于秋瑾之烈，思之又重思之，而不容不力为表阐也。
盖当瑾之殉，华尝卜地西泠，为结秋社，营墓，立碑建亭，藉资凭吊，乃触虏廷之忌，徇宵人之请，遽令伪抚增韫，立时毁损，亦可悲也。
顷者革命功成，共和愿遂，凡诸往烈，咸与表彰，而如瑾者，俊伟激发，尤吾女界之光，可无念乎？爰特布告同志，募集资财，谨择良日，就昔墓地，重建一亭，名曰“风雨”，以期永久，并就亭旁刘氏伪祠，改号秋社，奉君栗主，春秋祠社。其他女侠，凡殉烈于革命之役者，均与列焉。九原有灵，庶无憾乎！
1912年，孙中山为秋瑾题写“巾帼英雄”。今天西湖边的名人墓中，我以为惟秋瑾之墓最为气派和脱俗，而苏小小墓最俗不可耐！
只是据人记载，秋瑾墓之“迁徙”的数次，大概也可列入中国之最了，现拷贝如下——
始葬：1907年7月15日，绍兴府城卧龙山西北麓。
首迁：1907年10月，迁往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
二迁：1908年2月迁葬于杭州西泠桥西侧。
三迁：1908年12月1日，因御史常徵“告发”，被迫迁葬回绍兴城外严家潭。
四迁：1909年秋，远迁湖南湘潭昭山，与王子芳（秋瑾丈夫）合葬。
五迁：1912年夏，迁葬湖南长沙岳麓山。
六迁：1913年秋，还葬杭州西湖西泠桥西侧原葬处。
七迁：1964年，迁葬杭州西湖鸡笼山。
八迁：1965年初，由杭州鸡笼山迁回西泠桥原葬处，改为圆丘墓，墓表石刻冯玉祥题联：“丹心已结平权果；碧血常开革命花”。
九迁：1966年文革动乱发生，墓被拆除，遗骸再葬于杭州鸡笼山。
十迁：1981年10月，还葬于西湖孤山西北麓，西泠桥南堍。墓顶设汉白玉雕像。
在这里要记住1908年和1964年和1966年的这三次。
1908年，那是清廷做的事情。1964年，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要说秋瑾这样的女侠，地上地下的“牛鬼蛇神”统统惴惴不安了。1966年，那就一言难尽了。杭州鸡笼山，我也只在地图上看到过。好在秋瑾名气大，那些名气较小的烈士，则没有再迁回西泠桥边。苏小小虽不是烈士，但名气甚大，旅游拉动等原因，也得以再迁了回来。
秋瑾放在西湖，让西湖少了一点脂粉气，多了一点侠气，而西湖和杭州，也对得起这样的一位女杰的！
2003年，杭州的某系统开展“西湖十大佳人”的评选活动，起初候选人中有秋瑾，为此也还争论过一番，后来秋瑾的后代站出来说话，说把秋瑾跟苏小小、白娘子等并列，那是对英雄的污辱，遂将秋瑾从候选名单中删去。后来当选的“西湖十大佳人”是西施、白娘子、祝英台、李清照、李慧娘、王朝云、苏小小、方百花、琴操和花魁女，基本是传说和文学类人物，有的到底跟西湖有没有关系也说不清楚，其中方百花是方腊起义中的女将，见于一些传说故事。
不是佳人，而是巾帼英雄，这样说能说服我自己吗？说服不了！
今天的女子们在西湖边踏春，春暖花开，裙子张开——这个时候抬头看秋瑾，咔嚓咔嚓照几张照片回去，在电脑上看看修修，QQ上聊聊天，这样的日子岂不是很好吗？
只是关于秋瑾的银幕形象，鲜有出彩的，而且也总是纠纷不断。
一百年了，国破方知人种贱，秋风秋雨愁煞人。
一百年了，我们不会承认国破方知人种贱这种说法的，但秋风秋雨真的是依然愁煞人的，有人甚至说出更绝的话——来世不再做中国人！所以我要重复前面的观点——
绍兴以秋瑾为荣，中国以女侠为荣，但绍兴和中国也应以秋瑾为耻，而且这个耻也应该永远延续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脸上或变成城雕，但应该像鲁迅在桌上刻一个“早”字那样，铭在我们的心中，否则我们还是没有希望的。
经亨颐跟浙江一师的结缘，完全是一种阴差阳错。学校办不好，清政府急啊，于是只有到日本去请海归，找同乡会来公议吧，结果聪明的人连会都不去参加，老实如经亨颐就这样临危受命，然后梅开二度，终于执掌一师帅印。经先生是个教育家无疑，但他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问官府要银子来构建他的一师，然后又向社会募钱来构建的浙江教育会。看经先生日记，他的应酬往来之多，令人感叹，但他的确是在为这个学校的教育而奔忙，偶有一点小闲心，也是书画印俱来，直到晚年，才写写打油诗的。
老家绍兴，现在连我女儿都愿说她是绍兴人，这像我三十年前，填籍贯时会在杭州和绍兴之间选择后者。现在人们对籍贯一词已经越来越淡漠了，我想这大概是属于血脉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年轻时好讽人，在挖苦别人的同时也不忘时时嘲讽自己，为人又有点中庸的个性……凡此种种，于我，不知算不算是与生俱来？还有爱给人做策划却不愿多跑腿脚，也想挣钱但又不会讨价还价，这不知是不是性格中多少有些师爷幕僚的基因在？还有我那个老家孙端，因是鲁迅的外婆家或者还有某些民国老人的关系，让我多少有些莫名的骄傲，两千多年前，据说陈胜已经发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疑问，而我却还相信文脉总是要有所延续的吧。
