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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飞兵雄风扫狂虏——电影《奇袭》中方勇的原型张魁印回忆奇袭之夜
1950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向侵朝美军发起了第二次反击战役，这是一次扭转朝鲜战局的决定性战役。
关于这次战役，在作家赵臆鸿的《38军传奇——梁兴初与万岁军征战纪实》中这样写道：
11月24日夜里，梁兴初派人把军侦察科科长张魁印叫到指挥部，劈头就问：
“敢不敢给我插到敌后去？”
“有啥不敢？”张魁印胸有成竹地说。
“准备好了吗？”
“就等着出发令啦。先遣队是由军侦察科的113师侦察连组成的，个个都是硬汉子，军长放心吧！”
“你们要携带电台，沿途向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要插到德川以南的武陵里，炸毁大同江上的公路桥，时间不得迟于26日早8点！”
“是，炸毁武陵桥！”
“具体穿插要求和注意问题让江副军长跟你交代，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24日夜晚，这支精悍的队伍在张魁印带领下出发了，他们化装成伪军，巧妙地通过敌军的重重关卡，一路上创造了数十起惊心动魄的故事，终于在26日早晨7点20分，让一声巨响冲天而起，使伪7师南逃的必经之路武陵桥断为两截！
若干年后，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以这次战例为素材，拍摄了一部故事影片，那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奇袭》……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著名演员张勇手饰演的那个气宇轩昂的方勇，“老子是美8军5师的！”影片里，他这样怒斥盘问的李承晚伪军。
于是，我打电话给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勇手，询问张魁印的情况，回答是：“那部影片是根据一军教片拍摄的，听说有个张魁印，但没见过。现在就更不清楚了。你不妨去38军找有关同志问问，他们能知道。”
于是，我来到38军的驻地保定，一位离休的副军长说：“张魁印在哈尔滨，离休前是黑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现在和我一样，在家安度晚年。”
在一个落雪的早晨，我走进哈尔滨市文庙街省军区干休所的院内，敲开那座小白楼的一扇门，迎出来的是老英雄的妻子迟秀琴。
“他刚出去，送孙女上幼儿园，您进来等吧。”老人是大连人，对我这个来自辽宁的记者表现了格外的热情。又是削苹果，又是倒茶。她不像是个健谈的人，但她今天对家乡人谈得却是不少，她说，她也是个志愿军战士，当年在志愿军司令部做打字员。张魁印在打完四次战役之后，调到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工作。从此两人相识并相爱，1954年结婚。可张魁印却从来没有对她提过自己的事，“我不知道他还有那段故事。后来我听部队家属院的姐妹们说的，有部电影写的是我家老张，我还以为是《奇袭白虎团》呢。60年代看了《奇袭》，才知道那是两回事，老张这人从不对外讲自己的事。我问他，他只是哼哼哈哈的，他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战功。”她说她1955年转业到地方的电子研究所，两个独生子一个女儿都在部队工作，大儿子已是团职干部。
正说着，张魁印老人回来了。他和电影里那个高大魁梧的方勇迥然不同，他个子不高，相貌也并不怎么英俊，但他很健壮，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超人的智慧。“我是一员儒将！”那目光这样向人证明。在我接受这目光的时候，耳边响起了沈阳军区一位领导同志的话：“张魁印是那个年代我军基层指挥员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加之，他本人的勤奋刻苦，使他具有一定的军事思想。他现在是沈阳军区军事艺术委员会委员。”
