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蔡元培：为有源头活水来
早年我在绍兴城里游走，也曾走进过笔飞弄的蔡元培故居。
我曾经在填各种表格的“籍贯”一栏里，纠结过好长时间，究竟是填绍兴还是杭州呢？
明明白白的，我父母和祖父祖母都是绍兴孙端人，爷爷家到外祖父外祖母家也不超过五分钟，印象中也就隔了几个大台门，那是我从快乐奔向另一个快乐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填绍兴是理所应当的，只是后来要跟人解释半天也麻烦。也有人跟我开玩笑，让我说几句绍兴话试试看，这个时候我的表情虽不像孔乙己般的尴尬，但也跟问我“知不知道朦胧诗是怎么回事”是一样的，而真到接近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年纪，对血脉和基因中的某些东西又多了些认同和归依，因为我知道，田园将芜，故乡不再，这不是因为战争，而是比战争更为迅猛和惨烈的革命和建设。这个时候我笔下的绍兴二字，一定不是高楼大厦以及类似的国际广场什么的，因为这你比不过美国甚至比不过迪拜，作为故乡的绍兴，它一定是小桥流水霉干菜，秋瑾鲁迅蔡元培。这里除了感慨之外，我也还得解释，我还得倒出不少掌故。就我的兴趣来说，我已经不好卧薪尝胆、王羲之以及徐文长这一口，我只是觉得民国这一坛陈年黄酒，就足够我喝的了。
说起绍兴的名家志士，动刀动枪的，就有王金发、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这一路的，他们真正是我以我血荐轩辕。想到这些先烈，谁敢说绍兴人只好幕僚师爷刀笔吏？而文的一路，邵力子、经亨颐、许寿裳、周氏兄弟、刘大白、孙氏兄弟，仔细一探文脉来路，似乎都跟蔡元培有所关联，有人甚至说出“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鲁迅”这样的话语，把话都说绝了，其实鲁迅生前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倒是其学生兼妻子的许广平还是心存感激的，在《鲁迅全集》终得出版之际，她曾这样撰文道——“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说“一生深蒙提掖”，这是何等重的话语啊，一个大师提掖另一个大师，这本来就是佳话。
扯远了说，蔡元培早年是文武都来的，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反清的时候，他曾是个暴力革命的信徒，研制炸药，企图用炸弹炸掉黑暗的旧中国；其言其行，甚为前卫。蔡元培还曾是上海光复会的首任会长，而同乡陶成章即是副会长，所以这个源头也是可以算在蔡元培身上的。而光复会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暗杀会，后来因孙中山先生的建议而合并同类项又成立同盟会，孙先生是职业革命家，这一点蔡先生跟他还是有区别的。
只是后来蔡先生才觉得要用科学和教育来救中国和建中国，于是遂成一代大师。这个当年的翰林，是从旧堡垒中杀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那个时代有成就的人，无不是从旧体制中出来的，萧山的沈定一也是这样，都是做着清朝的官，然后就起来反清了，这不像徐锡麟，是早有图谋潜伏在清府里的。其实你看袁世凯又何尝不是呢，虽然他最后是称过帝，但我以为还是不能否定他前面的革命行为，不能说他一开始革命就是为了称帝的。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探讨救中国的路子，没有哪一个人能做总设计师的，都在淌在石头过河，有些是淌着淌着倒下了，有的是偏航或掉头上岸了。那个时候当然也允许有各种路子的存在，更不能是胜者为王败者寇。我们一直来好给人贴标签，喜欢简单化符号化，把复杂的事情给简单化，然后又把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
我曾经看过不少写蔡元培早年的文章，比如周作人，比如曹聚仁，他们文中都说蔡元培早年是个怪才，这个怪在绍兴城里的读书人那里都似有所闻，好像是说他写的八股文也跟人不一样，但再怎么不一样，那也是八股文呀，且也得有人欣赏才好。这也就是说在那个体制里，还是允许读书人怪一点的，这在今天叫作特立独行。请注意，蔡元培1892年在参加殿试策论的文章题目是叫《西藏的地理位置》。这一百年前似乎还没有《国家地理》的杂志吧，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有全局胸怀，大约是做不好这篇文章的，虽然他做的也是八股文。说白了，八股文只是一种形式，而今天之八股，则完全是一篇篇正确的废话，这就是指内容，就是内容上基本不讲人话，真不知这些官员跟老婆和情人孩子是不是也这样说话的。
这里有个例证，是说蔡先生在1896年回绍兴居住时，阅读的书籍就有——
1月30日，阅《日本史略》，彼国阿波冈本监甫著（笔者注：原文如此）……
《日本师船考》，沈敦和（仲礼）著。
《盛世危言》，香山郑观应（陶斋）著。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2月2日，阅《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入门》、《电学问答》。