那时舅舅的家离秋瑾故居和畅堂才三分钟的路，所以时常会去那里转转并发呆，那是在过年的时候，那时也不要门票，现在经过一阵洗牌之后也不要门票了吧。那时我总觉得过年是一件很孤独而无奈的事情，就像穿行在绍兴城里那狭长的弄堂里。那时早知道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名句，但走到轩亭口也会默想一下，那时的轩亭口已是车水马龙，但是跟现在一比那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站在喧闹的轩亭口（我想北京的六部口也是这样吧），要想到杀头这样的事情实在也是有点难的。那时我也开始会玩点小穿越了，比如会想，秋瑾要是生在今天，比如她是百年后的七零后吧，那她现在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在周日也带着儿子或女儿去上培训班呢？这样的想象于我实在是一种打发时光的功课。是的，我们无法改变史实，只是在不断挖掘史实。民国前辈的轶闻故事，现在无一例外地是靠进口材料，比如对沈定一（玄庐）的研究，我们得靠美国人萧邦奇的《血路》一书，而研究秋瑾，得靠当年服部繁子夫人的回忆录以及一个涂料专家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所有这些资料，虽然还是非常有限，但都在明明白白告诉我们：秋瑾是一个人，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神和女神。我现在有时也犯糊涂，怎么一个百年前的英雄，还不如一千年前的杨贵妃武则天们谈资多呢？这个里面我们一定是出了问题了的。
实际上穿行于绍兴城内的小巷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冷不防你就看到了大通学堂，看到了土谷祠，看到蔡元培先生的故居，不过如果仅仅是名人故居，是那些紧闭或敞开的台门，那也没什么，更重要的是乡音乡风，尤是冬天，那些腌鱼腊肉挂在窗口或廊檐下和天井里，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亲切。
现在据说绍兴也想要造地铁了，这是好事。秋瑾当年去日本，日本还没有地铁。在秋瑾为理想捐驱一百年之后，一个城市有了现代化的念想，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只要那些人力三轮车还在，绍兴黄酒还在，臭豆腐还在，乌逢船还在，小桥流水还在，那么我想，如是这般，秋瑾和鲁迅的味道便还在空气里存在，或许这就是精神因子，是冥冥中的花开花谢吧。
想到鲁迅先生的《药》，再想到谢晋导演的电影，好像是李秀明演的秋瑾，总觉得跟张瑜演小凤仙是一路的感觉——形神皆不像。至于说要怎么才像，我也说不出个谱来。当然西湖边也有秋瑾，西湖本来跟秋瑾关系不大，但人们已经习惯了秋瑾和西湖站在一起，西湖便也因此沾了一点侠气，而不只是白蛇和苏小小们的气场了。
秋瑾，在一个秋风秋雨的时令里，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又一次站在了我们面前。实际上只要她一站着，我们大约都是仰视的，但这种仰视也带来了误读，也有焦点不准的问题。
绍兴以秋瑾为荣，中国以女侠为荣，但绍兴和中国也应以秋瑾为耻，而且这个耻也应该永远延续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脸上或变成城雕，但应该像鲁迅在桌上刻一个“早”字那样，铭在我们的心中，否则我们还是没有希望的。因为秋瑾是被绍兴的官吏砍了头的。如果我们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秋瑾无疑是那个时代见过世面的人。这种见世面，先是被动的，后是主动的。
先说被动。因为祖父和父亲都是为官的，注意那时有作为的人的父辈，基本都是读书做官的，否则你连机会都没有，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什么官二代和富二代，其实完全不在于官和富这两顶帽子，而是如那句闽南歌唱的那样——爱拼才会赢，至于你把拼唱成了“嫖”那是你的问题了。是啊，关键就看你自己会不会拼了。父辈且是宦游福建，所以秋瑾是生在厦门的（也有大而统之说闽南的）。一百多年前的厦门也不过是个渔村的概念吧，但因为跟着祖父和父亲，或者说吃多了海鲜，那一定比同龄人多了些见识的，因为有一种说法，她还去过台湾，然后因为祖父的退休，而于15岁“回”到了绍兴。到此为止，她接受的都是传统的官宦子女的教育，诗词和女红，是必备的功课，据说秋家倒也甚为开明，她也接触了一些进步的报刊书籍，但再怎么开明，女子裹脚这一关还是要过的，所以能骑马会射击且佩短刀的女侠，其实是个小脚女人，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我们今天只看到过不少穿超高跟鞋女子的，但无法想像小脚女人走路跑步的样子，而且秋瑾后来爱着男装，但整个身体的比例，一定是陀螺形状的。本人小时候还见过外婆小脚的样子，放在老太太身上还是颇为相称的，但如果是放在一个所谓英姿飒爽的女人身上，还是有点滑稽的。
其实秋瑾也不是一开始就英姿飒爽，从她的诗中可以得知，一开始她的诗还是蛮婉约的，如“一湾流水无情甚，不送愁情送落红”；“陌上烟轻莺边语，廉前香暖燕双飞”；“窗外草如烟，幽闺懒卷廉”。这也都是那个时代常见的闺怨诗，其实那个时代的诗人，比如说苏曼殊等，都不单纯以诗名著称，而更多是以此人的行为而著称于世，所以要想真正成为李清照还是困难的。只是说她的诗后来愈来愈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感，且看——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
壮哉奇女谈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
还有一首咏物的《残菊》也写得很是动人——
岭梅开后晓风寒，几度添衣怕倚栏。
