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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历尽风霜“苦菜花”——访电影《苦菜花》中娟子的原型冯德清
关于《苦菜花》，我所了解的仅限于小说和电影。而且，多年来，我也一直把她当作文艺作品来理解。欣赏的时候，激动不已，甚至热泪盈眶。放下书卷，离开影院，所有的这一切便也很快就云消雾散了。文艺，能给人的，一般说来，也不过如此。
然而，这次到山东，我所获得的感觉却久久地萦绕着我，让我激动，也令我沉思。
先是在海阳县，我采访全国著名女民兵英雄孙玉敏，告别的时候，老人家对我说：“你还可以去找找娟子，就是《苦菜花》里的那个娟子！”
于是，我来到乳山市。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说：“这位革命老人确实还在，大家也经常叨念她！只是具体地址不大清楚，你可以去她的老家冯家镇打听打听！”
晚上，我住在市政府招待所。饭后，随便与当地几位老人闲谈，他们对“娟子”的评价都很高，有人说她谦和，有人说她朴素，有人甚至还能说出一两段她当年的革命故事。
莫非真地有“娟子”这样一个人？次日，我来到当地的一个图书馆，找出《苦菜花》，果然，在作家冯德英写的后记里，有这样几段话：
“一声春雷，共产党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拯救垂危的祖国……我的家庭在党的教育下，立即投入了革命高潮中。我的大姐、哥哥相继参加了革命。”
“我当时虽然年幼，但是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生长在被敌人称为共产党的‘干部窝’、我党干部谓之‘招待所’的家庭中……”
“作为艺术形象，书中的人物是根据现实生活集中概括而成的，但几乎所有人物都有一定的模特为蓝本。我家里的亲人和参加当时当地斗争的同志看过这书后，都说感到亲切，并能数出不少书中的人物是生活中的某人某人……”
接着他又写道：“有了生活才能谈到创作，对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怀疑的，无须赘述。”“我只是把自己亲身经受过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说的形式，一页一页记下来……”
那么，冯德英的家庭是怎样一个家庭呢？
冯家镇的党委副书记李云俊作如下介绍：“冯家兄妹五个。姐姐老大，叫冯德清，现已离休，住在烟台。老二冯慕，是冯德英的哥哥，后来在哈尔滨电力学校当校长。老三就是冯德英了。他下边一个妹妹和一弟弟，妹妹叫冯秀莲，现在北京经济研究所，弟弟叫冯德盛，现在省农科院工作。全家除了小弟弟当时年纪小之外，其余都参加了革命，属于堂堂正正的革命家庭。冯秀娟就是以大姐冯德清为原型塑的。”
在烟台市庆安里的胡同里，我寻找冯德清老人的住处。随便问一个中年男子，那人“噢”了一声，自告奋勇地带我去找，边走边对我说：“那真是个好老太太，待人特别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可这位老人至今还住在狭窄的平房里，连自来水也没有，老人家每天要提着水桶到50米外的马路边去提水，再把污水提出去倒在马路边的下水道里，政府真应该给这样的人解决房子问题。人家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哪！”正走着，迎面走来一位老太太，中年男子对我说她就是“娟子”。
但老人自己却不愿承认。
“我不是娟子，小说电影那是艺术加工，这你做记者的比我明白。我也没有啥说的，不过你大老远来的，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老人讲话的语气很沉静，黑瘦而端庄的面孔上几乎绝少有笑意，但却流露出惊人的刚毅，这大概就是她的气质。
“这是一位饱经风霜而又摧不垮的老人！”我在心里私下这样判断。
“害！”老人家长叹一声，用带有几分思索的语气说道：“我有个孙子叫姜楠，那天，突然问我：‘奶奶，是日本人好还是中国人好？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他是我的孙子，而且是个中专生了，竟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看来传统教育不搞是不行的！”
说到这里，老人又不讲了。沉默了许久，她终于轻描淡写地讲了一点她当年的革命经历。
“我家是佃户出身，佃户你懂吗？在我们那里，也就是最穷的人家。我们家当时给她主看山，过着很穷很穷的日子。过去不是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吗？我们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来了，我们的日子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在离我们家乡15里的地方建立了据点，三天两头就出来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穷人简直没有了活路了。这时，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抗日，只有反抗，才能有活路。那时，我才20左右岁，我觉得共产党的话在理，不反抗就是死路一条。于是，我就参加了革命，那时穷人一般都参加革命，都觉得跟着共产党有希望。1942年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不懂得什么是党章、党纲，只是凭着一种抗日的热情去干工作。我只知道，我是代表穷人去干，给穷人干，而共产党是咱穷人的党，我就是要听党的话，党让咋干就咋干。后来，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我爱人，当时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姜吉成，他对我影响最大，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后来，我在区里做妇救会工作，为八路军筹军粮、做军鞋、做军衣。针对敌人的扫荡，我带领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实行空舍清野，搞反扫荡。那时，我们的热情真高呀，穷人没有不同意起来抗战的。我们党内有纪律，对参加革命的事，实行保密，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我的事情家里不大清楚，可是，父母好像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他们都在暗中支持我。