“请坐！”老英雄声音十分洪亮，尽管已是72岁的老人，但一举一动都还是军人的气派，即有力度，富于节奏。“《奇袭》那部电影我看了以后，感觉还可以，有的地方拍得很精彩，但也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没拍出来。”“那么，张老，您就讲讲那些没拍出来的精彩故事吧。”“好吧，我给你讲讲！”
那次我们出去承担穿插奇袭任务的，是一个侦察支队，是由军部侦察连（欠一个班）、113师侦察连全部，两个工兵排组成的。我是支队长兼政委，113师侦察科的周文礼为副支队长，我们俩是老搭档，抗日的时候就在一起。加上医务人员，朝鲜语和英语翻译，还有13名朝鲜同志，我们一共是323人。带了一部电台，600公斤炸药，每人4颗手榴弹，子弹要求带充足，至少是一个基数。各连还为机枪、炮多带了部分弹药。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就是在二次战役的前夕，从我军正面上去，选择敌人的间隙，插入敌后，查明沿途敌情、道路情况，务必于26日8时炸毁武陵桥，在电影里被改成康平桥。造成敌人后方的混乱，配合主力部队歼灭德川地区的伪7师。
我们38军是二次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由于在第一次战役中我们军过于慎重，打得不够理想，所以，挨了彭总的严厉批评。我们的军长梁兴初这次决心打个翻身仗。他对志愿军司令部领导讲“德川38军包了！25日发起进攻，26日结束战斗！”并且表态：“军中无戏言！”
所以，我感到我们支队担子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肩负着3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
那天夜里10点，我带队向敌人前沿摸去。我们是在山沟里行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只有利用射击发出的火光观察敌情和道路。113师的侦察连为前卫，军部侦察连和工兵排跟进。大家飞速前进，绕过了敌人重重警戒和游动哨，很快插进敌人前沿，又向浦洞奔去。浦洞是敌伪7师和伪8师的结合部，我们要炸武陵桥必须从这里穿插过去。因为两个部队的结合部往往是警戒最松散的地方，所以我们军长就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划了一个红箭头。我们路过浦洞时，实际上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了，公路两侧敌人的的营房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但敌人没有注意我们，或许注意了，但没有看出破绽。迎面开来的敌人的数辆军车，还主动地给我们让路呢！我们表面轻松，但心里的弦却绷得很紧，枪膛里上了顶门火，袖筒里放着手榴弹，随时准备应战。我们的原则是：途中不恋战、不贪利、走则快，打则猛。
我们穿过浦洞，又迅速越过天然障碍大同江。
路上，我们捉了敌人的一个散兵，这家伙还以为我们是他们的部队呢！他交待说：“前面有联合军，兵力不小……”果然，在前进中，发现路右侧有一处房子，屋内灯火通明，门口竖着一面伪国旗。敌人一哨兵在路中央，为防止他发现我们的什么漏洞，我们故意把他挤到路旁沟内，可那家伙上来后仍然继续盯着我们。军部侦察连一班长郭兴运为防敌人突袭，率领一名战士到附近警戒，里面的敌人听到外面有动静，就有人持枪出来。郭兴运先开了火，以猛烈的冲锋枪、手榴弹火力，十分钟后，解决战斗。敌人约一个排大部分被歼，少数逃跑。但郭兴运同志光荣牺牲。他临终前把身上的全部钱交给指导员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刚才还活蹦乱跳地和大家一起前进，现在却倒下了，大家震动很大。郭兴运同志的牺牲激起了全支队干部战士对敌人的刻骨仇恨。黑夜里，大家齐声喊：“要为小郭报仇！”电影里小豆豆，取的就是这个细节。
部队行进到莫滩里，又遇上了敌人，敌人已经有所准备，他们可能从刚才逃敌那里得到情报，于是见了我们就开枪。