残菊犹能傲霜雪，休将白眼向人看。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关键是嫁个什么人；同样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就看你自己是否中意了。缔结婚姻关系，在那个年代主要还是看门当户对的。我们知道秋家是跟湖南湘潭的王家联姻的。王家是商贾之家，跟曾国藩还多少沾亲带故的，如果照传统的观点，商人跟文人官人联姻，那算是高攀的，但要知道那也已经是19世纪末了，如果从现实的角度看，那是衣食无忧的，用今天的说法，那是官二（三）代嫁给了富二代，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清楚，秋瑾至少比王廷钧大了3岁（有说是4岁）的，所谓女大三抱金砖，也正是那个时候，好多男的还有纳妾的喜好，所以倒完全不必多虑男女生理上的需求。怎么说呢，女的大了三四岁，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姐弟恋的格局，但有没有恋起来，我们是不得而知的，如果真是秋瑾18岁结婚的，那王兄也只有15岁吧，但不管恋和不恋，三年中秋瑾为王家生下一儿一女，作为王家的媳妇，一开始秋瑾也是称职的吧，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日子也就这样过着。这个时候谁也想不到，她后来会轰轰烈烈，这起因还是缘于丈夫王廷钧进京做官了。
丈夫爱做官，这是男人要进步的表现，自古皆然。尤其是在多子多兄的家庭里，有了钱之后，一个家里有个当官的在，那是很能撑住台面的。好多人避而不谈当官的好处，只说为民服务或实现理想，我以为只说对了一半（即使他们真能做到！）。当官实际上可以体面的拿钱，但前提你得真做公仆啊。今天有所谓跑官之说，而古代则有捐官之举，即可用钱来买个官当当（今天也还有）。当然我还不清楚除了出钱之外，还需不需要笔试和面试，需不需要考策论一类的，哪怕是走过场的。湖南的生活，有没有让秋瑾学会吃辣，这一点史料是不会记载的，但于我看来，秋瑾后来的表现倒是有一点辣妹子的感觉的，从她福建—浙江（绍兴）—湖南—北京这么一路走来的人生轨迹看，这实在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小脚女子。当然，下一站，还有日本，还有上海。
2.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秋瑾老公后来谋到一个京官，秋瑾便随丈夫到了北京，时年为1895年，秋瑾20岁。要知道1894年中日开战，即甲午海争，那是留给全体中国人的痛啊，随后的《马关条约》就挺能说说明问题。大概从那时起，中国要强大才真正成为知识分子和国人的心声。在北京秋瑾开始接触进步报刊，观念大变。同时与丈夫的关系也冷淡起来了。这跟她与吴芝瑛的认识有直接关系，吴大她七岁，吴的丈夫和秋瑾的老公同为清廷官员，两家住得很近，同住在菜市口西的南半截胡同，不过吴芝瑛的丈夫廉泉官比王廷钧要大，但秋和吴都属于官太太，谈吐颇为投缘，后来又结成金兰之好。中国男人靠拜把子桃园结义，而女子也有这样的所好。
京城总是藏龙卧虎，江南女子一到京城，观念和行为就大变样了。正如今天，LV虽然为女子所爱，但国家大事也是女子可谈论可参与的，而不只是参与到“非诚勿挠”一类的。据说秋瑾那时就向吴芝英倾述心事，吴芝瑛便支持秋瑾跟丈夫分居，并赠秋瑾一联：貌合神离，有距离难成眷属；同床异梦，无缘分何必夫妻。
一个成功的女子背后，必然有一群助阵的男子，而一个很作的女子背后，又至少有一个投缘的小姐妹在支持。秋瑾就是那个时代的作女，不是在丈夫面前小作作，而是要与时代一并风雨大作。且看她居京城后的一首《满江红》——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
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
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
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折磨。
莽红尘何处觅之音？青衫湿！
读秋瑾的诗，“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那么倒了后来，她的想法实际上又进化了，非但否定“不如男”，而是要用实际行动做给男的看看，要跟男的“竞雄”了，而当这种心理跟民族大义联在一起时，那就加速甚至超速行驶了。
从秋瑾的诗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情商颇高的女子，如果她仅仅生活在湘潭或绍兴，那也就罢了，那也就是口味重一点罢了，问题是到了北京，完全是见识了世界，她不仅认识了吴芝瑛，还认识了日本教师服部繁子夫人，服部繁子的先生是到京师学堂来做老师的，所以现在也有人说，不要以为西太后没有在进行改革，只不过那是在她的计划内改革。当时京城已有颇为流行的派对，那就叫“谈话会”的，服部繁子夫人就是在那样的场合见到秋瑾的，后来作为秋瑾留日的引路人和见证者的她，就留下了最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如我前面所述，服部繁子夫人的回忆文字已经成了研究秋瑾跳不过去的一章，所以在此我也不妨做一回文抄公——
正月中旬的一天，在西城的一个会馆里举行了妇女谈话会的建会式……二月的一天，谈话会在欧阳夫人的家中举行……有欧阳夫人、吴芝瑛夫人、陶大钧夫人（按：即日本籍的陶荻子）母女和我。和平时一样，先读中国的书，然后读高等女子学校一年级程度的书，围绕这些提问题，随便交谈。在随便交谈的时候，一个女佣进来了，在夫人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欧阳）夫人想了一会儿，便与我打了一个招呼起身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回来了，有点为难似地说：“我的一个亲友现在来了，说是想入会，允许吗？”我说：“很高兴见她。”夫人就把那个亲友带了进来。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亲友不知是男是女：修长的身材，稍朝前弯曲，浓密的黑发披着，穿着男装，帽子横戴着，一半遮着耳朵，蓝色的西装，似乎不太合身，袖子较长，袖口露出白皙的手，握着一根细细的手杖，肥大的裤腿下露出咖啡色的靴子，胸前系着緑色的领带。