2月5日，阅《光学量光力器图说》毕。10月10日，阅梁卓如“《西学书目表》，区书名，撰译人，刻印书，本数、价直、识语六品，甚便翻检。识话皆实。”至梁著“《读西学书法》，则取识语，演简为繁耳。末篇立意本正，而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出自《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谢德铣先生的文章《蔡元培先生在绍兴》）
在旧体制中浸淫多年，尤其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惨败，蔡元培一定是觉得他所经营的那些文字苍白无力，当时他在是官府里的职位叫编修，相当于一个史官吧，他发现自己做不了司马迁的，因为要编撰的全是国家和同胞被欺侮之事，那时的中国也一定叫泱泱大国的。那个时候蔡元培就开始读那些国外的书以及科学常识类的书，那就是希望看得更远更深，所以他后来把目光投向了德意志，投向了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后两者从大概念上也都属于哲学范畴的。
而蔡元培真要去德国留学，则要到1907年，这一年他已经是41岁了，而且在德国还得学语言，还要当家庭教师，这是很不容易的，不像鲁迅他们是早早去了日本。在今天40岁上下的这个年纪是不少有钱人刚刚开始办投资移民，而且移出去之后不管换不换太太，一般也都还要梅开二度，再生个孩子的。孩子一多，父母的责任也就重了，有责任脾气也会好一点，所谓父性母性都是人性。
特别要注意的是，1907这一年又恰是皖浙起义徐锡麟秋瑾被砍头的年份，这是标志性的一年。我没有考证过，是蔡先生出国在先，还是烈士捐躯在前。这一年清政府终于废了科举制，这在今天看来至少算是教育体制改革吧，动作够大了吧，这就大大动摇了千年以来的官僚选拔制度。四年之后，皇帝垮台了。即使垮台，还得说清政府其实还是很了不起的，腐败是一个方面，末日的政府没有一个不腐败的，但那至少已经看到了腐败，也至少已经在刮骨疗伤了。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蔡元培既是早慧的，同时又是大器晚成的，这叫起大早赶晚集，好在他是赶上了。或许也是外来和尚好念经，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回来以16比1的票数战胜黄兴做了首任大总统，蔡先生回来则做了首任教育总长，本来据说这个位子是章太炎先生的。如果是太炎先生做教育总长，我估计浙籍的不少学子，如周氏兄弟也会得到提掖的，因为他们有不少都是章在日本讲学时的忠实信徒。倒不像鲁迅和蔡元培之间，反倒是要许寿裳出面说情的。所谓近乡情更怯是也，这个近既是地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
也可能是早年的那些经历以及后来在德国的游学，才决定了蔡元培先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人，特别是他在执掌北京大学时，新派和旧派他都要，只要你有真本事，他既可以让陈独秀当文科学长，也能让辜鸿铭留着辫子上讲台，当然他更是欢迎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所以称蔡元培为北大之父是不为过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陈独秀，当然也就没有《新青年》……如果照此推论下去，那变成就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了。呵呵，打住打住。
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跟今天的党不完全是一回事情，早期的党不是执政党，就是在党首陈独秀身上，毛病也很多，而大家都知道，比如有人说他家长制，比如我们的浙江老乡陈望道就忍受不了他的家长作风便愤而退党；再比如说陈独秀爱喝花酒，行为不检，这种事情蔡元培也不是不知道，而蔡先生又是一个自律甚严的人，还组织参加了一个叫道德推进会的，他老人家是身体力行不嫖不赌不纳妾的，但是他能容忍陈独秀这样的人，这说明他深知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甚至是人性的黑暗，这就是一个大师跟一个政治家的区别所在，政治家知道人性的黑暗之后，就用更黑暗来对付黑暗，所谓我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而一个文人一个大师很可能是在黑暗的环境里还是捧着一颗红色的心。
因为爱才，他在聘请陈独秀做文科学长时还替陈伪造学历。当时的套路是这样的，北大校长是民国总统黎元洪任命的（这应该是一个脾气不错的总统），而北大的中层干部却是要上报教育部批准的。蔡元培喜欢陈独秀啊，但是陈又没有拿得出手的学历，他是去日本的东京高师和早稻田大学读过书，但都没有文凭的，陈也的确是跟人倡办过安徽高等学校和芜湖公学等，但他都不是校长啊，然而蔡元培竟然把陈说成了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这么一来教育部自然是OK了，所以这个清朝的老翰林其实各种路子都会来的，这就是爱才如命啊，所以他也不只是提掖绍兴人浙江人，他是要提掖一个时代。