当时，我断定已不能从这里通过，就决定带部队夺路前进。于是，我命大家向东登上高692公尺的杨柳峰，准备争取主动，依托山峰在山路上和敌人周旋，继续向德川方向前进。在山上，我命通迅员向军部发报，把沿路的情况向军首长报告。很快就接到梁兴初军长的勉励和新的指示。
25日上午，我们在杨柳峰上掩埋了郭兴运同志，并开了追悼会。之后，继续夺路前进。
山里，树木参天遮云蔽日，伸手不见五指，加之怪石嶙峋、荆棘密布，几乎无路可走。大家只凭借指北针和地图，时而山顶，时而峡谷，艰难地行走，速度始终没有减。大家心里只有三个字：“武陵桥！武陵桥！”
深夜，我们终于来到前进路上的最后一个屏障——后仙游峰前，该山峰高1105.1公尺，坡度一般在70度以上，翻过去就是武陵里。
我们在路边发现一所小草房，我命令一战士去找向导。屋里仅有一位白发老汉带一少女。当时老人卧病在床，可一听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来问路，当时披衣下床，要送我们过山。
同志们这时都饿得饥肠辘辘，渴得嗓子直冒烟，两腿也迈不动步了。可一看到朝鲜老人那义无返顾的劲头，啥都记了，继续顽强地跋涉。5个小时后，终于爬上了后仙游峰东侧的鞍部。脚下就是预定地点了，下山总比上山快，11月26日晨5时终于到达武陵里。此刻，离军首长规定的炸桥的最迟时间还有3小时。
武陵里位于后仙游峰西一条东西向的山沟里，沟口正值奔流南下的大同江。沿江东岸有德川去顺川的主要交通干线，并行的铁路和公路桥跨在沟底河口上，这就是武陵桥。在桥的附近、大同江西岸是悬崖绝壁高耸入云，所以，这座桥就构成了德川去顺川的咽喉。桥头筑有碉堡、营舍、铁丝网、敌军60余人守卫在这里。
部队行进到这里已经到了目的地，下一步就是炸桥。可是同志们实在是太疲劳了，连续行军作战40小时以上，其间仅仅休息4个小时，没吃到热饭，连冷水也没喝到。到了目的地，本应稍稍休息一下，可是我们不能！“8时前完成炸桥任务！”这个铁的命令，时刻在每个人的耳边震响。
这时，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郭兴运同志牺牲外，没有掉队的，也没有伤亡的。我稍稍提高了一下嗓门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到这里已经完成了一半，还有另一半最重要的炸桥，现在还有两个多小时，毛主席、祖国人民、军首长正在等待我们的胜利消息，我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祖国的好儿子，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听到胜利的爆炸声！”那时候，我们的心情你们今天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在国外作战，一听到毛主席，一听到祖国人民这样的词儿，马上就会掉下眼泪，浑身就会发出无穷的力量。果然，战士们听到这里，都来了精神头儿，“刷”地从地上站起来，齐声说：“请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决不会给毛主席、祖国人民丢脸，就是死了，也要把桥炸掉！”
于是，我布置113师侦察连以准备应付炸桥的情况为主，同时，要准备必要时打守桥之敌或炸桥，除一部分人做准备工作外，主力赶紧吃饭。军部侦察连除一个排担任来路方向的警戒、保卫电台外，其余都去打守桥敌人，炸毁武陵桥，并做好准备阻击南逃北援之敌。
命令下达后，军部侦察连长张思胜、指导员薛成高开始分工。薛指导员率三排警戒来路，守卫电台；四、六两个班执行炸桥任务；五班沿桥北头向上，从正面攻击敌人；一排主力从北山向西，断敌退路，两路夹击，歼灭守桥之敌，掩护炸桥。
当时，正是早晨6点多钟，守桥敌人60余人正在起床洗漱，桥头警戒发现我们运动的部队时，距离只剩100多米了，他们慌忙朝这边放了两枪，连碉堡也没来得及进去，就被我们的战士打死了。我们的部队奋勇向上，敌人一时不知所措四处溃逃，除伤亡、被俘外，少数散入北山。六班副班长姜兴玉率爆破组飞速奔向大桥。桥墩很高，有5米左右，战士们拿出软梯和树干还是不够长，为抢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前面，他们采取人叠人的办法，硬是把160公斤的炸药稳稳地放在了桥墩上，并连接好火具。
