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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巾帼暮年壮心不已——访电影《海霞》中海霞的原型汪月霞
3月中旬的一个傍晚，在温州市市区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记者敲开了汪月霞的家门。
老英雄，并不见多少老态，1米63的身材，略显微胖，腰板却是直直的，黑红的肤色，圆脸，凤眼，烫着齐耳短发，这精神状态极易令人忆起她“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当年，难怪陪同的温州市政府老干部项治国由衷感叹：“汪大姐风采不减哪！”
“别看我是快60的老太婆，可我还能端起半自动枪打出10环呢！”
记者被她这勃勃的英气感染了，那由小说和电影培养起来的对她的景仰与神秘感，并没有因为拉近距离而消失。
环顾这个三室一厅的“厅”。记者不禁生出一点惊诧。白色的墙皮已呈灰黄并开始剥落，裙围刷的是东北百姓人家二十几年前喜欢刷的蓝漆，没有地毯，也没有地板，只有一台小彩电，在厅里显示着微弱的现代气息。这难道就是一位市人大副主任的家吗？
“我倒并不觉得寒酸！干部的家就一定要豪华，一定要奢侈吗？”汪月霞这样回答我的疑问，“我认为党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从一个贫苦的渔家女，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都是党和人民培养，我不能做一丝一毫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往高里说，这是党性，往低里说，这是良心，这些年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我在洞头县当过十几年的县长，县委书记，我敢说，我没有利用职权办过一件私事，我的老伴，我的一双儿女，他们都没有借过我什么光，我老伴始终是一个普通的渔民，我的孩子也都是普通的工人。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上级来检查工作，我都拿自己的钱招待他们。我这样做，图的就是良心上的舒服。”
接着，她讲起了往事。
“我是1937年出生的，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有阶级矛盾，又有民族矛盾，加之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真如三座大山压在劳苦人民的头上。我的家乡洞头岛，作为温州沿海的一个小岛，那更是暗无天日。岛上渔民比一般大陆上的人要苦得多，没有吃，没有穿。那时，大陆上的姑娘赌咒，常常要说，谁要怎么样怎么样，将来就要嫁到岛上去，岛上的地很少很少，惟一的生计就是捕鱼，又受渔霸、海匪和国民党的盘剥。那时，一条小船，要办12个牌照，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年到头，算来算去，渔民自己啥也剩不下。我家拿不起牌照钱，我父亲就和另外几个穷哥们儿到坎门岛去捕鱼，那地方没有人烟，离兵匪渔霸远一点，自己可以多赚点，但要偷偷摸摸地搞，不然，让人家知道了免不了还要一场灾难。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很不好过呀！我10岁就到海边去挖海蛎，搞了一点点，第二天到市场上去卖，换点白米吃吃，那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不能再穷的渔家，还要经常受到从前线溃逃下来的国民党匪兵的骚扰，他们抢这抢那，刮地皮一样，真是受不了。那时，我们穷人都说解放军好，天天盼着他们来解放咱们，可是，洞头岛这个地方却是解放得最晚。1949年、1951年、1952年，这三年解放了三次，最后一次才算是最后解放。记得那是1952年农历十二月十五，那天，战斗打得特别激烈，一直打到夜里10点多钟才算平息，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国民党兵都跑光了，解放军真地来了。那时，我才14岁，我激动得一边哭，一边在大街上疯喊：‘乡亲们，兄弟姐妹们，解放军来了，我们解放啦！快开门吧，给亲人烧水烧饭哪！’我那个高兴劲啊，今天想起来还直掉眼泪。当年我就带领姐妹们报名参加民兵连，组成一个女子民兵排。你可能要问，一个14岁的孩子懂得什么？说实话，当时就是凭着一个贫苦的渔家女对新政权的深厚感情，就是觉得咱穷人有了自己的天下，说啥也不能让反动派给颠覆了，就是把命搞丢了，也要去保护。那时刚刚解放，前线十分紧张，特别是我们洞头岛，离台湾非常近，划小船只需一个夜晚就能到达。因此，我们这里的敌情特别多，常有蒋匪特务登陆搞破坏。被打跑的伪保长陈占鳌、海匪黑风这些人，也经常回来捣乱。所以，当时不搞军民联防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民兵和解放军一起站岗、放哨、修战壕，把海岛建成攻不破、打不垮的铜墙铁壁。1958年，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岛上的民兵连更加壮大起来。当时，我考虑男人经常出海，岛上实际只有一个女子民兵排在工作，所以，就想组建一个女了民兵连。恰好1960年，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我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毛主席非常欣赏我的建议，不但与我合影，而且还奖给我一把枪。女同志出来当民兵，一些家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不体面，有公婆阻挠的，有父母干涉的，就像你们看的那部电影里描写的一样，但是姐妹们硬是顶住了压力，120人的女子民兵连成立了。当时，蒋介石天天叫嚣要返攻大陆，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白天劳动，晚上巡逻，没有一天睡好觉。