而且蔡元培还有一个特点，他是真敢辞职的，他一生的辞官数次可谓多矣，稍有不满或是遇到原则问题，他就辞职不干了。因为他深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哪像今天，体制内的人有几个是敢砸自己饭碗的？所以我们虽然在饭桌上吃着体制的骂着体制的，但不管有没有酒醒，谁敢说老子不干了？尤其是当年的大学校长和教授们，一部辞官辞职史，那就是民国风骨啊。但我也并不是说，大学生就不要进体制了吧，因为这不现实啊，不一定一毕业就宅在家里做IT业，还是要在体制中体验一下，如果水深火热，那你走吧，这还是有好处的，背负着滴血的荆棘，或许让你走得更远。或许我的观点已经悖时了，有人说没有枷锁岂不更轻松吗？或者说体验到了春暖花开，青蛙跳进温泉里，那也是没办法的呀。
一个只讲轻松的时代，是能写进史记的吗，最多是滑稽列传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才是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是从清朝来的，绝不只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的。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活水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我们别忘了，还有一个美先生，蔡先生是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因为他深知中国人不讲宗教，虽然民间信奉菩萨，但那更多的还是现实的需要，中国需要审美的教育，这便也有了后来的西湖艺专，即浙江美术学院，即今天的中国美院。
而所谓源头，其实有比改造北大更早的事情。1915年6月，蔡元培就和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提倡勤工俭学，希望以此组织帮助更多的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才去法国的。这也等于说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当然那个时候党派林立，包括好多信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也都是海归。
如果说民国有个绍兴帮，那么这个帮主无疑就是蔡先生。
民国史上，要找出比蔡元培口碑更好的人，似乎找不出第二个来的。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他评价都甚高。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行为还是可以超出党派利益之争的，因为如果要说起利益，那蔡先生也属国民党元老派的，而元老派在反共问题上似乎比年轻一派更为激烈的，但我们现在很少再提包括蔡元培在内的这些元老遗事了，只是抓住几个像沈定一的人不放，以为他手上有共产党人的血，这实在是有待时间来澄清的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说起蔡元培，也还是很关心这位老翰林老校长的个人私生活的，前面说过他对自律甚严，但他后来也娶自己的学生为第三任妻子，这又说明他还是颇为前卫开放的。
蔡先生的第一任夫人王昭，是媒妁之言的结果，那时的蔡先生也有大男子的作派，要妻子对他言听计从。而据说王昭有洁癖，而蔡先生是诗人气质，所以俩人的小摩擦是没有间断过的，但是蔡先生毕竟很早就接触新思想了，那时他已经在考虑女权问题了，决定要身体力行，于是在1900年，他就写出了《夫妻公约》，拟在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于是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才慢慢趋于缓和。但是笔者没有看到过此公约的原文。也就在1900年，夫人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王昭离世，意味着把位置让给了后来者，那一年蔡先生才33岁。搁在今天，在父母眼里还是叫男孩子，大多还在啃老做房奴讨生活呢。
那个时候的蔡先生自然是金牌王老五，他也不用上什么《非诚勿挠》节目的，媒客们便踏破门槛。蔡先生不胜其烦，于是对未来妻子及夫妻关系开出了五项原则条件——
第一识字；
第二不缠足；
第三男子不娶妾；
第四女子在夫死后可再嫁；
第五夫妇意见不合即离婚。
消息传开来，就像听到炸弹爆炸一样，媒人们纷纷作落花流水逃窜状。
今天我们来看这五项条件，前两条针对女性，不算太高，但就蔡元培来说，这似乎是必要的条件了；第三条针对自己，算是对女方的承诺。四五两条。第四条放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情，也看出了蔡先生的开明。而第五条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一重磅炸弹。一个“即”字，透出蔡先生的性格。当然这在今天也行不通啊！不过在蔡先生看来，因为有前四条的铺垫，这第五条如果真要践行那也是水到渠成的。