这时，支队的全体指战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爆破组的佳音，心悬得老高老高。
在六班奔往大桥的同时，三班长刘振率全班迅速渡河，向南去在公路两侧，占领了有利地形，其余各部也都控制了桥北路旁的制高点。
突然，由南面开来大汽车5辆，满载弹药，试图送往德川前线。汽车刚上武陵桥，就听“轰”的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桥和先头汽车一齐被炸上了半空，化为一个巨大的黑烟柱。
大家的心都落了地，这一声是我们第二次战役胜利的佳音。
我低头一看手表，正是11月26日7时20分。
提前完成了任务，我太高兴啦！于是，我就端着枪从制高点向下冲去，和战士们一起攻打南逃的汽车、坦克。敌人数十架喷气式飞机由南边飞来，见地面乱成一团，黑烟腾空，即向公路和山上敌人反复扫射轰炸，敌人被他们自己人打得死伤惨重。
这时，我命令山顶上守电台的参谋秦刚向军部发报，报告桥已炸断的胜利消息。梁兴初军长问：“你们经理干什么呢？”当时为防敌人窃听，我和副队长周文礼在无线电话中不称队长副队长，而称经理副经理。秦刚回答：“他在前面跟敌人干上了。”又问：“前面情况怎样？”答：“打得很激烈！”刚说到这里，一颗炮弹打坏了无线电，联络中断。也就在这时候，一股敌人向秦刚他们所在的山顶攻击。秦刚带人组织反攻，我113师三排迂回到敌人侧后堵击，两下一夹，俘敌30余人，其余向北逃去。
武陵桥这个咽喉被我们紧紧扼住，南逃的北援的敌人都过不来，对我们38军顺利全歼伪7师起了重大作用。入夜的时候，武陵桥南北两面，大同江东西岸，都是一片火海。
这时，秦刚他们修好了无线电继续向总部汇报，梁兴初军长第一句话就是：“刚才怎么搞的？我替你们担心呢！”我回答：“报告首长，刚才是天线被打坏了！现在我们已胜利完成炸桥阻击任务！”梁兴初军长非常高兴，立即指示我取道龙源里，直插新安川以南地区，查明情况，断敌后路！
这样，我率部队又继续向前走了4个昼夜，又炸了两座桥，又打了3个漂亮的阻击战。
二次战役结束后，我们走了一个礼拜，才靠近军部。半路上遇到114师师长翟忠禹，他说：“你们这回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刚从军部回来，志愿军司令部通报表扬你们了，彭总还说38军万岁呢！”回到军部，梁兴初军长见了我，上来就是一巴掌，大声大气地说：“嘿，好家伙！你们这回真行啊，把敌人搞了个一塌糊涂，志愿军司令部给你记了一等功！通报嘉奖！”大长脸笑得溜圆，像个孩子似的。那时官兵之间的关系真是亲兄弟一样，你看梁兴初骂起人来像个凶神，可是你有了成绩，他比你还高兴，反过来他也会狠狠地骂自己。彭总也是一样。关键时刻，他真像疼亲兄弟一样疼你啊，他说，电话突然中断，他紧张坏了，生怕我们出事。那是真感情啊！
这位张魁印老人滔滔不绝谈了一个多小时，把整个穿插炸桥讲得有声有色，但也只是讲战士们如何如何勇敢，惟独不谈自己。经我再三询问，老人家才勉强谈了自己的经历。
“我是山西平遥人，出身贫农。从小父母口挪肚攒地供我上学。16岁那一年，高小快毕业，赶上芦沟桥事变，我就在学校里搞抗日宣传。1937年参加晋绥新军，并加入了共产党的进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皖南事变后，到115师晋西独立第一支队一团，在教导处当学员。1939年到1940年间转移到山东，途中毕业，留在115师教导2、4团当测绘员。后来又当侦察排长、见习参谋、参谋。日本投除后，4团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后来又改为第四野战军2师4团，这时我任2师参谋。东北解放后随军南下，后来又到河南驻扎，这时我调到军部当侦察科长。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朝鲜四次战役结束后，调到志愿军司令部情报科当副科长，后跟梁兴初到‘西海岸部队指挥部’当情报科长，后来又到50军军部作训处当处长。接着又被梁兴初调回38军，送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学3年。1965年调到黑龙江省军区任副参谋长，直到离休。一生也得那么12块奖章，一等功勋章、二级国际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人的天职。”