我们抓获了一批又一批台湾特务，陈占鳌、黑风这些人也被我们镇压了。所以，中央领导、南京军区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女子民兵连，并把我们树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毛主席三次接见我，鼓励我把女子民兵连的事情办好。后来南京军区的作家黎汝清来岛上采访我，和我一起工作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出了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由于你们辽宁的刘兰芳在电台播讲，还引起了一点轰动。1968年，谢铁骊又来搞电影，演员吴海燕也来体验生活，他们在洞头岛拍了些镜头，后来嫌洞头的海滩小，就到福建去拍了。电影拍成以后，‘四人帮’硬说违背‘三突出’原则，不让放映。特别是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秉承江青的旨意将一场艺术之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把导演谢铁骊整治了22个月。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并作了批示，电影《海霞》才得以公映。”
记者问：“您在这场风波中有没有受到冲击？”
“怎么没有？造反派乘机冲击民兵连，说我是假典型，就连毛主席奖给我的枪也说成是黑枪。他们一天批斗我好几场，毒打我，从楼上推到楼下，这就是1972年的事情。其实，他们是想以我们女子民兵连为突破口，搞南京军区，进一步搞垮许世友同志。他们要我站出来揭发许世友，被我拒绝。后来，我躲到南京军区司令部14个月，造反派又预谋到南京抓我，但他们只是说说，没有敢去。1976年，我回到温州，由于不肯说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由于替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学生们说几句公道话，又被他们把右腿给打折了。那真是人妖颠倒的年代！”
说到这里，她拿出珍藏的照片给记者看，有与毛主席的合影，有与邓小平及其亲属的合影，还有与迟浩田夫妇的合影。
记者问：“现在岛上还有民兵吗？”
“当然有！跟过去一样，站岗、放哨，去年还抓走私罪犯！我是1984年离开海岛，调到市里当人大副主任的，去年退休。我现在还经常回岛上，岛上老姐妹们也经常来看我，现在岛上成立了女子民兵连纪念馆，为的是教育后代孩子们。”
“汪老，您对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形势怎样看？”
“当然是好的，温州的发展多快呀！当年那么多人流血牺牲，不就是为大家能过上好日子吗？但是我们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我非常赞成党中央的反腐败斗争。经济发展了，可是，我们有些干部却倒在了金钱里。群众有意见，而且大得很。前段时间，我真替国家担心，怕让腐败分子给搞坏了。现在好了，终于开始割这些毒瘤了。这我就放心了，作为老同志，我就是盼望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我今年58岁了，可我觉得身体还行，有机会我还要走向社会，再为国家献把力气！”
老英雄，并不见多少老态，1米63的身材，略显微胖，腰板却是直直的，黑红的肤色，圆脸，凤眼，烫着齐耳短发，这精神状态极易令人忆起她“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当年，难怪陪同的温州市政府老干部项治国由衷感叹：“汪大姐风采不减哪！”
“别看我是快60的老太婆，可我还能端起半自动枪打出10环呢！”
记者被她这勃勃的英气感染了，那由小说和电影培养起来的对她的景仰与神秘感，并没有因为拉近距离而消失。
环顾这个三室一厅的“厅”。记者不禁生出一点惊诧。白色的墙皮已呈灰黄并开始剥落，裙围刷的是东北百姓人家二十几年前喜欢刷的蓝漆，没有地毯，也没有地板，只有一台小彩电，在厅里显示着微弱的现代气息。这难道就是一位市人大副主任的家吗？
“我倒并不觉得寒酸！干部的家就一定要豪华，一定要奢侈吗？”汪月霞这样回答我的疑问，“我认为党和人民给我的已经够多了，我从一个贫苦的渔家女，能够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都是党和人民培养，我不能做一丝一毫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往高里说，这是党性，往低里说，这是良心，这些年我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我在洞头县当过十几年的县长，县委书记，我敢说，我没有利用职权办过一件私事，我的老伴，我的一双儿女，他们都没有借过我什么光，我老伴始终是一个普通的渔民，我的孩子也都是普通的工人。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上级来检查工作，我都拿自己的钱招待他们。我这样做，图的就是良心上的舒服。”
接着，她讲起了往事。