我们不妨用两岸关系的专业术语，可将蔡先生的这五条征婚条件，称为“蔡五条”。
这也一定是在跟王昭婚姻的基础之上得出的，而且跟当时的世风完全有关。男人娶姨太太和纳妾，在当时的名人中比比皆是，特别是生于晚清的这一批人当中，但是蔡先生敢于自断后路，要知道那时还不是民国还是晚清呢。
鲁迅和许广平，因为鲁迅有妻朱安，且一直活着，又没有离婚，所以他们的关系只能称作是同居，这恰恰是考虑到了名分问题。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几十年如一日，在志摩像前给他放一束鲜花，但是他跟那位翁瑞午也是同居的，但是先决条件就是，你不能离了糟糠之妻。
后来成为蔡夫人的还是他自己去觅来的，夫人叫黄仲玉，善工笔。是蔡先生从朋友家中先观其画，然而四处打听才觅得的。
1901年11月22日，蔡元培先生和黄仲玉在杭州結婚，婚礼是别开生面的，据说是以一场演讲会代替了闹洞房，演讲主题是男女平等问题。这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尤是“再嫁”“离婚”等字眼都是极其新潮的。今人结婚，已经非常世俗化了，都已经有唱堂会的趋势，甚至有领导讲话的程式。
男女平等如果光是停留在理论上，那还不算什么。蔡先生的可贵，在于由理论付诸行动。
不缠足又通诗文，于是才有了这一段婚姻。可惜还是红颜薄命。蔡黄生活了二十年之后，黄夫人又不幸去世了。后来蔡先生写了相当感动的悼文《致亡妻》，开头一段即是——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
感动，但不等于就过单身生活了，这个也要面对现实。所以蔡先生也还有第三段婚姻。
蔡先生的第三段婚事，是在他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这个喜欢开诚布公的男人，再次开出了自己的三个条件——
第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
第二年龄略大；
第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看得出要求越来越高，其实也是越来越现实了。如果说“蔡五条”有着反封建的因素，那么这一次的“蔡三条”民主的因子更多了。
这一回最终走进蔡先生生活的是一位叫周峻的女子，她比蔡先生小24岁，但当时也已经33岁了，未婚，曾是蔡先生执教过的上海爱国女校的学生，周女士对蔡先生一直有着崇敬之心。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仪式，一时成为美谈。婚后十天，蔡周相偕出国，蔡夫人在德国汉堡攻美术，后创作一倾心之作《蔡元培半身像》。蔡先生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七年。蔡夫人相夫教子，琴瑟和谐。后来我看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回忆文章中说到，1932年他们请蔡元培夫妇在上海大东酒楼吃饭，周夫人有一口杭州话音，而各种资料上说蔡女士是南京人，所以这个没办考证了，或许是盛佩玉记忆有误。1940年，蔡先生病逝于香港。
关于老夫少妻的模式，文人大家中也有不少。张爱玲后来嫁给大他29岁的美国作家，浙江江山才女毛彦文（即让吴宓苦追了一生的那个女人），后来在37岁时嫁给66岁的熊希龄先生（湘西人，做过民国的总理）。从这两例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老男人不可靠。因为他们活不了多长时间，而老男人呢以为娶个少妻可以滋阴壮阳，没想到仅有的一点元气很快就要丢光的。
而如果光从婚恋看其个性，蔡先生还真是喜欢办事情的制度化公开化和透明化的。这样的人做校长，一定是把规矩会订得好好的。实际上民国就是一个讲规矩的时代，虽然后来革命破坏了规矩，但却无法再建立一个更好的规矩，大学如是，国家也如是，因为执政者多是造反派出身，执政了之后又不讲规矩了，当然这是另一范畴里的事情了。
当笔者说蔡元培是个源头，说他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家，讲到他对陈独秀的宽容，请注意这只是蔡先生的一面，其实他还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人，比如他也请鲁迅到北大当老师，但因为鲁迅也是没有什么文凭的，所以鲁迅只能当讲师，包括在女师大，以及后来的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可以说鲁迅是是个终身讲师。而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他也开除过那些有学术声望但道德败坏的教授，所以当我们说为有源头活水来时，蔡先生其实还是扛着黑暗的闸门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水，什么时候得死死的扛着。