“后来您又见到梁兴初将军了吗？”我问。
“‘文革’梁将军落难了，那些年一直没见到。‘文革’后梁将军复出，特意带家属到黑龙江，见了我，是老泪纵横啊，战友情啊，说不清楚！梁兴初将军是我见到的真正虎将，真正咬钢嚼铁的硬汉。他也是我们中国军事史上杰出的人才，了不得！我在他身上学了不少的东西，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战都受益不浅！”老人讲到这里，很动感情。深邃的目光里，似乎又出现了硝烟、战火、枪炮之声，还有生死与共的战友们。
最后他告诉我：“我最喜欢看《三国演义》，当军事教材片来研究，我到底还是个军人哪！”
关于这次战役，在作家赵臆鸿的《38军传奇——梁兴初与万岁军征战纪实》中这样写道：
11月24日夜里，梁兴初派人把军侦察科科长张魁印叫到指挥部，劈头就问：
“敢不敢给我插到敌后去？”
“有啥不敢？”张魁印胸有成竹地说。
“准备好了吗？”
“就等着出发令啦。先遣队是由军侦察科的113师侦察连组成的，个个都是硬汉子，军长放心吧！”
“你们要携带电台，沿途向指挥部报告敌情、地形，要插到德川以南的武陵里，炸毁大同江上的公路桥，时间不得迟于26日早8点！”
“是，炸毁武陵桥！”
“具体穿插要求和注意问题让江副军长跟你交代，一定要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24日夜晚，这支精悍的队伍在张魁印带领下出发了，他们化装成伪军，巧妙地通过敌军的重重关卡，一路上创造了数十起惊心动魄的故事，终于在26日早晨7点20分，让一声巨响冲天而起，使伪7师南逃的必经之路武陵桥断为两截！
若干年后，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以这次战例为素材，拍摄了一部故事影片，那就是后来家喻户晓的《奇袭》……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著名演员张勇手饰演的那个气宇轩昂的方勇，“老子是美8军5师的！”影片里，他这样怒斥盘问的李承晚伪军。
于是，我打电话给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张勇手，询问张魁印的情况，回答是：“那部影片是根据一军教片拍摄的，听说有个张魁印，但没见过。现在就更不清楚了。你不妨去38军找有关同志问问，他们能知道。”
于是，我来到38军的驻地保定，一位离休的副军长说：“张魁印在哈尔滨，离休前是黑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现在和我一样，在家安度晚年。”
在一个落雪的早晨，我走进哈尔滨市文庙街省军区干休所的院内，敲开那座小白楼的一扇门，迎出来的是老英雄的妻子迟秀琴。
“他刚出去，送孙女上幼儿园，您进来等吧。”老人是大连人，对我这个来自辽宁的记者表现了格外的热情。又是削苹果，又是倒茶。她不像是个健谈的人，但她今天对家乡人谈得却是不少，她说，她也是个志愿军战士，当年在志愿军司令部做打字员。张魁印在打完四次战役之后，调到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工作。从此两人相识并相爱，1954年结婚。可张魁印却从来没有对她提过自己的事，“我不知道他还有那段故事。后来我听部队家属院的姐妹们说的，有部电影写的是我家老张，我还以为是《奇袭白虎团》呢。60年代看了《奇袭》，才知道那是两回事，老张这人从不对外讲自己的事。我问他，他只是哼哼哈哈的，他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战功。”她说她1955年转业到地方的电子研究所，两个独生子一个女儿都在部队工作，大儿子已是团职干部。
正说着，张魁印老人回来了。他和电影里那个高大魁梧的方勇迥然不同，他个子不高，相貌也并不怎么英俊，但他很健壮，目光里流露出一种超人的智慧。“我是一员儒将！”那目光这样向人证明。在我接受这目光的时候，耳边响起了沈阳军区一位领导同志的话：“张魁印是那个年代我军基层指挥员中少有的知识分子，加之，他本人的勤奋刻苦，使他具有一定的军事思想。他现在是沈阳军区军事艺术委员会委员。”