脸色青白，大眼，细鼻，薄嘴唇，一个挺潇洒的青年人。欧阳夫人说：“师母，这就是我的朋友。”一语未完，那个青年便大声说：“王秋瑾！”我伸出手与她握了一下。吴夫人对我说：“师母，您不要见怪，这是我的朋友王太太。”原来这是一个穿男装的女子。吴夫人看了她一眼，命令说：“给师母行礼！”那个妇女笑了笑，丢开手杖，给我行了个半跪礼。我用两手扶起她，让她坐在旁边的位子上。她讲浙江口音的话，讲话讲得很快。我碰到不懂的地方，就请教欧阳夫人做翻译。我首先按照中国的习惯问她住在什么地方，她说住在前门外。欧阳夫人说：“这位太太的丈夫是前门外的一个大商店的主人（秋瑾丈夫王廷钧，花钱捐得一个小京官，在北京清政府任户部主事的官。），这位太太很喜欢读书，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这个男装的美人大概是不好意思，和我不大说话，一个劲地与二位夫人说话，三人都说南方话，不好懂。谈话似乎很激进，吴夫人脸露难色，欧阳夫人看看我的脸色，后向王夫人（秋瑾）使了个眼神。陶夫人和女儿先告辞了。我靠在椅子上瞑目吟诗……
这一段记述的年代应该是1903或1904年，由此看秋瑾，那时已经着男装了。如果从服装心理学来说，秋瑾会不会是一种易装癖呢？也许没那么复杂，秋瑾仅仅是一个挺潮的人，这是用今天的话来说的。那时的秋瑾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但从家庭条件来看，显然是衣食无忧不需要做家务的，所以她才会有时间和精力来参加谈话会来谈论国事和天下事。服部繁子夫人接着写道——
吴夫人对王夫人说：“妹妹，今天是谈话会，既然加入了谈话会，就要向师母请教”。王夫人点点头，看着我，问：“请问夫人，您是保守派还是革新派？”我不由地笑了，说：“不，我是孔子的信徒。”王夫人叫起来：孔子的信徒！那么，就是‘女子与小人难养’（孔子原话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则不逊，远则怨。”）的信徒了？欧阳夫人和吴夫人担心地看着我。我情不自禁地得意起来，说：“是的，是孔子的信徒，孔子所说的‘女子和小人难养’中的那个女子，据说有另外一种意思，这句话，在另外的意思上可以说是一种格言。现在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意思是说女子有学问害多益少，这可以说是对妇女的侮辱，为什么要让别人这么说？我们就必须有修养。我一向佩服中国妇女的勇气和好学，我们都是妇女，要超越国境，相怜相爱……。”王夫人似乎在自言自语，欧阳和吴两夫人向我频频点头。
请注意，一个远道来中国的日本女子竟然是孔子的信徒，这大概在今天也可以支持关于要在全世界办孔子学院的计划。而旁边其他女子的担忧则说明秋瑾在当时不仅是一个潮人，而且还是言语无禁忌的人，好在服部繁子夫人对秋瑾不仅不为怪，而且还是饶有兴趣且是“越看越喜欢她”，因为显然这是一个观察的标本。不，标本是死的，而眼前的这个潮人却是最为鲜活的，因为在老外眼里，你要么是古董，要么是潮人，只要这样才能进入她们的视野——。
二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和王秋瑾女士对坐在我的起居室的火炉前，上次约好的，今天秋瑾来访问我。和上次不一样，这次她显得较沉着。还是穿着蓝色的肥大西装。我让她不要拘束。我越看越喜欢她，她是一个南方型的娉婷美人，长着象林黛玉一样的修长身材，加上她走路时的风姿更增添了她的美感。我说：秋瑾，听到你的名字，让我想起白乐天的《秋槿》（白居易《秋瑾》诗原文为：“风露飒已冷，天色亦黄昏。中庭有槿花，荣落同一晨。秋开已寂寞，夕殒何纷纷！正怜少颜色，后叹不逡巡。感此因念波，怀哉聊一陈。男儿老富贵，女子晚婚姻，头白始得志，色衰方事人。后时不获已，安得如青春？）诗，那首诗让人感到妇女的悲哀，而你却不同，很幸福。”秋瑾说：“我的名字似乎是从那首诗取的，后来把‘槿’字改成‘瑾’的。”我说：“你为什么要穿男式西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看看我原来的猜想对不对。”秋瑾说：“夫人您可能知道，在中国，男子是强者，女子作为弱者永远受压迫。我想有一颗男子一样的强者的心，这样，首先外形要象是男的，心也会是男子的心。发辫是夷族风俗，不是中国人必须的。因此，我就穿上了西装。夫人，是不是这样？”
我轻轻点点头说：“这样你就如愿地成了强上加强的人啦！”秋瑾有点难为情，说：“是的。”
我怀着可怜的心情望着她说：“我的意见和你有点不同，女子决不天生劣于男子，作为人，男女是平等的，孔夫子在论孝道的时候，没有光说孝父，而说孝父母，也就是说在家庭里，男女是同权的。你的穿男装的想法充满幼稚。羡慕男子而形态上模仿男子，不如说这是一种卑屈。穿上男子的服装，但不能改变身体的组织。女子永远是女子，并不可耻，要堂堂正正地让男子敬慕。”秋瑾睁大着眼看着我，说：“夫人说得在理，但是我保留我的意见！”我点点头，说：“可以，随你的意。另外，我想问问你的家庭。”
听她说，她的丈夫是浙江的一个财产家（王廷钧是湖南汀潭人。），比秋瑾小两岁，二十五岁，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四岁。比她年小的丈夫是个善良温和的人，他从不干涉秋瑾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我握着秋瑾的手笑了，说；“那么，在你的家庭里，你是男子，你丈夫是女子，你真是个和平家庭中的女王，不，女神。中国有句旧话，叫‘怕老婆’，有在家庭中施威的女神，你就是这种模范，你丈夫是这个女神的崇拜者。”秋瑾说：“夫人，我的家庭是过份的和平了。我希望丈夫能更强暴一些，强暴而压迫我，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以更加坚强的决心对抗男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为了所有妇女，我定要叫男子屈服。夫人，我想干男子也不能干的事！”