唯有扛着，中国才有希望。这样扛着黑暗的闸门的，有蔡元培，有鲁迅，有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依然有用刺刀和炸弹的，而作为民主的刺刀科学的炸弹，蔡先生可谓也是中国第一人，这真是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含义所在。
绍兴以秋瑾为荣，中国以女侠为荣，但绍兴和中国也应以秋瑾为耻，而且这个耻也应该永远延续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脸上或变成城雕，但应该像鲁迅在桌上刻一个“早”字那样，铭在我们的心中，否则我们还是没有希望的。
我曾经在填各种表格的“籍贯”一栏里，纠结过好长时间，究竟是填绍兴还是杭州呢？
明明白白的，我父母和祖父祖母都是绍兴孙端人，爷爷家到外祖父外祖母家也不超过五分钟，印象中也就隔了几个大台门，那是我从快乐奔向另一个快乐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填绍兴是理所应当的，只是后来要跟人解释半天也麻烦。也有人跟我开玩笑，让我说几句绍兴话试试看，这个时候我的表情虽不像孔乙己般的尴尬，但也跟问我“知不知道朦胧诗是怎么回事”是一样的，而真到接近乡音未改鬓毛衰的年纪，对血脉和基因中的某些东西又多了些认同和归依，因为我知道，田园将芜，故乡不再，这不是因为战争，而是比战争更为迅猛和惨烈的革命和建设。这个时候我笔下的绍兴二字，一定不是高楼大厦以及类似的国际广场什么的，因为这你比不过美国甚至比不过迪拜，作为故乡的绍兴，它一定是小桥流水霉干菜，秋瑾鲁迅蔡元培。这里除了感慨之外，我也还得解释，我还得倒出不少掌故。就我的兴趣来说，我已经不好卧薪尝胆、王羲之以及徐文长这一口，我只是觉得民国这一坛陈年黄酒，就足够我喝的了。
说起绍兴的名家志士，动刀动枪的，就有王金发、陶成章、徐锡麟、秋瑾、陈伯平这一路的，他们真正是我以我血荐轩辕。想到这些先烈，谁敢说绍兴人只好幕僚师爷刀笔吏？而文的一路，邵力子、经亨颐、许寿裳、周氏兄弟、刘大白、孙氏兄弟，仔细一探文脉来路，似乎都跟蔡元培有所关联，有人甚至说出“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鲁迅”这样的话语，把话都说绝了，其实鲁迅生前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倒是其学生兼妻子的许广平还是心存感激的，在《鲁迅全集》终得出版之际，她曾这样撰文道——“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说“一生深蒙提掖”，这是何等重的话语啊，一个大师提掖另一个大师，这本来就是佳话。
扯远了说，蔡元培早年是文武都来的，两手抓两手都硬的。反清的时候，他曾是个暴力革命的信徒，研制炸药，企图用炸弹炸掉黑暗的旧中国；其言其行，甚为前卫。蔡元培还曾是上海光复会的首任会长，而同乡陶成章即是副会长，所以这个源头也是可以算在蔡元培身上的。而光复会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暗杀会，后来因孙中山先生的建议而合并同类项又成立同盟会，孙先生是职业革命家，这一点蔡先生跟他还是有区别的。
只是后来蔡先生才觉得要用科学和教育来救中国和建中国，于是遂成一代大师。这个当年的翰林，是从旧堡垒中杀出来的，现在我们来看那个时代有成就的人，无不是从旧体制中出来的，萧山的沈定一也是这样，都是做着清朝的官，然后就起来反清了，这不像徐锡麟，是早有图谋潜伏在清府里的。其实你看袁世凯又何尝不是呢，虽然他最后是称过帝，但我以为还是不能否定他前面的革命行为，不能说他一开始革命就是为了称帝的。但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探讨救中国的路子，没有哪一个人能做总设计师的，都在淌在石头过河，有些是淌着淌着倒下了，有的是偏航或掉头上岸了。那个时候当然也允许有各种路子的存在，更不能是胜者为王败者寇。我们一直来好给人贴标签，喜欢简单化符号化，把复杂的事情给简单化，然后又把简单的事情给复杂化。
我曾经看过不少写蔡元培早年的文章，比如周作人，比如曹聚仁，他们文中都说蔡元培早年是个怪才，这个怪在绍兴城里的读书人那里都似有所闻，好像是说他写的八股文也跟人不一样，但再怎么不一样，那也是八股文呀，且也得有人欣赏才好。这也就是说在那个体制里，还是允许读书人怪一点的，这在今天叫作特立独行。请注意，蔡元培1892年在参加殿试策论的文章题目是叫《西藏的地理位置》。这一百年前似乎还没有《国家地理》的杂志吧，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有全局胸怀，大约是做不好这篇文章的，虽然他做的也是八股文。说白了，八股文只是一种形式，而今天之八股，则完全是一篇篇正确的废话，这就是指内容，就是内容上基本不讲人话，真不知这些官员跟老婆和情人孩子是不是也这样说话的。
这里有个例证，是说蔡先生在1896年回绍兴居住时，阅读的书籍就有——
1月30日，阅《日本史略》，彼国阿波冈本监甫著（笔者注：原文如此）……
《日本师船考》，沈敦和（仲礼）著。
《盛世危言》，香山郑观应（陶斋）著。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
2月2日，阅《电学源流》、《电学纲目》、《电学入门》、《电学问答》。