“请坐！”老英雄声音十分洪亮，尽管已是72岁的老人，但一举一动都还是军人的气派，即有力度，富于节奏。“《奇袭》那部电影我看了以后，感觉还可以，有的地方拍得很精彩，但也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没拍出来。”“那么，张老，您就讲讲那些没拍出来的精彩故事吧。”“好吧，我给你讲讲！”
那次我们出去承担穿插奇袭任务的，是一个侦察支队，是由军部侦察连（欠一个班）、113师侦察连全部，两个工兵排组成的。我是支队长兼政委，113师侦察科的周文礼为副支队长，我们俩是老搭档，抗日的时候就在一起。加上医务人员，朝鲜语和英语翻译，还有13名朝鲜同志，我们一共是323人。带了一部电台，600公斤炸药，每人4颗手榴弹，子弹要求带充足，至少是一个基数。各连还为机枪、炮多带了部分弹药。
我们的任务很艰巨，就是在二次战役的前夕，从我军正面上去，选择敌人的间隙，插入敌后，查明沿途敌情、道路情况，务必于26日8时炸毁武陵桥，在电影里被改成康平桥。造成敌人后方的混乱，配合主力部队歼灭德川地区的伪7师。
我们38军是二次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由于在第一次战役中我们军过于慎重，打得不够理想，所以，挨了彭总的严厉批评。我们的军长梁兴初这次决心打个翻身仗。他对志愿军司令部领导讲“德川38军包了！25日发起进攻，26日结束战斗！”并且表态：“军中无戏言！”
所以，我感到我们支队担子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肩负着38军这支英雄部队的荣誉。
那天夜里10点，我带队向敌人前沿摸去。我们是在山沟里行走，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只有利用射击发出的火光观察敌情和道路。113师的侦察连为前卫，军部侦察连和工兵排跟进。大家飞速前进，绕过了敌人重重警戒和游动哨，很快插进敌人前沿，又向浦洞奔去。浦洞是敌伪7师和伪8师的结合部，我们要炸武陵桥必须从这里穿插过去。因为两个部队的结合部往往是警戒最松散的地方，所以我们军长就在地图上的这个位置划了一个红箭头。我们路过浦洞时，实际上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了，公路两侧敌人的的营房里，灯火通明，人声嘈杂。但敌人没有注意我们，或许注意了，但没有看出破绽。迎面开来的敌人的数辆军车，还主动地给我们让路呢！我们表面轻松，但心里的弦却绷得很紧，枪膛里上了顶门火，袖筒里放着手榴弹，随时准备应战。我们的原则是：途中不恋战、不贪利、走则快，打则猛。
我们穿过浦洞，又迅速越过天然障碍大同江。
路上，我们捉了敌人的一个散兵，这家伙还以为我们是他们的部队呢！他交待说：“前面有联合军，兵力不小……”果然，在前进中，发现路右侧有一处房子，屋内灯火通明，门口竖着一面伪国旗。敌人一哨兵在路中央，为防止他发现我们的什么漏洞，我们故意把他挤到路旁沟内，可那家伙上来后仍然继续盯着我们。军部侦察连一班长郭兴运为防敌人突袭，率领一名战士到附近警戒，里面的敌人听到外面有动静，就有人持枪出来。郭兴运先开了火，以猛烈的冲锋枪、手榴弹火力，十分钟后，解决战斗。敌人约一个排大部分被歼，少数逃跑。但郭兴运同志光荣牺牲。他临终前把身上的全部钱交给指导员交了最后一次党费。刚才还活蹦乱跳地和大家一起前进，现在却倒下了，大家震动很大。郭兴运同志的牺牲激起了全支队干部战士对敌人的刻骨仇恨。黑夜里，大家齐声喊：“要为小郭报仇！”电影里小豆豆，取的就是这个细节。
部队行进到莫滩里，又遇上了敌人，敌人已经有所准备，他们可能从刚才逃敌那里得到情报，于是见了我们就开枪。
当时，我断定已不能从这里通过，就决定带部队夺路前进。于是，我命大家向东登上高692公尺的杨柳峰，准备争取主动，依托山峰在山路上和敌人周旋，继续向德川方向前进。在山上，我命通迅员向军部发报，把沿路的情况向军首长报告。很快就接到梁兴初军长的勉励和新的指示。
25日上午，我们在杨柳峰上掩埋了郭兴运同志，并开了追悼会。之后，继续夺路前进。
山里，树木参天遮云蔽日，伸手不见五指，加之怪石嶙峋、荆棘密布，几乎无路可走。大家只凭借指北针和地图，时而山顶，时而峡谷，艰难地行走，速度始终没有减。大家心里只有三个字：“武陵桥！武陵桥！”