……
读到这里，除了应该佩服服部繁子夫人描述的功力之外，我想这一段也许可以帮人了解秋瑾的丈夫以及他们真实的婚姻情况。因为在以前的各种资料中，总是说秋瑾的丈夫是个恶棍，吃喝嫖赌全来，何况当个官还是买来的，等等，竭尽能事地把这个男人说坏，好像以此就能衬托秋瑾的伟大和不易。但这样的观点，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王秋一家后人的承认（作为读者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按常识论，如果丈夫不支持妻子，一个有孩子的母亲是不可能出国的，而且也不可能那么轻易地抛家别子去参加革命活动。在秋瑾死后，这个王官人也没有再娶妻妾，而是承担着“罪名”，要把她葬在湖南老家的土地上，他临终前还要求与妻子合葬在一起。诚然，夫妻没有共同语言或貌合神离这是存在的。也许作为一个丈夫，王廷钧不够强悍不够新潮，这有服部繁子夫人的记述为据，但你要知道，姓王的当时是公务员啊，他得担心一家老小的性命安全啊。即使如吴芝瑛，跟秋瑾同结金兰之好，但她仅仅是思想新潮，她本人也并不是革命党人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对服部繁子夫人的描述存疑，但如果从秋瑾的行为逻辑来看，倒还是比较可信的。服部繁子夫人继续这样写道——
我看着她，有点可怜她，说：“秋瑾，你过份地沉溺于空想，渴求理想。家庭不是儿戏。丈夫越强暴越好，这是对家庭妇女的嘲弄。男子，强是其本分，但是有些是弱的，女子，弱是其本分，但有时是强的。你勉强地想战胜男子，正显示了你弱的本分。”秋瑾说：“但是，夫人，我难以忍受平平淡淡的生活……”又说：“请问夫人，在万世一系的天子的日本国，对革命，您怎么看？”我说：“革命？秋瑾，我们日本是拥戴万世一系的天皇的国家，我们讨厌听到革命这种口号！”我脸显难色。秋瑾握着我手说；“不，我不是说日本。在我们中国，拥夷族为天子，我认为这是一种卑屈。”
谈到这儿，我停止了话头，我看出这个妇女有过激的思想，革命是在中国的一种流行病，看来这个妇女也患了这种流行病。
“革命是在中国的一种流行病”，这个话还是很准确的，如果换一种表述，那就是“革命是在中国的一种潮流”，如果我们想想1919年前后，再想想我们经历过的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想想当下的物质和娱乐潮流的革命，的确，秋瑾就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她具备了弄潮儿的一切标签，比如长相俊美，比如才华横溢且文武双全，又留学日本，又走出家庭，又被清廷斩杀——曹雪匠能写出林黛玉，托尔斯泰只能写出安娜·卡列尼娜，但他们绝对写不出秋瑾，这是时代写就的一个大写的人。
服部繁子夫人后来还写到去秋瑾家的见闻，这让我们从内部看到了秋瑾——
书架上堆满着书物和衣类，屋角里瓜子壳和果皮散发出异样的气味，不能说很干净。秋瑾后面跟着她的丈夫，是个看上去较年轻的白面青年，温和的家庭青年，有点难为情似地行着礼。秋瑾低声对他说了句什么，他便又行了个礼出去了。好像是离开家了。秋瑾笑着说：“从满人的官宦人家来看，这真是个不清洁的小屋吧？但灰尘中也开花。”我笑着说：“水底也有珠玉在闪光。”秋瑾很高兴。秋瑾说：“您是孔子的信徒，我是异教徒，我们相互敬爱，真是不可思议。我说想见见孩子，她说因为太吵，让老妈子带出去玩了。”
灰尘中也开花，这正是我本文的题旨，我之所以要大段的引用服部繁子夫人的文字，目的只有一个，最大限度地还原这一个女子，这一个人！
3.国破方知人种贱
20世纪之初，最为流行的事情就是出国留洋，当时日本欺侮我们，让我们受辱，但是国人对日本倒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所以那个时候的出国，绝大多数都是去日本，去那里学习先进的思想和技能。苏曼珠、李叔同、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包括学军事的蒋百里蒋介石以及为革命而流亡的孙中山等，都是在日本找到栖身之地，可以说，日本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一个思想和军事基地。
1904年春末夏初的秋瑾女扮男装，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据说吴芝瑛又倾囊资助，并在北京陶然亭为她饯行，并赠一联：“驹隙光阴，聚无一载；风流云散，天各一方。”
吴芝瑛、秋瑾，后来还有一个徐自华，三个奇女子，锵锵三人行，传一段红颜佳话。
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秋瑾的老公在忙些什么？一个女子，为何如此热血澎湃，为何抛家别子？从家庭的角度以及秋瑾对自身对妇女的看法来说，我们已经完全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而从民族和国家的角度来说，她更有自己的想法，这可由她的诗为证——
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时无计愧偷生；
搏沙有愿兴亡禁，博浪无稚击暴秦。
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