2月5日，阅《光学量光力器图说》毕。10月10日，阅梁卓如“《西学书目表》，区书名，撰译人，刻印书，本数、价直、识语六品，甚便翻检。识话皆实。”至梁著“《读西学书法》，则取识语，演简为繁耳。末篇立意本正，而窜入本师康有为悖谬之言，为可恨也。”（出自《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谢德铣先生的文章《蔡元培先生在绍兴》）
在旧体制中浸淫多年，尤其经历了甲午海战的惨败，蔡元培一定是觉得他所经营的那些文字苍白无力，当时他在是官府里的职位叫编修，相当于一个史官吧，他发现自己做不了司马迁的，因为要编撰的全是国家和同胞被欺侮之事，那时的中国也一定叫泱泱大国的。那个时候蔡元培就开始读那些国外的书以及科学常识类的书，那就是希望看得更远更深，所以他后来把目光投向了德意志，投向了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后两者从大概念上也都属于哲学范畴的。
而蔡元培真要去德国留学，则要到1907年，这一年他已经是41岁了，而且在德国还得学语言，还要当家庭教师，这是很不容易的，不像鲁迅他们是早早去了日本。在今天40岁上下的这个年纪是不少有钱人刚刚开始办投资移民，而且移出去之后不管换不换太太，一般也都还要梅开二度，再生个孩子的。孩子一多，父母的责任也就重了，有责任脾气也会好一点，所谓父性母性都是人性。
特别要注意的是，1907这一年又恰是皖浙起义徐锡麟秋瑾被砍头的年份，这是标志性的一年。我没有考证过，是蔡先生出国在先，还是烈士捐躯在前。这一年清政府终于废了科举制，这在今天看来至少算是教育体制改革吧，动作够大了吧，这就大大动摇了千年以来的官僚选拔制度。四年之后，皇帝垮台了。即使垮台，还得说清政府其实还是很了不起的，腐败是一个方面，末日的政府没有一个不腐败的，但那至少已经看到了腐败，也至少已经在刮骨疗伤了。
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蔡元培既是早慧的，同时又是大器晚成的，这叫起大早赶晚集，好在他是赶上了。或许也是外来和尚好念经，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回来以16比1的票数战胜黄兴做了首任大总统，蔡先生回来则做了首任教育总长，本来据说这个位子是章太炎先生的。如果是太炎先生做教育总长，我估计浙籍的不少学子，如周氏兄弟也会得到提掖的，因为他们有不少都是章在日本讲学时的忠实信徒。倒不像鲁迅和蔡元培之间，反倒是要许寿裳出面说情的。所谓近乡情更怯是也，这个近既是地理上的，又是心理上的。
也可能是早年的那些经历以及后来在德国的游学，才决定了蔡元培先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人，特别是他在执掌北京大学时，新派和旧派他都要，只要你有真本事，他既可以让陈独秀当文科学长，也能让辜鸿铭留着辫子上讲台，当然他更是欢迎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所以称蔡元培为北大之父是不为过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陈独秀，当然也就没有《新青年》……如果照此推论下去，那变成就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了。呵呵，打住打住。
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跟今天的党不完全是一回事情，早期的党不是执政党，就是在党首陈独秀身上，毛病也很多，而大家都知道，比如有人说他家长制，比如我们的浙江老乡陈望道就忍受不了他的家长作风便愤而退党；再比如说陈独秀爱喝花酒，行为不检，这种事情蔡元培也不是不知道，而蔡先生又是一个自律甚严的人，还组织参加了一个叫道德推进会的，他老人家是身体力行不嫖不赌不纳妾的，但是他能容忍陈独秀这样的人，这说明他深知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甚至是人性的黑暗，这就是一个大师跟一个政治家的区别所在，政治家知道人性的黑暗之后，就用更黑暗来对付黑暗，所谓我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而一个文人一个大师很可能是在黑暗的环境里还是捧着一颗红色的心。
因为爱才，他在聘请陈独秀做文科学长时还替陈伪造学历。当时的套路是这样的，北大校长是民国总统黎元洪任命的（这应该是一个脾气不错的总统），而北大的中层干部却是要上报教育部批准的。蔡元培喜欢陈独秀啊，但是陈又没有拿得出手的学历，他是去日本的东京高师和早稻田大学读过书，但都没有文凭的，陈也的确是跟人倡办过安徽高等学校和芜湖公学等，但他都不是校长啊，然而蔡元培竟然把陈说成了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职……这么一来教育部自然是OK了，所以这个清朝的老翰林其实各种路子都会来的，这就是爱才如命啊，所以他也不只是提掖绍兴人浙江人，他是要提掖一个时代。