“我是1937年出生的，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最黑暗的年代，内有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既有阶级矛盾，又有民族矛盾，加之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真如三座大山压在劳苦人民的头上。我的家乡洞头岛，作为温州沿海的一个小岛，那更是暗无天日。岛上渔民比一般大陆上的人要苦得多，没有吃，没有穿。那时，大陆上的姑娘赌咒，常常要说，谁要怎么样怎么样，将来就要嫁到岛上去，岛上的地很少很少，惟一的生计就是捕鱼，又受渔霸、海匪和国民党的盘剥。那时，一条小船，要办12个牌照，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年到头，算来算去，渔民自己啥也剩不下。我家拿不起牌照钱，我父亲就和另外几个穷哥们儿到坎门岛去捕鱼，那地方没有人烟，离兵匪渔霸远一点，自己可以多赚点，但要偷偷摸摸地搞，不然，让人家知道了免不了还要一场灾难。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很不好过呀！我10岁就到海边去挖海蛎，搞了一点点，第二天到市场上去卖，换点白米吃吃，那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不能再穷的渔家，还要经常受到从前线溃逃下来的国民党匪兵的骚扰，他们抢这抢那，刮地皮一样，真是受不了。那时，我们穷人都说解放军好，天天盼着他们来解放咱们，可是，洞头岛这个地方却是解放得最晚。1949年、1951年、1952年，这三年解放了三次，最后一次才算是最后解放。记得那是1952年农历十二月十五，那天，战斗打得特别激烈，一直打到夜里10点多钟才算平息，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国民党兵都跑光了，解放军真地来了。那时，我才14岁，我激动得一边哭，一边在大街上疯喊：‘乡亲们，兄弟姐妹们，解放军来了，我们解放啦！快开门吧，给亲人烧水烧饭哪！’我那个高兴劲啊，今天想起来还直掉眼泪。当年我就带领姐妹们报名参加民兵连，组成一个女子民兵排。你可能要问，一个14岁的孩子懂得什么？说实话，当时就是凭着一个贫苦的渔家女对新政权的深厚感情，就是觉得咱穷人有了自己的天下，说啥也不能让反动派给颠覆了，就是把命搞丢了，也要去保护。那时刚刚解放，前线十分紧张，特别是我们洞头岛，离台湾非常近，划小船只需一个夜晚就能到达。因此，我们这里的敌情特别多，常有蒋匪特务登陆搞破坏。被打跑的伪保长陈占鳌、海匪黑风这些人，也经常回来捣乱。所以，当时不搞军民联防是绝对不行的。我们民兵和解放军一起站岗、放哨、修战壕，把海岛建成攻不破、打不垮的铜墙铁壁。1958年，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岛上的民兵连更加壮大起来。当时，我考虑男人经常出海，岛上实际只有一个女子民兵排在工作，所以，就想组建一个女了民兵连。恰好1960年，我去北京参加全国民兵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我向有关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批准。毛主席非常欣赏我的建议，不但与我合影，而且还奖给我一把枪。女同志出来当民兵，一些家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不体面，有公婆阻挠的，有父母干涉的，就像你们看的那部电影里描写的一样，但是姐妹们硬是顶住了压力，120人的女子民兵连成立了。当时，蒋介石天天叫嚣要返攻大陆，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白天劳动，晚上巡逻，没有一天睡好觉。我们抓获了一批又一批台湾特务，陈占鳌、黑风这些人也被我们镇压了。所以，中央领导、南京军区领导都非常重视我们女子民兵连，并把我们树为全国的一面旗帜。毛主席三次接见我，鼓励我把女子民兵连的事情办好。后来南京军区的作家黎汝清来岛上采访我，和我一起工作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出了长篇小说《海岛女民兵》，由于你们辽宁的刘兰芳在电台播讲，还引起了一点轰动。1968年，谢铁骊又来搞电影，演员吴海燕也来体验生活，他们在洞头岛拍了些镜头，后来嫌洞头的海滩小，就到福建去拍了。电影拍成以后，‘四人帮’硬说违背‘三突出’原则，不让放映。特别是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秉承江青的旨意将一场艺术之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把导演谢铁骊整治了22个月。后来毛主席知道了，并作了批示，电影《海霞》才得以公映。”
记者问：“您在这场风波中有没有受到冲击？”
“怎么没有？造反派乘机冲击民兵连，说我是假典型，就连毛主席奖给我的枪也说成是黑枪。他们一天批斗我好几场，毒打我，从楼上推到楼下，这就是1972年的事情。其实，他们是想以我们女子民兵连为突破口，搞南京军区，进一步搞垮许世友同志。他们要我站出来揭发许世友，被我拒绝。后来，我躲到南京军区司令部14个月，造反派又预谋到南京抓我，但他们只是说说，没有敢去。1976年，我回到温州，由于不肯说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由于替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学生们说几句公道话，又被他们把右腿给打折了。那真是人妖颠倒的年代！”
说到这里，她拿出珍藏的照片给记者看，有与毛主席的合影，有与邓小平及其亲属的合影，还有与迟浩田夫妇的合影。
记者问：“现在岛上还有民兵吗？”
“当然有！跟过去一样，站岗、放哨，去年还抓走私罪犯！我是1984年离开海岛，调到市里当人大副主任的，去年退休。我现在还经常回岛上，岛上老姐妹们也经常来看我，现在岛上成立了女子民兵连纪念馆，为的是教育后代孩子们。”
“汪老，您对今天的改革开放的形势怎样看？”
“当然是好的，温州的发展多快呀！当年那么多人流血牺牲，不就是为大家能过上好日子吗？但是我们要加强党的建设，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我非常赞成党中央的反腐败斗争。经济发展了，可是，我们有些干部却倒在了金钱里。群众有意见，而且大得很。前段时间，我真替国家担心，怕让腐败分子给搞坏了。现在好了，终于开始割这些毒瘤了。这我就放心了，作为老同志，我就是盼望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我今年58岁了，可我觉得身体还行，有机会我还要走向社会，再为国家献把力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