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这就是把个人的解放跟民族的解放纠结在一起了。今天我们称秋瑾是女侠，这个侠并不是她真的去杀人放火，而是她的精神和气度。不过现在也有一种佐证，说秋瑾本来是想去美国的，但后来还是去了日本，究其原因还是日本一衣带水从距离上费用上更为现实一点吧，所以她选择了日本。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如果她去了美国，那还会是后来的秋瑾吗？据说她去美国是想学法律的，如果学了法律，一切真的依法行事，那还会有反清之义举吗？秋瑾在准备出国之前，已经在学日语和英语了，说明她是做好了两种准备的，或者说当时还在为去哪一个国家而犹豫。同样的，在服部繁子夫人的回忆录中，完全颠覆了王廷钧的形象，在以前的描述中，丈夫是千方百计阻扰秋瑾出国的，事实上他反倒是在服部繁子夫人面前恳求过她，让这个日本女人带秋瑾去日本。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理解，既然要去游学，那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还是舍远求近吧。
到日本后，秋瑾恶补日语，并结识了如下名人，他们是就是黄兴、陈天华、陈其美、陶成章、张静江等——这些人都是中华民国的牛人，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先去学医，后来是弃医从文。文也好医也好，那都是一门技能吧，特别是理工之类的，而秋瑾学到的就是两个字——革命。
那么从个人的潮到时代的潮，怎么从出人头第到敢于反对朝庭，这个心理的转变，我觉得还是缺乏必然的逻辑性，因为吴芝瑛只是让她认识到了女性要解放自己，但这个解放可能是身体的解放，也可能是精神的解放，但不一定就是要去担当民族的解放大义，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遇到了黄兴、陈天华以及徐锡麟这样的革命者，遂使一个女子，一个如林黛玉般的女子不是只写写闺房诗，穿穿西装，而是红颜一怒为天下啊。
革命在当时的具体含义就是结社和办报，据我们知道，她与陈撷芬一道重组了妇女革命团体“共爱会”，又与刘道一等组织了反清秘密团体“三合会”。注意，当时在秋瑾等一批革命志士看来，满清统治就是“夷族统治”，所谓反清复明即是这个意思。包括同为绍兴人的刘大白，本姓金，但也是出自政治的需要而改姓为刘，因为刘，因为刘邦，才是汉室的正统啊。秋瑾创办了《白话报》，发表了《演说好处》、《敬告中国二万万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当时秋瑾进的是一所叫实践女子学校的，由于这是一所校规很严的学校，据称“如没有保证人的保证，就不能单独外出或单独与外人会面，除星期天外，每周至多只允许出校门二次，且外出和归来都必须向宿舍管理人报告等等”。那么秋瑾显然对学校的制度感到不满。这种不满一开始是说伙食不好，反正找了很多理由。
1905年初，秋瑾回国省亲，据说也做一些类似于“中介”的事情，她奔走于沪杭绍之间，重要的史实是和蔡元培见过一面，并参加了光复会。光复会是什么组织，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暗杀组织，是以暗杀清廷官员为己任的。秋瑾随后又于当年的7月份再度赴日，因为钱少坐的是三等舱，到日本后就生病了。比较巧合的是，她这一次入的仍然是同一所学校，因为她日常居住和学习的实践女子学校中国留学生分校就在东京的赤阪区桧町十番地，与同盟会筹备会议的会场在同一条街上，这样的近水楼台，使她的加入同盟会好像也成为一种必然，她也被推为浙江的主盟人。
这一次不是初来乍到了，秋瑾后来对实践学校的教育多有批评，甚至对校长本人也有言辞激烈的批评。当时的一个大事件是，清政府和日本文部省公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使得在日留学的8000名留学生大愤，秋瑾激烈地反对这个规则，主张退学回国，以示抗议，以洗国耻，并组织了敢死队，与日本政府交涉。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说：“是时，取缔规则风潮起于学界，学生盛倡归国主义，瑾亦主张之，因结敢死队，瑾又为其指挥，纷扰者匝月。”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于是在日本留学生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永田圭介的《秋瑾——竞雄女侠传》（2007年群言出版社版）一书对这一段有这样的记述——
翌日（12月9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中的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她公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周树人（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这可是第一次披露秋瑾和鲁迅之间的正面冲突。由此看来，在留日学生中也有两派，一派主张回国，一派主张留在日本学习。要知道鲁迅和许寿裳都为官费留学，而秋瑾等是自费留学，这是从经济角度讲的。而从政治理想上来说，鲁迅也热血沸腾过，也曾参加了光复会，但真的当暗杀任务落在他身上时，他还是没有去执行，这正是鲁迅可爱而复杂的一面。而关于秋瑾要杀鲁迅一事的背景，包括周作人和其当事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曾经提到过，但从没有说到秋瑾和鲁迅的正面冲突，没有敢提要害的部分，可能还是为名人所讳吧，因为这俩人都是名人且同为绍兴人。而鲁迅先生本人好像也没留下片言只语，或者是我们看不到，如果照鲁迅先生的脾气，他不会不记的，至少会记在心上的。秋瑾的形象后来被先生写进了小说《药》里，这是更为深刻其实也是更为悲观和绝望吧。至于说鲁迅对秋瑾的正面评述，那也是来自于鲁迅的学生许钦文的间接引述，只可略备一说。