而且蔡元培还有一个特点，他是真敢辞职的，他一生的辞官数次可谓多矣，稍有不满或是遇到原则问题，他就辞职不干了。因为他深知，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哪像今天，体制内的人有几个是敢砸自己饭碗的？所以我们虽然在饭桌上吃着体制的骂着体制的，但不管有没有酒醒，谁敢说老子不干了？尤其是当年的大学校长和教授们，一部辞官辞职史，那就是民国风骨啊。但我也并不是说，大学生就不要进体制了吧，因为这不现实啊，不一定一毕业就宅在家里做IT业，还是要在体制中体验一下，如果水深火热，那你走吧，这还是有好处的，背负着滴血的荆棘，或许让你走得更远。或许我的观点已经悖时了，有人说没有枷锁岂不更轻松吗？或者说体验到了春暖花开，青蛙跳进温泉里，那也是没办法的呀。
一个只讲轻松的时代，是能写进史记的吗，最多是滑稽列传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才是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是从清朝来的，绝不只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的。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活水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同时我们别忘了，还有一个美先生，蔡先生是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因为他深知中国人不讲宗教，虽然民间信奉菩萨，但那更多的还是现实的需要，中国需要审美的教育，这便也有了后来的西湖艺专，即浙江美术学院，即今天的中国美院。
而所谓源头，其实有比改造北大更早的事情。1915年6月，蔡元培就和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在法国提倡勤工俭学，希望以此组织帮助更多的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才去法国的。这也等于说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了那么多的先进分子。当然那个时候党派林立，包括好多信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也都是海归。
如果说民国有个绍兴帮，那么这个帮主无疑就是蔡先生。
民国史上，要找出比蔡元培口碑更好的人，似乎找不出第二个来的。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他评价都甚高。由此可见，一个人的行为还是可以超出党派利益之争的，因为如果要说起利益，那蔡先生也属国民党元老派的，而元老派在反共问题上似乎比年轻一派更为激烈的，但我们现在很少再提包括蔡元培在内的这些元老遗事了，只是抓住几个像沈定一的人不放，以为他手上有共产党人的血，这实在是有待时间来澄清的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说起蔡元培，也还是很关心这位老翰林老校长的个人私生活的，前面说过他对自律甚严，但他后来也娶自己的学生为第三任妻子，这又说明他还是颇为前卫开放的。
蔡先生的第一任夫人王昭，是媒妁之言的结果，那时的蔡先生也有大男子的作派，要妻子对他言听计从。而据说王昭有洁癖，而蔡先生是诗人气质，所以俩人的小摩擦是没有间断过的，但是蔡先生毕竟很早就接触新思想了，那时他已经在考虑女权问题了，决定要身体力行，于是在1900年，他就写出了《夫妻公约》，拟在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于是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才慢慢趋于缓和。但是笔者没有看到过此公约的原文。也就在1900年，夫人王昭因病离开了人世。
王昭离世，意味着把位置让给了后来者，那一年蔡先生才33岁。搁在今天，在父母眼里还是叫男孩子，大多还在啃老做房奴讨生活呢。
那个时候的蔡先生自然是金牌王老五，他也不用上什么《非诚勿挠》节目的，媒客们便踏破门槛。蔡先生不胜其烦，于是对未来妻子及夫妻关系开出了五项原则条件——
第一识字；
第二不缠足；
第三男子不娶妾；
第四女子在夫死后可再嫁；
第五夫妇意见不合即离婚。
消息传开来，就像听到炸弹爆炸一样，媒人们纷纷作落花流水逃窜状。
今天我们来看这五项条件，前两条针对女性，不算太高，但就蔡元培来说，这似乎是必要的条件了；第三条针对自己，算是对女方的承诺。四五两条。第四条放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事情，也看出了蔡先生的开明。而第五条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一重磅炸弹。一个“即”字，透出蔡先生的性格。当然这在今天也行不通啊！不过在蔡先生看来，因为有前四条的铺垫，这第五条如果真要践行那也是水到渠成的。
我们不妨用两岸关系的专业术语，可将蔡先生的这五条征婚条件，称为“蔡五条”。
这也一定是在跟王昭婚姻的基础之上得出的，而且跟当时的世风完全有关。男人娶姨太太和纳妾，在当时的名人中比比皆是，特别是生于晚清的这一批人当中，但是蔡先生敢于自断后路，要知道那时还不是民国还是晚清呢。