那时，穷人都愿意跟党走啊！党不是外人，党是咱穷人自己的！穷苦人就是这样认为。我的两个大弟弟一个妹妹，在我的影响下，也都投入到抗日的斗争中来了。同志们在我家开会，我的父母就给烧水做饭，身为儿童团员的弟弟妹妹，就站在门口给我们站岗放哨。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打鬼子、除汉奸、反扫荡，支援前线的八路军，把抗日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今天想起来，那段历史还是叫我激动啊！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不过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该干的。至于个人，那没有什么好讲的！1957年，我的二弟弟冯德英从武汉出差到济南，他当时在解放军文艺社，他来看我，说要写部书，写我，写咱家。我没有搭茬，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中国人嘛，抗击外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我还是共产党员呢！倒是我老伴姜吉成很支持他，鼓励他把那段斗争写下来。给后代人留下一点财富。后来，他就写了《苦菜花》，又拍了电影，我看了一次电影，倒是挺亲切、挺熟悉的。”
谈到姜吉成，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电影里娟子的丈夫区委书记姜永泉。
冯德清说到丈夫，流露出几分的伤感。
“解放后，我丈夫1952年任乳山县县委书记，后来又到地委做组织工作。后来又任烟台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当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还有我的父亲，因为我大弟弟冯慕被打成走资派，他老人家承受不了服毒自杀了。我个人也被打成‘特务’，挨批斗，劳动改造，也不知道为什么，革命了半辈子，反倒成了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后，经过学习才想通，是总根错了，我们才跟着受罪。但我现在不愿看表现‘文化大革命’的电视节目，看了心里不好受。”
老人还介绍说，她解放后一直在机关里做人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停止了工作，后来，不明不白地被调到市属企业做一般工作，职务也没恢复，一直在那里办理了离休手续。
老人有3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和小孙子在一起生活。当我问起老人的生活状况时，她说：“挺好！我虽然工资不高，从1952年定级一直到离休从未长过工资，但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历尽沧桑，但老人家对党的信仰依然如故。“党要建设好，反腐败要搞彻底，这样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就放心啦！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这是她在谈话中多次强调的观点，拳拳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冯德清老人经常和居委会的老姐妹一起工作，或执勤，或打扫卫生，问她为什么，她这样回答记者：“我是个老党员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呗。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老了，没了单位，就听从居委会的呗。”
老人对党、对人民如此的忠贞与痴情，我除了钦佩之外，还想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那种伟大而深刻的魅力。
然而，这次到山东，我所获得的感觉却久久地萦绕着我，让我激动，也令我沉思。
先是在海阳县，我采访全国著名女民兵英雄孙玉敏，告别的时候，老人家对我说：“你还可以去找找娟子，就是《苦菜花》里的那个娟子！”
于是，我来到乳山市。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说：“这位革命老人确实还在，大家也经常叨念她！只是具体地址不大清楚，你可以去她的老家冯家镇打听打听！”
晚上，我住在市政府招待所。饭后，随便与当地几位老人闲谈，他们对“娟子”的评价都很高，有人说她谦和，有人说她朴素，有人甚至还能说出一两段她当年的革命故事。
莫非真地有“娟子”这样一个人？次日，我来到当地的一个图书馆，找出《苦菜花》，果然，在作家冯德英写的后记里，有这样几段话：
“一声春雷，共产党领导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拯救垂危的祖国……我的家庭在党的教育下，立即投入了革命高潮中。我的大姐、哥哥相继参加了革命。”
“我当时虽然年幼，但是处在那样的时代环境里，生长在被敌人称为共产党的‘干部窝’、我党干部谓之‘招待所’的家庭中……”
“作为艺术形象，书中的人物是根据现实生活集中概括而成的，但几乎所有人物都有一定的模特为蓝本。我家里的亲人和参加当时当地斗争的同志看过这书后，都说感到亲切，并能数出不少书中的人物是生活中的某人某人……”
接着他又写道：“有了生活才能谈到创作，对这一点是绝对不能怀疑的，无须赘述。”“我只是把自己亲身经受过和熟知的事情，仿照小说的形式，一页一页记下来……”
那么，冯德英的家庭是怎样一个家庭呢？
冯家镇的党委副书记李云俊作如下介绍：“冯家兄妹五个。姐姐老大，叫冯德清，现已离休，住在烟台。老二冯慕，是冯德英的哥哥，后来在哈尔滨电力学校当校长。老三就是冯德英了。他下边一个妹妹和一弟弟，妹妹叫冯秀莲，现在北京经济研究所，弟弟叫冯德盛，现在省农科院工作。全家除了小弟弟当时年纪小之外，其余都参加了革命，属于堂堂正正的革命家庭。冯秀娟就是以大姐冯德清为原型塑的。”
在烟台市庆安里的胡同里，我寻找冯德清老人的住处。随便问一个中年男子，那人“噢”了一声，自告奋勇地带我去找，边走边对我说：“那真是个好老太太，待人特别好，一点架子都没有。可这位老人至今还住在狭窄的平房里，连自来水也没有，老人家每天要提着水桶到50米外的马路边去提水，再把污水提出去倒在马路边的下水道里，政府真应该给这样的人解决房子问题。人家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哪！”正走着，迎面走来一位老太太，中年男子对我说她就是“娟子”。