1906年，秋瑾回到国内，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1号租了房子，开始筹办《中国女报》，这自然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只是办报需要钱，钱从哪里来，秋瑾只得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又在报上大登广告，号召大家入股。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杯水车薪。走投无路的秋瑾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到湖南的公婆家去筹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钱，而秋瑾娘娘家由于父亲去世，在钱财上已经无力支持她。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不和，见到儿媳突然光临，以为她回心转意了，就热情接待。秋瑾对公公说自己想办学，但缺少经费，希望公婆家能给予资助。为了使儿子能和儿媳破镜重圆，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笔钱送给秋瑾。几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装，不辞而别。所以后来有人说，秋瑾为了革命完全是不择手段了，而鲁迅想着老母、想着朱安、想着弟弟和弟媳，即还想着人间的一切烟火，所以让他去参加暗杀行动，他必是有所顾忌的。
1907年1月14日，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是一种16开本的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妇女，双手高擎一面旗帜，象征着妇女的觉醒和前进。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为了使当时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
该报的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发刊词”外，她还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编译了《看护学教程》。秋瑾在《中国女报》上试图铸造“国民”与“国民之母”的思想。她认为，“国民”大于皇权，男女亦平等：“改革专制政体，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而在这四万万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万万妇女。
接下去的事情我们知道了，秋瑾回到了大通学堂，这是反清的一个秘密基地，本来她是要和在安徽的徐锡麟形成一种呼应的，秋瑾是要发动在浙江等地的起义的，但1907年的7月6日，安庆发事，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据说到了10号这一天，徐锡麟惨死的消息传到绍兴，秋瑾痛哭失声，不语不食。有人劝秋瑾立即离开绍兴，也有人劝她前往上海，并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这一点很让人不解，她为什么要束手就擒呢？有人说她以为大通学堂不会暴露，虽然她做了转移枪支的行动，也烧掉了秘密文件，但也有人说她早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或者说因徐锡麟的就义而让她感到彻底绝望。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是，她必须为革命而捐躯，否则她觉得她对不起那些义士，也对不起刚刚被砍头的徐锡麟。至于她和徐锡麟之间，除了革命大义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感情牵挂，这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也好，历史的谜团即使永远是谜，也是不错的。官府来抓她时她没有反抗，抓她那天是13号的下午4点，而她被斩首是在15号的凌晨，这真是“从严从快”的典型案例了。她最后的绝笔是先写下了一个“秋”字，这本是她的姓啊，审判官再逼她写，然后才是“风秋雨愁煞人”6个字，要知道那是最热的夏天，是7月15日啊，所以秋瑾之“秋风秋雨愁煞人”已经超出了对时令季节的感慨。这一年她33岁！
今天这个年纪的女子，好多还在为婚恋发愁呢，那也是另一种秋风秋雨愁煞人啊！
4.秋风秋雨愁煞人
比较令人感叹的是，秋瑾死后民间便有声音强烈抨击官府，虽然当时没有网络没有微博，但报刊已有。我看到有一个史料很有意思，说参与搜查、审讯、行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在秋瑾斩首3天后被撤职。他在杭州赋闲期间，经常流着泪，独自凝视、默诵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不到100天之后的10月29日，李钟岳便自杀身亡。
那么谁说中国人没有自省问责和忏悔意识呢？100年前就有了嘛。