鲁迅和许广平，因为鲁迅有妻朱安，且一直活着，又没有离婚，所以他们的关系只能称作是同居，这恰恰是考虑到了名分问题。徐志摩死后，陆小曼几十年如一日，在志摩像前给他放一束鲜花，但是他跟那位翁瑞午也是同居的，但是先决条件就是，你不能离了糟糠之妻。
后来成为蔡夫人的还是他自己去觅来的，夫人叫黄仲玉，善工笔。是蔡先生从朋友家中先观其画，然而四处打听才觅得的。
1901年11月22日，蔡元培先生和黄仲玉在杭州結婚，婚礼是别开生面的，据说是以一场演讲会代替了闹洞房，演讲主题是男女平等问题。这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的。尤是“再嫁”“离婚”等字眼都是极其新潮的。今人结婚，已经非常世俗化了，都已经有唱堂会的趋势，甚至有领导讲话的程式。
男女平等如果光是停留在理论上，那还不算什么。蔡先生的可贵，在于由理论付诸行动。
不缠足又通诗文，于是才有了这一段婚姻。可惜还是红颜薄命。蔡黄生活了二十年之后，黄夫人又不幸去世了。后来蔡先生写了相当感动的悼文《致亡妻》，开头一段即是——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
感动，但不等于就过单身生活了，这个也要面对现实。所以蔡先生也还有第三段婚姻。
蔡先生的第三段婚事，是在他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这个喜欢开诚布公的男人，再次开出了自己的三个条件——
第一本人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
第二年龄略大；
第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看得出要求越来越高，其实也是越来越现实了。如果说“蔡五条”有着反封建的因素，那么这一次的“蔡三条”民主的因子更多了。
这一回最终走进蔡先生生活的是一位叫周峻的女子，她比蔡先生小24岁，但当时也已经33岁了，未婚，曾是蔡先生执教过的上海爱国女校的学生，周女士对蔡先生一直有着崇敬之心。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和周峻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仪式，一时成为美谈。婚后十天，蔡周相偕出国，蔡夫人在德国汉堡攻美术，后创作一倾心之作《蔡元培半身像》。蔡先生则在上面题诗一首唯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
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七年。蔡夫人相夫教子，琴瑟和谐。后来我看邵洵美夫人盛佩玉的回忆文章中说到，1932年他们请蔡元培夫妇在上海大东酒楼吃饭，周夫人有一口杭州话音，而各种资料上说蔡女士是南京人，所以这个没办考证了，或许是盛佩玉记忆有误。1940年，蔡先生病逝于香港。
关于老夫少妻的模式，文人大家中也有不少。张爱玲后来嫁给大他29岁的美国作家，浙江江山才女毛彦文（即让吴宓苦追了一生的那个女人），后来在37岁时嫁给66岁的熊希龄先生（湘西人，做过民国的总理）。从这两例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老男人不可靠。因为他们活不了多长时间，而老男人呢以为娶个少妻可以滋阴壮阳，没想到仅有的一点元气很快就要丢光的。
而如果光从婚恋看其个性，蔡先生还真是喜欢办事情的制度化公开化和透明化的。这样的人做校长，一定是把规矩会订得好好的。实际上民国就是一个讲规矩的时代，虽然后来革命破坏了规矩，但却无法再建立一个更好的规矩，大学如是，国家也如是，因为执政者多是造反派出身，执政了之后又不讲规矩了，当然这是另一范畴里的事情了。
当笔者说蔡元培是个源头，说他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家，讲到他对陈独秀的宽容，请注意这只是蔡先生的一面，其实他还是一个宽严相济的人，比如他也请鲁迅到北大当老师，但因为鲁迅也是没有什么文凭的，所以鲁迅只能当讲师，包括在女师大，以及后来的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可以说鲁迅是是个终身讲师。而在蔡元培治下的北大，他也开除过那些有学术声望但道德败坏的教授，所以当我们说为有源头活水来时，蔡先生其实还是扛着黑暗的闸门的，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放水，什么时候得死死的扛着。
唯有扛着，中国才有希望。这样扛着黑暗的闸门的，有蔡元培，有鲁迅，有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依然有用刺刀和炸弹的，而作为民主的刺刀科学的炸弹，蔡先生可谓也是中国第一人，这真是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含义所在。
绍兴以秋瑾为荣，中国以女侠为荣，但绍兴和中国也应以秋瑾为耻，而且这个耻也应该永远延续下去，倒不一定刻在脸上或变成城雕，但应该像鲁迅在桌上刻一个“早”字那样，铭在我们的心中，否则我们还是没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