深夜，我们终于来到前进路上的最后一个屏障——后仙游峰前，该山峰高1105.1公尺，坡度一般在70度以上，翻过去就是武陵里。
我们在路边发现一所小草房，我命令一战士去找向导。屋里仅有一位白发老汉带一少女。当时老人卧病在床，可一听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来问路，当时披衣下床，要送我们过山。
同志们这时都饿得饥肠辘辘，渴得嗓子直冒烟，两腿也迈不动步了。可一看到朝鲜老人那义无返顾的劲头，啥都记了，继续顽强地跋涉。5个小时后，终于爬上了后仙游峰东侧的鞍部。脚下就是预定地点了，下山总比上山快，11月26日晨5时终于到达武陵里。此刻，离军首长规定的炸桥的最迟时间还有3小时。
武陵里位于后仙游峰西一条东西向的山沟里，沟口正值奔流南下的大同江。沿江东岸有德川去顺川的主要交通干线，并行的铁路和公路桥跨在沟底河口上，这就是武陵桥。在桥的附近、大同江西岸是悬崖绝壁高耸入云，所以，这座桥就构成了德川去顺川的咽喉。桥头筑有碉堡、营舍、铁丝网、敌军60余人守卫在这里。
部队行进到这里已经到了目的地，下一步就是炸桥。可是同志们实在是太疲劳了，连续行军作战40小时以上，其间仅仅休息4个小时，没吃到热饭，连冷水也没喝到。到了目的地，本应稍稍休息一下，可是我们不能！“8时前完成炸桥任务！”这个铁的命令，时刻在每个人的耳边震响。
这时，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郭兴运同志牺牲外，没有掉队的，也没有伤亡的。我稍稍提高了一下嗓门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到这里已经完成了一半，还有另一半最重要的炸桥，现在还有两个多小时，毛主席、祖国人民、军首长正在等待我们的胜利消息，我们是毛主席的好战士，祖国的好儿子，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听到胜利的爆炸声！”那时候，我们的心情你们今天的年轻人是体会不到的，在国外作战，一听到毛主席，一听到祖国人民这样的词儿，马上就会掉下眼泪，浑身就会发出无穷的力量。果然，战士们听到这里，都来了精神头儿，“刷”地从地上站起来，齐声说：“请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决不会给毛主席、祖国人民丢脸，就是死了，也要把桥炸掉！”
于是，我布置113师侦察连以准备应付炸桥的情况为主，同时，要准备必要时打守桥之敌或炸桥，除一部分人做准备工作外，主力赶紧吃饭。军部侦察连除一个排担任来路方向的警戒、保卫电台外，其余都去打守桥敌人，炸毁武陵桥，并做好准备阻击南逃北援之敌。
命令下达后，军部侦察连长张思胜、指导员薛成高开始分工。薛指导员率三排警戒来路，守卫电台；四、六两个班执行炸桥任务；五班沿桥北头向上，从正面攻击敌人；一排主力从北山向西，断敌退路，两路夹击，歼灭守桥之敌，掩护炸桥。
当时，正是早晨6点多钟，守桥敌人60余人正在起床洗漱，桥头警戒发现我们运动的部队时，距离只剩100多米了，他们慌忙朝这边放了两枪，连碉堡也没来得及进去，就被我们的战士打死了。我们的部队奋勇向上，敌人一时不知所措四处溃逃，除伤亡、被俘外，少数散入北山。六班副班长姜兴玉率爆破组飞速奔向大桥。桥墩很高，有5米左右，战士们拿出软梯和树干还是不够长，为抢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前面，他们采取人叠人的办法，硬是把160公斤的炸药稳稳地放在了桥墩上，并连接好火具。
这时，支队的全体指战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爆破组的佳音，心悬得老高老高。
在六班奔往大桥的同时，三班长刘振率全班迅速渡河，向南去在公路两侧，占领了有利地形，其余各部也都控制了桥北路旁的制高点。
突然，由南面开来大汽车5辆，满载弹药，试图送往德川前线。汽车刚上武陵桥，就听“轰”的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桥和先头汽车一齐被炸上了半空，化为一个巨大的黑烟柱。
大家的心都落了地，这一声是我们第二次战役胜利的佳音。
我低头一看手表，正是11月26日7时20分。