而与秋瑾案相关的其他官员被调到地方任职时，当地乡绅上书拒绝。出行时，需军队保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民心之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国破方知人种贱，这是秋瑾当时的观点，我们在此不再评述了，但这么一句刻骨铭心之语，看得出秋瑾当时的心是在流血的。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百年之前，仁人志士，包括育有一子一女的这样一个家庭妇女，这样一个官太太，还在为革命赴汤蹈火，这是何等的气慨啊。要说妇女解放，这难道不是一种解放吗？
秋瑾死后，她的生前好友，徐自华、吴芝瑛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她的忠骨收葬在杭州西湖的西冷桥畔。因为秋瑾和徐自华同游西湖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死后真能埋骨于此，那可是福份太大了。”
现在再回到秋瑾的丈夫。妻子死后王廷钧郁郁寡欢，三年后抱病去世，临终前，她要求儿子把他跟秋瑾合葬在一起。
后来秋瑾的儿子王沉德将她的遗骨取出，归葬王氏祖籍湖南湘潭。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革命党人复将她的遗骨移回西湖孤山，隆重再葬。为此徐自华曾作《西泠重兴秋社并建风雨亭记》一文，如下——
呜呼！风风雨雨，当年之殉义堪怜；烈烈轰轰，此日之英名永著。感承光复，益悼前徽，树之风声，能无有事？此自华所以于秋瑾之烈，思之又重思之，而不容不力为表阐也。
盖当瑾之殉，华尝卜地西泠，为结秋社，营墓，立碑建亭，藉资凭吊，乃触虏廷之忌，徇宵人之请，遽令伪抚增韫，立时毁损，亦可悲也。
顷者革命功成，共和愿遂，凡诸往烈，咸与表彰，而如瑾者，俊伟激发，尤吾女界之光，可无念乎？爰特布告同志，募集资财，谨择良日，就昔墓地，重建一亭，名曰“风雨”，以期永久，并就亭旁刘氏伪祠，改号秋社，奉君栗主，春秋祠社。其他女侠，凡殉烈于革命之役者，均与列焉。九原有灵，庶无憾乎！
1912年，孙中山为秋瑾题写“巾帼英雄”。今天西湖边的名人墓中，我以为惟秋瑾之墓最为气派和脱俗，而苏小小墓最俗不可耐！
只是据人记载，秋瑾墓之“迁徙”的数次，大概也可列入中国之最了，现拷贝如下——
始葬：1907年7月15日，绍兴府城卧龙山西北麓。
首迁：1907年10月，迁往绍兴常禧门外严家潭。
二迁：1908年2月迁葬于杭州西泠桥西侧。
三迁：1908年12月1日，因御史常徵“告发”，被迫迁葬回绍兴城外严家潭。
四迁：1909年秋，远迁湖南湘潭昭山，与王子芳（秋瑾丈夫）合葬。
五迁：1912年夏，迁葬湖南长沙岳麓山。
六迁：1913年秋，还葬杭州西湖西泠桥西侧原葬处。
七迁：1964年，迁葬杭州西湖鸡笼山。
八迁：1965年初，由杭州鸡笼山迁回西泠桥原葬处，改为圆丘墓，墓表石刻冯玉祥题联：“丹心已结平权果；碧血常开革命花”。
九迁：1966年文革动乱发生，墓被拆除，遗骸再葬于杭州鸡笼山。
十迁：1981年10月，还葬于西湖孤山西北麓，西泠桥南堍。墓顶设汉白玉雕像。
在这里要记住1908年和1964年和1966年的这三次。
1908年，那是清廷做的事情。1964年，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不要说秋瑾这样的女侠，地上地下的“牛鬼蛇神”统统惴惴不安了。1966年，那就一言难尽了。杭州鸡笼山，我也只在地图上看到过。好在秋瑾名气大，那些名气较小的烈士，则没有再迁回西泠桥边。苏小小虽不是烈士，但名气甚大，旅游拉动等原因，也得以再迁了回来。
秋瑾放在西湖，让西湖少了一点脂粉气，多了一点侠气，而西湖和杭州，也对得起这样的一位女杰的！
2003年，杭州的某系统开展“西湖十大佳人”的评选活动，起初候选人中有秋瑾，为此也还争论过一番，后来秋瑾的后代站出来说话，说把秋瑾跟苏小小、白娘子等并列，那是对英雄的污辱，遂将秋瑾从候选名单中删去。后来当选的“西湖十大佳人”是西施、白娘子、祝英台、李清照、李慧娘、王朝云、苏小小、方百花、琴操和花魁女，基本是传说和文学类人物，有的到底跟西湖有没有关系也说不清楚，其中方百花是方腊起义中的女将，见于一些传说故事。
不是佳人，而是巾帼英雄，这样说能说服我自己吗？说服不了！
今天的女子们在西湖边踏春，春暖花开，裙子张开——这个时候抬头看秋瑾，咔嚓咔嚓照几张照片回去，在电脑上看看修修，QQ上聊聊天，这样的日子岂不是很好吗？
只是关于秋瑾的银幕形象，鲜有出彩的，而且也总是纠纷不断。
一百年了，国破方知人种贱，秋风秋雨愁煞人。
一百年了，我们不会承认国破方知人种贱这种说法的，但秋风秋雨真的是依然愁煞人的，有人甚至说出更绝的话——来世不再做中国人！所以我要重复前面的观点——
绍兴以秋瑾为荣，中国以女侠为荣，但绍兴和中国也应以秋瑾为耻，而且这个耻也应该永远延续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脸上或变成城雕，但应该像鲁迅在桌上刻一个“早”字那样，铭在我们的心中，否则我们还是没有希望的。
经亨颐跟浙江一师的结缘，完全是一种阴差阳错。学校办不好，清政府急啊，于是只有到日本去请海归，找同乡会来公议吧，结果聪明的人连会都不去参加，老实如经亨颐就这样临危受命，然后梅开二度，终于执掌一师帅印。经先生是个教育家无疑，但他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问官府要银子来构建他的一师，然后又向社会募钱来构建的浙江教育会。看经先生日记，他的应酬往来之多，令人感叹，但他的确是在为这个学校的教育而奔忙，偶有一点小闲心，也是书画印俱来，直到晚年，才写写打油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