但老人自己却不愿承认。
“我不是娟子，小说电影那是艺术加工，这你做记者的比我明白。我也没有啥说的，不过你大老远来的，我一句话不说也不好。”
老人讲话的语气很沉静，黑瘦而端庄的面孔上几乎绝少有笑意，但却流露出惊人的刚毅，这大概就是她的气质。
“这是一位饱经风霜而又摧不垮的老人！”我在心里私下这样判断。
“害！”老人家长叹一声，用带有几分思索的语气说道：“我有个孙子叫姜楠，那天，突然问我：‘奶奶，是日本人好还是中国人好？是国民党好还是共产党好？’他是我的孙子，而且是个中专生了，竟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看来传统教育不搞是不行的！”
说到这里，老人又不讲了。沉默了许久，她终于轻描淡写地讲了一点她当年的革命经历。
“我家是佃户出身，佃户你懂吗？在我们那里，也就是最穷的人家。我们家当时给她主看山，过着很穷很穷的日子。过去不是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吗？我们家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来了，我们的日子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在离我们家乡15里的地方建立了据点，三天两头就出来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穷人简直没有了活路了。这时，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抗日，只有反抗，才能有活路。那时，我才20左右岁，我觉得共产党的话在理，不反抗就是死路一条。于是，我就参加了革命，那时穷人一般都参加革命，都觉得跟着共产党有希望。1942年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我不懂得什么是党章、党纲，只是凭着一种抗日的热情去干工作。我只知道，我是代表穷人去干，给穷人干，而共产党是咱穷人的党，我就是要听党的话，党让咋干就咋干。后来，在党的教育下，特别是我爱人，当时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姜吉成，他对我影响最大，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逐步懂得革命的道理。后来，我在区里做妇救会工作，为八路军筹军粮、做军鞋、做军衣。针对敌人的扫荡，我带领大家响应党的号召，实行空舍清野，搞反扫荡。那时，我们的热情真高呀，穷人没有不同意起来抗战的。我们党内有纪律，对参加革命的事，实行保密，叫做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子。我的事情家里不大清楚，可是，父母好像也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他们都在暗中支持我。那时，穷人都愿意跟党走啊！党不是外人，党是咱穷人自己的！穷苦人就是这样认为。我的两个大弟弟一个妹妹，在我的影响下，也都投入到抗日的斗争中来了。同志们在我家开会，我的父母就给烧水做饭，身为儿童团员的弟弟妹妹，就站在门口给我们站岗放哨。在党的领导下，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打鬼子、除汉奸、反扫荡，支援前线的八路军，把抗日工作搞得红红火火。今天想起来，那段历史还是叫我激动啊！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不过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应该干的。至于个人，那没有什么好讲的！1957年，我的二弟弟冯德英从武汉出差到济南，他当时在解放军文艺社，他来看我，说要写部书，写我，写咱家。我没有搭茬，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写的。中国人嘛，抗击外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更何况我还是共产党员呢！倒是我老伴姜吉成很支持他，鼓励他把那段斗争写下来。给后代人留下一点财富。后来，他就写了《苦菜花》，又拍了电影，我看了一次电影，倒是挺亲切、挺熟悉的。”
谈到姜吉成，使我很自然地想起了电影里娟子的丈夫区委书记姜永泉。
冯德清说到丈夫，流露出几分的伤感。
“解放后，我丈夫1952年任乳山县县委书记，后来又到地委做组织工作。后来又任烟台市政协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当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还有我的父亲，因为我大弟弟冯慕被打成走资派，他老人家承受不了服毒自杀了。我个人也被打成‘特务’，挨批斗，劳动改造，也不知道为什么，革命了半辈子，反倒成了革命的对象。‘文化大革命’后，经过学习才想通，是总根错了，我们才跟着受罪。但我现在不愿看表现‘文化大革命’的电视节目，看了心里不好受。”
老人还介绍说，她解放后一直在机关里做人事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停止了工作，后来，不明不白地被调到市属企业做一般工作，职务也没恢复，一直在那里办理了离休手续。
老人有3个儿子，3个女儿，现在和小孙子在一起生活。当我问起老人的生活状况时，她说：“挺好！我虽然工资不高，从1952年定级一直到离休从未长过工资，但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还是很幸福的。”
虽然历尽沧桑，但老人家对党的信仰依然如故。“党要建设好，反腐败要搞彻底，这样的话，我们这些老同志就放心啦！我们没有什么别的要求！”这是她在谈话中多次强调的观点，拳拳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冯德清老人经常和居委会的老姐妹一起工作，或执勤，或打扫卫生，问她为什么，她这样回答记者：“我是个老党员了，党叫干啥就干啥呗。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老了，没了单位，就听从居委会的呗。”
老人对党、对人民如此的忠贞与痴情，我除了钦佩之外，还想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那种伟大而深刻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