提前完成了任务，我太高兴啦！于是，我就端着枪从制高点向下冲去，和战士们一起攻打南逃的汽车、坦克。敌人数十架喷气式飞机由南边飞来，见地面乱成一团，黑烟腾空，即向公路和山上敌人反复扫射轰炸，敌人被他们自己人打得死伤惨重。
这时，我命令山顶上守电台的参谋秦刚向军部发报，报告桥已炸断的胜利消息。梁兴初军长问：“你们经理干什么呢？”当时为防敌人窃听，我和副队长周文礼在无线电话中不称队长副队长，而称经理副经理。秦刚回答：“他在前面跟敌人干上了。”又问：“前面情况怎样？”答：“打得很激烈！”刚说到这里，一颗炮弹打坏了无线电，联络中断。也就在这时候，一股敌人向秦刚他们所在的山顶攻击。秦刚带人组织反攻，我113师三排迂回到敌人侧后堵击，两下一夹，俘敌30余人，其余向北逃去。
武陵桥这个咽喉被我们紧紧扼住，南逃的北援的敌人都过不来，对我们38军顺利全歼伪7师起了重大作用。入夜的时候，武陵桥南北两面，大同江东西岸，都是一片火海。
这时，秦刚他们修好了无线电继续向总部汇报，梁兴初军长第一句话就是：“刚才怎么搞的？我替你们担心呢！”我回答：“报告首长，刚才是天线被打坏了！现在我们已胜利完成炸桥阻击任务！”梁兴初军长非常高兴，立即指示我取道龙源里，直插新安川以南地区，查明情况，断敌后路！
这样，我率部队又继续向前走了4个昼夜，又炸了两座桥，又打了3个漂亮的阻击战。
二次战役结束后，我们走了一个礼拜，才靠近军部。半路上遇到114师师长翟忠禹，他说：“你们这回任务完成得很好！我们刚从军部回来，志愿军司令部通报表扬你们了，彭总还说38军万岁呢！”回到军部，梁兴初军长见了我，上来就是一巴掌，大声大气地说：“嘿，好家伙！你们这回真行啊，把敌人搞了个一塌糊涂，志愿军司令部给你记了一等功！通报嘉奖！”大长脸笑得溜圆，像个孩子似的。那时官兵之间的关系真是亲兄弟一样，你看梁兴初骂起人来像个凶神，可是你有了成绩，他比你还高兴，反过来他也会狠狠地骂自己。彭总也是一样。关键时刻，他真像疼亲兄弟一样疼你啊，他说，电话突然中断，他紧张坏了，生怕我们出事。那是真感情啊！
这位张魁印老人滔滔不绝谈了一个多小时，把整个穿插炸桥讲得有声有色，但也只是讲战士们如何如何勇敢，惟独不谈自己。经我再三询问，老人家才勉强谈了自己的经历。
“我是山西平遥人，出身贫农。从小父母口挪肚攒地供我上学。16岁那一年，高小快毕业，赶上芦沟桥事变，我就在学校里搞抗日宣传。1937年参加晋绥新军，并加入了共产党的进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皖南事变后，到115师晋西独立第一支队一团，在教导处当学员。1939年到1940年间转移到山东，途中毕业，留在115师教导2、4团当测绘员。后来又当侦察排长、见习参谋、参谋。日本投除后，4团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后来又改为第四野战军2师4团，这时我任2师参谋。东北解放后随军南下，后来又到河南驻扎，这时我调到军部当侦察科长。后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朝鲜四次战役结束后，调到志愿军司令部情报科当副科长，后跟梁兴初到‘西海岸部队指挥部’当情报科长，后来又到50军军部作训处当处长。接着又被梁兴初调回38军，送我到南京军事学院学3年。1965年调到黑龙江省军区任副参谋长，直到离休。一生也得那么12块奖章，一等功勋章、二级国际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为祖国为人民而战，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军人的天职。”
“后来您又见到梁兴初将军了吗？”我问。
“‘文革’梁将军落难了，那些年一直没见到。‘文革’后梁将军复出，特意带家属到黑龙江，见了我，是老泪纵横啊，战友情啊，说不清楚！梁兴初将军是我见到的真正虎将，真正咬钢嚼铁的硬汉。他也是我们中国军事史上杰出的人才，了不得！我在他身上学了不少的东西，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战都受益不浅！”老人讲到这里，很动感情。深邃的目光里，似乎又出现了硝烟、战火、枪炮之声，还有生死与共的战友们。
最后他告诉我：“我最喜欢看《三国演义》，当军事教材片来研究，我到底还是个军人哪！”
